第三節 南詔的社會性質
關於南詔社會性質的問題，向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歧義頗多。其中爭論最為激烈的，是奴隸製論和封建製論二種觀點。還有的則認為，南詔社會“既有掠奪人口財物的奴隸製色彩，也能看到農村公社成員農奴化的封建部分，同時，還保存著原始社會痕跡。又麗水、開南二節度轄區及永昌節度部分轄區內的各民族大抵仍處於原始社會末期。因此，是奴隸製，抑或是封建製，大局未定。走向何方取決於其後的發展。因此，過渡無疑是南詔前期社會的基本特征”。
其實，無論是奴隸製論還是封建製論，均是從社會形態的角度對南詔的生產關係進行考察，並且受社會發展單一直線運動思維模式的影響較深，而爭論和分歧的產生，也往往基於對史料的掌握和理解角度的差別上。但是，爭論的產生，也從反麵印證了南詔多種經濟因素並存的事實，如果僅僅是單一生產關係的話，也就無所謂奴隸、封建之說。由於南詔境內各部族、各部落的社會形態不同，南詔不可能建立一種統一的生產關係模式，在南詔統治較為穩定的地區亦是如此。在本書第六章第二部分有關洱海十區的論述中，我們就看到了南詔既有突破部落界限的社會組織結構，也看到了對原始部落殘餘的適應，如有關南詔中後期的曆史記載中，有關“管諸賧大首領”、“諸部落首領”的記載，決不當是一般的語言描述，而是透露了即便在處於國家化進程中的洱海地區，仍有部落殘餘的情形。這一切，與南詔國的橫空出世有莫大關係。因為，南詔是在唐朝與吐蕃外力擠壓下催生的產物，在政權組織形式從部落聯盟迅速向國家轉化的過程中，南詔國新的政治經濟製度，特別是受內地封建王朝影響而建立的這種製度，不可能脫離原有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對唐朝製度實行簡單模仿。所以在南詔統治中心區域，我們確實看到奴隸製因素的存在，也看到封建因素的表現。多種經濟形式並存是南詔社會發展的特點，以“過渡”一詞作為對其特點的描述，當是妥當的。
早在南詔出現之前，遠溯至青銅時代，雲南不但廣泛盛行和發展著奴隸製經濟，而且奴隸製莊園普遍盛行奴隸集體耕作製度。及至南詔建國前期，洱海地區奴隸製生產關係的記載依然有據可尋，並且，例如唐睿宗景雲年間（公元710～711年），鄧賧詔及其附近的部落叛變，姚州都督李蒙於開元元年（公元713年）率兵進討失敗，判官郭仲翔等即被俘為奴隸，並先後被轉賣四次，經十年最後被其友吳保安重金贖歸，吳保安在回嶲州時還購得女奴隸十人。南詔建國後，又有大量人口掠奪的文獻記載。公元756年南詔進兵越巂，“都督見擒，兵士盡虜”，俘掠的“子女玉帛百裏塞途”，連西瀘縣令鄭回也被俘。同期前後“西開尋傳”（今保山以西之地），所獲當地各族人口亦“係頸盈貫”。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詔攻入成都，“掠子女工伎數萬引而南”，乃至“自成都以南，越巂（今西昌）以北，八百裏之間，民畜為空”。公元832年（大和六年）進攻驃國，俘虜三千人。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攻破彌臣國，又俘獲三千人。大中十二年（公元856年）至鹹通七年（公元866年）間，先後進攻和占領安南都護府，“所殺擄且十五萬”。上述史實說明，南詔社會流行掠俘虜為奴。《冊府元龜》卷一六八說：“元和十三年四月，劍南西川奏：南詔請貢獻助軍牛羊奴婢等。帝發詔褒美，不令進獻。”把奴婢等同於牛羊進獻，也從一個側麵說明南詔奴隸人口的存在。
對於奴隸的勞動情況，《蠻書》卷七載：“蠻治山田，殊為精好。悉被城鎮蠻將差蠻官，遍令監守催促。如監守蠻乞酒飯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佃人，佃疆畛連延或三十裏。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收刈已畢，蠻官據佃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這是一條能說明南詔農業區奴隸製生產關係的典型材料。首先，奴隸在奴隸主的監督下進行艱苦的勞動，所得勞動產品除留下滿足生存必須的一部分外，其餘的全部歸南詔統治集團所有。其次，佃字未必是農民向地主或官府租種土地之義，“佃字應是賧或甸字的音寫，賧或甸意為平壩，故佃人不宜做佃農解釋。”
但是，對南詔奴隸的來源，目前較為可信的記載，也僅限於“掠俘為奴”之類，對於奴隸其他的來源，尚無更進一步的材料。有學者認為奴隸製在南詔，是“作為戰爭附屬物的極端形式”，並“由於戰爭在地區範圍的擴展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從奴隸大量被用於官府所經營的各種農業與手工業事業的情況來看，奴隸在南詔的使用當有一定數量和規模。由於史料原因，我們無法確切估算出奴隸勞動在南詔社會生產中的具體比重。因此僅就南詔有奴隸製存在的現象就認定南詔屬於奴隸社會性質，似乎略過於匆忙。
因為，《新唐書·南詔傳》又記載了南詔的另一種生產方式：“然專於農，無貴賤皆耕。不徭役，人歲輸米二鬥。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與之相應的，《蠻書》卷九說：“南俗務田農菜圃；戰鬥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征發，但下文書與村邑理人處，尅往來日月而已；其兵仗人各自賚。”“每出軍征，每蠻各攜糧米一五升，各攜魚脯，此外無供軍糧料者。”“專於農”的信息已經明確告訴我們，所描述的是固定從事農業生產的村社農民的生產情況，他們“不徭役”，即不承擔雜色役；“人歲輸米二鬥”，因此有剩餘的糧食可攜帶著從軍作戰。可見，村社作為南詔最基層的單位，是集行政、軍事、經濟於一體的社會組織，村社成員則成為擁有個體家庭經濟的農民。
這種生產關係是南詔實施授田製所產生的結果。南詔的授田製是建立在封建等級製度的基礎上的，南詔以征服獲取了土地的所有權，再由官僚的等級決定土地分配的多少。“上官授與四十雙，漢二頃也。上戶三十雙，漢一頃五十備。中戶下戶各有差降。”從而建立起封建依附及其義務的關係，形成各部族和村社“皆為南詔總之，攻戰亦召之”的封建社會結構。在土地依附關係的擴展中，原來的部落共同體和村社組織盡管得以保留其軀殼，但內部仍保留“無貴賤皆耕”的狀態，並已固著於土地而深陷於封建的依附網絡之中。“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的政策優惠更進一步把手工業者也固著於土地之上。學者們因此認為，“封建依附關係的擴展在南詔社會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經濟的封建化進程是其社會發展的主流趨向。”
所以，對南詔社會性質的認識，並不能僅僅以“奴隸製”或“封建製”進行片麵的概括。由於南詔社會發展進程的過渡性特征，以及南詔建國前多種經濟形式的存在，導致了諸多社會性質特征的同時並存。南詔社會的發展既受奴隸製經濟因素的影響，又受封建製經濟因素的影響，但總的來說，是向封建製的方向發展，隨著南詔社會經濟的進步，“貞元以後，即南詔後期，封建領主製似乎在南詔社會中逐漸居於主導地位。換言之，後期的南詔沒有走向奴隸社會”。
§§第六章 南詔境內的民族
其實，無論是奴隸製論還是封建製論，均是從社會形態的角度對南詔的生產關係進行考察，並且受社會發展單一直線運動思維模式的影響較深，而爭論和分歧的產生，也往往基於對史料的掌握和理解角度的差別上。但是，爭論的產生，也從反麵印證了南詔多種經濟因素並存的事實，如果僅僅是單一生產關係的話，也就無所謂奴隸、封建之說。由於南詔境內各部族、各部落的社會形態不同，南詔不可能建立一種統一的生產關係模式，在南詔統治較為穩定的地區亦是如此。在本書第六章第二部分有關洱海十區的論述中，我們就看到了南詔既有突破部落界限的社會組織結構，也看到了對原始部落殘餘的適應，如有關南詔中後期的曆史記載中，有關“管諸賧大首領”、“諸部落首領”的記載，決不當是一般的語言描述，而是透露了即便在處於國家化進程中的洱海地區，仍有部落殘餘的情形。這一切，與南詔國的橫空出世有莫大關係。因為，南詔是在唐朝與吐蕃外力擠壓下催生的產物，在政權組織形式從部落聯盟迅速向國家轉化的過程中，南詔國新的政治經濟製度，特別是受內地封建王朝影響而建立的這種製度，不可能脫離原有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對唐朝製度實行簡單模仿。所以在南詔統治中心區域，我們確實看到奴隸製因素的存在，也看到封建因素的表現。多種經濟形式並存是南詔社會發展的特點，以“過渡”一詞作為對其特點的描述，當是妥當的。
早在南詔出現之前，遠溯至青銅時代，雲南不但廣泛盛行和發展著奴隸製經濟，而且奴隸製莊園普遍盛行奴隸集體耕作製度。及至南詔建國前期，洱海地區奴隸製生產關係的記載依然有據可尋，並且，例如唐睿宗景雲年間（公元710～711年），鄧賧詔及其附近的部落叛變，姚州都督李蒙於開元元年（公元713年）率兵進討失敗，判官郭仲翔等即被俘為奴隸，並先後被轉賣四次，經十年最後被其友吳保安重金贖歸，吳保安在回嶲州時還購得女奴隸十人。南詔建國後，又有大量人口掠奪的文獻記載。公元756年南詔進兵越巂，“都督見擒，兵士盡虜”，俘掠的“子女玉帛百裏塞途”，連西瀘縣令鄭回也被俘。同期前後“西開尋傳”（今保山以西之地），所獲當地各族人口亦“係頸盈貫”。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詔攻入成都，“掠子女工伎數萬引而南”，乃至“自成都以南，越巂（今西昌）以北，八百裏之間，民畜為空”。公元832年（大和六年）進攻驃國，俘虜三千人。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攻破彌臣國，又俘獲三千人。大中十二年（公元856年）至鹹通七年（公元866年）間，先後進攻和占領安南都護府，“所殺擄且十五萬”。上述史實說明，南詔社會流行掠俘虜為奴。《冊府元龜》卷一六八說：“元和十三年四月，劍南西川奏：南詔請貢獻助軍牛羊奴婢等。帝發詔褒美，不令進獻。”把奴婢等同於牛羊進獻，也從一個側麵說明南詔奴隸人口的存在。
對於奴隸的勞動情況，《蠻書》卷七載：“蠻治山田，殊為精好。悉被城鎮蠻將差蠻官，遍令監守催促。如監守蠻乞酒飯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佃人，佃疆畛連延或三十裏。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收刈已畢，蠻官據佃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這是一條能說明南詔農業區奴隸製生產關係的典型材料。首先，奴隸在奴隸主的監督下進行艱苦的勞動，所得勞動產品除留下滿足生存必須的一部分外，其餘的全部歸南詔統治集團所有。其次，佃字未必是農民向地主或官府租種土地之義，“佃字應是賧或甸字的音寫，賧或甸意為平壩，故佃人不宜做佃農解釋。”
但是，對南詔奴隸的來源，目前較為可信的記載，也僅限於“掠俘為奴”之類，對於奴隸其他的來源，尚無更進一步的材料。有學者認為奴隸製在南詔，是“作為戰爭附屬物的極端形式”，並“由於戰爭在地區範圍的擴展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從奴隸大量被用於官府所經營的各種農業與手工業事業的情況來看，奴隸在南詔的使用當有一定數量和規模。由於史料原因，我們無法確切估算出奴隸勞動在南詔社會生產中的具體比重。因此僅就南詔有奴隸製存在的現象就認定南詔屬於奴隸社會性質，似乎略過於匆忙。
因為，《新唐書·南詔傳》又記載了南詔的另一種生產方式：“然專於農，無貴賤皆耕。不徭役，人歲輸米二鬥。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與之相應的，《蠻書》卷九說：“南俗務田農菜圃；戰鬥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征發，但下文書與村邑理人處，尅往來日月而已；其兵仗人各自賚。”“每出軍征，每蠻各攜糧米一五升，各攜魚脯，此外無供軍糧料者。”“專於農”的信息已經明確告訴我們，所描述的是固定從事農業生產的村社農民的生產情況，他們“不徭役”，即不承擔雜色役；“人歲輸米二鬥”，因此有剩餘的糧食可攜帶著從軍作戰。可見，村社作為南詔最基層的單位，是集行政、軍事、經濟於一體的社會組織，村社成員則成為擁有個體家庭經濟的農民。
這種生產關係是南詔實施授田製所產生的結果。南詔的授田製是建立在封建等級製度的基礎上的，南詔以征服獲取了土地的所有權，再由官僚的等級決定土地分配的多少。“上官授與四十雙，漢二頃也。上戶三十雙，漢一頃五十備。中戶下戶各有差降。”從而建立起封建依附及其義務的關係，形成各部族和村社“皆為南詔總之，攻戰亦召之”的封建社會結構。在土地依附關係的擴展中，原來的部落共同體和村社組織盡管得以保留其軀殼，但內部仍保留“無貴賤皆耕”的狀態，並已固著於土地而深陷於封建的依附網絡之中。“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的政策優惠更進一步把手工業者也固著於土地之上。學者們因此認為，“封建依附關係的擴展在南詔社會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經濟的封建化進程是其社會發展的主流趨向。”
所以，對南詔社會性質的認識，並不能僅僅以“奴隸製”或“封建製”進行片麵的概括。由於南詔社會發展進程的過渡性特征，以及南詔建國前多種經濟形式的存在，導致了諸多社會性質特征的同時並存。南詔社會的發展既受奴隸製經濟因素的影響，又受封建製經濟因素的影響，但總的來說，是向封建製的方向發展，隨著南詔社會經濟的進步，“貞元以後，即南詔後期，封建領主製似乎在南詔社會中逐漸居於主導地位。換言之，後期的南詔沒有走向奴隸社會”。
§§第六章 南詔境內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