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商業的發展
（一）商品交換的發展
南詔時期隨著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巨大發展，作為聯係生產和消費橋梁的商品交換，也相應有了發展，商品交換領域也隨之變得空前活躍。
南詔建立後，曾模仿唐王朝的六部設立六曹管理各種政事，但未見商業管理的機構。到了異牟尋時期，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改六曹為九爽，在原來六曹的基礎上，增設慈、厥、禾三爽。慈爽主禮樂，厥爽主工作，禾爽主商賈。禾爽的設立說明：第一，南詔中期，商品的交換已有了巨大發展，商業已成為社會經濟的重要增長因素；第二，禾爽與其他行政機構並立，商業已成為南詔重要的經濟部門；第三，在南詔經濟發達的地區，商人的出現，表明社會的第三次大分工已經完成。
商品是商業交換的載體。南詔時期商品的種類和數量大為增多。南詔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產品有了大量剩餘，這就為交換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商品來源。“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新唐書·南詔傳》和《蠻書》的記載，舉凡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產品都不同程度地進入了交換領域。《蠻書》卷八《蠻夷風俗》記載：“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冪數計之，雲某物色值若幹冪。”毫無疑問，其中提到的商品都是當時的大宗商品。此外，銀生城諸山所產的茶以及金齒、茫蠻等地所產的荔枝、檳榔、訶黎勒、波羅蜜、青木香等，也進入了商品流通渠道。商品的流通促使繒帛、鹽、黃金等商品從商品交換中分離出來，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起到了貨幣的作用。
商人是商業活動的主體。南詔時期專業的商人群體已經出現。他們或穿梭往來於商道之上，從事著商品的販賣，或囤積居奇，開列店肆。在各地的商人中，洱海地區的商人經濟實力最強，活動範圍最廣。他們不僅到中原內地貿易，而且還到尋傳（今德宏）等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商品交換。有的商人甚至遠離家鄉多年不歸，《蠻書》卷二說：“河賧賈客在尋傳羈離未還者為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秋夏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囊中絡賂絕。’”
商品交換的發展，使參與交換的人口數量也不斷增多。不僅經濟發達區域的一些民族參與交換活動，就連一些邊遠的少數民族部落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交換關係。如地處今文山州、紅河州南部至越南北部的崇魔蠻，“溪洞而居，俗養牛馬。比年與漢博易。自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令人將鹽往林西原博牛馬，每一頭匹隻許鹽一鬥，因此隔絕，不將牛馬來”。永昌西北大雪山旁的大賧（今緬甸克欽邦坎底），“周圍百餘裏，悉皆野蠻”。“往往有吐蕃至賧貨易，雲此山（大雪山）有路，去讚普牙帳不遠”。
商品交換的發展還表現為商品交換範圍的擴大。南詔的內部交通較為發達。以王都陽苴咩城為中心，西出永昌可達滇西北、滇西、滇西南各地；北經威楚可到雲南北部；東到拓東可轉道滇東北、滇南、滇東南乃至安南等地。交通的發展為區域之間貿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而使得南詔內部的商業貿易更為活躍。據《蠻書》記載，銀生節度區的茶、麗水節度區的波羅蜜果、永昌節度區的青木香，均可以通過流通渠道到達洱海地區，為南詔大眾所喜愛。
在內部商品交換發展的同時，南詔與外部區域的貿易也得以展開。南詔有數條交通線通往唐朝內地。一條為清溪關自今四川成都，南經黎、雅渡大渡河，再經越西、會理、姚安、祥雲等地至大理都城；一條為石門道，自今四川宜賓，南經魯甸、大關、曲靖、昆明等地而達大理；一條為黔中道，自今四川彭水，經甕安、貴陽、安順、貞豐、淩雲、興義、曲靖、昆明等地到大理；一條為邕州道，自今廣西南寧西行至淩雲，與黔中道合而入大理。還有通安南道，自大理往東，經今祥雲、安寧、昆明、江川、曲江，再取道文山州境內入安南。通過這些交通線，南詔與唐朝展開了商品的貿易往來。
自大理往西，經騰衝北上，亦有道路通入吐蕃地區。沿這條交通線，南詔與吐蕃的商品貿易也隨之展開。《蠻書》卷七《雲南管內物產》說：“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
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的貿易是南詔與外部區域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據《蠻書》卷十記載，古中南半島國家主要有驃國、昆侖國、水真臘國、陸真臘國等。南詔疏通了通往古中南半島地區的路線：從今大理西行經保山至龍陵，在龍陵分為二道，一道經遮放入緬甸；另一道經騰衝、盞西、達羅基、猛拱入印度。經過這條通道，南詔與東南亞國家發生了頻繁的貿易往來。如驃國，“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則以江豬、白及琉璃、罌為貿易”。
（二）城鎮的發展
城鎮是商品交換的重要場所，城鎮的發展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南詔商品交換所達到的水平。
洱海地區是南詔的經濟中心，南詔在這一地區修建的城鎮，不僅數量多，而且規模大，有的城鎮甚至還有“客館”之類的設施。《蠻書》卷五載洱海地區主要的城市有陽苴咩城（今大理古城旁）、大和城（在今大理太和村）、大厘城（今大理喜洲）、龍尾城（在今下關）、邆川城（在今鄧川縣德源村）、白崖城（今彌渡縣紅岩）等。大和城，“巷陌皆壘石為之，高丈餘，連延數裏不斷”。大厘城，“邑居人戶尤眾”，為南詔手工業之城。規模最大、最為繁榮的莫過於其都城陽苴咩城。《蠻書》描述道：“陽苴咩城，南詔大衙門。上重樓，左右又有階道，高二丈餘。甃以青石為磴，南北城門相對，大和往來通衢也。從樓下門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門，門屋五間。兩行門樓相對，各有牖，並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宅也。入第二重門，行二百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牆。又行一百餘步，至大廳，階高丈餘。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兩邊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小廳，小廳後即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裏。館前有亭，亭臨方池。周圍七裏，水深數丈，魚鱉悉有。”陽苴咩城布局嚴謹，莊重威嚴。整個結構分為貴族居住區、南北通衢和客館。會館是供過往來客及商人住宿的地方，會館的出現，說明陽苴咩城的商品交換是十分發達的。考古專家在大理崇聖寺千尋塔發現了來自於南亞、東南亞地區的貝幣，還發現了來自於唐代的銅錢，再聯係南詔受唐朝影響，也使用繒帛做流通貨幣的情況，可以看出，陽苴咩城既是南詔政治中心，同時還是南詔的經濟中心和重要的商旅集散地。
南詔城鎮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點城鎮把南詔領域分成幾個大塊，劃分為東西南北中幾個大的區域。各區域內圍繞著居於核心地位的城鎮，形成了或疏或密的網絡。城鎮既是南詔統治機構所在地，又是扼控一方的軍事據點，同時還具有著商業交通樞紐、重要站口和商旅集散地的重要功能。如拓東城，既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又是整個滇池農業區的經濟中心，安寧城，“鹽池鞅掌，利及牂歡”，鹽業興盛，所供人群甚至遠至牂州（在今貴州境內）、歡州（今越南清化）；昆明城（今鹽源），有大鹽池，貞元十年南詔從吐蕃手中奪取之後，即設置鹽官壟斷煮鹽業，昆明城遂成為南詔重要的鹽業基地和食鹽交易市場。永昌城，有“南通北海，西近大秦”的對外商業交通優勢，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商業集散地，銀生城，“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昆侖數種外道。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是麵向東南半島古國的重要商品中轉站。
（三）多種貨幣的流通
據林文勳教授考證，南詔境內流通的貨幣主要有貝幣、繒帛，其次還有鹽幣和黃金。
南詔流通貝幣，是受同時期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海貝市場的影響。隨著南詔對外貿易的發展，海貝作為一種參與交換的重要商品，沿著商道被源源不斷地輸入進來。“南詔使用外來的海貝做貨幣，首先是因為，那時雲南普遍用貝做裝飾品等用途，社會上對貝有著很大的需求，而正好貝又非雲南本地所產。這樣，就使得貝顯得極為難得和貴重，從而具有廣泛的社會需求性和一定的價值；其次，從海貝的自然特性講，它體積小，重量輕，便於大量攜帶，而且質地堅硬，極耐磨損，可在一次又一次的商品交換中重複投入使用；更為重要的是，盡管唐代雲南的商品交換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總的來看，這種發展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現就是商品交易還較為分散和零碎，交換的總量並不是很高。而海貝相對其他貴重物品來說，價值小，正好與交易的零碎性相適應，最能夠表現當時的商品交換關係。這一點是雲南長期使用貝幣的根本原因所在。”南詔的貝幣有一定的單位和製度，《新唐書·南詔傳》說：“以繒帛及貝市易，貝之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
近年在滇西的騰衝、下關、大理、洱源、賓川、劍川、鶴慶等地也先後出土了不少的海貝，在曲靖市珠街鄉八塔台村的古墓中發掘一批唐代晚期至明初的貝幣。經有關專家鑒定，這種貝並非雲南本土所產，而是同雲南春秋戰國墓中出土的海貝一樣，產於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沿岸地區。其中，較多的是產於印度洋的馬爾代夫群島一帶和環印度洋的東南亞國家的瀕海區域。聯係繒帛、鹽、黃金主要流通於邊遠民族地區和海貝是沿西南絲綢之路輸入雲南這兩方麵的情況，林教授推定，唐代雲南的貝幣主要流通於絲綢之路沿線地帶以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經濟較為發達的幾個區域，諸如洱海區域、滇池區域、滇東北曲靖壩子等。從整個雲南的地理範圍看，貝幣的流通和分布從滇西南到滇西、滇中再到滇東北，沿交通幹線呈長條帶狀態勢。
繒帛是南詔最為重要的商品，同時又是一種貨幣。《蠻書》卷八《蠻夷風俗》說：“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冪數計之，雲某物色值若幹冪。”《蠻書》又載：“帛曰冪，漢四尺五寸也。”從上述記載可知：繒帛的貨幣單位叫“冪”，一個計量單位的繒帛約長133.2厘米。“據樊綽《蠻書》卷四《名類》部分的記載，當時，雲南境內的施蠻、順蠻、望蠻外喻部落、栗粟兩姓蠻、雷蠻、夢蠻以及茫蠻部落等少數民族普遍使用紅、白、黑繒帛纏髻、為衣；繒帛在那裏有著廣泛的使用和很大的需求。因此，這些少數民族部落分布的地區當是唐代雲南使用繒帛做貨幣的主要區域。從地理範圍上來看，這些地區分布在南方絲綢之路的重鎮永昌城（今保山市）的北部、西北及東南部。也就是說，南詔時期繒帛這種貨幣的主要流通區域就是在今麗江地區、大理州的西北部、保山地區的東南部、臨滄地區的西北部等。”
南詔有關於鹽幣的記載。樊綽《蠻書》卷七載：“蠻法煮鹽，鹹有法令。顆鹽每顆約一兩二兩，有交易即以顆計之。”由此可看出：第一，鹽既是南詔的重要商品，同時也是當時流通的一種重要貨幣；第二，鹽幣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時，以“顆”計算商品的價值。每顆鹽幣重約一兩、二兩不等。“關於鹽幣流通的區域，應結合元明清時期鹽幣流通的區域和唐代雲南的食鹽產地這兩點來分析。根據多種地方誌的記載，元明清三代雲南流通鹽幣的地區主要有武定府、鎮源府、楚雄府、元江府、廣西府、臨安府等，即今武定、楚雄一帶和元江、蒙自、開遠、通海片區以及師宗、羅平區域。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傳承性和連續性的角度推測，這些地區唐代當也通行鹽幣。就唐代雲南的鹽產地來看，當時，在今安寧、楚雄、大姚、鹽源、劍川、蘭坪、麗江、鹽津、打羅、拖角、鎮源、景穀、普洱等地，食鹽的生產和交換都已達到了一定的規模。考慮貝幣流通的加強會對鹽幣形成排擠這一因素，因此推測，唐代流通鹽幣的區域遠比元明清三代要廣泛；想必是在這些主要鹽產區和食鹽交換活躍的地區，都曾使用過食鹽作為貨幣。”
黃金在南詔也曾起過貨幣作用。《蠻書》卷六在記述南詔重要城鎮銀生城（今景洪）時說：“銀生城在撲賧之南，……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這是關於唐代用黃金做貨幣的典型記載。“黃金做為貨幣流通的主要區域應該是今西雙版納、德宏州一帶。”需要明確的是，“唐代雲南的黃金貨幣在本質上，它與貝幣、鹽幣、繒帛等一樣，同屬於實物貨幣，而非貴金屬意義上的貨幣。”
“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各地高低不一，一種貨幣很難流通於比它所適應的經濟發展水平或高或低的地區，各地隻能因地製宜地選擇適合本地區商品交換及發展水平的貨幣，於是，就形成了多種貨幣並存流通的局麵。”不同實物貨幣在不同地區的流通，反映出地區間社會產生力的差異和交換水平的高低。例如，海貝作為貨幣的出現，是這一地區生產力發展並產生對外貿易要求的結果，海貝的耐磨性，適應於這一地區交換頻繁的情況，雖然海貝體積小便於零散交換，而重量輕，便於大量攜帶的特點，也使較大規模的交換成為可能。繒帛原為滿足生活需要的商品，繒帛與海貝相比，體積大，厚重，極不便於攜帶，並且容易損壞和難以分割，以繒帛作為貨幣，適應了這一地區商品交換周期緩慢、交換規模有限的情況。
南詔商品交換的發展是十分顯著的，但對其所達到的水平不能高估。因為，南詔雖然在交換關係的主體、客體以及交換關係的場所、空間範圍、交換手段等方麵都有不小的進步與發展，但由於社會發展水平的限製，以及各民族、各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南詔商品交換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多種實物貨幣在南詔不同地區流通的情形，所反映出的，正是南詔商品交換水平不均衡，以及經濟發展不平衡性這一事實。
南詔時期隨著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巨大發展，作為聯係生產和消費橋梁的商品交換，也相應有了發展，商品交換領域也隨之變得空前活躍。
南詔建立後，曾模仿唐王朝的六部設立六曹管理各種政事，但未見商業管理的機構。到了異牟尋時期，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改六曹為九爽，在原來六曹的基礎上，增設慈、厥、禾三爽。慈爽主禮樂，厥爽主工作，禾爽主商賈。禾爽的設立說明：第一，南詔中期，商品的交換已有了巨大發展，商業已成為社會經濟的重要增長因素；第二，禾爽與其他行政機構並立，商業已成為南詔重要的經濟部門；第三，在南詔經濟發達的地區，商人的出現，表明社會的第三次大分工已經完成。
商品是商業交換的載體。南詔時期商品的種類和數量大為增多。南詔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產品有了大量剩餘，這就為交換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商品來源。“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新唐書·南詔傳》和《蠻書》的記載，舉凡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產品都不同程度地進入了交換領域。《蠻書》卷八《蠻夷風俗》記載：“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冪數計之，雲某物色值若幹冪。”毫無疑問，其中提到的商品都是當時的大宗商品。此外，銀生城諸山所產的茶以及金齒、茫蠻等地所產的荔枝、檳榔、訶黎勒、波羅蜜、青木香等，也進入了商品流通渠道。商品的流通促使繒帛、鹽、黃金等商品從商品交換中分離出來，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起到了貨幣的作用。
商人是商業活動的主體。南詔時期專業的商人群體已經出現。他們或穿梭往來於商道之上，從事著商品的販賣，或囤積居奇，開列店肆。在各地的商人中，洱海地區的商人經濟實力最強，活動範圍最廣。他們不僅到中原內地貿易，而且還到尋傳（今德宏）等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商品交換。有的商人甚至遠離家鄉多年不歸，《蠻書》卷二說：“河賧賈客在尋傳羈離未還者為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秋夏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囊中絡賂絕。’”
商品交換的發展，使參與交換的人口數量也不斷增多。不僅經濟發達區域的一些民族參與交換活動，就連一些邊遠的少數民族部落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交換關係。如地處今文山州、紅河州南部至越南北部的崇魔蠻，“溪洞而居，俗養牛馬。比年與漢博易。自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令人將鹽往林西原博牛馬，每一頭匹隻許鹽一鬥，因此隔絕，不將牛馬來”。永昌西北大雪山旁的大賧（今緬甸克欽邦坎底），“周圍百餘裏，悉皆野蠻”。“往往有吐蕃至賧貨易，雲此山（大雪山）有路，去讚普牙帳不遠”。
商品交換的發展還表現為商品交換範圍的擴大。南詔的內部交通較為發達。以王都陽苴咩城為中心，西出永昌可達滇西北、滇西、滇西南各地；北經威楚可到雲南北部；東到拓東可轉道滇東北、滇南、滇東南乃至安南等地。交通的發展為區域之間貿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而使得南詔內部的商業貿易更為活躍。據《蠻書》記載，銀生節度區的茶、麗水節度區的波羅蜜果、永昌節度區的青木香，均可以通過流通渠道到達洱海地區，為南詔大眾所喜愛。
在內部商品交換發展的同時，南詔與外部區域的貿易也得以展開。南詔有數條交通線通往唐朝內地。一條為清溪關自今四川成都，南經黎、雅渡大渡河，再經越西、會理、姚安、祥雲等地至大理都城；一條為石門道，自今四川宜賓，南經魯甸、大關、曲靖、昆明等地而達大理；一條為黔中道，自今四川彭水，經甕安、貴陽、安順、貞豐、淩雲、興義、曲靖、昆明等地到大理；一條為邕州道，自今廣西南寧西行至淩雲，與黔中道合而入大理。還有通安南道，自大理往東，經今祥雲、安寧、昆明、江川、曲江，再取道文山州境內入安南。通過這些交通線，南詔與唐朝展開了商品的貿易往來。
自大理往西，經騰衝北上，亦有道路通入吐蕃地區。沿這條交通線，南詔與吐蕃的商品貿易也隨之展開。《蠻書》卷七《雲南管內物產》說：“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
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的貿易是南詔與外部區域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據《蠻書》卷十記載，古中南半島國家主要有驃國、昆侖國、水真臘國、陸真臘國等。南詔疏通了通往古中南半島地區的路線：從今大理西行經保山至龍陵，在龍陵分為二道，一道經遮放入緬甸；另一道經騰衝、盞西、達羅基、猛拱入印度。經過這條通道，南詔與東南亞國家發生了頻繁的貿易往來。如驃國，“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則以江豬、白及琉璃、罌為貿易”。
（二）城鎮的發展
城鎮是商品交換的重要場所，城鎮的發展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南詔商品交換所達到的水平。
洱海地區是南詔的經濟中心，南詔在這一地區修建的城鎮，不僅數量多，而且規模大，有的城鎮甚至還有“客館”之類的設施。《蠻書》卷五載洱海地區主要的城市有陽苴咩城（今大理古城旁）、大和城（在今大理太和村）、大厘城（今大理喜洲）、龍尾城（在今下關）、邆川城（在今鄧川縣德源村）、白崖城（今彌渡縣紅岩）等。大和城，“巷陌皆壘石為之，高丈餘，連延數裏不斷”。大厘城，“邑居人戶尤眾”，為南詔手工業之城。規模最大、最為繁榮的莫過於其都城陽苴咩城。《蠻書》描述道：“陽苴咩城，南詔大衙門。上重樓，左右又有階道，高二丈餘。甃以青石為磴，南北城門相對，大和往來通衢也。從樓下門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門，門屋五間。兩行門樓相對，各有牖，並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宅也。入第二重門，行二百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牆。又行一百餘步，至大廳，階高丈餘。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兩邊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小廳，小廳後即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裏。館前有亭，亭臨方池。周圍七裏，水深數丈，魚鱉悉有。”陽苴咩城布局嚴謹，莊重威嚴。整個結構分為貴族居住區、南北通衢和客館。會館是供過往來客及商人住宿的地方，會館的出現，說明陽苴咩城的商品交換是十分發達的。考古專家在大理崇聖寺千尋塔發現了來自於南亞、東南亞地區的貝幣，還發現了來自於唐代的銅錢，再聯係南詔受唐朝影響，也使用繒帛做流通貨幣的情況，可以看出，陽苴咩城既是南詔政治中心，同時還是南詔的經濟中心和重要的商旅集散地。
南詔城鎮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點城鎮把南詔領域分成幾個大塊，劃分為東西南北中幾個大的區域。各區域內圍繞著居於核心地位的城鎮，形成了或疏或密的網絡。城鎮既是南詔統治機構所在地，又是扼控一方的軍事據點，同時還具有著商業交通樞紐、重要站口和商旅集散地的重要功能。如拓東城，既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又是整個滇池農業區的經濟中心，安寧城，“鹽池鞅掌，利及牂歡”，鹽業興盛，所供人群甚至遠至牂州（在今貴州境內）、歡州（今越南清化）；昆明城（今鹽源），有大鹽池，貞元十年南詔從吐蕃手中奪取之後，即設置鹽官壟斷煮鹽業，昆明城遂成為南詔重要的鹽業基地和食鹽交易市場。永昌城，有“南通北海，西近大秦”的對外商業交通優勢，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商業集散地，銀生城，“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昆侖數種外道。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是麵向東南半島古國的重要商品中轉站。
（三）多種貨幣的流通
據林文勳教授考證，南詔境內流通的貨幣主要有貝幣、繒帛，其次還有鹽幣和黃金。
南詔流通貝幣，是受同時期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海貝市場的影響。隨著南詔對外貿易的發展，海貝作為一種參與交換的重要商品，沿著商道被源源不斷地輸入進來。“南詔使用外來的海貝做貨幣，首先是因為，那時雲南普遍用貝做裝飾品等用途，社會上對貝有著很大的需求，而正好貝又非雲南本地所產。這樣，就使得貝顯得極為難得和貴重，從而具有廣泛的社會需求性和一定的價值；其次，從海貝的自然特性講，它體積小，重量輕，便於大量攜帶，而且質地堅硬，極耐磨損，可在一次又一次的商品交換中重複投入使用；更為重要的是，盡管唐代雲南的商品交換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總的來看，這種發展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現就是商品交易還較為分散和零碎，交換的總量並不是很高。而海貝相對其他貴重物品來說，價值小，正好與交易的零碎性相適應，最能夠表現當時的商品交換關係。這一點是雲南長期使用貝幣的根本原因所在。”南詔的貝幣有一定的單位和製度，《新唐書·南詔傳》說：“以繒帛及貝市易，貝之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
近年在滇西的騰衝、下關、大理、洱源、賓川、劍川、鶴慶等地也先後出土了不少的海貝，在曲靖市珠街鄉八塔台村的古墓中發掘一批唐代晚期至明初的貝幣。經有關專家鑒定，這種貝並非雲南本土所產，而是同雲南春秋戰國墓中出土的海貝一樣，產於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沿岸地區。其中，較多的是產於印度洋的馬爾代夫群島一帶和環印度洋的東南亞國家的瀕海區域。聯係繒帛、鹽、黃金主要流通於邊遠民族地區和海貝是沿西南絲綢之路輸入雲南這兩方麵的情況，林教授推定，唐代雲南的貝幣主要流通於絲綢之路沿線地帶以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經濟較為發達的幾個區域，諸如洱海區域、滇池區域、滇東北曲靖壩子等。從整個雲南的地理範圍看，貝幣的流通和分布從滇西南到滇西、滇中再到滇東北，沿交通幹線呈長條帶狀態勢。
繒帛是南詔最為重要的商品，同時又是一種貨幣。《蠻書》卷八《蠻夷風俗》說：“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冪數計之，雲某物色值若幹冪。”《蠻書》又載：“帛曰冪，漢四尺五寸也。”從上述記載可知：繒帛的貨幣單位叫“冪”，一個計量單位的繒帛約長133.2厘米。“據樊綽《蠻書》卷四《名類》部分的記載，當時，雲南境內的施蠻、順蠻、望蠻外喻部落、栗粟兩姓蠻、雷蠻、夢蠻以及茫蠻部落等少數民族普遍使用紅、白、黑繒帛纏髻、為衣；繒帛在那裏有著廣泛的使用和很大的需求。因此，這些少數民族部落分布的地區當是唐代雲南使用繒帛做貨幣的主要區域。從地理範圍上來看，這些地區分布在南方絲綢之路的重鎮永昌城（今保山市）的北部、西北及東南部。也就是說，南詔時期繒帛這種貨幣的主要流通區域就是在今麗江地區、大理州的西北部、保山地區的東南部、臨滄地區的西北部等。”
南詔有關於鹽幣的記載。樊綽《蠻書》卷七載：“蠻法煮鹽，鹹有法令。顆鹽每顆約一兩二兩，有交易即以顆計之。”由此可看出：第一，鹽既是南詔的重要商品，同時也是當時流通的一種重要貨幣；第二，鹽幣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時，以“顆”計算商品的價值。每顆鹽幣重約一兩、二兩不等。“關於鹽幣流通的區域，應結合元明清時期鹽幣流通的區域和唐代雲南的食鹽產地這兩點來分析。根據多種地方誌的記載，元明清三代雲南流通鹽幣的地區主要有武定府、鎮源府、楚雄府、元江府、廣西府、臨安府等，即今武定、楚雄一帶和元江、蒙自、開遠、通海片區以及師宗、羅平區域。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傳承性和連續性的角度推測，這些地區唐代當也通行鹽幣。就唐代雲南的鹽產地來看，當時，在今安寧、楚雄、大姚、鹽源、劍川、蘭坪、麗江、鹽津、打羅、拖角、鎮源、景穀、普洱等地，食鹽的生產和交換都已達到了一定的規模。考慮貝幣流通的加強會對鹽幣形成排擠這一因素，因此推測，唐代流通鹽幣的區域遠比元明清三代要廣泛；想必是在這些主要鹽產區和食鹽交換活躍的地區，都曾使用過食鹽作為貨幣。”
黃金在南詔也曾起過貨幣作用。《蠻書》卷六在記述南詔重要城鎮銀生城（今景洪）時說：“銀生城在撲賧之南，……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這是關於唐代用黃金做貨幣的典型記載。“黃金做為貨幣流通的主要區域應該是今西雙版納、德宏州一帶。”需要明確的是，“唐代雲南的黃金貨幣在本質上，它與貝幣、鹽幣、繒帛等一樣，同屬於實物貨幣，而非貴金屬意義上的貨幣。”
“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各地高低不一，一種貨幣很難流通於比它所適應的經濟發展水平或高或低的地區，各地隻能因地製宜地選擇適合本地區商品交換及發展水平的貨幣，於是，就形成了多種貨幣並存流通的局麵。”不同實物貨幣在不同地區的流通，反映出地區間社會產生力的差異和交換水平的高低。例如，海貝作為貨幣的出現，是這一地區生產力發展並產生對外貿易要求的結果，海貝的耐磨性，適應於這一地區交換頻繁的情況，雖然海貝體積小便於零散交換，而重量輕，便於大量攜帶的特點，也使較大規模的交換成為可能。繒帛原為滿足生活需要的商品，繒帛與海貝相比，體積大，厚重，極不便於攜帶，並且容易損壞和難以分割，以繒帛作為貨幣，適應了這一地區商品交換周期緩慢、交換規模有限的情況。
南詔商品交換的發展是十分顯著的，但對其所達到的水平不能高估。因為，南詔雖然在交換關係的主體、客體以及交換關係的場所、空間範圍、交換手段等方麵都有不小的進步與發展，但由於社會發展水平的限製，以及各民族、各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南詔商品交換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多種實物貨幣在南詔不同地區流通的情形，所反映出的，正是南詔商品交換水平不均衡，以及經濟發展不平衡性這一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