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南詔的軍事製度
軍事是南詔重要的支撐，在與唐王朝的對抗中，南詔的人口、資源及社會發育程度均不及前者，但從天寶之戰至四侵西川，南詔幾乎都處於上風，以至唐朝“征戍轉輸，中藏空虛，士死瘴癘”而“天下騷動”，可見南詔的軍事力量小而不弱，極具戰鬥力。南詔也正是以獨特的軍事製度為支撐，與唐朝、吐蕃進行著軍事的角逐。
（一）軍事激勵機製
南詔的軍事具有濃厚的原始軍事民主主義的遺存。南詔的主體民族與氐羌民族有著極其親近的血緣關係，保持著氐羌民族所固有的剽悍性格和對武力的崇尚，“善戰死，惡病終”，並且，南詔早期頻繁的軍事征服活動，使南詔社會形成了崇尚軍功的思想，並建立了與此相適應的軍事激勵機製。
軍功是衡量個人價值的重要標誌。首先，軍功與職官聯係在一起。南詔以軍功作為獲取職官的依據。“諸在職之人，皆以戰功為褒貶黜陟”。其次，職官與土地分配聯係在一起，在南詔富裕的農業壩區，南詔實行授田製，“上官授與四十雙，漢二頃也。上戶三十雙，漢一頃五十畝。中戶下戶各有差降。”為準確考察將士的軍功大小及在戰鬥中的盡力程度，南詔還製定了相應的措施，“每戰，南詔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軍前監陣。有用命及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後，一一疏記回具南詔，憑此為定賞罰。”
南詔軍法嚴苛，上下一致，“軍將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戰鬥時，對貪生及懦弱行為給予嚴厲的懲罰，“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士兵在作戰時，前麵受傷者，可以退下休息，背後受傷並有退卻行為者，則會被督戰的將官所殺。
南詔還以掠奪人口財物作為激勵將士、獲取軍功的手段。南詔出兵最為特殊的一點是沒有軍隊後勤補給。“每出軍征役，每蠻各攜糧米一五升，各攜魚脯，此外無供軍糧料者。蠻軍憂糧易盡，心切於戰。出界後，許行劫掠，收奪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輩。”這種不進則亡的機製促使南詔軍必須以掠奪來補充軍隊給養，從而使將士求戰心切，具有極強的破壞性，太和三年（公元829年）、鹹通元年（公元860年）至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南詔幾次出兵攻西川、邕管等地。掠西川時，僅越巂以北至成都之間，“八百裏人畜為空”，給當地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他們甚至認為“吐蕃尚可，南蠻殘我”，南詔軍比吐蕃軍更為凶狠和殘暴。
在崇尚軍功思想的影響下，南詔社會重武習武之風濃厚。諸村社之人“平時為民、戰時為武”，在農隙之時還要組織起來進行軍事技能訓練，並製定了嚴格的獎懲措施，“每歲十一、十二月農收既畢”則“集人試劍甲胄”，進行軍事演練，所用兵器必須犀利，“一事闕即有罪”。南詔還從經過訓練的鄉兵中挑選優秀者組成“羅苴子”，每百人置羅苴佐一人。李京《雲南誌略》雲：“羅羅多養義士，名‘苴可’，厚贍之，遇戰鬥，視死如歸。”疑“苴可”亦“羅苴”之異稱。
（二）南詔的軍事職官體係
南詔前期，政體初建，其建製具有軍政合一的特點。南詔核心的軍事管理職官是南詔王及清平官、大軍將。清平官、大軍將所決事務交六曹執行。六曹有兵曹，有兵曹長，主要管軍事。六曹長有功效顯著者，得遷補大軍將。
六曹長之外，有軍謀曹長，“主陰陽占候”，即在軍中為南詔的軍事活動進行占卜祈禱。公元7世紀時，南詔廣大的白蠻、烏蠻信仰巫鬼教，一切行製信之巫鬼，戰爭活動當然也不例外，故在軍中設軍謀曹長作法於軍中，起到預測戰事、庇佑軍隊、鼓舞士氣的作用，這使得南詔軍製具有較強的原始氣息和民族特點。公元9世紀中葉以後阿吒力教在南詔形成鼎盛之勢，阿吒力教與南詔政權聯係緊密，阿吒力僧往往充任軍中法師拙，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深得南詔政權重視。
在南詔的基層地區，有村邑理人處，既要負責地方行政事務，又要在村社農民農隙之時，組織他們進行軍事演練。村社農民每有攻伐就自備兵器馬匹幹糧參加戰鬥。《蠻書》卷九載，南詔“各據邑居遠近”，將村社農民分為四軍，“以旗幡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麵置一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此軍將實際負責的是洱海腹地的安全保衛與社會治安。南詔實行的是“軍將問責製”，“如有賊盜入界，則罪在所入處麵將”，這樣就有效地把責任落實下來。
在南詔的十區之外，有六節度、二都督，皆由大軍將擔任。功勳卓著者，可以升遷為清平官。各個節度所領城鎮中，又有城使、鎮使之職，如鐵橋城，“為南蠻所據，差大軍將為城使”，貞元十年唐朝官員崔佐時冊命南詔，“十五日至安寧城，城使段伽諾出步兵二百隊，……去城五十裏迎候。十九日到曲驛。鎮使楊盛……去驛一十裏迎接”。城使、鎮使是節度領導下的軍事行政官員。
由此觀之南詔從中央至基層地方，均具備相應的軍事管理組織軍事職官。這一時期南詔的軍事管理體係，既受唐王朝的影響，又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點。
至南詔後期，南詔的軍事管理體係已逐步演變得完備和嚴密。異牟尋時期進一步完善了南詔的軍事製度。異牟尋將南詔初創時期的六曹改作九爽，將六曹之“兵曹”改稱“幕爽”，九爽分由清平官、酋望、大軍將管理。在沿襲南詔前期建立的軍事管理體係的同時，還增加了一些新的職官名稱。原南詔對出領要害城鎮的大軍將稱節度、都督、城使、鎮使，現則“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節度、都督類的稱謂借之於唐朝，改製之後依城鎮大小，分為大中下小四級，並配以演習、繕裔、澹酋、幕等職官名稱，反映了南詔的軍事職官體係已逐漸適應自身特點和情況，在職官等級的劃分上愈趨明細，體製上也愈趨完備。
（三）南詔的軍隊構成
1.常備軍、儲備軍、奴隸軍
常備軍主要負責南詔的軍事戍守和防衛任務。《蠻書》卷六《雲南城鎮》記載，“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昌居其一”，由此推知南詔有一支人數大致為三萬的常備軍。常備軍主要是由壩區的“白蠻”和部分分布於壩區周圍山區的“烏蠻”組成。白蠻是南詔的主體民族，南詔時期自今貴州畢節、雲南昭通至曲靖地區，昆明地區以西至楚雄、大理地區，是南詔主要的農業區，白蠻主要分布在這二大地區的壩區，與部分烏蠻相雜居，從事農耕生產。白蠻既是南詔賦稅的重要承擔者，又是軍事徭役的主要承擔者，故而南詔對白蠻軍較為倚重，史籍中有關白蠻常備軍的記載也相對較多。《元史·地理誌》雲：黎溪州，古無城邑。蠻雲黎嘔，訛為今名。初烏蠻與漢人雜處，及南詔閣羅鳳叛，徙白蠻守之。
建昌路，蒙詔立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建昌府設於南詔後期鹹通年間。
永昌州（即南詔會川），……至蒙氏改會同府，置五，徒張、王、李、趙、楊、周、高、段、何、蘇、龔、尹十二姓於此。在北部如此，其他地方亦然，“江川，……蒙氏叛唐，使白蠻居之。”“步日部（今普洱縣），……蒙氏立此甸，徒白蠻鎮之，名步日。”“騰衝府，……蒙氏九世孫異牟尋取越賧，逐諸蠻有其地，為軟化府。其後白蠻徙居之，改騰衝府。”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五，亦雲：“元江軍民府……蒙氏時，屬銀生節度，徙白蠻蘇、張、周、段等十姓蠻戍之。”
《寰宇通誌》卷一一三又雲：蘭州，“唐為南詔之地，本蠻所居，名羅眉川。後蒙閣羅鳳徙善闡楊城堡張、楊、李、趙、何、周、任七姓戍守之。”
南詔重要的軍事要塞均由常備軍負責戍守。從時間上看，派兵戍守大概始於皮羅閣，異牟尋承之，至南詔後期勸豐佑置建昌府時亦為之，可見是一項長期性的政策。可以說，常備軍是南詔號令四方的基本力量。
常備軍主要是為南詔戍守和防衛之用，當爆發戰爭時，南詔直接投入的人數往往有十萬、二十萬之多，如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南詔攻黎、茂、文、扶四州，出兵達二十萬之眾，鹹通四年（公元863年）南詔進兵安南都護府時兵力達10萬之多。南詔兵員數額變化之大，遠遠超出了常備軍的總數目，可見南詔對兵源是有專門儲備的。南詔具有一套完善的兵源儲備體係。南詔政權建立後，分布在廣大農村白蠻、烏蠻之精壯男丁，平時為農，戰時為武，他們既要以村社農民的身份從事生產活動，又要作為重要的兵源儲備，在南詔政權的管理之下，按一定的軍事編製組織起來參加軍事訓練，當遇有戰爭時，就各自準備武器、馬匹、糧食參加戰鬥。這種原始軍事民主主義遺存，非常適應南詔特定的社會現實。
對儲備軍的軍事技能培養與訓練是南詔軍事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廣大村社農民在村邑理人處的管理下，在農隙時以一定的組織形式參加軍事訓練。訓練之時軍紀嚴肅，“一如臨敵”，排兵布陣講求章法，“布陣羅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為隊。如此次第，定為常製。臨行交錯為犯令”。南詔還規定了儲備兵源軍事技能訓練考核的標準，馬軍必須通過射箭、40步外騎馬飛奔刺殺、盤槍百轉無失、能書能算等項目；步卒的訓練亦十分苛嚴，要考核登山、跨越、激流鳧水、劍法、負重行軍等項目。此外，南詔對兵器裝備亦有特定要求，每年十一、十二月農收之後，兵曹長就行文至諸城邑村寨，成年男子各依四軍匯集，所攜甲胄兵器必須符合要求，“一事闕即有罪”。嚴格的軍事訓練，使儲備兵具備了極強的戰鬥力。
奴隸兵則是從邊遠落後的一些少數民族中強行征集而來。關於奴隸兵，《蠻書》多有記載，如閣羅鳳既定尋傳，“而令野蠻散居山穀，其蠻不戰自調伏，集戰則召之。”又如“裸形蠻”，“集戰即召之”，被征集奴隸兵的少數民族還有“樸子蠻”、“尋傳蠻”、“金齒蠻”、“繡麵蠻”等。這些少數民族作戰勇敢，有的還具有一些特殊的作戰本領，如分布在瀾滄江以西（今思茅地區和臨滄西南部）的“望蠻”，“善於馬上用槍鏟，騎馬不用鞍。……馳突若飛”。奴隸兵既可補充南詔兵源之不足，同時在南詔的軍隊中還起著“特種兵”的作用。由於地位低下，奴隸兵往往被置於最危險的戰爭前沿，在陣前充當敢死隊，如南詔及諸城鎮大將出兵，則以“望苴子”為前驅。奴隸兵在戰場上必須衝鋒陷陣，“如有不前衝者，監陣正蠻旋刃其後”向，在戰鬥中犧牲的可能最大。
2.步軍、馬軍
《蠻書》明確記載了南詔的軍隊還有步軍與馬軍之分。貞元十年崔佐時冊命南詔，過安寧城，城使段伽諾“出步軍二百隊，馬軍一百隊夾道排立”迎候，此後經過的曲驛、雲南城、白崖城、太和城等南詔城鎮，均可見南詔步軍與馬軍迎候的記錄。這同時也反映了南詔在重要的城鎮中駐守了步軍和馬軍這樣一個史實。步軍與馬軍主要來源於白蠻與烏蠻，每有征發，分布在廣大村社農村中的白蠻與部分烏蠻“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此外還有部分少數民族被編入馬軍，如分布在瀾滄江以西（今思茅地區和臨滄西南部）的“望蠻”因善於騎馬作戰而編入馬軍。
馬軍在南詔軍隊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南詔有專門的行政機構來保證馬匹的生產和供給，在南詔的政治機構中，有“乞托，主馬；……亦清平官大軍將兼之”。南詔有三大馬匹養殖中心。一是東爨烏蠻區，“邑落相望，牛馬被野”。馬匹的牲畜飼養方法是“一切野放，不置槽櫪”，體現畜牧民族特有的生產特點，是東爨烏蠻最主要的經濟貢賦。二是水草肥美的洱海中心地區，《蠻書》卷七記載部分城鎮壩區已有組織地進行馬匹的飼養，“陽苴咩及大厘、鄧川各有槽櫪，喂馬數百匹”，在南詔的京畿重鎮有組織喂養的這些馬匹，應是南詔王室及侍衛親軍“負排”的日常及戰爭用馬來源。洱海十賧區的白蠻和烏蠻，凡有征發有馬者即被編為馬軍。三是著名的產馬區越賧區，這裏的馬“世稱越賧駿”，以“日馳數百裏”而聞名。
在冷兵器時代，馬軍無疑具有著極強的優越性。其超強的作戰能力是步軍不可比擬的，在馬軍的日常訓練中，必須通過射箭、四十步外騎馬飛奔刺殺等技能的考核，南詔作戰布陣，以“羅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為隊”。同時，馬軍較快的移動速度，又為遠距離作戰所必備，可以說，正是這樣一支馬背上的軍隊，使南詔能夠馳騁於西南的崎嶇的山道，把軍事活動的範圍擴展到西川、安南、古中南半島等地，為南詔的軍事擴張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軍事激勵機製
南詔的軍事具有濃厚的原始軍事民主主義的遺存。南詔的主體民族與氐羌民族有著極其親近的血緣關係，保持著氐羌民族所固有的剽悍性格和對武力的崇尚，“善戰死，惡病終”，並且，南詔早期頻繁的軍事征服活動，使南詔社會形成了崇尚軍功的思想，並建立了與此相適應的軍事激勵機製。
軍功是衡量個人價值的重要標誌。首先，軍功與職官聯係在一起。南詔以軍功作為獲取職官的依據。“諸在職之人，皆以戰功為褒貶黜陟”。其次，職官與土地分配聯係在一起，在南詔富裕的農業壩區，南詔實行授田製，“上官授與四十雙，漢二頃也。上戶三十雙，漢一頃五十畝。中戶下戶各有差降。”為準確考察將士的軍功大小及在戰鬥中的盡力程度，南詔還製定了相應的措施，“每戰，南詔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軍前監陣。有用命及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後，一一疏記回具南詔，憑此為定賞罰。”
南詔軍法嚴苛，上下一致，“軍將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戰鬥時，對貪生及懦弱行為給予嚴厲的懲罰，“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士兵在作戰時，前麵受傷者，可以退下休息，背後受傷並有退卻行為者，則會被督戰的將官所殺。
南詔還以掠奪人口財物作為激勵將士、獲取軍功的手段。南詔出兵最為特殊的一點是沒有軍隊後勤補給。“每出軍征役，每蠻各攜糧米一五升，各攜魚脯，此外無供軍糧料者。蠻軍憂糧易盡，心切於戰。出界後，許行劫掠，收奪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輩。”這種不進則亡的機製促使南詔軍必須以掠奪來補充軍隊給養，從而使將士求戰心切，具有極強的破壞性，太和三年（公元829年）、鹹通元年（公元860年）至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南詔幾次出兵攻西川、邕管等地。掠西川時，僅越巂以北至成都之間，“八百裏人畜為空”，給當地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他們甚至認為“吐蕃尚可，南蠻殘我”，南詔軍比吐蕃軍更為凶狠和殘暴。
在崇尚軍功思想的影響下，南詔社會重武習武之風濃厚。諸村社之人“平時為民、戰時為武”，在農隙之時還要組織起來進行軍事技能訓練，並製定了嚴格的獎懲措施，“每歲十一、十二月農收既畢”則“集人試劍甲胄”，進行軍事演練，所用兵器必須犀利，“一事闕即有罪”。南詔還從經過訓練的鄉兵中挑選優秀者組成“羅苴子”，每百人置羅苴佐一人。李京《雲南誌略》雲：“羅羅多養義士，名‘苴可’，厚贍之，遇戰鬥，視死如歸。”疑“苴可”亦“羅苴”之異稱。
（二）南詔的軍事職官體係
南詔前期，政體初建，其建製具有軍政合一的特點。南詔核心的軍事管理職官是南詔王及清平官、大軍將。清平官、大軍將所決事務交六曹執行。六曹有兵曹，有兵曹長，主要管軍事。六曹長有功效顯著者，得遷補大軍將。
六曹長之外，有軍謀曹長，“主陰陽占候”，即在軍中為南詔的軍事活動進行占卜祈禱。公元7世紀時，南詔廣大的白蠻、烏蠻信仰巫鬼教，一切行製信之巫鬼，戰爭活動當然也不例外，故在軍中設軍謀曹長作法於軍中，起到預測戰事、庇佑軍隊、鼓舞士氣的作用，這使得南詔軍製具有較強的原始氣息和民族特點。公元9世紀中葉以後阿吒力教在南詔形成鼎盛之勢，阿吒力教與南詔政權聯係緊密，阿吒力僧往往充任軍中法師拙，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深得南詔政權重視。
在南詔的基層地區，有村邑理人處，既要負責地方行政事務，又要在村社農民農隙之時，組織他們進行軍事演練。村社農民每有攻伐就自備兵器馬匹幹糧參加戰鬥。《蠻書》卷九載，南詔“各據邑居遠近”，將村社農民分為四軍，“以旗幡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麵置一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此軍將實際負責的是洱海腹地的安全保衛與社會治安。南詔實行的是“軍將問責製”，“如有賊盜入界，則罪在所入處麵將”，這樣就有效地把責任落實下來。
在南詔的十區之外，有六節度、二都督，皆由大軍將擔任。功勳卓著者，可以升遷為清平官。各個節度所領城鎮中，又有城使、鎮使之職，如鐵橋城，“為南蠻所據，差大軍將為城使”，貞元十年唐朝官員崔佐時冊命南詔，“十五日至安寧城，城使段伽諾出步兵二百隊，……去城五十裏迎候。十九日到曲驛。鎮使楊盛……去驛一十裏迎接”。城使、鎮使是節度領導下的軍事行政官員。
由此觀之南詔從中央至基層地方，均具備相應的軍事管理組織軍事職官。這一時期南詔的軍事管理體係，既受唐王朝的影響，又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點。
至南詔後期，南詔的軍事管理體係已逐步演變得完備和嚴密。異牟尋時期進一步完善了南詔的軍事製度。異牟尋將南詔初創時期的六曹改作九爽，將六曹之“兵曹”改稱“幕爽”，九爽分由清平官、酋望、大軍將管理。在沿襲南詔前期建立的軍事管理體係的同時，還增加了一些新的職官名稱。原南詔對出領要害城鎮的大軍將稱節度、都督、城使、鎮使，現則“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節度、都督類的稱謂借之於唐朝，改製之後依城鎮大小，分為大中下小四級，並配以演習、繕裔、澹酋、幕等職官名稱，反映了南詔的軍事職官體係已逐漸適應自身特點和情況，在職官等級的劃分上愈趨明細，體製上也愈趨完備。
（三）南詔的軍隊構成
1.常備軍、儲備軍、奴隸軍
常備軍主要負責南詔的軍事戍守和防衛任務。《蠻書》卷六《雲南城鎮》記載，“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昌居其一”，由此推知南詔有一支人數大致為三萬的常備軍。常備軍主要是由壩區的“白蠻”和部分分布於壩區周圍山區的“烏蠻”組成。白蠻是南詔的主體民族，南詔時期自今貴州畢節、雲南昭通至曲靖地區，昆明地區以西至楚雄、大理地區，是南詔主要的農業區，白蠻主要分布在這二大地區的壩區，與部分烏蠻相雜居，從事農耕生產。白蠻既是南詔賦稅的重要承擔者，又是軍事徭役的主要承擔者，故而南詔對白蠻軍較為倚重，史籍中有關白蠻常備軍的記載也相對較多。《元史·地理誌》雲：黎溪州，古無城邑。蠻雲黎嘔，訛為今名。初烏蠻與漢人雜處，及南詔閣羅鳳叛，徙白蠻守之。
建昌路，蒙詔立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建昌府設於南詔後期鹹通年間。
永昌州（即南詔會川），……至蒙氏改會同府，置五，徒張、王、李、趙、楊、周、高、段、何、蘇、龔、尹十二姓於此。在北部如此，其他地方亦然，“江川，……蒙氏叛唐，使白蠻居之。”“步日部（今普洱縣），……蒙氏立此甸，徒白蠻鎮之，名步日。”“騰衝府，……蒙氏九世孫異牟尋取越賧，逐諸蠻有其地，為軟化府。其後白蠻徙居之，改騰衝府。”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五，亦雲：“元江軍民府……蒙氏時，屬銀生節度，徙白蠻蘇、張、周、段等十姓蠻戍之。”
《寰宇通誌》卷一一三又雲：蘭州，“唐為南詔之地，本蠻所居，名羅眉川。後蒙閣羅鳳徙善闡楊城堡張、楊、李、趙、何、周、任七姓戍守之。”
南詔重要的軍事要塞均由常備軍負責戍守。從時間上看，派兵戍守大概始於皮羅閣，異牟尋承之，至南詔後期勸豐佑置建昌府時亦為之，可見是一項長期性的政策。可以說，常備軍是南詔號令四方的基本力量。
常備軍主要是為南詔戍守和防衛之用，當爆發戰爭時，南詔直接投入的人數往往有十萬、二十萬之多，如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南詔攻黎、茂、文、扶四州，出兵達二十萬之眾，鹹通四年（公元863年）南詔進兵安南都護府時兵力達10萬之多。南詔兵員數額變化之大，遠遠超出了常備軍的總數目，可見南詔對兵源是有專門儲備的。南詔具有一套完善的兵源儲備體係。南詔政權建立後，分布在廣大農村白蠻、烏蠻之精壯男丁，平時為農，戰時為武，他們既要以村社農民的身份從事生產活動，又要作為重要的兵源儲備，在南詔政權的管理之下，按一定的軍事編製組織起來參加軍事訓練，當遇有戰爭時，就各自準備武器、馬匹、糧食參加戰鬥。這種原始軍事民主主義遺存，非常適應南詔特定的社會現實。
對儲備軍的軍事技能培養與訓練是南詔軍事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廣大村社農民在村邑理人處的管理下，在農隙時以一定的組織形式參加軍事訓練。訓練之時軍紀嚴肅，“一如臨敵”，排兵布陣講求章法，“布陣羅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為隊。如此次第，定為常製。臨行交錯為犯令”。南詔還規定了儲備兵源軍事技能訓練考核的標準，馬軍必須通過射箭、40步外騎馬飛奔刺殺、盤槍百轉無失、能書能算等項目；步卒的訓練亦十分苛嚴，要考核登山、跨越、激流鳧水、劍法、負重行軍等項目。此外，南詔對兵器裝備亦有特定要求，每年十一、十二月農收之後，兵曹長就行文至諸城邑村寨，成年男子各依四軍匯集，所攜甲胄兵器必須符合要求，“一事闕即有罪”。嚴格的軍事訓練，使儲備兵具備了極強的戰鬥力。
奴隸兵則是從邊遠落後的一些少數民族中強行征集而來。關於奴隸兵，《蠻書》多有記載，如閣羅鳳既定尋傳，“而令野蠻散居山穀，其蠻不戰自調伏，集戰則召之。”又如“裸形蠻”，“集戰即召之”，被征集奴隸兵的少數民族還有“樸子蠻”、“尋傳蠻”、“金齒蠻”、“繡麵蠻”等。這些少數民族作戰勇敢，有的還具有一些特殊的作戰本領，如分布在瀾滄江以西（今思茅地區和臨滄西南部）的“望蠻”，“善於馬上用槍鏟，騎馬不用鞍。……馳突若飛”。奴隸兵既可補充南詔兵源之不足，同時在南詔的軍隊中還起著“特種兵”的作用。由於地位低下，奴隸兵往往被置於最危險的戰爭前沿，在陣前充當敢死隊，如南詔及諸城鎮大將出兵，則以“望苴子”為前驅。奴隸兵在戰場上必須衝鋒陷陣，“如有不前衝者，監陣正蠻旋刃其後”向，在戰鬥中犧牲的可能最大。
2.步軍、馬軍
《蠻書》明確記載了南詔的軍隊還有步軍與馬軍之分。貞元十年崔佐時冊命南詔，過安寧城，城使段伽諾“出步軍二百隊，馬軍一百隊夾道排立”迎候，此後經過的曲驛、雲南城、白崖城、太和城等南詔城鎮，均可見南詔步軍與馬軍迎候的記錄。這同時也反映了南詔在重要的城鎮中駐守了步軍和馬軍這樣一個史實。步軍與馬軍主要來源於白蠻與烏蠻，每有征發，分布在廣大村社農村中的白蠻與部分烏蠻“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此外還有部分少數民族被編入馬軍，如分布在瀾滄江以西（今思茅地區和臨滄西南部）的“望蠻”因善於騎馬作戰而編入馬軍。
馬軍在南詔軍隊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南詔有專門的行政機構來保證馬匹的生產和供給，在南詔的政治機構中，有“乞托，主馬；……亦清平官大軍將兼之”。南詔有三大馬匹養殖中心。一是東爨烏蠻區，“邑落相望，牛馬被野”。馬匹的牲畜飼養方法是“一切野放，不置槽櫪”，體現畜牧民族特有的生產特點，是東爨烏蠻最主要的經濟貢賦。二是水草肥美的洱海中心地區，《蠻書》卷七記載部分城鎮壩區已有組織地進行馬匹的飼養，“陽苴咩及大厘、鄧川各有槽櫪，喂馬數百匹”，在南詔的京畿重鎮有組織喂養的這些馬匹，應是南詔王室及侍衛親軍“負排”的日常及戰爭用馬來源。洱海十賧區的白蠻和烏蠻，凡有征發有馬者即被編為馬軍。三是著名的產馬區越賧區，這裏的馬“世稱越賧駿”，以“日馳數百裏”而聞名。
在冷兵器時代，馬軍無疑具有著極強的優越性。其超強的作戰能力是步軍不可比擬的，在馬軍的日常訓練中，必須通過射箭、四十步外騎馬飛奔刺殺等技能的考核，南詔作戰布陣，以“羅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為隊”。同時，馬軍較快的移動速度，又為遠距離作戰所必備，可以說，正是這樣一支馬背上的軍隊，使南詔能夠馳騁於西南的崎嶇的山道，把軍事活動的範圍擴展到西川、安南、古中南半島等地，為南詔的軍事擴張提供了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