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社會矛盾的激化
（一）權臣勢起，挑戰王權
在南詔早期的發展曆史之中，蒙氏作為蒙舍部落的首領，在不斷的對外掠奪和兼並戰爭中牢固地樹立起政治軍事首腦的地位，並通過父子聯名的形式，穩定地實現著權力的傳遞。天寶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詔脫離與唐朝的政治從屬關係，建立了獨立的多民族集合體國家。國家的建立，使蒙氏王權得到了極大鞏固。蒙氏烏蠻貴族作為國家最高的統治者，效仿唐朝建立年號，確定長子繼承製，並通過等級製度在土地、財富、服飾、禮儀等方麵對統治特權進行了強化。
公元808年，異牟尋卒，南詔王權的傳遞開始出現異常。異牟尋子尋閣勸繼承了南詔的大業，並自稱“驃信”（君王），但第二年尋閣勸就死了，年僅三十一歲。史籍沒有過多留下這位南詔主的事跡，但留下了一首詠君臣關係的詩，其中有“伊昔經皇運，艱難仰忠烈”，“元昶同一心，子孫堪遺厥”，似乎透露出南詔君臣關係的某種不和諧信息，表達了希望南詔君臣團結、永保社稷的願望。公元809年，尋閣勸十二歲的長子勸龍晟繼位，七年之後（公元816年），弄棟節度王嵯巔殺勸龍晟，立其弟勸利為王。史載勸龍晟“淫肆不道，上下怨疾”，所以引致殺身之禍，其實，從弄棟節度王嵯巔軾君一事，足見勸龍晟時期南詔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已極為緊張，至上的王權已遭手持重兵的權臣的嚴重挑戰。盡管如此，南詔的王權還是由蒙氏所掌握。年僅十五歲的勸利繼位之後，即表現出對王嵯巔的政治妥協，“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雖然他曾一度“廢王嵯巔”，概討其弑兄之罪，但又“赦其罪，命敬三寶，為清平官”說明王嵯巔已然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並進而左右著南詔的朝政。勸利僅僅在位八年，公元823年，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佑”。所謂“國人請立”，其實是南詔多種政治力量平衡的結果，說明南詔內部王權的爭奪日趨嚴重。《資治通鑒》對勸豐佑的評價是“勇敢，善用其眾”，勸豐佑頗具政治謀略，在位的三十六年裏，善於處理南詔複雜的君臣關係，培養了段宗牓等一些忠於南詔王室的政治力量，《僰古通紀淺述》載：南詔救緬之前，“金縉（即段宗牓）憶主老而世子幼，嵯巔專權，其子為統矢演習，恐其父子篡位，故請以行軍令。……時嵯巔子該領兵行，乃恃父權，延違軍令，……金縉以軍法斬之。其父徒自號泣而已。”段宗牓返回南詔途中，“聞王崩而嵯巔攝政，赫然斯怒”。乃誑騙嵯巔出拜佛舍利，趁機拔劍斬之。“然後入國哭主，輔世子以忠。”公元859年，勸豐佑卒，困擾了南詔三代的王嵯巔勢力雖然消失了，但南詔內部的政治鬥爭卻更加激烈，世隆統治時期，與勸豐佑不同的是，對反對派采取了強硬的措施，“親戚異己者皆斬”，雖然以強權暫時維護了蒙氏政治上的主導地位，但並沒有從實際上解決內部矛盾。後來的實事說明，以鄭氏、趙氏、楊氏、段氏為首的政治勢力的上升，以及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平衡關係的打破，最終顛覆了南詔蒙氏的統治。
（二）沉迷宗教，勞民傷財
公元9世紀中葉以後阿吒力教與南詔王室開始產生了緊密的聯係，並在南詔形成鼎盛之勢。由於一部分白蠻貴族為代表的權臣勢力逐步膨脹，南詔內部政治危機出現，各種矛盾也趨於激化，直接威脅到南詔王室的統治地位。在這樣複雜的政治形勢下，南詔王室極力尋找出路，大力提倡和利用阿吒力教，以此作為宣揚“君權神授”、控製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精神武器，同時也作為控製廣大白蠻群眾、調和與白蠻貴族之間關係的政治武器。
自勸豐佑時期開始，阿吒力教就已逐漸在南詔形成鼎盛之勢。阿吒力高僧往往以國師的身份參與到南詔政治集團之中，影響頗大。至南詔後期，既通曉佛學之道，又深受漢族儒家思想熏陶的“白蠻”阿吒力僧，在《南詔中興二年畫卷·文字卷》中被稱為“儒釋”，也通過仕途，成為了南詔統治集團的一部分。郭鬆年《大理行記》雲：“師僧（即儒釋）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
伴隨著阿吒力僧在南詔社會地位的提高，阿吒力教也逐漸成為南詔宗教文化的主要內容，作為這種宗教文化的載體，寺廟的修建及佛事活動的開展逐漸地開始在南詔形成泛濫之勢。勸豐佑時期，著名的梵僧讚陀崛多大力宣揚阿吒力教，《滇釋紀》載：“讚陀崛多尊者又雲室利達多，西域人，自摩迦陀來，又號摩迦陀；遊化諸國，至鶴慶又騰越州住峰山、長洞山二處，闡瑜伽法，傳阿吒力教。”讚陀崛多又開建五密法場，弘瑜伽法，他的弟子張子辰、羅邏倚等也由印度到南詔，相繼傳播阿吒力教，時稱南詔七師。在勸豐佑的支持下，讚陀崛多傳教的足跡不僅遍布滇西洱海周圍地區，甚至到達了滇中滇池周圍地區，其所到之處，廣修廟宇，如玄化寺，寶峰寺等。萬曆《雲南通誌》又記曰：“習儀僧會司法明寺，在宜良縣東隅，唐僧摩伽陀建。”勸豐佑本人則“諭民虔敬三寶，恭誦三皈”，修築了許多寺廟，包括規模宏大的崇聖寺和位於拓東城的東、西寺塔。世隆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於佛事活動之中，“建大寺八百，謂之蘭若，小寺三千，謂之伽藍，遍於雲南境中”。隆舜尤喜鑄觀音像，不僅“以兼金鑄阿嵯耶觀音”，又“以黃金八百兩鑄文殊、普賢二像，敬於崇聖寺”，還“用金鑄觀音一百八像，散諸裏巷，俾各敬之”。南詔境內寺廟林立，“家知戶到，皆以敬佛為首務”，已然成為名副其實的“佛國”。
對阿吒力教大量的投入，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對南詔的社會經濟起到了極大的破壞作用。例如，勸豐佑統治時期，動用大量民力修建崇聖寺千尋塔，供佛一萬一千多尊，構屋八百九十間，耗銅四萬餘斤。“用工力夫役匠七百七十萬八千一百四十一工，金、銀、布、帛、綾、羅、緞、錦，值金四萬三千五十四斤。自保和十年興工，至天啟九年七月十五日畢，凡十五年。”可謂工程浩大，勞民傷財。南詔王室對阿吒力教的提倡和利用，是想借助宗教的力量來鞏固政治地位，緩解日益緊張的王權危機，但實質上卻為南詔王室的覆滅埋下了更大的隱患。
（三）窮兵黷武，內外失和
世隆時期，南詔與唐朝的關係破裂，雙方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戰爭之中。這場戰爭是唐朝在大民族主義思想支配下錯誤處理民族關係的惡果。同時，也是南詔統治者提高政治地位、調整內部關係的一種手段。
世隆統治時期，由於南詔內部統治危機的出現，鞏固王權成為蒙氏烏蠻貴族政治經營的重點，南詔內部政治鬥爭更加激烈，世隆則是采取強硬的鎮壓措施，“親戚異己者皆斬”，這就為南詔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爆發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唐、詔關係惡化後，世隆更以皇帝自稱，斷絕了與唐朝的關係，並與唐朝處於戰爭狀態中，這樣，南詔與唐朝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而南詔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暫時處於次要位置。南詔王作為民族代表，則企圖利用戰爭的勝利強化其政治威信，例如，鹹通十一年間，南詔入寇西川，圍困成都，在與唐將的談判之中，“其儀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甚至揚言要“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並“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戰爭結束後，南詔恢複了與唐朝的政治交往，一方麵遣使和親，一方麵又要求與唐朝約為兄弟或舅甥關係。和親之事終獲成功，南詔統治者改變南詔政治地位的企圖卻沒有成為事實。所以，從戰爭前後南詔的政治表現可以看出，戰爭無疑給南詔統治者提供了提高政治地位、強化政治威信的機會，這就是世隆在受到唐朝不公正待遇後，不惜傾國入寇、與唐朝大打持久戰爭的深層原因之一。
然而，對戰爭的利用無異於飲鴆止渴。這場有著多重政治目的的戰爭，使南詔與唐朝的政治關係再度破裂，南詔由唐朝“西南藩屏”成為了“西南大禍”，戰略關係的變化，使同樣處於內外交困境地的大唐王朝，對南詔也由扶持轉換成防範。世隆窮兵黷武，頻繁持久的戰爭消耗了南詔國內大量的勞動力人口，“蜀之役，男子十五歲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社會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南詔“兵出無寧歲”，高昂的戰爭成本導致國內“帑藏不給，橫斂於民，上下俱困”胡蔚本，至使“諸國更仇忿，屢覆眾，國耗虛”。各民族部落由於不滿南詔沉重的軍事征調和橫征暴斂，開始了此起彼伏的反抗鬥爭，民族關係極度惡化。南詔於是陷入了內外交困的情形之中，更嚴重的統治危機也隨之產生。
在南詔早期的發展曆史之中，蒙氏作為蒙舍部落的首領，在不斷的對外掠奪和兼並戰爭中牢固地樹立起政治軍事首腦的地位，並通過父子聯名的形式，穩定地實現著權力的傳遞。天寶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詔脫離與唐朝的政治從屬關係，建立了獨立的多民族集合體國家。國家的建立，使蒙氏王權得到了極大鞏固。蒙氏烏蠻貴族作為國家最高的統治者，效仿唐朝建立年號，確定長子繼承製，並通過等級製度在土地、財富、服飾、禮儀等方麵對統治特權進行了強化。
公元808年，異牟尋卒，南詔王權的傳遞開始出現異常。異牟尋子尋閣勸繼承了南詔的大業，並自稱“驃信”（君王），但第二年尋閣勸就死了，年僅三十一歲。史籍沒有過多留下這位南詔主的事跡，但留下了一首詠君臣關係的詩，其中有“伊昔經皇運，艱難仰忠烈”，“元昶同一心，子孫堪遺厥”，似乎透露出南詔君臣關係的某種不和諧信息，表達了希望南詔君臣團結、永保社稷的願望。公元809年，尋閣勸十二歲的長子勸龍晟繼位，七年之後（公元816年），弄棟節度王嵯巔殺勸龍晟，立其弟勸利為王。史載勸龍晟“淫肆不道，上下怨疾”，所以引致殺身之禍，其實，從弄棟節度王嵯巔軾君一事，足見勸龍晟時期南詔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已極為緊張，至上的王權已遭手持重兵的權臣的嚴重挑戰。盡管如此，南詔的王權還是由蒙氏所掌握。年僅十五歲的勸利繼位之後，即表現出對王嵯巔的政治妥協，“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雖然他曾一度“廢王嵯巔”，概討其弑兄之罪，但又“赦其罪，命敬三寶，為清平官”說明王嵯巔已然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並進而左右著南詔的朝政。勸利僅僅在位八年，公元823年，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佑”。所謂“國人請立”，其實是南詔多種政治力量平衡的結果，說明南詔內部王權的爭奪日趨嚴重。《資治通鑒》對勸豐佑的評價是“勇敢，善用其眾”，勸豐佑頗具政治謀略，在位的三十六年裏，善於處理南詔複雜的君臣關係，培養了段宗牓等一些忠於南詔王室的政治力量，《僰古通紀淺述》載：南詔救緬之前，“金縉（即段宗牓）憶主老而世子幼，嵯巔專權，其子為統矢演習，恐其父子篡位，故請以行軍令。……時嵯巔子該領兵行，乃恃父權，延違軍令，……金縉以軍法斬之。其父徒自號泣而已。”段宗牓返回南詔途中，“聞王崩而嵯巔攝政，赫然斯怒”。乃誑騙嵯巔出拜佛舍利，趁機拔劍斬之。“然後入國哭主，輔世子以忠。”公元859年，勸豐佑卒，困擾了南詔三代的王嵯巔勢力雖然消失了，但南詔內部的政治鬥爭卻更加激烈，世隆統治時期，與勸豐佑不同的是，對反對派采取了強硬的措施，“親戚異己者皆斬”，雖然以強權暫時維護了蒙氏政治上的主導地位，但並沒有從實際上解決內部矛盾。後來的實事說明，以鄭氏、趙氏、楊氏、段氏為首的政治勢力的上升，以及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平衡關係的打破，最終顛覆了南詔蒙氏的統治。
（二）沉迷宗教，勞民傷財
公元9世紀中葉以後阿吒力教與南詔王室開始產生了緊密的聯係，並在南詔形成鼎盛之勢。由於一部分白蠻貴族為代表的權臣勢力逐步膨脹，南詔內部政治危機出現，各種矛盾也趨於激化，直接威脅到南詔王室的統治地位。在這樣複雜的政治形勢下，南詔王室極力尋找出路，大力提倡和利用阿吒力教，以此作為宣揚“君權神授”、控製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精神武器，同時也作為控製廣大白蠻群眾、調和與白蠻貴族之間關係的政治武器。
自勸豐佑時期開始，阿吒力教就已逐漸在南詔形成鼎盛之勢。阿吒力高僧往往以國師的身份參與到南詔政治集團之中，影響頗大。至南詔後期，既通曉佛學之道，又深受漢族儒家思想熏陶的“白蠻”阿吒力僧，在《南詔中興二年畫卷·文字卷》中被稱為“儒釋”，也通過仕途，成為了南詔統治集團的一部分。郭鬆年《大理行記》雲：“師僧（即儒釋）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
伴隨著阿吒力僧在南詔社會地位的提高，阿吒力教也逐漸成為南詔宗教文化的主要內容，作為這種宗教文化的載體，寺廟的修建及佛事活動的開展逐漸地開始在南詔形成泛濫之勢。勸豐佑時期，著名的梵僧讚陀崛多大力宣揚阿吒力教，《滇釋紀》載：“讚陀崛多尊者又雲室利達多，西域人，自摩迦陀來，又號摩迦陀；遊化諸國，至鶴慶又騰越州住峰山、長洞山二處，闡瑜伽法，傳阿吒力教。”讚陀崛多又開建五密法場，弘瑜伽法，他的弟子張子辰、羅邏倚等也由印度到南詔，相繼傳播阿吒力教，時稱南詔七師。在勸豐佑的支持下，讚陀崛多傳教的足跡不僅遍布滇西洱海周圍地區，甚至到達了滇中滇池周圍地區，其所到之處，廣修廟宇，如玄化寺，寶峰寺等。萬曆《雲南通誌》又記曰：“習儀僧會司法明寺，在宜良縣東隅，唐僧摩伽陀建。”勸豐佑本人則“諭民虔敬三寶，恭誦三皈”，修築了許多寺廟，包括規模宏大的崇聖寺和位於拓東城的東、西寺塔。世隆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於佛事活動之中，“建大寺八百，謂之蘭若，小寺三千，謂之伽藍，遍於雲南境中”。隆舜尤喜鑄觀音像，不僅“以兼金鑄阿嵯耶觀音”，又“以黃金八百兩鑄文殊、普賢二像，敬於崇聖寺”，還“用金鑄觀音一百八像，散諸裏巷，俾各敬之”。南詔境內寺廟林立，“家知戶到，皆以敬佛為首務”，已然成為名副其實的“佛國”。
對阿吒力教大量的投入，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對南詔的社會經濟起到了極大的破壞作用。例如，勸豐佑統治時期，動用大量民力修建崇聖寺千尋塔，供佛一萬一千多尊，構屋八百九十間，耗銅四萬餘斤。“用工力夫役匠七百七十萬八千一百四十一工，金、銀、布、帛、綾、羅、緞、錦，值金四萬三千五十四斤。自保和十年興工，至天啟九年七月十五日畢，凡十五年。”可謂工程浩大，勞民傷財。南詔王室對阿吒力教的提倡和利用，是想借助宗教的力量來鞏固政治地位，緩解日益緊張的王權危機，但實質上卻為南詔王室的覆滅埋下了更大的隱患。
（三）窮兵黷武，內外失和
世隆時期，南詔與唐朝的關係破裂，雙方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戰爭之中。這場戰爭是唐朝在大民族主義思想支配下錯誤處理民族關係的惡果。同時，也是南詔統治者提高政治地位、調整內部關係的一種手段。
世隆統治時期，由於南詔內部統治危機的出現，鞏固王權成為蒙氏烏蠻貴族政治經營的重點，南詔內部政治鬥爭更加激烈，世隆則是采取強硬的鎮壓措施，“親戚異己者皆斬”，這就為南詔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爆發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唐、詔關係惡化後，世隆更以皇帝自稱，斷絕了與唐朝的關係，並與唐朝處於戰爭狀態中，這樣，南詔與唐朝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而南詔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暫時處於次要位置。南詔王作為民族代表，則企圖利用戰爭的勝利強化其政治威信，例如，鹹通十一年間，南詔入寇西川，圍困成都，在與唐將的談判之中，“其儀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甚至揚言要“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並“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戰爭結束後，南詔恢複了與唐朝的政治交往，一方麵遣使和親，一方麵又要求與唐朝約為兄弟或舅甥關係。和親之事終獲成功，南詔統治者改變南詔政治地位的企圖卻沒有成為事實。所以，從戰爭前後南詔的政治表現可以看出，戰爭無疑給南詔統治者提供了提高政治地位、強化政治威信的機會，這就是世隆在受到唐朝不公正待遇後，不惜傾國入寇、與唐朝大打持久戰爭的深層原因之一。
然而，對戰爭的利用無異於飲鴆止渴。這場有著多重政治目的的戰爭，使南詔與唐朝的政治關係再度破裂，南詔由唐朝“西南藩屏”成為了“西南大禍”，戰略關係的變化，使同樣處於內外交困境地的大唐王朝，對南詔也由扶持轉換成防範。世隆窮兵黷武，頻繁持久的戰爭消耗了南詔國內大量的勞動力人口，“蜀之役，男子十五歲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社會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南詔“兵出無寧歲”，高昂的戰爭成本導致國內“帑藏不給，橫斂於民，上下俱困”胡蔚本，至使“諸國更仇忿，屢覆眾，國耗虛”。各民族部落由於不滿南詔沉重的軍事征調和橫征暴斂，開始了此起彼伏的反抗鬥爭，民族關係極度惡化。南詔於是陷入了內外交困的情形之中，更嚴重的統治危機也隨之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