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三角互動關係中南詔國的發展
南詔國的出現既是南詔政治意識不斷膨脹的結果，又是唐朝與吐蕃政治博弈的產物。可以說，唐朝、吐蕃、南詔三者之間此長彼消的政治互動，既伴隨著南詔國的誕生，又伴隨著南詔國的發展。每一次敵友關係的轉化，南詔均化解了危機，並獲得發展機會。從這一角度而言，南詔是三角互動關係中最大的贏家。
（一）南詔與吐蕃的矛盾
公元779年，閣羅鳳卒。由於子鳳伽異早亡，孫異牟尋繼承了祖父的事業。史載異牟尋“頗知書，有才智，善撫其眾”，具有極高的漢文化修養和傑出的政治才能。異牟尋繼位後，這位年輕的南詔國主對南詔與吐蕃的關係立即表示出了不安與反感。
吐蕃與南詔的關係由於受時代的、民族的、社會製度諸種因素的製約，不可能是平等的，出於軍事均衡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友好關係，也始終伴隨著陰影和矛盾。例如，吐蕃雖與南詔結盟，但對南詔始終懷有不信任之心，對南詔采取了種種控製措施。吐蕃通過神川都督府（在今麗江地區）對南詔進行政治上的監視，而且收納了被南詔攻滅的浪穹、鄧賧二詔的貴族孑餘利羅式，培養其勢力，形成對南詔的政治威脅，“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還“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重賞利羅式。依仗吐蕃的扶持，利羅式甚至公開挑釁南詔，狂妄無禮，“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為我有。’”此為南詔難忍之一；吐蕃還向南詔征斂苛重，實施經濟壓製，“吐蕃役賦南蠻重數”神川都督“訥舌逼城於鄙，弊邑不堪”，為南詔難忍之二；吐蕃又在南詔調兵無度，“奪諸蠻險地立城堡，歲征兵以助鎮防，牟尋益厭苦之”，南詔的軍隊還屢屢被吐蕃驅使調動，“蕃人入寇必以南詔為前鋒”，吐蕃置南詔軍於戰爭的最前沿，犧牲他人保全自己，為南詔難忍之三。吐蕃對待其他少數民族的殘暴政策，也引起了南詔極大的不安，“往退渾王為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跋首領，並蒙誅刈；仆固忠誌，身亦喪亡”，南詔“每慮一朝亦被此禍”，為難忍之四。更主要的是，吐蕃吞並南詔之心，為南詔最不可忍。樊綽《蠻書》附錄趙昌奏狀說：“天寶年中，其祖閣羅鳳被邊將張虔陀讒構，部落驚懼，遂違聖化，北向歸投吐蕃讚普。以讚普年少，信任讒佞，欲並其國。”
然而，在南詔與吐蕃的實力對比中，南詔處於弱勢，雖有“難忍”，但“吞聲無訴”。天寶之戰後，南詔與唐朝之間的矛盾存在，迫使南詔必須保持與吐蕃聯盟。公元779年，吐蕃與南詔合兵寇唐，“一趨茂州，逾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叩邛郲關”，欲取蜀地為吐蕃之東府。“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眾，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眾，顛踣峭且十萬。”這次戰爭唐朝取得了勝利，吐蕃和南詔死傷較為慘重，“饑寒隕於崖穀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裏，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戰爭的失利使吐蕃遷怒於南詔，並把異牟尋改封為“日東王”。從“讚普鍾”到“日東王”，南詔由兄弟之國下降為附屬之國，南詔的政治利益受到威脅，南詔與吐蕃之間的政治裂痕出現。
南詔與吐蕃的矛盾愈埋愈深，南詔內部也出現了反抗吐蕃的意見。《新唐書·南詔傳》說，南詔清平官鄭回“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惏刻無極也。今棄之複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鄭回原是唐朝西瀘縣令，巂州破滅時，為南詔所虜。閣羅鳳重其儒學深厚，賜名“蠻利”，為南詔帝師。南詔鳳伽異、異牟尋及尋夢湊皆師從鄭回。異牟尋對鄭回尤為器重，“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鄭回從政治家的長遠目光出發，以唐朝民族政策的優越性對比吐蕃，促使南詔異牟尋產生了回歸唐朝的想法。
（二）貞元會盟
在與唐朝對抗中，吐蕃較為主動，南詔則始終處於從屬地位，史籍中少見南詔主動挑起與唐朝戰事的記錄。而吐蕃政權在與南詔聯盟後，勢力更盛，頻頻侵擾唐境，迫使唐朝對吐蕃的防線自西北的甘隴拉長至西川的南部。巂州失陷，更使吐蕃毫無顧忌地在西北進行侵擾，占領了河湟一帶，把東部的疆界直向唐朝的“王畿”附近推移，公元763年（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軍隊甚至直入長安。公元763年至780年間（廣德元年至建中元年），吐蕃又屢寇西川，“飲馬岷江”，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
麵對連年的邊境危機，唐朝采納宰相李泌的建議，調整戰略，“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唐德宗從之，唐朝開始轉變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態度，並於公元788年以鹹安公主和親回紇。和親後，回紇與吐蕃決裂，並表示：“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唐朝的西北邊境得到了穩定。
公元785年，韋皋為西川節度使，展開了對西南邊境少數民的招徠，包括“東蠻”在內的一些少數民族隨即投向了唐朝。“東蠻”指分布在大渡河南金沙江以北的區域之內的烏蠻部落群，其較大者有勿鄧、兩林、豐琶三個部落。“東蠻”“勝兵常數萬”，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地處唐、吐蕃和南詔三大勢力之間，受三種勢力的影響，政治上搖擺不定。“東蠻”在政治上投向唐朝之後，引起了異牟尋的注意。為探明唐朝的意圖，貞元三年（公元787年）春，“異牟尋潛遣人因群蠻求內附”，唐朝方麵因此得知了南詔的歸化之意，並認為“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於是命韋皋有意招撫南詔。
公元787年5月，韋皋寫信給東蠻首領苴那時，命其了解南詔的情況。六月，韋皋又致信南詔，“令趣遣使入見”。但異牟尋仍“未敢自遣使”，貞元四年（公元788年）“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麒麟殿，賜齎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唐朝給予東蠻鬼主較高的政治禮遇，充分表明了唐朝的態度。然而，吐蕃此時仍屯兵神川都督府（在今麗江地區），對南詔還具有較大威脅，異牟尋不敢擅動。
同年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然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去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誌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韋皋成功地分化了吐蕃和南詔的軍事聯動，製造了二者之間的矛盾，並聯合東蠻，打退了吐蕃的侵擾。一個月之後吐蕃單獨用兵，又為韋皋所敗。之後，唐朝和吐蕃均加緊了對南詔的爭取工作。韋皋以“懷柔”的政治姿態，“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又派南詔舊臣段忠義回鄉傳達唐朝意圖，並斬殺了叛降吐蕃的勿鄧鬼主苴夢衝，肅清南詔邊境的叛唐勢力，保證了西洱河與西川的暢通。
吐蕃方麵則采取與唐朝截然相反的方式，“屢遣人誘脅雲南”，索取南詔大臣子弟為人質，並加緊扶持南詔夙敵利羅式異牟尋致西川節度府文書雲：“今吐蕃委利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利用磨些對南詔進行監視。吐蕃的做法致使南詔愈加怨恨，並在行動上進行抵觸，“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雙方關係進而愈加惡化，相互之間甚至開始了實質上的軍事防禦，《資治通鑒》卷二三四即載：“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
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異牟尋終於決心歸附唐朝。“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皋，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自稱唐雲南王孫，吐蕃讚普弟日東王。皋遣其使者詣長安，並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皋遣使慰撫之。”韋皋的苦心經營終於有了結果，南詔三路獻表，回歸唐朝，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月，韋皋派西川巡官崔佐時與南詔會盟。異牟尋帥其眾與崔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其盟文雲：雲南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節度使判官崔佐時謹詣玷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川穀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為證據。……牟尋與清平官洪驃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山河兩利，即願牟尋、清平官、大軍將等福祚無疆，子孫昌盛不絕，管諸賧首領永無離二；興兵動眾，討伐吐蕃，無不克捷。如會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蕃私相會合，或輒窺侵漢界田地，即願天地神祇共降災罰，宗祠殄滅，部落不安，災疾臻湊，人戶流散，稼穡產畜，悉皆減耗。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恤，亦請準此誓文，神祇共罰。……《全唐文》卷九九九《與中國誓文》。盟誓之後，南詔即遣使隨崔佐時入朝。同年，南詔出兵攻取了吐蕃神川都督府之地，奪取吐蕃城堡十六座，俘虜其王五人，降其民十餘萬；同時還俘獲了原浪穹詔貴族孑餘利羅式，統治了這一帶地方的“烏蠻”、“施蠻”、“順蠻”、“磨些蠻”和部分吐蕃人口，徹底清除了長期以來盤踞於此的政治夙敵。《新唐書·南詔傳》說：“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複號南詔，帝齎賜有加。”貞元十年六月至七月，唐朝派祠部郎中兼禦使中丞袁滋為南詔冊封史。“賜南詔異牟尋金印銀窠，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蠻書》記載，袁滋一行自石門（今雲南大關縣豆沙關）入雲南。南詔對朝廷使臣的歡迎極其隆重。異牟尋派清平官尹輔酋及親信李羅劄，以及曹長、同倫判官九人遠道迎接，又有子弟羽儀六人沿途視事。當袁滋一行途經安寧城、曲驛（楚雄）、雲南（祥雲）、白崖城（彌渡紅岩）、龍尾城（下關）時皆受到當地官員、百姓、馬步軍隊的夾道歡迎。袁滋入太和城時，異牟尋遣清平官、大軍將等以金鋑玉珂之良馬六十匹來迎，步軍、馬軍列隊二十餘裏夾道歡迎。異牟尋本人則“衣金甲，披大皮蟲，執雙鐸鞘”，攜子尋閣勸親自出陽苴咩城五裏迎接。以大象十二頭引道，後隨馬軍、歌舞樂隊、手持斧鉞的儀仗隊，場麵盛況空前。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陽苴咩城彩旗飛揚，“南詔……宣慰南詔史東向立，冊立南詔史南向立，宣敕書，讀冊文訖。……南詔及清平官以下稽顙再拜，手舞足蹈，……冊立史袁滋引杯釃酒曰：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堅守誠信，為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傳繼也。異牟尋噓嘻曰：敢不承命！”真可謂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從分裂到回歸，南詔又回到了統一王朝的版圖之內，並把少數民族與漢民族多元一體、共同發展的格局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貞元會盟以後，南詔與唐朝的關係變得空前親密，異牟尋“比年獻方物”，與唐朝展開了頻繁的交流。白居易《蠻子朝》記載了南詔朝見長安時的一次情景：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蠻子。蠻子導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隈伽。清平官持赤藤杖，大軍將係金嗟。異牟尋男尋閣勸，特敕召對延英殿。上心貴在懷遠蠻，引臨玉座近天顏。冕旒不垂親勞徠，賜衣賜食移時對。移時對，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羨色。可憐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聞對一刻。這一場景親密融洽，唐德宗對南詔王子尋閣勸極為看重，甚至賜予珍貴之物以示優遇。
（三）三角政治關係的變化
貞元會盟是南詔政治回歸的標誌。會盟之後，唐朝減輕了吐蕃對西南邊境的壓力，恢複了對西南地區的統治；南詔擺脫了吐蕃的羈控，作為唐朝的“西南藩屏”，再次與吐蕃形成對立。吐蕃方麵，則在唐朝與南詔的聯合下遭到重創，逐漸喪失了在西南地區的主動權。
公元795年，南詔奪取了長期為吐蕃控製的昆明城（今鹽源），把金沙江北、雅礱江以西地帶的一部分“烏蠻”與“磨些”的部落也收入治下。唐朝則收複了曾為吐蕃占據的巂州城（今西昌），恢複對原巂州北部地區的統治；巂州南部的會同上下及昆明城一帶則仍屬南詔。之後，南詔和唐朝布置防線，“皋令免按兵巂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新唐書·南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並多次聯合打敗了吐蕃的軍事進攻。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及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吐蕃分別率大軍兵分兩路對南詔邊境和巂州發起進攻，異牟尋與韋皋互為犄角發兵迎戰，吐蕃連遭挫敗，無功而返。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唐朝聯合回鶻、南詔等對吐蕃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回鶻、太原、分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而“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在唐朝及其聯軍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打擊之下，吐蕃慘遭失敗，“振武、靈武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這次戰役之中，“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唐德宗還特意派中人尹偕對異牟尋進行慰問。
吐蕃在唐朝與南詔的聯合下，軍事方麵連連失利，連年的征戰也疲困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再加上公元797年赤鬆德讚死後，諸子爭立，國內一度出現了嚴重的政治混亂，公元798年赤鬆德讚繼位之後，便開始謀求緩和與唐朝的緊張關係。所以這次戰爭之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在西南戰場上開始由攻退到守，對南詔也無力幹涉。
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劍南西川節度韋皋卒。三年之後（公元808年），南詔異牟尋卒，唐憲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兩位曆史人物相繼謝幕，唐、詔關係的蜜月期也隨之結束。之後唐朝劍南西川的政局也開始出現了混亂。韋皋卒後，其副使劉辟擁兵擅政，節度西川。唐憲宗派高崇文討伐劉辟，西川才又取得政治上的穩定。劉辟叛變，反映出唐朝內部的政治問題已日趨嚴重。從肅宗時代開始，宦官把持了國政，並與藩鎮節度盤根錯節、互為利用。唐朝內政腐敗，“官亂人貧”，唐朝晚期，藩鎮割據之風愈演愈烈，自穆宗即位之後，藩鎮增加至六11個，僅山南、劍南、嶺南、河西四道為朝廷所控製。在這種情況下，唐朝對南詔的管理也不再強硬和有力了。
異牟尋的後繼者們依然與唐朝保持著政治的臣屬關係。公元808年尋閣勸繼位之後，唐朝依舊例冊封其為南詔王。第二年，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公元816年，弄棟節度王嵯巔殺勸龍晟，立其弟勸利為王。這一時期，不管南詔王權出現了怎樣的更迭，但始終對唐朝朝貢不絕、保持友好。其間，南詔在唐朝邊境上仍“小有鈔盜”，但“未敢犯州縣”，如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南詔進攻唐朝安南都護府的北部邊境；唐穆宗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南詔入寇黔中，後在唐朝的招諭之下退兵。這二次邊境摩擦對雙方的友好關係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公元823年，勸利卒，其弟勸豐佑立。勸豐佑基本上還是繼承了貞元會盟以來南詔與唐朝之間的政治關係，在他在位的三十七年（公元823～859年）時間裏，南詔向唐朝遣使朝貢十六次。但是，就在使臣的頻繁往來之間，南詔又主動對唐朝發起了戰爭。公元829年11月，以西川節度杜元穎克扣士兵衣糧、致使士兵偷盜南詔邊境為由，勸豐佑遣王嵯巔率兵攻西川，先後陷巂（州駐今西昌）、戎（州駐今宜賓）、邛（州駐今邛崍）三州，然後兵入成都，在成都西城駐兵十天，安撫百姓，不行劫掠，將還，“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南詔的掠奪行為對當地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屍塞江而下。嵯巔自為軍殿，及大度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眾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
南詔入寇成都之後，唐朝及時修正了南詔的行為，西川節度李裕德要回了被南詔掠去的工伎、僧道四千人，並加強了對邊境的防禦措施。自此南詔與唐朝基本上保持了近三十年的友好關係。勸豐佑統治晚期，南詔與唐朝的關係又出現異常。新任西川節度杜倧以“軍府頗厭於廩給”為由，奏請減少南詔派駐於成都學習的貴族子弟，並荒唐地認為南詔朝貢是為了獲取賞賜，要求減少南詔朝貢的人數，由是引致南詔極大的憤怒，南詔召回了子弟，撤回了使者，從此不按時入貢，並不時騷擾唐朝邊境。這一時期，盡管南詔不時有侵犯唐境的情況，但唐朝采取了避免衝突擴大的審慎態度，南詔與唐朝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升級，和平與友好仍是發展的主流。
（四）南詔的強盛
異牟尋開啟了南詔曆史發展的鼎盛時期。貞元會盟後至勸豐佑主政的這一段時期，南詔脫離了吐蕃的壓製，進入到了更為迅速的發展階段。南詔打開國門，積極開展與唐朝內地經濟、文化的交流，加強與古中南半島地區的聯係，使南詔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在皮羅閣四十餘年的經營基礎上，再次獲得飛躍，尤其是南詔新經濟區的開發，對勞動力人口的掠奪，對外貿易的展開，極大地促進了南詔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就是南詔後期能與唐朝進行近二十餘年戰爭的經濟基礎。相較處於發展頹勢的唐朝和吐蕃而言，這一時期南詔國勢鼎盛，聲威遠播，已然成為西南地區最為活躍的政治實體。
1.政治的發展
隨著南詔國的發展，南詔的國家意識也日益凸顯。公元779年，異牟尋仿效中原帝王“封嶽瀆”的做法，擇境內名山大川封五嶽四瀆。五嶽是：中嶽點蒼山，東嶽烏龍山（今烏蒙山），南嶽蒙樂山（今無量山），西嶽高黎貢山，北嶽玉龍雪山；四瀆是：金沙江、瀾滄江、黑惠江、怒江。異牟尋封“五嶽四瀆”，明顯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意念，是從國家的角度對南詔領土大致範圍的勾畫。
為適應南詔的發展，異牟尋還進一步完善了南詔的各項政治製度，例如，改中央行政機構“六曹”為“九爽”，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在原來六曹職能機構的基礎上，另添設厥爽掌工程建設，禾爽掌商業貿易，慈爽掌掌禮樂，還設乞托“主牛”、祿托“主馬”，專門管理畜牧經濟。異牟尋改製後，使南詔的政治製度從內容到形式更為完備，也更適合南詔當時的社會發展情況。
2.經濟的發展
異牟尋致力於南詔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皮羅閣不同的是，異牟尋把南詔經濟發展的重點由滇西洱海地區向滇東滇池地區擴展。南詔築拓東城坐鎮東方之後，隨著南詔政治勢力的深入，對滇池及其周圍地區的經濟開發開始成為南詔重要的經營內容。這一地區自秦漢以來一向為富庶之地，南北朝時為爨氏統治中心，經過爨氏之間的兼並鬥爭，以及南詔西遷白蠻二十萬戶之後，社會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由曲靖州、石城、升麻州、昆川南至龍和以來蕩然兵荒矣。”要恢複毀於兵戈的滇池經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詔在攻取吐蕃神川都督之地後，隨即就把當地的施蠻、順蠻、磨些蠻、裳人等民族人口遷移至滇池地區進行經濟開發，《蠻書》卷六載南詔“又從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餘戶分隸城傍，以靜道路。”征服金齒（傣族）地區之後，同樣也遷移了一部分人口到滇池地區，這些被遷移到滇池地區的少數民族，成為了南詔的集體奴隸，為開發滇池地區作出了貢獻。至南詔中後期，“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業水田，種麻豆黍稷”，農業生產得到了巨大的進步，成為南詔經濟的重要支撐。
3.文化的繁榮
貞元會盟之後，南詔與唐朝文化交流的渠道再次打開。相較以往任何曆史時期，這一時期唐文化對南詔的影響是極為廣泛的。異牟尋視儒學為先進文化的代表，“每歎地卑夷雜，禮義不通，隔絕中華，杜絕聲教。”南詔回歸不久後就恢複了派貴族子弟就學內地的舊例，為南詔文化的發展提供補給。儒學之外，唐代的詩歌、音樂、建築藝術等也對南詔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以尋閣勸、趙叔達等為代表，開創了南詔詩歌藝術的先河；《南詔奉聖樂》則代表了南詔音樂發展的最高成就；受唐代佛教建築藝術的影響，南詔境內也開始出現了修建大型佛寺、佛塔之風，著名的崇聖寺、千尋塔等建築就修建於這一時期。公元9世紀中葉以後，源自於印度的密宗阿吒力教傳入南詔以後，“與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相適應，不斷地吸收中原漢地佛教顯、密諸宗，儒家學說，道教思想和神祇而形成一個密宗新宗派”。為南詔所尊崇。南詔文化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4.對外交往的擴大
公元794年，南詔又派兵南下銀生地區（今思茅地區、西雙版納地區），征服了茫天連（今孟連縣）、茫吐薅（今瀾滄縣一帶）、黑齒等十部落（今緬甸南撣邦一帶），以及同區域的“穿鼻蠻”、“長鬃蠻”、“棟峰蠻”等部落並設銀生節度進行管轄。以銀生節度為依托，南詔軍事活動的範圍一度到達女王國（今泰國北部的南奔府一帶）、陸真臘、水真臘（分別位於今老撾、柬埔寨境內）幾個中南半島古國。南詔“曾領馬軍到海畔，見蒼波洶湧，悵然收軍卻回”。南詔聲威遠揚，影響及於整個半島地區，並且與這一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也更為活躍，貞元中，南詔向唐朝進獻夷中歌曲，令驃國進樂人。元代張道宗《紀古滇說集》曾載：“自唐進封之後，永昌諸郡、緬、暹羅、大秦皆西通之國，交趾、八百、真臘、占城、撾國皆南通之國，俱以奇珍、金寶、鹽、棉、氈布、琿琚、巴貝歲進，於王不缺，於是漸有昌也。”
§§第三章 南詔的衰落與滅亡
（一）南詔與吐蕃的矛盾
公元779年，閣羅鳳卒。由於子鳳伽異早亡，孫異牟尋繼承了祖父的事業。史載異牟尋“頗知書，有才智，善撫其眾”，具有極高的漢文化修養和傑出的政治才能。異牟尋繼位後，這位年輕的南詔國主對南詔與吐蕃的關係立即表示出了不安與反感。
吐蕃與南詔的關係由於受時代的、民族的、社會製度諸種因素的製約，不可能是平等的，出於軍事均衡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友好關係，也始終伴隨著陰影和矛盾。例如，吐蕃雖與南詔結盟，但對南詔始終懷有不信任之心，對南詔采取了種種控製措施。吐蕃通過神川都督府（在今麗江地區）對南詔進行政治上的監視，而且收納了被南詔攻滅的浪穹、鄧賧二詔的貴族孑餘利羅式，培養其勢力，形成對南詔的政治威脅，“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還“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重賞利羅式。依仗吐蕃的扶持，利羅式甚至公開挑釁南詔，狂妄無禮，“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為我有。’”此為南詔難忍之一；吐蕃還向南詔征斂苛重，實施經濟壓製，“吐蕃役賦南蠻重數”神川都督“訥舌逼城於鄙，弊邑不堪”，為南詔難忍之二；吐蕃又在南詔調兵無度，“奪諸蠻險地立城堡，歲征兵以助鎮防，牟尋益厭苦之”，南詔的軍隊還屢屢被吐蕃驅使調動，“蕃人入寇必以南詔為前鋒”，吐蕃置南詔軍於戰爭的最前沿，犧牲他人保全自己，為南詔難忍之三。吐蕃對待其他少數民族的殘暴政策，也引起了南詔極大的不安，“往退渾王為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跋首領，並蒙誅刈；仆固忠誌，身亦喪亡”，南詔“每慮一朝亦被此禍”，為難忍之四。更主要的是，吐蕃吞並南詔之心，為南詔最不可忍。樊綽《蠻書》附錄趙昌奏狀說：“天寶年中，其祖閣羅鳳被邊將張虔陀讒構，部落驚懼，遂違聖化，北向歸投吐蕃讚普。以讚普年少，信任讒佞，欲並其國。”
然而，在南詔與吐蕃的實力對比中，南詔處於弱勢，雖有“難忍”，但“吞聲無訴”。天寶之戰後，南詔與唐朝之間的矛盾存在，迫使南詔必須保持與吐蕃聯盟。公元779年，吐蕃與南詔合兵寇唐，“一趨茂州，逾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叩邛郲關”，欲取蜀地為吐蕃之東府。“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眾，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眾，顛踣峭且十萬。”這次戰爭唐朝取得了勝利，吐蕃和南詔死傷較為慘重，“饑寒隕於崖穀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裏，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戰爭的失利使吐蕃遷怒於南詔，並把異牟尋改封為“日東王”。從“讚普鍾”到“日東王”，南詔由兄弟之國下降為附屬之國，南詔的政治利益受到威脅，南詔與吐蕃之間的政治裂痕出現。
南詔與吐蕃的矛盾愈埋愈深，南詔內部也出現了反抗吐蕃的意見。《新唐書·南詔傳》說，南詔清平官鄭回“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惏刻無極也。今棄之複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鄭回原是唐朝西瀘縣令，巂州破滅時，為南詔所虜。閣羅鳳重其儒學深厚，賜名“蠻利”，為南詔帝師。南詔鳳伽異、異牟尋及尋夢湊皆師從鄭回。異牟尋對鄭回尤為器重，“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鄭回從政治家的長遠目光出發，以唐朝民族政策的優越性對比吐蕃，促使南詔異牟尋產生了回歸唐朝的想法。
（二）貞元會盟
在與唐朝對抗中，吐蕃較為主動，南詔則始終處於從屬地位，史籍中少見南詔主動挑起與唐朝戰事的記錄。而吐蕃政權在與南詔聯盟後，勢力更盛，頻頻侵擾唐境，迫使唐朝對吐蕃的防線自西北的甘隴拉長至西川的南部。巂州失陷，更使吐蕃毫無顧忌地在西北進行侵擾，占領了河湟一帶，把東部的疆界直向唐朝的“王畿”附近推移，公元763年（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軍隊甚至直入長安。公元763年至780年間（廣德元年至建中元年），吐蕃又屢寇西川，“飲馬岷江”，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
麵對連年的邊境危機，唐朝采納宰相李泌的建議，調整戰略，“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唐德宗從之，唐朝開始轉變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態度，並於公元788年以鹹安公主和親回紇。和親後，回紇與吐蕃決裂，並表示：“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唐朝的西北邊境得到了穩定。
公元785年，韋皋為西川節度使，展開了對西南邊境少數民的招徠，包括“東蠻”在內的一些少數民族隨即投向了唐朝。“東蠻”指分布在大渡河南金沙江以北的區域之內的烏蠻部落群，其較大者有勿鄧、兩林、豐琶三個部落。“東蠻”“勝兵常數萬”，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地處唐、吐蕃和南詔三大勢力之間，受三種勢力的影響，政治上搖擺不定。“東蠻”在政治上投向唐朝之後，引起了異牟尋的注意。為探明唐朝的意圖，貞元三年（公元787年）春，“異牟尋潛遣人因群蠻求內附”，唐朝方麵因此得知了南詔的歸化之意，並認為“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於是命韋皋有意招撫南詔。
公元787年5月，韋皋寫信給東蠻首領苴那時，命其了解南詔的情況。六月，韋皋又致信南詔，“令趣遣使入見”。但異牟尋仍“未敢自遣使”，貞元四年（公元788年）“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麒麟殿，賜齎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唐朝給予東蠻鬼主較高的政治禮遇，充分表明了唐朝的態度。然而，吐蕃此時仍屯兵神川都督府（在今麗江地區），對南詔還具有較大威脅，異牟尋不敢擅動。
同年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然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去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誌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韋皋成功地分化了吐蕃和南詔的軍事聯動，製造了二者之間的矛盾，並聯合東蠻，打退了吐蕃的侵擾。一個月之後吐蕃單獨用兵，又為韋皋所敗。之後，唐朝和吐蕃均加緊了對南詔的爭取工作。韋皋以“懷柔”的政治姿態，“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又派南詔舊臣段忠義回鄉傳達唐朝意圖，並斬殺了叛降吐蕃的勿鄧鬼主苴夢衝，肅清南詔邊境的叛唐勢力，保證了西洱河與西川的暢通。
吐蕃方麵則采取與唐朝截然相反的方式，“屢遣人誘脅雲南”，索取南詔大臣子弟為人質，並加緊扶持南詔夙敵利羅式異牟尋致西川節度府文書雲：“今吐蕃委利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利用磨些對南詔進行監視。吐蕃的做法致使南詔愈加怨恨，並在行動上進行抵觸，“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雙方關係進而愈加惡化，相互之間甚至開始了實質上的軍事防禦，《資治通鑒》卷二三四即載：“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
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異牟尋終於決心歸附唐朝。“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皋，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自稱唐雲南王孫，吐蕃讚普弟日東王。皋遣其使者詣長安，並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皋遣使慰撫之。”韋皋的苦心經營終於有了結果，南詔三路獻表，回歸唐朝，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月，韋皋派西川巡官崔佐時與南詔會盟。異牟尋帥其眾與崔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其盟文雲：雲南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節度使判官崔佐時謹詣玷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川穀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為證據。……牟尋與清平官洪驃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山河兩利，即願牟尋、清平官、大軍將等福祚無疆，子孫昌盛不絕，管諸賧首領永無離二；興兵動眾，討伐吐蕃，無不克捷。如會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蕃私相會合，或輒窺侵漢界田地，即願天地神祇共降災罰，宗祠殄滅，部落不安，災疾臻湊，人戶流散，稼穡產畜，悉皆減耗。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恤，亦請準此誓文，神祇共罰。……《全唐文》卷九九九《與中國誓文》。盟誓之後，南詔即遣使隨崔佐時入朝。同年，南詔出兵攻取了吐蕃神川都督府之地，奪取吐蕃城堡十六座，俘虜其王五人，降其民十餘萬；同時還俘獲了原浪穹詔貴族孑餘利羅式，統治了這一帶地方的“烏蠻”、“施蠻”、“順蠻”、“磨些蠻”和部分吐蕃人口，徹底清除了長期以來盤踞於此的政治夙敵。《新唐書·南詔傳》說：“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複號南詔，帝齎賜有加。”貞元十年六月至七月，唐朝派祠部郎中兼禦使中丞袁滋為南詔冊封史。“賜南詔異牟尋金印銀窠，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蠻書》記載，袁滋一行自石門（今雲南大關縣豆沙關）入雲南。南詔對朝廷使臣的歡迎極其隆重。異牟尋派清平官尹輔酋及親信李羅劄，以及曹長、同倫判官九人遠道迎接，又有子弟羽儀六人沿途視事。當袁滋一行途經安寧城、曲驛（楚雄）、雲南（祥雲）、白崖城（彌渡紅岩）、龍尾城（下關）時皆受到當地官員、百姓、馬步軍隊的夾道歡迎。袁滋入太和城時，異牟尋遣清平官、大軍將等以金鋑玉珂之良馬六十匹來迎，步軍、馬軍列隊二十餘裏夾道歡迎。異牟尋本人則“衣金甲，披大皮蟲，執雙鐸鞘”，攜子尋閣勸親自出陽苴咩城五裏迎接。以大象十二頭引道，後隨馬軍、歌舞樂隊、手持斧鉞的儀仗隊，場麵盛況空前。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陽苴咩城彩旗飛揚，“南詔……宣慰南詔史東向立，冊立南詔史南向立，宣敕書，讀冊文訖。……南詔及清平官以下稽顙再拜，手舞足蹈，……冊立史袁滋引杯釃酒曰：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堅守誠信，為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傳繼也。異牟尋噓嘻曰：敢不承命！”真可謂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從分裂到回歸，南詔又回到了統一王朝的版圖之內，並把少數民族與漢民族多元一體、共同發展的格局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貞元會盟以後，南詔與唐朝的關係變得空前親密，異牟尋“比年獻方物”，與唐朝展開了頻繁的交流。白居易《蠻子朝》記載了南詔朝見長安時的一次情景：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蠻子。蠻子導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隈伽。清平官持赤藤杖，大軍將係金嗟。異牟尋男尋閣勸，特敕召對延英殿。上心貴在懷遠蠻，引臨玉座近天顏。冕旒不垂親勞徠，賜衣賜食移時對。移時對，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羨色。可憐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聞對一刻。這一場景親密融洽，唐德宗對南詔王子尋閣勸極為看重，甚至賜予珍貴之物以示優遇。
（三）三角政治關係的變化
貞元會盟是南詔政治回歸的標誌。會盟之後，唐朝減輕了吐蕃對西南邊境的壓力，恢複了對西南地區的統治；南詔擺脫了吐蕃的羈控，作為唐朝的“西南藩屏”，再次與吐蕃形成對立。吐蕃方麵，則在唐朝與南詔的聯合下遭到重創，逐漸喪失了在西南地區的主動權。
公元795年，南詔奪取了長期為吐蕃控製的昆明城（今鹽源），把金沙江北、雅礱江以西地帶的一部分“烏蠻”與“磨些”的部落也收入治下。唐朝則收複了曾為吐蕃占據的巂州城（今西昌），恢複對原巂州北部地區的統治；巂州南部的會同上下及昆明城一帶則仍屬南詔。之後，南詔和唐朝布置防線，“皋令免按兵巂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新唐書·南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並多次聯合打敗了吐蕃的軍事進攻。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及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吐蕃分別率大軍兵分兩路對南詔邊境和巂州發起進攻，異牟尋與韋皋互為犄角發兵迎戰，吐蕃連遭挫敗，無功而返。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唐朝聯合回鶻、南詔等對吐蕃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回鶻、太原、分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而“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在唐朝及其聯軍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打擊之下，吐蕃慘遭失敗，“振武、靈武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這次戰役之中，“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唐德宗還特意派中人尹偕對異牟尋進行慰問。
吐蕃在唐朝與南詔的聯合下，軍事方麵連連失利，連年的征戰也疲困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再加上公元797年赤鬆德讚死後，諸子爭立，國內一度出現了嚴重的政治混亂，公元798年赤鬆德讚繼位之後，便開始謀求緩和與唐朝的緊張關係。所以這次戰爭之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在西南戰場上開始由攻退到守，對南詔也無力幹涉。
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劍南西川節度韋皋卒。三年之後（公元808年），南詔異牟尋卒，唐憲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兩位曆史人物相繼謝幕，唐、詔關係的蜜月期也隨之結束。之後唐朝劍南西川的政局也開始出現了混亂。韋皋卒後，其副使劉辟擁兵擅政，節度西川。唐憲宗派高崇文討伐劉辟，西川才又取得政治上的穩定。劉辟叛變，反映出唐朝內部的政治問題已日趨嚴重。從肅宗時代開始，宦官把持了國政，並與藩鎮節度盤根錯節、互為利用。唐朝內政腐敗，“官亂人貧”，唐朝晚期，藩鎮割據之風愈演愈烈，自穆宗即位之後，藩鎮增加至六11個，僅山南、劍南、嶺南、河西四道為朝廷所控製。在這種情況下，唐朝對南詔的管理也不再強硬和有力了。
異牟尋的後繼者們依然與唐朝保持著政治的臣屬關係。公元808年尋閣勸繼位之後，唐朝依舊例冊封其為南詔王。第二年，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公元816年，弄棟節度王嵯巔殺勸龍晟，立其弟勸利為王。這一時期，不管南詔王權出現了怎樣的更迭，但始終對唐朝朝貢不絕、保持友好。其間，南詔在唐朝邊境上仍“小有鈔盜”，但“未敢犯州縣”，如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南詔進攻唐朝安南都護府的北部邊境；唐穆宗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南詔入寇黔中，後在唐朝的招諭之下退兵。這二次邊境摩擦對雙方的友好關係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公元823年，勸利卒，其弟勸豐佑立。勸豐佑基本上還是繼承了貞元會盟以來南詔與唐朝之間的政治關係，在他在位的三十七年（公元823～859年）時間裏，南詔向唐朝遣使朝貢十六次。但是，就在使臣的頻繁往來之間，南詔又主動對唐朝發起了戰爭。公元829年11月，以西川節度杜元穎克扣士兵衣糧、致使士兵偷盜南詔邊境為由，勸豐佑遣王嵯巔率兵攻西川，先後陷巂（州駐今西昌）、戎（州駐今宜賓）、邛（州駐今邛崍）三州，然後兵入成都，在成都西城駐兵十天，安撫百姓，不行劫掠，將還，“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南詔的掠奪行為對當地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屍塞江而下。嵯巔自為軍殿，及大度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眾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
南詔入寇成都之後，唐朝及時修正了南詔的行為，西川節度李裕德要回了被南詔掠去的工伎、僧道四千人，並加強了對邊境的防禦措施。自此南詔與唐朝基本上保持了近三十年的友好關係。勸豐佑統治晚期，南詔與唐朝的關係又出現異常。新任西川節度杜倧以“軍府頗厭於廩給”為由，奏請減少南詔派駐於成都學習的貴族子弟，並荒唐地認為南詔朝貢是為了獲取賞賜，要求減少南詔朝貢的人數，由是引致南詔極大的憤怒，南詔召回了子弟，撤回了使者，從此不按時入貢，並不時騷擾唐朝邊境。這一時期，盡管南詔不時有侵犯唐境的情況，但唐朝采取了避免衝突擴大的審慎態度，南詔與唐朝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升級，和平與友好仍是發展的主流。
（四）南詔的強盛
異牟尋開啟了南詔曆史發展的鼎盛時期。貞元會盟後至勸豐佑主政的這一段時期，南詔脫離了吐蕃的壓製，進入到了更為迅速的發展階段。南詔打開國門，積極開展與唐朝內地經濟、文化的交流，加強與古中南半島地區的聯係，使南詔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在皮羅閣四十餘年的經營基礎上，再次獲得飛躍，尤其是南詔新經濟區的開發，對勞動力人口的掠奪，對外貿易的展開，極大地促進了南詔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就是南詔後期能與唐朝進行近二十餘年戰爭的經濟基礎。相較處於發展頹勢的唐朝和吐蕃而言，這一時期南詔國勢鼎盛，聲威遠播，已然成為西南地區最為活躍的政治實體。
1.政治的發展
隨著南詔國的發展，南詔的國家意識也日益凸顯。公元779年，異牟尋仿效中原帝王“封嶽瀆”的做法，擇境內名山大川封五嶽四瀆。五嶽是：中嶽點蒼山，東嶽烏龍山（今烏蒙山），南嶽蒙樂山（今無量山），西嶽高黎貢山，北嶽玉龍雪山；四瀆是：金沙江、瀾滄江、黑惠江、怒江。異牟尋封“五嶽四瀆”，明顯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意念，是從國家的角度對南詔領土大致範圍的勾畫。
為適應南詔的發展，異牟尋還進一步完善了南詔的各項政治製度，例如，改中央行政機構“六曹”為“九爽”，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在原來六曹職能機構的基礎上，另添設厥爽掌工程建設，禾爽掌商業貿易，慈爽掌掌禮樂，還設乞托“主牛”、祿托“主馬”，專門管理畜牧經濟。異牟尋改製後，使南詔的政治製度從內容到形式更為完備，也更適合南詔當時的社會發展情況。
2.經濟的發展
異牟尋致力於南詔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皮羅閣不同的是，異牟尋把南詔經濟發展的重點由滇西洱海地區向滇東滇池地區擴展。南詔築拓東城坐鎮東方之後，隨著南詔政治勢力的深入，對滇池及其周圍地區的經濟開發開始成為南詔重要的經營內容。這一地區自秦漢以來一向為富庶之地，南北朝時為爨氏統治中心，經過爨氏之間的兼並鬥爭，以及南詔西遷白蠻二十萬戶之後，社會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由曲靖州、石城、升麻州、昆川南至龍和以來蕩然兵荒矣。”要恢複毀於兵戈的滇池經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詔在攻取吐蕃神川都督之地後，隨即就把當地的施蠻、順蠻、磨些蠻、裳人等民族人口遷移至滇池地區進行經濟開發，《蠻書》卷六載南詔“又從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餘戶分隸城傍，以靜道路。”征服金齒（傣族）地區之後，同樣也遷移了一部分人口到滇池地區，這些被遷移到滇池地區的少數民族，成為了南詔的集體奴隸，為開發滇池地區作出了貢獻。至南詔中後期，“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業水田，種麻豆黍稷”，農業生產得到了巨大的進步，成為南詔經濟的重要支撐。
3.文化的繁榮
貞元會盟之後，南詔與唐朝文化交流的渠道再次打開。相較以往任何曆史時期，這一時期唐文化對南詔的影響是極為廣泛的。異牟尋視儒學為先進文化的代表，“每歎地卑夷雜，禮義不通，隔絕中華，杜絕聲教。”南詔回歸不久後就恢複了派貴族子弟就學內地的舊例，為南詔文化的發展提供補給。儒學之外，唐代的詩歌、音樂、建築藝術等也對南詔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以尋閣勸、趙叔達等為代表，開創了南詔詩歌藝術的先河；《南詔奉聖樂》則代表了南詔音樂發展的最高成就；受唐代佛教建築藝術的影響，南詔境內也開始出現了修建大型佛寺、佛塔之風，著名的崇聖寺、千尋塔等建築就修建於這一時期。公元9世紀中葉以後，源自於印度的密宗阿吒力教傳入南詔以後，“與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相適應，不斷地吸收中原漢地佛教顯、密諸宗，儒家學說，道教思想和神祇而形成一個密宗新宗派”。為南詔所尊崇。南詔文化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4.對外交往的擴大
公元794年，南詔又派兵南下銀生地區（今思茅地區、西雙版納地區），征服了茫天連（今孟連縣）、茫吐薅（今瀾滄縣一帶）、黑齒等十部落（今緬甸南撣邦一帶），以及同區域的“穿鼻蠻”、“長鬃蠻”、“棟峰蠻”等部落並設銀生節度進行管轄。以銀生節度為依托，南詔軍事活動的範圍一度到達女王國（今泰國北部的南奔府一帶）、陸真臘、水真臘（分別位於今老撾、柬埔寨境內）幾個中南半島古國。南詔“曾領馬軍到海畔，見蒼波洶湧，悵然收軍卻回”。南詔聲威遠揚，影響及於整個半島地區，並且與這一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也更為活躍，貞元中，南詔向唐朝進獻夷中歌曲，令驃國進樂人。元代張道宗《紀古滇說集》曾載：“自唐進封之後，永昌諸郡、緬、暹羅、大秦皆西通之國，交趾、八百、真臘、占城、撾國皆南通之國，俱以奇珍、金寶、鹽、棉、氈布、琿琚、巴貝歲進，於王不缺，於是漸有昌也。”
§§第三章 南詔的衰落與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