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唐朝、吐蕃在洱海地區的博弈
（一）唐朝對西南地區的經營
就在洱海諸部展開激烈兼並鬥爭的同時，唐朝的政治勢力也開始逐步向西南推進。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之後，隨即改隋蜀郡為益州，置益州總管府（駐今成都），以段綸為益州刺史、總管。以益州總管府為依托，在隋朝時期一度失去控製的南寧州地區，置南寧州（今曲靖地區）、昆州（今滇中地區）、恭州、協州（今昭通地區至黔西一帶），隸益州總管府。《資治通鑒》卷一八八《唐紀四》說：“帝（唐高祖李淵）即位，以翫子宏達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屍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唐王朝把爨氏貴族視為經營南寧州的一把鑰匙。大姓爨氏自東晉始據地自雄已有二百餘年的曆史，至公元7世紀初，爨氏仍是西南最大的政治勢力。滇池上下周圍地帶（包括今曲靖地區至楚雄州東部）仍是爨氏的勢力中心，對此唐朝不能不加以重視。爨宏達歸附之後，諸爨及部分部落首領也紛紛接受唐朝官秩，與唐朝建立了臣屬關係。唐朝的經營獲得初步成效。
為使經營力度向縱深推進，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朝置南寧州總管府，治味縣（今曲靖市），轄境為今曲靖地區、昭通地區、昆明市和楚雄州一帶。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南寧州總管府為都督府。盡管政區形式如此更迭，但在爨氏勢力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情況下，唐朝統治並不能深入其內部，唐朝的官吏沒有進駐南寧等州，隻能寄治越巂（巂州都督府，府治今四川西昌），然後每年至南寧州巡視撫慰。這種管理是非常鬆散的，到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朝幹脆撤銷了南寧州都督府，以其所統轄的州、縣隸之於戎州都督府（駐今四川宜賓）。南寧州即此作為戎州都督府所屬的羈縻州之一，與滇中地區的昆州，滇東北至黔西一帶的曲州、靖州、協州，滇西的覽州（在今楚雄、牟定一帶）、匡州（今祥雲、彌渡）、褒州（今姚安北部）等共六十四個羈縻州，皆由戎州都督府統轄。
在經營東方爨區的同時，唐朝加強了對滇西北地區的經營，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漢雲南縣地置姚州雲南郡（在今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的姚安、大姚一帶），管轄範圍到達了今大理、洱源、鶴慶一帶，但尚未深入至今巍山、漾濞、永平等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巂（今西昌），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今洱海），承製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為牧宰。”《舊唐書·韋仁壽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韋仁壽之行，是唐朝對洱海地區政治招徠的一次成功。洱海諸部人心悅服，羈縻而治的方式對唐朝贏得人心歸屬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唐朝政治意圖的推行也並非一帆風順。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鬆外蠻”（今四川鹽源及其西南、雲南華坪、永勝一帶）反，梁建方率巴蜀十三州兵討之，“蠻酋雙舍帥眾拒戰，建方擊敗之，殺獲千餘人。群蠻震懾，亡竄山穀。建方分遣使者諭以利害，皆來歸附。”梁建方屬蒙和等大酋為縣令，統帥其部，又派一支軍隊，從巂州出發進入到了西洱河地區，招降了西洱河白蠻大首領楊盛，給洱海諸部極大的震動。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東部昆州的烏蠻反叛，唐朝派兵討平之後，隨後征服了青蛉蠻、弄棟蠻（皆白蠻苗裔）部落，開青蛉（在今雲南永仁、大姚北部）、弄棟（在今雲南姚安一帶）為縣。但弄棟之西的小勃弄、大勃弄二川（在今祥雲、彌渡一帶），“恒扇誘弄棟，欲使之反”，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四月，左領軍將軍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歿盛，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顛。自餘皆屯聚保險，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蠻遂定”。
唐朝前後幾次軍事行動，對唐朝經營滇西北產生了微妙的作用。羈縻而治，體現了唐朝對西南各民族首領政治利益的承認，對西南地區的實際情況具有極強的適應性；而武力征服，則體現了唐朝政治權力的威嚴和統治西南的意誌和決心。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8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鬆外蠻首領蒙羽朝貢長安，並領得唐朝的官秩。
並且，對處於政治上升勢頭的洱海諸部來說，利用強大政權的支持與認可，來鞏固和擴展自身的政治利益，應當是明智的選擇。唐朝經營西南的初期，南詔正在細奴邏的領導下日趨強盛。公元653年，南詔細奴邏遣使朝貢，唐高宗賜錦袍。這是南詔選擇正確的發展方向、主動與唐朝政治交往的開始。公元654年，細奴邏派出長子邏盛朝長安，唐高宗封細奴邏為巍州刺史，並賜予錦袍。為答謝唐朝，在隨後的一年南詔又遣邏盛再朝長安。在朝貢與覲見中，蒙氏王族拓展了政治眼界、增長了政治才能。在南詔的帶動下，公元656年西洱河蠻酋長楊棟附顯也入朝貢方物。
唐朝的統治也日益深入。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姚州都督府（駐今姚安）置，管轄的範圍，東與戎州都督府轄地相接，西至今保山地區，北麵曾達今維西，南部抵今雲南元江。《新唐書·地理誌七下》載姚州都督府所屬羈縻州十三個，即：於州（在今姚安縣境內），異州、五陵州、袖州和往州、舍利州（在今大理縣境內），範鄧州、野共州（在今鶴慶縣境內），洪郎州、日南州、眉鄧州、備州（今洱源縣鄧川），洛諾州。這十三個羈縻州實際上應當是姚州初建之時設置的。至武後神功年間（公元697年），姚州都督府所屬羈縻州已擴張達五十七州。據《蠻書》記載，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前，還先後設置了如下一些羈縻州：浪穹州（在今洱源縣北部）、越析州（在今賓川縣境內）、沙壺州、楊瓜州、蒙舍州（在今巍山、南澗一帶）、雙祝州、江東州（在今彌渡），等等。至此，整個洱海地區基本置於唐朝的管理之下了。
應該說，唐朝對西南地區的經營，的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唐書·南蠻傳》載：爨蠻“歲入朝”，昆明蠻也“歲與牂牁使偕來”，牂牁蠻更是“數遣使，或朝正月，訖開成不絕”。滇西烏蠻六詔與白蠻各部也紛紛歸附唐朝，領得唐朝官秩。南詔主先後被授予蒙舍州、陽瓜州、沙壺州刺史的職銜，越析詔的磨些貴族則充當越析州刺史，鄧賧詔主、浪穹詔主分別充當鄧備州刺史、浪穹州刺史。
羈縻府州製的推行使唐朝在西南地區的經營維持了一百餘年。這種政策有利於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發展。但這種政策由於自身局限性所在，並不能真正深入民族社會內部解決民族問題，各民族之間的政治競爭和矛盾紛爭依然存在。
例如，戎州都督府、安南都護府、姚州都督府管轄下的諸爨首領和各少數民族豪酋雖然歸附了唐王朝，但仍然“各有部落”，擁有自己的地盤和武裝，具有相當的獨立性。為擴張勢力相互之間“朋仇相嫌，經營損害”，以至安南都護府、姚州都督府、戎州都督府都無法調停，開元初（公元713年），南寧州都督所轄諸爨首領內訌，分投姚州、戎州都督府和安南都護府，引起了騷動，唐朝不得不降赦書命其合好，並派使節前來調解。由此可見，李唐王朝煞費苦心的經營，雖取得了西南一隅表麵的和平與寧靜，但並未真正解決西南社會的根本問題。
姚州都督府經營下的西部洱海地區的情況也同東方爨區類似。自南北朝以來，這裏的烏蠻、白蠻便處在“兵將不能相君”的狀態中，政治發展的要求強烈。雖然姚州都督府以軍兼政，實行了對滇西地區的管理，但是，對洱海各白蠻、烏蠻貴族，“朋仇相嫌”、“兵戈相防”的情況，姚州都督府顯然也難以控製。唐高宗鹹亨三年（公元672年），陽瓜州刺史蒙儉、和舍率眾叛亂蒙儉身份難考，疑與蒙巂詔有關。被唐朝討平。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永昌蠻又叛，唐軍戰敗，郎將劉會基戰死，致姚州府廢置，直到武後時期，公元688年姚州府又重置。
姚州府的動蕩，體現了洱海地區形勢的動蕩。武後神功二年（公元698年），蜀州刺史張柬之曾向武則天上疏說：“今姚府所置之官，唯知詭謀狡算，恣意割剝，貪功劫掠，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肢）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迎，無複慚恥。提挈子弟，嘯引凶頑，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現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滑遊客，不可勝數。……並深見道路劫殺，不可禁止。”《舊唐書·張柬之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張柬之描繪了洱海周圍地帶的真實情況：酋首渠帥在各自政治利益的牽引下投靠唐吏，而唐吏則為一己之私利與酋首渠帥結成朋黨劫掠百姓，遊滑亡命之徒以掠奪為業，給社會穩定帶來極大破壞。洱海地區已是波濤暗湧、山雨欲來，處於社會突變的前夕。
（二）吐蕃南下與洱海地區政治形勢的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吐蕃勢力的介入，又使得洱海地區的形勢更為複雜。
公元6世紀後半期至7世紀前半期，在唐朝著手經營西南地區的初期，北部的青藏高原崛起了強大的吐蕃王國。吐蕃的直接統治區域，西自帕克的葉瓦納，東至工域的哲納，大約包括現今西起帕裏，東至太昭的西藏地方的主要部分。四鄰各民族群體如吐穀渾、黨項、白蘭等，對吐蕃稱臣納貢，和吐蕃建立了政治關係。公元629年鬆讚幹布繼位後，統一了西藏高原各部，之後吐蕃展開了向四周的擴張。
公元656年，吐蕃開始與唐朝爭奪吐穀渾，公元670年奪取了吐穀渾的領地，唐朝失去了西部屏障，吐蕃則獲得了在北向西域、東向黃河中上遊、東南向川康滇邊區進行拓展所必需的出口及回旋空間，以及優厚的農牧資源。與此同期，唐朝劍南道諸羈縻州頻頻遭到了吐蕃的攻打，“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皆在今四川阿壩州西部），《舊唐書》說：“自是吐蕃連歲寇邊，當（州在今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黑水縣）、悉（州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西北）等州諸羌盡降之。”《舊唐書·吐蕃傳》稱其“盡收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鬆、茂、巂等州相接”。有鑒於此，唐朝決定加強對劍南西川的防禦力量。《資治通鑒》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七月條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河諸蠻皆降於吐蕃。”安戎城的失陷，使吐蕃勢力迅速南下進入到了雲南洱海地區。磨些蠻、施蠻、順蠻，西洱河蠻，以及洱海烏蠻六詔中的施浪、浪穹、鄧賧幾詔，皆臣服於吐蕃。
吐蕃勢力南下，對李唐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脅和挑戰。綜觀唐之西南，巴蜀可稱關中外府、長安拱衛，巴蜀起事則關中可危；滇西之地尤巴蜀藩籬，如果洱海地區為吐蕃所得，唐朝西南邊境將麵臨極大的威脅。洱海地區的局勢變化，引起了長安唐朝中央的憂慮，唐朝不得不把經營西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滇西洱海地區，並以姚州都督府為據點展開與吐蕃的爭奪。
在吐蕃勢力的影響下，唐朝在洱海地區的政治經營受到極大的衝擊和破壞。兩種政治勢力的爭鋒相對、此長彼消，促使各部族不得不尋求保全之道。各部落貴族利用唐朝與吐蕃的矛盾，朝秦暮楚地依違於唐朝與吐蕃之間。這是夾縫中求生存的需要使然。例如，浪穹渠帥傍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降附於吐蕃，武後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因不願受吐蕃的控製而轉向唐朝。唐朝則授傍時昔為浪穹州（在今洱源縣境）刺史進行拉攏。洱海地區的部落貴族們，就這樣“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叛去”，“或叛或附，恍忽無常”，唐朝很難把他們控製住。
唐朝曾借助於武力驅逐吐蕃。公元707年，“吐蕃及姚州蠻寇邊”，唐朝任命監察禦史唐九征率兵征伐，吐蕃築城固守，並於漾水、濞水上架設鐵索橋扼守西洱河地區。唐九征夷其城堡，焚毀鐵橋，俘虜三千餘人，並豪邁地鑄鐵柱以標記戰功。這次戰爭以唐朝的勝利而告終，但並未把吐蕃勢力驅逐出去，一俟唐軍遠去，吐蕃複又卷土重來。三年之後，唐睿宗景雲元年（公元710年），唐朝命攝監察禦使李知古擊洱河蠻，李知古急於把這一帶地區控製住，乃修築城壘加強防禦，同時又對各部落加重賦斂，並掠部落子女為奴婢，為防止三浪詔複叛歸吐蕃，李知古設計殺死了鄧賧詔主豐咩，這種粗暴的作為，引起諸部落極大的憤恨，甚至相率以叛，浪穹詔主傍時昔引吐蕃兵殺了李知古。這一事件影響甚大，洱海諸部由是多投向吐蕃，甚至於公元713年發兵攻擊姚州，姚州都督戰死，姚州與巂州之間的交通由此阻斷。
在唐蕃較量的初期，唐朝雖有局部的勝利，但唐吏的處置失當，又使形勢愈加惡化。吐蕃南下使唐朝在西南地區多年的苦心經營麵臨顛覆之虞，政治的招徠已不能統一洱海的人心歸向，軍隊的遠征又勞師動眾，且不能保證長久的穩定，這種情況促使唐朝試圖從洱海諸部中尋找一個幫手，借助其力量來遏製吐蕃。就這一意義而言，這個幫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分擔和降低唐與吐蕃的對抗成本，是唐王朝的一個戰略同盟。這實際上是封建統治者“以夷治夷”思想的一種體現，但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南詔開始走上西南曆史舞台的中心。
就在洱海諸部展開激烈兼並鬥爭的同時，唐朝的政治勢力也開始逐步向西南推進。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之後，隨即改隋蜀郡為益州，置益州總管府（駐今成都），以段綸為益州刺史、總管。以益州總管府為依托，在隋朝時期一度失去控製的南寧州地區，置南寧州（今曲靖地區）、昆州（今滇中地區）、恭州、協州（今昭通地區至黔西一帶），隸益州總管府。《資治通鑒》卷一八八《唐紀四》說：“帝（唐高祖李淵）即位，以翫子宏達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屍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唐王朝把爨氏貴族視為經營南寧州的一把鑰匙。大姓爨氏自東晉始據地自雄已有二百餘年的曆史，至公元7世紀初，爨氏仍是西南最大的政治勢力。滇池上下周圍地帶（包括今曲靖地區至楚雄州東部）仍是爨氏的勢力中心，對此唐朝不能不加以重視。爨宏達歸附之後，諸爨及部分部落首領也紛紛接受唐朝官秩，與唐朝建立了臣屬關係。唐朝的經營獲得初步成效。
為使經營力度向縱深推進，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朝置南寧州總管府，治味縣（今曲靖市），轄境為今曲靖地區、昭通地區、昆明市和楚雄州一帶。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南寧州總管府為都督府。盡管政區形式如此更迭，但在爨氏勢力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情況下，唐朝統治並不能深入其內部，唐朝的官吏沒有進駐南寧等州，隻能寄治越巂（巂州都督府，府治今四川西昌），然後每年至南寧州巡視撫慰。這種管理是非常鬆散的，到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朝幹脆撤銷了南寧州都督府，以其所統轄的州、縣隸之於戎州都督府（駐今四川宜賓）。南寧州即此作為戎州都督府所屬的羈縻州之一，與滇中地區的昆州，滇東北至黔西一帶的曲州、靖州、協州，滇西的覽州（在今楚雄、牟定一帶）、匡州（今祥雲、彌渡）、褒州（今姚安北部）等共六十四個羈縻州，皆由戎州都督府統轄。
在經營東方爨區的同時，唐朝加強了對滇西北地區的經營，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漢雲南縣地置姚州雲南郡（在今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的姚安、大姚一帶），管轄範圍到達了今大理、洱源、鶴慶一帶，但尚未深入至今巍山、漾濞、永平等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巂（今西昌），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今洱海），承製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為牧宰。”《舊唐書·韋仁壽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韋仁壽之行，是唐朝對洱海地區政治招徠的一次成功。洱海諸部人心悅服，羈縻而治的方式對唐朝贏得人心歸屬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唐朝政治意圖的推行也並非一帆風順。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鬆外蠻”（今四川鹽源及其西南、雲南華坪、永勝一帶）反，梁建方率巴蜀十三州兵討之，“蠻酋雙舍帥眾拒戰，建方擊敗之，殺獲千餘人。群蠻震懾，亡竄山穀。建方分遣使者諭以利害，皆來歸附。”梁建方屬蒙和等大酋為縣令，統帥其部，又派一支軍隊，從巂州出發進入到了西洱河地區，招降了西洱河白蠻大首領楊盛，給洱海諸部極大的震動。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東部昆州的烏蠻反叛，唐朝派兵討平之後，隨後征服了青蛉蠻、弄棟蠻（皆白蠻苗裔）部落，開青蛉（在今雲南永仁、大姚北部）、弄棟（在今雲南姚安一帶）為縣。但弄棟之西的小勃弄、大勃弄二川（在今祥雲、彌渡一帶），“恒扇誘弄棟，欲使之反”，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四月，左領軍將軍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歿盛，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顛。自餘皆屯聚保險，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蠻遂定”。
唐朝前後幾次軍事行動，對唐朝經營滇西北產生了微妙的作用。羈縻而治，體現了唐朝對西南各民族首領政治利益的承認，對西南地區的實際情況具有極強的適應性；而武力征服，則體現了唐朝政治權力的威嚴和統治西南的意誌和決心。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8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鬆外蠻首領蒙羽朝貢長安，並領得唐朝的官秩。
並且，對處於政治上升勢頭的洱海諸部來說，利用強大政權的支持與認可，來鞏固和擴展自身的政治利益，應當是明智的選擇。唐朝經營西南的初期，南詔正在細奴邏的領導下日趨強盛。公元653年，南詔細奴邏遣使朝貢，唐高宗賜錦袍。這是南詔選擇正確的發展方向、主動與唐朝政治交往的開始。公元654年，細奴邏派出長子邏盛朝長安，唐高宗封細奴邏為巍州刺史，並賜予錦袍。為答謝唐朝，在隨後的一年南詔又遣邏盛再朝長安。在朝貢與覲見中，蒙氏王族拓展了政治眼界、增長了政治才能。在南詔的帶動下，公元656年西洱河蠻酋長楊棟附顯也入朝貢方物。
唐朝的統治也日益深入。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姚州都督府（駐今姚安）置，管轄的範圍，東與戎州都督府轄地相接，西至今保山地區，北麵曾達今維西，南部抵今雲南元江。《新唐書·地理誌七下》載姚州都督府所屬羈縻州十三個，即：於州（在今姚安縣境內），異州、五陵州、袖州和往州、舍利州（在今大理縣境內），範鄧州、野共州（在今鶴慶縣境內），洪郎州、日南州、眉鄧州、備州（今洱源縣鄧川），洛諾州。這十三個羈縻州實際上應當是姚州初建之時設置的。至武後神功年間（公元697年），姚州都督府所屬羈縻州已擴張達五十七州。據《蠻書》記載，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前，還先後設置了如下一些羈縻州：浪穹州（在今洱源縣北部）、越析州（在今賓川縣境內）、沙壺州、楊瓜州、蒙舍州（在今巍山、南澗一帶）、雙祝州、江東州（在今彌渡），等等。至此，整個洱海地區基本置於唐朝的管理之下了。
應該說，唐朝對西南地區的經營，的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唐書·南蠻傳》載：爨蠻“歲入朝”，昆明蠻也“歲與牂牁使偕來”，牂牁蠻更是“數遣使，或朝正月，訖開成不絕”。滇西烏蠻六詔與白蠻各部也紛紛歸附唐朝，領得唐朝官秩。南詔主先後被授予蒙舍州、陽瓜州、沙壺州刺史的職銜，越析詔的磨些貴族則充當越析州刺史，鄧賧詔主、浪穹詔主分別充當鄧備州刺史、浪穹州刺史。
羈縻府州製的推行使唐朝在西南地區的經營維持了一百餘年。這種政策有利於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發展。但這種政策由於自身局限性所在，並不能真正深入民族社會內部解決民族問題，各民族之間的政治競爭和矛盾紛爭依然存在。
例如，戎州都督府、安南都護府、姚州都督府管轄下的諸爨首領和各少數民族豪酋雖然歸附了唐王朝，但仍然“各有部落”，擁有自己的地盤和武裝，具有相當的獨立性。為擴張勢力相互之間“朋仇相嫌，經營損害”，以至安南都護府、姚州都督府、戎州都督府都無法調停，開元初（公元713年），南寧州都督所轄諸爨首領內訌，分投姚州、戎州都督府和安南都護府，引起了騷動，唐朝不得不降赦書命其合好，並派使節前來調解。由此可見，李唐王朝煞費苦心的經營，雖取得了西南一隅表麵的和平與寧靜，但並未真正解決西南社會的根本問題。
姚州都督府經營下的西部洱海地區的情況也同東方爨區類似。自南北朝以來，這裏的烏蠻、白蠻便處在“兵將不能相君”的狀態中，政治發展的要求強烈。雖然姚州都督府以軍兼政，實行了對滇西地區的管理，但是，對洱海各白蠻、烏蠻貴族，“朋仇相嫌”、“兵戈相防”的情況，姚州都督府顯然也難以控製。唐高宗鹹亨三年（公元672年），陽瓜州刺史蒙儉、和舍率眾叛亂蒙儉身份難考，疑與蒙巂詔有關。被唐朝討平。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永昌蠻又叛，唐軍戰敗，郎將劉會基戰死，致姚州府廢置，直到武後時期，公元688年姚州府又重置。
姚州府的動蕩，體現了洱海地區形勢的動蕩。武後神功二年（公元698年），蜀州刺史張柬之曾向武則天上疏說：“今姚府所置之官，唯知詭謀狡算，恣意割剝，貪功劫掠，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肢）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迎，無複慚恥。提挈子弟，嘯引凶頑，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現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滑遊客，不可勝數。……並深見道路劫殺，不可禁止。”《舊唐書·張柬之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張柬之描繪了洱海周圍地帶的真實情況：酋首渠帥在各自政治利益的牽引下投靠唐吏，而唐吏則為一己之私利與酋首渠帥結成朋黨劫掠百姓，遊滑亡命之徒以掠奪為業，給社會穩定帶來極大破壞。洱海地區已是波濤暗湧、山雨欲來，處於社會突變的前夕。
（二）吐蕃南下與洱海地區政治形勢的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吐蕃勢力的介入，又使得洱海地區的形勢更為複雜。
公元6世紀後半期至7世紀前半期，在唐朝著手經營西南地區的初期，北部的青藏高原崛起了強大的吐蕃王國。吐蕃的直接統治區域，西自帕克的葉瓦納，東至工域的哲納，大約包括現今西起帕裏，東至太昭的西藏地方的主要部分。四鄰各民族群體如吐穀渾、黨項、白蘭等，對吐蕃稱臣納貢，和吐蕃建立了政治關係。公元629年鬆讚幹布繼位後，統一了西藏高原各部，之後吐蕃展開了向四周的擴張。
公元656年，吐蕃開始與唐朝爭奪吐穀渾，公元670年奪取了吐穀渾的領地，唐朝失去了西部屏障，吐蕃則獲得了在北向西域、東向黃河中上遊、東南向川康滇邊區進行拓展所必需的出口及回旋空間，以及優厚的農牧資源。與此同期，唐朝劍南道諸羈縻州頻頻遭到了吐蕃的攻打，“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皆在今四川阿壩州西部），《舊唐書》說：“自是吐蕃連歲寇邊，當（州在今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黑水縣）、悉（州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西北）等州諸羌盡降之。”《舊唐書·吐蕃傳》稱其“盡收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鬆、茂、巂等州相接”。有鑒於此，唐朝決定加強對劍南西川的防禦力量。《資治通鑒》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七月條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河諸蠻皆降於吐蕃。”安戎城的失陷，使吐蕃勢力迅速南下進入到了雲南洱海地區。磨些蠻、施蠻、順蠻，西洱河蠻，以及洱海烏蠻六詔中的施浪、浪穹、鄧賧幾詔，皆臣服於吐蕃。
吐蕃勢力南下，對李唐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脅和挑戰。綜觀唐之西南，巴蜀可稱關中外府、長安拱衛，巴蜀起事則關中可危；滇西之地尤巴蜀藩籬，如果洱海地區為吐蕃所得，唐朝西南邊境將麵臨極大的威脅。洱海地區的局勢變化，引起了長安唐朝中央的憂慮，唐朝不得不把經營西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滇西洱海地區，並以姚州都督府為據點展開與吐蕃的爭奪。
在吐蕃勢力的影響下，唐朝在洱海地區的政治經營受到極大的衝擊和破壞。兩種政治勢力的爭鋒相對、此長彼消，促使各部族不得不尋求保全之道。各部落貴族利用唐朝與吐蕃的矛盾，朝秦暮楚地依違於唐朝與吐蕃之間。這是夾縫中求生存的需要使然。例如，浪穹渠帥傍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降附於吐蕃，武後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因不願受吐蕃的控製而轉向唐朝。唐朝則授傍時昔為浪穹州（在今洱源縣境）刺史進行拉攏。洱海地區的部落貴族們，就這樣“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叛去”，“或叛或附，恍忽無常”，唐朝很難把他們控製住。
唐朝曾借助於武力驅逐吐蕃。公元707年，“吐蕃及姚州蠻寇邊”，唐朝任命監察禦史唐九征率兵征伐，吐蕃築城固守，並於漾水、濞水上架設鐵索橋扼守西洱河地區。唐九征夷其城堡，焚毀鐵橋，俘虜三千餘人，並豪邁地鑄鐵柱以標記戰功。這次戰爭以唐朝的勝利而告終，但並未把吐蕃勢力驅逐出去，一俟唐軍遠去，吐蕃複又卷土重來。三年之後，唐睿宗景雲元年（公元710年），唐朝命攝監察禦使李知古擊洱河蠻，李知古急於把這一帶地區控製住，乃修築城壘加強防禦，同時又對各部落加重賦斂，並掠部落子女為奴婢，為防止三浪詔複叛歸吐蕃，李知古設計殺死了鄧賧詔主豐咩，這種粗暴的作為，引起諸部落極大的憤恨，甚至相率以叛，浪穹詔主傍時昔引吐蕃兵殺了李知古。這一事件影響甚大，洱海諸部由是多投向吐蕃，甚至於公元713年發兵攻擊姚州，姚州都督戰死，姚州與巂州之間的交通由此阻斷。
在唐蕃較量的初期，唐朝雖有局部的勝利，但唐吏的處置失當，又使形勢愈加惡化。吐蕃南下使唐朝在西南地區多年的苦心經營麵臨顛覆之虞，政治的招徠已不能統一洱海的人心歸向，軍隊的遠征又勞師動眾，且不能保證長久的穩定，這種情況促使唐朝試圖從洱海諸部中尋找一個幫手，借助其力量來遏製吐蕃。就這一意義而言，這個幫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分擔和降低唐與吐蕃的對抗成本，是唐王朝的一個戰略同盟。這實際上是封建統治者“以夷治夷”思想的一種體現，但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南詔開始走上西南曆史舞台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