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31、大巴山詩話

　　吳波

　　2005年10月7日，我們一群當年上山下鄉到四川省通江縣鹽井鄉的重慶知青聚在一起，紀念大家上山下鄉四十周年。共同回憶起那長達14年的艱辛歲月，那與共和國命運一起沉浮的慘痛經曆，那知青們因同病相憐而患難與共的真情厚誼，我們都禁不住欷�不已。

　　回到家裏，大巴山的五千多個日日夜夜，一幕幕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悲歡離合，像江潮一樣洶湧澎湃，在腦海裏翻騰，一股強烈而又說不清、道不明的衝動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卻又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經過幾個輾轉難眠的長夜，我想起當知青時曾有過以詩詞為日記的習慣，於是翻箱倒櫃，搜出幸存的殘篇，以詩詞的形式，把幾個生活片斷綴成一篇，作為對青春的紀念和對窮哥們的懷念。

　　一、菩薩蠻・第一次背米掉隊有感

　　負重跋涉意氣揚，背米如同上戰場。氣喘汗如雨，衣背濕如洗。鬥誌不可鬆，攀爬過陡峰。莫嫌路途長，人人盼口糧。

　　我下鄉時不足17歲，在通江的艱苦條件下，過生活關、過勞動關自然是非常吃力的。初下鄉時是集體生活，36個知青在一起，號稱社辦林場。第一年口糧由國家供應，但林場離買米的區場有四十多裏路，來回九十裏。通江的山路實在不能叫“路”，連挑擔的條件都沒有，山高路險，一邊是陡壁，一邊是懸崖，中間一線……放得下腳就叫“路”。所以一切東西，包括水、糞、日用品、農產品都靠人背……“巴山背二哥”天下聞名，就是這山水磨出來的。

　　第一次背米，可是苦了個夠。背上的米越背越重，腳下的路越走越長，隻走得全身發軟，氣喘如牛，心虛膽寒。眼看太陽越落越低，心裏慌得不知怎麽好。但米還得背回去，否則第二天口糧斷頓，大家要餓飯。正在跌跌撞撞，高一腳低一腳往回摸，場裏老場員打火把來接，走出五裏多路把我找到。這時，我已精疲力竭……全身濕透，真不知還能活多久。

　　二、五言古詩・打豬草

　　偶爾受輕傷，重活不能派。大家照顧我，讓我打豬草。一筐“賊耳根”，全成下飯菜。授我芙娘葉，背回漆枝來。人人都腫脹，唯我獨無害。大家都憤怒，一起把我怪。垂頭又喪氣，我也實無奈。從來幹重活，內務不曾在。今後多學習，莫再把事壞。

　　這首詩記錄了另一次勞動。由於年輕，個頭大，也比較好學，我很快成了林場的主要勞力。耕田犁地，燒炭養蠶，砍山養銀耳都是重活路。有一次受了“輕傷。”

　　……其實傷得不輕，我差不多躺了十天，但一直閑著心裏過意不去，就要求做點輕鬆活路。大家就叫我打豬草。這倒反而難為我了，因為我從沒幹過這活，不知道什麽是豬草。當時，當飼養員的謝雲珍告訴我，“賊耳根”就可以。我一聽，簡單，一會兒就扯了滿滿一背篼“賊耳根”。誰想到林場缺蔬菜，常常靠白水鹽巴湯下飯，一看到“賊耳根”，大家齊聲歡呼，一擁而上，頃刻間就被搶光成了下飯菜。一個老大娘給我一株樹葉，說叫“芙娘葉”，山上容易找，讓我照著采。

　　我走上山馬上就看到一株大樹，一比照，不錯，就是“芙娘葉”，滿滿地采了一大背，興高采烈往回趕。剛進院子，就罵聲一片，“短命鬼，砍腦殼”暴風雨一般。原來“十個男兒九個粗”，我把生漆樹葉采了回來。這兩種樹葉外形完全一樣，隻是“芙娘葉”背後有點淡紅，我哪裏分得清。結果造成一大群人包括院子裏的本地人都皮膚過敏，臉腫得像豬，嚴重影響了個人形象。挨罵是天經地義的了，還害得幾個靚麗女生從此落個“漆痱子”的外號。這“階級仇、民族恨”就結深了。多次“檢討”，才算過關。

　　三、七律・答問

　　朝暉映滿光明地，堂堂七尺男兒身。雷電幾顛霓裳步，雨風長驗革命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學得辯證法，曆經霜雪有精神。

　　當年我們林場有個規定，知青們工餘要排練節目到農民中去表演，常常要求男生去跳舞。我一向是個粗人，缺乏文藝細胞，叫我跳舞真是要了我的命，常常躲到炭山上躲跳舞。那時燒炭可是個又髒又累又苦又險的活，要砍山、剁柴、裝窯……點火，又要力氣，又要技術。我是燒炭組的骨幹，因為幹力氣活，飯量大，常餓得在山上吃野果、紅籽充饑。青柴裏的老母蟲又肥又大，常常成了我們充饑的佳肴。最苦的是點火，要在山上獨自一人管一整夜，才能保證窯不熄火。一個人守著一堆篝火，麵對群山，十裏方圓無人煙，又寂寞也有些膽怯。可是“跳舞猛於鬼”，為了躲跳舞，我還是選擇上山點火照窯，寧願擔驚受怕。

　　有一次，這“鬼”就真的來了。我一個人待在深山老林，萬山沉寂，抱著開山斧在火堆邊打盹。忽然，一陣輕微的、淒厲的怪笑聲飄過來。心頭猛一激靈，睡意全消。這怪笑聲慢慢朝我靠近，越來越清晰，哈……哈哈……頓時，毛發直立，全身僵直，兩眼瞪大，牙齒叩響，雙手緊握開山斧頭，一副拚死一戰的樣子，心頭不住默念“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正嚇得半死，忽然“呼”的一聲，一隻怪鳥黑糊糊地落在我前麵的樹上，發出清清楚楚的怪笑聲，在深夜裏還引起微微的回音。原來是它！我順手抓起一根柴火，猛力朝它打去。那怪鳥落荒而逃。

　　此後我就再沒怕過黑，沒怕過走夜路。

　　四、浪淘沙・下隊

　　臨歧各西東，何事匆匆。無情棒喝鷗鷺中。無端驚起無端散，淚灑西風。患難情誼重，苦共甘同。生死相依意重重。分路分手難分心，味比酒濃。

　　1968年底，上級撤銷社辦林場，要求知青下到生產隊，跟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臨別時，場友們難分難舍。幾年來，大家同病相憐，互相照顧，同袍同澤，有許多感人至深的回憶。一頓分家酒，人人淚淋淋，喝到嘴裏也不知是酒是淚。

　　五、浣溪沙・黃家灣水庫工地寫景

　　鬧醒山林唱喇叭，車水馬龍起塵沙，“老頭”揮汗打哈哈。背篼移山造平湖，歌牽盤山如牽牛，太陽臉紅清泉流。

　　那時農村生產落後，靠天吃飯，水是農業的命脈。全大隊組織起來，在碾子岩和黃家灣築壩蓄水，全大隊的水田就靠這兩個塘。被抽調的人自帶口糧，吃住在工地上。詩中的“老頭”是個特殊人物，叫何文煜，紅軍時期赤北縣蘇維埃主席，當年跟張國濤、徐向前等人經常見麵，常給紅軍籌錢、籌鹽、籌鴉片，是個“胡膽大”。老人家這時已七十多歲，是個五保戶，但身強力壯，跟年輕人一樣，還在工地上來指揮拉碾子，喊號子。因為他年高望重，大家聽他的，勞動號子他唱什麽，大家跟著唱。老人家的號子也是貼近生活，雅俗共賞，樂得大家哈哈大笑……

　　水壩築成，山塘蓄水，一灣清泉，大家似乎都看到來年的白米飯，辛勤勞動有了回報，當然高興。誰知這年冬天，塘底發生滲漏，眼見大家的心血和希望白白流淌，急得不知怎樣才好。“水是農業的命脈”，馬上就要播穀育秧，山塘漏水把全大隊人的心揪緊了。公社和大隊的領導趕到壩上開現場會。一籌莫展之際，有人說吳知青水性好，恐怕能解決問題。大隊書記和“老頭”一道來找我，大隊李書記一向對知青很好，而“老頭”更是把知青當成兄弟，說紅軍是毛主席締造的……知青也是毛主席締造的，所以他跟知青是兄弟，區長、縣長倒不在他眼裏。他們來找我，我也沒有多說，就跟他們來到壩上。一看也知道情況嚴重，趕快叫在壩上燒一堆大火，借來一條棉被，李書記又到處想法搞來一瓶酒。我潛到水庫底去補漏。由於塘深，不容易到底，雙手抱塊石塊，才沉到水底。由於水壓力大，漏口急，泥根本堵不住，一抹上去就衝走了。隻好上來，在身上捆些葛藤，藤上掛些破麻袋片、爛棉絮之類。先在漏口上墊上破布片，然後再抹泥，一點一點地堵。天寒地凍，水冷浸骨，實在受不了就浮上來披上棉被烤火。生產隊的男女老少都自發地到壩上來助威。這樣反複幾十次，整整大半天，終於堵住了。大家群情激憤，非常高興，幾個平常要好的年輕人，半開玩笑喊“知青萬歲”，“老頭”抓著我一陣亂搖，連說：“兄弟好，兄弟好。”

　　六、卜算子・兩章

　　其一：空屋兩大間，是我參禪處，佛陀救世苦心長，冥頑何時悟。塵海苦無舟，喜鴻焦不顧。天寂地寥誰為伴，門前老李樹。

　　其二：茅敗夜風吹，壁頹月光渡。秋冷衾薄人不寐，沸沸來蛙鼓。不耐囂囂急，聊數跬跬步。遙盼天雞望寒星，無語倚霜樹。

　　這兩首詩中的生活場景，空屋兩間，家徒四壁，茅敗通風，壁殘過月，都是真實寫照。但卻包含了一段千奇百怪的故事。

　　知青們為了爭取招工返城，除了努力勞動，也積極參加一些社會活動，爭取跟領導搞好關係。眼看一批一批的人調走，剩下的心急如焚。

　　有一次趕場，路過新知青小張家進去歇氣喝水，見到他給家裏的緊急求援信，信中說幾次招工沒有他，日困愁城寢食難安。就開玩笑把他的信連成一篇“解放體”《水調歌頭・招工》：

　　招工幾時有，消息真難求。不知招呀招的，中斷啥理由。我想自己回去，又怕居民委員，罵我沒戶口。半夜想媽媽，歎氣淚長流。且忍淚，暫寬心，漫發愁。那老知青，十年沒調都還有。堅持埋頭苦幹，多找領導懇求，爭取下回走。求求天上月，照到我家頭。

　　古話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來是想調他一侃，勸他一下，誰知生出不少事來。他一見就說，正好有個機會：生產隊要辦宣傳欄，他想寫兩首詩，掙點表現……可憐他字還認不到幾個，哪裏會寫詩，就求我幫他個忙。過了幾天，我寫了幾首（可能是八首）“解放體”的《憶江南》給他：

　　山區美，最美山泉水。甘甜因我曾洗汗，清澈似有水中天，染碧百畦田。

　　笑聲揚，夜半催碾場。連枷如雷風車唱，兒童�牛父老揚，成山豐收糧。

　　爭大幹，今年賽往年。兩條鐵龍鬧長堤，幾支人馬戰秧田，頭頂無雲天。

　　他們隊裏很高興，就報了他到達縣讀書的名。誰知又出了競爭對手，有個當地幹部子弟，也想去讀書，爭這個名額。這家夥不會寫文章，就學林立果到處搞“講用”。又沒什麽水平，隻好賣弄階級感情。一上台就哭，邊哭邊說：“我們是吃的毛主席的飯，活的毛主席的人，毛主席就是我們親爹娘。”然後哇哇大哭，台下人趕快鼓掌。許多知青抱不平，就去攪場。有一次那家夥正故技重演，邊哭邊賣弄“毛主席是親爹娘論”時，台下一個知青用《阿佤人民唱新歌》的調子唱“毛主席不論怎麽說，都是全國人民的老外婆”，台下哄堂大笑。那小子的後台惱羞成怒，拍桌子大叫：“毛主席怎麽成了外婆，今天說得脫走得脫，說不出個所以然，叫民兵抓起來！”我看事情鬧大了，就出來打圓場，對他說：“我把黨來比母親，你覺得有什麽不對嗎？”他明白我可能有機關，認真想了想，也沒什麽不對，隻好說：“沒有！”我又說：“黨是毛主席締造的，毛主席是黨的母親不對嗎？”那時個人崇拜嚴重，毛主席怎麽都是對的，他隻好又說“對的”。我說……“母親的母親，按民間說法就是外婆嘛，你反對毛主席是外婆，要注意階級立場喲。”這事才算了了。本來是想開個玩笑，化解矛盾，誰知種下怨恨。那時，我成了大隊的農機手，因為技術好，機況好，年年評先進。正好遇上批唯生產力論，一批人就提出，在鹽井鄉，“吳知青就是唯生產，唯生產就是吳知青”。真是癩格寶跳到腳背上，不咬人卻煩人，所以有了以上兩首《卜算子》。

　　七、浣溪沙・高考複習瑣憶

　　素淡常食損牙筋，烹雞煮酒酬孤清，和寢醉臥入槐陰。秋霜侵醒莊周夢，皓月當空疑天明，低頭失笑覺頭暈。

　　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又恢複了高考製度。許多知青都抓緊複習，報名參考……我當時因成分不好，已經在農村待了13個年頭了，根本不相信大學有讓考的，還不是層層推薦的嗎？就在這一年，一個成分比我還糟的知青，似乎他父親是最後一批特赦的國民黨特務，他都去參加了高考，我才敢相信是真的。1978年正在抓緊複習，突然，公社的土廣播叫了：“吳波、李世琪不必複習了，你們已超齡……沒有報考資格。”李世琪因而中止了複習。我已聽說，1977年一些地方領導阻撓知青報考受了處分，相信會有轉機，所以沒有中斷。

　　可憐我初中畢業就下鄉，許多數學符號見都沒見過，隻好硬記：把“△”叫“三尖角”；把“◎”叫“草花”，把“∑”叫“耙梳”，用“紅苕+洋芋除以蘿卜等於包穀”的方法記數學公式。日夜攻讀，廢寢忘食，倦了用水洗臉。真的是“一堆火熬到天亮，一盆水洗到發燙”，好容易完成高考，一個人殺雞煮酒，痛喝了一頓。不知不覺就睡著了。火滅後，被冷醒了，一看外麵，天已大亮，但卻靜得出奇。心中疑惑，出門來看，隻見皓月當空，原來還是深夜。心中暗笑自己喝多了，進屋去倒頭就睡，直到日上三竿。

　　八、菩薩蠻・接入學通知書別諸父老

　　其一：秋風秋月秋露白，秋蟲秋歌送秋客。秋葉凝秋霜，秋懷秋味長。秋意秋色早，秋顏秋鬢老。舉酒酹秋空，秋雲舒卷中。

　　其二：秋風爽神秋霜白，秋蟲秋歌送秋客。臨別依依情，桃花潭水深。扶持恩難忘，心存一撚香。明月長天共，鄉心處處同。

　　這年10月，入學通知書來了。14年苦熬，終於有了回城的機會。而且當時社會尊重大學生，從公社到區上、縣上滿街都是大紅喜報寫著本縣當年考取的人的名字……生產隊更是每一家都設宴相送。又一次萬感交集，情不自禁，寫成兩首《菩薩蠻・接入學通知書別諸父老》。

　　14年，做夢都想離開通江，真到了離開時，一草一木又那麽牽人。畢竟人生最美好的14年，充滿大起大落、刻骨銘心的十四年啊！多少人、多少事已經融到血液中去了！

　　以上的文字，不過是滾滾江流中泛起的幾點白沫。14年的感受，不是一時半會兒能理得清、說得明的。謹把這段不成體統的文字，作為對那段生活的一次咀嚼，對當年窮哥們的一種謝意，對逝去的兄弟姐妹們的一點懷念，對給了我們許多艱辛卻也相伴我們成長的山水的一份問候吧。

　　作者簡介

　　吳波，重慶人。1964年下鄉到四川省達縣地區通江縣鹽井公社。在大巴山區務農達14年之久。1978年通過高考回城。退休前任重慶七中校長。

　　附錄

　　1964年招生文件

　　1.重慶市關於1964年中等學校的政治審查工作的通知

　　發文：公辦（64）2275號

　　教中招（64）9號

　　1964年中等學校招生的政治審查工作，根據省教育廳指示，政審標準和政策界限仍按1963年的規定執行；政審工作的作法，也仍照1963年的作法辦理。為了認真嚴肅地做好這項工作，除了按照上述規定辦理外，根據市委批轉教育局、勞動局……團市委關於1964年中小學畢業生工作的請示報告中“保證”招生和全民所有製單位吸收人員的政治質量的精神和往年的工作情況，特提出以下幾點貫徹意見，請認真研究，切實執行。

　　一、社會主義教育事業，是無產階級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極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們和資產階級爭奪後一代的一條極為重要的戰線。中等學校是培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重要陣地，學校招生，必須堅持貫徹階級路線，對考生進行政治審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質量。把好這個關口，是關係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貧、下中農子女的手中的問題。這項極其重要的工作，我們有相當一部分同誌認識不夠，實際工作中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使階級敵人有可乘之機，值得警惕。各校領導必須充分認識這項工作的重大意義，切實加強領導，把工作做好。

　　二、學校應通過組織認真核實學生的家庭出身。農村應以土改時劃定的成分為準……城市沒有劃過成分，如一時難以查尋清楚的，應該在學生登記表備注欄內如實反映學生的家庭情況。有些學生生身父母是四類分子，隨母後嫁的，也要弄清楚……寫明白。

　　三、學校應通過組織認真核實學生家庭的政治曆史情況以及對學生的影響。對於家庭有重大政治曆史問題的，中學黨組織應將情況認真填入初中畢業生政治審查表（附件四）內；高小畢業生由於沒有政治審查表，小學黨組織應認真將其家庭情況以及對學生的影響如何，填入高小畢業生登記表（附件五）備注欄內並加蓋黨支部印章。

　　四、學校進行政治審查工作，必須按照政審標準和規定執行，不得自定標準，不得自製表格，對於需要審查的學生，應該通過組織手續向公安部門、公社黨組織或考生所屬單位黨組織進行了解，不能找學生本人、學生家長及其一般親友談話……或令其交待政治問題，不能直接發信到國外了解情況。

　　五、政審標準和作法，隻能傳達到學校黨支部委員會、公安派出所長，不得擴大範圍，不得對外公布，防止造成緊張氣氛。

　　應屆高小畢業生的審查工作，請區、縣將初中錄取新生的審查標準、高小畢業生登記表和作法，向所屬小學黨組織布置。學校一般不要向外索取學生直係親屬的政治材料，對於學生生身父母或養父母有重大政治曆史問題而平時不了解的和不清楚的，才應通過調查，實事求是地將情況填入學生登記表備注欄內。

　　六、社會知識青年和其他考生，報考時應填寫考生登記表（即學生情況登記表）

　　……在區、縣黨委領導下，高中一級學校考生以區、縣招生分會辦公室、初中一級考生的招生單位為主，會同考生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人民公社黨組織或工作單位黨組織進行審查。

　　七、對學生進行政治審查，是一項極其嚴肅的工作，各校必須加強領導，保證這項工作的順利進行。首先，應認真組織好政審工作的班子，及時組織政治上可靠……品德好的黨員幹部和學校政審工作人員認真學習政審標準和政策，統一認識，提高政策水平。在對學生進行政治審查時，必須嚴格掌握政審標準和政策界限，並應根據初中畢業生和高校畢業生絕大部分都不成年的特點，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對於未成年考生政治思想問題的審查，既要有階級觀點和政治警惕性，又要有政策觀點，注意區別政治反動和思想認識落後，區別本人表現和直係親屬（有重大政治曆史問題的要寫上）的問題，區別生活上的缺點和道德敗壞問題，區別偶犯和一貫等問題，防止偏寬偏嚴的現象發生，保證政治審查工作和操行評語兩項工作的質量。其次，政審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應經黨支部委員會討論或請示上級黨委後決定。

　　八、此項工作限於正式報考截止之日前完成。

　　由於這項工作任務重，時間緊，因此，各校必須在區、縣委的領導下，和有關部門取得密切聯係，才能保證完成任務。各區公安分局、縣公安局應專門通知所屬基層單位，積極配合區縣招生分會辦公室和學校搞好這項工作，在學校向公安派出所索取材料時，應盡可能給予方便。

　　附件：

　　（一）高等學校一般專業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

　　（二）中等學校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

　　（三）中學學生情況登記表；

　　（四）初中畢業生政治審查表；

　　（五）小學學生情況登記表。

　　重慶市教育局（戳）

　　重慶市公安局（公章）

　　1964年6月12日

　　2.高等學校一般專業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

　　（1962年修訂。內部掌握，不公布）

　　1.有反革命活動嫌疑的分子，不予錄取。

　　2.思想反動而屢教不改的考生，一律不得錄取（係1963年增加）

　　3.品質十分惡劣、屢教不改的分子，不予錄取。

　　4.直係親屬因反革命罪行被我處死（包括因罪惡嚴重畏罪自殺的，下同）或因反革命罪行現在被我判刑、管製、本人沒有劃清政治思想界限、對我有抵觸不滿情緒的，不予錄取。但本人確已劃清政治思想界限、擁護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

　　表現進步的，可以錄取。

　　5.直係親屬在資本主義國家、台灣、香港、澳門等地，經過查明，確實是從事反革命活動，本人沒有劃清政治思想界限、沒有進步表現的，不予錄取；但直係親屬是從事一般社會職業的，或者職業性質雖不明，但沒有發現政治上有可疑情節的，可以錄取。

　　3.中等學校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

　　（一）中等專業學校的機密、絕密專業和其他國防單位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應該按照中央有關部門的規定執行。中等專業學校的一般專業（包括師範）

　　按照1962年高等學校一般專業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執行。

　　（二）高級中學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

　　1.本人參加反革命組織或有現行反革命活動、查有實據的，不予錄取。

　　2.本人思想反動，有嚴重的或多次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而又屢教不改的，不予錄取。

　　3.本人品質十分惡劣而又屢教不改的，不予錄取。

　　4.直係親屬因反革命罪行被我處死（包括因罪惡嚴重畏罪自殺的）本人對我抵觸不滿有言行可查的，不予錄取。但本人確已劃清政治思想界限，擁護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表現進步的，可以錄取。

　　5.直係親屬在資本主義國家、台灣、香港、澳門等地，經過查明，確實是從事反革命活動、與本人關係密切而本人政治上又表現不好的，不予錄取；但直係親屬是從事一般社會職業，或者職業性質雖不明，但沒有發現政治上有可疑情節的，可以錄取。

　　（三）初級中學錄取新生，應主要看本人的表現，對於品質極其惡劣、屢教不改的，不予錄取。

　　致劉定強

　　鄧鵬

　　定強兄：

　　送去我從《華夏文摘》下載的一篇關於知青的文章，請你把它打印出來，供參與《巴山知青叢書》的朋友欣賞。這篇文章的某些觀點很有趣，有些地方代表了這些年國內外知青問題研究的主流。

　　請特別注意作者對知青一代的界定。這一界定將我們130萬“文革”前下鄉的知青排除在“知青一代”之外，因為我們的經驗跟新知青相差懸遠。這樣劃分固然不無道理，但它使我自然想到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迄今為止的絕大部分知青研究對老知青以及“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運動的了解非常膚淺，而且表現出部分新知青（學者和文化精英）的傲慢。輕描淡寫地說老知青是考不上大學或高中的“社會青年”掩蓋了一個重要的曆史事實，那就是：1964、1965年落榜的高、初中畢業生當中，有相當部分人乃是各個學校成績最拔尖、表現最好、工作能力最強的學生，是班長、學習委員，團支部書記、委員，學生會主席、幹事等等。他們之所以落榜，完全是因為他們家庭出身“不好”，是因為一個荒悖不公的社會剝奪了他們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他們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來：因為無論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家長當時都沒有話語權。

　　落榜之後我們麵臨著人生最困難的選擇：是自願下鄉還是滯留在城市當“社會青年”？由於多年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我們這些人接受了從保爾・柯察金到雷鋒和邢燕子、董加耕的一係列榜樣，接受了舍己為人的道德標準。我們當中很多人能一字不漏地背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人的生命隻有一次”那段擲地有聲的話；我們向往崇高，仰慕英雄，期盼轟轟烈烈的獻身機會。我們甚至接受了自己由於父母的“過失”而低人一等的荒唐邏輯，懷著一種朦朧的原罪感。這樣，下鄉也成了我們“脫胎換骨”、參加革命的朝聖之路。由於真誠和單純，我們當中一些人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把弟妹都帶到農村，為的就是通過自己的獻身來實現那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烏托邦。我記得對我影響最大的因素之一是1964年刊載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的一首關於董加耕的長詩。那首詩不僅歌頌了一個聰明而富於獻身精神的青年，而且浪漫地美化了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農村。

　　另一方麵，我們麵對的是國內低迷的經濟狀態和幾乎不存在的就業機會。對我們這幫心高氣傲、不恥於在城市吃閑飯，甚至不齒於幹售貨員、售票員這樣的行當的人，農村成為一了百了的歸宿。根據“文革”當中我們在北京的中央安辦看到的材料，特別是周恩來在政府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們知道政府為了掩蓋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經濟和人口增長的矛盾，製定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條政策。所以……雖然我承認“下放”對於“文革”前知青是“個體而非一代人的命運”，但是卻想指出，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狀況和發展趨勢注定國民經濟的長期徘徊……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的命運預示了後來的新知青的遭遇。兩個群體雖然感受不同，其命運之間卻有著某種曆史的邏輯關係。

　　韓子渝在他的散文集《山月心影》中對自己下鄉的情況做了簡練、生動而耐人尋味的描述：“勤儉樓和紅專樓前，人山人海，熱鬧非凡，三中的大校門大打開，街上許多人都湧進來看熱鬧，十幾輛大卡車整齊地停放著，下鄉的人被父母領著……對號上車。”對他落榜的原因，韓子渝沒有明確的解釋，但是他輕描淡寫地告訴讀者，他的父親在反右傾運動中被“開除黨籍，降職降薪”，他的祖父還是一個地主。這樣看來，無論韓子渝成績多優秀、表現如何出眾，都注定沒有上學的機會。這是未曾被我們認真探討過的共同遭遇。

　　其實，如果我們的《巴山知青叢書》能夠啟動，我想寫的題目之一就是自己在畢業前後的經曆：我在畢業前學校組織的政治學習上的“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慷慨陳詞、我在接到不錄取通知書時感到的天塌地陷般的失望和將近兩個月的精神煉獄，親朋好友，包括老師對我的勸慰，以及自己拿著戶口到街道辦事處下戶口路上的那一片思想的空白。我想很多老知青都有類似的經曆，有的人的經曆比我的還要戲劇化，還要精彩、還要令人扼腕歎息。而這種經曆是新知青大多不了解，甚至難於理解的事情。

　　我還想指出，作為上山下鄉的先驅，老知青在許多問題上也是先知先覺。《知青一代》的作者在區別兩代知青的經曆時寫道：“當‘文革’中的知青一代隨紅衛兵運動狂熱地從學校向社會革命造反，‘文革’前的大批知青則在造反要回城。”這種說法首先有以偏概全的錯誤。因為不少“鐵杆”老知青在所謂知青“回流”期間沒有動搖紮根農村的決心，沒有離開農村（林、茶場）甚至在社辦林。

　　茶場樹倒猢猻散的時候，仍然抱成一團，死守陣地。1967年初，我在北京上訪期間，結識了一些其他省的老知青，知道他們當中能人不少。其中，遼寧省的一個名叫“山裏紅戰鬥隊”的知青組織特別活躍，在中央安辦、農墾部張貼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大字報。這些人當中肯定有些成功的人，他們也許跟我們有類似的想法，正在做同樣的事情。再說，1967年初，在紅衛兵們跟隨偉大領袖稀裏糊塗地到處糟踏聖賢的時候，遭受不公待遇的老知青組織起來上街遊行、上訪請願、爭取返回城市，不正表明他們的人權意識的覺醒？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正是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自由遷徙的權利）的英勇抗爭？當時的紅衛兵們不僅不理解、不同情老知青的正當要求，反而輕蔑地稱老知青為“戶口兵”。他們哪裏預料得到：不到兩年時間，下鄉的厄運會同樣落到他們的頭上！這豈不是有幾分諷刺意味？

　　實際上，由於老知青被社會打入另冊，長期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往往看得見許多其他人看不見的問題，有新知青所不具備的對生活的感悟，有英文裏的“underview”（低視點）在許多新知青麵臨農村的“culture shock”（文化休克）而不知所措時，老知青們已經飽經滄桑，能夠笑看人生了。這樣的經曆，在任宗景的《情竇初開的時候》中反映得十分生動。誰說老知青沒有對“文革”的體驗？

　　正是因為老知青的存在，中國農村裏的文化大革命才別有一番景觀；也正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老知青才完成了他們對中國社會和人生的認識的最重要的一課。這種經曆雖然在任宗景的中篇小說裏（或其他的文學作品中）被描寫得回腸蕩氣，但從整體上講，至今還沒有對它翔實的文字記載和深入的研究。

　　我認為知青文學/知青研究的確是“掌握了話語權的前知青”對自己的那份生活體驗及其所反映的中國社會現實的發言，還不僅僅是一種懷舊，雖然我們的確有許多舊事、舊情可懷。話語權跟其他政治權利一樣需要爭取，如果不爭取，那你就沒有，也不配擁有這樣的權利。毋庸諱言，跟新知青相比，老知青的話語權至今不大，這跟老知青為數較少有關係，勢單力薄乃是事實。但130萬到底是個不小的數字，它相當於20世紀60年代中國城市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假定當時城市人口是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即6000萬）此外，這種“語塞”狀況跟老知青長期被邊緣化也有直接的關係。過去，老知青被階級路線邊緣化，如今被話語精英、文化精英和學術精英邊緣化。而我們這個飽經滄桑的群體又似乎特別謙虛，特別曠達，特別與世無爭。我們當中許多人接受了平淡這一生活的基本原則，接受提前退休……下崗這樣嚴酷的現實。我們當中也並不是沒有善於表達、擅長文字的人才，可他們偏偏采取了一種與世無爭的態度。這樣一來，我們自己邊緣化了自己，至今成為一個沉默的群體。而如果我們聽任時間來塵封自己的過去，那就不能責怪時代和他人，隻能責怪自己的謙卑和無為。

　　我以為，事在人為。如果我們相信自己那些年的經曆對後人有些價值，如果我們認為自己的經曆有助於後人理解人民共和國那段悲愴的曆史，如果我們的經曆也是中華民族上個世紀曆史的血肉本文，那麽我們就應該自覺地去記載下那段讓我們終身不忘的時光，而我們的記載對後人的啟迪取決於我們對自己的那段經曆的意義的發掘深度和我們在文字上的功力。

　　我還想就“社青”這個字眼說兩句話。長期以來，“社青”在中國的語境中是個貶義的字眼，似乎在校學生和應屆畢業生要比他們高一等，連我本人過去也有這樣的看法。隨著年齡和社會閱曆的增長，我們這些自命不凡的應屆畢業生認識到……社青、知青其實都是一棵藤上的瓜，都是一群被社會遺忘的孩子。說到底，社青也是由知青來的。知青未必高貴，社青未必低賤。我所認識的老知青當中，雖然有被掃地出門的小偷扒手，也有從北大、交大這樣的名牌大學休學的青年。而有許多社青隻不過比我們更早就遭受了社會的不公待遇罷了，他們同樣有一顆善良的心，而且還往往有我們這些初出學校的人所不具備的銳利的洞察力和常識。

　　大多數社青由於過早失學，從來就沒有享受過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現在生活日益窘迫，卻沒有任何話語權，我們這些還能說話的人不正是應該為他們說幾句話嗎？

　　說到個人要求，我們這批人的處境還算不錯，至少沒有饑寒凍餒之虞。韓子渝和任宗景等是享譽全國的作家；張詩亞、林木等是知名學者。我自己多少也掙得了點“話語權”：我發表了五部中文著（譯）作，三本英文專著，僅僅美國國會圖書館裏就藏有我的四本著作（三本英文、一本中文）國內國外發表的文字應該在兩百萬字以上，好歹也算身後留名。但是，每當我想到自己當年的辛苦，想到自己的老知青朋友的種種遭遇，就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讓老知青的那些用汗水和淚水澆灌的歲月在中華民族的當代史上留下一點清晰的、可以讓人撫摸的痕跡……而且我相信，老知青的群體回憶必將發掘出動人的故事，產生出凝聚著人生智慧的思維，喚起三代人（我們自己、我們的父母和我們的子女）的共鳴，引起全社會的關注，為後代留下一份寶貴的遺產。

　　我知道，《巴山知青叢書》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我願意為之盡綿薄之力。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的努力最後不一定能有圓滿的結果。但如果人不謀事，天成我何？即頌大安鄧鵬匆匆。

　　2002年9月5日

　　作者簡介

　　請見《前言》後的作者簡介。

　　致丁玉敏

　　鄧鵬

　　丁玉敏：

　　你好。昨天從重慶傳來喜訊：在重慶出版中心舉行的2005年出版選題審批會上，我們的《無聲的群落》（回憶錄和老照片集共三冊）以全票通過。這樣，我們的作品很快就要跟讀者見麵了。這是我們大巴山老知青的一件大喜事，特地及時向你通報，讓你分享這一份快樂。

　　聽說你想收回大作《插隊落戶的日子》，原因是其中涉及的一位知青朋友的妹妹堅決反對你在文章中提到她姐姐的名字。我不願意去揣測那位從中作梗的女士的動機和她的那種無理要求背後可能存在的難言之隱，隻想對你說幾句心裏話。

　　《無聲的群落》是包括你在內的幾百個老朋友共同努力的結果。它凝聚著我們老知青的心血和對社會的嚴肅的思考，是我們這個勇於犧牲的群體對中華民族的再一次奉獻。我知道你聽信某些朋友的意見，對自己的文章產生一些疑慮，因為其中涉及了一些過去的人事，怕因此引起麻煩甚至法律糾紛。對此我非常理解，因為我們都有過相似的、讓人心驚膽戰的經曆，當年的夢魘在我們這些人心靈上留下的陰影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散。

　　但是我希望你回頭再看一看自己走過的路程――那是多麽勇敢、多麽豪邁、多麽輝煌的人生！你不僅戰勝了野蠻的政治歧視，而且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無私奉獻取得了大巴山的群眾和領導的信任，成了一方物望，當上了一縣人民的“父母官”。你不愧是我們大巴山老知青裏真正出類拔萃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我們這個群體的驕傲！

　　常言道：文若其人。你的大作《插隊落戶的日子》寫得娓娓道道、不卑不亢，處處顯示出你的真誠、坦蕩和機智，它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忠實而生動地反映出老知青這個群體那史詩一樣的經曆，是一篇難得的佳作。我今天又將它從頭到尾細讀了一遍，做了個別修改。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麽讓你忐忑不安的內容。說實話，我們也仔細研究了有關出版物的法律規定，谘詢了這方麵的專家，你的回憶文章根本不存在損害他人名譽這樣的問題。

　　雖然我們隻見過一麵，但是你的性格和人品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你執意收回大作《插隊落戶的日子》，我們一定遵命，編委會決不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任何作者。但是我仍然衷心希望你能戰勝一時的猶豫，消除不必要的擔心，同意我們在《無聲的群落》中采用大作。

　　古人有訓：“君子坦蕩蕩。”讓我用大作中的一句話與你共勉：“管得他的喲，總比當知青好點！”

　　盼回複。即頌

　　秋祺

　　鄧鵬匆匆

　　2005年10月25日

　　作者簡介

　　請見《前言》後的作者簡介。

　　致李自森

　　鄧鵬

　　李自森兄：

　　惠書收悉，反複誦讀，浮想聯翩。四十多年前的一些事情，一起湧到記憶的狹小窗口。我知道家母曾經教過求精中學高六四級的英語，卻不知道老兄是家母的得意門生。記得1963-1964年間，母親擔任了初六四級五班的班主任，兼任我們初六四級二班的英語課。我們班初中換了幾個班主任，是個“亂班”，教英語的老師一年級是陳知勇，二年級是劉學亮，兩位老師其實很不錯，無奈班上的不少同學不懂事，英語學得一塌糊塗。所以到了初三年級，學校決定讓我們全班重新學習初二的英語。母親教書，課堂上的兒子總有幾分不自在。好在我當時已經有了一點自學能力，那一年裏，我自己抽課餘時間學習初三英語，而且用其他班的期末和年末考卷來檢查自己的學習成果。按母親那裏提供的統一評分標準，我居然得了96分。這件事雖小，卻為我後來自學英語奠定了心理上的基礎。

　　在我們這些天天盼著長大的初中生的眼裏，高中的同學就是英雄豪傑。舉一個例子說明。初中三年，我幾乎每年都要主持班上的壁報，在辦壁報的過程中，我常常要到“長樓”外麵的廣告欄和樓梯口處觀摩高中同學貼出的壁報，“剽竊”一點有關排版和主題的構思；壁報完成貼出之後，我常常不敢看自己的勞動成果，因為跟高中同學的壁報一比，我們的作品真是相形見絀。但這並不妨礙我欣賞高中同學的書法、繪畫和文筆，在一些圖文並茂的壁報前我經常流連忘返。但居然不知道老兄是高中文學圈子裏的領軍人物。

　　我也喜歡運動，因為有一個崇尚科學、熱愛運動的父親。父親雖然出生在四川鄉下（江津白沙）但十二三歲就被祖父送到天津南開求學，受到南開的風氣熏陶……後來到複旦大學讀書，曾在複旦的足球隊效力。至今我還記得“南開五虎將。”

　　和“球王李惠堂”的軼事。因為父親的言傳身教，我一上初中就夢想參加學校的體育代表隊。初中一年級，我參加了學校的跳傘隊，每逢周三下午課後到大田灣的跳傘塔接受訓練。記得跳傘曾經是我們學校的傳統體育項目，還出過一個女子定點跳傘全國冠軍王淑珍（）她曾經回校作過報告。但是過了不久，體委的紀教練和寇教練炒了我們的魷魚。原因是我們這些剛剛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的孩子發育不良（1958年小學三年級時我的體重是30公斤；三年後我上初一時，體重還是30公斤！體質單薄，力量不夠，他們沒有耐心等我們長大長壯。我們班也有一個自發的籃球隊，但是初一、初二時老是輸給一班，因為一班的籃球隊裏有些幹部子弟，他們發育良好，人高馬大，在籃球場上有絕對空中優勢。直到初三我們個頭兒長高些了，才最後“翻了稍”。但是我們又碰上了新的勁敵：我母親主管的五班有許多住讀生，他們因為經常在一起打球，所以彼此配合默契，傳球流暢到位，幾次對抗，我們都飲恨敗北。我一心想到高中再跟他們一爭高下，哪知初中畢業就夢斷曾家岩。

　　兄在運動場上的雄風我曾瞻仰。我還記得你經常穿一件咖啡色的燈芯絨夾克，戴一副眼鏡，本來白皙的臉在鏡片後略微泛紅。你的大名許多初中生並不知道，隻聽見人叫你“小眼鏡”。最喜劇的一幕不知你是否還記得。一天下午課外活動時間，求精中學男生宿舍前麵的一個籃球架下圍了一大群同學，我走近一看，原來是“小眼鏡”和校隊的另外一個英雄在“過招”。那位學兄的名字（綽號）我記不得了，但是記得他經常偏著腦袋，臉上不時掛點玩世不恭的微笑，看得出他非常“油”，有點詭計多端。依照通常的規矩，你們一局12個球，打得天昏地暗，難解難分。最後，兄不幸以兩分（一分？之差敗北。為此，你的對手非常得意……但就在這時候，兄突然做出了驚人的舉動：你兩個箭步，跑到籃下，縱身跳起……抓了一下那個向下傾斜的籃圈，然後向對手提出新的挑戰：“你摸不摸得到籃圈嘛？”對手狡黠而殘酷地一笑：“我抓不到。”他拒絕跟你比賽彈跳。

　　兄當時可能非常尷尬。但你那可愛的一跳，就這樣在我記憶裏永遠定格。那一跳非常出彩，因為它充分顯示了兄的純真、聰明和不服輸的性格。兄之所以後來能夠在萬般逆境之中含辛茹苦、奮鬥不息，以至後來脫穎而出，成績斐然，讓世人刮目相看，就是因為你有遭受挫折甚至麵臨絕境時還能奮力一跳的那種精神。那種精神就是我們這幫老知青的精神啊！

　　兄來信中提到的兩代人的“脫胎換骨”的故事意義悠遠，發人深省。令尊出身貧寒，當了富家子弟的“書童”。憑借自己的天資和勤奮，居然學有所成，不僅金榜題名，而且平步青雲，實現了中國社會“茅屋出公卿”的理想。令尊在1949年以前的奮鬥和成長是我們許多朋友的父輩的經曆實際上也是中國現代化的艱難步履和成就的佐證，代表了中國當時的希望。但是，由於後來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他們非但沒有能夠為國家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反而遭到了一個教育文化層次相對低下的政權的嫉妒、壓製和迫害。這是他們的宿命，也是中華民族的劫難……而兄由於被階級路線打入另冊，被迫在一個非常不同的社會環境裏，重複了令尊的奮鬥過程。經曆千辛萬苦之後，終於跟令尊當年一樣，獲得了社會的承認。

　　兄的毅力、勇氣、機智和成就在老知青之中鮮有出其右者，而兄雖然在新的體製中顯貴一時，卻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老知青身份，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真是難能可貴。

　　依弟之愚見，兄完全可以你自己和令尊兩代人的經曆為題寫一篇文章，通過對比……介紹兩代人的既相似又相異的“脫胎換骨”經曆。也許讀者從中可以窺視到中國在20世紀下半葉走過的一個怪圈。

　　我們這一代人以青春換來了許多人生教訓，也許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苛政猛於虎，暴力革命不可取。所以我非常欣賞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這一口號。

　　從進行階級鬥爭到建設和諧社會，中華民族用了半個世紀時間，犧牲了幾千萬人的性命。而要實現和諧社會，中華民族必須走出暴力革命的陰影。21世紀的中國麵臨太多的挑戰――環境惡化、資源匱竭、文化斷裂、世風日下……凡此種種，決定了中國再也不能有暴力革命了，否則中華民族將落入萬劫不複的境地，比早些年王立雄的小說《黃禍》中所描寫的景象還要可怕。以種種形式，通過種種渠道向後代傳遞這一信息乃是我們這些劫後餘生的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誠如老兄在信中說的那樣，我們的這一舉動還是“為了展現老知青精神”。

　　兄在信中的一番鼓勵和希望出自肺腑，洞悉幽微。兄坦然指出，“《群落》是春雷但不是驚雷。讀它催我淚下，但不能催我夫人淚下”。對於讀者的不同反應，對批評、不解甚至冷漠我自己早有一定的思想準備。我知道我們的文字的局限。

　　第一，回憶錄是老老實實的文字，它缺乏文學作品的“蠱惑力”，在目前這個浮躁、任何曆史都可以“戲說”的時代，真正欣賞回憶錄，特別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回憶文章的人不會很多；第二，我們的文字受到環境的限製，受到出版社的編輯的見識和修養的限製，不可能完全暢所欲言；第三，我們對上山下鄉的本質和意義的認識也不一定能夠得到所有“老三屆”和“新三屆”的知青朋友的認同，我們不講“青春無悔”、“劫後輝煌”那些大話。

　　但是尊夫人關於老知青是靠新知青解救的這一觀點我是基本讚同的。我記得，毛澤東的《12・22最新指示》下達的當天，我和幾個朋友正在重慶上清寺的大街上閑逛，一位嗅覺敏銳的朋友聽到這一消息，當即跳將起來，發出歡呼：“好球！我們有救了！”不是嗎？試想一下，如果文化革命晚發生十年，升學錄取中的株連政策就將被教育部門心安理得地多執行十年，我們就可能在農村多接受“再教育”十年。那樣一來，我們這個群體就可能完全農化，在鄉下自生自滅了。雖然後來文化大革命激化了中國的社會矛盾，加速了上山下鄉的步調，使之在20世紀70年代末壽終正寢，極權政治和烏托邦理想的結合仍然讓我們，特別是知姐知妹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1967年初，當老知青回流到城市造反、爭取回老家的時候……學校的一些紅衛兵就十分鄙夷地給老知青取了“戶口兵”這樣一個雅號。殊不知事過不久，毛老人家煩紅衛兵小將了，將他們統統趕到“廣闊天地”裏去，這下才有了20世紀70年代的大招工。即便如此，許多老知青在招工期間，仍然因為家庭出身跟好運一再失之交臂，許多人不得不通過辦“病殘”回到自己闊別多年的家鄉，回到故鄉後仍然要麵對由人為後移的人生起跑線所造成的嚴酷現實。這種經曆，並不是所有紅衛兵小將都能理解的。

　　謝謝兄在信中推薦的回憶錄作者人選，希望兄代我們編委會熱烈歡迎他們參與我們的工作。這些朋友的文章想必會給我們的書增添異彩，因為他們的回憶可能更富於傳奇色彩，更富於“昔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滄桑感。但是我們也應該防止以成敗論英雄的傾向，因為古往今來，成功的英雄總是少數，失敗的英雄要比成功的英雄多得多，再者成功者不一定個個都是英雄。年輕時，我不太理解為什麽家父常為項羽感到惋惜。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悟出了其中的道理。為人不能太機巧，太功利，堅持和操守往往需要付出代價。竊以為回憶錄的質量的根本是作者本身對生活的體驗和對社會的思考，它取決於作者年輕時候有沒有一個夢，並曾經為那個夢苦苦追求過、彷徨過、失敗過、痛苦過、犧牲過；而且，因為人人都有過失，它也取決於作者是否敢於正視自己的過去，超越自己的過去，甚至批判自己的過去。反躬自省往往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總之一句話，我們這個“無聲的群落”出聲的機會不多，一旦得到出聲的機會，應該說點實話，說點真話。

　　信中提到的裴某某女士當年跟我夫人的胞姐同在平昌縣石板公社金銀林場務農，我本人曾在一次跟重慶市政協主席的會談中見過她。據說她不太願意跟知青來往……不知道什麽原因。如果兄能夠動員她參與我們的工作，弟將非常感激。根據我的經驗，一些後來在體製內混得不錯的老知青朋友似乎都有點甩不掉的包袱。一個重慶的朋友曾經這樣拒絕我們的征稿邀請：“過去的記憶就讓它爛在心裏吧。”――哀大莫過於心死啊。

　　兄的日記是非常珍貴的史料，望惠予提供。希望兄也留意為我們收集一些老照片和其他文物。處理方法，定強兄會詳細介紹。

　　從兄來信中知道，令愛通讀了兄當年的日記，實在讓人既羨慕，又感動。她真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將來一定有所成就。

　　兄年屆六十，精神矍鑠。但歲月無情，還望多保重。明年夏天回渝，一定登門拜望老兄。

　　即頌。秋祺。

　　鄧鵬謹呈

　　2007年9月30日

　　作者簡介

　　請見《前言》後的作者簡介。

　　像人一樣生活

　　――讀《無聲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憶錄》

　　楊健

　　1962年官方正式把城市知青上山下鄉列入國家計劃，17年中有1776萬知青上山下鄉。在“放逐”的行列裏，走在最前麵的就是在1964-1965年到大巴山區落戶的14000多名重慶知青。今天，已經人到中年的他們用自己親身經曆，敘述了上山下鄉運動帶給他們的苦難人生。這份沉重的人生記錄，彌補了有關“黑屬”群體在知青運動中的空白，為知青運動史提供了曆史學、社會學和文化學的寶貴史料。

　　《無聲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憶錄》是一部遲到的書，它是在全國各區域、省份的知青回憶錄出版高潮過去之後近十年才出版的回憶錄。但是，它與眾不同，是一部自覺站在私人立場講述的回憶錄。它是知青群體在新世紀向自由主義繼續邁出的重要一步。

　　上世紀90年代知青思潮的興替――從“青春無悔”到“劫後輝煌。”

　　自上世紀90年代初的“知青文化熱”興起以來，知青思潮先後經曆了從“青春無悔”到“劫後輝煌”的發展過程。

　　1990年北京東北知青率先舉辦知青回顧展，此後各省、市知青紀念活動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廣州、南京、武漢、廈門各地知青先後舉辦了“青春無悔”、“春華秋實”等知青回顧展，掀起一股知青文化熱潮，推動了“青春無悔。”

　　這一先驗理念的推廣傳播。進入90年代中期，《劫後輝煌――在磨難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屆、共和國第三代人》（口述實錄全景式報告文學）以28名知青成功者的個人口述，從曆史、社會學的角度，建立起知青返城後創造“劫後輝煌”的新神話，成為新的知青文化思潮。

　　同一時期，知青文學“悲壯的青春”的宏大敘事（以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為代表）被生存哲學的宏大敘事（以郭小東“知青部落係列”、曉劍《中國知青秘聞錄》為代表）所取代。後者將官能主義與國家主義結合在一起，宣揚生存至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形成一種“新”的價值理念和審美觀念，它們與封建法西斯主義的道德觀和審美觀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知青回憶錄的出版――人道主義與生存主義的衝突

　　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後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和曆史意義。但是基本思想主題是“青春無悔”、“悲壯的青春”。回憶錄大多圍繞著“悲壯的青春”主題展開，內容較為單一，情節大同小異，片麵歌頌苦難，鄉村生活被描述成一種生存鬥爭的勝利。

　　90年代後期的知青回憶錄寫作，從老三屆（66、67、68屆）擴大到小三屆（69.

　　70、71屆）由中心城市延伸到中小城市，甚至延伸到部分“文革”前的支邊知青。1996年是知青上山下鄉30周年，知青回憶錄的出版在這一年達到了頂峰。

　　回憶錄的編者和作者都把書寫這段曆史，作為向世人證明自我價值的一次難得機會，他們想為世人和後代留下一段值得誇耀的悲壯、傳奇的故事，一幅英雄主義的集體群像，為自己樹立起一座青春的紀念碑。他們急於證明自己的青春價值，證明自己的英雄業績，這種情緒恰恰流露出一種對青春逝去的焦慮。

　　90年代知青回憶錄的思想主題和價值定位，受到主流文化的影響和製約。全國各省市的知青回憶錄，將1600萬知青的生命實踐和思想曆程都歸納到“青春無悔。”

　　的唯一思想主題之中，以群體的名義，逃避個人自由。集體主義光輝暫時掩蓋了個人精神的蒼白。整個90年代，全國範圍的群體書寫，隻得到這樣貧乏的收獲是無法令人滿意的。

　　知青群體內部的話語衝突――宏大敘事與私人敘事

　　90年代末，知青群體廣泛興起懷舊熱潮，全國各地的知青舉辦了一係列的紀念活動。這些活動不但沒有促進群體內部成員的聯係，反而打破了知青群體鐵板一塊的幻象。人們廣泛注意到知青個體之間存在著權力和財富方麵巨大的差距。在知青座談會上，不同人群也對“無悔”、“輝煌”的論斷發生了分歧。顯然，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知青群體已經分裂，統一的群體已經不複存在，它正在成為被主流媒體虛擬出來的一個文化象征。

　　知青群體內部“私人敘事”和“宏大敘事”的話語分歧，實際上是知青群體內部不同階層間矛盾衝突的集中體現。多數人的族群無職無權，少數人的族群則據有越來越多的經濟、政治上的實力，後者是“宏大敘事”的支持者和操控者，他們動輒站出來代表整個知青群體發言，而多數人則成為王小波所說的“沉默的大多數”。

　　對知青曆史的宣傳、報道一直被嚴格限定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之內。知青從來不是他們自己，而是主流社會製造出來的一個“他人”。知青一直是話語的缺席者。知青群體從未對決定自身命運的這場運動，進行過獨立的判別和命名。因為知青在社會上一直屬於弱勢群體，從未獲得獨立的話語權。

　　進入90年代後期，社會貧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知青群體的社會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先富起來的這一小部分知青，已經完成了資本積累的初期階段，結束了創業時期，他們對於一個在文化層麵上虛擬存在的知青群體，已經不感興趣。知青旗號對於他們已經失去精神慰藉和文化使用價值，他們無暇沉浸在懷舊情緒之中，滿懷興奮地投入財富的增殖活動和娛樂性消費。而大部分知青卻麵臨下崗失業，他們的思想情緒和政治訴求日益強烈，可是卻已經不能從富有的、握有權勢的知青哥們兒那裏，借用和調動文化與社會資源。他們正在淪為經濟和文化上的弱勢群體，麵臨被社會丟棄和漠視的命運。

　　與此同時，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學的“去知青化”思潮開始興起。在1998年的知青紀念活動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現出一種厭倦情緒，有人公開提出告別“知青情結”，走出“老三屆”。他們認為知青題材的創作已經結束並難以超越。有一個知青作家聲稱自己並不是以知青文學成名，“我早已不是一個知青作家”。知青作家開始群體性地放棄知青文學的寫作，知青文學作品數量開始銳減。在世紀末，知青文學開始全麵退潮，知青文學似乎走到了它的曆史終點。

　　世紀之初，自由主義立場的知青文學敘事

　　在廣大知青群體中一直不乏清醒者，在史學、社科和文學界中，也有許多嚴肅的知青學者，他們對主流媒體的各種花樣翻新的運作，進行了持久頑強的抵製。《中國知青史――初瀾》（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大潮》（劉小萌）在1996年出版後，在史學界、社科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無論是中央台讀書欄目還是主流報刊，都未做任何介紹和報道。一些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青小說如《血色黃昏》、《黃金時代》，未能搬上電影、電視，知青群體的自由主義的呼聲……一直未能在知青群體中取得壓倒優勢，也未能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上個世紀末，隨著強勢群體的離去和主流傳媒的放棄，知青文化在大眾傳媒中被邊緣化。“寂寞舊文壇，平安新戰場”，在看似空白的時期，卻從餘燼中產生了自由主義立場的私人敘事小說，出現了《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嶽建一主編2001）出現了像《羊油燈》（逍遙2001）《抒情年代》（潘婧2003）等優秀知青文學作品，雖然在知青集體中和社會上未能產生廣泛影響，但其思想深度和藝術價值遠遠超越了上個世紀的主流知青文學。它們是寂靜中的雷音，鼓舞著寂寞的自由主義知青族群。

　　重慶知青回憶錄《無聲的群落》的出版，可以說是對上個世紀90年代自由主義文脈的自然延續。重慶老知青以群體的姿態邁入自由主義派別，顯示出鮮明的現代思想風貌。它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展示了知青一代人仍然在精神的道路上前進，昭示著自由主義的腳步在新世紀並未停止邁進。

　　“認命不隨命”――對“青春無悔”、“劫後輝煌”和“生存主義”宏大敘事的突圍重慶老知青是知青運動的最早受難者，他們對自己的青春、人生，有著區別於主流社會的不同價值判斷和曆史評價，具有鮮明的私人敘事特點。他們將上山下鄉的曆史描繪成“苦悶的青春”或是“不放棄夢想”的堅持；將返城後的人生描述成知青個體對曆史宿命的抗爭。這種“認命不隨命”的私人敘事與此前的“青春無悔”的宏大敘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回憶大巴山的歲月，雖有悲涼之處，但絕無一絲怨尤，更多的是平靜的關注與格外的珍惜，特別是經曆了生死關，對人生更是別有一番領悟。在以後的日子裏……我時常會想起農民們一個樸素的人生哲理：一根田坎三截爛……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許誰都會記得那連峰接嶺的樹，生生不息，鬱鬱蔥蔥。”（《倔強的樹》鄒克純）

　　1996年是上山下鄉30周年，各地的知青群體掀起了紀念熱潮，這本是一次進行曆史反思的寶貴機遇，但是，絕大多數知青沉浸在“青春無悔”的情緒中，放棄了反省、懺悔和曆史批判。許多知青在回憶錄中對偷盜農民津津樂道，流露出對權力的敬畏，宣揚個人生存奮鬥的勝利。

　　知青是“城鄉分治”政策的犧牲品，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借助城鄉分治的餘澤，作為“半個公家人”在鄉下打架鬥毆，偷雞摸狗。為了返城、招工和入學，知青群體中也曾出現相互傾軋，或是被迫賄賂官員的事情。這場上山下鄉運動造成了知青群體中的無是非、無原則和價值虛無主義，造成了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盛行。

　　孔子說過，“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產則有恒心者，惟士之能……”農民是小“有產者”，可以通過集體勞動得到某種尊嚴，而知青是無恒產的赤貧者，在生存線上掙紮，很難堅持道德原則。物質上的無產化，造成了許多知青的流氓無產者習氣，在他們的生存主義中潛伏著濃厚的流民意識和災難意識。

　　在新時期返城後興起的知青文學、知青文化熱中，有著明顯的流民意識，這一切並未引起知青群體的警覺和深刻反省。知青流氓化已經為“八九”之後的知識分子痞子化埋下了伏筆。

　　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對人造成的扭曲，並不是一場道德清洗運動可以恢複的，它需要單獨的個體在長夜的寂靜中進行默默的修複。重慶老知青作為一個獨特的“被汙辱和被損害”的群體，經過80-90年代的思想曆練，在新世紀展示出他們修複、壯大起來的心靈。

　　重慶老知青回憶錄中有不少文章回憶了生存艱難，衣食無道的往事，但沒有一篇描寫在農村偷雞摸狗，或對此行為津津樂道。在“瓜菜半年糧”的大巴山貧困的農村，艱苦勞動一年，毛穀子加紅苕、洋芋也隻夠維持四個來月。有的知青餓得跑上山尋找野生的紅子，往嘴裏填。他們大都不肯自暴自棄，即使極個別的人迫於饑貧偷盜了農民的東西，也不會對這種行為津津樂道，引以為榮。因為他們“深深地同情大巴山的農民，也同情自己”。《倔強的樹》鄒克純）

　　重慶老知青因為家庭背景的原因，比一般知青承受了更多的苦難。因為“出身不好”被社會打入另冊之後，絕大多數的重慶老知青在非人的環境下，都自律自愛……沒有放棄做人的道德準則，即使麵對饑餓、苦難，他們出於所受的教養、尊嚴……也不甘淪為流氓無產者，不願墜入獸畜和阿修羅道。他們在回顧那段苦難的歲月時，仍然能夠發出自尊、自信的聲音。在這個時代背叛、出賣，如同家常便飯……而活得像一個人卻需要罕見的勇氣。

　　對自己的青春負責，對曆史負責――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