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5、一封上告信

　　趙永智

　　1970年夏天，氣候宜人的貴州高原，正是晴空萬裏、山花爛漫的時節。繭居在家中的我心裏卻陰沉沉的：已經20歲了，還要靠在旅社工作的母親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資養活，分吃她的27斤口糧，心裏說不出的惆悵。原本在一個培訓農民的拖拉機駕駛培訓班找到一份做飯的工作，做了20天，那位姓熊的負責人打聽到我是返城知青後，嚇得趕緊將我辭退，說怕戴上“破壞上山下鄉”的帽子。出於對我的好感和同情，他還給了我說好的一個月二十多元的工資。

　　1965年初中畢業後，我盡管在學校年年評為三好生，成績冊上全是紅色的高分，但畢業了還是進不了高中，原因是扁擔大的一字都不認識的母親曾經參加過“一貫道”。我從小就聽老師的話，相信當時學校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話“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不用學校動員，率先報名下了鄉。老師說今天去農村猶如當年革命青年去延安，開始去時是會遇到一些困難，但最終的結果是都會變成老革命。

　　成績好而進不了學校的同學聽到自己可以選擇革命道路，一個個無比激動，地區二中一位高中同學還寫了血書，表示下鄉的決心。9月1日，我們貴州省安順縣（安順地區機關所在地）六五屆的53個知青坐在兩輛大卡車上，唱著當時最流行的歌曲《革命青年誌在四方》，集體插隊到了一個叫做蘇呂堡的生產大隊，53個同學按每隊3男3女分到九個生產隊（有個隊少一個）到農村實際生活了一段時間後，大家才知道是受了欺騙。在農村別說幹革命，就連養活自己都不容易，選擇的道路根本不可能改變家庭出身，“四清”工作組進村後並沒有把知青與貧下中農同等對待，召開貧下中農的會議時根本不讓知青參加。1966年12月5日，生產隊分了糧食後，不甘心和農民一樣被波瀾壯闊的運動遺忘的知青們，集體卷起被包……回到安順城參加文化大革命。在“紅海洋”中轟轟烈烈折騰了兩年，國家政權倒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己的命運卻沒有絲毫改變，一個個隻能陸陸續續返回農村。我因為醫院證明患有心髒病，所以才敢留在城裏等待“知青辦”的處理。六四屆、六五屆知青中執有醫院證明的還有李遂珍、侯澤華等四五個同學，大家經常約起去找“知青辦”解決回城問題。“知青辦”的王主任總是推三阻四的，大家找了一兩年都沒有結果。那時候，廣東部隊485團進駐城裏實行軍管，這支部隊“左”得出奇，甚至兩口子為家事吵架，操著濃重廣西話的大兵們都要質問雙方：“你是什麽成分？”兩口子中誰的成分好，就支持誰。這形勢讓我們這些留在城裏的知青生活在惶恐之中，因為我們不但成分不好，而且還是沒有戶口的“黑人”。

　　“革命”高潮過後閑下來的“老三屆”高、初中生，除了下農村當知青的外，其餘的閑在城裏無所事事。前不久，體育場召開萬人宣判大會，公審了十來個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說他們組織了一個什麽“自由黨”，其中槍斃了姓夏、姓肖。

　　姓姚的三個人，被判刑的人中有張姓、劉姓兩個女生，都長得很漂亮。二人關到“文革”結束後放了出來，至今風姿猶存，都在做生意。這些人在台上昂首挺胸，一副不怕死的樣子。這事提醒了很多家長，都把閑得無聊的孩子們關在家中，不準外出。

　　我不想再讓母親為我擔心，就老老實實待在家裏。一天上午，我獨自在家讀同學在“文革”初期從師專圖書館弄出來的《普希金詩選》。當我讀到“我的道路是悲涼的，未來像海洋/洶湧激蕩，隻預示著操勞和悲愴。/然而，朋友，我不願就這樣死去，/我要活，為的是忍受痛苦和思維”，不禁掩卷沉思。就在這時，猛然一陣嘭嘭的拍門聲將我拉回到現實中來，我趕緊將書藏在煤灶的灰坑裏。那時，在中國除了毛澤東著作等幾本書外，什麽也不準看，搜家時連魯迅的書也要搜，我的一本《野草》就被搜去了。我驚恐地打開門，居然是一個文質彬彬的穿著灰色中山裝的中年男人出現在麵前，他自我介紹說是地區公安處的，叫楊萬裏。問清楚我的姓名後，他說：“正要找你，我們軍管組的王建仁組長要找你談話。”

　　王建仁，地區公安部門的第一把手，隻有開重大的公審大會時才露麵的那位大領導。他找我一個普通知青會有什麽好事？過早去世的父親在我很小時就教育我：

　　“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這話已經不靈驗了，從小就是父母的乖孩子、學校的好學生的我雖然並沒有做錯什麽事，但此時心裏就很害怕――這是一個可以隨意抓人的年代！看到我的忐忑不安，楊同誌同情地對我透了底：“你寫了一封信給省裏的蘭政委（當時的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蘭亦農將軍）蘭政委很重視，親自作了批示，責成我們軍管組王組長和你們縣革委第一把手安靜海主任親自處理，現在王組長要找你進一步了解情況。”啊！原來是這麽一回事――

　　“文革”搞了幾年，國家主席被打倒了，各地都建立了新政權――革命委員會，說是取得了“偉大勝利”，而我們老知青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才下去的老三屆新知青的日子也不好過。我們學校有一個66屆下鄉的女生，姓姚，瘦瘦小小的，天生一副營養不良的可憐樣。她母親早死，繼母對她不好，偉大領袖號召紅衛兵下鄉，不用動員她就搶先報了名，早就想離開那個沒有溫暖的家了。她落戶在鄉下一個老太太家，老太太家裏隻有一個快三十歲的傻兒子。老太太給姑娘好吃好喝……要姑娘與她同睡，讓姑娘感到了那早已失去的母愛。過了半年後，一天夜裏，突然床上的老太太變成了話也說不清楚的傻兒子。姑娘嚇得直抖，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事過之後，她痛苦沒有親人能夠傾訴，道理沒有地方可講，把自己關在屋裏哭了整整兩天。第三天是趕場天，眼淚也幹了，她拖著兩天沒進米水的身子，去鄉場上買了一瓶劇毒農藥，將自己了結在村外陰森森的竹林中。當時讓我們難以理解的是，她的父親居然沒有追究這事，而是草草安葬了事，那神情似乎還感激人家為他卸了一個包袱。這件事，讓知青們聽了都很寒心，我也是有怒無處發。

　　事過不久，也就是1970年的春季，一個要好的68屆女知青對我哭訴了她的遭遇：

　　一天收工後，精疲力竭的她掉在最後。這時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兩旁的山冷冷陰陰的，走著走著，想到自己的一生就要在這山溝溝裏打發，她心緒極為低沉。這時，冷不防一雙肮髒的手從後麵緊緊抱住少女豐滿的胸部，姑娘驚嚇得大叫起來……本能地掙脫往後一看，竟是天天安排出工和叫大家讀毛主席語錄的生產隊長。

　　在這個小寨子，生產隊長是說一不二的人，是掌握知青命運的主子。姑娘又氣又怕，連鋤頭也不要了，哭著跑回寨子。這事也不敢對人說，第二天一早就搭車回城了。

　　聽說這些事情後，我不由聯想到自己的困境：病了別說沒錢醫，連糧食供應也沒有，賣苦力也沒地方敢要。前幾天幾位同學商量著打算賭氣挑黃泥到城裏大街上去賣（當時最讓人瞧不起的活路――老百姓用黃泥拌煤粑）現“革命青年”的醜……但又怕被定為向“紅色政權”示威，給抓起來……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這日子怎麽過？還讓人活嗎？一時激動，奮筆疾書，給全省的最高統治者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蘭亦農將軍寫了一封上告信。信的內容大致是這個意思：我們是聽了毛主席的話下農村的，可是去了後遇到很多問題沒人管，女知青受到欺辱也沒地方申訴（列舉事實）容忍這些現象是對毛主席上山下鄉革命路線的破壞……

　　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極左的“紅色恐怖”時代，我怕連累家裏和同學，這事沒對任何人說起，連底稿也不敢保留，隻暗地對受委屈的那個要好的女知青說：“我寫了一封上告信，給你出氣！”說這話時，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少有的男子漢氣概。

　　實際上，當時知青在農村造成的一係列政治、經濟問題已引起中央關注，甚至有些地方的知青和農民還形成了敵對情緒，我們縣還有愛讀哲學的新知青成立了“馬列主義研究小組”來對照現實（當時傳說這也是引起公安部門注意的“反動組織”）我的信，就是在積重難返的知青問題已受到中央重視的時候，送到了蘭政委手中。蘭政委根據中央關於處理知青問題的精神，很快作了批示，下麵各級自然也就不敢怠慢了，於是就有了來人找我去公安處的這件事。

　　來到公安處，見到了身材魁梧的王組長――地區專政機關的最高領導。他一臉的嚴肅相，拿出幾張紙在我麵前晃了晃：“這是你給蘭政委的信？”我抬頭一瞄，信的前麵加了兩頁，上麵蓋滿密密麻麻的十多個公章。王組長拿著信看著窗外，似乎是在自言自語：“蘭政委很重視，親自批示了。”接著，他回過身來讓我坐下……問起了知青存在的一些問題。

　　從公安處出來，我心裏很不平靜，一場驚虛後才明白過來：這件事情害怕的不應當是我，應該是別人。這別人是誰？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個最討知青們恨的縣知青辦的王主任，今天應該整治他一下了。於是，大踏步朝著與公安處比鄰的縣政府大院疾步走去。我用力推開縣知青辦虛掩的門，矮胖的王主任端著茶，拿著一張報紙，皺著眉頭，坐在那張堆滿馬列和毛澤東著作的辦公桌前。他這個人的特點是一看見知青就不耐煩，今天我推門的動作大，更是惹得他滿臉不高興，抬起頭來瞪了我一眼，又回過頭去看他的報紙。

　　“喂――”我連稱呼也不叫，直接衝著管我們的這個人喊道，“我們因病不能在農村勞動的問題，你解決不解決？知青在農村的困難，你管不管？”

　　“你又來鬧了，我有本事解決嗎？我管得了嗎？”像以往的回答一樣，這位主任理直氣壯，而且說話的聲音越來越高。

　　“那你當這個主任做什麽？”我也不甘示弱地大聲反駁。

　　“又不是你讓我當的，你有本事把我撤了！我才不想幹呢！”王主任這句話的語氣雖然低了一些，但仍然一副揚揚得意的樣子。

　　我盡力壓住氣，也故意放低了聲音：“知青問題多次找你不解決，好了，現在有人過問了……”

　　王主任聽到這句，抬起頭來懶洋洋地看著我，做出一副不屑相信的樣子。我盯著他，一字一字地吐出來：“蘭――政――委――過――問――了。”

　　“什麽？”他耳朵動了一下，似乎不相信自己聽到的。

　　我做出神秘的樣子對著他：“省革命委員會蘭亦農政委親自過問了！”說到“省革命委員會”和“蘭亦農政委”這兩個名稱時，我故意提高了聲音。見到這位主任仍然一副糊裏糊塗的樣子，我又放低了聲音接著說：“我把我們的問題寫了一封信反映給蘭政委，蘭政委很重視，親自作了批示，責成公安處和我們縣革委的領導處理，剛才公安處的王組長找我進一步了解情況。知青問題，我掌握的當然沒有你的多，現在是特地來找你收集些去匯報。”

　　“啊！是這麽回事，你咋不早說呢？坐下，慢慢說。”一下子，不可一世的王主任變得客氣起來，還站起來去給我倒了一杯茶。然後，真的給我講起了確實應該需要上麵解決的一些問題。我像模像樣地從身上掏出一個小本子，假裝認真地記著，仿佛我是上麵派來調查情況的人似的。一時間，我和眼前這位主任的位置來了個180度的顛倒――小學一年級當班主席、六年級當少先隊大隊長、初二當學生會主席的鍛煉，讓我能夠用語言製造氣氛，控製氛圍。這本事別說是從鄉下上來的王主任，就是很多當大官的，也未必具備。

　　我懷著沾沾自喜的心情離開知青辦回到家後，冷靜下來對發生的這件事又從頭反思了一遍，想到開始公安來人拍門的情景，確實讓人害怕：幸虧蘭政委理解知青……是個通情達理的好領導；如果上告信落在一個什麽事都要上綱上線的鐵石心腸的人手裏，先問一聲家庭成分，再隨便安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其後果不堪設想……

　　……1957年因為一句話被打成右派的還少嗎？洋洋一大篇上告信都是對現狀不滿的話，還揪不出問題來？冤死鬼再增加我一個，也不過是九牛多一毛而已。仔細掂量，以後這種事還是不幹為妙。我也看到，雖然蘭政委和一些領導都重視了反映的問題，但知青的問題並沒有多大改觀。這事發生後不到一年，我們幾個有病的知青被知青辦帶去會診複查後，倒是辦了回城戶口。我知道，自己的上告信沒有那麽大的神通，而是全國都在著手解決知青問題了。

　　這，是我一生中唯一寫的一封上告信，猶如丟到水中的一塊石頭，居然還激起了一點漣漪。它，在我刻骨銘心的苦難知青生活中，重重地加上了一筆。

　　作者簡介

　　趙永智，男，1949年生，貴州省安順市人。1965年9月，初中畢業下鄉到貴州省安順縣詹家屯公社蘇呂堡大隊，1971年招工進廠，後錄進政府機關工作。電大畢業……曾兼任電大領導科學基礎、企業管理等課教師。1997年根據政策主動申請退休……時任安順行署外經委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