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2、靠山屯紀事

　　翟雅萍

　　那片土地在遼寧省開原縣威遠鄉靠山屯。1964年7月28日，沈陽二十九中學的19名初、高中應屆畢業生來到這裏安營紮寨，隔年又有27名同學在先行者的感召下來到這裏。全體同學在學校大多是好學生，卻是自願來務農的，其中有的人甚至自動放棄了升學與高考的機會。

　　這些壯誌淩雲的年輕人百分之九十以上家庭出身不好，在當時被稱為“地富反壞右子女”，是上山下鄉給了他們成為革命者的機會。他們懷著一片虔誠與夢想：

　　改變這裏“一窮二白”的麵貌，把文化帶給這小山村！於是這片土地上掀起了一場知青風暴，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的青春活劇。

　　他們自豪地稱自己為靠山人，深情地將青年點那兩排大草房叫做家。這是一個擁有46口人的大家庭，最大的20歲，最小的14歲。全家人按年齡大小來排行：老大張寶林、老二趙誌岩、老三趙守誠……然後是老四、老五依次地排下去，最小的是14歲的郎蕙麗，我在這個家中排行三十六。

　　從下鄉那天起，我與45個兄弟姐妹朝夕相處，在青年點的大草房裏生活了七年。

　　那些才華橫溢、思想深邃、以苦為榮的同學們令我感到高山仰止，是他們伴隨我走過那日不出即做、日落仍不得歸的艱苦單調的農耕生活，是他們給我友愛、給我力量、教會我直麵人生。我深深地愛著我的兄弟姐妹們。歲月早已無情地吞噬了我們的青春，但那純真年代發生的事情卻清晰得如同在昨天。

　　點長

　　1965年的一個明媚的夏日，我們沈陽二十九中學的全體初、高中應屆畢業生在某大禮堂裏，懷著激動的心情，等待去年到農村插隊的高三同學喻國政回母校來做報告。當剃著光光的禿頭，穿著農民才穿的對襟白小褂的他衝上講台時，一股青春的朝氣，一股山野的馨香迎麵撲來。年輕的心全被激動了，會場上爆發出迎接元首那樣的長時間的、雷鳴般的掌聲。19歲的他用樸實無華、真切感人的語言，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美好的世界：在開原縣的威遠鄉有一個靠山屯，那裏生活著勤勞善良的人們，還有19個自願去務農的兄弟姐妹。那裏有青山座座，那裏有寇河蜿蜒；那裏有春種秋收的辛勞，更有勞動換來的甘甜。那塊土地上缺少文化，有誌者不妨去一搏。

　　當時上山下鄉的話題，在社會上乃至我們學校一直沸沸揚揚。聽他言罷，我對那片綠水青山產生了怎樣的夢幻喲！我拿出了從小長大的全部倔強，不去看母親的漣漣熱淚，不去聽弟弟、妹妹的苦苦哀求，偷出了戶口本，毅然走上了被人認為是受了鬼使神差的下鄉之路。

　　是喻國政的報告決定了我青春的腳步。我認定自己是去革命的，儼如江姐俯視著滔滔長江，“今日告別霧重慶，烏雲沉沉夜未央，待到明朝歸來時，迎回一輪紅太陽”。

　　走進了夢想的廣闊天地，46個知青兄弟姐妹同在一個屋簷下生活。我們每日三餐同一鍋飯，相互間舉手投足、一顰一笑了如指掌。身為點長的喻國政一言一行牽動著每一個人的視線：他的組織能力，他的語言天才，他的睿智，他的真誠善良……他的身體力行無不令所有的人折服。

　　一葉知秋，那些發生在我們與點長之間看似平常的小事折射出他特有的領導才幹和人格魅力。

　　1966年秋天一個陰雨綿綿的日子，晚上8點了，點長喻國政心急如焚，因為青年點丟了兩個同學（我和張秀春）這是家裏從不曾發生過的事情。男女同學們議論紛紛，擔心的、埋怨的話語在點長耳畔說個不停。當時寇河正在漲水，好多天了……天像漏了一樣，雨一直下個不停，寇河的水勢總不見小。有的人家油、鹽、火柴這些必需的生活用品都斷了撚，但沒人敢�過波濤洶湧的寇河（公社供銷社在河南岸，我們在河北岸）點長分析了種種可能，然後示意大家安靜下來。他把男同學分成兩組，組成兩支搜救小分隊：一組去北山，一組去寇河邊。於是男同學們一臉的莊嚴，拿著繩索、鐮刀分頭行動。

　　雨一直在下，晚上近9點時，兩隻“落湯雞”像小偷似的摸回了青年點。男同學還沒回來，女同學們尖刻的責備聲像一陣冰雹那樣砸過來：“太不像話了！無組織無紀律！”“為什麽不告訴家裏？”“男同學全去找你們去了！”我們自知理屈……匆匆換好衣服，像傻子那樣坐著等候發落。各路男同學陸續回來了。一進院，於眾就高聲嚷道：“準是翟雅萍的主意！”喻國政馬上製止了其他也準備高聲發作的男同學。他把他們攏到一起，對他們一陣耳語。一會兒，孫雨、楊冬、徐連斌等幾個男同學像表演節目那樣故意站成一排，他們分別端著地瓜、麵糊糊、蔥……醬、高粱米水飯等笑容可掬地走到我們麵前：“先吃飯，先吃飯。”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真的餓壞了，管他呢！我倆一陣胡吃海塞。打飽嗝的時候，喻國政進來了。他坐在我倆對麵，像一座山：“你們去哪裏了？”“我們去南城子了，看蔣鈴、秦昆他們。”（南城子大隊離靠山有八裏多地，當時有五位同學借調在南城子大隊。“為什麽不打招呼？知道大家多擔心嗎？如果出事，怎麽向你們的父母交代！這幾天寇河發大水你們不知道嗎？有多危險！組織性、紀律性我們強調得少嗎？”點長嘴裏一連串吐出的雖都是問號與驚歎號，但聲音還算柔和。在這個大我們三歲的點長麵前，我們像兩個不懂事的娃娃那樣垂著頭。他接著又故意輕鬆地詢問蔣鈴、秦昆等同學的情況，最後又嚴肅地說：“要保證以後不再犯……”我倆態度極好：“我們保證！”點長走了，我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喻國政這種處理問題的方法使得大多數同學，特別是我這樣的初中同學對他形成一種似對家長般的依賴。

　　我家是先進青年點，縣知青辦在我家辦了一次圖片展，幾十張反映我們全家人生活的照片掛在多功能的食堂的牆上，外邊來參觀的人讚不絕口。

　　圖片展結束後，照片由喻國政集中保管。其中有兩張照片我很想得到。一張是：

　　在青年點的大院子裏，我挽著褲管（剛下田回來）高擎右手，正在唱“天塌下來隻手擎”；我身後有好幾個同學在為我伴奏，丁峪麟吹笛子，韓渝生拉手風琴……江寧娜彈阮，劉恩義、孫雨拉二胡，蘇嘉元敲木魚，石裏奇打竹板，段偉拿著一支短笛還沒找著調；最後麵一排是趙守誠大哥、我的同班同學楊冬及小胖子徐連斌；在水井邊還有張大爺摟著兩個小孩；最邊上是放牛的二胖子，他們在饒有興味地看我們這台戲。

　　另外一張則是一幅美麗的山水畫：連綿的青山下麵是片片碧綠的水田，我們二隊的社員正在水田裏插秧、耙田，我站在田埂上，段偉在水中扶犁，錦繡手拿鞭兒催促老牛快些走。每一個幹活的人都是笑吟吟的，好一派令人神往的田園風光。

　　這張照片總叫我想起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裏那男耕女織、寧靜祥和的醉人景象。

　　照片上看不出我們的疲憊，看不到那時常襲擊我們的彷徨。兩張照片是多麽難得的兩個瞬間！

　　我總在心裏策劃著怎麽才能說服喻國政把這兩張照片給我，我窺伺著時機。一天我看男寢室隻有喻國政一個人，於是走了進去。

　　“喻國政，我求你一件事。”我給了他一個燦爛的笑，當然不是為了換回一個燦爛的笑，而是為了那兩張我朝思暮想的照片。“什麽事？”我看得出來他情緒很好，於是我充滿信心：“你肯定能辦到，但你要先答應行還是不行。”我耍了滑頭。“好，我答應你。”他像對待其他事情那樣認真地說。我得寸進尺：“辦展覽的那些照片有兩張我想要，歸我保管行嗎？我保證不會弄丟。”

　　我終於表演完了自己導演的節目，心跳有點加快。我看定他的臉，注視那上麵的變化。他稍沉吟了一下說：“那好吧。”我心花怒放，哈哈，得來全不費工夫！

　　他跳上了土炕，打開了自己的柳條包，我看到那些照片已被他精心包好，不由得暗暗稱讚他對這些照片的珍視。他拿出所有照片幫我一張張地找，我終於得到了那兩張對我來說無比珍貴的照片。

　　靠山屯知青永遠忘不了1967年那個寒冷的冬夜和那衝天的火光，小學校著火了！

　　當時是半夜兩點左右，正在熟睡的知青們聞聲後慌亂地穿上衣服，飛也似的奔向火場。小學校的上空濃煙滾滾，大家心裏知道，學習黃繼光、邱少雲的時刻到了……著火的中心是教師辦公室。喻國政馬上指揮女同學壓井運水，幾個男同學上房用二齒鉤把苫房草扒掉，他和另外幾個男同學則衝進冒著濃煙的辦公室。奮不顧身的少男少女們在濃煙中穿梭：女同學端著水在結冰的地麵踉踉蹌蹌地來回往返……男同學進進出出那正在燃燒的辦公室，奮力搶救教具及桌椅板凳。火勢很難控製，火越來越大，人被嗆得咳嗽不止。能搶出來的東西都拿出來了，不能再進去了。喻國政還想保住一樣東西，他止住別人，自己又一次衝進濃煙，準備把那唯一的腳踏風琴拖出來。可那琴身已在燃燒，那琴鍵正燃起一排美麗的火苗，隻好放棄。在同學們的一片叫喊聲中他總算安全出來了。天亮的時候，在知青們的努力下火終於撲滅了。正是滴水成冰的季節，救火後，我們的棉衣全凍成了閃亮的鎧甲，每個人的臉都是黑的。喻國政的臉不但黑還被灼傷，手也被灼傷，眉毛被燒焦，如果不是戴著帽子，他的頭發將不複存在。他的“花臉”一年後才恢複正常。在需要英雄榜樣的時候，點長會有英雄的行為。

　　喻國政還是個不錯的莊稼把式，趕車、扶犁、點種、鏟地樣樣精到。總而言之――

　　一個合格的莊稼人。

　　這個合格的莊稼人一直有著崇高的政治追求，他決不讓自己成為一個平平常常的毛頭小夥，他的目標是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那動蕩的年代，他以同齡人少有的能力駕馭了自己的命運，不懈的努力終於得到回報：1968年6月喻國政躍升為開原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的臉上過早地失去了天真與單純，取而代之的是成熟與老練，這個靠山屯知青的帶頭人的政治生命從此枝繁葉茂。從此他的時間被各種會議所纏繞，青年點很少再見到他的身影，雖然他的人事關係暫時還在靠山屯大隊。但隻要有時間他就回到青年點，他一進家門就掃院子，幫同學們整理內務。但當見到他不再粗糙的雙手和不再有被太陽光照耀過的黝黑皮膚，我們心裏明白：點長與我們已不在一條舊船上，暗地裏我們開始叫他“縣太爺”。點長已不屬於我們，不屬於靠山屯青年點，他屬於那個忙忙叨叨的政治。在大家看來，當了“縣太爺”的點長的一切都鑲上了耀眼的金邊……就像今天的追星族那樣，感覺我們被點長拋棄了，心裏有一種莫名的難過。當然我們的感覺歸咎我們自己，這豈能叫喻國政承擔？

　　喻國政離開後，靠山屯青年點那兩排大草房在寒來暑往中飄搖，後來換了幾任點長，靠山屯知青卻再也找不回那昔日的輝煌。

　　可敬的兄長

　　趙守誠是一位可敬可親可愛的兄長，是我農村七年的保護神。他對我恩重如山。

　　我下鄉是9月份，正趕上收割。當農民沒有培訓期，第一天生產隊長就交給我一把鐮刀。接下來每天體會著從未有過的腰酸背痛和“拉兜”（落在後邊）的痛苦，滿懷豪情下鄉的我心裏總是沉甸甸的。

　　晚飯照例是麵糊糊、包米麵大餅子。勞累了一天的年輕人都在狼吞虎咽。趙守誠端著碗挨我坐下。他是我家老三，是1964年畢業的高中生，在第三生產隊。他戴著一副近視眼鏡，那鏡片並沒遮住他的濃眉大眼。

　　“怎麽樣？這幾天？”他溫和地問我。

　　“還好。”我含混地回答。

　　“別著急，時間長了就好了。以後在隊裏有什麽事要回家來講，我們這些大同學生怕你們這些小同學在隊裏受什麽委屈。”

　　不知為什麽，兩行熱淚奪眶而出，我怕他看見，趕緊低著頭將那麵糊糊連同眼淚就著一起喝下去。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接觸，從這一天開始，我認定他是一個可以親近可以信賴的人……從這一天起我的喜怒哀樂全都可以向他傾訴。

　　趙守誠曾是副點長，還是當時46人中寥若晨星的三個共產黨員中的一個。他是個堅強的人，是個知難而進的人，是個大事小事樣樣在行的人。他好像會呼風喚雨……凡是經他操辦的事情件件都妥帖、穩當。他有著很強的組織能力，與喻國政等同學珠聯璧合地為靠山屯青年點盡心盡力，贏得了同學們的尊重。

　　他是這個大家庭中最能調節氣氛的人。他每次與女同學握手都要將你的手捏得生疼，直到對方疼得大叫時才笑哈哈地鬆手。每次全家開會他發言的前奏總是：“同誌們，大錢們，諸位，各就位！”大家都被逗笑後他才一臉的嚴肅，書歸正傳……他是一隻快樂的吉祥鳥，凡有他在的場合你總會感到其樂融融。

　　趙守誠是大家的兄長，他愛每一個同學。在農村種地我們的鞋穿得很費，他就準備了一套修鞋工具，不管誰的鞋壞了都送去叫他修補。大家都休息的時候，他坐在一堆爛鞋中間，開始像一個大嫂那樣飛針走線，嘴裏還不時地哼著小調，樣子滑稽而可愛。他活計很好，修好的鞋完全可以和專業的修鞋匠媲美。

　　趙守誠有著不幸的童年，過早地嚐到了人間悲歡離合、寄人籬下的滋味。苦難是人生的不幸，但也造就了他的善良。不管誰在困難的時候他都會伸出援助之手，好多同學都得到過他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任何出身好“的同學都有著得天獨厚的優越感，但趙守誠從未用任何語言和行動傷害過任何一個出身不好的同學……當青年點中出身好的同學（大多是六八屆的）一批接一批被抽調回城，出身不好的同學四顧茫茫的時候，他利用自己出身好、是黨員的有利條件，頂著種種壓力，費盡周折，四處奔波，使許多出身不好的同學從田間走上了農村教師的講台……秦昆、梁嘯海、劉恩義、金霆、劉錦繡、江寧娜、黃靜麗、孫洪�……都是在他的幫助下成為一名農村教師的。在逆境中處處想著別人，這就是趙守誠！他身上折射出來的是人性的燦爛光輝。”

　　作為一個真誠的人，他對一切虛偽的形式主義的東西深惡痛絕。“文革”時舉國上下批“三黃四舊”，批“毒草”，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學作品沒有幾朵是“香花”。一天，他從沈陽乘火車回開原，閑著沒事，捧起一本蘇聯小說《形形色色的案件》看了起來。一個男列車員走過來看到了他手中的書，便大驚小怪地喊起來……你怎麽能看這種書？這是毒草！說完他就伸手來搶書。趙守誠怒不可遏：

　　“你要幹什麽？”那人仍在喊：“這是毒草！”趙守誠氣憤至極：“這毒草交給你我不放心！”他三下兩下將那本書撕個粉碎（現在覺得這樣的事近乎荒唐，但那個年代，與這位列車員一樣的“革命群眾”比比皆是）當他回到青年點從口袋中掏出那本書的殘骸叫大家看時，仍餘怒未息。趙守誠就是這樣一條錚錚的漢子！

　　一天，生產隊長叫我在隊部的門兩側寫兩條標語。我用紅鉛油在左側寫上“毛主席萬歲！”，右側寫上“共產黨萬歲！”。同隊的社員朱文國看了之後說：“你這標語有問題。”“什麽問題？”“你應該寫‘中國共產黨萬歲’。你這樣寫是指哪個共產黨？”

　　朱文國平日是個“秧子”（當地指幹不動農活的人）有點文化，他總以自己是貧下中農而引為自豪，經常指點評說。我頂撞他道：“這是在中國，當然是指中國共產黨萬歲了。”其實我這麽寫是為了兩邊字數一樣多，寫完後也覺得有點問題，因為在中國的任何地方都寫成“中國共產黨萬歲”。他聽出我的不屑，勃然大怒：“你這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蘇聯也有共產黨，你是在替修正主義說話，是說蘇聯共產黨萬歲對不對？”（那時中蘇關係緊張。他接著給我扣帽子：“你這是反黨！應該拿根繩把你綁了，送你去公社專政隊！”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群眾專政最猖獗的時期，把誰“拿根繩綁了”送公社專政隊的事時有發生，這是任何革命群眾都可對階級敵人輕易采取的革命行動。於是這個革命群眾怒氣衝衝直奔大隊部。正好遇到了趙守誠（趙守誠當時是靠山屯大隊的群專隊長）他哇啦哇啦地對他喊了一陣事情的經過，趙守誠和顏悅色地對他說：“大叔，她年齡小，政治覺悟不高，決不是階級立場問題。”他仍然不依不饒：“不對！這就是立場問題！”趙守誠說：“大叔，你消消氣，我馬上去二隊叫她把標語改過來。”“不行！這事要與她的出身聯係在一起！”朱文國又一次強調：“一定要用繩把她綁了送公社專政隊！”趙守誠知道他胡亂上綱上線的後果，急忙跑到我們隊。他批評我：“你怎麽敢把這兩條標語這麽寫？這還得了？”“我隻是想讓兩邊的字數一樣多。”我還是爭辯。“標語要改過來，你還必須去向朱文國認個錯，別把事情搞大！”說完他就動手幫我把標語改了過來。

　　晚上趙守誠帶著我去朱文國家，他歪在炕上不理我們。趙守誠滿臉堆笑地說：“大叔，翟雅萍給你道歉來了。她年齡小，你是貧下中農得多教育她，多擔待她。”接著我就違心地背誦趙守誠一路教我的話：“大叔，我錯了，是我覺悟不高，標語改過來了。請你原諒我……”朱文國的一張瘦臉好不容易才陰轉晴，一場風暴總算過去了，是哥哥救了我。

　　趙守誠很有音樂天賦。記得在學校的一次開學典禮上由他任主角的一曲“薩拉姆毛主席”曾引起不小的轟動。那地道的新疆舞姿，那動情的歌唱，一招一式都表明他是個文藝天才。他有著一副純正的男中音，我尤其喜歡他用飽滿的胸音唱蘇聯歌曲。有一天我在窗下洗衣服，聽到他在屋裏用俄文唱到：“我們走在田野的小路上，我們放聲歌唱……”蘇聯歌曲本身就意境深遠，由他一唱更是格外動人……過後我向他學會了這首歌（我們學校學俄文）直到今日我仍能用俄文一字不差地將那首歌唱下來。

　　在靠山屯，他的一曲《老趙頭盼豐收》傾倒了全家同學及靠山屯的男女老少。每當他唱道“老趙頭盼豐收……老兩口親親熱熱一輩子，還要奔向那共產主義……”時，有一個人總是一臉的羞澀，她是侯嘉麗，是哥哥後來的妻子。侯嘉麗是1965年畢業的高三同學，她雖不是個大美人，但也生得眉清目秀、豐滿端莊；她聰明、賢惠、善解人意，言談舉止不瘟不火，正應了那句“人不是因為美麗而可愛……而是因為可愛而美麗”。這是一對神仙眷屬，是青年點中結婚的同學中最恩愛……最幸福的一對。

　　他倆結婚後一再叮囑我：“青年點的飯菜不可口時就回家來吃。”因為我的緣故……他們夫妻在年底分糧食的時候想辦法向生產隊多買了一些稻子。我幾乎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隻要有空就去他們家。趙守誠背著他們的寶貝兒子趙亮耍活寶，在地上轉了一圈又一圈，逗得我和侯嘉麗前仰後合，一陣陣笑聲從小草房裏悠悠地飄出……

　　不管是大雪席卷的嚴冬，還是北風蕭瑟的深秋，每當我輕輕推開那小小的柴扉，馬上會在那普通的農家小院裏尋到無盡的芳菲。辛苦、勞累、憂愁、煩惱都拋到了九霄雲外。春去秋來，在那間普通的草房裏，在那淡淡的燈光下，我得到了世界上一對最善良夫妻給我的無盡溫暖。我們在一起促膝交談，談曾經的理想，談麵對的現實，談不可知的未來……在青年點後期“亂雲飛渡”的日子裏，那間坐落在靠山屯的前街，四周用木籬圍起的小小草房更成了我避風的溫暖港灣。

　　隨著趙守誠、喻國政、蔣鈴、丁峪麟、高勇、金霆等一大批青年點的頂梁柱結婚搬出青年點，隨著1968年又有一大批母校同學被文化大革命的狂風刮進青年點，青年點的“家風”每況愈下。這裏沒了昔日的繁榮，再也聽不到那激動人心的歌聲。青年點的門窗已破舊，後院用高粱秸豎起的防風障被西北風一吹幹枯的葉子稀裏嘩啦直響，叫人心生淒涼。如今這裏隻不過是一個勞動後睡覺的地方。知青們每天重複著吃飯、幹活、睡覺三步曲，一顆顆失落的心在無奈中掙紮，我的心情有時也很糟糕。一天我去趙守誠家，對他們夫妻談起死，我說：“活得沒意思……”兩人異口同聲：“不要胡說！”哥哥開導我：“既然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就要讓生命自然地走到盡頭，你的毛病就是愛胡思亂想。”其實我說的不是哥哥理解的那種死。

　　我不知道別的同學怎麽想的，可我真的好多次想到死。當你的夢想與現實大相徑庭的時候，當你虔誠地一次次交上入團申請書而被嗤之以鼻的時候――同樣的下鄉幹革命而自己僅僅是個陪襯！生命的意義何在？與其一天天混日子還不如壯烈地死去！但怎麽個死法？1969年3月珍寶島之戰打響了，“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蘇聯在我邊境陳兵百萬”，全國，特別是我們東北進入一級戰備狀態。我興奮異常，一下子找到了最好的、最適合自己的死的方式。出於戰備需要，公社要求各大隊培訓衛生員，我求公社文化站的王老師（原威遠公社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領隊）幫我說說話，費了好大勁才爭取了一個名額。我認真記筆記，認真學習三角巾的包紮技術。這回好了，我要去戰火紛飛的戰場，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傷員，我為他們包紮傷口，為奄奄一息的戰士嘴裏喂水；在隆隆的炮聲中我背起一個受傷的戰士，剛把他放下，一排子彈掃來，我在硝煙中慢慢地倒下……多麽悲壯的畫麵……多麽壯烈的死！我就這樣一直在憧憬著“壯士一去不複還”。可後來一級戰備不了了之，我也沒能實現“死得其所”。

　　1970年的冬天，我卻意外地有了一個暫時告別黑土地的機會――去遼寧省“八三工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趙守誠、侯嘉麗兩口子像得了喜帖子，好幾天樂得合不攏嘴：“出去好好幹！要珍惜這個機會。”他倆反複叮囑著，好像我要去幹什麽大事業。臨行前幾天，他們天天給我做好吃的，粘火燒、紅豆飯、豆麵卷子……天天花樣翻新，著實讓我大大地改善了一陣子夥食。臨行時，侯嘉麗拿出20元錢塞給我，對我說：“不用還。”那是什麽樣的年代？那是什麽樣的20元錢！

　　知青生活非常清貧，我真的連買衛生紙的錢都沒有了。我接過錢，熱淚漣漣。是這對夫妻的深情叫我懂得了什麽是患難之交。

　　最初文藝隊駐地在開原，趙守誠隻要去開原辦事或開會就風風火火地跑來看我。

　　那天很冷，我們正在指揮部的禮堂裏排練節目，隊友喊“外邊有人找你”！我走出去，一眼見到風塵仆仆的哥哥：他的臉凍得通紅，頭上的狗皮帽子上全是白霜……因為已在外麵等了一陣子，他穿著大頭鞋的兩隻腳交替地跺著。我心頭一熱，眼圈發紅：“哥哥，天這麽冷跑來幹啥？”“給生產隊買東西，順便來看看你。”

　　望著他那雙和善的大眼睛，見到了久別的親人，心頭熱浪滾滾，於是言語如泛濫的春水一發而不可收：“侯嘉麗好嗎？趙亮又胖了吧？”我圍著他轉來轉去，問個不停。他永遠是用那飽滿的樂觀情緒來影響我：“哈哈，混得不差！我小妹還當了副排長，我對國政說，咱家的人在外麵都很爭氣……”哥哥大老遠的來看我……我得請他吃頓飯，但沒有好吃的，指揮部的食堂裏隻有高粱米飯、白菜湯。看著他吃得很香，我心裏酸酸的……

　　在靠山屯那塊土地上除了愛情還有兄弟情、姐妹情，我把它看成是一種超越手足之情的情意，這是除了靠山人之外不為一般人所理解的。

　　1971年12月31日，我接到了回城的招工通知書。是喜？是憂？是完全能夠割舍還是仍有幾多眷戀？這張招工通知書倒叫趙守誠、侯嘉麗欣喜若狂，他倆跑到青年點為我打點行裝。趙守誠的臉樂成了一朵花，他在我們青年點宿舍的地上走來走去，嘴裏叨咕著：“好人好報，好人好報。”我知道他是故意說給那些不曾善待我的人聽的。當侯嘉麗對我說“別忘了我們”的時候，我淚如雨下。我擁著侯嘉麗的雙肩心裏好生難過，那些淒風苦雨之夜，那些靜夜小窗之時一一在眼前閃過……他們給我的陽光雨露我這一生何以回報？怎一句“我忘不了你們”了得？

　　農村七年我什麽好東西都沒有，隻有一把心愛的二胡，我把它送給了他們。當然是見到二胡就會想到我，也希望以後他們打發寂寞時光時能用到它。

　　四十多年過去了，歲月綿延著我們的友誼。當兩鬢蒼蒼的我們坐在一起“海闊天空”的時候，每每提及往事還讓我激動不已，那相濡以沫、催人淚下的真情已經融入了我的血液，嵌入了我的生命中。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眼淚總是止不住地流呀，流呀……

　　不尋常的友誼

　　張秀春就像她的名字一樣文靜而秀麗。我們是同一天下鄉的，她性格內向，言語很金貴，給我的感覺就像天上的月亮不冷也不熱。

　　人們企盼的春天總是姍姍來遲，都3月份了出工時仍得穿上厚厚的棉衣。每天在外麵幹活臉被風吹得生疼，總有“春風疑不到天涯”的感覺。

　　寇河剛剛開化，全大隊的年輕人去寇河岸邊修河堤。我們拿著鍬、鎬、土籃、扁擔湧向寇河邊。要去河南岸幹活，必須過那簡易木橋。那橋是用粗鐵絲將一棵棵樹幹連接而成的，橋又滑又不穩當。膽子大的小夥子當然幾步就躥到橋頭，可我們這些姑娘卻拉拉扯扯、小心翼翼地往橋頭蹭。大批人馬都順利地過了河，忽聽“咕咚”一聲，原來是張秀春掉進了河裏。幸虧她落水的位置水不是最深，人們七手八腳將她打撈上來，她整個人成了“落湯雞”，棉褲全浸透了，棉衣也濕了一大截，那股透心涼是可想而知的。大家叫她趕緊回家去。

　　這時是農閑時節，每天工分很低，一個男勞力一天也就掙塊兒八角錢，女勞力就更少，也就六七角錢。按理張秀春不用回來了，可沒一會兒她已換好了衣服遠遠地走了過來，那纖小的身材似一片柔弱的葉子自遠方飄來。她這一舉動引來一片讚揚聲，掀起人們心中不小的波瀾。這個平日裏寡言少語的女孩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含而不露的堅韌。後來因這事她受到點長喻國政的好幾次表揚。

　　我倆挨著睡覺，一直很要好。她總說“真的喜歡看你寫點什麽或聽你講點什麽。”

　　……冬天天短，我倆早早就鑽進了被窩。我說：“今天開始我給你講《牛虻》。”

　　我是那麽愛《牛虻》這本書，就像愛自己的戀人。我是多麽喜歡那些描寫：“因為經常想起自己做過了的事情，她的全部青春已經遭受到損害……她堅定地、無所顧惜地一步一步走進他以往生活的地獄裏去。那些情景都生動得如同她自己親眼看過，親身經曆過一般。那裸露的靈魂的無可奈何的戰栗，那種比死還要難受的嘲笑，那種孤獨時感到的恐怖……”

　　“她把那張照片拿在手裏坐下來，對那美麗的、孩子氣的頭凝視著，慢慢地，一陣迷茫的熱淚湧上來，遮蔽了手中的照片。啊，她怎麽可以有這樣的思想呢！即使是在夢裏，讓這一光輝而超脫的靈魂被束縛在那種汙穢、卑賤、苦楚的生活裏……也要算是一種褻瀆啊。寧可讓他化成絕對的虛空，也比活在世上做牛虻好一千倍呀！”

　　就這樣，在那寒冷的漫漫的冬之夜，我們頭挨著頭，她兩眼緊盯著我，聽我講述在那遙遠的意大利發生的關於“牛虻”的故事。

　　後來我們青年點不知是誰弄到一本舊得不能再舊的《牛虻》，在女同學手上傳來傳去，待傳到張秀春手上的時候，她興奮地對我說：“我一定仔仔細細一個字不漏地好好來讀這本書。”

　　一個下雨的秋日（時為1966年）我和張秀春坐著閑聊（雨天不下地幹活）話題是想念去支援南城子大隊青年點建設的蔣鈴、秦昆、梁嘯海、黃靜麗、陸子光五位同學，突然我倆作出一個決定：馬上動身去看他們。已是下午四點多鍾，我倆頭頂著一塊塑料布（那時誰都沒有雨傘）光著腳穿著塑料涼鞋踏上行程。靠山大隊離南城子大隊不算太遠，約八九裏路。農村的路晴天還算好走，一下雨就翻漿，格外難行。我們在泥漿中艱難地跋涉，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寇河邊（寇河上遊流經南城子大隊的河段）寇河漲水好多天了，比平日寬出了幾倍，流經南城子大隊這段更是水深浪高。麵對咆哮的河水，兩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頭手拉著手下了河，大約�了三分之一時，我們預感到形勢不妙：湍急的水流把河底下的石頭都掀了起來，它們骨碌碌地從腳麵上滾過，砸得腳麵生疼，河水用力把我們推推搡搡，根本站立不穩，再往前挪了幾步，水已快沒胸。我倆開始害怕了，沒有退路，前後都是一片汪洋。於是兩個人隻好緊緊地抱在一起艱難地向前移動。

　　河對岸一個放羊的老人忽然發現了我們，他用放羊的鞭子指指點點並驚恐地連喊帶叫幫我們繞過深水區。在水裏一陣驚心動魄的撲騰後終於快接近河岸，老人將長長的鞭杆伸向我們，把我倆拖了上來。他驚奇地看著我們並不停地念叨：“膽子真不小，膽子真不小！多少天了沒人敢過河……”我們就這樣冒著生命危險奇跡般地完成了過河的壯舉。到南城子青年點時天已黑了，我倆的突然出現把五個同學嚇了一跳，當他們得知家裏無一人知道我們的去向時，我倆的P股還沒坐熱乎，蔣鈴就立即送我們踏上返程。那時基本沒有電話，隻有大隊部有電話，大隊部離青年點又很遠。蔣鈴領我倆經水庫走盤山路繞過寇河，之後他千叮萬囑……叫我們剩下的路要小心，就先回去了。

　　這是我和張秀春至死都不會忘記的一次經曆，一起經曆了一場生死考驗後我們的關係更加親密。

　　說起張秀春就不能不說起她的另一半――於眾。於眾是個驕傲自負的小夥子，他高高的個子，外表瀟灑漂亮。他的性格直率，說話時言辭激烈。在他眼中女同學應具有這樣兩種品格：一種是郎蕙麗那種直來直去，凡事都弄個水落石出；一種是張秀春那種輕易不表露心跡，寡言少語。他常對我們女同學說：“要不你們就像郎蕙麗那樣，要不你們就像張秀春那樣。”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這種介於這兩種性格之間的人。

　　那麽他愛情的天平的指針一定是在他讚成的這兩種性格間擺動，他選擇了後者，選擇了張秀春。張秀春很滿意，一提起於眾，言語中就充滿了驕傲與滿足。在他們熱戀的日子裏，我當著她的麵很少說及於眾，因為於眾一直對我不太友好，不知為什麽他對我總是冷言冷語。

　　隆冬時節。那天很冷，我們幾個人被家裏留工，在菜窖裏收拾白菜。菜窖雖然在地下，裏麵卻也很冷。我一直站在那裏用凍得發僵的雙手撕扯著白菜葉子，於眾走過來抱白菜，無意間碰到了我的手。他說：“翟雅萍你的手怎麽像死人手那麽涼？”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好像願意叫別人傷心。

　　文化大革命那瘋狂的年代，就像魔鬼揮動著碩大的火把，點哪哪著火。當城裏的造反風一陣緊似一陣吹進靠山屯的時候，這裏的年輕人也按捺不住顆顆驛動的心……“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的歌聲，每天能在青年點的上空響徹幾十次。熱血在年輕的血管中沸騰，城裏的人都在造反，我們有什麽理由沉寂？總得有點革命行動！於眾在這個時候是比較激進的一個。

　　那可怕的橫掃一切啊！什麽時候想起來都叫人心寒。我們家有那麽多好唱片，《祖國之春》、《江南好》、《送你一枝玫瑰花》、《庫爾班大叔你上哪兒》……

　　那些美妙的旋律我能一個音符不差地將它們背下來。我曾是家裏的廣播員，它們當時歸我保管。可於眾對我說：“這是毒草！”然後不費吹灰之力將這些唱片一個個掰成兩半，我的心也同時被掰成了兩半，除了心疼根本就沒有回天之力來保護它們。

　　我們女寢室有一麵下鄉時家長送的大鏡子，每天早晨女同學都按照個頭的大小站成一串在鏡子前梳頭。這可憐的鏡子也沒逃脫厄運，因為無產階級是不該照鏡子的，所以於眾和另一個男生把鏡子也砸了。女同學們隻好把鏡子的殘骸拚接起來……再站成一串梳頭的時候，所有人的腦袋都晃來晃去，努力地躲開那些裂痕，盡量尋找自己完整的臉。

　　聽說城裏的女人全把頭發剪得不能再短，誰的頭發最短誰就是最革命。我家的女同學聞風而動，好多人剪去了小辮子變成了短發。於眾見到女同學就動員，可我就是不肯剪掉我的兩隻本來就很短的小辮子。於眾怒不可遏地指著我的腦袋對我說：“翟雅萍，你的頭發留得這麽長就是不想徹底革命！”

　　我真想殺了他！我們是同一天下鄉的，他對我這樣無情無義。你是我什麽人？我憑什麽聽你大呼小叫？

　　那時我真的恨他，即使在他心上人麵前我也毫不掩飾對他的敵意，有時我會故意問張秀春：“於眾對你好嗎？他脾氣那麽壞，是不是總對你發脾氣？”她總是給我作種種解釋，因為她深愛著於眾，所以處處袒護他。

　　其實無須張秀春解釋，於眾的那些極端的行為雖令人發指，畢竟得歸咎於其少不更事。驕傲之人必有過人之處，於眾在男同學中當屬佼佼者。這個爭強好勝的知青在後來的耕耘歲月中，因家庭出身的困擾在各個方麵屢遭挫折，但他沒有沉淪……1973年，他所在的第七生產隊領導班子撂挑子，連團員都不是的他被選為生產隊長。因為出身不好，下鄉後隻有接受改造幹活的份，如今有了領導貧下中農的機會，誠惶誠恐的他下決心當好這個隊長。七隊屬於落後隊，當時分值是六角錢（一個全勞動力一天的所得）一年四季都在地裏奔忙的農民根本吃不飽飯。首先要提高糧食產量。“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第一步要解決糞肥的問題。

　　那時化肥還很少見，各家各戶的廁所就成了積肥的重點。於是這個年輕的隊長拿起鐵釺、鐵鍬挨家挨戶去起廁所。農村的廁所極簡單，在房山頭的地上挖個坑或放一口破缸即成入廁的地方。時值深冬，糞便都凍成硬邦邦的一個個大冰坨，必須用鐵釺子戳鬆動後才能挖出來，每戳一下都有糞便濺在臉上、灌進脖子，他根本不去理會。在農村想辦成一件事情身先士卒多麽重要！新隊長的行動感動了大家，有的人主動參與起廁所的工作。接下來的披星戴月、風裏雨裏自不必說。天道酬勤，在於眾的帶領下，經過一年的打拚，1974年底七隊打了個翻身仗，糧食打了20萬斤，比往年增加了一倍，分值也翻番為一元兩角。由此這個在農村幹了九年一直要求入團的知青才得以入團。於眾一下子成了公社的紅人、開原縣的勞模，著實風光了一把。

　　於眾也是個很有才華的人，從小就生活在沈陽音樂學院大院內，環境的熏陶使得他多才多藝尤其對音樂的悟性一般人不可比擬，雖嗓音不是很好，歌卻唱得很有味道。平日他真人不露相，“大頌揚”時，他和另一個同學表演了一段風趣詼諧的雙簧，差一點笑破了同學們的肚皮。

　　他們夫妻回城後，張秀春馬上來找我，把我倆中斷了幾年的情絲又重新接上。她對我說：“於眾常常提起你，往往在看電視的時候，聽到那裏麵的插曲，也會說還沒有翟雅萍唱得好。”

　　張秀春的話深深地撥動了我的心弦，而且我能感覺得到於眾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常常提起我。靠山屯的那些往事一件件又在心裏翻騰，我心裏那個惡作劇的男孩已經遙遠，此時麵對的應該是一個長大後的成熟的於眾，是一個經過歲月洗禮、千錘百煉之後的男子漢。

　　我這個人很重感情，於是買了幾盒卡拉OK磁帶。時值炎炎盛夏，我利用兩台錄音機，唱了十首歌錄在了一個磁帶上，將這磁帶送給了他們夫婦。我給他們的信中寫道：“謝謝於眾還記得我的歌聲……”一天，於眾騎著自行車來藥廠找我，回贈我一盒貝多芬的交響音樂《命運》。他對我說：“記得你喜歡這音樂。”於眾走後，化驗室的女人們炸開了鍋：“這是你農村原來的對象吧？哈哈哈……”我望著於眾遠去的背影，手裏拿著他送給我的《命運》沉思良久。

　　2003年他們夫婦去深圳定居，張秀春因工作需先行一步，於眾善後處理房子、家具等事宜。臨行前我單獨請於眾去酒店為他餞行。我們相對而坐，快四十年了，回城後彼此雖沒間斷來往，但今天我仍有千言萬語。我真誠地舉起酒杯：“祝你一切順利！”他卻說：“還恨我嗎？”我搖搖頭。看來多少年來他什麽都不曾忘卻，而那些往事一直令他耿耿於懷。這個即將遠行的人除了給了我一份牽掛，還會有什麽呢？

　　恩義之士

　　正是農忙季節，大隊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當時的提法是越忙越不能忘記宣傳毛澤東思想。隊員是從各小隊選拔的社員或知青，我也從濕漉漉的田埂中走了出來參加這支隊伍。知青在宣傳隊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所有的節目都是自編自演，它們散發著知青文化的氣息又不失濃濃的鄉土味道。

　　在這支小小的文藝隊中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非常熱愛這個給了我最初藝術功底的山村“烏蘭牧旗”。

　　軍代表老王是上級派來揭靠山屯階級鬥爭蓋子的，他動輒挑動群眾鬥群眾，激起了人們強烈的不滿。對此我也曾有微詞，不料有人向他告了密，於是這個“革命軍人”對我懷恨在心。

　　有一天在一隊演出，我獨唱《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照得天下一片紅》，老王一直沉著個臉在看我。演出結束後，他讓隊長馬先明召集大家集合，他說：“有的人沒有為貧下中農服務的思想，歌唱得軟綿綿的，舞也跳得軟綿綿的。”然後，他又學我跳舞的樣子比畫了幾下，說：“這樣的人怎麽能宣傳好毛澤東思想？這支隊伍有問題，回去要整風！”這樣的一番話在當時那個階級鬥爭的年代，撂到誰的身上都會被嚇壞，何況我是一個出身有問題的知青！

　　第二天，就在一隊的隊部，文藝隊開始整風。我忐忑不安地坐在炕沿邊，心懸著……等待著天塌下來。

　　這實實在在是為我一個人準備的點名的批鬥會，我唯一要感激大家的是沒讓我像走資派那樣把腰彎成90度。老王拋磚引玉之後便是萬箭齊發，我昔日的那些親愛的同學們找來最能傷害我的語言來“幫教”我，更有那一下子就刺痛人心的幸災樂禍的眼神。我一時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人。我沒有招架的力量，低垂著那顆19歲的頭，聽憑別人對我信口雌黃，心像被人扔進了汙泥，委屈的眼淚一串串流下來。

　　正在我準備找個地縫鑽進去的時候，人群中傳出一個大膽的聲音：“別給同學無限上綱，別扯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誰不是在宣傳毛澤東思想？”我似一個行將淹死的人抓到了一個救生圈，我循聲望去，原來是坐在牆角的劉恩義，他被激得大怒了。在這個誰也不肯放過表現自己革命立場的關鍵時刻，如果一言不發就是對我不小的饋贈了，哪還敢奢望誰能站出來保護我？但劉恩義畢竟是劉恩義，他是個從不隨波逐流的男子漢！聽著他鏗鏗鏘鏘十多分鍾的“辯護詞”，我心裏說不出的感激。

　　北方農村到了冬季即進入冬閑，其實整個冬天我們都閑不著，要麽去山裏修梯田學大寨，要麽去寇河邊刨凍土、挖鵝卵石修河堤。春節剛過不久，九個生產隊的年輕人湧到寇河邊，我們要把那凍土刨開，再把下麵濕淋淋的鵝卵石用土籃挑到指定的地點去。我擔著一對土籃，吃力地挑起帶水的鵝卵石，剛走了兩趟，水就把土籃浸濕了。光挑著空土籃走我都覺得沉甸甸的，土籃浸濕後就更感抬不動腳……偏偏幾個農村小夥子不懷好意地說“得照顧照顧翟雅萍”，就一起往我的土籃裏裝石頭。兩隻土籃被裝得滿滿的，我試了幾次土籃都紋絲不動，他們擠眉弄眼地看著我的狼狽相。離得不遠的劉恩義看到了這一幕，他怒氣衝衝走過來，拿起鐵鍬稀裏嘩啦把土籃裏的石頭往外鏟，還剩下不多時對我說：“挑走吧。”下一趟回來時再沒人敢故意難為我。

　　劉恩義是高三同學中年齡最小但學習最好的一個。他聰明智慧，善良正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無所不好，無所不知。他的數學出類拔萃，文學也毫不遜色……剛下鄉不久，他的知識就派上了用場。生產隊估產（用眼睛測量糧囤）那些有幾十年估產經驗的老農估出一個數，劉恩義用所學的幾何知識也估出一個數，整囤糧食稱重後，劉恩義估的數非常精確。下放學生（當地人這樣稱呼我們）有如此的本領，著實讓老農們吃驚不小。他所在的九隊是靠山大隊最窮的生產隊，位居深山溝，窮山惡水，十年有九年欠收，一個壯勞力一天隻能掙四五角錢。劉恩義和同隊的知青們建議把溝外的旱田改種水稻。那時靠山屯還沒有塑料薄膜育秧，劉恩義千方百計查到了有限的一點資料，於是知青們沒日沒夜地帶領社員“旱改水”。晚上怕有牲口糟蹋秧苗，劉恩義就住在臨時搭建的小窩棚裏。後半夜太困了，他躺在潮濕的地上睡著了。天亮了，他發現自己的兩條腿怎麽也動不了了，他明白：是風濕！他用兩隻手強撐著把身體挪出小窩棚，再讓陽光照耀著自己的兩條腿。真得感謝年輕！曬了一陣子，腿可以活動了！但風濕症跟了他一生……

　　當年水稻種植成功！年終結算九隊的分值第一次達到八角多錢。大家開始信任這個小夥子，一致選舉他為生產隊長。他上任的第二年，九隊的分值又創曆史新高達到一元三角錢。

　　冬閑時，我家成立了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劉恩義是三個“教授”之一。一天晚上……上課講的是氮磷鉀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他叫我起來回答問題。我因溜號回答不上來，於是他當著那麽多同學的麵挖苦我說：“翟雅萍，你的腦袋怎麽摁不出褶來？”他用的一個“摁”字叫我憤怒異常，好幾天不理他。回城後一天同學們相聚，他半開玩笑地說：“想我嗎？”我說：“忘了誰我也忘不了你，你說我的腦袋摁不出褶來。”沒想到他的神情馬上變得很淒然，傷心地說：“你怎麽就記住了這句話？你忘了過河我背你，你去‘八三’文藝隊我幫你搓包米換糧票，你回城時我幫你收拾行李……”聽他“翻小腸”，我哈哈大笑：“我跟你開玩笑的……傻瓜！”

　　劉恩義是個很重感情的人，十年知青生活曆盡坎坷，但他仍很珍惜靠山屯曾有過的美好時日，我們有著同樣的靠山情結，我們是一生的好朋友。

　　小妹妹郎蕙麗

　　大大的眼睛，高高的個子，長得很美，她是我家的46號、年齡最小的郎蕙麗。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氣質清純，目光清澈。

　　我們也是同一屆，下鄉前我們在同一個學習班裏學習，談理想，說抱負，情投意合。快到出發的日子了，上級為我們自願去插隊的同學補助一批布票（布票在當時是很珍貴的）誰有困難可以提出申請，有的同學接受了補助。當時我的家庭很清貧，家裏根本沒有布票買布為我做被褥，但我打腫臉充胖子，不肯接受補助……認為這是革命態度是否堅決的表現。對此，郎蕙麗對我頗有好感。

　　到農村後，郎蕙麗吃苦耐勞、腳踏實地的好作風贏得了大家的讚揚。她能從一個生活優裕的知識分子家庭走出來，很快完成對艱苦生活的適應，是多麽了不起！

　　別看她年齡最小，在女同學中論起誰最能幹，她當名列前茅。

　　每當日落西山紅霞飛，割了一天地的知青們拖著疲憊的身子走進知青大院的時候……你看，數郎蕙麗的樣子最最動人：她的額前耷拉著一綹被太陽曬焦的黃頭發；臉被汗水浸過後，不知怎樣用手抹的，留下一道白、一道黑；後腰上別著幾枝“甜稈”（包米秸）手裏拎著一把鐮刀。那天真的樣子好可愛，又叫人好心疼。

　　難怪她的父母到靠山來看她，一見到她這副樣子都流下了眼淚。郎蕙麗卻大惑不解：“你們哭啥呀？”

　　不管嚴冬酷暑，不管下雨刮風，她從不誤工，每到年底她在生產隊掙的工分在女同學中都是最高的。我們每次上山打柴，女同學都以她為標準來判定自己柴捆的質量。她的柴捆個個都一般大小，又結實又漂亮，而且我們還在暗中數著她柴捆的數量，生怕被她落下。每當誰勞累過度想偷懶休息半天，一看到比自己小的郎蕙麗能天天堅持，也就不好意思休息，咬咬牙就熬過來了。我們在她身上看到了人在艱苦環境中最應具備的品格，她用自己的行動告訴這些哥哥姐姐們：戰勝困難最好的方法就是堅強。

　　1969年，郎蕙麗被選為生活委員，肩負起管理全家生活的重擔。管理幾十個人的吃喝非同小可，在生產隊勞累了一天後，她的身影總是在青年點的廚房和糧庫之間穿梭。她很有計劃，每天晚上拎著一杆秤把第二天大家吃的米麵稱出來。她很會精打細算，哪頓吃大餅子，哪頓吃高粱米飯，哪天改善生活，絕對心中有數。

　　我們的關係一開始是不錯的。日久天長各自看到了對方的缺點，她那雙清澈的眼睛卻看不得別人的缺點，她那出奇的率直有時會令你倍感難堪。漸漸地，我們拉開了距離，彼此最初的那些好感消失殆盡。

　　剛下鄉時，我為了表明自己很早就認識肖平，一天，我吹牛說：“我上學的路上天天遇到肖平。”當然我遇到過肖平，但不是天天。在全家的大會上，郎蕙麗發言說：“翟雅萍這個人太愛撒謊。”我嚇了一跳。幾十個人洗耳恭聽，“你說你上學的路上天天見到肖平，肖平天天騎自行車上學，你怎麽能天天見到她？”從此我領教了她。

　　1969年底，同學們準備選我做大師傅，她直截了當地表示不同意。後來我的選票超過了半數，她的希望落了空。雖說當時她作為我的上司（生活委員）有權利嚴格要求我，可我總覺得她是在故意刁難我。

　　大師傅除了做飯還要喂豬，我每天忙完人吃的忙豬吃的，天天累得焦頭爛額。一天我正忙得不可開交，她大著嗓門叫了起來：“翟雅萍你聽到沒有？豬餓得直叫喚！”豬餓了會嗷嗷地叫喚，數九天北風一吹，豬也會凍得嗷嗷地叫喚。她這樣對我嚷不是頭一次了，我也不示弱，馬上回敬她：“難道你做飯的時候豬餓了就不叫喚嗎？再說今天豬叫喚是凍的不是餓的！”

　　我用一塊幹淨的布縫成一個小口袋，將花椒大料裝在裏麵，做菜時這個口袋可以反複使用。一天我糊裏糊塗地把小口袋倒進了豬食鍋裏。待到它漂上來以後，我想：算了，不要了。沉吟了一會兒，又覺得可惜，又把它打撈上來，用水洗了洗……準備以後再用。這個過程全被郎蕙麗看到了，她又是大聲地對我說：“你怎麽把豬食鍋裏泡過的東西叫大夥吃呢？”我對她解釋說：“今天鍋是我新刷的，鍋裏隻有水和糠，再說做出來的菜我也和大家一樣吃呀！我不是壞了良心，而是反應得慢些而已。”她根本聽不進我的解釋，拂袖而去。

　　我是個喜歡幹淨的人，洗菜時一片葉子一片葉子地洗，淘米時，幾十斤米一瓢一瓢地淘，從不胡弄。即使這樣，她還是能挑出我的毛病。每次與她爭執後我的心情都跌入低穀，沒辦法，誰讓我偏偏遇上了這個冤家！她就像一個常常在客人麵前專門為父母“直羅鍋”的孩子，很少考慮被傷害後對方的心情。直率實則美德……但任何美好的東西你把它異化了，就會使其變味。

　　我也有報複的機會。早晨同學們用水缸裏的水刷牙時，都先用水瓢舀水，再倒進自己的牙缸裏。那天早晨，郎蕙麗因著急，將自己的牙缸直接伸進水缸裏，於是我也對她喊道：“你的牙缸比大家的幹淨嗎？那是給大家做飯用的水！”她自知理屈，沒有做聲。當著大家的麵我也給她個下不來台，很是得意揚揚。其實我知道她是單純的，單純得眼裏揉不得沙子。可我們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難道我願意演繹出這種種不愉快嗎？

　　晚上睡覺前我們女同學習慣在炕沿邊坐成一排洗腳，南北兩鋪大炕，自然就坐成兩排，腳泡在水裏，麵對麵地東拉西扯。忽聽郎蕙麗當著大家的麵說：“翟雅萍這個人實際上有好多優點。”我怕自己是不是聽錯了，這個時時找我毛病的人，在她眼裏我會有優點？我的眼光越過幾個盆驚奇地看著她。“她愛學習，還那麽喜歡文學，如果能收到一封翟雅萍寫的信，那一定很有意思。”真是如雷貫耳！

　　我的臉刷地紅了。我這個人心軟聽不得好話，更難得聽到她的好話，於是附和道……“那好，明天我就給你寫封信，從炕頭寄到炕梢。”大家都笑了。過後我沉吟……我是不是對她成見太深？

　　我拿到招工通知書那天是1971年12月31日，是一年的最後一天。那天晚上，全家人在開每年一次的元旦聯歡晚會。晚會剛開始，大隊通訊員張大爺趴在窗口告訴我，現在必須去一趟公社給招工通知書蓋章，不然第二天就是1972年了，會影響將來回城後的晉級等等。

　　大冷的天，外麵又是黑咕隆咚，我真愁這夜路可怎麽走。我猶豫地望了望窗外，想找個人陪著又不好開口，因為正在開會。即便不開會也不見得有人願意陪我去……因為今天我的一紙招工通知本就在青年點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今年的9月份是1964年建點以來的第一批抽調，走的八名同學除了馬先明和蘇立力是1964年畢業的老高中外，其餘六名全是1968年來的出身好的同學。到了年底，第一次抽調的餘波還未平息，大家都沉浸在“哪輩子能輪到我”的茫然遐想中時，我所在的遼寧省“八三”工程文藝隊也爭取到了幾個抽調知青的名額，其中有我（文藝隊已解散，我早已回到青年點）像滾開的油鍋裏倒入涼水，青年點炸開了鍋。“她憑什麽走？比誰幹得好？”“她改造好了嗎？她出身好嗎？”是的，論資格，論出身我怎麽能比得上此前的八位同學？可這是天意，我又沒占青年點的名額！是憤懣也好，是嫉妒也好，是我回城的現實叫大家因9月份抽調剛剛平複一點的心情又波動起來。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刻，我怎麽好意思叫別的同學黑燈瞎火地陪我去公社？沒關係，夜路我也不是沒走過。我係上圍巾，穿上大棉襖，郎蕙麗忽然站了起來：“天這麽黑，我陪你去。”說完她就穿衣服。我吃驚地望著她，真是說不出的意外和感激。

　　黑夜一口將我倆吞進它的肚子。出了村，我們深一腳淺一腳踏進無垠的雪野，寒風中一隻手電筒的微弱光芒掃射著茫茫的遠方。冬天的原野寂寥而空曠，一場場大雪不僅把黑土地罩了個嚴嚴實實，還帶來了逼人的嚴寒。這是我耕耘過的土地……即使是黑夜，我也熟悉它的一溝一坎、一坡一灣。

　　我們緊緊挽著胳膊，第一次挨得這麽近，彼此能聽到對方的呼吸。我們一路走著嘮著，她還幫我憧憬著回城後的生活，沒有一點點我早於她先回城的嫉妒情緒。

　　我從來沒感覺到身邊的這個女孩是如此的親切。這個美麗的女孩其實像白雪一樣聖潔，我多麽後悔從前的日子沒與她好好相處。我比她年長卻不曾有過做姐姐的樣子，如果一切能夠重新來過多好！此時好像我們之間從來沒有過恩怨，沒有過矛盾，倒像一對一直非常要好的姐妹。很自然地我的心裏對她產生了一種綿綿的眷戀，湧起一陣依依的別情。“總是離人淚千行”，我默默地流下眼淚，是因為此時對她的感激，是因為從前我一直不曾善待她。黑暗中我希望她沒看見我臉上的淚光。這是我作別靠山之際，第一個引得我流下別離之淚的人。

　　歲月隻能改變郎蕙麗的年齡，但永遠改變不了她的品格――真純與善良，誠實與執著，出汙泥而不染。永遠的郎蕙麗！我永遠的息息相關的好朋友。

　　寫在後麵

　　幾度山下春草綠，幾度山上秋葉紅？在歲月的更迭中我們奉獻著、拚搏著、彷徨著、痛苦著。我們調動了生命中的全部頑強蘸著汗、蘸著淚、蘸著血書寫了自己的知青歲月。難忘那片土地！那片土地裏深埋著我們的青春、我們的夢幻，盡管有那麽多苦澀，但畢竟是色彩斑斕！2004年，靠山屯知青紀念自己上山下鄉40周年時，我們的同學丁峪麟寫的一首情深意長的歌曲表達了靠山屯老知青的心聲：

　　我曾義無反顧奔向你，

　　我曾滿懷豪情追隨你，

　　為了你我披星戴月，頂風冒雨，

　　你卻讓我傷痕累累耗盡全力。

　　我把滿腔熱情拋給你，

　　我把壯麗青春獻給你，

　　為了你我百折不撓，備受磨礪，

　　你卻讓我夢想破碎迷失自己。

　　我是不是應該恨你？

　　你使我認識了生命的意義，

　　你叫我變得自強不息。

　　你讓我懂得了幸福的真諦，

　　你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

　　我真的愛你。

　　究竟是你拒絕了我，還是我放棄了你？

　　我的愛沒有結局，沒有結局。

　　作者簡介

　　翟雅萍，女，1965年初中畢業於沈陽二十九中。同年9月赴遼寧省開原縣威遠公社靠山屯大隊知青點落戶。1971年末調回沈陽。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