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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西線的勝利
盟軍幾乎是恣意地在整條戰線上向前推進。在北麵，蒙哥馬利穩步向漢堡進攻，沿途隻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他最主要的障礙是由岡特・布魯門特裏特統率的一支部隊。布魯門特裏特決定從容不迫地向後撤退，因此，雙方都隻蒙受了最少的傷亡。這並不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布魯門特裏特已同英國達成了一項君子協定，甚至派一名聯絡官去警告敵方，有個地區埋有毒氣彈。
在蒙哥馬利的右翼，布雷德利的三個軍進展得更快。巴頓和霍奇斯差不多已經到了易北河。而已經在河對岸建立了兩個橋頭堡的辛普森，離德國總理府的距離已不足七十五空英裏。然而，這並沒有讓希特勒恐慌不安，因為他已製訂了一個計劃，不但可以粉碎辛普森部，而且可以拯救魯爾地區的莫德爾部。這需要用到他剛建立的一個軍，第十二軍。這個軍的指揮官是尚未從一場嚴重車禍中完全恢複健康的瓦爾特・溫克。
仍然裹在緊身軍裝裏的溫克隻有一個參謀部、幾張地圖、二十萬士兵――紙上的數字――以及希特勒給他下達的從辛普森的橋頭堡地區發動強大反攻的命令。他應該打開一條兩百英裏長的走廊，穿過辛普森的橋頭堡，一直攻到魯爾袋形陣地。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能援救陷入重圍的莫德爾的B集團軍，並同時將蒙哥馬利和布雷德利分裂開來。
4月13日，希特勒召來莫德爾年輕的作戰官岡特・賴希海爾姆，告訴他，他現在是溫克的參謀長了。“第十二軍應該在英國軍隊和美國軍隊之間打進一個楔子，直抵B集團軍。他們應該一直打到萊茵河！”對於一個剛剛親眼見過魯爾袋形陣地上絕望情景的人來說，這個計劃無比荒唐。不僅如此，元首繼續說道，他想從俄國人那裏學習一個計謀。“他們曾在夜裏溜過我們的防線，不帶裝備，隻有少量的彈藥。”他命令賴希海爾姆集中兩百輛大眾汽車，趁夜色潛過敵人陣線，在敵人的後方竭力製造混亂，以使第十二軍進行全麵的突破。
莫德爾根本就沒把元首關於新的第十二軍的樂觀計劃傳達給他的部下。他知道，溫克不可能打到他這裏來。B集團軍的三十萬人現在被困在一個直徑僅有三十英裏的地區，彈藥和糧食最多隻夠再用三天。局勢如此令人絕望，因此，莫德爾的新參謀長卡爾・瓦格納將軍催他要求最高統帥部準許他們投降。由莫德爾這樣忠誠的戰士提出要求，可能會影響最高統帥部去結束這場注定失敗的戰爭。
“我很難提出這樣一個建議。”莫德爾回答說。僅僅想到投降就讓他反感。但是，到了傍晚，很明顯，投降已經不可避免了。在柏林和他被圍困的部隊之間，三個最為重要的城市――漢諾威、不倫瑞克和馬格德堡――都落入了美國人手中。莫德爾用瓦格納幾乎沒聽出來的聲音說，拯救他的部隊是他的責任。因此，他作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決定：他要下令解散B集團軍，使其免受投降之辱。不過，他首先指示瓦格納馬上遣散最年輕的和最老的士兵，讓他們回家去做平民百姓。七十二小時後，其他的人將麵臨三種選擇，回家，以個人身份投降，或者嚐試突圍。
第二天，即4月15日，盟軍把魯爾袋形陣地一分為二。當希特勒得知此事以後，他命令兩部分部隊重新靠攏。莫德爾僅僅瞥了一眼這封電報，根本不打算去傳達這樣一個不可能的命令。它毫無用處。薄暮時分，東半部袋形陣地陷落了。
第十八空降兵團的李奇微將軍剛剛派他的副官F。M。布蘭茨特德爾上尉打著白旗來到了莫德爾的司令部。上尉帶來了李奇微將軍的一封有騎士風度的信件。如果說有什麽東西可以動搖莫德爾，那麽，必屬它無疑。
無論是曆史上還是軍人的職業中，沒有人比美國的羅伯特・E。李將軍具有更崇高的聲譽、更顯赫的戰功，並且更忠於自己對國家的義務。八十年前的這個月，他被壓倒性的軍隊完全包圍，他忠實的部下隻餘寥寥幾人，無法再繼續進行有效的戰鬥，於是，他選擇了體麵地投降。
同樣的抉擇如今擺在您的麵前。為了一個戰士的榮譽，為了全體德國軍官的聲譽，為了貴國的未來，立刻放下武器吧。您挽救下來的德國人，將會為恢複貴國人民的社會地位作出貢獻。您保存下來的德國城市，是貴國人民要實現幸福安寧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布蘭茨特德爾帶回了莫德爾參謀部的一名軍官，並帶來了一個口信：由於將軍曾親口宣誓效忠於希特勒，受其束縛，他不能投降。即使隻是考慮一下李奇微的建議，他的名譽都會受到玷汙。
在東麵大約二百英裏處，辛普森正在他位於易北河附近的戰地司令部製訂攻占柏林的最後計劃。這時，有電話找他：布雷德利希望他立即飛往威斯巴登的第十二集團軍戰術指揮部。辛普森猜測，布雷德利是想知道第九軍何時能向柏林進發。在去見布雷德利的路上，他又一次檢查了自己的計劃。四十八小時後，第二裝甲師和第八十三步兵師將一同沿著高速公路向柏林發起進攻。等他一回去，他就要下達最後的命令。
當他在威斯巴登走下飛機時，布雷德利正在等他。兩人握了握手，布雷德利張口便說：“我現在就要告訴你，你的部隊應就地止步，不能再往前走，你必須撤過易北河。”
“該死，究竟是誰下的這種命令！”辛普森目瞪口呆，“再過二十四小時，我就可以到柏林了！”
“艾森豪威爾剛剛告訴我的。”
辛普森堅持說，易北河對岸幾乎沒有什麽抵抗。他認為，通往柏林的道路暢通無阻，他可以迅速靠近柏林，直到城郊附近才會遇到真正的防守。但是爭辯沒有用，他鬱鬱不樂地飛回了他的司令部。“好吧，先生們，事情是這樣，”他對等在那裏的記者們說，“我接到命令，要原地止步。我不能繼續向柏林挺進了。”
“簡直太丟臉了！”一名記者驚呼道。
辛普森竭力掩飾自己的失望。“命令如此。”他鎮定地說，“我沒有什麽好評論的。”
在3月底，促使艾森豪威爾決定繞開柏林的原因之一，是俄國人離這個城市較近，肯定會先抵達柏林。兩個星期多一點之後，辛普森和朱可夫距離德國總理府幾乎同樣遠。辛普森曾宣稱，他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抵達柏林，這並不純粹是吹牛。除了幾支孤立的德國部隊外――而且其中大部分隻會稍作抵抗甚至毫不抵抗――在他和希特勒之間，除了艾森豪威爾從中作梗，幾乎沒有任何阻礙力量。
在莫斯科，哈裏曼大使實踐了他很早之前就對上級推薦過的辦法。他和美國駐華大使帕特裏克・J。赫爾利一起，在克裏姆林宮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進行了會談。哈裏曼借機抗議了一百六十三名美國飛行員在波爾塔瓦被強製迫降一事。而這僅僅是因為其他一些美國人行事有些魯莽。比如，一名美國飛行員搭載了一名自稱是他的老鄉的波蘭人；還有一次，一架受損的美國轟炸機降落在波蘭的一個機場進行維修，後來未經許可便起飛了。斯大林宣稱，這些事例證明了迫降是合理的，美國人“正同波蘭地下組織密謀反對紅軍”。
“您這是在懷疑美國最高統帥部的忠實性，我不允許這種做法！”哈裏曼激動地回答。赫爾利試圖製止他，但哈裏曼繼續譴責斯大林“實際上是在懷疑馬歇爾將軍的忠實性”。
“我可以用性命擔保，我信任馬歇爾將軍，”斯大林回答道，語氣有所緩和，“我不是說他，而是一個年輕軍官。”
赫爾利緊張地把話題轉到了中國問題上。他說他已著手發起了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政府之間的談判，並聲稱他們雙方有著同樣的目標：“打敗日本，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政府”。赫爾利說，羅斯福指示他，要讓中國在自己人的領導下，按照自己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命運，並授權他就此事同丘吉爾商量。首相和艾登已經簽字同意讓中國自己建立一個統一、自由和民主的政府，從而聯合中國所有的武裝力量，打敗日本。
會談結束後，赫爾利給斯退丁紐斯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元帥非常滿意，表達了合作意向。他說，鑒於總的形勢，他希望我們知道，我們可以獲得他的完全支持。他將立即采取行動，以使中國的武裝力量聯合起來。他說他完全承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總之，斯大林完全讚同在會談中向他概述的美國對華政策。
不過，哈裏曼卻認為，赫爾利太相信斯大林表麵上的誠懇了。他報告說，斯大林“很可能不會同蔣介石合作。萬一俄國卷入遠東衝突，他會充分利用並支持中國共產黨”。另外一位美國駐莫斯科的外交官，喬治・凱南，非常熟悉俄國人的做法。他也不同意赫爾利信中的說法。他同樣報告說，在他看來，隻有在得到滿洲裏、蒙古和中國北部的支配權以後，俄國才會真正感到心滿意足。
在這個當口，如果我們一心想支持蘇聯，再加上斯大林那令所有人都感到滿意的言辭，以及他那小心謹慎的和藹態度，從而使我們錯誤地相信，蘇聯會支持和默許我們爭取實現在中國的長遠目標，這將是一個悲劇……
在過去的三天裏，杜魯門感到總統這副擔子“令人難以置信地沉重”。星期日，在海德公園參加完羅斯福的葬禮回來的路上，他一直在準備第二天下午將在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的講話。當晚臨睡前，他祈禱自己可以稱職地完成工作。第二天，即4月16日一大早，他閱讀了哈裏曼最新報告的摘要。報告駁斥了“斯大林關於波蘭委員會工作的一些說法”，並建議“我們繼續堅持我們的立場，不能接受為華沙政權粉飾過失”。
上午，艾登和英國駐美國大使哈利法克斯勳爵到了。三人開始潤色他們各自就波蘭問題給斯大林的電報。最後的聯合電文措辭客氣，但堅持主張應不顧華沙政府的反對，邀請米科拉伊奇克和另外兩個倫敦的波蘭人前往莫斯科共商大計。杜魯門通過無線電把電報發給了哈裏曼，叫他立即親自去交給斯大林。
艾登因他同杜魯門的初次會晤而“深感振奮”，他致電丘吉爾說：
這次會晤給我的印象是，新總統是誠實而友好的。他明白自己所承擔的新職責，但並未被其所壓倒。他提到您時非常熱情。我相信他會成為我們忠實的合作者……
下午一點零二分，杜魯門走進眾議院大廳時，所有人都起立歡呼。他驕傲地抬起頭，看了看旁聽席，最終找到了杜魯門夫人和瑪格麗特。
“議長先生……”他開始了。
“等一等，哈裏，”雷伯恩低聲說，“讓我先向大家介紹一下你。”
“我帶著沉重的心情站在你們麵前，我的朋友們，同事們。”杜魯門總統開始對全國發表第一次演說。“悲劇性的命運加諸我等以重任。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已逝的領袖從不曾回望。他始終目視前方，始終大步向前。那將是他的期望，也是美國所要采取的行動……”
他保證繼續奉行羅斯福製定的戰爭政策與和平政策，要求聯合國的人民大力支持他。他重申，一定要使德國無條件投降，一定要懲罰戰犯。
“聯合國的主要戰爭戰略已經確定――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我們已故最高司令的遠見卓識……
“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這一方針必須並將會――不加改變，不受約束！”
他還向大家表明，羅斯福製定的外交政策也將繼續下去。“對於世界未來的和平來說，最為重要的是各國要繼續合作，集中必要的力量挫敗軸心國統治世界的陰謀。”
在號召全體美國人給予支持之後，他說，“此時此刻，我心懷祈求。既然我已擔起了肩頭的重任，那麽，我謹以所羅門王之言，謙恭地懇請萬能的上帝：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我隻求成為上帝與人民的忠實可靠的仆人。”
很明顯，這個忽而驕傲忽而謙虛，身材短小精幹的中產階級分子，因個人和政治上的聯係，與羅斯福製定的所有政策緊緊捆在了一起。比如，雖然他想對俄國表現得更堅決一些，但卻很難做到。美國人民壓倒性地支持羅斯福的友好政策。總統給斯大林、丘吉爾和哈裏曼的最後幾封電報事實上似乎進一步證實了這種態度：他告訴丘吉爾，要盡可能地把蘇聯問題大事化小，因為像“縱橫字謎行動”之類的情況似乎“每天都在出現，而其中大多數都可以解決”。他還指示哈裏曼說，“要把伯爾尼（阿斯科納）的誤解當成一件小事”，並且警告斯大林，“這樣的小誤會今後不應再發生”。
不過，這些電報並沒有顯示出羅斯福日益增長的要堅決與丘吉爾聯手反對斯大林的決心。這一決心隻在給首相的電報結尾略有流露。他寫道：“然而，我們應該強硬起來。迄今為止，我們的方針都是正確的。”但是，對於一個新總統來說，這一方針太微妙了。
和之前的所有副總統一樣，杜魯門沒有插手過總統所麵對的那些可怕問題――比如，在羅斯福去雅爾塔之前，他一直不知道白宮秘密地圖室的存在，而直到現在，他還沒去那裏看過。因此，這位新總統對於如此繁重的職責準備得不夠充分。他隻能靠自己敏銳的頭腦和務實的判斷力，才能防止在今後犯下嚴重的錯誤。
4月17日早晨，杜魯門舉行了他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出席的記者人數創了紀錄，大約有三百五十名。報紙、電台和雜誌記者都試圖擠進他的辦公室，但許多人仍不得不待在大廳裏。他用他典型的直率而又和藹的態度，或是明確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或是根本不予理睬。
一個記者問他，是否想會晤其他盟國領導人――斯大林和丘吉爾。
“如果能與他們會晤，包括蔣介石司令，我將十分高興。”他回答說，“還有戴高樂將軍，如果他想見我，那我也會很樂意見到他。我希望會晤所有的盟國政府首腦。”
4月18日，杜魯門初次得知了德國占領區的事。這時，丘吉爾給他發來了一封電報，敦促他們的軍隊盡可能向東推進，並且牢牢守住攻下的地盤。這是杜魯門知之甚少或者說毫無了解的一個棘手問題。“在我擔任總統的前五天中，我感覺好像是活了五輩子……當一個人毫無征兆地被迫從副總統的位置登上總統寶座，這個飛躍實在太大了。”
當晚，他寫信給他的母親和妹妹：
……在宣誓就職之前，我不得不作出兩個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義的決定――繼續進行戰爭，繼續在舊金山舉行和平會議。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花在了已故總統的最後告別儀式上。星期一，我向國會講了我的打算，這花了我整個星期日下午和半個晚上的時間，一直到星期一上午十一點才準備好講稿。不過，我猜其中的確有些啟示，因為很明顯，它博得了國會和整個國家的認同。星期一下午，我接見了很多人，作出了各種各樣的決定，每一個都涉及幾百萬人。星期二上午，全城的記者以及更多來自外地的記者都來向我提問。他們讓我經曆了暴風驟雨般的十五分鍾，但是，即使是這種考驗，似乎結果也很成功。
今天的整個下午和晚上，我都在準備對戰場上的男女戰士們發表五分鍾的廣播講話。直到淩晨一點多，我才上床休息。這又是忙亂的一天。現在我要去睡了，但我想最好還是給你們寫幾句話。願你們身體健康。
致以無盡的愛。
哈裏
杜魯門從莫斯科召回了哈裏曼，要同他私下談談。4月20日中午，兩人會麵了。總統急切地想知道大使對於俄國人的直接印象。
在哈裏曼看來，蘇聯認為可以同時成功地奉行兩種政策：同美英合作，同時通過獨立行動，擴大蘇聯對其鄰國的控製。斯大林的一些顧問誤認為美國的寬宏大量以及合作的願望是軟弱的表現。“我認為，蘇聯政府並不想同美國決裂，因為他們需要我們幫助他們進行重建。”他說。因此，他推斷，美國可以在重要的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而不會招致嚴重的危險。
接著，哈裏曼指出了一些具體的困難，但杜魯門打斷了他。“我不怕俄國人，”他說。他打算表現得強硬些，但是會公正處事。“無論如何，俄國人需要我們多過我們需要他們。”
“我認為，我們正麵臨著歐洲遭到野蠻入侵的局麵，”哈裏曼警告說，“我們必須決定該以何種態度來麵對這些令人不快的事實。”他說，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他是悲觀主義者，還是能夠和俄國人找到一個可操作的行動基礎的。“但這需要重新考慮我們的政策。在處理國際事務的問題上，蘇聯政府不會按照世界其他地區所奉行的原則行事，必須放棄任何此類幻想。”
杜魯門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交易。他不會期盼斯大林把他所要求的東西百分之百地給他。“但我認為我們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
哈裏曼問道，與舊金山會議以及美國參加聯合國的問題相比，總統認為波蘭問題有多重要。杜魯門當即回答說，除非波蘭問題能夠按照雅爾塔會議上確定的方式得到解決，否則，參議院決不會批準美國參加任何所謂聯合國之類的組織。“我就打算這樣告訴莫洛托夫，”他加重語氣說道，“我準備在與蘇聯政府打交道時采取強硬態度。”
會晤結束時，哈裏曼推心置腹地說道，他急於回華盛頓的原因之一，是擔心杜魯門不像羅斯福那樣了解，斯大林正在破壞他們達成的協議。“我更怕您抽不出時間來讀最近的電報。不過，我必須說，當我發現您已經全部讀過了，並且我們對形勢的看法完全一致時，我感到非常寬慰。”
與此同時，正像原來預計的那樣，歐洲的戰鬥到了白熱化階段。4月17日早晨，莫德爾的獨特計劃開始實施。他大筆一揮，B集團軍的餘部便不複存在了。魯爾袋形陣地的戰鬥結束了。這位驍勇善戰的小個子元帥轉向他的參謀長，說道：“從曆史的角度來看，為了證明我們的行動是正確的，我們是否已做了所有應該做的事？作為一名戰敗的指揮官，給他剩下的還有些什麽呢？”他停頓了一會兒。他接下來的話不僅回答了這一問題，也暗示了他本人的命運。“古時候，他們都會服毒自殺。”
關於溫克，莫德爾的想法是對的。新成立的第十二軍不可能突破敵人防線，抵達魯爾地區。事實上，溫克根本就沒有發動這一毫無希望的攻勢。他盡他的全力堅守著易北河戰線，而他的左翼已經受到了霍奇斯的穩步前進的威脅。溫克命令馬克斯・馮・埃德爾斯海姆將軍堅守哈雷和萊比錫，以保護其左翼。然而，4月17日，霍奇斯攻下了哈雷，並將萊比錫孤立了起來。
萊比錫是一座曆史名城，同時也是德國最為重要的工業城市之一。正是在這裏，馬丁・路德在宏偉的聖―托馬斯教堂第一次布道――也正是在這個教堂裏，巴赫奏了整整二十七年的管風琴，並且最後就長眠在此；而瓦格納也是在這裏受洗的。這裏還有德國最令人敬重的紀念碑之一――民族大會戰紀念碑。紀念碑高達三百英尺，是為了紀念在1813年擊敗拿破侖一戰中陣亡的將士而立的。德國統計學家曾仔細地作過計算，認為修建這樣一座紀念碑所需要的石頭和水泥如果用貨車來運，車隊將長達三十四英裏。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堡壘而不是紀念碑，事實上，幾天後它就會成為一座堡壘。
該城那可憐的防守部隊由漢斯・馮・龐塞特指揮，其中包括第一零七摩托化步兵團的七百五十人，以及作為後備力量的一個摩托化營的二百五十人。除此之外，還有第十四防空師的幾支部隊，人民衝鋒隊的幾個營和該城的警察頭目，威廉・馮・格羅爾曼少將手下的三千四百名警察。
格羅爾曼是一名警察，而不是一個軍事指揮官。他堅決反對把人民衝鋒隊的年輕人投入到一場無望的掙紮中。他說，這等於是屠殺兒童。“警察歸我指揮。”他告訴龐塞特。而他不打算把他們交給其他機構去幹其他事情。“我們自己的部隊太薄弱了，不能進行真正的抵抗，因為他們已經完全沒有重武器了。”因此，他解釋說，為保衛城市而作出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隻會愚蠢地將七十五萬居民暴露在危險之中。
當霍奇斯正在指揮第二和第六十九美國步兵師包圍該城時，格羅爾曼和龐塞特卻繼續各行其是。龐塞特上校指揮他的主力部隊在市政廳區域設立了路障，接著又派三百名最精幹的手下秘密占領了那座龐大的紀念碑；而與此同時，格羅爾曼卻在準備投降。
4月18日，格羅爾曼通過廣播宣布他已接管了指揮權，並將盡其所能代表廣大市民的利益。下午四點，他設法與第二師的瓦爾特・羅伯遜少將通了電話，提出願將萊比錫拱手相讓。
羅伯遜說，格羅爾曼應誘使馮・龐塞特放下武器。接著，他通過無線電將此事告知了他的指揮官，第五軍的克拉倫策・許布納。許布納隨即又打電話給霍奇斯，告訴他自己將就萊比錫投降的問題去進行談判。霍奇斯回答說，他隻接受無條件投降。此時，格羅爾曼終於打通了龐塞特的電話。龐塞特與他的部下正駐紮在紀念碑裏，不過格羅爾曼對此全然不知。“我根本不打算投降。”說著，龐塞特掛上了電話。
不過，格羅爾曼還是派自己手下的一名軍官前往最近的美國軍隊駐地，再一次提出有條件投降。黃昏時分，這個軍官被帶到了查爾斯・B。麥克唐納上尉的指揮所。麥克唐納隻有二十二歲，是第二師第二十三團G連連長。
“他知道我隻是一個上尉嗎？”麥克唐納問翻譯，“他要向一個上尉投降？”
對方的回答熱情洋溢。“願意！很好！”一個小時後，麥克唐納的吉普車行駛在了萊比錫的街道上。一路上，震驚的市民們要麽納悶地盯著看，要麽就興奮地向他揮手。在警察局，麥克唐納遇到三位打扮得整齊幹淨的德國軍官。他抓了抓自己濃密的短胡子，突然意識到已經兩天沒洗過了。他在心中暗暗思忖，是否應該行禮？為了安全著想，他舉手行了禮，然後學著德國人的樣子將兩個腳跟哢嗒一靠。
麥克唐納被帶到了格羅爾曼的辦公室。將軍迎上前來，向麥克唐納伸出手。他一隻眼睛上戴著單片眼鏡，紅潤的圓臉龐容光煥發。在麥克唐納看來，他和好萊塢電影中那些高級納粹黨人一模一樣。喝了一杯法國白蘭地之後，兩人開始會談。格羅爾曼說，他將高興地率領全部警察部隊投降。但是，當麥克唐納要求所有的武裝部隊同樣放下武器時，他遺憾地搖了搖頭，說道：“我根本控製不了馮・龐塞特上校，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指揮所設在哪裏。”不過，他認為，大部分武裝部隊已經離開了該城，龐塞特不會惹什麽麻煩。然而，美國第六十九師的發現卻完全相反。這個師剛剛從東南方向進了城，充當其先頭部隊的是茲韋爾中校的裝甲特遣隊。
當茲韋爾特遣隊接近紀念碑時，藏在裏麵的龐塞特手下開火了。本來以每小時十英裏的速度前進的茲韋爾的坦克開足馬力，以三倍於此的速度在通向市政廳的大街上急馳起來。幾乎每次轉彎時，都有步兵從坦克上摔下來。來到市政廳前的最後一條街上時，茲韋爾從一個意大利難民口中得知，這個地區至少有三百名黨衛隊士兵。他帶領剩下的六十五名步兵――大約有一百六十人不是在急馳中從坦克上掉了下去，就是被敵人的炮火擊中――明智地挖下了戰壕，準備躲過這一夜。
黎明時分，第六十九師的一個步兵連試圖攻打華而不實的市政廳大樓，但很快便被打了回來。於是，茲韋爾調遣他的幾輛坦克和反坦克炮去支援他們。
當茲韋爾特遣隊駛近一個十字路口時，加布裏爾・赫爾貝納和她的一個女朋友正站在那裏。她們以為這些裝甲車都是德國的。這時，一輛坦克放慢了速度，裏麵的一個人叫道：“停一下，小夥子們！”
一名坦克手從炮塔探出頭來，說道：“到掩體或地下室裏去吧。市政廳就在廣場盡頭，我們不得不進攻了。”他笑了笑，然後縮了進去。很快，他拿了些糖果又出來了。他把糖果扔給兩位姑娘。兩位姑娘不知所措，連忙鑽進了一個掩體。這是一些什麽樣的敵人呢？
茲韋爾把部隊分成兩路縱隊，和步兵連一起對市政廳發動進攻。然而，美國人又一次被德軍的鐵拳、機槍和步槍攔住了。九點左右，在另外兩次進攻被打退之後，灰心喪氣的茲韋爾決定采用智取而非強攻。他說服了一名德國消防隊長，如果他能把最後通牒送進市政廳，就可以挽救許多人的生命。最後通牒內容如下：除非指揮官立即投降，否則，二十分鍾後，美國人便會用重炮、火焰噴射器和一整個師的步兵發起進攻。
幾分鍾後，一百五十名德國人高舉雙手湧出了大門。美國人在樓裏發現了弗賴堡市長、他的副手，以及他們家人的屍體。他們都自殺了。
現在，萊比錫剩下的唯一頑強抵抗就是紀念碑那裏了。此時，龐塞特已經擒獲了十七名美國戰俘。八英寸的炮彈對這座建築轟炸的效果甚微，有些甚至一接觸到花崗岩就彈跳了開來。這似乎將是一場曠日持久代價高昂的圍攻。第二七三團的審訊員漢斯・特雷福斯上尉想到了一個主意。他告訴團長C。M。亞當斯上校，他認為他可以“說服”龐塞特投降。特雷福斯出生於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1936年同他的父母逃到美國，六年後作為優等生畢業於紐約城市大學。
下午三點，特雷福斯在該團主任參謀喬治・奈特中校和一名手持白旗的德國戰俘陪同下，爬上了紀念碑後部的紀念品商店門前的台階。龐塞特和另外兩名德國軍官走了出來，與這幾位談判者見麵。
特雷福斯告訴龐塞特，抵抗是愚蠢的。“你們不可能打贏。戰爭已經輸掉了。聰明的話，最好立刻投降，這樣可以避免更多的傷亡。”
“我本人接到了元首下達的命令，不準投降。”龐塞特回答說。他還拒絕釋放那十七名美國俘虜，也拒絕用他們來交換德國俘虜。不過，雙方同意停火兩小時以撤退傷員。
美軍醫務人員開始轉移十幾名傷員，特雷福斯則繼續同龐塞特在紀念品商店前爭論著。五點左右，他終於說服了龐塞特，允許自己到紀念碑裏去繼續談判。
在萊比錫的其他地方，戰鬥已告結束，隻是偶爾會有人放幾下冷槍。美國部隊相互簇擁著穿城而過。大兵們乘著吉普或卡車在街道上來回奔馳，手裏揮舞著納粹的旗幟。一個站在卡車上的美國大兵用黑刷子做成希特勒式的小胡子，高唱著《霍斯特・韋塞爾之歌》。見此，就連德國人都哄笑了起來。對於其中一些人來說，這應該是多年來第一次放聲大笑。
午夜時分，特雷福斯和龐塞特還在爭論。“如果你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龐塞特說，“那我根本就不會跟你談話。四年之後，我們會在西伯利亞見麵。”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特雷福斯說，“現在犧牲這些可以用來對付俄國人的士兵不是很可惜嗎？”
“是的，但我接到了不準投降的命令。”
“我相信你肯定熟知霍姆堡親王的故事，”特雷福斯提到了海因裏希・克萊斯特的一出戲，“他沒有服從命令，卻因此為選帝侯贏得了戰役的勝利。”
過了一會兒，特雷福斯告訴龐塞特及其軍官們，師部剛才作出了一個決定：如果龐塞特自己走出紀念碑投降，就允許他的部下一個接一個地跟在他後麵走出來。龐塞特接受了。4月20日淩晨兩點，他大步走出了紀念碑大門。紀念碑的戰鬥結束了。
但是，正當特雷福斯準備釋放其他的德國人時，奈特上校說，這裏麵有一點誤解。師指揮官埃米爾・F。萊因哈特隻允許釋放龐塞特，其他的德國人應該暫時被關在紀念碑裏。特雷福斯回到其他德國軍官麵前，試圖說服他們接受新的條件。他勸誘說，如果他們答應不逃跑，他將為他們爭取在萊比錫四十八小時的行動自由。隻有一名德國軍官堅持原來的條件，特雷福斯很快就放了他。不管上級有何命令，特雷福斯覺得自己不能食言。接著，他勸說奈特批準四十八小時的行動自由。“但是，”奈特說，“那樣我們就必須在不讓萊因哈特知道的前提下，讓這些人進出紀念碑。”
德國士兵被解除了武裝。與此同時，特雷福斯鼓勵大約十五名德國軍官離開紀念碑，回家去了。四十八小時後，他回來接他們，這時，所有人都在那裏等候著。隻有一名軍官沒來，留下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
整條西線上，此類奇怪的投降方式遍地開花。比如，很多時候，一個美國人簡單地拿起電話，便和下一座城市的市長安排好了該城的和平投降。
從所有講求實際的方麵來說，西線的戰爭都已經結束。但是，凱塞林認為，他仍舊應該盡全力守住首都前沿的易北河一線，這樣，希特勒就可以將柏林的全部兵力投入到與布爾什維克的最後一搏中。
然而，防守這一戰線的指揮官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想法。在沒有接到命令，甚至沒有請示元首指揮部的情況下，瓦爾特・溫克將軍便命令他的第十二軍掉頭後退。他的手下轉身背向美國人，開始向布爾什維克進軍。
在蒙哥馬利的右翼，布雷德利的三個軍進展得更快。巴頓和霍奇斯差不多已經到了易北河。而已經在河對岸建立了兩個橋頭堡的辛普森，離德國總理府的距離已不足七十五空英裏。然而，這並沒有讓希特勒恐慌不安，因為他已製訂了一個計劃，不但可以粉碎辛普森部，而且可以拯救魯爾地區的莫德爾部。這需要用到他剛建立的一個軍，第十二軍。這個軍的指揮官是尚未從一場嚴重車禍中完全恢複健康的瓦爾特・溫克。
仍然裹在緊身軍裝裏的溫克隻有一個參謀部、幾張地圖、二十萬士兵――紙上的數字――以及希特勒給他下達的從辛普森的橋頭堡地區發動強大反攻的命令。他應該打開一條兩百英裏長的走廊，穿過辛普森的橋頭堡，一直攻到魯爾袋形陣地。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能援救陷入重圍的莫德爾的B集團軍，並同時將蒙哥馬利和布雷德利分裂開來。
4月13日，希特勒召來莫德爾年輕的作戰官岡特・賴希海爾姆，告訴他，他現在是溫克的參謀長了。“第十二軍應該在英國軍隊和美國軍隊之間打進一個楔子，直抵B集團軍。他們應該一直打到萊茵河！”對於一個剛剛親眼見過魯爾袋形陣地上絕望情景的人來說，這個計劃無比荒唐。不僅如此，元首繼續說道，他想從俄國人那裏學習一個計謀。“他們曾在夜裏溜過我們的防線，不帶裝備，隻有少量的彈藥。”他命令賴希海爾姆集中兩百輛大眾汽車，趁夜色潛過敵人陣線，在敵人的後方竭力製造混亂，以使第十二軍進行全麵的突破。
莫德爾根本就沒把元首關於新的第十二軍的樂觀計劃傳達給他的部下。他知道，溫克不可能打到他這裏來。B集團軍的三十萬人現在被困在一個直徑僅有三十英裏的地區，彈藥和糧食最多隻夠再用三天。局勢如此令人絕望，因此，莫德爾的新參謀長卡爾・瓦格納將軍催他要求最高統帥部準許他們投降。由莫德爾這樣忠誠的戰士提出要求，可能會影響最高統帥部去結束這場注定失敗的戰爭。
“我很難提出這樣一個建議。”莫德爾回答說。僅僅想到投降就讓他反感。但是，到了傍晚，很明顯，投降已經不可避免了。在柏林和他被圍困的部隊之間，三個最為重要的城市――漢諾威、不倫瑞克和馬格德堡――都落入了美國人手中。莫德爾用瓦格納幾乎沒聽出來的聲音說，拯救他的部隊是他的責任。因此，他作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決定：他要下令解散B集團軍，使其免受投降之辱。不過，他首先指示瓦格納馬上遣散最年輕的和最老的士兵，讓他們回家去做平民百姓。七十二小時後，其他的人將麵臨三種選擇，回家，以個人身份投降，或者嚐試突圍。
第二天，即4月15日，盟軍把魯爾袋形陣地一分為二。當希特勒得知此事以後，他命令兩部分部隊重新靠攏。莫德爾僅僅瞥了一眼這封電報，根本不打算去傳達這樣一個不可能的命令。它毫無用處。薄暮時分，東半部袋形陣地陷落了。
第十八空降兵團的李奇微將軍剛剛派他的副官F。M。布蘭茨特德爾上尉打著白旗來到了莫德爾的司令部。上尉帶來了李奇微將軍的一封有騎士風度的信件。如果說有什麽東西可以動搖莫德爾，那麽，必屬它無疑。
無論是曆史上還是軍人的職業中，沒有人比美國的羅伯特・E。李將軍具有更崇高的聲譽、更顯赫的戰功，並且更忠於自己對國家的義務。八十年前的這個月，他被壓倒性的軍隊完全包圍，他忠實的部下隻餘寥寥幾人，無法再繼續進行有效的戰鬥，於是，他選擇了體麵地投降。
同樣的抉擇如今擺在您的麵前。為了一個戰士的榮譽，為了全體德國軍官的聲譽，為了貴國的未來，立刻放下武器吧。您挽救下來的德國人，將會為恢複貴國人民的社會地位作出貢獻。您保存下來的德國城市，是貴國人民要實現幸福安寧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布蘭茨特德爾帶回了莫德爾參謀部的一名軍官，並帶來了一個口信：由於將軍曾親口宣誓效忠於希特勒，受其束縛，他不能投降。即使隻是考慮一下李奇微的建議，他的名譽都會受到玷汙。
在東麵大約二百英裏處，辛普森正在他位於易北河附近的戰地司令部製訂攻占柏林的最後計劃。這時，有電話找他：布雷德利希望他立即飛往威斯巴登的第十二集團軍戰術指揮部。辛普森猜測，布雷德利是想知道第九軍何時能向柏林進發。在去見布雷德利的路上，他又一次檢查了自己的計劃。四十八小時後，第二裝甲師和第八十三步兵師將一同沿著高速公路向柏林發起進攻。等他一回去，他就要下達最後的命令。
當他在威斯巴登走下飛機時，布雷德利正在等他。兩人握了握手，布雷德利張口便說：“我現在就要告訴你，你的部隊應就地止步，不能再往前走，你必須撤過易北河。”
“該死，究竟是誰下的這種命令！”辛普森目瞪口呆，“再過二十四小時，我就可以到柏林了！”
“艾森豪威爾剛剛告訴我的。”
辛普森堅持說，易北河對岸幾乎沒有什麽抵抗。他認為，通往柏林的道路暢通無阻，他可以迅速靠近柏林，直到城郊附近才會遇到真正的防守。但是爭辯沒有用，他鬱鬱不樂地飛回了他的司令部。“好吧，先生們，事情是這樣，”他對等在那裏的記者們說，“我接到命令，要原地止步。我不能繼續向柏林挺進了。”
“簡直太丟臉了！”一名記者驚呼道。
辛普森竭力掩飾自己的失望。“命令如此。”他鎮定地說，“我沒有什麽好評論的。”
在3月底，促使艾森豪威爾決定繞開柏林的原因之一，是俄國人離這個城市較近，肯定會先抵達柏林。兩個星期多一點之後，辛普森和朱可夫距離德國總理府幾乎同樣遠。辛普森曾宣稱，他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抵達柏林，這並不純粹是吹牛。除了幾支孤立的德國部隊外――而且其中大部分隻會稍作抵抗甚至毫不抵抗――在他和希特勒之間，除了艾森豪威爾從中作梗，幾乎沒有任何阻礙力量。
在莫斯科，哈裏曼大使實踐了他很早之前就對上級推薦過的辦法。他和美國駐華大使帕特裏克・J。赫爾利一起，在克裏姆林宮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進行了會談。哈裏曼借機抗議了一百六十三名美國飛行員在波爾塔瓦被強製迫降一事。而這僅僅是因為其他一些美國人行事有些魯莽。比如，一名美國飛行員搭載了一名自稱是他的老鄉的波蘭人；還有一次，一架受損的美國轟炸機降落在波蘭的一個機場進行維修，後來未經許可便起飛了。斯大林宣稱，這些事例證明了迫降是合理的，美國人“正同波蘭地下組織密謀反對紅軍”。
“您這是在懷疑美國最高統帥部的忠實性，我不允許這種做法！”哈裏曼激動地回答。赫爾利試圖製止他，但哈裏曼繼續譴責斯大林“實際上是在懷疑馬歇爾將軍的忠實性”。
“我可以用性命擔保，我信任馬歇爾將軍，”斯大林回答道，語氣有所緩和，“我不是說他，而是一個年輕軍官。”
赫爾利緊張地把話題轉到了中國問題上。他說他已著手發起了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政府之間的談判，並聲稱他們雙方有著同樣的目標：“打敗日本，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政府”。赫爾利說，羅斯福指示他，要讓中國在自己人的領導下，按照自己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命運，並授權他就此事同丘吉爾商量。首相和艾登已經簽字同意讓中國自己建立一個統一、自由和民主的政府，從而聯合中國所有的武裝力量，打敗日本。
會談結束後，赫爾利給斯退丁紐斯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元帥非常滿意，表達了合作意向。他說，鑒於總的形勢，他希望我們知道，我們可以獲得他的完全支持。他將立即采取行動，以使中國的武裝力量聯合起來。他說他完全承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總之，斯大林完全讚同在會談中向他概述的美國對華政策。
不過，哈裏曼卻認為，赫爾利太相信斯大林表麵上的誠懇了。他報告說，斯大林“很可能不會同蔣介石合作。萬一俄國卷入遠東衝突，他會充分利用並支持中國共產黨”。另外一位美國駐莫斯科的外交官，喬治・凱南，非常熟悉俄國人的做法。他也不同意赫爾利信中的說法。他同樣報告說，在他看來，隻有在得到滿洲裏、蒙古和中國北部的支配權以後，俄國才會真正感到心滿意足。
在這個當口，如果我們一心想支持蘇聯，再加上斯大林那令所有人都感到滿意的言辭，以及他那小心謹慎的和藹態度，從而使我們錯誤地相信，蘇聯會支持和默許我們爭取實現在中國的長遠目標，這將是一個悲劇……
在過去的三天裏，杜魯門感到總統這副擔子“令人難以置信地沉重”。星期日，在海德公園參加完羅斯福的葬禮回來的路上，他一直在準備第二天下午將在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的講話。當晚臨睡前，他祈禱自己可以稱職地完成工作。第二天，即4月16日一大早，他閱讀了哈裏曼最新報告的摘要。報告駁斥了“斯大林關於波蘭委員會工作的一些說法”，並建議“我們繼續堅持我們的立場，不能接受為華沙政權粉飾過失”。
上午，艾登和英國駐美國大使哈利法克斯勳爵到了。三人開始潤色他們各自就波蘭問題給斯大林的電報。最後的聯合電文措辭客氣，但堅持主張應不顧華沙政府的反對，邀請米科拉伊奇克和另外兩個倫敦的波蘭人前往莫斯科共商大計。杜魯門通過無線電把電報發給了哈裏曼，叫他立即親自去交給斯大林。
艾登因他同杜魯門的初次會晤而“深感振奮”，他致電丘吉爾說：
這次會晤給我的印象是，新總統是誠實而友好的。他明白自己所承擔的新職責，但並未被其所壓倒。他提到您時非常熱情。我相信他會成為我們忠實的合作者……
下午一點零二分，杜魯門走進眾議院大廳時，所有人都起立歡呼。他驕傲地抬起頭，看了看旁聽席，最終找到了杜魯門夫人和瑪格麗特。
“議長先生……”他開始了。
“等一等，哈裏，”雷伯恩低聲說，“讓我先向大家介紹一下你。”
“我帶著沉重的心情站在你們麵前，我的朋友們，同事們。”杜魯門總統開始對全國發表第一次演說。“悲劇性的命運加諸我等以重任。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已逝的領袖從不曾回望。他始終目視前方，始終大步向前。那將是他的期望，也是美國所要采取的行動……”
他保證繼續奉行羅斯福製定的戰爭政策與和平政策，要求聯合國的人民大力支持他。他重申，一定要使德國無條件投降，一定要懲罰戰犯。
“聯合國的主要戰爭戰略已經確定――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我們已故最高司令的遠見卓識……
“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這一方針必須並將會――不加改變，不受約束！”
他還向大家表明，羅斯福製定的外交政策也將繼續下去。“對於世界未來的和平來說，最為重要的是各國要繼續合作，集中必要的力量挫敗軸心國統治世界的陰謀。”
在號召全體美國人給予支持之後，他說，“此時此刻，我心懷祈求。既然我已擔起了肩頭的重任，那麽，我謹以所羅門王之言，謙恭地懇請萬能的上帝：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我隻求成為上帝與人民的忠實可靠的仆人。”
很明顯，這個忽而驕傲忽而謙虛，身材短小精幹的中產階級分子，因個人和政治上的聯係，與羅斯福製定的所有政策緊緊捆在了一起。比如，雖然他想對俄國表現得更堅決一些，但卻很難做到。美國人民壓倒性地支持羅斯福的友好政策。總統給斯大林、丘吉爾和哈裏曼的最後幾封電報事實上似乎進一步證實了這種態度：他告訴丘吉爾，要盡可能地把蘇聯問題大事化小，因為像“縱橫字謎行動”之類的情況似乎“每天都在出現，而其中大多數都可以解決”。他還指示哈裏曼說，“要把伯爾尼（阿斯科納）的誤解當成一件小事”，並且警告斯大林，“這樣的小誤會今後不應再發生”。
不過，這些電報並沒有顯示出羅斯福日益增長的要堅決與丘吉爾聯手反對斯大林的決心。這一決心隻在給首相的電報結尾略有流露。他寫道：“然而，我們應該強硬起來。迄今為止，我們的方針都是正確的。”但是，對於一個新總統來說，這一方針太微妙了。
和之前的所有副總統一樣，杜魯門沒有插手過總統所麵對的那些可怕問題――比如，在羅斯福去雅爾塔之前，他一直不知道白宮秘密地圖室的存在，而直到現在，他還沒去那裏看過。因此，這位新總統對於如此繁重的職責準備得不夠充分。他隻能靠自己敏銳的頭腦和務實的判斷力，才能防止在今後犯下嚴重的錯誤。
4月17日早晨，杜魯門舉行了他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出席的記者人數創了紀錄，大約有三百五十名。報紙、電台和雜誌記者都試圖擠進他的辦公室，但許多人仍不得不待在大廳裏。他用他典型的直率而又和藹的態度，或是明確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或是根本不予理睬。
一個記者問他，是否想會晤其他盟國領導人――斯大林和丘吉爾。
“如果能與他們會晤，包括蔣介石司令，我將十分高興。”他回答說，“還有戴高樂將軍，如果他想見我，那我也會很樂意見到他。我希望會晤所有的盟國政府首腦。”
4月18日，杜魯門初次得知了德國占領區的事。這時，丘吉爾給他發來了一封電報，敦促他們的軍隊盡可能向東推進，並且牢牢守住攻下的地盤。這是杜魯門知之甚少或者說毫無了解的一個棘手問題。“在我擔任總統的前五天中，我感覺好像是活了五輩子……當一個人毫無征兆地被迫從副總統的位置登上總統寶座，這個飛躍實在太大了。”
當晚，他寫信給他的母親和妹妹：
……在宣誓就職之前，我不得不作出兩個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義的決定――繼續進行戰爭，繼續在舊金山舉行和平會議。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花在了已故總統的最後告別儀式上。星期一，我向國會講了我的打算，這花了我整個星期日下午和半個晚上的時間，一直到星期一上午十一點才準備好講稿。不過，我猜其中的確有些啟示，因為很明顯，它博得了國會和整個國家的認同。星期一下午，我接見了很多人，作出了各種各樣的決定，每一個都涉及幾百萬人。星期二上午，全城的記者以及更多來自外地的記者都來向我提問。他們讓我經曆了暴風驟雨般的十五分鍾，但是，即使是這種考驗，似乎結果也很成功。
今天的整個下午和晚上，我都在準備對戰場上的男女戰士們發表五分鍾的廣播講話。直到淩晨一點多，我才上床休息。這又是忙亂的一天。現在我要去睡了，但我想最好還是給你們寫幾句話。願你們身體健康。
致以無盡的愛。
哈裏
杜魯門從莫斯科召回了哈裏曼，要同他私下談談。4月20日中午，兩人會麵了。總統急切地想知道大使對於俄國人的直接印象。
在哈裏曼看來，蘇聯認為可以同時成功地奉行兩種政策：同美英合作，同時通過獨立行動，擴大蘇聯對其鄰國的控製。斯大林的一些顧問誤認為美國的寬宏大量以及合作的願望是軟弱的表現。“我認為，蘇聯政府並不想同美國決裂，因為他們需要我們幫助他們進行重建。”他說。因此，他推斷，美國可以在重要的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而不會招致嚴重的危險。
接著，哈裏曼指出了一些具體的困難，但杜魯門打斷了他。“我不怕俄國人，”他說。他打算表現得強硬些，但是會公正處事。“無論如何，俄國人需要我們多過我們需要他們。”
“我認為，我們正麵臨著歐洲遭到野蠻入侵的局麵，”哈裏曼警告說，“我們必須決定該以何種態度來麵對這些令人不快的事實。”他說，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他是悲觀主義者，還是能夠和俄國人找到一個可操作的行動基礎的。“但這需要重新考慮我們的政策。在處理國際事務的問題上，蘇聯政府不會按照世界其他地區所奉行的原則行事，必須放棄任何此類幻想。”
杜魯門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交易。他不會期盼斯大林把他所要求的東西百分之百地給他。“但我認為我們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
哈裏曼問道，與舊金山會議以及美國參加聯合國的問題相比，總統認為波蘭問題有多重要。杜魯門當即回答說，除非波蘭問題能夠按照雅爾塔會議上確定的方式得到解決，否則，參議院決不會批準美國參加任何所謂聯合國之類的組織。“我就打算這樣告訴莫洛托夫，”他加重語氣說道，“我準備在與蘇聯政府打交道時采取強硬態度。”
會晤結束時，哈裏曼推心置腹地說道，他急於回華盛頓的原因之一，是擔心杜魯門不像羅斯福那樣了解，斯大林正在破壞他們達成的協議。“我更怕您抽不出時間來讀最近的電報。不過，我必須說，當我發現您已經全部讀過了，並且我們對形勢的看法完全一致時，我感到非常寬慰。”
與此同時，正像原來預計的那樣，歐洲的戰鬥到了白熱化階段。4月17日早晨，莫德爾的獨特計劃開始實施。他大筆一揮，B集團軍的餘部便不複存在了。魯爾袋形陣地的戰鬥結束了。這位驍勇善戰的小個子元帥轉向他的參謀長，說道：“從曆史的角度來看，為了證明我們的行動是正確的，我們是否已做了所有應該做的事？作為一名戰敗的指揮官，給他剩下的還有些什麽呢？”他停頓了一會兒。他接下來的話不僅回答了這一問題，也暗示了他本人的命運。“古時候，他們都會服毒自殺。”
關於溫克，莫德爾的想法是對的。新成立的第十二軍不可能突破敵人防線，抵達魯爾地區。事實上，溫克根本就沒有發動這一毫無希望的攻勢。他盡他的全力堅守著易北河戰線，而他的左翼已經受到了霍奇斯的穩步前進的威脅。溫克命令馬克斯・馮・埃德爾斯海姆將軍堅守哈雷和萊比錫，以保護其左翼。然而，4月17日，霍奇斯攻下了哈雷，並將萊比錫孤立了起來。
萊比錫是一座曆史名城，同時也是德國最為重要的工業城市之一。正是在這裏，馬丁・路德在宏偉的聖―托馬斯教堂第一次布道――也正是在這個教堂裏，巴赫奏了整整二十七年的管風琴，並且最後就長眠在此；而瓦格納也是在這裏受洗的。這裏還有德國最令人敬重的紀念碑之一――民族大會戰紀念碑。紀念碑高達三百英尺，是為了紀念在1813年擊敗拿破侖一戰中陣亡的將士而立的。德國統計學家曾仔細地作過計算，認為修建這樣一座紀念碑所需要的石頭和水泥如果用貨車來運，車隊將長達三十四英裏。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堡壘而不是紀念碑，事實上，幾天後它就會成為一座堡壘。
該城那可憐的防守部隊由漢斯・馮・龐塞特指揮，其中包括第一零七摩托化步兵團的七百五十人，以及作為後備力量的一個摩托化營的二百五十人。除此之外，還有第十四防空師的幾支部隊，人民衝鋒隊的幾個營和該城的警察頭目，威廉・馮・格羅爾曼少將手下的三千四百名警察。
格羅爾曼是一名警察，而不是一個軍事指揮官。他堅決反對把人民衝鋒隊的年輕人投入到一場無望的掙紮中。他說，這等於是屠殺兒童。“警察歸我指揮。”他告訴龐塞特。而他不打算把他們交給其他機構去幹其他事情。“我們自己的部隊太薄弱了，不能進行真正的抵抗，因為他們已經完全沒有重武器了。”因此，他解釋說，為保衛城市而作出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隻會愚蠢地將七十五萬居民暴露在危險之中。
當霍奇斯正在指揮第二和第六十九美國步兵師包圍該城時，格羅爾曼和龐塞特卻繼續各行其是。龐塞特上校指揮他的主力部隊在市政廳區域設立了路障，接著又派三百名最精幹的手下秘密占領了那座龐大的紀念碑；而與此同時，格羅爾曼卻在準備投降。
4月18日，格羅爾曼通過廣播宣布他已接管了指揮權，並將盡其所能代表廣大市民的利益。下午四點，他設法與第二師的瓦爾特・羅伯遜少將通了電話，提出願將萊比錫拱手相讓。
羅伯遜說，格羅爾曼應誘使馮・龐塞特放下武器。接著，他通過無線電將此事告知了他的指揮官，第五軍的克拉倫策・許布納。許布納隨即又打電話給霍奇斯，告訴他自己將就萊比錫投降的問題去進行談判。霍奇斯回答說，他隻接受無條件投降。此時，格羅爾曼終於打通了龐塞特的電話。龐塞特與他的部下正駐紮在紀念碑裏，不過格羅爾曼對此全然不知。“我根本不打算投降。”說著，龐塞特掛上了電話。
不過，格羅爾曼還是派自己手下的一名軍官前往最近的美國軍隊駐地，再一次提出有條件投降。黃昏時分，這個軍官被帶到了查爾斯・B。麥克唐納上尉的指揮所。麥克唐納隻有二十二歲，是第二師第二十三團G連連長。
“他知道我隻是一個上尉嗎？”麥克唐納問翻譯，“他要向一個上尉投降？”
對方的回答熱情洋溢。“願意！很好！”一個小時後，麥克唐納的吉普車行駛在了萊比錫的街道上。一路上，震驚的市民們要麽納悶地盯著看，要麽就興奮地向他揮手。在警察局，麥克唐納遇到三位打扮得整齊幹淨的德國軍官。他抓了抓自己濃密的短胡子，突然意識到已經兩天沒洗過了。他在心中暗暗思忖，是否應該行禮？為了安全著想，他舉手行了禮，然後學著德國人的樣子將兩個腳跟哢嗒一靠。
麥克唐納被帶到了格羅爾曼的辦公室。將軍迎上前來，向麥克唐納伸出手。他一隻眼睛上戴著單片眼鏡，紅潤的圓臉龐容光煥發。在麥克唐納看來，他和好萊塢電影中那些高級納粹黨人一模一樣。喝了一杯法國白蘭地之後，兩人開始會談。格羅爾曼說，他將高興地率領全部警察部隊投降。但是，當麥克唐納要求所有的武裝部隊同樣放下武器時，他遺憾地搖了搖頭，說道：“我根本控製不了馮・龐塞特上校，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指揮所設在哪裏。”不過，他認為，大部分武裝部隊已經離開了該城，龐塞特不會惹什麽麻煩。然而，美國第六十九師的發現卻完全相反。這個師剛剛從東南方向進了城，充當其先頭部隊的是茲韋爾中校的裝甲特遣隊。
當茲韋爾特遣隊接近紀念碑時，藏在裏麵的龐塞特手下開火了。本來以每小時十英裏的速度前進的茲韋爾的坦克開足馬力，以三倍於此的速度在通向市政廳的大街上急馳起來。幾乎每次轉彎時，都有步兵從坦克上摔下來。來到市政廳前的最後一條街上時，茲韋爾從一個意大利難民口中得知，這個地區至少有三百名黨衛隊士兵。他帶領剩下的六十五名步兵――大約有一百六十人不是在急馳中從坦克上掉了下去，就是被敵人的炮火擊中――明智地挖下了戰壕，準備躲過這一夜。
黎明時分，第六十九師的一個步兵連試圖攻打華而不實的市政廳大樓，但很快便被打了回來。於是，茲韋爾調遣他的幾輛坦克和反坦克炮去支援他們。
當茲韋爾特遣隊駛近一個十字路口時，加布裏爾・赫爾貝納和她的一個女朋友正站在那裏。她們以為這些裝甲車都是德國的。這時，一輛坦克放慢了速度，裏麵的一個人叫道：“停一下，小夥子們！”
一名坦克手從炮塔探出頭來，說道：“到掩體或地下室裏去吧。市政廳就在廣場盡頭，我們不得不進攻了。”他笑了笑，然後縮了進去。很快，他拿了些糖果又出來了。他把糖果扔給兩位姑娘。兩位姑娘不知所措，連忙鑽進了一個掩體。這是一些什麽樣的敵人呢？
茲韋爾把部隊分成兩路縱隊，和步兵連一起對市政廳發動進攻。然而，美國人又一次被德軍的鐵拳、機槍和步槍攔住了。九點左右，在另外兩次進攻被打退之後，灰心喪氣的茲韋爾決定采用智取而非強攻。他說服了一名德國消防隊長，如果他能把最後通牒送進市政廳，就可以挽救許多人的生命。最後通牒內容如下：除非指揮官立即投降，否則，二十分鍾後，美國人便會用重炮、火焰噴射器和一整個師的步兵發起進攻。
幾分鍾後，一百五十名德國人高舉雙手湧出了大門。美國人在樓裏發現了弗賴堡市長、他的副手，以及他們家人的屍體。他們都自殺了。
現在，萊比錫剩下的唯一頑強抵抗就是紀念碑那裏了。此時，龐塞特已經擒獲了十七名美國戰俘。八英寸的炮彈對這座建築轟炸的效果甚微，有些甚至一接觸到花崗岩就彈跳了開來。這似乎將是一場曠日持久代價高昂的圍攻。第二七三團的審訊員漢斯・特雷福斯上尉想到了一個主意。他告訴團長C。M。亞當斯上校，他認為他可以“說服”龐塞特投降。特雷福斯出生於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1936年同他的父母逃到美國，六年後作為優等生畢業於紐約城市大學。
下午三點，特雷福斯在該團主任參謀喬治・奈特中校和一名手持白旗的德國戰俘陪同下，爬上了紀念碑後部的紀念品商店門前的台階。龐塞特和另外兩名德國軍官走了出來，與這幾位談判者見麵。
特雷福斯告訴龐塞特，抵抗是愚蠢的。“你們不可能打贏。戰爭已經輸掉了。聰明的話，最好立刻投降，這樣可以避免更多的傷亡。”
“我本人接到了元首下達的命令，不準投降。”龐塞特回答說。他還拒絕釋放那十七名美國俘虜，也拒絕用他們來交換德國俘虜。不過，雙方同意停火兩小時以撤退傷員。
美軍醫務人員開始轉移十幾名傷員，特雷福斯則繼續同龐塞特在紀念品商店前爭論著。五點左右，他終於說服了龐塞特，允許自己到紀念碑裏去繼續談判。
在萊比錫的其他地方，戰鬥已告結束，隻是偶爾會有人放幾下冷槍。美國部隊相互簇擁著穿城而過。大兵們乘著吉普或卡車在街道上來回奔馳，手裏揮舞著納粹的旗幟。一個站在卡車上的美國大兵用黑刷子做成希特勒式的小胡子，高唱著《霍斯特・韋塞爾之歌》。見此，就連德國人都哄笑了起來。對於其中一些人來說，這應該是多年來第一次放聲大笑。
午夜時分，特雷福斯和龐塞特還在爭論。“如果你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龐塞特說，“那我根本就不會跟你談話。四年之後，我們會在西伯利亞見麵。”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特雷福斯說，“現在犧牲這些可以用來對付俄國人的士兵不是很可惜嗎？”
“是的，但我接到了不準投降的命令。”
“我相信你肯定熟知霍姆堡親王的故事，”特雷福斯提到了海因裏希・克萊斯特的一出戲，“他沒有服從命令，卻因此為選帝侯贏得了戰役的勝利。”
過了一會兒，特雷福斯告訴龐塞特及其軍官們，師部剛才作出了一個決定：如果龐塞特自己走出紀念碑投降，就允許他的部下一個接一個地跟在他後麵走出來。龐塞特接受了。4月20日淩晨兩點，他大步走出了紀念碑大門。紀念碑的戰鬥結束了。
但是，正當特雷福斯準備釋放其他的德國人時，奈特上校說，這裏麵有一點誤解。師指揮官埃米爾・F。萊因哈特隻允許釋放龐塞特，其他的德國人應該暫時被關在紀念碑裏。特雷福斯回到其他德國軍官麵前，試圖說服他們接受新的條件。他勸誘說，如果他們答應不逃跑，他將為他們爭取在萊比錫四十八小時的行動自由。隻有一名德國軍官堅持原來的條件，特雷福斯很快就放了他。不管上級有何命令，特雷福斯覺得自己不能食言。接著，他勸說奈特批準四十八小時的行動自由。“但是，”奈特說，“那樣我們就必須在不讓萊因哈特知道的前提下，讓這些人進出紀念碑。”
德國士兵被解除了武裝。與此同時，特雷福斯鼓勵大約十五名德國軍官離開紀念碑，回家去了。四十八小時後，他回來接他們，這時，所有人都在那裏等候著。隻有一名軍官沒來，留下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
整條西線上，此類奇怪的投降方式遍地開花。比如，很多時候，一個美國人簡單地拿起電話，便和下一座城市的市長安排好了該城的和平投降。
從所有講求實際的方麵來說，西線的戰爭都已經結束。但是，凱塞林認為，他仍舊應該盡全力守住首都前沿的易北河一線，這樣，希特勒就可以將柏林的全部兵力投入到與布爾什維克的最後一搏中。
然而，防守這一戰線的指揮官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想法。在沒有接到命令，甚至沒有請示元首指揮部的情況下，瓦爾特・溫克將軍便命令他的第十二軍掉頭後退。他的手下轉身背向美國人，開始向布爾什維克進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