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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如此卑劣的歪曲”
因“縱橫字謎行動”而導致的頻繁電報往來似乎隻是進一步惡化了形勢。耶穌受難日那天，羅斯福又收到了一封電報。斯大林在電報中指控說，因為阿斯科納會議的召開，致使德國人趁機從意大利抽調了三個師派往東線。他還抱怨駐意大利的盟軍沒有遵守在雅爾塔達成的關於從東、西、南三麵同時向希特勒發起進攻的協定。
……這一情形激怒了蘇聯指揮部，也孕育著彼此的不信任……在這種形勢下，盟國之間不應相互隱藏任何事情。
惱怒的總統要馬歇爾和萊希起草一封回電。參謀長聯席會議被斯大林的指控弄得憂心忡忡，害怕同俄國公開決裂會成為“妨礙德國軍隊迅速崩潰的唯一奇事”。他們起草了一封回電，設法做到了使其既強有力又緩和。
……我必須重申，伯爾尼會晤的唯一目的是同有能力的德國軍官建立接觸，而不是為了開始任何談判……這整件事是由一名被視為希姆萊親信的德國軍官主動發起的。當然，他唯一的目的很有可能是為了在盟國之間製造懷疑和不信任的氣氛。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讓他達成這一目標。我相信，關於目前的形勢和我的意圖，以上這些直截了當的說明可以減輕您在3月29日的電報中所表達的憂慮。
斯大林擔心，如果允許德國人迅速投降，在意大利北部實現共產主義的願望就會遇到麻煩。這種擔心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斯大林顯然收到了他在瑞士的間諜發回的許多假情報，因此，4月3日，他又給羅斯福發了一封電報。作為盟友發給盟友的電報，它實在令人驚駭。斯大林在電報中非常公開地譴責西方盟國在玩一場騙人的遊戲：
……您斷言到目前為止，談判並沒有開始。顯然，您的消息不太靈通。據我的軍事同僚看來，根據他們掌握的情報，他們確信，談判不但已經開始，而且已同德國人達成了一項協議。借此，德國西線司令官凱塞林元帥將向英美軍隊打開西線，讓其向東邊推進；作為交換，英國人和美國人則答應，對德國人放寬停戰的條件。
我認為，我的同僚們的看法與事實真相出入並不大。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會把蘇聯指揮部的代表排除在伯爾尼（阿斯科納）會談之外。
我同樣無法解釋的是英國人的緘默態度。他們讓您來同我就這件令人不快的事通信，而自己卻默不作聲。據我所知，伯爾尼談判是英國人首先提議的……
艾森豪威爾最近就柏林問題寫給斯大林的充滿合作精神的信，可能進一步加深了他的懷疑。斯大林繼續以挖苦口氣指出，在瑞士的“談判”使得盟軍“幾乎沒遇到任何抵抗”便推進到了德國核心地區，而東線則一直在進行激戰。
有一個美國人強烈地感到俄國人不會在這一問題或其他問題上輕易讓步，這就是艾夫裏爾・哈裏曼。斯大林的電報剛到他手裏，他便立刻致電國務院，說蘇聯人完全是從他們自身的自私利益的角度來看待所有這些事情的。
……我軍解放的地區，如法國、比利時和意大利，食品供應非常困難。而相比較之下，紅軍解放的地區供應條件據說卻令人滿意。他們公開宣揚這種形勢對比，為的是他們自己政治上的利益……因此，我遺憾地得出結論，我們應遵循的政策是，首先照顧西方盟國和我們要負責的其他地區，把剩下的地方交給俄國。
支援各反對集權主義的民族，並且阻止蘇聯滲透的唯一方式，他說，就是幫助這些民族迅速實現經濟穩定。
……因此我建議，我們要正視現實，並相應地製訂我們的對外經濟政策……
這些結論被呈交給了總統。無疑，它們對總統4月5日致電斯大林一事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這是總統自開戰以來發出的最為咄咄逼人、最為憤怒的電報：
……讓人震驚的是，蘇聯政府似乎相信，我已同敵人達成一個協議，而且沒有事先征得閣下的完全同意。
……如果在蒙受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損失之後，在勝利唾手可得的時刻，竟有這樣一種懷疑，這樣一種彼此缺乏信任的氣氛來損害我們的事業的話，那將是有史以來的最大悲劇之一。
坦白地說，鑒於您的情報人員，無論他們是誰，竟對我和我深為信任的部下的行動有如此卑劣的歪曲，我無法不對他們表示極大的憤慨。
當丘吉爾拿到這封電報的複本時，簡直樂不可支。他認為，其中最後一句話，“似乎很像羅斯福本人憤怒時的形象”。他立即寫信給總統，說他“對斯大林竟給總統發來這種如此侮辱美國和英國名譽的電報而感到震驚”。同時，他還給斯大林發了一封長長的電報，電報的結尾說道：
……我和我的同僚都認為，總統回電的最後一句話即我們心中所想。
哈裏曼在第二天寫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報告說，美國持續采取的“寬宏大量和體諒周到的態度”竟被蘇聯人看成是軟弱的標誌。他聲言，“蘇聯人對於有關我們利益的事幾乎每一天都會表現出公開侮辱和完全漠視的態度，這簡直不勝枚舉”。他強烈敦促采取報複手段，以使蘇聯人認識到，他們不能“繼續堅持他們當前的態度而不付出高昂的代價”。
哈裏曼堅信，隻有采取強硬的政策才能與蘇聯人共事。斯大林給羅斯福那封有“如此卑劣地歪曲”一語的電報的回電證實了他的這種看法。斯大林顯然因總統那種受到傷害卻仍咄咄逼人的語氣而心煩意亂，試圖緩和一下局勢。
……我從未懷疑過閣下的正直或是可信賴性，正如我從未質疑過丘吉爾先生的正直和可信賴性一樣。
但是他仍然認為，應該邀請俄國人參加在瑞士召開的會議，並且堅持他的這一看法是“唯一正確的看法”。他還爭辯道――有幾分正確性――德軍在西線抵抗的日益乏力並不僅僅是由於“它們事實上已被擊敗了”。
……德國人在東線有一百四十七個師。他們可以完全不冒任何風險地從東線抽調十五到二十個師去增援西線的力量。然而，他們卻始終沒有這樣做，將來更不會這樣做。他們為了守住增列尼采而與俄國人殊死戰鬥。增列尼采隻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無名車站，對於他們來說就像膏藥對於死人那樣無足輕重。但他們卻未加抵抗便放棄了德國心髒地區，諸如奧斯納布呂克、曼海姆和卡塞爾等重要城市。您一定會承認，德國人的這種行為非常奇怪，無法理解。
斯大林還給丘吉爾發了一封帶有挑釁味道的道歉電報：
……我的電報都是以個人名義發的，並且非常秘密。這可以使我清晰坦率地直抒胸臆。這正是秘密書信往來的優勢。但是，如果閣下把我所有坦率的言辭都視為侮辱，將極大地不利於這種書信往來。我可以向閣下保證，我過去和現在都無意侮辱任何人。
同一天他發給盟國的其他電報，雖然表麵上是挑釁性的，但也表明他準備變得更加通情達理。例如，他告訴羅斯福，由於“英國和美國大使背離克裏米亞會議的指示”，波蘭問題已經走進了死胡同。然而，之後他又表示，他將在“短期內”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別的原因，那麽，正是總統的“如此卑劣地歪曲”的怒吼，在蘇聯引起了一種積極的憂慮。
看了這封關於波蘭問題的電報後，羅斯福立即致電丘吉爾：
……我們應該更仔細地研究一下斯大林這一態度的含意，以及我們接下來應采取什麽策略。如果不同您商量，我當然不會采取任何行動，發表任何聲明。我知道您也會這樣。
兩人――終於一致――感到斯大林的態度已經改變了很多，按照丘吉爾的說法，足以提供“取得進展的某種希望”。
在外交家們爭吵不休的同時，英―美―法軍隊粉碎了整條德國西線。這一成功並未平息英國指揮官們對關於柏林問題的決定的反對。當艾森豪威爾的代表，皇家空軍元帥A。W。特德爵士於4月3日前來參加英軍指揮官會議時，他試圖據理解釋艾森豪威爾的行動。他指出，艾森豪威爾是出於迫不得已才直接與斯大林通信，這僅僅是因為蒙哥馬利發布了一條矛盾百出的關於部隊行動的指示。
“我非常震驚，艾克竟認為必須請斯大林來控製蒙哥馬利。”布魯克譏諷地反駁道。
第二天，英軍指揮官們在一封長長的電報中要求他們的美國同行，要重新考慮“英美軍隊盡快攻占柏林的願望”。但是，丘吉爾希望能了結這場爭論。他確信美國人絕不會改變主意。4月5日，他致電羅斯福說：
……我認為這場爭論已告結束，為了向閣下證明我的誠意，我要引用我所懂得的很少的幾句拉丁格言之一：“情人的爭吵乃是愛情的一部分”。
但是，幾個小時後，在發給羅斯福的一封表麵上是討論“縱橫字謎行動”的電報中，他按捺不住地又提起了柏林問題。他說，他們應該“在盡可能靠東的地方同俄國軍隊會師，並且，如果情況允許的話，攻進柏林”。
艾森豪威爾同樣不能讓此事不了了之，他繼續給馬歇爾發去冗長的解釋，但對方已不再需要什麽武器來應付英國的反對了。就連蒙哥馬利也開始相信繼續爭論沒什麽好處。他好心地致電艾森豪威爾：
我很清楚您想要什麽。我將徹底粉碎北翼，盡我所能吸引敵軍，使其遠離布雷德利的主攻。
辛普森將軍的第九軍正迅速向易北河和柏林挺進。他不知道，德國首都已不再是盟軍的最終目標了。所以，當布雷德利命令他停下來“喘一口氣”時，他絲毫都沒有懷疑。幾天後，布雷德利又打來電話，告訴他：“前進！”辛普森便命他的參謀部“全速向柏林推進”，並決定讓艾薩克・懷特將軍的第二裝甲師和第三十或第八十二步兵師從馬格德堡沿高速公路發起最後衝鋒。他有充足的物資和載重十噸的卡車，而且他的官兵的狀態都很不錯。
希特勒的各條防線都在土崩瓦解，但數千名盟軍戰俘卻仍在向巴伐利亞南部的堡壘地區轉移。4月5日一大早，漢默爾堡的戰俘們冒著蒙蒙細雨，渾身透濕，瑟瑟發抖地來到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家園紐倫堡。
他們都因盟國空襲對這裏造成的可怕損壞而震撼不已。I。G。法本的工廠幾成廢墟，但機器仍在運轉。無軌電車、公共汽車和卡車都閑置在大街上。人們步行或騎自行車往來。街上看不到一個孩子。當隊伍抵達城市的另一端時，天空放晴了。衛兵叫戰俘們停下，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吃飯。卡瓦諾神父那一群人坐在幾棵雲杉樹下，曬著溫暖的太陽，吃著紅十字會送來的食物。飯後，他們席地躺下休息了一會兒。快到中午時，他們聽到城裏傳來了警報聲，接著，就是一聲緊張的大喊：“快走，快走！”突然，警報聲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一陣短促而可怕的掃射聲。戰俘們坐起來環顧四周。南麵半英裏處，在一片空闊的沙地對麵，有幾條路基加高的鐵軌。再往前，是長長的一排軍火倉庫、煙囪和油罐。
一大群德國人，其中大部分是士兵，爬上鐵路路堤向戰俘們衝來。
“看，德國佬來了！”
卡瓦諾神父看見遠處藍色的天空中出現了一些小黑點――那是兩隊共十四架轟炸機。接著，又出現了兩隊。飛機兩隊從南，兩隊從西，呈弧形飛了過來。照明彈拖著淡淡的白色尾巴落了下來。一個戰俘叫道：“天啊，我們正站在目標上！”
神父跳了起來，大聲叫道：“懺悔吧！”他開始反複向左右的人群誦念赦罪的語句，與此同時，無數的炸彈開始在工廠上空爆炸。卡瓦諾神父拉過一條毯子蒙在頭上，不停地祈禱。大地在他的腳下搖晃著。終於，一切平靜了。他抬眼看去，隻見工廠濃煙滾滾，烈焰熊熊。很多人影像小玩具娃娃一樣在漫天的煙火中四散奔逃。
突然傳來一聲尖叫：“臥倒！”另一隊轟炸機正向震耳欲聾的高射炮火靠近。更多的炸彈飛掠而下，隨之響起了一連串驚天動地的爆炸聲。軍火倉庫被打中了。大火呼嘯而起，牆壁嘎吱嘎吱地倒了下來，聲音蓋過了第三隊轟炸機從頭頂掠過的嗡嗡聲和投彈聲。
“應該結束了吧。”卡瓦諾心想。他從毯子的縫隙向外看去。煙塵如雨般落下，周圍格外昏暗。附近的人趴在地上，似乎是在緊抱著震顫的大地。第四隊轟炸機離開後，又來了第五隊。轟炸掀起的泥土和沙子濺得越來越近。地麵搖搖晃晃，起起伏伏，那聲音令人恐懼。沙子、礫石、塵土紛紛落在了戰俘們身上。有些人在尖叫：“醫生！醫生！”
神父站起身來，開始為他遇到的每一個了無生氣的人擦聖油。他心不在焉地從這個人跑向那個人，直到跑到了排頭才清醒過來。“我肯定落下了一些人。”想著，他又開始往回走。
“神父，來幫我們把這個人救出來！”一個軍官大喊道。他盯著躺在彈坑裏的一個受傷的美國人，彈坑裏全都是水。另外五名軍官隻是木然地袖手旁觀。神父推了推他們。“快點，動起來！幫忙把他拉出來！我還有別的事。”
他向約翰尼・洛什走去。洛什正趴在那裏，身邊坐著他的好朋友吉姆・基奧。
“嗨，神父，”洛什忍著疼痛笑道，“真高興你沒被炸著。”
“約翰尼的側肋被炸傷了，神父。”基奧解釋說。
神父看了看裹在洛什腹部那件浸透了鮮血的襯衣，這是為了防止腸子掉出來。神父知道，他就快不行了。於是，他開始為洛什赦罪，試圖安慰他。
“您認為我能好嗎，神父？”
“我當然希望你能好，約翰尼。我們一會兒就給你找個醫生來。”
神父發現道格拉斯・奧德爾坐在一個彈坑裏。有兩個人正把一條止血帶――一件撕破的髒襯衣――綁在他剩下的半截腿上。
“瞧，神父，看來我好不了了，”奧德爾微笑起來。他指向幾碼外一截被炸斷的腿，說道，“我身體的一部分在那裏。”他又說，不知為什麽，有神父在這裏，他感覺舒服多了。
約翰・馬登上尉走了過來。“神父，有一個新教隨軍牧師被炸死了，其他幾個牧師要您去一下。”神父和馬登一起過去了，找到了隨軍牧師斯科坎普的屍體。當卡瓦諾神父俯身給他擦聖油時，看見他那滿是煙塵的前額上已經有一個油塗的十字了。
傷亡甚是慘重。很多人受了傷，有二十四人死亡。衛兵們把還能走路的大約四百人集合起來，繼續向南前進。幸存的四名隨軍牧師、三名醫生和七名軍官則留下來照顧傷員。他們把死者一排排擺好，然後筋疲力盡地坐了下來。
德國士兵中的一名中士請求卡瓦諾神父給他一支煙，神父遞給他一盒。突然，神父覺得天旋地轉。他知道的下一件事，是一個人把一杯水遞到他的唇邊。這是坐在他旁邊草地上的一個德國人。兩人看著眼前這幅大屠殺的場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那些留在XIIIB軍官戰俘營的卡瓦諾神父的同伴們，即將被正在迅速向漢默爾堡前進的美國第十四裝甲師拯救。次日，即4月6日上午十一點，集中營的指揮官馮・格克爾將軍告訴美國醫生伯恩特少校，他的同胞大部隊即將來到此地，並會很快占領集中營。“我已得到柏林的命令，命我率駐軍撤離。現在，我把美國營區的指揮權交給你，由你保護集中營裏的你的同胞。此外，我還想求你幫個忙。”他指著幾百碼外的一幢房子說，“我要把我的妻子和妻妹留在那幢房子裏。我請求你在我離開之後親自負責她們的安全。我很為她們的安全擔心，主要是因為在這個集中營被解放後，俄國戰俘營很快也會被解放。”
炮火聲越來越近，於是伯恩特派了兩個醫生去守衛將軍家。從醫務室二樓望去，伯恩特可以看到美軍坦克正爬過山脊。那場麵非常吸引人。美軍一邊前進一邊開炮，但沒有遇到回擊。坦克離集中營大約一百碼時，伯恩特的兩名助手設法亮出了紅十字旗和美國旗幟――塗了紅藥水和亞甲藍的床單。坦克停止了炮火，碾過鐵絲網開進了營區。來自十二個國家的戰俘衝了出去，瘋狂地歡呼起來。有些人歡喜得流下了眼淚，有幾個人甚至跑去親吻坦克。
伯恩特找到特遣隊指揮官，第四十七坦克營的詹姆斯・蘭恩中校，告訴他需要立即把沃特斯上校送進醫院。消息傳給了第三軍。五點鍾，查爾斯・奧多姆上校乘飛機離開了巴頓的司令部，奉命去接回他的女婿。
第二天，即4月7日早晨，巴頓到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第三十四疏散醫院去看望沃特斯。雖然身體瘦弱，但上校精神卻很好――醫生們說他可以活下去，而且很可能不會癱瘓。“你知道我在漢默爾堡嗎？”他問。
“不，我不知道。”巴頓回答說，“我知道那個集中營裏有美國戰俘，所以就派部隊去了。”
東北方向大約七十五空英裏處，兩個尋找助產士的德國婦女在默克爾斯鹽礦附近被美國第九十師的軍警攔住了。在交談中，一個婦女指著那個礦產不經意地說：“那裏藏著很多金條。”
不久，巴頓得知在這個鹽礦發現了超過十億美元的紙幣，以及德意誌帝國銀行的秘密金庫。巴頓親自打電話給埃迪。埃迪說，他認為這個金庫裏藏著德國的全部黃金儲備。巴頓命令埃迪去把它炸開，查明真相。如果這真的是黃金儲備，他說，並向德國人宣布它已經落進了我們手中，他們的紙幣就會變得分文不值。
蓋伊從巴頓手裏奪過話筒，說道：“馬特，不要試圖把黃金運走！”
第二天，埃迪報告說，默克爾斯鹽礦裏的確有一大部分德國黃金儲備。他估計有相當於兩千萬美元的黃金和二十七億五千萬的德國馬克。根據官方計算，總價值是八千四百萬美元，這使其成為世界上數量最大的存款之一。在兩千一百英尺深的金庫裏，還有一筆相當大的寶藏，埃迪甚至都沒有提到這一點：無價的藝術品，其中包括從柏林的愷撒―弗雷德裏希博物館轉移來的那些。
巴頓一路往東，向魏瑪席卷而來。這裏是席勒、李斯特、歌德的福地，是昔日魏瑪共和國和布痕瓦爾德的所在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位於一片丘陵之上，可以俯瞰全城。它離歌德過去常常造訪的著名的歌德橡樹很近。在集中營大門上方，掛著兩條標語：“對或錯――我的祖國”，以及“各得其所”。集中營建立八年以來，已在這裏處決了五萬六千名囚犯。這裏平時有七萬名犯人，由於最近轉移了一些，隻剩下兩萬一千人了。但很多屍體還扔在深溝裏沒有掩埋。
隨著巴頓的腳步越來越近，集中營的指揮官開始在懇求與款待之間搖擺不定。“畢竟，我並不是最壞的人。”他對犯人們說。然後，他懇求犯人們告訴美國軍隊他有多善良。而與此同時，為了阻止可能發生的暴亂，他決定處決四十六名政治犯。
其中一位是彼得・曾克爾博士，布拉格的前市長。多年來，他一直是個忠實的反納粹分子。當他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時，曾克爾和其他犯人一樣，決定藏起來。他燒掉了有關家人的一切紀念品，包括照片和信件，又給他的妻子和家人寫了一封辭別信。一個朋友給他理了發，刮了胡子，修剪了他那濃密的眉毛，然後把他帶到了另一間營房裏。接下來的一整夜，已屆花甲之年的曾克爾被迫換了好幾個藏身之處。
處決四十六名犯人的命令使集中營裏的兩個地下小組團結在了一起――共產黨小組和反共人士小組。他們一致同意，不交出那些要被處決的人。秘密的命令從一間營房傳到另一間：任何犯人都不許出席早點名。隨著早上八點的臨近，氣氛越來越緊張。整個集中營裏彌漫著一種可怕的寧靜。八點的鍾聲敲響之後，兩萬一千名犯人沒有一個到院子裏去。曾克爾從石頭牆基上的一條縫隙向外看去，隻見一個孤單的人影出現了。那是一個法國製造商。衛兵讓他回去了，這似乎是在告訴其他犯人，隻要他們服從命令，就不會出什麽事。
指揮官立即命令再次點名。這次一個人都沒有出現。他派集中營警察到營房裏去找那四十六個人。表麵上，這些搜查者認真得簡直可笑，他們甚至拉開桌子的抽屜尋找。但是，顯然他們並不想找到任何東西，他們也能聽到巴頓那越來越近的隆隆炮聲。
在密謀暗殺希特勒的那些人中，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夫、迪特裏希・朋霍費爾牧師、最高統帥部情報處前處長，海軍上將威廉・卡納裏斯及其助手漢斯・奧斯特將軍此刻都麵臨著死亡，毫無被拯救的希望。他們已被帶到位於德、捷邊界附近的弗洛森堡集中營。一同來到這裏的還有一大群“重要的”犯人，包括弗朗茲・哈爾德將軍、奧地利前總理庫爾特・馮・許士尼格、財政奇才希爾馬・沙赫特博士，以及約瑟夫・“奧克森澤普”・米勒。米勒曾在1939年勸說教皇充當英國人和一個反納粹政權之間的中間人。
4月8日，米勒被帶出牢房，來到絞刑架前。有人告訴他：“最後的一幕即將開始。你將在卡納裏斯和奧斯特之後被絞死。”這裏甚至比布痕瓦爾德更混亂。不知為什麽，米勒又被帶回牢房，但幾乎立即又被帶到絞刑架前，讓他站在那裏。最後，有人告訴他：“今天我們先饒了你。”接著又把他送回了牢房。
當晚，蓋世太保的一個軍官困惑地來到施拉布倫多夫的牢房，問他是不是迪特裏希・朋霍費爾。他說不是。這個軍官出去了，但幾分鍾後，他又回來問了一次。同樣的問題也問了米勒，之後，他接著回去睡覺。但是，四點左右，他被一個孩子的聲音吵醒了。他以為自己是在做夢，或者是瘋掉了。許士尼格的妻子和孩子、沙赫特博士、哈爾德將軍和托馬斯將軍正被帶進一輛前往達豪的公共汽車。
兩個小時後，有人開始叫各牢房的門牌號。隨後，米勒聽見卡納裏斯要求允許給他的妻子寫幾句話。又過了兩個小時，一個衛兵進來摘下米勒的手銬。“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他迷惑地說，“他們告訴我你是頭號罪犯。可是我們現在不知道該怎樣處置你。”
米勒走向牢房的小窗戶，隻見外麵有兩個外國軍官（其中一個是英國秘密間諜彼得・丘吉爾，被捕於1943年）站在運動場上。“你也是要被絞死的高級軍官嗎？”丘吉爾的同伴問米勒。
“我想是的。”
“你的朋友們已經被絞死了，正在牢房後麵火化呢。”
一片片層狀的渣滓通過鐵窗飄進了米勒的牢房。過了一會兒他才毛骨悚然地意識到，這可能是卡納裏斯和奧斯特被燒焦的皮膚。
在柏林，希特勒的財政部長――盧茨・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知道，戰爭已無可挽救地失敗了。他想使德國人民避免遭受更多的苦難。伯爵是一位狂熱的天主教徒，曾是牛津大學奧利爾學院的羅氏獎學金獲得者，因此，他對英國的感情很深。他決定把他對德國命運的憂慮直接告訴給戈培爾。也許這位宣傳部長可以說服希特勒同西方進行和平談判。
戈培爾也有同樣的憂慮，但是他說，勝利的希望比人們認識到的要大得多。布爾什維克同英美之間的分裂正日益加深。“我們唯一要做的重要之事就是保持警惕，等待他們之間必將發生的徹底決裂。”這將在兩三個月後來臨。
“我也相信他們會徹底分裂，”伯爵回答說，但他認為那時就太晚了，“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他說。軍事形勢已然絕望。應派有資質的非正式代表到國外通過布克哈特博士或教皇這樣的中間人進行談判。
讓人意外的是，戈培爾不僅欣然同意，並且透露說已經為建立這類接觸采取了秘密措施。到目前為止，就他所知道的，美國人和蘇聯人並不是非常反對這一建議，而英國人卻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戈培爾指出：“但是，從我們這方麵來說，談判的障礙來自裏賓特洛甫。”他說，不幸的是，他不能公開在元首麵前批評外交部長，因為有流言說他自己想當外交部長。“你應該明白，元首不能也不會聽取那些局外人主動發表的意見。此外，‘七・二�’事件給他心理上的影響遠大於肉體上的。這一背叛行為是一次可怕的打擊，使他更為多疑，更為孤僻。但我知道，元首是多麽重視你的正直與真誠，多麽欣賞你的意見，因為他知道你從未想過為自己要求過什麽。”戈培爾停頓了片刻，然後問道：“你是否介意我安排你同元首見個麵？”
戈培爾沒給震驚的伯爵回答的機會，繼續說道：“你首先可以就你職權範圍內的情況做一下簡要的匯報。之後元首會開始跟你討論總的形勢，這可以讓你很容易地談起真正的問題。記住，元首不能容忍失敗主義。你必須巧妙地措辭，謹慎一些。”他戲謔地看著伯爵。
“你可以代表我同元首談話。”
戈培爾隨即恢複了往日的熱情。他描述了最近他是如何給元首朗讀了卡萊爾對七年戰爭中那些絕望日子的描寫：因在普魯士的明顯失敗而灰心喪氣的腓特烈大帝宣稱，如果在2月15日之前仍沒有轉機，他就服毒自殺。卡萊爾寫道：“英勇的國王，請您再等一等，您受難的日子就要結束了；那好運的太陽已隱藏在雲後，很快便將出現在您麵前。”2月12日，俄國女皇駕崩，給腓特烈大帝的命運帶來了神奇的轉折。戈培爾說，聽完這段故事之後，元首熱淚盈眶。
他接著滔滔不絕地透露說，1933年1月30日為元首卜算的星象圖曾預言，1941年以前德國會接連勝利，然後是節節敗退，直到1945年4月的上半月遭到慘敗。但是，4月下半月，將會取得暫時的勝利，接著是一段暫時的休戰，直到8月取得和平。此後，德國將會度過三年的艱難處境，但到了1948年，德國便會東山再起。
第二天，戈培爾給伯爵送去了那張星象圖。盡管那些預言在伯爵看來並不是非常明顯，但他還是對關於4月下半月可能會發生的事的推測非常感興趣。
如果說德國的命運可能會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轉變，這在西線卻似乎根本不可能。4月11日一大早，霍奇斯第一軍的一支先頭部隊，即第三裝甲師的B戰鬥部隊，迅速向德國中部的北豪森挺進。那裏建有希特勒一個主要的神奇武器的新組裝廠，該武器就是維爾納・馮・布勞恩的火箭。
布勞恩最近遇到了一場車禍，現在正在休養。他的上半身和左臂還套著巨大的石膏。複活節那天，他接到報告說，美國坦克已經到了南麵僅僅幾英裏處。他擔心黨衛隊會執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銷毀有關V-2型火箭的成噸的寶貴資料和設計圖。他應該搶救這些東西。
布勞恩指示他的私人助手迪特爾・胡策爾和佩內明德試驗室的設計主任伯恩哈德・特斯曼把這些文件藏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可能是一個舊礦井、地窖，或其他類似的地方。除了這些，我沒有什麽確切的想法。而時間又不多了。”
這十四噸資料用了三輛歐寶卡車來運。4月3日，這個小小的車隊向北麵鄰近的哈爾茨山脈駛去。這座山因其溫泉療養地而聞名，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特斯曼和胡策爾一整天都在拚命尋找一個合適的掩藏之處，最後，終於在與世隔絕的德蘭登村找到了一個廢棄的鐵礦。三十六小時後，所有的資料都用一列機車拉進了礦井中心，然後人工搬進了火藥庫。
任務完成了，精疲力竭的胡策爾心想。第二天，他又和他的搭檔回到這裏，炸塌了通往火藥庫的坑道。之後，年邁的礦井看守又小心地點燃了另一根引線，完全堵住了礦井。隻有特斯曼、胡策爾和這位看守知道埋藏這些無價之寶的確切地點。而這位看守卻根本不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麽。
4月10日，位於北豪森那龐大的V-2型火箭地下工廠停工了。火箭專家、工程師和工人們――一共四千五百人――都各自回了家，而奴工們則回到了附近的集中營。有五百名專家已經被黨衛隊將軍，V-2型武器計劃特別專員漢斯・卡姆萊用他的專列――“複仇”快車――送到了南麵三百英裏處的上阿默高。
次日，即4月11日上午，第三裝甲師的韋爾伯恩特遣隊從北麵接近了北豪森。與此同時，洛韋拉迪特遣隊也從南麵來了。兩位指揮官都接到了情報部門的警報，說他們“在北豪森地區會碰到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他們起初以為這是指城裏的集中營，那裏有大約五千具正在腐爛的屍體躺在室外或營房裏。但是，在北豪森西北幾英裏處的哈爾茨山脈的山腳下，他們碰上了一群身著肮髒的條紋睡衣的囚犯。囚犯們說，山裏有“絕妙的東西”。
兩位指揮官向寬敞的隧道裏窺視了一眼，隻見裏麵放著幾節貨車車皮和幾輛卡車，上麵裝著長長的短鰭火箭。兩人和戰鬥部隊的情報軍官威廉・卡斯蒂爾深入大山腹地，在那裏發現了一個綜合工廠。在卡斯蒂爾看來，那是一個“魔術師的洞穴”。V-1型火箭和V-2型火箭的零部件整齊地擺在那裏，那些精密的機器顯然都仍運轉良好。
當巴黎的軍械技術情報處處長霍爾加・托夫托伊上校得知這一驚人發現後，便著手組織了一個“V-2特使團”。其任務是撤出一百枚完整的V-2型火箭，把它們用船運往位於新墨西哥的懷特・桑德斯試驗場。不過，誰都沒告訴托夫托伊，一旦戰爭結束，北豪森地區將屬於蘇聯的占領區，於是，他按常規進行著這一切。
在東南約四十五空英裏處，巴頓的一支裝甲先頭部隊終於進入了魏瑪。在俯瞰城市的山岡上，布痕瓦爾德的戰俘們幾乎再也無法忍受這裏的緊張氣氛。解放就在幾分鍾之後。中午，所有的黨衛隊隊員都奉命離開了。對於布拉格的前市長彼得・曾克爾來說，那些恐慌的納粹分子撤走的情景是他此生最樂於見到的一幕。最後一輛卡車剛一開走，戰俘們就繳了那些被留下來的倒黴的崗哨的武器，並且占領了�望塔。接著，他們又在大門附近掛起了一麵表示歡迎的白旗。
當天下午，美國坦克爬上山岡，開進了集中營。戰俘們湧向坦克，紛紛抓起美軍士兵的手。曾克爾認出了隨軍記者愛德華・R。莫羅。“我是在布拉格認識你的！”他大聲喊道。但莫羅起初根本認不出這個骨瘦如柴的人是誰。“我是曾克爾。”他說。幾個小時後，莫羅向倫敦報告說，布拉格市長在布痕瓦爾德幸免於難。
當天上午晚些時候，在布痕瓦爾德以西六十英裏處，艾森豪威爾、巴頓和布雷德利走進了由一個德國人操作的原始的電梯。他們要深入默克爾斯鹽礦，去仔細檢查帝國的黃金儲備。搖搖晃晃的電梯飛速降下兩千英尺深的豎井，這時，巴頓開始數起了同伴肩膀上的星。然後，他抬頭看向上麵唯一的那根纜繩，說道：“如果那根晾衣繩斷掉的話，美國軍隊裏的晉升將會相當之快。”
“好了，喬治，”艾森豪威爾說，“夠了。在我們重新回到地麵上之前，別再開玩笑了。”
到了井底之後，他們在微弱的光線中摸索著走進了一個拱形的洞窟。然後，他們發現了幾袋金幣、金條、名畫，以及裝滿假牙架的柳條箱。巴頓匆匆看了看幾幅畫――是從愷撒―弗雷德裏希博物館運來的那些。據他估計，每幅隻值兩個半美元，都是些大路貨。
礦井的看守指向那十幾袋錢，解釋說，這三十億德國馬克是最後的紙幣儲備，“他們將會迫切需要這些錢來支付軍餉”。
“告訴他，”布雷德利對翻譯說，“我懷疑德國軍隊還需要再發多久的軍餉。”他轉向巴頓。“如果我們還處在戰利品歸士兵所有的古老的海盜時代，你將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巴頓咧嘴笑了。
稍後，在第十二兵團司令部吃午飯時，巴頓表示，記者對禁止公布關於默克爾斯的新聞一事表示抗議，從而引起了極大的騷動，但他毫不因此而感到不安。“我知道，在這件事上我是正確的。”
“好吧！讓我見鬼去！”艾森豪威爾說，“在你說這句話之前，你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你那麽肯定的話，那麽，我確信，你錯了。”
巴頓隔著桌子向布雷德利眨了眨眼。布雷德利大笑起來，問道：“喬治，為什麽保密呢？你準備怎麽處理這些錢？”
巴頓露出滿臉笑容。他說，第三軍內有兩種看法。一半人主張把這些黃金做成金屬獎章，“給第三軍每個婊子養的一個……”其他人則主張把贓物藏起來，直到國會嚴厲打擊軍隊在和平時期占有財富為止；那時第三軍可以拿出這些錢，采購新式武器。
艾森豪威爾搖搖頭，轉向布雷德利。“他總是有話說！”
午飯後，幾人乘觀測飛機前往第二十兵團設在戈塔的司令部。戈塔位於埃爾富特附近。兵團司令沃爾頓・H。沃克少將向他們做了簡要匯報，然後建議他們去參觀一下北奧爾德魯夫集中營。
“在親眼看到這個瘟疫區之前，”巴頓說，“你永遠也不會相信這些德國佬有多卑鄙。”
這些美國人甚至還沒走進柵欄，一股屍體的惡臭就撲麵而來。柵欄後麵的淺坑裏扔著大約三千二百具一絲不掛、瘦骨嶙峋的屍體。還有一些屍體就趴在路上，渾身都爬滿了虱子。看到這一場麵，艾森豪威爾不禁臉色蒼白。在這之前，他僅僅是聽說過這類恐怖的事情。他被嚇壞了，說道：“美國人簡直不能理解這種事情。”
布雷德利厭惡得說不出話，巴頓則走到一旁嘔吐了起來。然而，艾森豪威爾覺得他有責任去看一看集中營的每個角落。當大家滿臉嚴肅地在門口等車時，一個美國兵不小心撞到了一個從前的德國衛兵，於是便表示歉意地笑了一笑。艾森豪威爾盯著這個年輕的美國兵，冷冷地說道：“還對他們恨不起來？”他轉向他的同伴們。“我要讓所有還沒真正上過前線的美國戰士都來看看這個地方。有人對我們說，美國士兵不知道他在為何而戰。至少現在，他該知道他在為何而戰了。”
在第三軍司令部，艾森豪威爾分別致電倫敦和華盛頓，敦促兩國政府派立法委員代表團和記者來這裏。他認為，應該馬上讓美國和英國公眾看到納粹野蠻行徑的種種證據。
晚飯後，巴頓給艾森豪威爾倒了一杯酒。“我不能理解究竟是什麽樣的精神狀態迫使德國人民做出這樣的事情。”艾森豪威爾說。他的臉色仍舊很蒼白。“為什麽？我們的士兵絕不會像德國人那樣損毀屍體。”
“並非所有的德國人都能忍受這種行為。”巴頓的副參謀長說，“我們曾讓一個城市的全體居民排隊去參觀一個集中營，該市的市長及其夫人回家後割腕自殺了。”
“噢，這是我所聽過的最為鼓舞人心的事，”艾森豪威爾回答說，“這意味著他們之中的某些人還有一點人性。”
晚餐後，當艾森豪威爾同巴頓單獨相處時，他秘密地表示，第九軍和第一軍應立即停止前進，而巴頓的第三軍則應掉頭向南。接著，他主動透露了他沒向任何其他軍的指揮官透露過的看法。“從戰術角度來看，”他說，“讓美國軍隊攻占柏林是極不可取的。我希望沒有任何政治勢力會迫使我攻占這座城市。它既沒有戰術價值，也沒有戰略價值，攻占它隻會給美國軍隊加上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流亡者和盟國戰俘的重擔。”
巴頓非常沮喪。“艾克，我不明白你怎麽會這麽想，”他說，“我們最好攻占柏林，而且要快――並隨即向奧得河推進！”
當天――那天是4月12日――下午早些時候，戈培爾、他的副官，以及他的助手維爾納・瑙曼博士驅車往東，來到位於奧得河附近的第九軍司令部。在這裏，他向布賽及其參謀部講了腓特烈大帝那個故事。也就是之前他對施威林・馮・克羅西克所講的那個。一個持懷疑態度的聽眾尖刻地問道：“那麽，這次是哪位俄國女皇要死掉呢？”
“我不知道，”戈培爾回答說，“但是命運之神掌握著各種可能性。”
在佐治亞的溫泉療養院，此時剛剛上午十一點。在距溫泉隻有兩英裏的號稱“小白宮”的別墅中，羅斯福總統想放鬆下來。天氣很糟，因此從華盛頓來送信的飛機沒能起飛，早上的信件要到中午才會到。羅斯福無事可做，決定待在床上，讀讀亞特蘭大的《憲法報》。
“今天上午我感覺不太好。”他對上了年紀的黑人女仆利齊・麥克達夫爾說，然後把報紙放在了一本還沒讀完的平裝本推理小說上。小說名叫《木偶謀殺案》，正打開在《六英尺之地》那一章。
一小時後，他坐在皮質扶手椅上，同他的兩個表妹，瑪格麗特・薩克莉小姐和勞拉・德拉諾小姐，以及他的老朋友溫斯羅普・拉瑟弗德夫人聊著天。他穿著一身深灰色的西裝，裏麵套了件馬甲，打著一條紅色的哈佛活結領帶。他不喜歡穿馬甲，而且更喜歡打蝴蝶領結，但一會兒有人要給他畫像，所以隻能如此。他的秘書威廉・哈西特拿來準備發出去的信件，總統開始在上麵簽名。其中由國務院準備的一封信讓他覺得很有趣。“這是一封典型的國務院的信，”他對哈西特說，“簡直是空洞無物。”
一位高貴的高個子婦人把畫架放在了窗前。她是伊麗莎白・肖瑪諾夫夫人。她已經為總統畫了一張水彩畫，現在正在畫另外一張，羅斯福打算把它送給拉瑟弗德夫人的女兒。
她把一件深藍色的披風圍在總統的肩上，然後，在總統繼續工作的同時，她開始作畫。下午一點時，羅斯福看了看手表說：“我們隻有十五分鍾的時間了。”
薩克莉小姐在繼續鉤衣服，德拉諾小姐開始往花瓶裏插花。羅斯福點燃了一根煙。突然，他舉起左手按住太陽穴；接著，手砰地滑了下來。
“您掉了什麽東西嗎？”薩克莉小姐問道。
羅斯福閉上眼睛，用輕得隻有她能聽得見的聲音說：“我頭痛得厲害。”他向前撲去，失去了知覺。這時是下午一點十五分。十五分鍾到了。
片刻之後，負責照顧總統的海軍醫生霍華德・布魯恩少校來了。他叫人把總統抬到臥室。總統沉重地呼吸著；脈搏每分鍾一百零四次，血壓超過了最高的標記。布魯恩知道，這是腦出血。他在羅斯福的手臂上注射了氨茶堿和硝化甘油。
下午兩點零五分，布魯恩給在華盛頓的總統私人醫生、海軍上將羅斯・麥金太爾打電話，報告說羅斯福似乎是腦中風，現在仍然不省人事。麥金太爾打電話給在亞特蘭大的美國醫學協會前主席詹姆斯・波林，要他馬上趕去溫泉療養院。
大約與此同時，勞拉・德拉諾打電話給在白宮的埃莉諾・羅斯福，說富蘭克林在坐著畫像時昏了過去。過了一會兒，麥金太爾也打電話給第一夫人。他並不是很擔心，他說，但認為他們今晚應一起去溫泉。不過，他建議她不要取消下午的約會，因為在最後一分鍾取消約會、前往佐治亞會引起太多的議論。於是，羅斯福夫人按原定計劃乘車前往薩爾格雷夫俱樂部，參加慈善舊貨店的年度義演。
波林博士沿著他無比熟悉的小路疾速前行。下午三點二十八分，他到了小白宮。他發現總統“出著冷汗，麵如死灰，呼吸困難”。他的脈搏微弱得幾乎摸不出來。下午三點三十二分，他的心跳聲完全消失了。波林往他的靜脈裏注射了一針腎上腺素。總統的心髒又跳了兩三下，然後便永遠停止了。此時是美國中央標準時間下午三點三十五分。
在華盛頓，此時已經是下午四點三十五分。羅斯福夫人還在薩爾格雷夫俱樂部，正坐在第一排桌子前欣賞鋼琴家伊娃林・泰納的演奏。四點五十分，有人低聲告訴她，有電話找她。是總統的新聞秘書史蒂夫・厄爾利打來的。他激動地說道：“請馬上回家。”
羅斯福夫人沒問為什麽。她心裏知道，“發生了某件可怕的事”。但是，她覺得“應遵守禮儀”，於是又返回義演現場。鋼琴家演奏完畢之後，羅斯福夫人鼓掌致敬，然後宣布說，她不得不告辭，因為家裏出了點事。乘車返回白宮的路上，她一直握緊雙拳坐在那裏。
她來到起居室，厄爾利和麥金太爾博士告訴她，總統在昏迷中去世了。她機械地作出了反應，立即派人去找副總統杜魯門，並安排於當晚乘飛機前往溫泉療養院。
哈裏・S。杜魯門正在國會大廈主持參議院會議。威斯康星的參議員亞曆山大・威利作著冗長的發言，他非常厭煩，於是開始給他的母親和妹妹寫信。
親愛的媽媽與瑪麗：
此時此刻，我正坐在參議院的總統辦公桌前，給你們寫著這封信。主席台上，一個誇誇其談的參議員正在就一個他非常陌生的話題發表一番演講。
我不得不坐在這裏，並且作出一些議會的裁決――其中一些可謂常識，而另外一些並非如此。
你們那裏的時間明晚九點三十分，請打開你們的收音機。你們將會聽到哈裏對全國人民發表一篇在傑弗遜紀念日的演說。我想，所有的廣播網都會播出這一演說，因此，要聽到我的聲音應該不難。在此之後，將是總統的演說，我會將他介紹給大家。
祝你們健康。
我愛你們。
有空回信給我。
哈裏
參議院會議於下午四點五十六分休會。杜魯門走進薩姆・雷伯恩的辦公室，想喝一杯。參議院議長遞給他一杯威士忌加水，然後突然想起史蒂夫・厄爾利剛剛曾打來電話，讓杜魯門給白宮打回去。一分鍾後，厄爾利在電話裏激動地對杜魯門說：“請趕快來，從賓夕法尼亞大街的大門進來。”
杜魯門隻記得厄爾利說了這些。後來，他寫道，當時他絲毫也沒有煩亂――他隻認為是羅斯福突然從溫泉療養院回來了。但雷伯恩卻覺得他的臉色突然變得非常蒼白。杜魯門辦公室的一個職員聲稱，他非常激動地闖進辦公室，說道：“我要去白宮。”
下午五點二十五分左右，杜魯門來到白宮，並被立即帶到二樓羅斯福夫人的書房。隻有當他看到總統的女兒安娜・伯蒂格，以及厄爾利時，他才終於意識到――他後來寫道――“發生了非比尋常的事”。
埃莉諾・羅斯福向他走來，神情鎮靜、優雅而高貴。她溫柔地用一隻手臂摟住杜魯門的肩膀。“哈裏，”她平靜地說道，“總統逝世了。”
副總統一時說不出話來。最後，他終於說道：“我能為您做點什麽？”
“我們能為您做點什麽？”她說，“因為現在有麻煩的是您。”她告訴他，她是對他和美國人民感到多麽歉疚。
接著，她給她的幾個兒子發了一封電報：
父親安息了。他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完成你們的工作。
下午五點四十五分，司法部長弗朗西斯・比德爾、海軍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和斯退丁紐斯在附近碰了頭。斯退丁紐斯剛剛收到叫他來白宮的電報。作為國務卿，宣布總統逝世的工作應由他來完成。當他走進羅斯福夫人的書房時，緊繃的麵頰上已經布滿淚水。杜魯門令斯退丁紐斯和厄爾利立即召開內閣會議，並再次問羅斯福夫人，他能做點什麽。她想知道，坐政府的飛機去佐治亞是否合適。杜魯門向她保證，這很合適，正該如此。
他來到位於大樓西端的總統辦公室，打電話給他的夫人和女兒，叫她們到白宮來。他還給首席大法官哈倫・菲斯克・斯通打了電話，叫他立即來主持總統就職典禮的宣誓儀式。
這時，斯退丁紐斯、華萊士、史汀生、摩根索、珀金斯、伊克斯、威爾德、福雷斯特爾、利奧・克勞利等各位部長，以及雷伯恩議長、議會多數派領袖約翰・麥科馬克和少數派領袖約瑟夫・W。馬丁，還有其他一些人，都聚集在了白宮的內閣辦公室裏。
六點過幾分，杜魯門要求大家安靜。他告訴他們，他不得不十分悲痛地向他們宣布，總統逝世了。“是羅斯福夫人告訴了我這個消息，她說總統‘像一個戰士一樣去世了’。我現在隻能說，我會試著接過重擔，因為我知道他會希望我這樣做，也希望我們大家這樣做。我希望各位都留在內閣裏各自的崗位上，我需要你們的幫助。這樣，我便可以確信我能徹底貫徹總統製定的路線。”
當天下午，全體美國人民都受到了一記重擊，一時全都不敢相信。劇作家兼總統顧問羅伯特・E。舍伍德聽說羅斯福逝世一事後，便一直守在收音機旁，“等待有人發表聲明――也許正是總統本人那快活而安撫人心的聲音――這一切都是一個巨大的誤會，銀行業的危機已然過去，戰爭亦已結束，一切都將變得‘無比美好’”。
在白宮，人們匆匆地準備好了新總統的就職宣誓儀式。七點過幾分，終於找到了一本《聖經》，把它放在了那張傑西・瓊斯送給羅斯福的奇形怪狀的大桌子盡頭。杜魯門站在首席大法官斯通麵前，左邊是他的夫人和女兒。杜魯門夫人的眼睛紅腫，當她的丈夫用左手拿起《聖經》時，她似乎有些害怕。但是，杜魯門忘了舉起右手，首席大法官鎮靜地提醒他舉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福雷斯特爾心想，“斯通的堅定使這個場麵具有了莊嚴的氣氛。”
杜魯門跟著斯通重複道，“我，哈裏・S。杜魯門，莊嚴宣誓，我會忠實地執行合眾國總統的職務，並將竭盡全力維護、保護和捍衛合眾國憲法。”這時是下午七點零八分。
除了新總統及其內閣成員外，其他的人都走了。大家在一種似乎有些奇怪的柔和氣氛中圍著桌子坐了下來。杜魯門正要講話，厄爾利突然闖進會議室說，記者們想知道，舊金山會議是否會按原計劃於4月25日舉行。
“會議將像羅斯福總統生前所決定的那樣如期舉行。”杜魯門毫不猶豫地回答。他水平地透過厚厚的眼鏡片看向前方，對內閣成員說道，他打算“繼續執行羅斯福政府製定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然後，他又以他一貫的作風補充說，他要做一位真正的總統，對他的決定承擔全部責任。他希望他們能坦率地給出建議，但最終的全部政策判斷都要由他獨自作出。在短短的幾分鍾之內，杜魯門已經讓大家看到，他是一個不怕講出自己心裏話的人。簡短的會議結束之後，史汀生留了下來，他說他必須同總統商量一件十分緊急的事。“我希望您了解一下正在執行的一項龐大計劃――一種擁有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摧毀力量的新式炸彈的進展情況。”史汀生說，這就是他目前能說出來的全部情況。幾分鍾之後，總統動身回家了，腦子裏仍苦苦思索著這個計劃。
當晚，柏林的空襲警報剛剛響過，新聞秘書魯道夫・澤姆勒便在宣傳部的防空掩體裏接到一個電話。德國官方新聞機構的一個人在電話中說：“喂！聽我說，發生了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羅斯福死了！”
“你在開玩笑嗎？”
“不。路透社的一條消息說：‘羅斯福於今天中午逝世。’”
澤姆勒大聲重複了一遍這條消息。掩體裏昏昏欲睡的人們頓時跳了起來。他們突然完全清醒了，掩體裏響起了一片歡呼。人們大笑著互相握手。宣傳部的廚師在胸前畫著十字，大叫道：“這就是戈培爾博士對我們允諾的奇跡！”
澤姆勒打電話給第九軍，得知戈培爾已經離開了，很快就會到達柏林。這時，帝國總理府打來電話，要戈培爾一到就給元首回電話。十五分鍾後，戈培爾的車在剛剛被炸的阿德隆酒店和總理府的火光中停在了宣傳部門口。幾位參謀部成員匆匆跑下台階去迎接戈培爾。“部長先生，”一個記者說，“羅斯福死了。”
戈培爾跳下汽車，呆呆地站了一會兒。最後，他轉向英格・阿貝策特爾夫人和興奮地圍在他身邊的其他人，聲音顫抖著，激動地說道：“現在，拿出最好的香檳酒，我們給元首打電話。”
當他走進辦公室時，澤姆勒忍不住大聲地告訴他這個消息。戈培爾臉色蒼白地說道：“這是一個轉折點！”接著，他又懷疑地問道，“這是真的嗎？”
當他給元首打電話時，大約有十個人都探頭過來聽。“元首，”他興奮地說，“我向您表示祝賀！羅斯福死了。星象圖上早已表明，4月份的下半月對我們來說將是一個轉折點。今天正是4月13日，星期五！”此時午夜剛過。“命運已放倒了您最大的敵人。上帝沒有拋棄我們。他已兩次把您從殘忍的暗殺中拯救了出來。您的敵人在1939年和1944年用來瞄準您的死亡，現在擊倒了我們最危險的敵人。這是一個奇跡！”他聽元首說了一會兒，然後提到，杜魯門可能會比羅斯福溫和一些。現在一切都有可能發生！
戈培爾掛上電話，兩眼閃閃發光，開始熱情洋溢地說了起來。澤姆勒從未見他如此興奮過，好像戰爭就要結束了一樣。
在與艾森豪威爾和布雷德利一起逗留到很晚之後，房車裏的巴頓正準備上床休息。他的手表停了，於是，他打開收音機，想聽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報時，而他聽到的是羅斯福逝世的消息。他衝向另外兩人就寢的房子，敲響了布雷德利的房門。
“出了什麽事？”布雷德利問。
“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告訴艾克，總統逝世了。”
他們來到艾森豪威爾的房間，三人一直在那裏坐到淩晨兩點，憂心忡忡地想著羅斯福的逝世會對未來的和平產生什麽影響。他們懷疑美國是否還有第二個人能像羅斯福那樣老練地同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打交道，並且一致認為，美國不得不在曆史上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更換領導人，實在是個悲劇。最後，他們悲傷而沮喪地上床休息了。
當丘吉爾聽到羅斯福已經逝世時，他覺得自己被“重重擊了一拳”，立刻被“一種巨大而無法彌補的損失感壓倒了”。他打電話給在克拉裏奇的巴魯克，用非常痛苦的聲音問道：“你認為我應該去華盛頓嗎？”
“不，溫斯頓，我認為你應該留在這裏工作。”巴魯克答應，在起程飛回華盛頓之前，他會來看看丘吉爾。當他來到唐寧街10號時，丘吉爾仍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煩亂。“你認為我應該去華盛頓嗎？”他又一次問道。
巴魯克再一次向他保證，留在家裏更為明智。他本人將和羅森曼法官以及其他幾人一起，乘“聖牛”號飛機起程。中午時分，飛機起飛了，開始了前往華盛頓漫長而痛苦的旅程。誰也不想說話，所有人都在全心全意地懷想總統。巴魯克想起了他在奧爾巴尼第一次見到羅斯福時的情景――當時他還是個有些傲慢的年輕州議員。接著，他又回憶起了1924年的民主黨大會，羅斯福費力地拄著雙拐挪到了講台上，為時為紐約州州長的阿爾・史密斯做了那篇言辭華麗的“快樂的戰士”提名演講。巴魯克想道，無論他有何缺點或錯誤――而且二人曾數次產生過分歧――羅斯福“對於民主政治的理念與理想始終深信不疑”，並且，“他所關心的自由、公正，以及機會平等決非抽象的術語，而是從全人類的角度出發”。
當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得知羅斯福去世的消息時，他“感覺曆史的天使正在房間裏沙沙地振翅而飛”，並且想知道這是否就是“渴望已久的命運的轉機”。他打電話給戈培爾，祝賀他最近的預言應驗了，但建議他“立即給新聞界發指示”。新聞界既不能辱罵美國的新總統，也不能讚美他，特別是不能提及羅斯福和戈培爾之間的長期爭執。“現在出現了新的可能性，新聞界不應笨拙地毀掉它們。”
戈培爾表示同意。“這一消息將激勵全體德國人民，使其士氣徹底改變，因為人們可以並且應該把這一事件看做命運和正義的體現！”
伯爵深受鼓舞，當即坐下來給戈培爾寫信：
……我本人認為，羅斯福之死乃是上帝的裁決，同時也是上帝賜予我們的禮物，是我們應努力爭取才能擁有的禮物，他的死消除了同美國人進行接觸的所有道路上的障礙。現在，他們必須利用上帝賜予的這個機會，盡一切努力使談判開始。在我看來，唯一有希望的方法是通過教皇進行斡旋。鑒於美國的天主教徒形成了一個強大而統一的集團――與之相反，美國的新教徒則分散成了許多小派別――教皇的聲音在美國可能分量非常重。考慮到軍事形勢的嚴重性，我們不應再遲疑……
當天，即4月13日，星期五上午，在一次會議上，戈培爾忠告新聞界，在關於杜魯門的問題上要非常客觀，不要下斷言，不要說任何激怒新總統的話，要隱藏起對羅斯福之死的欣喜之情。但是，到了下午，這位宣傳部長興高采烈的情緒就開始減弱了。當布賽將軍打電話問他羅斯福之死是否便是他在前一天所暗示的形勢時，戈培爾冷淡地回答：“噢，我們不知道。我們得看看。”
的確，從前線來的第一批報告表明，美國總統的更換絲毫沒有影響敵人的行動。當天晚些時候，戈培爾告訴澤姆勒以及他參謀部的其他成員：“也許命運又一次變得殘酷了，它戲弄了我們。也許我們高興得太早了。”
然而，並非所有的德國人都對美國總統之死感到高興。愛德華・W。小貝蒂――一名被關在柏林以南約三十五英裏處的盧肯瓦爾德IIIA軍官戰俘營的美國記者――覺得，有幾名衛兵似乎真的很難過。以前，貝蒂從未意識到羅斯福對歐洲被壓迫人民來說意味著什麽。整整一天，波蘭人、挪威人和法國人一直在看望美國人，並同情地和他們互相握手。前挪威總司令奧托・盧格少將給集中營裏的美國高級軍官羅伊・赫特中校寫道：“世界失去了一位偉人，鄙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集中營裏的英國高級軍官、空軍中校史密斯寫道：“我們大英帝國失去了一位熱情而忠實的朋友……按照我們的願望，他應該活著親眼見到我們努力的成果。他曾為了這一成果而全心全意地英勇奮鬥。”
在美國戰俘的牢房裏，赫特中校命令宣讀訃告。人們立正一分鍾進行默哀，很多人禁不住潸然淚下。
對於杜魯門來說，這是忙碌的一天。在去白宮的路上，他讓美聯社的托尼・瓦卡羅搭乘了自己的車。“在曆史上，”總統說，“沒有幾人能與他比肩。我繼承了他的衣缽，因此，我默告上蒼，希望自己不辱使命。”
他召來斯退丁紐斯，叫他準備一份關於與蘇聯之間的問題的概要。然後，他來到國會大廈，詢問一群國會領袖，是否可以在4月16日安排一次參議院和眾議院聯席會議，他想親自對他們講幾句話。
“哈裏，”一個參議員說，“你已經計劃了要來，不管我們同不同意。”
“你知道我應該來，”他帶著中西部人的鼻音尖刻地回答說，“但我更希望可以在你們所有人體諒的支持和歡迎下這樣做。”
各報記者在參議院門口排成一長排。總統同他們一一握手。
“孩子們，”他說，“如果你們曾經祈禱過，現在就為我祈禱吧。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曾經挑過擔子，但是，當昨天他們告訴我發生了什麽事時，我感覺好像月亮、星星、所有的行星都落到了我身上。我要承擔一個人所承擔過的最大的責任。”
“祝您好運，總統先生。”一個記者大聲說。
“我真希望你們沒這樣稱呼我。”
這一天，他收到許多唁電和鼓勵的信件。斯大林發來電報說：
……美國人民和聯合國失去了富蘭克林・羅斯福這樣一位世界性的偉大政治家，一位戰後和平和安全的鬥士……
在莫斯科，羅斯福的逝世引起了人們真誠的悲哀和對未來的某種憂慮。所有報紙的頭版都套上了寬寬的黑框。城內掛起了黑邊旗，最高蘇維埃也靜默致哀。（就連一個敵人，日本新首相海軍上將鈴木貫太郎，也為美國人民失去這樣一位“美國賴以獲得今天的優勢地位”的人物表示“深切同情”。不過，一些日本的宣傳家卻編造了一個故事，說羅斯福是憂慮而死――並把總統最後說的那句“我頭痛得厲害”改為“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杜魯門表示，他已收到丘吉爾那封充滿同情的信，並說他正打算給丘吉爾發一封電報，談談他“在波蘭問題上的觀點和建議”。下午三點，他接見了斯退丁紐斯和波倫，兩人對他簡單介紹了波蘭問題。於是，杜魯門開始起草另一封致丘吉爾的電報：
斯大林給閣下和羅斯福總統的回電，使我們的下一步行動變得極為重要。雖然除了其中的幾句，他的回電不容我們樂觀，但我強烈地感覺到，我們應該再次對他進行試探。
在杜魯門起草這封電報的同時，斯退丁紐斯送來了哈裏曼發的一封電報。大使剛剛謁見了斯大林。斯大林希望，他能像同羅斯福一樣同杜魯門密切合作。哈裏曼給斯大林提出建議，向大家保證蘇聯渴望繼續合作的最佳途徑，是派莫洛托夫前往舊金山。斯大林毫不遲疑地告訴哈裏曼，如果杜魯門正式邀請莫洛托夫訪問華盛頓，然後前往舊金山的話，他就派莫洛托夫去。
總統命斯退丁紐斯起草一份邀請函。在明尼蘇達州的羅徹斯特，哈裏・霍普金斯從聖瑪麗醫院打電話給舍伍德，他隻是想找個人聊聊羅斯福。“你我都得到了一樣偉大之物，它足以伴隨我們終生。”他說，“這就是一種偉大的認知。因為我們知道，眾人對他的看法，以及眾人之所以深愛他的原因，都是正確的。”他承認，有時，總統似乎因一己私利而作出了過多的讓步。“但是，在大的問題上――在一切具有真正而持久的重要性的問題上――他從不讓人失望。”
羅斯福夫人正和她丈夫的遺體一起待在一輛開往華盛頓的列車上。這是“漫長而令人心碎”的一夜。整整一夜，她都躺在臥鋪上，望著窗外飛掠而過的土地，“望著一整夜裏各個車站甚至交叉路口那些來向總統遺體告別的人們的臉龐”。
4月14日上午十點，列車到達了華盛頓聯合車站。安娜・伯蒂格在她的哥哥艾利沃特・羅斯福準將和他的演員妻子費伊・愛默生的陪同下，走進了運送遺體的車廂。接著，杜魯門、哈裏・華萊士和貝爾納斯都上車來向羅斯福夫人致意。
一輛由六匹白馬拉著的靈車載著一副蓋著一麵旗幟的棺材，在幾萬人的注目下，沿著製憲大街向白宮走去。自從林肯逝世以來，還沒有哪一位總統的逝世能夠如此深深地牽動美國人民的心。許多人在無聲地哭泣，有些人表情陰沉，但又強自忍耐，有些人隻是茫然地呆望著。美國人民仍然難以接受，這個自1933年以來就是他們總統的人已經去世了。杜魯門注意到，一位老年黑人婦女正坐在路邊，用圍裙蒙著臉失聲痛哭，仿佛她剛剛失去了自己的兒子一樣。
當羅森曼和他的夫人走過白宮的門廊時，她低聲說道：“這是
……這一情形激怒了蘇聯指揮部，也孕育著彼此的不信任……在這種形勢下，盟國之間不應相互隱藏任何事情。
惱怒的總統要馬歇爾和萊希起草一封回電。參謀長聯席會議被斯大林的指控弄得憂心忡忡，害怕同俄國公開決裂會成為“妨礙德國軍隊迅速崩潰的唯一奇事”。他們起草了一封回電，設法做到了使其既強有力又緩和。
……我必須重申，伯爾尼會晤的唯一目的是同有能力的德國軍官建立接觸，而不是為了開始任何談判……這整件事是由一名被視為希姆萊親信的德國軍官主動發起的。當然，他唯一的目的很有可能是為了在盟國之間製造懷疑和不信任的氣氛。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讓他達成這一目標。我相信，關於目前的形勢和我的意圖，以上這些直截了當的說明可以減輕您在3月29日的電報中所表達的憂慮。
斯大林擔心，如果允許德國人迅速投降，在意大利北部實現共產主義的願望就會遇到麻煩。這種擔心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斯大林顯然收到了他在瑞士的間諜發回的許多假情報，因此，4月3日，他又給羅斯福發了一封電報。作為盟友發給盟友的電報，它實在令人驚駭。斯大林在電報中非常公開地譴責西方盟國在玩一場騙人的遊戲：
……您斷言到目前為止，談判並沒有開始。顯然，您的消息不太靈通。據我的軍事同僚看來，根據他們掌握的情報，他們確信，談判不但已經開始，而且已同德國人達成了一項協議。借此，德國西線司令官凱塞林元帥將向英美軍隊打開西線，讓其向東邊推進；作為交換，英國人和美國人則答應，對德國人放寬停戰的條件。
我認為，我的同僚們的看法與事實真相出入並不大。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會把蘇聯指揮部的代表排除在伯爾尼（阿斯科納）會談之外。
我同樣無法解釋的是英國人的緘默態度。他們讓您來同我就這件令人不快的事通信，而自己卻默不作聲。據我所知，伯爾尼談判是英國人首先提議的……
艾森豪威爾最近就柏林問題寫給斯大林的充滿合作精神的信，可能進一步加深了他的懷疑。斯大林繼續以挖苦口氣指出，在瑞士的“談判”使得盟軍“幾乎沒遇到任何抵抗”便推進到了德國核心地區，而東線則一直在進行激戰。
有一個美國人強烈地感到俄國人不會在這一問題或其他問題上輕易讓步，這就是艾夫裏爾・哈裏曼。斯大林的電報剛到他手裏，他便立刻致電國務院，說蘇聯人完全是從他們自身的自私利益的角度來看待所有這些事情的。
……我軍解放的地區，如法國、比利時和意大利，食品供應非常困難。而相比較之下，紅軍解放的地區供應條件據說卻令人滿意。他們公開宣揚這種形勢對比，為的是他們自己政治上的利益……因此，我遺憾地得出結論，我們應遵循的政策是，首先照顧西方盟國和我們要負責的其他地區，把剩下的地方交給俄國。
支援各反對集權主義的民族，並且阻止蘇聯滲透的唯一方式，他說，就是幫助這些民族迅速實現經濟穩定。
……因此我建議，我們要正視現實，並相應地製訂我們的對外經濟政策……
這些結論被呈交給了總統。無疑，它們對總統4月5日致電斯大林一事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這是總統自開戰以來發出的最為咄咄逼人、最為憤怒的電報：
……讓人震驚的是，蘇聯政府似乎相信，我已同敵人達成一個協議，而且沒有事先征得閣下的完全同意。
……如果在蒙受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損失之後，在勝利唾手可得的時刻，竟有這樣一種懷疑，這樣一種彼此缺乏信任的氣氛來損害我們的事業的話，那將是有史以來的最大悲劇之一。
坦白地說，鑒於您的情報人員，無論他們是誰，竟對我和我深為信任的部下的行動有如此卑劣的歪曲，我無法不對他們表示極大的憤慨。
當丘吉爾拿到這封電報的複本時，簡直樂不可支。他認為，其中最後一句話，“似乎很像羅斯福本人憤怒時的形象”。他立即寫信給總統，說他“對斯大林竟給總統發來這種如此侮辱美國和英國名譽的電報而感到震驚”。同時，他還給斯大林發了一封長長的電報，電報的結尾說道：
……我和我的同僚都認為，總統回電的最後一句話即我們心中所想。
哈裏曼在第二天寫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報告說，美國持續采取的“寬宏大量和體諒周到的態度”竟被蘇聯人看成是軟弱的標誌。他聲言，“蘇聯人對於有關我們利益的事幾乎每一天都會表現出公開侮辱和完全漠視的態度，這簡直不勝枚舉”。他強烈敦促采取報複手段，以使蘇聯人認識到，他們不能“繼續堅持他們當前的態度而不付出高昂的代價”。
哈裏曼堅信，隻有采取強硬的政策才能與蘇聯人共事。斯大林給羅斯福那封有“如此卑劣地歪曲”一語的電報的回電證實了他的這種看法。斯大林顯然因總統那種受到傷害卻仍咄咄逼人的語氣而心煩意亂，試圖緩和一下局勢。
……我從未懷疑過閣下的正直或是可信賴性，正如我從未質疑過丘吉爾先生的正直和可信賴性一樣。
但是他仍然認為，應該邀請俄國人參加在瑞士召開的會議，並且堅持他的這一看法是“唯一正確的看法”。他還爭辯道――有幾分正確性――德軍在西線抵抗的日益乏力並不僅僅是由於“它們事實上已被擊敗了”。
……德國人在東線有一百四十七個師。他們可以完全不冒任何風險地從東線抽調十五到二十個師去增援西線的力量。然而，他們卻始終沒有這樣做，將來更不會這樣做。他們為了守住增列尼采而與俄國人殊死戰鬥。增列尼采隻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無名車站，對於他們來說就像膏藥對於死人那樣無足輕重。但他們卻未加抵抗便放棄了德國心髒地區，諸如奧斯納布呂克、曼海姆和卡塞爾等重要城市。您一定會承認，德國人的這種行為非常奇怪，無法理解。
斯大林還給丘吉爾發了一封帶有挑釁味道的道歉電報：
……我的電報都是以個人名義發的，並且非常秘密。這可以使我清晰坦率地直抒胸臆。這正是秘密書信往來的優勢。但是，如果閣下把我所有坦率的言辭都視為侮辱，將極大地不利於這種書信往來。我可以向閣下保證，我過去和現在都無意侮辱任何人。
同一天他發給盟國的其他電報，雖然表麵上是挑釁性的，但也表明他準備變得更加通情達理。例如，他告訴羅斯福，由於“英國和美國大使背離克裏米亞會議的指示”，波蘭問題已經走進了死胡同。然而，之後他又表示，他將在“短期內”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別的原因，那麽，正是總統的“如此卑劣地歪曲”的怒吼，在蘇聯引起了一種積極的憂慮。
看了這封關於波蘭問題的電報後，羅斯福立即致電丘吉爾：
……我們應該更仔細地研究一下斯大林這一態度的含意，以及我們接下來應采取什麽策略。如果不同您商量，我當然不會采取任何行動，發表任何聲明。我知道您也會這樣。
兩人――終於一致――感到斯大林的態度已經改變了很多，按照丘吉爾的說法，足以提供“取得進展的某種希望”。
在外交家們爭吵不休的同時，英―美―法軍隊粉碎了整條德國西線。這一成功並未平息英國指揮官們對關於柏林問題的決定的反對。當艾森豪威爾的代表，皇家空軍元帥A。W。特德爵士於4月3日前來參加英軍指揮官會議時，他試圖據理解釋艾森豪威爾的行動。他指出，艾森豪威爾是出於迫不得已才直接與斯大林通信，這僅僅是因為蒙哥馬利發布了一條矛盾百出的關於部隊行動的指示。
“我非常震驚，艾克竟認為必須請斯大林來控製蒙哥馬利。”布魯克譏諷地反駁道。
第二天，英軍指揮官們在一封長長的電報中要求他們的美國同行，要重新考慮“英美軍隊盡快攻占柏林的願望”。但是，丘吉爾希望能了結這場爭論。他確信美國人絕不會改變主意。4月5日，他致電羅斯福說：
……我認為這場爭論已告結束，為了向閣下證明我的誠意，我要引用我所懂得的很少的幾句拉丁格言之一：“情人的爭吵乃是愛情的一部分”。
但是，幾個小時後，在發給羅斯福的一封表麵上是討論“縱橫字謎行動”的電報中，他按捺不住地又提起了柏林問題。他說，他們應該“在盡可能靠東的地方同俄國軍隊會師，並且，如果情況允許的話，攻進柏林”。
艾森豪威爾同樣不能讓此事不了了之，他繼續給馬歇爾發去冗長的解釋，但對方已不再需要什麽武器來應付英國的反對了。就連蒙哥馬利也開始相信繼續爭論沒什麽好處。他好心地致電艾森豪威爾：
我很清楚您想要什麽。我將徹底粉碎北翼，盡我所能吸引敵軍，使其遠離布雷德利的主攻。
辛普森將軍的第九軍正迅速向易北河和柏林挺進。他不知道，德國首都已不再是盟軍的最終目標了。所以，當布雷德利命令他停下來“喘一口氣”時，他絲毫都沒有懷疑。幾天後，布雷德利又打來電話，告訴他：“前進！”辛普森便命他的參謀部“全速向柏林推進”，並決定讓艾薩克・懷特將軍的第二裝甲師和第三十或第八十二步兵師從馬格德堡沿高速公路發起最後衝鋒。他有充足的物資和載重十噸的卡車，而且他的官兵的狀態都很不錯。
希特勒的各條防線都在土崩瓦解，但數千名盟軍戰俘卻仍在向巴伐利亞南部的堡壘地區轉移。4月5日一大早，漢默爾堡的戰俘們冒著蒙蒙細雨，渾身透濕，瑟瑟發抖地來到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家園紐倫堡。
他們都因盟國空襲對這裏造成的可怕損壞而震撼不已。I。G。法本的工廠幾成廢墟，但機器仍在運轉。無軌電車、公共汽車和卡車都閑置在大街上。人們步行或騎自行車往來。街上看不到一個孩子。當隊伍抵達城市的另一端時，天空放晴了。衛兵叫戰俘們停下，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吃飯。卡瓦諾神父那一群人坐在幾棵雲杉樹下，曬著溫暖的太陽，吃著紅十字會送來的食物。飯後，他們席地躺下休息了一會兒。快到中午時，他們聽到城裏傳來了警報聲，接著，就是一聲緊張的大喊：“快走，快走！”突然，警報聲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一陣短促而可怕的掃射聲。戰俘們坐起來環顧四周。南麵半英裏處，在一片空闊的沙地對麵，有幾條路基加高的鐵軌。再往前，是長長的一排軍火倉庫、煙囪和油罐。
一大群德國人，其中大部分是士兵，爬上鐵路路堤向戰俘們衝來。
“看，德國佬來了！”
卡瓦諾神父看見遠處藍色的天空中出現了一些小黑點――那是兩隊共十四架轟炸機。接著，又出現了兩隊。飛機兩隊從南，兩隊從西，呈弧形飛了過來。照明彈拖著淡淡的白色尾巴落了下來。一個戰俘叫道：“天啊，我們正站在目標上！”
神父跳了起來，大聲叫道：“懺悔吧！”他開始反複向左右的人群誦念赦罪的語句，與此同時，無數的炸彈開始在工廠上空爆炸。卡瓦諾神父拉過一條毯子蒙在頭上，不停地祈禱。大地在他的腳下搖晃著。終於，一切平靜了。他抬眼看去，隻見工廠濃煙滾滾，烈焰熊熊。很多人影像小玩具娃娃一樣在漫天的煙火中四散奔逃。
突然傳來一聲尖叫：“臥倒！”另一隊轟炸機正向震耳欲聾的高射炮火靠近。更多的炸彈飛掠而下，隨之響起了一連串驚天動地的爆炸聲。軍火倉庫被打中了。大火呼嘯而起，牆壁嘎吱嘎吱地倒了下來，聲音蓋過了第三隊轟炸機從頭頂掠過的嗡嗡聲和投彈聲。
“應該結束了吧。”卡瓦諾心想。他從毯子的縫隙向外看去。煙塵如雨般落下，周圍格外昏暗。附近的人趴在地上，似乎是在緊抱著震顫的大地。第四隊轟炸機離開後，又來了第五隊。轟炸掀起的泥土和沙子濺得越來越近。地麵搖搖晃晃，起起伏伏，那聲音令人恐懼。沙子、礫石、塵土紛紛落在了戰俘們身上。有些人在尖叫：“醫生！醫生！”
神父站起身來，開始為他遇到的每一個了無生氣的人擦聖油。他心不在焉地從這個人跑向那個人，直到跑到了排頭才清醒過來。“我肯定落下了一些人。”想著，他又開始往回走。
“神父，來幫我們把這個人救出來！”一個軍官大喊道。他盯著躺在彈坑裏的一個受傷的美國人，彈坑裏全都是水。另外五名軍官隻是木然地袖手旁觀。神父推了推他們。“快點，動起來！幫忙把他拉出來！我還有別的事。”
他向約翰尼・洛什走去。洛什正趴在那裏，身邊坐著他的好朋友吉姆・基奧。
“嗨，神父，”洛什忍著疼痛笑道，“真高興你沒被炸著。”
“約翰尼的側肋被炸傷了，神父。”基奧解釋說。
神父看了看裹在洛什腹部那件浸透了鮮血的襯衣，這是為了防止腸子掉出來。神父知道，他就快不行了。於是，他開始為洛什赦罪，試圖安慰他。
“您認為我能好嗎，神父？”
“我當然希望你能好，約翰尼。我們一會兒就給你找個醫生來。”
神父發現道格拉斯・奧德爾坐在一個彈坑裏。有兩個人正把一條止血帶――一件撕破的髒襯衣――綁在他剩下的半截腿上。
“瞧，神父，看來我好不了了，”奧德爾微笑起來。他指向幾碼外一截被炸斷的腿，說道，“我身體的一部分在那裏。”他又說，不知為什麽，有神父在這裏，他感覺舒服多了。
約翰・馬登上尉走了過來。“神父，有一個新教隨軍牧師被炸死了，其他幾個牧師要您去一下。”神父和馬登一起過去了，找到了隨軍牧師斯科坎普的屍體。當卡瓦諾神父俯身給他擦聖油時，看見他那滿是煙塵的前額上已經有一個油塗的十字了。
傷亡甚是慘重。很多人受了傷，有二十四人死亡。衛兵們把還能走路的大約四百人集合起來，繼續向南前進。幸存的四名隨軍牧師、三名醫生和七名軍官則留下來照顧傷員。他們把死者一排排擺好，然後筋疲力盡地坐了下來。
德國士兵中的一名中士請求卡瓦諾神父給他一支煙，神父遞給他一盒。突然，神父覺得天旋地轉。他知道的下一件事，是一個人把一杯水遞到他的唇邊。這是坐在他旁邊草地上的一個德國人。兩人看著眼前這幅大屠殺的場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那些留在XIIIB軍官戰俘營的卡瓦諾神父的同伴們，即將被正在迅速向漢默爾堡前進的美國第十四裝甲師拯救。次日，即4月6日上午十一點，集中營的指揮官馮・格克爾將軍告訴美國醫生伯恩特少校，他的同胞大部隊即將來到此地，並會很快占領集中營。“我已得到柏林的命令，命我率駐軍撤離。現在，我把美國營區的指揮權交給你，由你保護集中營裏的你的同胞。此外，我還想求你幫個忙。”他指著幾百碼外的一幢房子說，“我要把我的妻子和妻妹留在那幢房子裏。我請求你在我離開之後親自負責她們的安全。我很為她們的安全擔心，主要是因為在這個集中營被解放後，俄國戰俘營很快也會被解放。”
炮火聲越來越近，於是伯恩特派了兩個醫生去守衛將軍家。從醫務室二樓望去，伯恩特可以看到美軍坦克正爬過山脊。那場麵非常吸引人。美軍一邊前進一邊開炮，但沒有遇到回擊。坦克離集中營大約一百碼時，伯恩特的兩名助手設法亮出了紅十字旗和美國旗幟――塗了紅藥水和亞甲藍的床單。坦克停止了炮火，碾過鐵絲網開進了營區。來自十二個國家的戰俘衝了出去，瘋狂地歡呼起來。有些人歡喜得流下了眼淚，有幾個人甚至跑去親吻坦克。
伯恩特找到特遣隊指揮官，第四十七坦克營的詹姆斯・蘭恩中校，告訴他需要立即把沃特斯上校送進醫院。消息傳給了第三軍。五點鍾，查爾斯・奧多姆上校乘飛機離開了巴頓的司令部，奉命去接回他的女婿。
第二天，即4月7日早晨，巴頓到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第三十四疏散醫院去看望沃特斯。雖然身體瘦弱，但上校精神卻很好――醫生們說他可以活下去，而且很可能不會癱瘓。“你知道我在漢默爾堡嗎？”他問。
“不，我不知道。”巴頓回答說，“我知道那個集中營裏有美國戰俘，所以就派部隊去了。”
東北方向大約七十五空英裏處，兩個尋找助產士的德國婦女在默克爾斯鹽礦附近被美國第九十師的軍警攔住了。在交談中，一個婦女指著那個礦產不經意地說：“那裏藏著很多金條。”
不久，巴頓得知在這個鹽礦發現了超過十億美元的紙幣，以及德意誌帝國銀行的秘密金庫。巴頓親自打電話給埃迪。埃迪說，他認為這個金庫裏藏著德國的全部黃金儲備。巴頓命令埃迪去把它炸開，查明真相。如果這真的是黃金儲備，他說，並向德國人宣布它已經落進了我們手中，他們的紙幣就會變得分文不值。
蓋伊從巴頓手裏奪過話筒，說道：“馬特，不要試圖把黃金運走！”
第二天，埃迪報告說，默克爾斯鹽礦裏的確有一大部分德國黃金儲備。他估計有相當於兩千萬美元的黃金和二十七億五千萬的德國馬克。根據官方計算，總價值是八千四百萬美元，這使其成為世界上數量最大的存款之一。在兩千一百英尺深的金庫裏，還有一筆相當大的寶藏，埃迪甚至都沒有提到這一點：無價的藝術品，其中包括從柏林的愷撒―弗雷德裏希博物館轉移來的那些。
巴頓一路往東，向魏瑪席卷而來。這裏是席勒、李斯特、歌德的福地，是昔日魏瑪共和國和布痕瓦爾德的所在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位於一片丘陵之上，可以俯瞰全城。它離歌德過去常常造訪的著名的歌德橡樹很近。在集中營大門上方，掛著兩條標語：“對或錯――我的祖國”，以及“各得其所”。集中營建立八年以來，已在這裏處決了五萬六千名囚犯。這裏平時有七萬名犯人，由於最近轉移了一些，隻剩下兩萬一千人了。但很多屍體還扔在深溝裏沒有掩埋。
隨著巴頓的腳步越來越近，集中營的指揮官開始在懇求與款待之間搖擺不定。“畢竟，我並不是最壞的人。”他對犯人們說。然後，他懇求犯人們告訴美國軍隊他有多善良。而與此同時，為了阻止可能發生的暴亂，他決定處決四十六名政治犯。
其中一位是彼得・曾克爾博士，布拉格的前市長。多年來，他一直是個忠實的反納粹分子。當他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時，曾克爾和其他犯人一樣，決定藏起來。他燒掉了有關家人的一切紀念品，包括照片和信件，又給他的妻子和家人寫了一封辭別信。一個朋友給他理了發，刮了胡子，修剪了他那濃密的眉毛，然後把他帶到了另一間營房裏。接下來的一整夜，已屆花甲之年的曾克爾被迫換了好幾個藏身之處。
處決四十六名犯人的命令使集中營裏的兩個地下小組團結在了一起――共產黨小組和反共人士小組。他們一致同意，不交出那些要被處決的人。秘密的命令從一間營房傳到另一間：任何犯人都不許出席早點名。隨著早上八點的臨近，氣氛越來越緊張。整個集中營裏彌漫著一種可怕的寧靜。八點的鍾聲敲響之後，兩萬一千名犯人沒有一個到院子裏去。曾克爾從石頭牆基上的一條縫隙向外看去，隻見一個孤單的人影出現了。那是一個法國製造商。衛兵讓他回去了，這似乎是在告訴其他犯人，隻要他們服從命令，就不會出什麽事。
指揮官立即命令再次點名。這次一個人都沒有出現。他派集中營警察到營房裏去找那四十六個人。表麵上，這些搜查者認真得簡直可笑，他們甚至拉開桌子的抽屜尋找。但是，顯然他們並不想找到任何東西，他們也能聽到巴頓那越來越近的隆隆炮聲。
在密謀暗殺希特勒的那些人中，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夫、迪特裏希・朋霍費爾牧師、最高統帥部情報處前處長，海軍上將威廉・卡納裏斯及其助手漢斯・奧斯特將軍此刻都麵臨著死亡，毫無被拯救的希望。他們已被帶到位於德、捷邊界附近的弗洛森堡集中營。一同來到這裏的還有一大群“重要的”犯人，包括弗朗茲・哈爾德將軍、奧地利前總理庫爾特・馮・許士尼格、財政奇才希爾馬・沙赫特博士，以及約瑟夫・“奧克森澤普”・米勒。米勒曾在1939年勸說教皇充當英國人和一個反納粹政權之間的中間人。
4月8日，米勒被帶出牢房，來到絞刑架前。有人告訴他：“最後的一幕即將開始。你將在卡納裏斯和奧斯特之後被絞死。”這裏甚至比布痕瓦爾德更混亂。不知為什麽，米勒又被帶回牢房，但幾乎立即又被帶到絞刑架前，讓他站在那裏。最後，有人告訴他：“今天我們先饒了你。”接著又把他送回了牢房。
當晚，蓋世太保的一個軍官困惑地來到施拉布倫多夫的牢房，問他是不是迪特裏希・朋霍費爾。他說不是。這個軍官出去了，但幾分鍾後，他又回來問了一次。同樣的問題也問了米勒，之後，他接著回去睡覺。但是，四點左右，他被一個孩子的聲音吵醒了。他以為自己是在做夢，或者是瘋掉了。許士尼格的妻子和孩子、沙赫特博士、哈爾德將軍和托馬斯將軍正被帶進一輛前往達豪的公共汽車。
兩個小時後，有人開始叫各牢房的門牌號。隨後，米勒聽見卡納裏斯要求允許給他的妻子寫幾句話。又過了兩個小時，一個衛兵進來摘下米勒的手銬。“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他迷惑地說，“他們告訴我你是頭號罪犯。可是我們現在不知道該怎樣處置你。”
米勒走向牢房的小窗戶，隻見外麵有兩個外國軍官（其中一個是英國秘密間諜彼得・丘吉爾，被捕於1943年）站在運動場上。“你也是要被絞死的高級軍官嗎？”丘吉爾的同伴問米勒。
“我想是的。”
“你的朋友們已經被絞死了，正在牢房後麵火化呢。”
一片片層狀的渣滓通過鐵窗飄進了米勒的牢房。過了一會兒他才毛骨悚然地意識到，這可能是卡納裏斯和奧斯特被燒焦的皮膚。
在柏林，希特勒的財政部長――盧茨・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知道，戰爭已無可挽救地失敗了。他想使德國人民避免遭受更多的苦難。伯爵是一位狂熱的天主教徒，曾是牛津大學奧利爾學院的羅氏獎學金獲得者，因此，他對英國的感情很深。他決定把他對德國命運的憂慮直接告訴給戈培爾。也許這位宣傳部長可以說服希特勒同西方進行和平談判。
戈培爾也有同樣的憂慮，但是他說，勝利的希望比人們認識到的要大得多。布爾什維克同英美之間的分裂正日益加深。“我們唯一要做的重要之事就是保持警惕，等待他們之間必將發生的徹底決裂。”這將在兩三個月後來臨。
“我也相信他們會徹底分裂，”伯爵回答說，但他認為那時就太晚了，“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他說。軍事形勢已然絕望。應派有資質的非正式代表到國外通過布克哈特博士或教皇這樣的中間人進行談判。
讓人意外的是，戈培爾不僅欣然同意，並且透露說已經為建立這類接觸采取了秘密措施。到目前為止，就他所知道的，美國人和蘇聯人並不是非常反對這一建議，而英國人卻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戈培爾指出：“但是，從我們這方麵來說，談判的障礙來自裏賓特洛甫。”他說，不幸的是，他不能公開在元首麵前批評外交部長，因為有流言說他自己想當外交部長。“你應該明白，元首不能也不會聽取那些局外人主動發表的意見。此外，‘七・二�’事件給他心理上的影響遠大於肉體上的。這一背叛行為是一次可怕的打擊，使他更為多疑，更為孤僻。但我知道，元首是多麽重視你的正直與真誠，多麽欣賞你的意見，因為他知道你從未想過為自己要求過什麽。”戈培爾停頓了片刻，然後問道：“你是否介意我安排你同元首見個麵？”
戈培爾沒給震驚的伯爵回答的機會，繼續說道：“你首先可以就你職權範圍內的情況做一下簡要的匯報。之後元首會開始跟你討論總的形勢，這可以讓你很容易地談起真正的問題。記住，元首不能容忍失敗主義。你必須巧妙地措辭，謹慎一些。”他戲謔地看著伯爵。
“你可以代表我同元首談話。”
戈培爾隨即恢複了往日的熱情。他描述了最近他是如何給元首朗讀了卡萊爾對七年戰爭中那些絕望日子的描寫：因在普魯士的明顯失敗而灰心喪氣的腓特烈大帝宣稱，如果在2月15日之前仍沒有轉機，他就服毒自殺。卡萊爾寫道：“英勇的國王，請您再等一等，您受難的日子就要結束了；那好運的太陽已隱藏在雲後，很快便將出現在您麵前。”2月12日，俄國女皇駕崩，給腓特烈大帝的命運帶來了神奇的轉折。戈培爾說，聽完這段故事之後，元首熱淚盈眶。
他接著滔滔不絕地透露說，1933年1月30日為元首卜算的星象圖曾預言，1941年以前德國會接連勝利，然後是節節敗退，直到1945年4月的上半月遭到慘敗。但是，4月下半月，將會取得暫時的勝利，接著是一段暫時的休戰，直到8月取得和平。此後，德國將會度過三年的艱難處境，但到了1948年，德國便會東山再起。
第二天，戈培爾給伯爵送去了那張星象圖。盡管那些預言在伯爵看來並不是非常明顯，但他還是對關於4月下半月可能會發生的事的推測非常感興趣。
如果說德國的命運可能會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轉變，這在西線卻似乎根本不可能。4月11日一大早，霍奇斯第一軍的一支先頭部隊，即第三裝甲師的B戰鬥部隊，迅速向德國中部的北豪森挺進。那裏建有希特勒一個主要的神奇武器的新組裝廠，該武器就是維爾納・馮・布勞恩的火箭。
布勞恩最近遇到了一場車禍，現在正在休養。他的上半身和左臂還套著巨大的石膏。複活節那天，他接到報告說，美國坦克已經到了南麵僅僅幾英裏處。他擔心黨衛隊會執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銷毀有關V-2型火箭的成噸的寶貴資料和設計圖。他應該搶救這些東西。
布勞恩指示他的私人助手迪特爾・胡策爾和佩內明德試驗室的設計主任伯恩哈德・特斯曼把這些文件藏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可能是一個舊礦井、地窖，或其他類似的地方。除了這些，我沒有什麽確切的想法。而時間又不多了。”
這十四噸資料用了三輛歐寶卡車來運。4月3日，這個小小的車隊向北麵鄰近的哈爾茨山脈駛去。這座山因其溫泉療養地而聞名，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特斯曼和胡策爾一整天都在拚命尋找一個合適的掩藏之處，最後，終於在與世隔絕的德蘭登村找到了一個廢棄的鐵礦。三十六小時後，所有的資料都用一列機車拉進了礦井中心，然後人工搬進了火藥庫。
任務完成了，精疲力竭的胡策爾心想。第二天，他又和他的搭檔回到這裏，炸塌了通往火藥庫的坑道。之後，年邁的礦井看守又小心地點燃了另一根引線，完全堵住了礦井。隻有特斯曼、胡策爾和這位看守知道埋藏這些無價之寶的確切地點。而這位看守卻根本不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麽。
4月10日，位於北豪森那龐大的V-2型火箭地下工廠停工了。火箭專家、工程師和工人們――一共四千五百人――都各自回了家，而奴工們則回到了附近的集中營。有五百名專家已經被黨衛隊將軍，V-2型武器計劃特別專員漢斯・卡姆萊用他的專列――“複仇”快車――送到了南麵三百英裏處的上阿默高。
次日，即4月11日上午，第三裝甲師的韋爾伯恩特遣隊從北麵接近了北豪森。與此同時，洛韋拉迪特遣隊也從南麵來了。兩位指揮官都接到了情報部門的警報，說他們“在北豪森地區會碰到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他們起初以為這是指城裏的集中營，那裏有大約五千具正在腐爛的屍體躺在室外或營房裏。但是，在北豪森西北幾英裏處的哈爾茨山脈的山腳下，他們碰上了一群身著肮髒的條紋睡衣的囚犯。囚犯們說，山裏有“絕妙的東西”。
兩位指揮官向寬敞的隧道裏窺視了一眼，隻見裏麵放著幾節貨車車皮和幾輛卡車，上麵裝著長長的短鰭火箭。兩人和戰鬥部隊的情報軍官威廉・卡斯蒂爾深入大山腹地，在那裏發現了一個綜合工廠。在卡斯蒂爾看來，那是一個“魔術師的洞穴”。V-1型火箭和V-2型火箭的零部件整齊地擺在那裏，那些精密的機器顯然都仍運轉良好。
當巴黎的軍械技術情報處處長霍爾加・托夫托伊上校得知這一驚人發現後，便著手組織了一個“V-2特使團”。其任務是撤出一百枚完整的V-2型火箭，把它們用船運往位於新墨西哥的懷特・桑德斯試驗場。不過，誰都沒告訴托夫托伊，一旦戰爭結束，北豪森地區將屬於蘇聯的占領區，於是，他按常規進行著這一切。
在東南約四十五空英裏處，巴頓的一支裝甲先頭部隊終於進入了魏瑪。在俯瞰城市的山岡上，布痕瓦爾德的戰俘們幾乎再也無法忍受這裏的緊張氣氛。解放就在幾分鍾之後。中午，所有的黨衛隊隊員都奉命離開了。對於布拉格的前市長彼得・曾克爾來說，那些恐慌的納粹分子撤走的情景是他此生最樂於見到的一幕。最後一輛卡車剛一開走，戰俘們就繳了那些被留下來的倒黴的崗哨的武器，並且占領了�望塔。接著，他們又在大門附近掛起了一麵表示歡迎的白旗。
當天下午，美國坦克爬上山岡，開進了集中營。戰俘們湧向坦克，紛紛抓起美軍士兵的手。曾克爾認出了隨軍記者愛德華・R。莫羅。“我是在布拉格認識你的！”他大聲喊道。但莫羅起初根本認不出這個骨瘦如柴的人是誰。“我是曾克爾。”他說。幾個小時後，莫羅向倫敦報告說，布拉格市長在布痕瓦爾德幸免於難。
當天上午晚些時候，在布痕瓦爾德以西六十英裏處，艾森豪威爾、巴頓和布雷德利走進了由一個德國人操作的原始的電梯。他們要深入默克爾斯鹽礦，去仔細檢查帝國的黃金儲備。搖搖晃晃的電梯飛速降下兩千英尺深的豎井，這時，巴頓開始數起了同伴肩膀上的星。然後，他抬頭看向上麵唯一的那根纜繩，說道：“如果那根晾衣繩斷掉的話，美國軍隊裏的晉升將會相當之快。”
“好了，喬治，”艾森豪威爾說，“夠了。在我們重新回到地麵上之前，別再開玩笑了。”
到了井底之後，他們在微弱的光線中摸索著走進了一個拱形的洞窟。然後，他們發現了幾袋金幣、金條、名畫，以及裝滿假牙架的柳條箱。巴頓匆匆看了看幾幅畫――是從愷撒―弗雷德裏希博物館運來的那些。據他估計，每幅隻值兩個半美元，都是些大路貨。
礦井的看守指向那十幾袋錢，解釋說，這三十億德國馬克是最後的紙幣儲備，“他們將會迫切需要這些錢來支付軍餉”。
“告訴他，”布雷德利對翻譯說，“我懷疑德國軍隊還需要再發多久的軍餉。”他轉向巴頓。“如果我們還處在戰利品歸士兵所有的古老的海盜時代，你將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巴頓咧嘴笑了。
稍後，在第十二兵團司令部吃午飯時，巴頓表示，記者對禁止公布關於默克爾斯的新聞一事表示抗議，從而引起了極大的騷動，但他毫不因此而感到不安。“我知道，在這件事上我是正確的。”
“好吧！讓我見鬼去！”艾森豪威爾說，“在你說這句話之前，你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你那麽肯定的話，那麽，我確信，你錯了。”
巴頓隔著桌子向布雷德利眨了眨眼。布雷德利大笑起來，問道：“喬治，為什麽保密呢？你準備怎麽處理這些錢？”
巴頓露出滿臉笑容。他說，第三軍內有兩種看法。一半人主張把這些黃金做成金屬獎章，“給第三軍每個婊子養的一個……”其他人則主張把贓物藏起來，直到國會嚴厲打擊軍隊在和平時期占有財富為止；那時第三軍可以拿出這些錢，采購新式武器。
艾森豪威爾搖搖頭，轉向布雷德利。“他總是有話說！”
午飯後，幾人乘觀測飛機前往第二十兵團設在戈塔的司令部。戈塔位於埃爾富特附近。兵團司令沃爾頓・H。沃克少將向他們做了簡要匯報，然後建議他們去參觀一下北奧爾德魯夫集中營。
“在親眼看到這個瘟疫區之前，”巴頓說，“你永遠也不會相信這些德國佬有多卑鄙。”
這些美國人甚至還沒走進柵欄，一股屍體的惡臭就撲麵而來。柵欄後麵的淺坑裏扔著大約三千二百具一絲不掛、瘦骨嶙峋的屍體。還有一些屍體就趴在路上，渾身都爬滿了虱子。看到這一場麵，艾森豪威爾不禁臉色蒼白。在這之前，他僅僅是聽說過這類恐怖的事情。他被嚇壞了，說道：“美國人簡直不能理解這種事情。”
布雷德利厭惡得說不出話，巴頓則走到一旁嘔吐了起來。然而，艾森豪威爾覺得他有責任去看一看集中營的每個角落。當大家滿臉嚴肅地在門口等車時，一個美國兵不小心撞到了一個從前的德國衛兵，於是便表示歉意地笑了一笑。艾森豪威爾盯著這個年輕的美國兵，冷冷地說道：“還對他們恨不起來？”他轉向他的同伴們。“我要讓所有還沒真正上過前線的美國戰士都來看看這個地方。有人對我們說，美國士兵不知道他在為何而戰。至少現在，他該知道他在為何而戰了。”
在第三軍司令部，艾森豪威爾分別致電倫敦和華盛頓，敦促兩國政府派立法委員代表團和記者來這裏。他認為，應該馬上讓美國和英國公眾看到納粹野蠻行徑的種種證據。
晚飯後，巴頓給艾森豪威爾倒了一杯酒。“我不能理解究竟是什麽樣的精神狀態迫使德國人民做出這樣的事情。”艾森豪威爾說。他的臉色仍舊很蒼白。“為什麽？我們的士兵絕不會像德國人那樣損毀屍體。”
“並非所有的德國人都能忍受這種行為。”巴頓的副參謀長說，“我們曾讓一個城市的全體居民排隊去參觀一個集中營，該市的市長及其夫人回家後割腕自殺了。”
“噢，這是我所聽過的最為鼓舞人心的事，”艾森豪威爾回答說，“這意味著他們之中的某些人還有一點人性。”
晚餐後，當艾森豪威爾同巴頓單獨相處時，他秘密地表示，第九軍和第一軍應立即停止前進，而巴頓的第三軍則應掉頭向南。接著，他主動透露了他沒向任何其他軍的指揮官透露過的看法。“從戰術角度來看，”他說，“讓美國軍隊攻占柏林是極不可取的。我希望沒有任何政治勢力會迫使我攻占這座城市。它既沒有戰術價值，也沒有戰略價值，攻占它隻會給美國軍隊加上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流亡者和盟國戰俘的重擔。”
巴頓非常沮喪。“艾克，我不明白你怎麽會這麽想，”他說，“我們最好攻占柏林，而且要快――並隨即向奧得河推進！”
當天――那天是4月12日――下午早些時候，戈培爾、他的副官，以及他的助手維爾納・瑙曼博士驅車往東，來到位於奧得河附近的第九軍司令部。在這裏，他向布賽及其參謀部講了腓特烈大帝那個故事。也就是之前他對施威林・馮・克羅西克所講的那個。一個持懷疑態度的聽眾尖刻地問道：“那麽，這次是哪位俄國女皇要死掉呢？”
“我不知道，”戈培爾回答說，“但是命運之神掌握著各種可能性。”
在佐治亞的溫泉療養院，此時剛剛上午十一點。在距溫泉隻有兩英裏的號稱“小白宮”的別墅中，羅斯福總統想放鬆下來。天氣很糟，因此從華盛頓來送信的飛機沒能起飛，早上的信件要到中午才會到。羅斯福無事可做，決定待在床上，讀讀亞特蘭大的《憲法報》。
“今天上午我感覺不太好。”他對上了年紀的黑人女仆利齊・麥克達夫爾說，然後把報紙放在了一本還沒讀完的平裝本推理小說上。小說名叫《木偶謀殺案》，正打開在《六英尺之地》那一章。
一小時後，他坐在皮質扶手椅上，同他的兩個表妹，瑪格麗特・薩克莉小姐和勞拉・德拉諾小姐，以及他的老朋友溫斯羅普・拉瑟弗德夫人聊著天。他穿著一身深灰色的西裝，裏麵套了件馬甲，打著一條紅色的哈佛活結領帶。他不喜歡穿馬甲，而且更喜歡打蝴蝶領結，但一會兒有人要給他畫像，所以隻能如此。他的秘書威廉・哈西特拿來準備發出去的信件，總統開始在上麵簽名。其中由國務院準備的一封信讓他覺得很有趣。“這是一封典型的國務院的信，”他對哈西特說，“簡直是空洞無物。”
一位高貴的高個子婦人把畫架放在了窗前。她是伊麗莎白・肖瑪諾夫夫人。她已經為總統畫了一張水彩畫，現在正在畫另外一張，羅斯福打算把它送給拉瑟弗德夫人的女兒。
她把一件深藍色的披風圍在總統的肩上，然後，在總統繼續工作的同時，她開始作畫。下午一點時，羅斯福看了看手表說：“我們隻有十五分鍾的時間了。”
薩克莉小姐在繼續鉤衣服，德拉諾小姐開始往花瓶裏插花。羅斯福點燃了一根煙。突然，他舉起左手按住太陽穴；接著，手砰地滑了下來。
“您掉了什麽東西嗎？”薩克莉小姐問道。
羅斯福閉上眼睛，用輕得隻有她能聽得見的聲音說：“我頭痛得厲害。”他向前撲去，失去了知覺。這時是下午一點十五分。十五分鍾到了。
片刻之後，負責照顧總統的海軍醫生霍華德・布魯恩少校來了。他叫人把總統抬到臥室。總統沉重地呼吸著；脈搏每分鍾一百零四次，血壓超過了最高的標記。布魯恩知道，這是腦出血。他在羅斯福的手臂上注射了氨茶堿和硝化甘油。
下午兩點零五分，布魯恩給在華盛頓的總統私人醫生、海軍上將羅斯・麥金太爾打電話，報告說羅斯福似乎是腦中風，現在仍然不省人事。麥金太爾打電話給在亞特蘭大的美國醫學協會前主席詹姆斯・波林，要他馬上趕去溫泉療養院。
大約與此同時，勞拉・德拉諾打電話給在白宮的埃莉諾・羅斯福，說富蘭克林在坐著畫像時昏了過去。過了一會兒，麥金太爾也打電話給第一夫人。他並不是很擔心，他說，但認為他們今晚應一起去溫泉。不過，他建議她不要取消下午的約會，因為在最後一分鍾取消約會、前往佐治亞會引起太多的議論。於是，羅斯福夫人按原定計劃乘車前往薩爾格雷夫俱樂部，參加慈善舊貨店的年度義演。
波林博士沿著他無比熟悉的小路疾速前行。下午三點二十八分，他到了小白宮。他發現總統“出著冷汗，麵如死灰，呼吸困難”。他的脈搏微弱得幾乎摸不出來。下午三點三十二分，他的心跳聲完全消失了。波林往他的靜脈裏注射了一針腎上腺素。總統的心髒又跳了兩三下，然後便永遠停止了。此時是美國中央標準時間下午三點三十五分。
在華盛頓，此時已經是下午四點三十五分。羅斯福夫人還在薩爾格雷夫俱樂部，正坐在第一排桌子前欣賞鋼琴家伊娃林・泰納的演奏。四點五十分，有人低聲告訴她，有電話找她。是總統的新聞秘書史蒂夫・厄爾利打來的。他激動地說道：“請馬上回家。”
羅斯福夫人沒問為什麽。她心裏知道，“發生了某件可怕的事”。但是，她覺得“應遵守禮儀”，於是又返回義演現場。鋼琴家演奏完畢之後，羅斯福夫人鼓掌致敬，然後宣布說，她不得不告辭，因為家裏出了點事。乘車返回白宮的路上，她一直握緊雙拳坐在那裏。
她來到起居室，厄爾利和麥金太爾博士告訴她，總統在昏迷中去世了。她機械地作出了反應，立即派人去找副總統杜魯門，並安排於當晚乘飛機前往溫泉療養院。
哈裏・S。杜魯門正在國會大廈主持參議院會議。威斯康星的參議員亞曆山大・威利作著冗長的發言，他非常厭煩，於是開始給他的母親和妹妹寫信。
親愛的媽媽與瑪麗：
此時此刻，我正坐在參議院的總統辦公桌前，給你們寫著這封信。主席台上，一個誇誇其談的參議員正在就一個他非常陌生的話題發表一番演講。
我不得不坐在這裏，並且作出一些議會的裁決――其中一些可謂常識，而另外一些並非如此。
你們那裏的時間明晚九點三十分，請打開你們的收音機。你們將會聽到哈裏對全國人民發表一篇在傑弗遜紀念日的演說。我想，所有的廣播網都會播出這一演說，因此，要聽到我的聲音應該不難。在此之後，將是總統的演說，我會將他介紹給大家。
祝你們健康。
我愛你們。
有空回信給我。
哈裏
參議院會議於下午四點五十六分休會。杜魯門走進薩姆・雷伯恩的辦公室，想喝一杯。參議院議長遞給他一杯威士忌加水，然後突然想起史蒂夫・厄爾利剛剛曾打來電話，讓杜魯門給白宮打回去。一分鍾後，厄爾利在電話裏激動地對杜魯門說：“請趕快來，從賓夕法尼亞大街的大門進來。”
杜魯門隻記得厄爾利說了這些。後來，他寫道，當時他絲毫也沒有煩亂――他隻認為是羅斯福突然從溫泉療養院回來了。但雷伯恩卻覺得他的臉色突然變得非常蒼白。杜魯門辦公室的一個職員聲稱，他非常激動地闖進辦公室，說道：“我要去白宮。”
下午五點二十五分左右，杜魯門來到白宮，並被立即帶到二樓羅斯福夫人的書房。隻有當他看到總統的女兒安娜・伯蒂格，以及厄爾利時，他才終於意識到――他後來寫道――“發生了非比尋常的事”。
埃莉諾・羅斯福向他走來，神情鎮靜、優雅而高貴。她溫柔地用一隻手臂摟住杜魯門的肩膀。“哈裏，”她平靜地說道，“總統逝世了。”
副總統一時說不出話來。最後，他終於說道：“我能為您做點什麽？”
“我們能為您做點什麽？”她說，“因為現在有麻煩的是您。”她告訴他，她是對他和美國人民感到多麽歉疚。
接著，她給她的幾個兒子發了一封電報：
父親安息了。他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完成你們的工作。
下午五點四十五分，司法部長弗朗西斯・比德爾、海軍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和斯退丁紐斯在附近碰了頭。斯退丁紐斯剛剛收到叫他來白宮的電報。作為國務卿，宣布總統逝世的工作應由他來完成。當他走進羅斯福夫人的書房時，緊繃的麵頰上已經布滿淚水。杜魯門令斯退丁紐斯和厄爾利立即召開內閣會議，並再次問羅斯福夫人，他能做點什麽。她想知道，坐政府的飛機去佐治亞是否合適。杜魯門向她保證，這很合適，正該如此。
他來到位於大樓西端的總統辦公室，打電話給他的夫人和女兒，叫她們到白宮來。他還給首席大法官哈倫・菲斯克・斯通打了電話，叫他立即來主持總統就職典禮的宣誓儀式。
這時，斯退丁紐斯、華萊士、史汀生、摩根索、珀金斯、伊克斯、威爾德、福雷斯特爾、利奧・克勞利等各位部長，以及雷伯恩議長、議會多數派領袖約翰・麥科馬克和少數派領袖約瑟夫・W。馬丁，還有其他一些人，都聚集在了白宮的內閣辦公室裏。
六點過幾分，杜魯門要求大家安靜。他告訴他們，他不得不十分悲痛地向他們宣布，總統逝世了。“是羅斯福夫人告訴了我這個消息，她說總統‘像一個戰士一樣去世了’。我現在隻能說，我會試著接過重擔，因為我知道他會希望我這樣做，也希望我們大家這樣做。我希望各位都留在內閣裏各自的崗位上，我需要你們的幫助。這樣，我便可以確信我能徹底貫徹總統製定的路線。”
當天下午，全體美國人民都受到了一記重擊，一時全都不敢相信。劇作家兼總統顧問羅伯特・E。舍伍德聽說羅斯福逝世一事後，便一直守在收音機旁，“等待有人發表聲明――也許正是總統本人那快活而安撫人心的聲音――這一切都是一個巨大的誤會，銀行業的危機已然過去，戰爭亦已結束，一切都將變得‘無比美好’”。
在白宮，人們匆匆地準備好了新總統的就職宣誓儀式。七點過幾分，終於找到了一本《聖經》，把它放在了那張傑西・瓊斯送給羅斯福的奇形怪狀的大桌子盡頭。杜魯門站在首席大法官斯通麵前，左邊是他的夫人和女兒。杜魯門夫人的眼睛紅腫，當她的丈夫用左手拿起《聖經》時，她似乎有些害怕。但是，杜魯門忘了舉起右手，首席大法官鎮靜地提醒他舉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福雷斯特爾心想，“斯通的堅定使這個場麵具有了莊嚴的氣氛。”
杜魯門跟著斯通重複道，“我，哈裏・S。杜魯門，莊嚴宣誓，我會忠實地執行合眾國總統的職務，並將竭盡全力維護、保護和捍衛合眾國憲法。”這時是下午七點零八分。
除了新總統及其內閣成員外，其他的人都走了。大家在一種似乎有些奇怪的柔和氣氛中圍著桌子坐了下來。杜魯門正要講話，厄爾利突然闖進會議室說，記者們想知道，舊金山會議是否會按原計劃於4月25日舉行。
“會議將像羅斯福總統生前所決定的那樣如期舉行。”杜魯門毫不猶豫地回答。他水平地透過厚厚的眼鏡片看向前方，對內閣成員說道，他打算“繼續執行羅斯福政府製定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然後，他又以他一貫的作風補充說，他要做一位真正的總統，對他的決定承擔全部責任。他希望他們能坦率地給出建議，但最終的全部政策判斷都要由他獨自作出。在短短的幾分鍾之內，杜魯門已經讓大家看到，他是一個不怕講出自己心裏話的人。簡短的會議結束之後，史汀生留了下來，他說他必須同總統商量一件十分緊急的事。“我希望您了解一下正在執行的一項龐大計劃――一種擁有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摧毀力量的新式炸彈的進展情況。”史汀生說，這就是他目前能說出來的全部情況。幾分鍾之後，總統動身回家了，腦子裏仍苦苦思索著這個計劃。
當晚，柏林的空襲警報剛剛響過，新聞秘書魯道夫・澤姆勒便在宣傳部的防空掩體裏接到一個電話。德國官方新聞機構的一個人在電話中說：“喂！聽我說，發生了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羅斯福死了！”
“你在開玩笑嗎？”
“不。路透社的一條消息說：‘羅斯福於今天中午逝世。’”
澤姆勒大聲重複了一遍這條消息。掩體裏昏昏欲睡的人們頓時跳了起來。他們突然完全清醒了，掩體裏響起了一片歡呼。人們大笑著互相握手。宣傳部的廚師在胸前畫著十字，大叫道：“這就是戈培爾博士對我們允諾的奇跡！”
澤姆勒打電話給第九軍，得知戈培爾已經離開了，很快就會到達柏林。這時，帝國總理府打來電話，要戈培爾一到就給元首回電話。十五分鍾後，戈培爾的車在剛剛被炸的阿德隆酒店和總理府的火光中停在了宣傳部門口。幾位參謀部成員匆匆跑下台階去迎接戈培爾。“部長先生，”一個記者說，“羅斯福死了。”
戈培爾跳下汽車，呆呆地站了一會兒。最後，他轉向英格・阿貝策特爾夫人和興奮地圍在他身邊的其他人，聲音顫抖著，激動地說道：“現在，拿出最好的香檳酒，我們給元首打電話。”
當他走進辦公室時，澤姆勒忍不住大聲地告訴他這個消息。戈培爾臉色蒼白地說道：“這是一個轉折點！”接著，他又懷疑地問道，“這是真的嗎？”
當他給元首打電話時，大約有十個人都探頭過來聽。“元首，”他興奮地說，“我向您表示祝賀！羅斯福死了。星象圖上早已表明，4月份的下半月對我們來說將是一個轉折點。今天正是4月13日，星期五！”此時午夜剛過。“命運已放倒了您最大的敵人。上帝沒有拋棄我們。他已兩次把您從殘忍的暗殺中拯救了出來。您的敵人在1939年和1944年用來瞄準您的死亡，現在擊倒了我們最危險的敵人。這是一個奇跡！”他聽元首說了一會兒，然後提到，杜魯門可能會比羅斯福溫和一些。現在一切都有可能發生！
戈培爾掛上電話，兩眼閃閃發光，開始熱情洋溢地說了起來。澤姆勒從未見他如此興奮過，好像戰爭就要結束了一樣。
在與艾森豪威爾和布雷德利一起逗留到很晚之後，房車裏的巴頓正準備上床休息。他的手表停了，於是，他打開收音機，想聽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報時，而他聽到的是羅斯福逝世的消息。他衝向另外兩人就寢的房子，敲響了布雷德利的房門。
“出了什麽事？”布雷德利問。
“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告訴艾克，總統逝世了。”
他們來到艾森豪威爾的房間，三人一直在那裏坐到淩晨兩點，憂心忡忡地想著羅斯福的逝世會對未來的和平產生什麽影響。他們懷疑美國是否還有第二個人能像羅斯福那樣老練地同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打交道，並且一致認為，美國不得不在曆史上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更換領導人，實在是個悲劇。最後，他們悲傷而沮喪地上床休息了。
當丘吉爾聽到羅斯福已經逝世時，他覺得自己被“重重擊了一拳”，立刻被“一種巨大而無法彌補的損失感壓倒了”。他打電話給在克拉裏奇的巴魯克，用非常痛苦的聲音問道：“你認為我應該去華盛頓嗎？”
“不，溫斯頓，我認為你應該留在這裏工作。”巴魯克答應，在起程飛回華盛頓之前，他會來看看丘吉爾。當他來到唐寧街10號時，丘吉爾仍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煩亂。“你認為我應該去華盛頓嗎？”他又一次問道。
巴魯克再一次向他保證，留在家裏更為明智。他本人將和羅森曼法官以及其他幾人一起，乘“聖牛”號飛機起程。中午時分，飛機起飛了，開始了前往華盛頓漫長而痛苦的旅程。誰也不想說話，所有人都在全心全意地懷想總統。巴魯克想起了他在奧爾巴尼第一次見到羅斯福時的情景――當時他還是個有些傲慢的年輕州議員。接著，他又回憶起了1924年的民主黨大會，羅斯福費力地拄著雙拐挪到了講台上，為時為紐約州州長的阿爾・史密斯做了那篇言辭華麗的“快樂的戰士”提名演講。巴魯克想道，無論他有何缺點或錯誤――而且二人曾數次產生過分歧――羅斯福“對於民主政治的理念與理想始終深信不疑”，並且，“他所關心的自由、公正，以及機會平等決非抽象的術語，而是從全人類的角度出發”。
當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得知羅斯福去世的消息時，他“感覺曆史的天使正在房間裏沙沙地振翅而飛”，並且想知道這是否就是“渴望已久的命運的轉機”。他打電話給戈培爾，祝賀他最近的預言應驗了，但建議他“立即給新聞界發指示”。新聞界既不能辱罵美國的新總統，也不能讚美他，特別是不能提及羅斯福和戈培爾之間的長期爭執。“現在出現了新的可能性，新聞界不應笨拙地毀掉它們。”
戈培爾表示同意。“這一消息將激勵全體德國人民，使其士氣徹底改變，因為人們可以並且應該把這一事件看做命運和正義的體現！”
伯爵深受鼓舞，當即坐下來給戈培爾寫信：
……我本人認為，羅斯福之死乃是上帝的裁決，同時也是上帝賜予我們的禮物，是我們應努力爭取才能擁有的禮物，他的死消除了同美國人進行接觸的所有道路上的障礙。現在，他們必須利用上帝賜予的這個機會，盡一切努力使談判開始。在我看來，唯一有希望的方法是通過教皇進行斡旋。鑒於美國的天主教徒形成了一個強大而統一的集團――與之相反，美國的新教徒則分散成了許多小派別――教皇的聲音在美國可能分量非常重。考慮到軍事形勢的嚴重性，我們不應再遲疑……
當天，即4月13日，星期五上午，在一次會議上，戈培爾忠告新聞界，在關於杜魯門的問題上要非常客觀，不要下斷言，不要說任何激怒新總統的話，要隱藏起對羅斯福之死的欣喜之情。但是，到了下午，這位宣傳部長興高采烈的情緒就開始減弱了。當布賽將軍打電話問他羅斯福之死是否便是他在前一天所暗示的形勢時，戈培爾冷淡地回答：“噢，我們不知道。我們得看看。”
的確，從前線來的第一批報告表明，美國總統的更換絲毫沒有影響敵人的行動。當天晚些時候，戈培爾告訴澤姆勒以及他參謀部的其他成員：“也許命運又一次變得殘酷了，它戲弄了我們。也許我們高興得太早了。”
然而，並非所有的德國人都對美國總統之死感到高興。愛德華・W。小貝蒂――一名被關在柏林以南約三十五英裏處的盧肯瓦爾德IIIA軍官戰俘營的美國記者――覺得，有幾名衛兵似乎真的很難過。以前，貝蒂從未意識到羅斯福對歐洲被壓迫人民來說意味著什麽。整整一天，波蘭人、挪威人和法國人一直在看望美國人，並同情地和他們互相握手。前挪威總司令奧托・盧格少將給集中營裏的美國高級軍官羅伊・赫特中校寫道：“世界失去了一位偉人，鄙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集中營裏的英國高級軍官、空軍中校史密斯寫道：“我們大英帝國失去了一位熱情而忠實的朋友……按照我們的願望，他應該活著親眼見到我們努力的成果。他曾為了這一成果而全心全意地英勇奮鬥。”
在美國戰俘的牢房裏，赫特中校命令宣讀訃告。人們立正一分鍾進行默哀，很多人禁不住潸然淚下。
對於杜魯門來說，這是忙碌的一天。在去白宮的路上，他讓美聯社的托尼・瓦卡羅搭乘了自己的車。“在曆史上，”總統說，“沒有幾人能與他比肩。我繼承了他的衣缽，因此，我默告上蒼，希望自己不辱使命。”
他召來斯退丁紐斯，叫他準備一份關於與蘇聯之間的問題的概要。然後，他來到國會大廈，詢問一群國會領袖，是否可以在4月16日安排一次參議院和眾議院聯席會議，他想親自對他們講幾句話。
“哈裏，”一個參議員說，“你已經計劃了要來，不管我們同不同意。”
“你知道我應該來，”他帶著中西部人的鼻音尖刻地回答說，“但我更希望可以在你們所有人體諒的支持和歡迎下這樣做。”
各報記者在參議院門口排成一長排。總統同他們一一握手。
“孩子們，”他說，“如果你們曾經祈禱過，現在就為我祈禱吧。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曾經挑過擔子，但是，當昨天他們告訴我發生了什麽事時，我感覺好像月亮、星星、所有的行星都落到了我身上。我要承擔一個人所承擔過的最大的責任。”
“祝您好運，總統先生。”一個記者大聲說。
“我真希望你們沒這樣稱呼我。”
這一天，他收到許多唁電和鼓勵的信件。斯大林發來電報說：
……美國人民和聯合國失去了富蘭克林・羅斯福這樣一位世界性的偉大政治家，一位戰後和平和安全的鬥士……
在莫斯科，羅斯福的逝世引起了人們真誠的悲哀和對未來的某種憂慮。所有報紙的頭版都套上了寬寬的黑框。城內掛起了黑邊旗，最高蘇維埃也靜默致哀。（就連一個敵人，日本新首相海軍上將鈴木貫太郎，也為美國人民失去這樣一位“美國賴以獲得今天的優勢地位”的人物表示“深切同情”。不過，一些日本的宣傳家卻編造了一個故事，說羅斯福是憂慮而死――並把總統最後說的那句“我頭痛得厲害”改為“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杜魯門表示，他已收到丘吉爾那封充滿同情的信，並說他正打算給丘吉爾發一封電報，談談他“在波蘭問題上的觀點和建議”。下午三點，他接見了斯退丁紐斯和波倫，兩人對他簡單介紹了波蘭問題。於是，杜魯門開始起草另一封致丘吉爾的電報：
斯大林給閣下和羅斯福總統的回電，使我們的下一步行動變得極為重要。雖然除了其中的幾句，他的回電不容我們樂觀，但我強烈地感覺到，我們應該再次對他進行試探。
在杜魯門起草這封電報的同時，斯退丁紐斯送來了哈裏曼發的一封電報。大使剛剛謁見了斯大林。斯大林希望，他能像同羅斯福一樣同杜魯門密切合作。哈裏曼給斯大林提出建議，向大家保證蘇聯渴望繼續合作的最佳途徑，是派莫洛托夫前往舊金山。斯大林毫不遲疑地告訴哈裏曼，如果杜魯門正式邀請莫洛托夫訪問華盛頓，然後前往舊金山的話，他就派莫洛托夫去。
總統命斯退丁紐斯起草一份邀請函。在明尼蘇達州的羅徹斯特，哈裏・霍普金斯從聖瑪麗醫院打電話給舍伍德，他隻是想找個人聊聊羅斯福。“你我都得到了一樣偉大之物，它足以伴隨我們終生。”他說，“這就是一種偉大的認知。因為我們知道，眾人對他的看法，以及眾人之所以深愛他的原因，都是正確的。”他承認，有時，總統似乎因一己私利而作出了過多的讓步。“但是，在大的問題上――在一切具有真正而持久的重要性的問題上――他從不讓人失望。”
羅斯福夫人正和她丈夫的遺體一起待在一輛開往華盛頓的列車上。這是“漫長而令人心碎”的一夜。整整一夜，她都躺在臥鋪上，望著窗外飛掠而過的土地，“望著一整夜裏各個車站甚至交叉路口那些來向總統遺體告別的人們的臉龐”。
4月14日上午十點，列車到達了華盛頓聯合車站。安娜・伯蒂格在她的哥哥艾利沃特・羅斯福準將和他的演員妻子費伊・愛默生的陪同下，走進了運送遺體的車廂。接著，杜魯門、哈裏・華萊士和貝爾納斯都上車來向羅斯福夫人致意。
一輛由六匹白馬拉著的靈車載著一副蓋著一麵旗幟的棺材，在幾萬人的注目下，沿著製憲大街向白宮走去。自從林肯逝世以來，還沒有哪一位總統的逝世能夠如此深深地牽動美國人民的心。許多人在無聲地哭泣，有些人表情陰沉，但又強自忍耐，有些人隻是茫然地呆望著。美國人民仍然難以接受，這個自1933年以來就是他們總統的人已經去世了。杜魯門注意到，一位老年黑人婦女正坐在路邊，用圍裙蒙著臉失聲痛哭，仿佛她剛剛失去了自己的兒子一樣。
當羅森曼和他的夫人走過白宮的門廊時，她低聲說道：“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