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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蘭斯作出的決定
多少年以來，在東歐的曆史上，但澤一直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波蘭的主要出海口，還是波羅的海最重要的港口。而在這個時刻，它更是至關重要：它不僅是那些被蘇聯攻勢截斷了退路的德國人逃生的最大可能，同時也是東線的最後幾個堡壘之一――對於希特勒來說，它非常重要，因此，他頒下命令，隻要還有一個人活著，就要守住這個地區。這座堡壘位於朱可夫在奧得河上最為深入的橋頭堡東北方向二百二十五空英裏處，已經成了無數東普魯士軍民逃難的避風港。目前，有將近一百萬人擠在但澤及其北麵十五英裏處的姊妹港口格丁尼亞港。
3月初，羅科索夫斯基元帥指揮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繞到但澤後麵，完全切斷了敵人逃往德國的通路――除了海路。3月22日，他突然揮師打進了但澤和格丁尼亞之間。兩天後，俄國飛機空投了元帥簽署的傳單，呼籲防守者停止抵抗。羅科索夫斯基警告說，他正準備炮擊這兩個港口。“在這種形勢下，你們的抵抗是愚蠢的，那隻會給你們帶來破壞，給幾十萬婦女、兒童和老人帶來死亡……對於所有準備投降的人，我會保證你們生命和個人財產的安全。”其他人則將在戰鬥中被消滅。
元首司令部當晚作了答複：“對但澤―格丁尼亞地區的每一寸土地都要保衛到底。”對於這兩個已經瀕臨餓死邊緣的城市來說，這無異於被宣判了死刑。紅軍的飛機開始投擲燃燒彈和烈性炸彈，與此同時，密集的炮火開始有組織地重擊這一地區。幾個小時後，但澤就被一道將近三英裏高的煙火牆壁圍住了。
城市裏同樣非常恐怖。為了使大家堅決抵抗，黨衛隊把許多士兵吊死在樹上。屍體的脖子上掛著牌子，上麵寫著：“我是叛徒”，“我是膽小鬼”，“我是逃兵”，“我違抗了上司的命令”。當逃難的大車堵塞了交通時，它們的主人經常被拉出來吊死，以儆效尤。武裝部隊的一些軍官們強烈譴責這種恐怖行動，守衛者之間的公開衝突一觸即發。
東線局勢的惡化使希特勒和這條戰線的指揮官之間的私人關係也惡化了。當古德裏安和弗萊塔格・馮・洛林霍芬上校於3月28日上午從措森前往柏林時，這位副官非常肯定，會上將出現激烈的爭論。因為，很明顯，古德裏安已經忍無可忍了。他想，德國最偉大的戰地指揮官之一卻要把才幹浪費在會議室裏，和元首進行徒勞無益的爭論，這是何等的罪過！
“今天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他！”古德裏安大喊道。尤其使他心煩的是，二十萬德國士兵毫無必要地困在了俄國戰線後麵幾百英裏處的庫爾蘭地區。
此刻，他們的汽車正在瓦礫遍布的柏林街道上緩緩而行。路上，是一排排冒著煙的斷壁殘垣，一群群正在乞討殘羹剩飯的飽受折磨的百姓。他們在部分遭到破壞的帝國總理府附近停下，然後步行穿過幾條走廊。最後，他們在一個衛兵的陪同下走下一道樓梯，來到一扇由兩個黨衛隊隊員把守的鐵門前。這裏通往希特勒的新居――帝國總理府花園下麵的巨大掩體。
他們又走下幾級台階，來到一條積了一英寸深的水的狹窄走廊裏。這條走廊實際上是一個食品室，因為希特勒的膳食主管名為阿圖爾・卡南貝格，人們就稱之為卡南貝格走廊。他們小心翼翼地跨過地上的溝槽板道來到一扇門前，然後走下另一小段通到掩體上層的樓梯。在一條中央走廊的兩側，有十二個小房間，這條走廊也用作大食堂。
古德裏安和他的副官穿過走廊，走下一條旋轉樓梯，又邁下幾級台階，來到了下一層，元首的掩體。這裏有十八個小房間，分列門廊的兩旁。門廊一分為二，一半是候見室，一半是會議室。再往前，在一個小廳裏，有一個緊急出口，出口外麵是四道陡峭的混凝土石階，通向總理府花園。會議室的左邊有一個地圖室，一個元首貼身衛隊的休息室，然後就是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的六個房間的套房。會議室的右邊是特奧多爾・莫勒爾醫生和路德維希・斯達姆普菲格（他取代卡爾・勃蘭特成了希特勒的外科醫生）的住處，還有一個急救室。整個掩體的頂上是十二英尺厚的加強天花板，上麵覆蓋著三十英尺厚的混凝土。這裏要麽會成為希特勒的墳墓，要麽會成為他奪取勝利的堡壘。
在被幾名衛兵搜查過之後，兩位軍官獲準進入會議室。會議室裏已經坐滿了帝國的重要人物。盡管開著通風設備，空氣仍不新鮮。設備發出刺耳而單調的嗡嗡聲，傳遍了掩體裏的每一個房間。
過了一會兒，希特勒從隔壁的臥室裏拖著腿走進了會議室。午間會議開始了。布賽將軍首先報告了他試圖解救屈斯特林的失敗行動。當布賽想要解釋為什麽三次進攻都沒有成功時，希特勒尖刻地打斷了他，“我是指揮官！應該由我承擔下達命令的責任！”
這一毫不相幹的打岔並沒有幹擾布賽，因為他曾多次和曼施泰因一起參加過這類會議。但是，古德裏安卻控製不住了。“請允許我打斷您，”他說，“昨天我已詳細向您解釋過――通過口頭和書麵――不應因為進攻屈斯特林失敗而責備布賽將軍。”他似乎越說越生氣，拔高了嗓門，怒不可遏地說：“第九軍用光了撥給它的彈藥。這支部隊盡了它的職責――傷亡人數非常之大就是證明。因此，我要求您千萬不要責備布賽將軍。”
希特勒被如此直接的攻擊激怒了，他掙紮著站了起來。但是，古德裏安並沒有受到威脅。他大膽地提出了他和希特勒幾個星期以來一直在爭論的問題。他以原告的口吻問道：“元首是否要從庫爾蘭撤軍？”
“決不！”希特勒揮舞著右臂吼叫著。他的臉色變得死灰般慘白，而古德裏安則漲紅了臉。將軍咄咄逼人地向希特勒走去。約德爾的副手奧古斯特・溫特爾將軍從後麵拉住了他，而威廉・布格道夫則試圖拉希特勒坐下。
這時，溫特爾和約德爾都扯著古德裏安，讓他離希特勒遠一些，並努力使他平息憤怒。然而，古德裏安卻繼續無法控製地高聲朝元首叫喊著。弗萊塔格・馮・洛林霍芬擔心古德裏安會被抓起來，於是跑到候見室給將軍的參謀長打電話。他匆忙告訴克萊勃斯將軍這裏發生了什麽，並要求他不要掛上電話。接著，他返回會議室，告訴古德裏安說有緊急電話找他。在接下來的二十分鍾裏，克萊勃斯一直在和古德裏安商量。當古德裏安回到會議室時，已經控製住了自己。
希特勒回到座位上，緊繃著臉。盡管他的雙手仍在顫抖，但也已恢複了冷靜。“先生們，我必須請你們全部離開這個房間，”他平靜地說，“除了陸軍元帥和上將。”當隻剩下凱特爾、古德裏安和希特勒三人時，元首說：“古德裏安將軍，你的健康狀況需要你馬上休六個星期的病假。”
古德裏安伸出手臂，僵硬地敬了一個禮。“我這就走。”說著，他便準備離開。
“請在這裏待到會議結束。”希特勒平靜地說。
古德裏安坐了下來，會議繼續進行，就好像什麽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幾個小時之後，會議終於結束了。古德裏安感覺似乎已經過了一輩子。但是，他還不能走，元首希望他再待一會兒。“請你多多保重，”他關切地說，“六個星期以後，形勢將變得非常危急。那時我會迫切地需要你。你打算到哪裏去？”
凱特爾建議他去德國西部的一個溫泉療養勝地利本施泰因城。但古德裏安譏諷地告訴他，那裏已被美國人占領。“好吧，那麽哈爾茨山脈中的薩什薩城如何？”凱特爾又和善地建議說。
古德裏安說，他要挑一個不會在四十八小時內被占領的地方。他揚手敬禮告辭，然後，在凱特爾的陪同下，他走出總理府，來到自己的汽車旁。凱特爾說，他很高興古德裏安沒有反對元首要他休假的建議，然後，兩人便分手了。
當古德裏安回到他在措森的私人寓所時，夜幕已經降臨了。
“今天的會議太長了。”古德裏安夫人說。
“是的，”筋疲力盡的將軍說，“而且，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已被解職了。”兩人擁抱在了一起。
此時，歐洲每個中立國家的首都都風傳說將要停戰。斯德哥爾摩的流言最甚。其中一些過於荒謬，以致很快就銷聲匿跡了。也許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則是說德國正在同俄國媾和，隻有那些積極投身於這一行動的人才相信這個消息。
這些談判在3月中旬就開始了。當時，外交部長馮・裏賓特洛甫邀請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將軍到他的辦公室。“作為一個政治家，此時此刻，除了同蘇聯媾和以外，我別無其他效忠國家的辦法。”裏賓特洛甫告訴大島浩，但是，他忘了補充說，希特勒對此事毫不知情。“這將允許我們把東線的兵力用於西線，集中力量同英美作戰。”
大島浩認為，現在采取這一措施已為時太晚。但是，他一言未發，隻是側耳傾聽裏賓特洛甫講話。裏賓特洛甫指出，由於日本同蘇聯已經簽署了一個中立條約，那麽，俄德媾和就可以使德國和日本能夠引導其軍事力量，擊敗英國人和美國人。
“我們可以通過日本外交圈子在東京或莫斯科進行接觸，”裏賓特洛甫繼續說道，“但是，我傾向於避開東京或莫斯科。”最好，他說，能通過日本駐斯德哥爾摩武官小野寺信少將，同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其他地方會晤，“這樣的話，事情就能一舉告成。”大島浩仍心懷疑慮，但他答應去試探一下小野寺信。
3月25日，日本駐柏林武官小鬆三彥中將給小野寺信發去了一封電報：
大島浩大使希望同您認真地談談。請速來柏林一晤。德國空軍會為您的飛機頒發安全通行證……又，切勿向我駐斯德哥爾摩大使及東京方麵透露大島浩大使召見您一事。
三天後，即3月28日，小野寺信搭乘一架瑞典飛機在滕珀爾霍夫機場降落，之後被人用車送往了日本駐德使館。在這裏，他同大島浩大使、小鬆三彥將軍以及另外三名大使館官員進行了商討。
“你知道，德國在東西兩線同時陷入了困境，局勢越來越絕望。”大島浩開口說道。他描述了他同裏賓特洛甫奇特的會麵。大家的一致意見是，成功的希望不大。但是，他們都同意：同斯大林打交道，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事都有可能發生。無論如何，值得試一試。於是，他們決定，小野寺信應返回斯德哥爾摩，同蘇聯駐瑞典大使進行接觸。
第二天，大島浩向裏賓特洛甫報告說，小野寺信同意與蘇聯人進行接觸。這時，裏賓特洛甫才初次透露，希特勒對這一建議毫不知情。他要求日本大使，在元首同意之前，暫時不要采取任何行動。大島浩返回大使館等待著。約在午夜時分，他收到邀請，立刻前往裏賓特洛甫的辦公室。“希特勒拒絕了！”裏賓特洛甫激動地對他說，“然後他告訴我，‘我完全相信我會在東西兩線取得最終的勝利。’”裏賓特洛甫說，不過，不久可能會出現另一次談判的機會，“希望小野寺信將軍記住這件事”。
大島浩走在這座劫後餘生的城市那昏暗的大街上，心中思忖著，裏賓特洛甫怎麽會產生這麽一個愚蠢的想法？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希特勒斷然回絕了裏賓特洛甫的建議，並且堅信自己一定會勝利。大島浩對希特勒的樂觀情緒印象至深，決定向東京方麵報告這一整件事情。
就在古德裏安被解除指揮權的那天，即3月28日，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正準備做出一項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為重要的一項決定。過去兩個月中一係列驚人的軍事事件促使總司令對自己給德國心髒最後一擊的計劃進行了重新評價。如今，朱可夫已在距帝國總理府僅四十空英裏的奧得河上建立了橋頭堡；霍格完整無損地奪取了萊茵河上的一座大橋；巴頓則戲劇性地穿越了帕拉廷地區，並在奧本海姆渡過了萊茵河。所有這一切，在六個月前有誰能想象得到呢？
艾森豪威爾推測，德國人隻能在柏林再堅持幾個星期。現在，辛普森的先頭部隊已攻至多斯滕，距離柏林中心仍有二百八十五空英裏遠，並且中間隔著哈爾茨山脈和易北河，在這種情況下，他怎麽能首先到達德國首都？此外，如果艾森豪威爾像戰地指揮官們所希望的那樣，繼續向柏林發起主攻，那麽，可以肯定，這將導致“整條戰線上的剩餘部隊動彈不得”。
因此，發起一次對柏林的攻擊就不可能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將包圍魯爾地區，向西南方向的慕尼黑和萊比錫發動主攻。正在向萊比錫進軍的部隊要繼續前進，盡快與俄國人會師；與此同時，其他部隊則向巴伐利亞南部和奧地利推進，以摧毀德國的“民族堡壘”。據傳，希特勒準備在那裏進行最後的殊死抵抗。蒙哥馬利將放棄攻打柏林，轉而向西北進軍，占領漢堡正北的波羅的海重港盧貝克灣――同時切斷德軍在丹麥和挪威的退路。
這是艾森豪威爾決定不攻占柏林的公開理由，不過，他肯定更多的是受到了個人目的的影響。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高級將領――特別是布雷德利、巴頓、辛普森和霍奇斯――覺得自阿登戰役以來沒有充分利用他們的才幹。新的計劃將給他一個借口，可以將主動權交給美國人。向萊比錫和慕尼黑發起的突擊將交給布雷德利指揮。這樣，一旦魯爾被包圍，便將辛普森的第九軍還給他。
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幫助艾森豪威爾的想法形成。最近，丘吉爾曾讓他看了來自莫洛托夫的一封尖酸刻薄、充滿懷疑的信。信中談的是“縱橫字謎行動”。還有什麽舉動比把新計劃透露給斯大林更為坦率和調和呢？那無疑將證明，人們完全可以相信，美國人之所以發起戰爭，沒有任何別有用心的目的。
無論究竟是什麽理由，艾森豪威爾都認為它非常重要。因此，3月28日下午，他給斯大林寫了一封私人信件――沒有經過聯合參謀部的事先檢查――把它交給了在莫斯科的迪恩將軍，要他轉交給斯大林，並帶回“詳盡的回應”。
艾森豪威爾告訴斯大林，他決定向柏林以南發起主攻――而把首都留給俄國人：
……在確定我的計劃之前，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這些計劃應該在攻擊的方向及時間的選擇方麵與您的計劃盡可能協調一致。因此，您能否把您的打算告訴我？並且讓我知道，這封信中提出的建議，在多大程度上與您可能采取的行動相一致？
如果我們準備立即徹底摧毀德國軍隊，我認為我們必須協調彼此的行動，竭盡全力完善我們的先頭部隊之間的聯絡。為此，我已準備好派一些軍官去您那裏。
六個月以前，艾森豪威爾曾寫信告訴蒙哥馬利，柏林顯然是最重要的目標。“在我的頭腦中，毫無疑問，我們應該集中所有力量，迅速向柏林挺進。”一直到3月28日夜間，蒙哥馬利仍認為艾森豪威爾還在堅持這一想法。這時，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說，一旦魯爾被包圍，就應將辛普森的部隊還給布雷德利，讓其發起盟國對萊比錫的主攻。自此之後，蒙哥馬利的任務就僅僅是“保護布雷德利的北翼”了。蒙哥馬利已經開始率領盟軍主力向柏林進攻。在這種情況下，艾森豪威爾的信當然無異當頭一棒。信末幾句充滿樂觀的話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安慰：正像您所說的，形勢看上去不錯……
兩支美國軍隊正在對魯爾工業區進行大規模的鉗形包圍。北邊的一支是辛普森，南麵是霍奇斯。兩位將軍都不知道，一旦兩軍會合，並將莫德爾的整個集團軍包圍起來，美國就如願以償了：辛普森將仍歸布雷德利指揮，而美國軍隊將發動盟軍的主攻。
霍奇斯一翼的先頭部隊是第三裝甲師，而第三裝甲師的先頭部隊則是理查遜特遣隊。3月28日深夜，沃爾特・理查遜中校接到命令，命其前往第三裝甲師的後備戰鬥部隊指揮官羅伯特・豪茲處報到。理查遜有些不滿。一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戰鬥，幾乎一覺都沒睡。他猜，他將損失更多的睡眠。在豪茲的指揮所，他遇到了他的老朋友，得克薩斯老鄉薩姆・霍根中校。兩人曾在法國的阿登和萊茵蘭並肩戰鬥過。
平素總是很冷靜的豪茲此時非常激動。“我們要出發了，”他對兩位中校說，“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了！”他指向地圖上的帕德博恩，意味深長地看向理查遜。這座城市位於東北方向一百多英裏處。
理查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說――在一天之內到達帕德博恩？”
豪茲點了點頭。“明天上午，你動身向帕德博恩進發。要火速進軍！占領帕德博恩飛機場。”他轉向霍根，命令他在左翼排成梯隊掩護理查遜。來自另一個戰鬥部隊的韋爾伯恩特遣隊則掩護其右翼。餘部則將盡其所能地跟上去。“一鼓作氣，直達帕德博恩。”將軍又解釋說，辛普森的第二裝甲師將在那裏同他們會合。這樣，整個魯爾就被裝進一個口袋裏了。
理查遜最喜歡這類任務，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疲乏。一回到自己的指揮所，他就告訴他的軍官們，他們將在清晨六點開拔。他說，豪茲隻給他下了一道命令，“前進！”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任何路徑前進，穿過田野，走羊腸小道，或者走寬闊的大路――隻要能在一天內到達帕德博恩就行。理查遜像平時一樣四點起床，親自開著吉普車向前偵察了三英裏，這樣特遣隊就可以順勢出發了。他沒有在前方發現什麽情況，於是返回駐地，檢查全隊，看看是否帶足了儲備汽油。
早晨六點，理查遜特遣隊開始全速向北挺進，每小時三十二英裏。他命令部隊繞過一切大的路障，必要時可以從田野上穿過去。打頭的是一輛半履帶式裝甲車和幾輛吉普。接著是理查遜的吉普車和三輛沒帶裝備和步兵的“沙曼”式坦克。它們後麵是十七輛滿載步兵的“沙曼”式坦克和三輛配有九十毫米口徑大炮的巨大的“潘興”式坦克。接下來是理查遜的參謀人員，一支自行火炮炮兵連，另外十七輛“沙曼”式坦克，一些輕型坦克和一長串裝載人員、彈藥和食品的卡車。這是一支久經戰爭考驗的機動部隊，雖然大家都已精疲力竭，但幾乎人人都像理查遜本人一樣心懷渴望。
他們列隊向北行進，整個上午都沒遇到什麽大的抵抗。中午，他們停都沒停便擊毀了一列德國客車，然後碾過了幾處一派和平氣象的軍事基地。後來，他們終於遇到一處路障，理查遜憑借前麵的坦克簡單地踏平了道路。
夜幕快要降臨之時，理查遜看了看車上的裏程表：已經走了七十五英裏。這時，濃霧滾滾，無線電聯絡中斷了。隻有一件事可以做：繼續前進。進入布裏隆幾分鍾後，理查遜收到師長莫裏斯・羅斯將軍通過無線電發來的命令：理查遜特遣隊應掃蕩布裏隆。理查遜報告已收到來電。不過，就他看來，他仍須按照豪茲的命令行動，於是，他繼續向前趕路。還有三十多英裏就到帕德博恩了，但他還是不知道該走哪條路。他帶著幾輛車走在前麵，想找一條最佳路線，同時派主力部隊到布裏隆倉促調查一番。
過了一個多小時，理查遜才從一個老百姓口中得知，通往帕德博恩的最佳路線就在前麵。但天太黑了，霧又那麽重，必須有人在前麵帶隊。他剛想跳下吉普車，親自在前麵帶路，這時，他聽到他的主力部隊終於追上來了。理查遜想知道，他們為何在布裏隆待了那麽久。一個年輕的中尉排長跳下第一輛坦克，穿過愈加濃重的黑暗向理查遜跑來。
“跟我來。”中校說。他們沿著路開始往前走。理查遜注意到中尉非常害怕，他的臉色在昏暗之中顯得一片煞白。中校沒有責備中尉。
坦克的燈上蒙著一層藍布，響聲隆隆地跟在後麵，開得越來越近。理查遜加快了腳步，但第一輛坦克仍舊向他逼過來。當坦克輕觸到他的後背時，他跳向一旁，跌跌撞撞地穿過馬路，跳進了一條壕溝。坦克像條忠實的狗一樣，也跟著他開進了壕溝。理查遜爬回了馬路，瘋狂地揮動著手裏的手電筒，但坦克卻繼續向他衝來。這時，他可以看見第二輛和第三輛坦克正忽左忽右笨手笨腳地試圖跟上第一輛坦克。就在它們的後麵，他隱約地看見了一個紅十字。見鬼，救護車開到前線來幹什麽？最後，第一輛坦克終於看到了他打出的信號，急閃了一下戛然停住。咣當一聲，第二輛坦克撞在了第一輛坦克的尾部。過了一會兒，又傳來另外兩聲金屬的碰擊聲。
理查遜生氣地對第一輛坦克的駕駛員大喊大叫著。然後，他轉向那名年輕的排長。“見鬼！坦克手們究竟怎麽了？”
嚇得目瞪口呆的中尉爬上坦克炮塔，向裏麵看了看。“不好！”他叫道，“裏麵全是香檳酒。”
理查遜爬了上去，隻見駕駛員坐在炮塔的地板上，抱著兩瓶香檳酒，目光呆滯無神。上校跳到地上，“把坦克開上大路，”他對中尉說，“讓它停在路上。把香檳酒扔出來，打開所有的頂蓋。”他認為，冰冷潮濕的霧可以讓這些醉醺醺的士兵醒過來。當他向第一輛救護車走回去時，一個熟悉的身影穿得厚厚的，拖著步子向他走來。這隻能是醫生斯卡特古德。“我們應該回布裏隆。”醫生神秘兮兮地說道，隨即咧嘴笑了起來。
“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斯卡特？”理查遜懷疑地問道。
“中校，我必須告訴您真相。”他承認，正是他在布裏隆發現了一個滿是香檳酒的倉庫。
理查遜通過無線電告訴他的主任參謀，立即把待在布裏隆的剩餘部隊帶出來，不出來就開槍。然後，他又開始徒步沿著馬路走了起來。走了幾英裏之後，霧漸漸散了，中校這才回到他的吉普車上。
午夜時分，他又看了看車上的裏程表，發現已經走了一百零九英裏――而傷亡的士兵盡是醉鬼。但是，前方五英裏就是帕德博恩，那裏有一所坦克學校和黨衛隊增援部隊的一個訓練團。他命令部隊原地停下，關掉發動機，吃晚飯，抓緊時間睡幾個小時。第二天早晨可能要連吵帶罵才能把他們叫起來。
英軍指揮官們對艾森豪威爾的決定的憤怒反應是在預料之中的。“首先，”3月29日晚上，布魯克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他沒有權利直接同斯大林進行交涉，他應該通過聯合參謀部來與之聯絡。其次，他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電報；最後，電報中所暗示的一切似乎純屬信口開河，同我們之前已達成一致的安排完全矛盾。”
在這種憤怒情緒的支配下，英國參謀長們沒有征求丘吉爾的意見就給美國參謀長們發去了一封長長的電報。他們聲稱，艾森豪威爾直接給斯大林寫信是一種越權行為。更糟糕的是，改變進攻方向的決定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和軍事錯誤。他們還指出，英國情報部門對有關所謂“民族堡壘”的謠傳根本不感興趣；在決定未來的戰略時，不應對其予以考慮。
麵對這種尖銳的反駁，馬歇爾的反應是，給艾森豪威爾發了一封私人電報，其中列舉了英國人主要的異議，並要求他作出解釋。這令艾森豪威爾不禁也開始重新考慮，並立即致電在莫斯科的迪恩，告訴他，如果為時還不算晚的話，不要把信交給斯大林。迪恩回電說，信件還未遞交，他將扣住信件，等待進一步的命令。聽到這些話，艾森豪威爾肯定如釋重負。
和他的軍事首腦們一樣，丘吉爾也覺得艾森豪威爾犯了一個大錯誤。在戰爭的開始幾年，他也像羅斯福一樣迫不及待地要打垮希特勒，因此，常常犧牲一些政治上的考量。但是，自從雅爾塔會議之後，他變得越來越相信，東方的問題預示著未來的危險，而隨著勝利的臨近，政治問題開始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他而言，事情現在已經很清楚了，蘇聯“已成了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險……必須立即建立一條對付蘇聯日後掃蕩的新陣線……在歐洲，這條陣線越往東越好……柏林應是英美軍隊的首要和真正目標”。
此外，他還堅定地相信，布拉格應由美國人解放，奧地利應由西方和蘇聯共同管製，而鐵托的野心應受到壓製。最為重要的是，他意識到，應該在西方交出自己解放的任何德國領土之前，在西方軍隊解體之前，解決掉蘇聯和西方之間的主要問題。
丘吉爾是集多愁善感和玩世不恭於一身的一個不同尋常的混合體，是一個有貴族氣質的保守黨人，卻又平易近人。盡管也會犯錯，但丘吉爾證明了，他是最善於作出現實主義判斷的西方領袖。一個多月以來，他不斷地試圖說服羅斯福，現在他們應該堅定地站在一起，反對斯大林將來的侵略。
“如果我們不想承認徹底失敗，那麽似乎隻有一個可以作出的選擇。”他曾在一封充滿懇求的信中對羅斯福說，“那就是堅持我們對雅爾塔聲明的解釋……考慮到這一點，難道現在不是就波蘭問題共同致函斯大林的時候嗎？”
在丘吉爾一再的懇求，以及莫洛托夫那封侮辱性的信在他心中燃起的怒火的驅使下，羅斯福終於在3月29日致電首相說，現在應該“直接同斯大林在更寬泛的層麵上討論一下蘇聯的態度”。他把給斯大林的信的副本發給了丘吉爾。內容如下：
我不能對您掩飾我的擔憂。懷著這種憂慮的心情，我審視了自富有成效的雅爾塔會議召開以來，有關我們共同利益的事件的進展情況。我們當時達成的決議都很好，其中大部分內容都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熱烈歡迎……我們沒有權利使他們失望。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我們能夠執行會上作出的政治決議，特別是關於波蘭問題的決議，然而，令人氣餒的是，迄今為止，在執行問題上還沒有什麽進展。坦率地說，我對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感到困惑不解。並且，我必須告訴您，從許多方麵來說，我不理解貴國政府明顯漠不關心的態度……
我希望能向您轉達，公正而迅速地解決波蘭問題，對我們的國際合作計劃的成功進展非常重要。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所有的困難，以及我們在克裏米亞達成決議時曾深為擔憂的那些威脅盟國團結的危險，將會以更加尖銳的形式出現……
如果說這封信並不像丘吉爾所希望的那樣強硬，但至少是前進了一步，並且使艾森豪威爾給斯大林的私人信件變得更加令人沮喪。現在是在各條戰線采取強硬態度的時候了。
發出這封信那天，羅斯福正準備出發去溫泉療養院度假。他同內閣成員們一一做了簡短的談話。他對弗朗西絲・珀金斯說：“我要去舊金山參加會議開幕式，發表演說，並以社交和個人的雙重方式會晤議員們。”雖然在場的隻有他們兩人，他仍然壓低了嗓門，悄聲說道：“然後，我們要去英國，埃莉諾和我要去做正式訪問。”他滿懷期望地笑了。“很久以來，我一直想訪問英國。我想親眼看看英國人民……我告訴埃莉諾去訂做一些衣服，訂做一些漂亮的衣服，那麽她就真的漂亮極了。”
“但現在在打仗！”珀金斯小姐反對說，“我認為您不應該去，太危險了。德國人會跟蹤您。”
羅斯福把手擋在嘴邊，低聲說：“歐洲的戰爭到5月底就會結束了。”
總統還同貝爾納斯和盧西烏斯・D。克雷進行了談話。克雷剛剛被任命為駐德副軍事長官，可是他對這一任命並不滿意，因為他想到太平洋地區參戰。所以，他隻是默不作聲地在那裏立正站著。總統說，他很高興，一個身兼工程師和將軍雙重身份的人將前往德國。他問克雷，能否在中歐成立一個類似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機構，以緩和煤炭逐漸匱乏的問題。克雷還沒來得及回答，羅斯福便又談起了他在德國學習的日子。當時，他便“對德國的傲慢自大和地方觀念產生了厭惡情緒”。
會晤結束後，貝爾納斯開玩笑地告訴克雷：“將軍，您說得太多了。”
“先生，就算總統給了我一個機會，但我懷疑我是否能對他說些什麽，因為他的外表讓我很吃驚。”
“您的意見使我很擔心。”貝爾納斯說。他經常見到總統，但直到此刻，他才注意到羅斯福的健康狀況惡化得如此迅速。
當羅斯福離開辦公室，準備搭乘去佐治亞的火車時，海軍上將萊希陪在他的輪椅旁，向白宮南門走去。“總統先生，您去度假，這很不錯。”他說，“這對我們來說也很不錯。因為當您不在白宮時，我們要比您在這裏時清閑得多。”
羅斯福高聲笑了。“很好，比爾。趁我不在，你們就好好玩吧。因為等我回來時，會有一大堆活兒要你們幹，那時你們要拚命工作。”
在奧肯切，華沙機場，波蘭地下運動的十二位領導人――身著借來的大雜燴，比如條紋短褲和休閑夾克――登上一架紅軍飛機。有人向他們保證，這是要他們去朱可夫的司令部同朱可夫開會。
起初，有幾個波蘭人不願意拋頭露麵，但大多數人都認為，朱可夫的邀請表明俄國人願意講道理；隻有通過這樣一個會議才能給他們的國家帶來安全。作為善意的標誌，蘇聯人同意釋放被關押的地下運動領導人，包括中右派的全國民主人士組織主席亞曆山大・茲維任斯基。他們還答應用飛機把地下運動的八位主要代表直接從朱可夫的司令部送到英國，以使他們能夠同倫敦的流亡政府取得聯係。當然，其他的波蘭人將安全地回國。
在這種許諾和希望的蒙騙下，十二位波蘭人無知地登上了蘇聯“解放者”號飛機。上了飛機後，他們不禁大吃一驚，茲維任斯基竟然也在這裏。他自己也迷惑不已，告訴他們，他一直被關在一個地下室裏，飽受拳打腳踢，然後又突然把他帶上了這架飛機。這究竟是怎麽回事？
飛機起飛了。不一會兒，這些波蘭人就發現他們是在向東飛。正當他們焦慮地對此作著種種猜測時，一個友善的年輕蘇聯上尉告訴他們，他們要去莫斯科。他說，朱可夫出乎意料地被召回那裏了。
一些波蘭人非常肯定他們是被綁架了，但其他人卻認為在莫斯科開會是合乎邏輯的，他們在那裏可以同地位最高的蘇聯軍官打交道。再說，蘇聯人不是履行了釋放茲維任斯基的承諾嗎？
發動機隆隆作響了幾個小時，然後突然發出劈裏啪啦的響聲，飛機滑向了一個雪坡。沒有人受傷，但是旅客們都被困在了一片白茫茫的荒野之中。等了好長時間，幾百名百姓才在雪地中開辟出了一條路。他們被送到一個火車站，登上一列開往莫斯科的火車。到達莫斯科時，他們已饑腸轆轆，疲憊不堪。
全國民主人士組織的一位成員茲比涅夫・斯蒂普科夫斯基和其他兩位代表登上了第一輛汽車。汽車駛過了外交部門前，他們本以為自己會待在那裏。最後，他們終於在一座莊嚴的大理石建築前停了下來，衣著考究的俄國秘密警察衛兵在那裏巡邏著。
“這是哪座大酒店？”一位深受感動的代表問道。
“這是一座監獄。”斯蒂普科夫斯基告訴他。大門開了。汽車開進一個院子。院子四周都是圍牆。圍牆上開著窗子，窗口都裝著鐵柵欄。
“但這不可能！”他天真的同誌驚呼道。
波蘭人下了車，被分別關進單人牢房。斯蒂普科夫斯基撕碎了那張授權他領導同倫敦波蘭人和英美人士談判的文件，然後開始往下吞咽紙片。盡管喉嚨非常幹，他最終還是完成了這一任務。這時，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走了進來，冷冷地對他說：“把衣服脫下來！”他隻脫下了大衣，摘下了帽子。那女人跺著腳說：“我告訴你――把衣服脫下來！”他把襯衣脫了。她又吼叫起來，於是他把短褲也脫了。在仔細全麵地檢查了他身體的每一部分以後，她問：“你有梅毒嗎？”然後她離開了。
一個俄國秘密警察走了進來，把他衣服上的扣子全都剪掉，把帽子撕成兩半，把大衣襯裏撕開，又把鞋底撕下來。一名看守拿走了斯蒂普科夫斯基的戒指、手表和錢包，然後命令他穿好衣服。他被帶到走廊上，來到另一間屋子。在那裏，他又被搜查了一次。最後，他被帶到了頂層，關進第九十九號牢房。這是一間深綠色的牢房，有一個小窗子，可以俯瞰昏暗的院子――這就是盧比安卡監獄。
“現在，這裏就是你的家了。”看守說著鎖上了門。
在決定讓紅軍攻占柏林一事上，艾森豪威爾覺得自己拋開了政治因素，並將始終強調這一決定是基於“純軍事”因素的――即使在他實現了巴頓的預言，並且贏得了美國最高的政治寶座之後。但是，事實上，他的行動恰恰相反。1945年春天，影響這一決定的軍事因素並不僅僅是德國戰敗，因為這幾乎已是既成事實了。
艾森豪威爾的行動是由美國軍事機構獨有的演變過程所決定的。在戰前，它是一支人數不多的高度職業化的隊伍，隻關心那些針對美國的軍事威脅，而從不考慮政治聯盟或政治友誼。軍人們有意識地讓自己不沾染文職人員的思想，他們隻有一個目標――國家的軍事安全。他們的工作就是準備防禦未來的和現在的敵人。他們對外交政策的態度隻基於這樣一條原則：它對軍事安全是有利還是有害？實際上，軍人們隻履行自己分內的傳統職責，而不理會公眾輿論或政治。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幾個月中，他們保守而現實地評價了他們的長期目標，即在亞洲和歐洲建立力量的均衡。他們強烈建議總統要謹慎從事，避免同德國和日本斷絕關係。與此同時，霍普金斯、伊克斯、摩根索和國防部長亨利・史汀生都力勸羅斯福去援助英國。軍人們一再地反對采取禁止貿易令，或任何可能導致兩線作戰的挑釁性行動。但羅斯福最終還是確信，隻有進行幹預才能拯救世界。所以，盡管軍人們都建議不要采取“任何魯莽的軍事行動”，美國還是在1941年秋倉促地卷進了對日戰爭。
陸軍和海軍的將領們立時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權力，而文職領袖們也心甘情願地把空前的責任交到了他們手中。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告訴史汀生：“我已經洗手不幹了，現在該由您和諾克斯――陸軍和海軍掌控局麵了。”而史汀生也聲稱，他現在的責任是“支持、保護、維護他的將軍們”。
“珍珠港事件”後不久――在“阿卡迪亞”，英美第一次在華盛頓召開的戰爭會議上――就決定必須成立聯合指揮部。於是，由英國參謀長們及其美國同行組成的聯合參謀部就應運而生了。英國人早已組織有序。美國人意識到，如果不想讓英國人占上風，他們也應該組織一個美國陣線。因此，他們就成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由陸軍參謀長、空軍司令和海軍司令組成。幾個月後，又加入了第四個成員，總統的參謀長，海軍上將萊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萊希一直是總統的老搭檔。除了霍普金斯，他同羅斯福的私人聯係可能要多過任何人。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由於他們與羅斯福親密的私人關係，參謀長聯席會議日益變得政治味十足。作為總司令，總統和丘吉爾一樣，也很享受與他的軍事首腦們的親密交往。
是哈裏・霍普金斯“發現”了馬歇爾，並推薦他任總參謀長。起初，他是馬歇爾和總統的中間人，但是到了1943年，總參謀長已經取得了羅斯福的信任，也就不再需要中間人了。
有了如此直接的途徑，萊希和馬歇爾幾乎完全控製了處理所有軍事問題的權力。史汀生和弗蘭克・諾克斯這兩位年長的共和黨國防部長和海軍部長，甚至都沒見過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首腦和羅斯福。他們的影響在逐漸減弱，最後，連采購和後勤問題也落到了次長帕特森和福雷斯特爾的手中。
國務院的聲音也被削弱了。當然，外交，而不是軍事，仍是它的職責。但是，在戰爭期間，外交主要局限於與中立國、小盟國之間的關係，以及製訂新世界組織的計劃。羅斯福甚至不允許國務卿赫爾參加大型的軍事會議。“自從‘珍珠港事件’之後，我沒有參加過任何討論軍事問題的會議，”赫爾憤憤不平地寫道，“因為總統不邀請我參加此類會議。我曾多次向他提過這個問題……關於軍隊從何處登陸，軍隊在戰勝希特勒的大行動中穿過大陸時應走哪條路線，無論是總統還是他的高級軍事將領，都從未同我討論過這類問題，雖然我早就得知了他們的決定。他們也沒跟我談起過原子彈的問題。”
另一方麵，馬歇爾和萊希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大，他們的提議隻被羅斯福駁回過寥寥幾次：一次是在1942年，關於入侵北非的問題；另一次是在1943年，關於對印度洋發動攻勢的問題。這兩次，羅斯福都同意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但後來又迫於英國的壓力而改變了主意。總之，所有關於戰爭的重要決定都是由羅斯福、霍普金斯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作出的。這就導致了一個奇特的結果――軍人們越來越介入政治了。
隨著美國軍事指揮官們的權力和領域日益擴大，他們開始支持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為其出台做了不少工作。而另一方麵，英國的軍事指揮官們卻仍然保持著職業軍人的態度，常常叫囂著反對政府的觀點，直到最終決定達成為止。這時，也隻有在這時，他們才堅決地支持丘吉爾。
此時，美國的軍事指揮官們普遍都接受羅斯福關於指揮戰爭的概念。一言以蔽之，他們不再是純粹而簡單的士兵，而是政治家式的士兵，常常同見多識廣的文職官員見解一致――就好像是凶猛的看門狗被去了勢。羅斯福很少聽到他們的反對意見；參謀長聯席會議三軍將領現在同他非常融洽，本能地知道他需要什麽，因此，在呈交意見之前，他們已過濾了自己的觀點。換句話說，軍人和文官的觀點之間已經失去了平衡，沒有人發表純軍事的觀點了。
“的確有過幾次，總統正式地駁回了他們的建議，這應該是真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曆史部的T。基特裏奇上尉這樣寫道，“但是，這隻是由於，總統同萊希、馬歇爾、金，以及阿諾德的非正式討論通常可以使他們提前了解總統的看法。毫無疑問，他們經常意識到，同冒著被駁回的風險、提出一個明知不會被采納的正式提議相比，不如接受總統的建議，然後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釋。”
這樣，在方便和融洽的名義下――一種最為危險的融洽――參謀長聯席會議並沒有執行他們的基本職能，即在嚴格的軍事基礎上為總統提出建議。他們甚至變得非常容易受公眾輿論的影響，以至於奮力爭取以美國人員的最少傷亡換取戰爭的勝利。他們認為，任何一次行程，例如攻打柏林，結果隻會帶來無謂的傷亡。他們顯然沒有考慮到，在柏林損失一點人，可以為美國未來的軍事安全作出貢獻。
當然，參謀長聯席會議認識到了，俄國將成為歐洲決定性的力量。然而，在1943年的魁北克會議上，他們不但投票幫助蘇聯人，還“盡一切努力”以贏得蘇聯的友誼。一年後，他們同意了羅斯福的意見，即三大國之間的合作可以恢複歐洲權力的均衡。他們宣稱，國家基本政策“應該尋求維護三大國的團結……同時，可以希望，完善預防未來世界衝突的措施”。
盡管這種同俄國融洽相處的願望，部分出自於取得俄國幫助以戰勝日本的渴望，但是，這隻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推理。如果放在五年前，同樣一批人一定會嘲笑這種想法。參謀長聯席會議忽視了他們基本的軍事職責：首先要為國家未來的安全服務。
這種準軍事思想最終並沒有導致勝利，而是導致了一種難以維持的刺刀下的和平。參謀長聯席會議本應警告他們的總統，在現實世界裏，將永遠存在權力之爭；聯盟隻是暫時的，今天的敵人，可能就是明天的盟友，反之亦然；歐洲和亞洲的強權政治，盡管從哲學和道德的觀點上來說非常令人遺憾，但其不可避免地將成為需要曆經多年才能戰勝的一個因素。
然而，也不能責備參謀長聯席會議。是美國人民迫使他們改變了思想。如果他們保留那種超然的軍事判斷，堅持控製或至少調和諸如無條件投降或同俄國合作之類的軍事目標的話，那麽，他們就要冒被解除指揮權的危險。美國要的是全麵的勝利和一個美麗新世界；而羅斯福的成就和誌向已獲得了全國大多數人的熱情支持。
3月初，羅科索夫斯基元帥指揮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繞到但澤後麵，完全切斷了敵人逃往德國的通路――除了海路。3月22日，他突然揮師打進了但澤和格丁尼亞之間。兩天後，俄國飛機空投了元帥簽署的傳單，呼籲防守者停止抵抗。羅科索夫斯基警告說，他正準備炮擊這兩個港口。“在這種形勢下，你們的抵抗是愚蠢的，那隻會給你們帶來破壞，給幾十萬婦女、兒童和老人帶來死亡……對於所有準備投降的人，我會保證你們生命和個人財產的安全。”其他人則將在戰鬥中被消滅。
元首司令部當晚作了答複：“對但澤―格丁尼亞地區的每一寸土地都要保衛到底。”對於這兩個已經瀕臨餓死邊緣的城市來說，這無異於被宣判了死刑。紅軍的飛機開始投擲燃燒彈和烈性炸彈，與此同時，密集的炮火開始有組織地重擊這一地區。幾個小時後，但澤就被一道將近三英裏高的煙火牆壁圍住了。
城市裏同樣非常恐怖。為了使大家堅決抵抗，黨衛隊把許多士兵吊死在樹上。屍體的脖子上掛著牌子，上麵寫著：“我是叛徒”，“我是膽小鬼”，“我是逃兵”，“我違抗了上司的命令”。當逃難的大車堵塞了交通時，它們的主人經常被拉出來吊死，以儆效尤。武裝部隊的一些軍官們強烈譴責這種恐怖行動，守衛者之間的公開衝突一觸即發。
東線局勢的惡化使希特勒和這條戰線的指揮官之間的私人關係也惡化了。當古德裏安和弗萊塔格・馮・洛林霍芬上校於3月28日上午從措森前往柏林時，這位副官非常肯定，會上將出現激烈的爭論。因為，很明顯，古德裏安已經忍無可忍了。他想，德國最偉大的戰地指揮官之一卻要把才幹浪費在會議室裏，和元首進行徒勞無益的爭論，這是何等的罪過！
“今天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他！”古德裏安大喊道。尤其使他心煩的是，二十萬德國士兵毫無必要地困在了俄國戰線後麵幾百英裏處的庫爾蘭地區。
此刻，他們的汽車正在瓦礫遍布的柏林街道上緩緩而行。路上，是一排排冒著煙的斷壁殘垣，一群群正在乞討殘羹剩飯的飽受折磨的百姓。他們在部分遭到破壞的帝國總理府附近停下，然後步行穿過幾條走廊。最後，他們在一個衛兵的陪同下走下一道樓梯，來到一扇由兩個黨衛隊隊員把守的鐵門前。這裏通往希特勒的新居――帝國總理府花園下麵的巨大掩體。
他們又走下幾級台階，來到一條積了一英寸深的水的狹窄走廊裏。這條走廊實際上是一個食品室，因為希特勒的膳食主管名為阿圖爾・卡南貝格，人們就稱之為卡南貝格走廊。他們小心翼翼地跨過地上的溝槽板道來到一扇門前，然後走下另一小段通到掩體上層的樓梯。在一條中央走廊的兩側，有十二個小房間，這條走廊也用作大食堂。
古德裏安和他的副官穿過走廊，走下一條旋轉樓梯，又邁下幾級台階，來到了下一層，元首的掩體。這裏有十八個小房間，分列門廊的兩旁。門廊一分為二，一半是候見室，一半是會議室。再往前，在一個小廳裏，有一個緊急出口，出口外麵是四道陡峭的混凝土石階，通向總理府花園。會議室的左邊有一個地圖室，一個元首貼身衛隊的休息室，然後就是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的六個房間的套房。會議室的右邊是特奧多爾・莫勒爾醫生和路德維希・斯達姆普菲格（他取代卡爾・勃蘭特成了希特勒的外科醫生）的住處，還有一個急救室。整個掩體的頂上是十二英尺厚的加強天花板，上麵覆蓋著三十英尺厚的混凝土。這裏要麽會成為希特勒的墳墓，要麽會成為他奪取勝利的堡壘。
在被幾名衛兵搜查過之後，兩位軍官獲準進入會議室。會議室裏已經坐滿了帝國的重要人物。盡管開著通風設備，空氣仍不新鮮。設備發出刺耳而單調的嗡嗡聲，傳遍了掩體裏的每一個房間。
過了一會兒，希特勒從隔壁的臥室裏拖著腿走進了會議室。午間會議開始了。布賽將軍首先報告了他試圖解救屈斯特林的失敗行動。當布賽想要解釋為什麽三次進攻都沒有成功時，希特勒尖刻地打斷了他，“我是指揮官！應該由我承擔下達命令的責任！”
這一毫不相幹的打岔並沒有幹擾布賽，因為他曾多次和曼施泰因一起參加過這類會議。但是，古德裏安卻控製不住了。“請允許我打斷您，”他說，“昨天我已詳細向您解釋過――通過口頭和書麵――不應因為進攻屈斯特林失敗而責備布賽將軍。”他似乎越說越生氣，拔高了嗓門，怒不可遏地說：“第九軍用光了撥給它的彈藥。這支部隊盡了它的職責――傷亡人數非常之大就是證明。因此，我要求您千萬不要責備布賽將軍。”
希特勒被如此直接的攻擊激怒了，他掙紮著站了起來。但是，古德裏安並沒有受到威脅。他大膽地提出了他和希特勒幾個星期以來一直在爭論的問題。他以原告的口吻問道：“元首是否要從庫爾蘭撤軍？”
“決不！”希特勒揮舞著右臂吼叫著。他的臉色變得死灰般慘白，而古德裏安則漲紅了臉。將軍咄咄逼人地向希特勒走去。約德爾的副手奧古斯特・溫特爾將軍從後麵拉住了他，而威廉・布格道夫則試圖拉希特勒坐下。
這時，溫特爾和約德爾都扯著古德裏安，讓他離希特勒遠一些，並努力使他平息憤怒。然而，古德裏安卻繼續無法控製地高聲朝元首叫喊著。弗萊塔格・馮・洛林霍芬擔心古德裏安會被抓起來，於是跑到候見室給將軍的參謀長打電話。他匆忙告訴克萊勃斯將軍這裏發生了什麽，並要求他不要掛上電話。接著，他返回會議室，告訴古德裏安說有緊急電話找他。在接下來的二十分鍾裏，克萊勃斯一直在和古德裏安商量。當古德裏安回到會議室時，已經控製住了自己。
希特勒回到座位上，緊繃著臉。盡管他的雙手仍在顫抖，但也已恢複了冷靜。“先生們，我必須請你們全部離開這個房間，”他平靜地說，“除了陸軍元帥和上將。”當隻剩下凱特爾、古德裏安和希特勒三人時，元首說：“古德裏安將軍，你的健康狀況需要你馬上休六個星期的病假。”
古德裏安伸出手臂，僵硬地敬了一個禮。“我這就走。”說著，他便準備離開。
“請在這裏待到會議結束。”希特勒平靜地說。
古德裏安坐了下來，會議繼續進行，就好像什麽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幾個小時之後，會議終於結束了。古德裏安感覺似乎已經過了一輩子。但是，他還不能走，元首希望他再待一會兒。“請你多多保重，”他關切地說，“六個星期以後，形勢將變得非常危急。那時我會迫切地需要你。你打算到哪裏去？”
凱特爾建議他去德國西部的一個溫泉療養勝地利本施泰因城。但古德裏安譏諷地告訴他，那裏已被美國人占領。“好吧，那麽哈爾茨山脈中的薩什薩城如何？”凱特爾又和善地建議說。
古德裏安說，他要挑一個不會在四十八小時內被占領的地方。他揚手敬禮告辭，然後，在凱特爾的陪同下，他走出總理府，來到自己的汽車旁。凱特爾說，他很高興古德裏安沒有反對元首要他休假的建議，然後，兩人便分手了。
當古德裏安回到他在措森的私人寓所時，夜幕已經降臨了。
“今天的會議太長了。”古德裏安夫人說。
“是的，”筋疲力盡的將軍說，“而且，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已被解職了。”兩人擁抱在了一起。
此時，歐洲每個中立國家的首都都風傳說將要停戰。斯德哥爾摩的流言最甚。其中一些過於荒謬，以致很快就銷聲匿跡了。也許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則是說德國正在同俄國媾和，隻有那些積極投身於這一行動的人才相信這個消息。
這些談判在3月中旬就開始了。當時，外交部長馮・裏賓特洛甫邀請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將軍到他的辦公室。“作為一個政治家，此時此刻，除了同蘇聯媾和以外，我別無其他效忠國家的辦法。”裏賓特洛甫告訴大島浩，但是，他忘了補充說，希特勒對此事毫不知情。“這將允許我們把東線的兵力用於西線，集中力量同英美作戰。”
大島浩認為，現在采取這一措施已為時太晚。但是，他一言未發，隻是側耳傾聽裏賓特洛甫講話。裏賓特洛甫指出，由於日本同蘇聯已經簽署了一個中立條約，那麽，俄德媾和就可以使德國和日本能夠引導其軍事力量，擊敗英國人和美國人。
“我們可以通過日本外交圈子在東京或莫斯科進行接觸，”裏賓特洛甫繼續說道，“但是，我傾向於避開東京或莫斯科。”最好，他說，能通過日本駐斯德哥爾摩武官小野寺信少將，同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其他地方會晤，“這樣的話，事情就能一舉告成。”大島浩仍心懷疑慮，但他答應去試探一下小野寺信。
3月25日，日本駐柏林武官小鬆三彥中將給小野寺信發去了一封電報：
大島浩大使希望同您認真地談談。請速來柏林一晤。德國空軍會為您的飛機頒發安全通行證……又，切勿向我駐斯德哥爾摩大使及東京方麵透露大島浩大使召見您一事。
三天後，即3月28日，小野寺信搭乘一架瑞典飛機在滕珀爾霍夫機場降落，之後被人用車送往了日本駐德使館。在這裏，他同大島浩大使、小鬆三彥將軍以及另外三名大使館官員進行了商討。
“你知道，德國在東西兩線同時陷入了困境，局勢越來越絕望。”大島浩開口說道。他描述了他同裏賓特洛甫奇特的會麵。大家的一致意見是，成功的希望不大。但是，他們都同意：同斯大林打交道，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事都有可能發生。無論如何，值得試一試。於是，他們決定，小野寺信應返回斯德哥爾摩，同蘇聯駐瑞典大使進行接觸。
第二天，大島浩向裏賓特洛甫報告說，小野寺信同意與蘇聯人進行接觸。這時，裏賓特洛甫才初次透露，希特勒對這一建議毫不知情。他要求日本大使，在元首同意之前，暫時不要采取任何行動。大島浩返回大使館等待著。約在午夜時分，他收到邀請，立刻前往裏賓特洛甫的辦公室。“希特勒拒絕了！”裏賓特洛甫激動地對他說，“然後他告訴我，‘我完全相信我會在東西兩線取得最終的勝利。’”裏賓特洛甫說，不過，不久可能會出現另一次談判的機會，“希望小野寺信將軍記住這件事”。
大島浩走在這座劫後餘生的城市那昏暗的大街上，心中思忖著，裏賓特洛甫怎麽會產生這麽一個愚蠢的想法？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希特勒斷然回絕了裏賓特洛甫的建議，並且堅信自己一定會勝利。大島浩對希特勒的樂觀情緒印象至深，決定向東京方麵報告這一整件事情。
就在古德裏安被解除指揮權的那天，即3月28日，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正準備做出一項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為重要的一項決定。過去兩個月中一係列驚人的軍事事件促使總司令對自己給德國心髒最後一擊的計劃進行了重新評價。如今，朱可夫已在距帝國總理府僅四十空英裏的奧得河上建立了橋頭堡；霍格完整無損地奪取了萊茵河上的一座大橋；巴頓則戲劇性地穿越了帕拉廷地區，並在奧本海姆渡過了萊茵河。所有這一切，在六個月前有誰能想象得到呢？
艾森豪威爾推測，德國人隻能在柏林再堅持幾個星期。現在，辛普森的先頭部隊已攻至多斯滕，距離柏林中心仍有二百八十五空英裏遠，並且中間隔著哈爾茨山脈和易北河，在這種情況下，他怎麽能首先到達德國首都？此外，如果艾森豪威爾像戰地指揮官們所希望的那樣，繼續向柏林發起主攻，那麽，可以肯定，這將導致“整條戰線上的剩餘部隊動彈不得”。
因此，發起一次對柏林的攻擊就不可能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將包圍魯爾地區，向西南方向的慕尼黑和萊比錫發動主攻。正在向萊比錫進軍的部隊要繼續前進，盡快與俄國人會師；與此同時，其他部隊則向巴伐利亞南部和奧地利推進，以摧毀德國的“民族堡壘”。據傳，希特勒準備在那裏進行最後的殊死抵抗。蒙哥馬利將放棄攻打柏林，轉而向西北進軍，占領漢堡正北的波羅的海重港盧貝克灣――同時切斷德軍在丹麥和挪威的退路。
這是艾森豪威爾決定不攻占柏林的公開理由，不過，他肯定更多的是受到了個人目的的影響。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高級將領――特別是布雷德利、巴頓、辛普森和霍奇斯――覺得自阿登戰役以來沒有充分利用他們的才幹。新的計劃將給他一個借口，可以將主動權交給美國人。向萊比錫和慕尼黑發起的突擊將交給布雷德利指揮。這樣，一旦魯爾被包圍，便將辛普森的第九軍還給他。
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幫助艾森豪威爾的想法形成。最近，丘吉爾曾讓他看了來自莫洛托夫的一封尖酸刻薄、充滿懷疑的信。信中談的是“縱橫字謎行動”。還有什麽舉動比把新計劃透露給斯大林更為坦率和調和呢？那無疑將證明，人們完全可以相信，美國人之所以發起戰爭，沒有任何別有用心的目的。
無論究竟是什麽理由，艾森豪威爾都認為它非常重要。因此，3月28日下午，他給斯大林寫了一封私人信件――沒有經過聯合參謀部的事先檢查――把它交給了在莫斯科的迪恩將軍，要他轉交給斯大林，並帶回“詳盡的回應”。
艾森豪威爾告訴斯大林，他決定向柏林以南發起主攻――而把首都留給俄國人：
……在確定我的計劃之前，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這些計劃應該在攻擊的方向及時間的選擇方麵與您的計劃盡可能協調一致。因此，您能否把您的打算告訴我？並且讓我知道，這封信中提出的建議，在多大程度上與您可能采取的行動相一致？
如果我們準備立即徹底摧毀德國軍隊，我認為我們必須協調彼此的行動，竭盡全力完善我們的先頭部隊之間的聯絡。為此，我已準備好派一些軍官去您那裏。
六個月以前，艾森豪威爾曾寫信告訴蒙哥馬利，柏林顯然是最重要的目標。“在我的頭腦中，毫無疑問，我們應該集中所有力量，迅速向柏林挺進。”一直到3月28日夜間，蒙哥馬利仍認為艾森豪威爾還在堅持這一想法。這時，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說，一旦魯爾被包圍，就應將辛普森的部隊還給布雷德利，讓其發起盟國對萊比錫的主攻。自此之後，蒙哥馬利的任務就僅僅是“保護布雷德利的北翼”了。蒙哥馬利已經開始率領盟軍主力向柏林進攻。在這種情況下，艾森豪威爾的信當然無異當頭一棒。信末幾句充滿樂觀的話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安慰：正像您所說的，形勢看上去不錯……
兩支美國軍隊正在對魯爾工業區進行大規模的鉗形包圍。北邊的一支是辛普森，南麵是霍奇斯。兩位將軍都不知道，一旦兩軍會合，並將莫德爾的整個集團軍包圍起來，美國就如願以償了：辛普森將仍歸布雷德利指揮，而美國軍隊將發動盟軍的主攻。
霍奇斯一翼的先頭部隊是第三裝甲師，而第三裝甲師的先頭部隊則是理查遜特遣隊。3月28日深夜，沃爾特・理查遜中校接到命令，命其前往第三裝甲師的後備戰鬥部隊指揮官羅伯特・豪茲處報到。理查遜有些不滿。一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戰鬥，幾乎一覺都沒睡。他猜，他將損失更多的睡眠。在豪茲的指揮所，他遇到了他的老朋友，得克薩斯老鄉薩姆・霍根中校。兩人曾在法國的阿登和萊茵蘭並肩戰鬥過。
平素總是很冷靜的豪茲此時非常激動。“我們要出發了，”他對兩位中校說，“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了！”他指向地圖上的帕德博恩，意味深長地看向理查遜。這座城市位於東北方向一百多英裏處。
理查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說――在一天之內到達帕德博恩？”
豪茲點了點頭。“明天上午，你動身向帕德博恩進發。要火速進軍！占領帕德博恩飛機場。”他轉向霍根，命令他在左翼排成梯隊掩護理查遜。來自另一個戰鬥部隊的韋爾伯恩特遣隊則掩護其右翼。餘部則將盡其所能地跟上去。“一鼓作氣，直達帕德博恩。”將軍又解釋說，辛普森的第二裝甲師將在那裏同他們會合。這樣，整個魯爾就被裝進一個口袋裏了。
理查遜最喜歡這類任務，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疲乏。一回到自己的指揮所，他就告訴他的軍官們，他們將在清晨六點開拔。他說，豪茲隻給他下了一道命令，“前進！”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任何路徑前進，穿過田野，走羊腸小道，或者走寬闊的大路――隻要能在一天內到達帕德博恩就行。理查遜像平時一樣四點起床，親自開著吉普車向前偵察了三英裏，這樣特遣隊就可以順勢出發了。他沒有在前方發現什麽情況，於是返回駐地，檢查全隊，看看是否帶足了儲備汽油。
早晨六點，理查遜特遣隊開始全速向北挺進，每小時三十二英裏。他命令部隊繞過一切大的路障，必要時可以從田野上穿過去。打頭的是一輛半履帶式裝甲車和幾輛吉普。接著是理查遜的吉普車和三輛沒帶裝備和步兵的“沙曼”式坦克。它們後麵是十七輛滿載步兵的“沙曼”式坦克和三輛配有九十毫米口徑大炮的巨大的“潘興”式坦克。接下來是理查遜的參謀人員，一支自行火炮炮兵連，另外十七輛“沙曼”式坦克，一些輕型坦克和一長串裝載人員、彈藥和食品的卡車。這是一支久經戰爭考驗的機動部隊，雖然大家都已精疲力竭，但幾乎人人都像理查遜本人一樣心懷渴望。
他們列隊向北行進，整個上午都沒遇到什麽大的抵抗。中午，他們停都沒停便擊毀了一列德國客車，然後碾過了幾處一派和平氣象的軍事基地。後來，他們終於遇到一處路障，理查遜憑借前麵的坦克簡單地踏平了道路。
夜幕快要降臨之時，理查遜看了看車上的裏程表：已經走了七十五英裏。這時，濃霧滾滾，無線電聯絡中斷了。隻有一件事可以做：繼續前進。進入布裏隆幾分鍾後，理查遜收到師長莫裏斯・羅斯將軍通過無線電發來的命令：理查遜特遣隊應掃蕩布裏隆。理查遜報告已收到來電。不過，就他看來，他仍須按照豪茲的命令行動，於是，他繼續向前趕路。還有三十多英裏就到帕德博恩了，但他還是不知道該走哪條路。他帶著幾輛車走在前麵，想找一條最佳路線，同時派主力部隊到布裏隆倉促調查一番。
過了一個多小時，理查遜才從一個老百姓口中得知，通往帕德博恩的最佳路線就在前麵。但天太黑了，霧又那麽重，必須有人在前麵帶隊。他剛想跳下吉普車，親自在前麵帶路，這時，他聽到他的主力部隊終於追上來了。理查遜想知道，他們為何在布裏隆待了那麽久。一個年輕的中尉排長跳下第一輛坦克，穿過愈加濃重的黑暗向理查遜跑來。
“跟我來。”中校說。他們沿著路開始往前走。理查遜注意到中尉非常害怕，他的臉色在昏暗之中顯得一片煞白。中校沒有責備中尉。
坦克的燈上蒙著一層藍布，響聲隆隆地跟在後麵，開得越來越近。理查遜加快了腳步，但第一輛坦克仍舊向他逼過來。當坦克輕觸到他的後背時，他跳向一旁，跌跌撞撞地穿過馬路，跳進了一條壕溝。坦克像條忠實的狗一樣，也跟著他開進了壕溝。理查遜爬回了馬路，瘋狂地揮動著手裏的手電筒，但坦克卻繼續向他衝來。這時，他可以看見第二輛和第三輛坦克正忽左忽右笨手笨腳地試圖跟上第一輛坦克。就在它們的後麵，他隱約地看見了一個紅十字。見鬼，救護車開到前線來幹什麽？最後，第一輛坦克終於看到了他打出的信號，急閃了一下戛然停住。咣當一聲，第二輛坦克撞在了第一輛坦克的尾部。過了一會兒，又傳來另外兩聲金屬的碰擊聲。
理查遜生氣地對第一輛坦克的駕駛員大喊大叫著。然後，他轉向那名年輕的排長。“見鬼！坦克手們究竟怎麽了？”
嚇得目瞪口呆的中尉爬上坦克炮塔，向裏麵看了看。“不好！”他叫道，“裏麵全是香檳酒。”
理查遜爬了上去，隻見駕駛員坐在炮塔的地板上，抱著兩瓶香檳酒，目光呆滯無神。上校跳到地上，“把坦克開上大路，”他對中尉說，“讓它停在路上。把香檳酒扔出來，打開所有的頂蓋。”他認為，冰冷潮濕的霧可以讓這些醉醺醺的士兵醒過來。當他向第一輛救護車走回去時，一個熟悉的身影穿得厚厚的，拖著步子向他走來。這隻能是醫生斯卡特古德。“我們應該回布裏隆。”醫生神秘兮兮地說道，隨即咧嘴笑了起來。
“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斯卡特？”理查遜懷疑地問道。
“中校，我必須告訴您真相。”他承認，正是他在布裏隆發現了一個滿是香檳酒的倉庫。
理查遜通過無線電告訴他的主任參謀，立即把待在布裏隆的剩餘部隊帶出來，不出來就開槍。然後，他又開始徒步沿著馬路走了起來。走了幾英裏之後，霧漸漸散了，中校這才回到他的吉普車上。
午夜時分，他又看了看車上的裏程表，發現已經走了一百零九英裏――而傷亡的士兵盡是醉鬼。但是，前方五英裏就是帕德博恩，那裏有一所坦克學校和黨衛隊增援部隊的一個訓練團。他命令部隊原地停下，關掉發動機，吃晚飯，抓緊時間睡幾個小時。第二天早晨可能要連吵帶罵才能把他們叫起來。
英軍指揮官們對艾森豪威爾的決定的憤怒反應是在預料之中的。“首先，”3月29日晚上，布魯克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他沒有權利直接同斯大林進行交涉，他應該通過聯合參謀部來與之聯絡。其次，他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電報；最後，電報中所暗示的一切似乎純屬信口開河，同我們之前已達成一致的安排完全矛盾。”
在這種憤怒情緒的支配下，英國參謀長們沒有征求丘吉爾的意見就給美國參謀長們發去了一封長長的電報。他們聲稱，艾森豪威爾直接給斯大林寫信是一種越權行為。更糟糕的是，改變進攻方向的決定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和軍事錯誤。他們還指出，英國情報部門對有關所謂“民族堡壘”的謠傳根本不感興趣；在決定未來的戰略時，不應對其予以考慮。
麵對這種尖銳的反駁，馬歇爾的反應是，給艾森豪威爾發了一封私人電報，其中列舉了英國人主要的異議，並要求他作出解釋。這令艾森豪威爾不禁也開始重新考慮，並立即致電在莫斯科的迪恩，告訴他，如果為時還不算晚的話，不要把信交給斯大林。迪恩回電說，信件還未遞交，他將扣住信件，等待進一步的命令。聽到這些話，艾森豪威爾肯定如釋重負。
和他的軍事首腦們一樣，丘吉爾也覺得艾森豪威爾犯了一個大錯誤。在戰爭的開始幾年，他也像羅斯福一樣迫不及待地要打垮希特勒，因此，常常犧牲一些政治上的考量。但是，自從雅爾塔會議之後，他變得越來越相信，東方的問題預示著未來的危險，而隨著勝利的臨近，政治問題開始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他而言，事情現在已經很清楚了，蘇聯“已成了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險……必須立即建立一條對付蘇聯日後掃蕩的新陣線……在歐洲，這條陣線越往東越好……柏林應是英美軍隊的首要和真正目標”。
此外，他還堅定地相信，布拉格應由美國人解放，奧地利應由西方和蘇聯共同管製，而鐵托的野心應受到壓製。最為重要的是，他意識到，應該在西方交出自己解放的任何德國領土之前，在西方軍隊解體之前，解決掉蘇聯和西方之間的主要問題。
丘吉爾是集多愁善感和玩世不恭於一身的一個不同尋常的混合體，是一個有貴族氣質的保守黨人，卻又平易近人。盡管也會犯錯，但丘吉爾證明了，他是最善於作出現實主義判斷的西方領袖。一個多月以來，他不斷地試圖說服羅斯福，現在他們應該堅定地站在一起，反對斯大林將來的侵略。
“如果我們不想承認徹底失敗，那麽似乎隻有一個可以作出的選擇。”他曾在一封充滿懇求的信中對羅斯福說，“那就是堅持我們對雅爾塔聲明的解釋……考慮到這一點，難道現在不是就波蘭問題共同致函斯大林的時候嗎？”
在丘吉爾一再的懇求，以及莫洛托夫那封侮辱性的信在他心中燃起的怒火的驅使下，羅斯福終於在3月29日致電首相說，現在應該“直接同斯大林在更寬泛的層麵上討論一下蘇聯的態度”。他把給斯大林的信的副本發給了丘吉爾。內容如下：
我不能對您掩飾我的擔憂。懷著這種憂慮的心情，我審視了自富有成效的雅爾塔會議召開以來，有關我們共同利益的事件的進展情況。我們當時達成的決議都很好，其中大部分內容都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熱烈歡迎……我們沒有權利使他們失望。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我們能夠執行會上作出的政治決議，特別是關於波蘭問題的決議，然而，令人氣餒的是，迄今為止，在執行問題上還沒有什麽進展。坦率地說，我對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感到困惑不解。並且，我必須告訴您，從許多方麵來說，我不理解貴國政府明顯漠不關心的態度……
我希望能向您轉達，公正而迅速地解決波蘭問題，對我們的國際合作計劃的成功進展非常重要。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所有的困難，以及我們在克裏米亞達成決議時曾深為擔憂的那些威脅盟國團結的危險，將會以更加尖銳的形式出現……
如果說這封信並不像丘吉爾所希望的那樣強硬，但至少是前進了一步，並且使艾森豪威爾給斯大林的私人信件變得更加令人沮喪。現在是在各條戰線采取強硬態度的時候了。
發出這封信那天，羅斯福正準備出發去溫泉療養院度假。他同內閣成員們一一做了簡短的談話。他對弗朗西絲・珀金斯說：“我要去舊金山參加會議開幕式，發表演說，並以社交和個人的雙重方式會晤議員們。”雖然在場的隻有他們兩人，他仍然壓低了嗓門，悄聲說道：“然後，我們要去英國，埃莉諾和我要去做正式訪問。”他滿懷期望地笑了。“很久以來，我一直想訪問英國。我想親眼看看英國人民……我告訴埃莉諾去訂做一些衣服，訂做一些漂亮的衣服，那麽她就真的漂亮極了。”
“但現在在打仗！”珀金斯小姐反對說，“我認為您不應該去，太危險了。德國人會跟蹤您。”
羅斯福把手擋在嘴邊，低聲說：“歐洲的戰爭到5月底就會結束了。”
總統還同貝爾納斯和盧西烏斯・D。克雷進行了談話。克雷剛剛被任命為駐德副軍事長官，可是他對這一任命並不滿意，因為他想到太平洋地區參戰。所以，他隻是默不作聲地在那裏立正站著。總統說，他很高興，一個身兼工程師和將軍雙重身份的人將前往德國。他問克雷，能否在中歐成立一個類似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機構，以緩和煤炭逐漸匱乏的問題。克雷還沒來得及回答，羅斯福便又談起了他在德國學習的日子。當時，他便“對德國的傲慢自大和地方觀念產生了厭惡情緒”。
會晤結束後，貝爾納斯開玩笑地告訴克雷：“將軍，您說得太多了。”
“先生，就算總統給了我一個機會，但我懷疑我是否能對他說些什麽，因為他的外表讓我很吃驚。”
“您的意見使我很擔心。”貝爾納斯說。他經常見到總統，但直到此刻，他才注意到羅斯福的健康狀況惡化得如此迅速。
當羅斯福離開辦公室，準備搭乘去佐治亞的火車時，海軍上將萊希陪在他的輪椅旁，向白宮南門走去。“總統先生，您去度假，這很不錯。”他說，“這對我們來說也很不錯。因為當您不在白宮時，我們要比您在這裏時清閑得多。”
羅斯福高聲笑了。“很好，比爾。趁我不在，你們就好好玩吧。因為等我回來時，會有一大堆活兒要你們幹，那時你們要拚命工作。”
在奧肯切，華沙機場，波蘭地下運動的十二位領導人――身著借來的大雜燴，比如條紋短褲和休閑夾克――登上一架紅軍飛機。有人向他們保證，這是要他們去朱可夫的司令部同朱可夫開會。
起初，有幾個波蘭人不願意拋頭露麵，但大多數人都認為，朱可夫的邀請表明俄國人願意講道理；隻有通過這樣一個會議才能給他們的國家帶來安全。作為善意的標誌，蘇聯人同意釋放被關押的地下運動領導人，包括中右派的全國民主人士組織主席亞曆山大・茲維任斯基。他們還答應用飛機把地下運動的八位主要代表直接從朱可夫的司令部送到英國，以使他們能夠同倫敦的流亡政府取得聯係。當然，其他的波蘭人將安全地回國。
在這種許諾和希望的蒙騙下，十二位波蘭人無知地登上了蘇聯“解放者”號飛機。上了飛機後，他們不禁大吃一驚，茲維任斯基竟然也在這裏。他自己也迷惑不已，告訴他們，他一直被關在一個地下室裏，飽受拳打腳踢，然後又突然把他帶上了這架飛機。這究竟是怎麽回事？
飛機起飛了。不一會兒，這些波蘭人就發現他們是在向東飛。正當他們焦慮地對此作著種種猜測時，一個友善的年輕蘇聯上尉告訴他們，他們要去莫斯科。他說，朱可夫出乎意料地被召回那裏了。
一些波蘭人非常肯定他們是被綁架了，但其他人卻認為在莫斯科開會是合乎邏輯的，他們在那裏可以同地位最高的蘇聯軍官打交道。再說，蘇聯人不是履行了釋放茲維任斯基的承諾嗎？
發動機隆隆作響了幾個小時，然後突然發出劈裏啪啦的響聲，飛機滑向了一個雪坡。沒有人受傷，但是旅客們都被困在了一片白茫茫的荒野之中。等了好長時間，幾百名百姓才在雪地中開辟出了一條路。他們被送到一個火車站，登上一列開往莫斯科的火車。到達莫斯科時，他們已饑腸轆轆，疲憊不堪。
全國民主人士組織的一位成員茲比涅夫・斯蒂普科夫斯基和其他兩位代表登上了第一輛汽車。汽車駛過了外交部門前，他們本以為自己會待在那裏。最後，他們終於在一座莊嚴的大理石建築前停了下來，衣著考究的俄國秘密警察衛兵在那裏巡邏著。
“這是哪座大酒店？”一位深受感動的代表問道。
“這是一座監獄。”斯蒂普科夫斯基告訴他。大門開了。汽車開進一個院子。院子四周都是圍牆。圍牆上開著窗子，窗口都裝著鐵柵欄。
“但這不可能！”他天真的同誌驚呼道。
波蘭人下了車，被分別關進單人牢房。斯蒂普科夫斯基撕碎了那張授權他領導同倫敦波蘭人和英美人士談判的文件，然後開始往下吞咽紙片。盡管喉嚨非常幹，他最終還是完成了這一任務。這時，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走了進來，冷冷地對他說：“把衣服脫下來！”他隻脫下了大衣，摘下了帽子。那女人跺著腳說：“我告訴你――把衣服脫下來！”他把襯衣脫了。她又吼叫起來，於是他把短褲也脫了。在仔細全麵地檢查了他身體的每一部分以後，她問：“你有梅毒嗎？”然後她離開了。
一個俄國秘密警察走了進來，把他衣服上的扣子全都剪掉，把帽子撕成兩半，把大衣襯裏撕開，又把鞋底撕下來。一名看守拿走了斯蒂普科夫斯基的戒指、手表和錢包，然後命令他穿好衣服。他被帶到走廊上，來到另一間屋子。在那裏，他又被搜查了一次。最後，他被帶到了頂層，關進第九十九號牢房。這是一間深綠色的牢房，有一個小窗子，可以俯瞰昏暗的院子――這就是盧比安卡監獄。
“現在，這裏就是你的家了。”看守說著鎖上了門。
在決定讓紅軍攻占柏林一事上，艾森豪威爾覺得自己拋開了政治因素，並將始終強調這一決定是基於“純軍事”因素的――即使在他實現了巴頓的預言，並且贏得了美國最高的政治寶座之後。但是，事實上，他的行動恰恰相反。1945年春天，影響這一決定的軍事因素並不僅僅是德國戰敗，因為這幾乎已是既成事實了。
艾森豪威爾的行動是由美國軍事機構獨有的演變過程所決定的。在戰前，它是一支人數不多的高度職業化的隊伍，隻關心那些針對美國的軍事威脅，而從不考慮政治聯盟或政治友誼。軍人們有意識地讓自己不沾染文職人員的思想，他們隻有一個目標――國家的軍事安全。他們的工作就是準備防禦未來的和現在的敵人。他們對外交政策的態度隻基於這樣一條原則：它對軍事安全是有利還是有害？實際上，軍人們隻履行自己分內的傳統職責，而不理會公眾輿論或政治。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幾個月中，他們保守而現實地評價了他們的長期目標，即在亞洲和歐洲建立力量的均衡。他們強烈建議總統要謹慎從事，避免同德國和日本斷絕關係。與此同時，霍普金斯、伊克斯、摩根索和國防部長亨利・史汀生都力勸羅斯福去援助英國。軍人們一再地反對采取禁止貿易令，或任何可能導致兩線作戰的挑釁性行動。但羅斯福最終還是確信，隻有進行幹預才能拯救世界。所以，盡管軍人們都建議不要采取“任何魯莽的軍事行動”，美國還是在1941年秋倉促地卷進了對日戰爭。
陸軍和海軍的將領們立時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權力，而文職領袖們也心甘情願地把空前的責任交到了他們手中。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告訴史汀生：“我已經洗手不幹了，現在該由您和諾克斯――陸軍和海軍掌控局麵了。”而史汀生也聲稱，他現在的責任是“支持、保護、維護他的將軍們”。
“珍珠港事件”後不久――在“阿卡迪亞”，英美第一次在華盛頓召開的戰爭會議上――就決定必須成立聯合指揮部。於是，由英國參謀長們及其美國同行組成的聯合參謀部就應運而生了。英國人早已組織有序。美國人意識到，如果不想讓英國人占上風，他們也應該組織一個美國陣線。因此，他們就成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由陸軍參謀長、空軍司令和海軍司令組成。幾個月後，又加入了第四個成員，總統的參謀長，海軍上將萊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萊希一直是總統的老搭檔。除了霍普金斯，他同羅斯福的私人聯係可能要多過任何人。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由於他們與羅斯福親密的私人關係，參謀長聯席會議日益變得政治味十足。作為總司令，總統和丘吉爾一樣，也很享受與他的軍事首腦們的親密交往。
是哈裏・霍普金斯“發現”了馬歇爾，並推薦他任總參謀長。起初，他是馬歇爾和總統的中間人，但是到了1943年，總參謀長已經取得了羅斯福的信任，也就不再需要中間人了。
有了如此直接的途徑，萊希和馬歇爾幾乎完全控製了處理所有軍事問題的權力。史汀生和弗蘭克・諾克斯這兩位年長的共和黨國防部長和海軍部長，甚至都沒見過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首腦和羅斯福。他們的影響在逐漸減弱，最後，連采購和後勤問題也落到了次長帕特森和福雷斯特爾的手中。
國務院的聲音也被削弱了。當然，外交，而不是軍事，仍是它的職責。但是，在戰爭期間，外交主要局限於與中立國、小盟國之間的關係，以及製訂新世界組織的計劃。羅斯福甚至不允許國務卿赫爾參加大型的軍事會議。“自從‘珍珠港事件’之後，我沒有參加過任何討論軍事問題的會議，”赫爾憤憤不平地寫道，“因為總統不邀請我參加此類會議。我曾多次向他提過這個問題……關於軍隊從何處登陸，軍隊在戰勝希特勒的大行動中穿過大陸時應走哪條路線，無論是總統還是他的高級軍事將領，都從未同我討論過這類問題，雖然我早就得知了他們的決定。他們也沒跟我談起過原子彈的問題。”
另一方麵，馬歇爾和萊希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大，他們的提議隻被羅斯福駁回過寥寥幾次：一次是在1942年，關於入侵北非的問題；另一次是在1943年，關於對印度洋發動攻勢的問題。這兩次，羅斯福都同意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但後來又迫於英國的壓力而改變了主意。總之，所有關於戰爭的重要決定都是由羅斯福、霍普金斯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作出的。這就導致了一個奇特的結果――軍人們越來越介入政治了。
隨著美國軍事指揮官們的權力和領域日益擴大，他們開始支持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為其出台做了不少工作。而另一方麵，英國的軍事指揮官們卻仍然保持著職業軍人的態度，常常叫囂著反對政府的觀點，直到最終決定達成為止。這時，也隻有在這時，他們才堅決地支持丘吉爾。
此時，美國的軍事指揮官們普遍都接受羅斯福關於指揮戰爭的概念。一言以蔽之，他們不再是純粹而簡單的士兵，而是政治家式的士兵，常常同見多識廣的文職官員見解一致――就好像是凶猛的看門狗被去了勢。羅斯福很少聽到他們的反對意見；參謀長聯席會議三軍將領現在同他非常融洽，本能地知道他需要什麽，因此，在呈交意見之前，他們已過濾了自己的觀點。換句話說，軍人和文官的觀點之間已經失去了平衡，沒有人發表純軍事的觀點了。
“的確有過幾次，總統正式地駁回了他們的建議，這應該是真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曆史部的T。基特裏奇上尉這樣寫道，“但是，這隻是由於，總統同萊希、馬歇爾、金，以及阿諾德的非正式討論通常可以使他們提前了解總統的看法。毫無疑問，他們經常意識到，同冒著被駁回的風險、提出一個明知不會被采納的正式提議相比，不如接受總統的建議，然後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釋。”
這樣，在方便和融洽的名義下――一種最為危險的融洽――參謀長聯席會議並沒有執行他們的基本職能，即在嚴格的軍事基礎上為總統提出建議。他們甚至變得非常容易受公眾輿論的影響，以至於奮力爭取以美國人員的最少傷亡換取戰爭的勝利。他們認為，任何一次行程，例如攻打柏林，結果隻會帶來無謂的傷亡。他們顯然沒有考慮到，在柏林損失一點人，可以為美國未來的軍事安全作出貢獻。
當然，參謀長聯席會議認識到了，俄國將成為歐洲決定性的力量。然而，在1943年的魁北克會議上，他們不但投票幫助蘇聯人，還“盡一切努力”以贏得蘇聯的友誼。一年後，他們同意了羅斯福的意見，即三大國之間的合作可以恢複歐洲權力的均衡。他們宣稱，國家基本政策“應該尋求維護三大國的團結……同時，可以希望，完善預防未來世界衝突的措施”。
盡管這種同俄國融洽相處的願望，部分出自於取得俄國幫助以戰勝日本的渴望，但是，這隻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推理。如果放在五年前，同樣一批人一定會嘲笑這種想法。參謀長聯席會議忽視了他們基本的軍事職責：首先要為國家未來的安全服務。
這種準軍事思想最終並沒有導致勝利，而是導致了一種難以維持的刺刀下的和平。參謀長聯席會議本應警告他們的總統，在現實世界裏，將永遠存在權力之爭；聯盟隻是暫時的，今天的敵人，可能就是明天的盟友，反之亦然；歐洲和亞洲的強權政治，盡管從哲學和道德的觀點上來說非常令人遺憾，但其不可避免地將成為需要曆經多年才能戰勝的一個因素。
然而，也不能責備參謀長聯席會議。是美國人民迫使他們改變了思想。如果他們保留那種超然的軍事判斷，堅持控製或至少調和諸如無條件投降或同俄國合作之類的軍事目標的話，那麽，他們就要冒被解除指揮權的危險。美國要的是全麵的勝利和一個美麗新世界；而羅斯福的成就和誌向已獲得了全國大多數人的熱情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