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周祖訓

第九章 實行陶行知的辦學主張（上）

　　陶行知（1891～1946）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早年留學美國，是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得意門生。回國後，陶行知擔任南京中央大學前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教務主任，繼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推動平民教育運動，在中國最早注意鄉村教育問題。1927年，陶行知放棄舒適的生活，來到南京郊區，脫下西裝穿上草鞋，不當教授當鄉村教師，不當大學校長甘當“挑糞校長”，親手創辦曉莊師範學校。為了三萬萬四千萬農民兄弟，為了給中國鄉村教育找出路，他真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出來了！但是，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他的正義行動不但得不到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的支持，相反，還受到殘酷的迫害。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的曉莊師範學校在慘淡經營了三年後，被當局下令封閉了，陶先生也遭通緝而逃亡日本。

周祖訓早在汲縣師範讀書時，就多次在報紙雜誌上讀到陶行知先生宣傳改造鄉村教育的文章，並引起極大的興趣。周祖訓進南京中央大學教育係求學時，陶行知正在南京郊區曉莊主辦試驗鄉村師範（通稱曉莊師範）。當時周祖訓的授課教授大多是陶先生的同事或學生，常稱道陶的為人和治學精神，給周祖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周祖訓經常把陶行知編著的教育論文集《中國教育改造》置於案頭閱讀，並饒有興致地閱讀了他的教育小說《古廟敲鍾錄》。周祖訓曾多次攜學友慕名到曉莊師範參觀學習。陶行知的教育主張，如“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手腦並用”、“在勞心上勞力”等等，在學校都得到很好的實踐。周祖訓盡管從未見過陶行知先生，但自幼熱心農村教育的他，對陶先生的辦學主張和實踐，佩服得五體投地，自稱是陶先生的私淑弟子。他不止一次地暗暗下定決心：大學畢業後一定要好好宣傳、實行陶先生的辦學主張為改變落後的農村教育貢獻自己的畢生精力。

1933年，周祖訓大學畢業後，被聘為信陽女子師範教務主任，因為手中沒有主動權，實行陶行知辦學主張的夙願，未能提到議事日程上，心中很不是滋味。寒假一開始，周祖訓便約同教師朱宕潛、徐祝峰等，把未回家的幾十名學生動員起來，組成“寒假師生生活團”，以試行陶行知的某些教育主張。師生以同等身份參加生活團，實行共同生活，自己管理自己。生活團活動分為“學習生活”、“勞動生活”、“康樂生活”。學習生活為讀書與問題討論。勞動生活為自己做飯、洗衣、拆洗被褥、打掃廁所等。康樂生活為體育與文藝活動。整個寒假生活生動活潑，《鋤頭舞》歌聲響徹校園，充滿朝氣蓬勃景象。當時不少學生的家庭比較富裕，在家裏都是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在“生活團”的20多天自食其力的生活，使大家過得十分充實、愉悅，興致很高，紛紛要求以後多搞類似的活動。

翌年春，周祖訓到楚旺中學任校長時，在努力解決辦學經費的同時，著力宣傳、推行陶行知的辦學主張。不過，他實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張，是從他改良主義思想出發的，沒有像陶先生那樣，隨時代前進走向革命。他到校不久，便在學校大門口建起一塊白色屏風，在上麵用黑色大字寫著陶行知的《手腦相長歌》：

人生兩個寶，雙手與大腦。用腦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腦，飯也吃不飽。手腦都會用，才算是開天辟地的大好佬！

這明確地顯示了周祖訓的教學方針，啟發師生要用大腦思考問題，同時不要忘記使用自己的雙手進行勞動，不能成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人，更重要的是樹立手腦相結合的觀點。接著周祖訓把陶行知的《我們的信條》計18款，用醒目的大字寫在學校牆壁上，親自向全體師生逐條講解，並結合學校實際情況加以實行，改進學校工作。

當時楚旺中學有156名學生，十幾位教師。周祖訓按照陶先生“我們深信師生同生活、共甘苦為最好的教育”的主張，在全校實行師生同生活共甘苦。教師、學校領導與學生同夥吃飯，同寢室住宿，一起參加力所能及的體力勞動。學校要在一片荒地上建操場，周祖訓沒有雇人，他和師生一起揮鍁抬筐，起高墊低，平整夯實。平時周祖訓還和師生一道，打掃院落，清理廁所，運送糞便、垃圾等。周祖訓在與師生同住中，發現一個班的宿舍低矮潮濕，窗戶狹小，室內空氣齷齪，便及時開大了窗戶，使陽光充足，空氣流通，深得師生好評。周祖訓與師生同生活的做法，不僅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及時，還密切了校領導與師生的關係。

周祖訓針對當時學校墨守成規的教育方法，旗幟鮮明地倡導奉行陶先生提出的“教學做合一”，反對“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要求學生“活讀書，讀活書，讀書活”，強調發揮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為指導學生課外閱讀，特製有“學生課外閱讀書籍介紹卡”，其中寫著書名、作品內容簡介以及指導閱讀意見等。如指導閱讀李公樸寫的《讀書生活》時說，要學習李公樸提出的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與方法讀書和寫作。在指導閱讀胡適寫的《四十自述》時說，胡適提倡文學革命是有功的。

周祖訓還推行陶先生提倡的小先生製，“即知即傳人”。他與內黃縣民眾教育館取得聯係，學生一麵讀書，一麵又到民眾教育館辦夜校當小先生，進行掃盲教育。這既可以提高學生的文化水平，又使學生接觸實際，了解社會，增長才幹。在當時這樣做是很不容易的。

由於周祖訓的宣傳和推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名字及其辦學主張，在全校深入人心。為了宣傳陶行知的教育主張，學校辦了一份石印校刊《楚中生活》，內容除報道學校一般活動外，主要闡釋陶的教育主張。國文教師吳芝圃寫了一篇《陶行知改名由來》在校刊上發表，曾在學生中引起一場有意義的討論。陶先生的原名叫文浚，起初他受王陽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思想的影響，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知行。後來，他經過親自實踐，認為應該實踐在前，“知”是經過“行”才得出來的，王陽明的話應改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所以他又改名為行知。僅一字之先後，使陶行知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由唯心主義觀點向唯物主義觀點的一個飛躍。學生們圍繞陶先生的名字，是“知行”好，還是“行知”好，展開了廣泛的討論。當時學生雖然對知與行的關係並不很清楚，但卻引起學生開始獨立思考問題，對大家的未來是大有益處的。

周祖訓大力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張，使學校發生較大變化，受到師生的擁護。當時的省教育廳督學魏烈承來校視察後，稱譽學校為推行陶行知教育學說的典範。當時在楚旺中學讀書的共產黨員程國璠（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在他寫的《憶周祖訓先生在楚旺中學工作片段》一文中說：“陶行知先生一生獻身教育事業，他有一副對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表達了他處世為人的宗旨。把這副對聯移贈給忠誠執行陶先生教育方針的周先生，我認為同樣是很妥帖和恰當的。在充斥金錢拜物教的社會，像周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能夠忠誠地獻身教育事業，具有良好的社會道德，確是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