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後期出身魏晉以來崇尚家門禮法的土族和非土族以進士出身崇尚文詞詩賦的朝廷大臣間不同社會層次之間因政見不同引起的派係鬥爭。牛黨的首領牛僧孺、李宗閔是進士科出身的代表,李黨的首領李德裕是士族的代表,自憲宗朝開始,至宣宗朝結束,前後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曆史上稱為牛李黨爭。
唐元和三年(808年)製科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三人在對策中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顧忌,被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評為上第,請求重用。宰相李吉甫大為不滿,泣訴於憲宗,於是主考官遭貶,牛僧孺等長期充當藩鎮幕僚,久不調用。這場科案揭開了牛李兩黨鬥爭的序幕。
元和一朝,兩黨的鬥爭圍繞對藩鎮叛亂所持的態度問題展開。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張武力平叛,另一派以李逢吉為代表,抱著息事寧人的安撫妥協態度。憲宗倚重主戰派,所以,李吉甫等人成為掃平節鎮的股肱之臣。元和初年,劍南劉辟反,憲宗主張平叛,計未決時,李吉甫密讚其謀並為之獻策。吉甫料到鎮海節度使李錡必反,向憲宗提議討伐。平定李錡後,吉甫因功先後被封為讚皇縣侯和趙國公。在他為相之時,一年多的時間內將四十八個方鎮中的三十六鎮調換了藩帥,有效地抑製了藩鎮力量的擴展。元和七年(812年)魏博田季安卒,夫人元氏擅立懷諫為節度副大使。淮西節帥吳少陽死後,其子元濟請襲父職,對兩鎮的鎮帥自立,李吉甫都堅決反對。與李黨對強藩鎮所采取的無情打擊的明朗態度相反,當裴度討伐吳元濟時,李逢吉就慮其成功而加以阻止,但元和一朝對藩鎮的一係列勝利無疑決定了李吉甫,裴度等人的當權。
元和一朝還隻是兩派鬥爭的醞釀時期,派係間私利的性質尚不明顯,後來成為兩黨代表人物的牛僧孺、李宗閔和李德裕都還在朝外為官,對朝政影響不大。
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右補缺楊汝士為考官,中書舍人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譔等及第。段文昌向穆宗上奏言禮部貢舉不公,依“關節”錄取,李德裕、元稹、李紳等亦稱段文昌所言屬實。穆宗遣人複試,原榜十四人中,僅三人勉強及第。為此,錢徽、李宗閔、楊汝士均被貶官,李、楊等大為忿恨。從此,德裕與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交替進退。
對藩鎮態度的不同,依然是兩黨的分歧所在。大和五年(831年)幽州軍逐帥李載義,文宗問計,牛僧孺當時為宰相,認為不足為慮,隻須安撫,不主張征討。而李德裕則在會昌年間協助武宗平定了澤潞劉稹,其間審時度勢,選用將帥、軍中書詔等都取決於他一人。
在對維州(今四川理縣東北)的問題上,李黨力主收複失地,李德裕當時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吐蕃的維州副使悉怛謀於大和五年(831年)率眾來降,李德裕收複了維州城。牛僧孺身為宰相,出於意氣之爭,反對收複,德裕被迫放棄維州,悉怛謀等被送還吐蕃後全部被殺。
在對待科舉取士的態度上,李黨針對“關節”、“溫卷”、“呈榜”等流弊提出一些改革科舉製的主張。文宗時,李德裕建議,進士應測試論議,不測試詩賦。傳說他得到白居易的詩文後都置之不理,家中不存致《文選》,認為是崇尚浮華、不實際,那些善於吟風異月的人並不一定就有濟世之才,而從論議中才能發現一個人的政治主張和才能。出身士族的鄭覃擁護李德裕的主張,他最崇尚儒經,《開成石經》就是經他建議刻成的。李德裕還反對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而自謂“門生”,聚集參謁,以及曲江之宴等。會昌時期,進士及第後的儀注曾一度被李德裕廢止,至大中時才恢複。與此相反,牛黨則重視科舉到把持科舉,利用科舉進行營私舞弊。楊虞卿把持權柄時,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缺,升沉取舍,出其唇吻。
在吏員設置上,李黨主張精減機構,載汰冗官。李吉甫針以元朝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的現象提出“吏員可省者省之”的建議,憲宗采納了他的意見,並省內外官共計八百餘人,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李德裕也使武宗在會昌四年(844年)裁汰了數以千計的官吏,減少了不必要的俸初開支,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牛黨則主張廣辟仕途,擴充吏員。在對佛教的態度上,李德裕主張反對佛教和寺院經濟,在他秉政時期,促成了武宗的會昌滅佛、牛黨的主張則恰好相反。
牛黨在會昌六年(846年)三月宣宗即位以後進入了全盛時期,大中元年(847年)宣布恢複進士的放榜後的宴集,一反會昌之政。在會昌五年所廢的佛寺如僧者能營葺者,任其發展,官府不得禁止。從此,僧尼之弊,又恢複了以前的麵貌。李黨的人員紛紛遭到斥逐,李德裕被貶為崖州(今海南瓊山東南)司戶,後死於貶所。牛黨的令狐綯、崔鉉相繼做宰相,牛僧孺、李宗閔被召還朝,朝廷上形成了牛黨專權的形勢。至此,牛李兩黨的鬥爭才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