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博覽 4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

　　漢武帝在位幾十年，為西漢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06年，他多次要求地方上推舉孝廉、賢良方正、秀才。並規定要按人口比例每年每郡推薦1～6人不等。不推舉人才的地方官要問罪。被推薦的人按四個科目分類。第一科是德行，第二科是儒學和學術，第三科是明習法令的人，第四科是行政人員，後來又增設了茂材漢武帝異圖科。他的這種選舉官員方式，就是“察舉”製。同時，允許官吏和平民直接向皇帝上書言事，有才能的人可以自薦。他在位時通過上書自薦得官的很多，如東方朔、徐樂、主父偃、嚴樂等。主父偃出身貧寒，懷才不遇，元朔元年（前128年），他上書聽陳政見為武帝賞識，一年之內，四次升遷。第二年，主父偃建議武帝實行“推恩令”。規定，諸侯王除由長子繼承王位外，還可以推恩將其餘的兒子在自己的封地內再度封侯，但新封的侯不再受原封國的管轄，直接由各地郡縣管理。此舉名為皇帝恩德的推廣，實際上剝奪和縮小了諸侯王的勢力和實權，許多大的封國被分成幾個或十幾個小侯國。淮南王劉安就是由於對此不滿而起兵叛亂的。

　　元封五年（前106年），漢武帝將全國分為13個監察區，稱為部（州）。每部派刺史1人，在每年秋季巡行各郡國，監督地方豪強和官員的違法舞弊行為。經刺史考察優秀的地方官可以向朝廷推薦，有劣跡的可以罷免。刺史品級不高，不處理日常政事，使地方官懼怕，又不會危害朝廷的權力。同時武帝在朝中任用張湯、趙禹等一班酷吏，專門懲辦違法官吏。武帝開挖昆明池時，所用十萬勞役，竟全是因違法而被追究治罪的官吏。

　　武帝還進一步強化皇帝的用人權，削弱丞相的權力。漢初丞相都是由功臣充任。丞相總攬朝政，百官恭謹聽命。即便是內史（都城最高長官）這樣的高官，若與丞相衝突，丞相也可以先斬後奏。丞相推舉的人，往往可直接任命為郡守或朝中的九卿。丞相與皇帝可以坐而論道，皇帝一般都很尊重丞相的意見。漢武帝改變丞相一職由功臣充任的傳統，任用儒生為相。如出身貧苦的公孫弘，就被武帝破格任用為相，而不像功臣那樣居功自傲，更不會與皇帝爭權。後來漢武帝又把朝官分為中朝和外朝。將一些隨時待奉左右的文人充實到“尚書”（原來主管文書檔案）機構，讓他們審閱公文，起草詔令，謀劃政事。這些品級不高的尚書與同樣品級不高的侍中、中書一起構成一個朝中之朝--“中朝”。實際上也是皇帝的智囊團。他們商量大事，作出決策後，再交給外朝的丞相去發布執行，丞相成了執行機構。外朝的九卿也可不通過丞相而直接上奏疏給皇帝。這樣丞相一職實際被架空了，皇權得到加強。

　　建元年間，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興建太學、設五經博士。太學應該算作我國第一個國立大學，是專門用來培養文官的。第一次將教育與選拔官吏結合起來，使西漢各級官吏的成份發生了很大變化。漢武帝時官吏人才輩出，群星璀璨。如司馬遷、司馬相如、衛青、霍去病、趙過、張騫、桑弘羊、金日磾、韓安國、霍光、東方朔、蘇武等等。這些令後人也崇敬的人物，足以說明漢武帝時代，人才之盛。如果沒有這些人，西漢曆史，就會大失光彩的。

　　漢武帝的雄才大略，更體現在開拓疆土，為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中原王朝大規模遠距離奔襲草原民族的現象在中國曆史上並不多見，而漢武帝終其一生，始終保持了對北方民族軍事上的優勢，在曆次大戰中一直保持進攻態勢，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少見的。正由於這一點，使西漢王朝也借勢打通了西域的道路；加強了中原與天山南北地區的聯係。

　　更為難得的是，武帝晚年能反思自己一生得失，公開檢討自己的過錯。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東巡至海，眼望波濤滾滾，無邊無涯，終於放棄了與海中神仙相會的念頭。回程時，在钜定（今山東廣饒縣北）看到田裏農耕正忙，便操起農具，親自到田裏參加勞動。在泰山祭祀時，對天神和大臣檢討自己一生好大喜功，“使天下愁苦”。並發誓，“自今，事有傷百姓，縻費天下者，悉罷之！”。回到長安，遣退了所有的方士。當桑弘羊上疏，請求在輪台（今新疆輪台）築亭帳、駐軍屯田時。漢武帝下了一個著名的“罪己詔”，向天下宣示，自己不忍再“擾勞天下”，而要“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與民休息。所以他任命田千秋為丞相，封其為“富民侯”，意思是讓他“思富養民”。又任命農學家趙過為“搜粟都尉”，讓他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先進的“代田法”和先進的農具。

　　武帝一生，南征北討，耗費無數財力，建立巨大功業。晚年卻能檢討自己，向天下表示懺悔，及時改弦易輒，在中國古代帝王中是少見的。正由於武帝晚年政策的調整，西漢社會又趨於安定，為以後的“昭宣中興”奠定了基礎，西漢盛世又沿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司馬光譯論說“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無亡秦之禍”是由於他“晚而改過”。漢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啟“昭宣中興”，不愧為一代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