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為儒家重要經典,具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何在?朱熹作《四書章句集注》,《大學》居首。他指出:“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又:“人之為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個大坯模,《大學》譬如買田契,《論語》如田畝闊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或曰:亦在乎熟之而已。”“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朱熹廓清的《大學》地位,指意在做人和做官:人之為學,先讀《大學》;治國平天下,先要通讀《大學》。其中有個重要蘊涵,即“大學》是個大坯模”。雖然是一種形象比喻,但是它道明《大學》成為做人做官的“楔子”。做人是“內聖”的功夫到位,做官是這做人的“外王”實踐。《大學》給予了這樣的方向。孟子的確做了這樣的重要性論證。朱熹可能“轉譯”出了孟子的心意。
據說,《大學》是曾子所作,《中庸》為子思所作。孟子授業於曾子,而子思是曾子的學生。這裏有著一層學術上、思想上的傳承連接。這裏作者有個竊意的推測,即《中庸》講述的則是“心法”(朱熹語),更多的具有哲學上的本體論傾向,《大學》講述的“內聖外王”,而孟子借助於《中庸》思想[朱熹說:“子思恐其(指《中庸》)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來為他張揚的儒家政治道德設計提供哲學上的證明。在《孟子》一書中,雖然沒有出現“中庸”二字,但是孟子說了不少具有哲學本體論語境的經典語錄,如“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可以這麽看,孟子的成功之處,恰恰在於嫻熟地把握和上升“內聖外王”的本體論高度,夯實《大學》的這條路徑,使其變得更有說服力。
根本的就是,孟子夯實的努力,就是為這個儒家最有分量的做人做官的路徑--“內聖外王”,尋跡到道義論的存在根基和義務論的合理性證明。更重要的是,有了如此的根基和證明,做人也好,做官也罷,就有了堅定紮實的自身標的,即服從道義的存在和取舍。對於儒家官德而言,孟子為此積澱了義務論意義中的風向標。
§§第七章 三部儒家官箴中的一致性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