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三節 儒家官德與孟子積澱

　　中國古代官德屬於儒家一路的理論積澱，處處閃爍著孟子思想的光輝。我們可以從曆代官箴裏找到足夠的根據。而且不少官箴已從政事細節裏嵌入並融化了孟子觀點。這裏可以舉出具有代表性的官箴來探驪得珠。我們將集中在孟子的思路與定向中，通過若幹個孟子命題來展開儒家官德是如何深深地浸透著孟子的精神。

　　1.“惻隱之心”。先看一下由元人張養浩所著的《牧民忠告救焚》，它引孟子“惻隱之心”說明救民如救火，是每個當官義不容辭的職責：“民或失火，則伐鼓集眾，親蒞以救之。惻隱之心，人所共有，誠能鼓舞以作其氣，雖仇人亦將焦頭爛額而相趨患難矣。”人人皆有惻隱之心，百姓家著火，官員要親自組織救火，以此可喚起大家的惻隱之心。

　　2.“以義處命”。《牧民忠告閑居》弘揚孟子道義論立場強調官員無論處於何種情況，一概以進退有為、以義處命而自勉：“進退皆有為。進則安居以行其誌，退則安居以修其所未能，則是進亦有為，退亦有為也。”進以行其誌，退以修其未能，退還是為了進，這是義之所為：“君子則以義處命，而不倚命以害義，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吾不謂命也。”進退不倚“命”，而以道義左右，這是官之所為的道德根據：“其所以從仕者，宜假此以行道也。”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如《禮記》言：“進以禮，退以義。”以義處命，孟子言行一致。

　　3.“大丈夫”。看一下《牧民忠告》的姊妹篇《風憲忠告全節》如何發揮孟子“大丈夫”思想要求各級官員堅持道義而生：“故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臣子之盛德，不蕩於富貴，不蹙於貧賤，不搖於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張養浩提倡“全節”，官員要節義而生死，學會做一個孟子提倡的“大丈夫”。孟子提倡的“大丈夫”，就是堅持道義而生死的理想人格：“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樣的理想人格，隨時可以做到“以身殉道”，為實行道義而犧牲一切。這是一種很高尚的生死情結。

　　4.“先攻其邪心”。再看一下其姊妹篇《廟堂忠告獻納》發揮孟子“先攻其邪心”思想，闡明大小官員向上進諫的應盡職責：“若夫善於納言則不然，或因進見，或因講讀，或因燕居，先事陳說，如是則國安，如是則國危，如是則為聖君，如是則為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會，表裏聳然，乃可陳善，而無扞格之患。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職當如此。”納言非出於勉強，進諫方式雖因君主相異，但是“先事陳說”，達到的目的卻是攻“心”為上，讓君主心底裏明白所言之理。孟子三見齊王，“先事陳說”，也著眼於此。在中國古代政治理念中，敢於直諫進言獻納之士，被稱為“直士”。甚至在《呂氏春秋》，還專設《貴直篇》，其中有《貴直》和《直諫》兩篇。可想而知，對於中國的整個思想界來說，貴直是普遍受到讚許的一種政治美德。

　　5.“枉尺直尋”。對於“直諫”，孟子是從政治人格的高度上給予充分肯定，並且他自己把這一人格的政治品位表演得極為真實，雖然孟子不是一個地道的“演員”。這裏很有必要提及孟子對於“枉尺直尋”的特別有意思的申辯。這裏借助於明儒名仕呂坤在《治道》中發揮孟子“枉尺直尋”的政治人格意義作一探析。《治道》：“為政以徇私弭謗違道幹譽為第一恥。為人上者自有應行道理，合則行，不合則去。若委曲遷就，計利慮害，不如奉身而退。孟子謂枉尺直尋不可，推起來，雖枉一寸直千尺，恐亦未可也。或曰：‘處君親之際，恐有當枉處。’曰：‘當枉則不得謂之枉矣，是謂權以行經，畢竟是直道而行。’”“直道而行”，是為政之德，直道之官，與君合則行，不合則離去，絕不委曲遷就。即使委屈小節而成就大事（“枉尺直尋”），也不可為。這是“直道而行”的政治人格，孟子就是屬於這種人格的。《孟子滕文公下》詮釋了孟子言行中的“直道而行”，也就是孟子三見齊王的故事。孟子弟子陳代不解孟子為什麽拘泥小節而不見齊景公，認為如果能夠幫助實行王道統一大業，也不妨去見一下，並引古書勸孟子“且《誌》曰‘枉尺而直尋。’宜如可為也”。孟子卻認為不可，並以重義輕利的價值選擇否認了隻為追求利的“枉尺直尋”，這不是“勇士”、“誌士”所為。孟子辯駁道：“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虞人”：管理山林苑囿的人，常戴皮冠。古代國君召人，一定要用相當的事物作憑信，如用旌旗召喚大夫，用弓召喚武士，用皮冠召喚虞人。這也是對人的一種禮節或尊重。孟子讚揚虞人為“勇士”和“誌士”，是因為齊景公不以禮節規定、用旌旗而不用皮冠召喚虞人，虞人不願去。虞人也因此得到孔子讚賞。孟子詮釋了孔子的肯定，稱其為“勇士”和“誌士”，就是因其勇於、誌於道義而非利益，無論是“枉尺直尋”還是“枉尋直尺”，隻要以利言之，則一概反對之，因為君子“直道而行”，是不能討價還價的。義絕對是重於利的。這裏重要的是，孟子從“直道而行”中揭示出了儒家心目中對於自由人格一種特定的規定、向往和擁有。這種“直”之精神在中國古代官德裏有著相當的感召力。

　　6.“為政不難”。看一下南宋胡太初借孟子“為政不難”闡明其官箴。為論次縣令居官之道以貽他人，胡太初作《晝簾緒論》十五篇，其中《勢利篇》引《孟子離婁上》一段話證得“為政不難”的居官之道。《勢利篇》：“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一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重士，文獻故家，過從往來，盡可以問政請益，植財潤屋，積粟盈紇囷，緩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濟無。巨室本未嚐得罪於我，而我乃遽以抑強扶弱之說，先入乎其心，因得罪於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負於邑大夫哉？”孟子的原話是這樣的：“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注曰：“巨室，世宦大家也。”意思謂家國之正氣，天下之榜樣；“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朱熹認為，此段意在指明，為政者應具備德性素質，家國之本在修身，如此執政，方能使人心悅誠服，也有德化之功效。這就是為政不難之處。如朱熹指明此段：“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胡太初引此段表達出官吏為政之道，應與家國和諧，需要自家努力，寧可家國負己，而不可自己負家國。這是典型的儒家整體主義價值取向，也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德化理想。《晝簾緒論勢利篇》引《孟子離婁上》此段話，可能有兩個意圖：一是奉勸他人做官應注重自身修養，起到德化社會，移風易俗的風化作用；一是希翼他人做官能顧及國家利益，增強民心家國的凝聚力而起到感化天下的德教作用。兩者歸乎在“為政不難”而難在“修身”與“德化”的內在互動，就是要借此產生出一種“德教溢乎四海”的德政績效。擴展地來看，就是對官員德性、甚也包括對君心的提倡與約束，天下就有向心力，也就是德化在天下的指向，而其向心力的指向性首先指向於對民的積極引導。如王船山訓其義所得：“夫一國之民情，其依附於巨室久矣；巨室慕而一國之欣然向慕也必矣；天下之民心，其瞻望於國人固己，一國慕而天下之翹然想望也必矣。夫然，則令未行而先懷待命之枕，教已至而自致順從之速，沛然其無所滯乎！君心之所得而施之於教令者，溢乎四海而無不行焉，而為政豈難乎哉！”維係和感化“一國之民情”、“天下之民心”者，在“固己”，即堅定地修身；又在“施之於教令”，即善於德化天下。做到如此，則就有“為政不難”的實際效果了。

　　7.“愛民如子”。愛民如子是儒家官德的最基本信念，孟子的民本觀念無疑成為中國古代官德的真實鮮活的靈魂。孟子提倡仁政，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王道論者，儒家官德納於此中，形成特色。明仕薛宣《從政錄》基於此理定下官德：“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日父母者，有必然矣。”居官之德，愛民如子。孟子形象地喻之：尊敬自己家的長輩，從而推廣到尊敬他人的長輩；愛護自己家的兒女，從而推廣到愛護他人的兒女。對此最重要的證實是，孟子確立的愛民如子，絕不是空洞的抽象，而是有實際內容的規定。對此孟子有個證明，即“民事不可緩”。所謂“民事”，乃為人民的生計，做官的當以此為緊迫和急切之事。所以孟子設計了一係列王道之舉，如“製民之產”，“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恒產”就是土地，給人民足夠的土地，人民才能安心於生產、生活。愛民如子，孟子又對“製民之產”設計具體方案：“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土地、衣食、教育都屬於愛民如子的實實在在，“仁政必自經界始”，民事、民本，在孟子的心目中，無疑成為君王百官的政事之急務，“愛民如子”、“民之父母”，絕非隻是掛在口中的一句漂亮的口號。

　　8.“君臣互誠”。儒家一直牽掛君臣互誠的問題。人性至誠，孟子的證明是從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上給予定義。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往大都強調臣對於君的忠誠，而孟子要加強君臣互誠。也為儒家官德勾勒出一種方向。清世初愛新覺羅福臨撰寫《人臣儆心錄》，在肯定君位至誠的前提下，以孟子告誡君臣互誠：“大抵人臣之所望於君，動曰君其信我勿疑耳。夫上之於下，孰不欲以至誠相接哉？使人臣各秉誠以事其君，亦何嫌何疑，而不視為手足腹心也者？夫惟因偽而後疑，因疑而不信，則皆作偽者之自取也。故曰：一誠有餘，百偽不足。嗟乎，偽亦奚利於人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以其有是至誠之心也。今且去誠而崇偽，其於禽獸又奚擇乎？故不誠則偽，不偽則誠，纖介之差繆乃千裏，危乎微乎，在人臣深辨之耳。”君臣互誠，誠與偽判為兩截，因為這是人與動物的區別標誌，是人者、是君者、是臣者，必以誠信相互對待。提出誠的要求，蓋為儒家乃至整個中國思想界一以貫之的傳統。在官箴裏更為彰顯，清人石成金集前人官箴之要，撰《居官事宜》，專設“立信”官箴：“立信。信者，居官立事之本。”至於在《孟子》一書的話語裏，關於“誠”的表述、表達、闡發更是意味深沉和深長。

　　所舉出以上八條，僅僅為儒家官德理論基礎的“冰山一角”。我們以孟子積澱，勾勒出的圖景，仍然著眼於儒家義務論的剛性要求，對於官員來說，以德性為先，以為政之德鎖定為當官的道義職責，它是貫徹在為官的方方麵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