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

第一章 周易起源和傳承

　　1.周易的創始者--伏羲

　　《世經》言：“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帝為太昊。”因此，伏羲被尊奉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在中國古代帝王中有著十分顯赫的地位，並且長久以來，一直受到炎黃子孫的膜拜。

　　伏羲的名號，古籍中有許多寫法，除“伏羲”之外，還有“伏戲”、“伏犧”、“包犧”、“宓犠”、“炮犧”、“庖犧”、“慮羲”等，而《史記》中則稱之為“伏戲”。

　　伏羲是中華民族的始祖，有關他的傳說，充滿了浪漫而神秘的色彩。傳說，伏羲的母親華胥生活在華胥水邊，因好奇踩了雷神的大腳印而懷了伏羲。12年後，在仇夷生下伏羲。伏羲蛇身人麵，目光深沉而睿智，充滿了智慧的光芒。

　　由於，伏羲是神和女人交合後所生的神人，所以，他天生就具備常人所不具備的能力。據《山海經海內經》記載：“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建木，大皞爰過。”而這裏所說的“建木”，其實，就是眾神用來登天用的專屬品，而“大皞爰過”的意思就是說，人類的始祖伏羲，也能像神一樣，攀緣建木、上下往返於天地與神人之間。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伏羲在古代先民們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伏羲對中華民族的文明進程所作出的貢獻是巨大而卓著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創製了--八卦。據《易經係辭》記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那麽，伏羲創造八卦又經曆了哪些曲折的過程呢？

　　傳說，伏羲是任何事物都充滿了好奇。他經常獨自一人坐在水邊，思考天上為什麽會長雲彩、為什麽會下雨、下雪、打雷、打閃，地上為什麽會刮大風、起大霧……然而，他思索了很久，也得不出答案。後來，有一天，他在蔡河捕魚時，逮住一隻白龜。於是，伏羲就把它帶回去，悉心喂養，並且每天都把它拿在手掌中仔細把玩。這一天，他還是像往常一樣，把白龜放在地上，看著它笨拙的向前爬行。可是，就在這時，伏羲忽然發現，白龜蓋上有花紋，於是，便折一根草稈兒，在地上照著白龜蓋上的花紋畫。他用一整根草杆兒當陽，一斷道兒當陰，就這樣，不自覺的想著畫著、畫著想著，竟不知不覺的九九八十一天過去了。當他回首看到自己所畫的這些符號時，突然，頓開茅塞，曾經的疑惑，一下子變得明朗了起來。

　　從此，伏羲便整日研習八卦。一日，他正在八卦台推算八卦時，掐指一算，得知西方將有黃龍作祟，於是，他便拿起青龍拐杖，說聲“變”，青龍拐杖變成了一條青龍。伏羲騎著它來了西邊。黃龍見到青龍，撲上前撕咬。兩條龍打了個天昏地暗，漸漸的，青龍體力不支，就在要敗下陣來的時候，伏羲吐了口吐沫在青龍身上畫了個八卦。頓時，青龍精神抖擻，又和黃龍混戰了七七四十九天，終於將黃龍打倒。

　　伏羲為了防止黃龍再出來禍害人間，在黃龍身上畫了一個八卦，將黃龍變成一座山，將青龍變成一座大青石，壓在山頂。從此黃龍再也沒有出來過。而伏羲以表示陽，以示陰，按四麵八方排列而成了八卦符號，卻長久地流傳了下來。

　　當然，這隻是一個賦有傳奇色彩的傳說，但是，事實證明，伏羲八卦的產生，確是與龍馬獻圖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係。正如《漢書孔安國傳》記載：“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為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龍馬赤紋綠色，高八尺五寸，類駱有翼，蹈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於孟河之中焉。”

　　那麽，我們不禁要問，伏羲創八卦究竟和周易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呢？

　　我們可以這麽說，伏羲八卦是周易的源頭，同時也為周易的產生和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為，周易的產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漫長的曆史淬煉。眾所周知，早在周易之前，易學中還存在有“連山”、“歸藏”這兩部易學典籍。而所謂的“連山”指的就是夏朝的易學；“歸藏”指的就是商朝的易學。而周易則是在“連山”、“歸藏”的基礎上，經過了不斷發展和完善而得出的。所以，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伏羲八卦，那麽就不可能有周易的誕生。這種血脈相連的關係，是永遠都無法割舍的。

　　毋庸置疑，伏羲是一位大智慧的聖人，他把宇宙間難以解釋的萬事萬法，統統裝進了自己所營造的八卦空間之中去了，從而使人們更加清楚的認識到了大自然的本質。並且，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古往今來，對伏羲以及伏羲畫八卦的傳說，存有懷疑態度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司馬遷曾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明確的記載道：“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可見，伏羲畫八卦的觀點早已是深入人心了。其實，我們可以退一步說，無論伏羲是否真有其人，但是，這流傳了上千年的八卦，卻真真實實的存在過，並且還將永遠的存在下去。

　　2.周易的變革者--周文王

　　周文王是周太王之孫，季曆之子。姓姬，名昌。生於公元前1148年。商紂時為西伯，即西部諸侯（方國）之長。亦稱西伯昌。他在位之時，嚴格遵循先祖後稷、公劉和父親公季的遺訓，切實推行愛護人民、尊敬老者、保護兒童、廣招四方賢人的政策。幾年工夫，不僅使得本國人民安居樂業、對西伯姬昌十分愛戴，周邊的諸侯國也紛紛表示願意歸附。

　　公元前1064甲，商朝天子帝乙去世，帝辛（商紂王）即位。商紂王登基之後，便開始日益腐敗起來。他貪圖酒色後，性格也變得極端專橫殘暴起來。

　　商紂王聽說九侯的女兒長得漂亮，便娶了過來。但是由於這位女子不喜歡他的荒淫，紂王便在盛怒下將她殺死，還把她的父親九侯剁成了肉醬。鄂侯知道這件事後，就向紂王勸諫。結果紂王不但不聽，還把鄂侯也殺死了，並將鄂侯的肉做成肉脯。

　　姬昌聽到這些事情後，不由得感慨。崇侯虎得知姬昌感慨這件事，便對紂王說，姬昌在國內積德行善，廣施仁政，現在又流露出不滿的情緒，想必他一定包藏禍心，說不定還會奪取殷商的天下；於是紂王便把姬昌抓來，囚禁在了羑裏。

　　據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文王拘而演八卦”的記載可知，周文王就是在“羑裏”這個地方，成功的推演出了著名的後天八卦--周易。

　　那麽，我們不禁要問的是，周文王身陷囹圄之中，為什麽要推演八卦，以及他的八卦較之於前人又有哪些特點呢？

　　首先，占卜是殷商時朝的主流，他們無論大事小情，幾乎都要占卜吉凶，殷紂王更是無日不卜，無事不占。正所謂，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也正因為如此，才助長了殷商時期的占卜風氣。

　　其次，周文王被拘羑裏，可以說，完全失去了與外界的聯係。那麽，他要想了解天下大事；獲悉家人的情況，唯一的方法就是推演八卦。而周文王是皇帝之後，其祖輩都深諳易理，所以，文王對八卦也是極為熟悉的，這也為他能夠發展和完善伏羲八卦提供有利條件。

　　最後，周文王仔細研究祖輩傳下來的八卦，感到無論是天象還是地理，以及社會組織形態都跟從前的八卦有些不適應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已經有了新的變化，地理環境也與從前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人們的思想也與上古時代不一樣了，並且人們的生存方式更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皇帝時期，人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較低，一般隻能順應天時地利去逃避凶災；人們過著平等自由的生活，並且以女性作為社會的主體，也就是所謂的母係是社會。而黃帝之後，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漸提高，人類已經成為世界的主人，人們可以通過對世界的改造而獲得吉祥；人們不再自由平等，而是存在著階級，人們必須遵守一定的社會製度，社會才能安定。於是，改造和完善伏羲八卦已是大勢所趨。

　　周文王推演的八卦，其主要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占卜工具不同

　　殷商時期主要用龜甲或牛肩胛骨作為占卜的工具。這一點，從河南殷墟遺址出土的甲骨中，可以得到證實。然而，周文王被拘羑裏，幾乎是無法得到那麽多龜殼，所以無法用龜卜的方式占卜了（即用火在龜殼上灼出裂紋以判斷吉凶）。但是，他所在的地方，生長著一種茂盛的草--蓍草，於是，文王便以蓍草取代甲骨進行占卜。據《博物誌》記載：“蓍幹歲而三百莖，故知吉凶。”由此可見，用蓍草進行占卜的效果還是不錯的。於是，從周朝開始，蓍草便逐漸的被很多占卜家所青睞了。另外，周文王還是第一個使八卦脫離了圭表製約的人。當時，他身陷囹圄，他要想在監獄裏建一個圭表或者觀象台那是萬萬不可能的，同時殷紂王肯定也不會同意。而作為一方諸侯首領的文王手裏拿著一些草棍算算八卦，殷紂王是絕不會橫加幹涉的。所以，這也促使著蓍草成為主要的占卜工具。

　　第二、具備了卦辭

　　伏羲八卦僅是用乾、坤、震、兌、離、坎、艮、巽這八個卦象，代表天地風雷等宇宙自然現象。但是，每一卦中並沒有相匹配的卦辭。周文王則根據每一卦的卦象及天於地支的五行生克關係，寫出了判斷吉凶的卦辭。這對於伏羲八卦而言，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然而，唯一的不足，就是文王八卦中，沒有相應的爻辭，但是這並不能影響其占卜的準確性。

　　第三、重新排列卦序

　　周文王在伏羲八卦的基礎上，推演出了八八六十四卦，並對這些卦予以了重新的排列，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後天八卦”。也許，現在當我們看到八卦太極圖時，並不覺得新奇，但是在當時文王確定八卦方位圓圖時，卻是花費一番苦工的。這首先需要參考河圖與洛書，估計文王應該是熟記河圖洛書的，所以他才能參照河圖洛書創造後天八卦。河圖與洛書不是一般人能夠得到的，因為收藏有河圖洛書的人是不會輕易傳與別人的。比如春秋時期的孔子就沒有見過河圖洛書，所以盡管他也想更深一步研究八卦，卻也隻能發出“河不出圖，洛不出書”的慨歎。要想根據河圖洛書的理論，排列出包含天於、地支、陰陽、五行及人倫理論，且又不與先天八卦相矛盾的後天八卦方位圓圖，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皇天不負苦心人，也許是文王的真誠感動了上蒼，他終於成功地研究出了後天八卦方位圓圖：這個圓圖為易學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成為後世八卦預測的重要依據。

　　第四、更為準確

　　周文王在推演八卦的時候就發現，伏羲八卦在占卜過程中，往往存在不準確的現象。於是，他便在伏羲八卦的基礎上，充分融合了陰陽、五行、甲子、天文地理及曆法等知識，從而提高了占卜的準確性。也許，有些讀者會問，文王八卦不是沒有爻辭嗎？那麽，又如何能夠保證占卜的準確性呢？原來，文王在改造伏羲八卦的時候，不僅融入了許多新的科學知識，同時重新排列了六十四卦的次序，這樣八卦以納甲，再配以天幹地支及六神，然後通過生克關係及旺相休囚死推理，因此，便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占卜的準確。例如，周文王被釋放之後，便占卜到西岐將遇到賢良之才，果不其然，他在渭水河畔就遇到了直鉤釣魚的薑太公。此外，漢初的京房、宋代的邵雍和明朝的劉伯溫，他們在占卜預測時，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文王這種沒有爻辭的八卦法。

　　第五、更加適合當時的製度人倫

　　周文王像伏羲當年那樣，仰觀天象，俯察地理的研究八卦時發現，伏羲時代人們生存最大的障礙是自然界，所以伏羲八卦主要以天地間的陰消陽長的規律預測吉凶；而現在人們生存最大的障礙卻是人，所以文王以人倫道德作為八卦的基礎理論。

　　當然，周文王的八卦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進步，但是由於他所寫的卦辭極其艱苦、晦澀難懂，且多危辭、隱語，所以這對後人正確理解周易，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然而，正所謂，瑕不掩瑜，周易的偉大光輝，仍是如同日月，光焰萬丈。

　　3.周易的修訂者--孔子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後裔。周滅商後，周成王封商紂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啟於宋。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帶）。微子啟死後，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為孔子的先祖。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國的一位大夫，做過大司馬，在宮廷內亂中被殺，自孔父嘉之後，其後代子孫開始以孔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為了逃避宋國內亂，從宋國逃到了魯國。從此孔氏在陬邑定居，變成了魯國人。

　　孔子的父親為叔梁紇（叔梁為字，紇為名，音he），母親為顏徵在。公元前551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曲阜市東南）。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孔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他的終生奮鬥目標就是恢複禮樂製度。但是，由於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諸侯征伐的動蕩歲月，決定戰爭勝負的標準，就是綜合實力。換句話說也就是誰的武力強盛，誰就是戰爭的主宰，誰就能在戰爭中獲取利益。所以，孔子所宣揚的仁義道德、禮樂製度，顯然已經不能適應當時社會的需要了。

　　孔子曾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由此可見，孔子是把樹立道德仁義，作為自己最高的奮鬥目標。但是，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首要目標無法實現時，於是就退而求其次，渴望能夠建功立業了。據《孔子家語》和《史記》記載，孔子青年時代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庫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場的小官），事無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於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學識，很快得到不斷提拔。到孔子五十一歲的時候，被任命為中都宰，政績非常顯著；一年後升任司空，後又升任大司寇；五十六歲時，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務。孔子執政僅三個月，就使魯國內政外交等各個方麵就均大有起色，國家實力大增，百姓安居樂業，各守禮法，社會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大好形勢。魯定公12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孫子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製著三桓），采取了墮三都的措施，從而，侵害了三桓的根本利益。於是，季桓子等人便竭力討好魯定公，使之疏遠孔子。第二年，齊國向魯定公獻80名美女，24輛四匹馬拉著的華麗馬車。季桓子慫恿魯定公接受齊國的饋贈，於是，君臣沉湎於聲色，數日不理朝政；接著，魯國舉行郊祭，季桓子又不分祭肉給孔子。按照當時的禮儀，分不到祭肉就預示著得不到重視。於是，孔子隻得被迫離開魯國。過上了“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的困頓生活。直到68歲時，孔子才在弟子子冉的幫助下重返魯國。

　　但是，此時的孔子早已對政治仕途灰心喪氣了。於是，他便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於後世，一邊廣收門徒，傳播儒學思想；一邊整理文化典籍，修訂六經；據說，孔子曾修《詩》《書》，訂《禮》《樂》，序《周易》，作《春秋》，終成“至聖先師，萬世師表”。

　　縱觀孔子對中國文化上的巨大貢獻，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孔子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他所開創的儒家思想，不僅成為後世封建帝王的統治思想，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筆珍貴財富。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思想能夠占據封建統治思想的地位長達兩千多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

　　那麽，孔子對《周易》的完善和發展，究竟又做出了哪些貢獻呢？

　　提高了《周易》的社會地位

　　說白了，《周易》就是一部占卜書籍。雖然在那個“無日不占，無事不卜”的年代，占卜在社會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它作為一種“方術”之計，是很難登上大雅之堂的。正是由於，孔子發現了《周易》中所蘊含的豐富內涵，並將其納入“六藝”之列，才能使之一度成為六藝之首。據《史記》記載：“易、書、詩、禮、樂、春秋，此六藝者。折中於孔丘，而當其首者，易也。”由此可見，孔子在提高《周易》的社會地位上，是功不可沒的。

　　另外，孔子所處的是時代，雖然戰火不斷，戰事連連，但卻是文化上的黃金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史書記載，孔子有門徒三千餘人，其中賢達之人就有七十二人。可見孔子在當時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係辭》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案。”由於，孔子對《周易》這本書的的喜愛，便經常翻閱，由於每一片竹簡之間都有連接的繩子，時間久了，就把韋編的繩子磨斷了三次，這足以說明《周易》對他有極強的吸引力。因此，這也從一個側麵推動了門徒對《周易》的喜愛，並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了《周易》社會地位的提高。

　　促進了《周易》的廣泛傳播

　　周文王作《周易》，其文字晦澀難懂，這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周易》的廣泛傳播。眾所周知，孔子學識淵博，但是，就這樣一位學富五車之人，在捧讀《周易》的時也是極為艱難的。《莊子天運》中說：“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末得也：’老子說：‘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行有二年而未得也。’”由此可見，孔子在對待《周易》這個問題上，也是不敢貿然的。而是在經過相當的閱曆之後，並在“老子”這位名師的指導下，方敢鼓足勇氣研讀《周易》的。試想，連聖人都都不懂的書，更何況是尋常之凡人呢？

　　有感於此，孔子才收集了當時有關解瀆《周易》的一些文獻，並且加以係統地整理，使這些文獻更適宜人們理解《周易》。下麵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孔子對《周易》所作的輔助說明：

　　（1）孔子分別對六十四卦之內涵予以了概括。例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無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無色也。兌見，而巽伏也。

　　隨無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複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鹹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遁則退也。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詬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通過以上的解釋說明，我們便可以從每一卦的稱謂上，明確卦象的大致含義，這對初學《周易》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很大的幫助。

　　（2）孔子把六十四卦緊密的聯係在了一起。文王作《周易》，重新確定了卦序，但是卦與卦之間究竟存有何種聯係，他並沒有說明。這這項工作，恰恰被孔子來完成了。他說：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通過對卦序之間的隱含意義予以說明，不僅使人們更加清晰的了解了卦象的內涵，更有助於學人的記誦和學習。

　　曾有易學大家這麽說過，孔子對《周易》的最重要貢獻，就是“讚”（輔助）。此言是極為準確的。因為，孔子對《周易》的解讀，成功實現了《周易》從晦澀到平易的過度，並大大地促進了《周易》的廣泛傳播。

　　而且，由於孔子把《周易》列入了六藝的行列，而六藝在當時的社會中，又是每個社會士族之人必學的科目。所以，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周易》的傳播。

　　實現了《周易》向義理方麵的轉變

　　《周易》是一部占卜吉凶禍福的典籍，在早期的時候，易學與巫術迷信相互雜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周易》的哲學思想內涵。例如，薑子牙看到滅商的時機已經成熟，便向武王提議出兵征紂。可發兵前武王用龜甲、著草進行占卜，龜兆不吉。又恰遇暴風驟雨，隨軍眾臣陡生懼怕之心，不敢發兵。但薑子牙認為他對周殷兩方政治、軍事的估計是正確的，便態度堅決地折斷蓍草，踏碎龜殼對眾臣說：“龜殼朽骨，蓍草枯葉，怎麽會預知吉凶呢？”他力排眾議，武王才決意發兵東進。大軍至刑丘，大風把武王的車折為三截，武王的乘馬被雷震死，暴雨三日不停，行軍十分困難。武王動搖了決心，產生了疑惑。隻有薑子牙剛毅果敢，處亂不驚。他說：“折為三，是天示意我們分兵三路進軍；大雨三日不停，是在為我們天降神兵；而震死乘馬，是示意我們換良馬快行。全是吉兆。應順從天意的安排。”

　　看完這段記載，我們除了要敬佩薑子牙的大智大勇之外，更值得敬佩的就是，他能準確的區分科學和迷信之間的差別。尤其是在那個巫術橫行的年代，能夠做到這一點，卻是難能可貴的。薑子牙雖然提出了“龜殼朽骨，蓍草枯葉”的至理名言，可是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周易》作為占卜之術的窠臼。直到孔子時期，這一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孔子在學《易》之前，也隻是把《周易》看作占筮之書。然而，當他發現《周易》的“德義”之後，便開始用儒家思想對其進行了馴化。孔子認為：“幽讚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讚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這樣便極大地提高了《周易》的哲學思想，從而使得《周易》向哲學範疇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那麽，孔子又是如何圓融《周易》中的哲學與占筮之間的關係呢？孔子強調以德行仁義來求福求吉，而占筮隻是最後的選擇：“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意思是說，沒有德行的人，神靈也不會去幫助他，所以這種人也不必占筮，正如《論語子路》中記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孔子就是這樣在承認《周易》占卜功能的前提下，又充分挖掘和發展了其深刻的哲學思想，從而使之相互圓融的。

　　可以說，正是由於孔子的諸多努力和付出，才使得《周易》這本占筮之作，變成了一本包羅萬象，內容龐雜的社會和哲學專著。此外，由於孔子在修訂《周易》之時，更加偏重於義理說教，因此，這也為以後《周易》義理派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4.《周易》的學術流派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記載：“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隻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摶）、邵（雍），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裏，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論端。此兩派六宗，已相互攻駁。”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周易》在曆史傳承中，不斷發生分化，以至於衍生出了兩宗六派。

　　兩派指的是指義理派和象數派；六宗指的是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莊宗、儒理宗、史事宗。實際上，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則偏向於象數派；老莊、儒理、史事三宗則偏向於義理派。下麵我們就兩派六宗的產生和傳承情況，予以簡單介紹說明。

　　一、義理派

　　義理作為易學兩大要素之一，主要是闡釋《周易》的文義和道理。《周易》經文的“義理”是通過卦名和卦爻辭表現的，主要闡發卦爻象數所象征的物象、事理和吉凶悔吝，因而其“義理”以占筮之理為主，兼含哲理觀念。例如：《周易說卦傳》言八卦“乾為健、坤為順、震為動、巽為入、坎為陷、離為麗、艮為止、兌為說（悅）”，即是係統闡述八卦的屬性、功用之“義理”。

　　此外，卦名也是對《周易》本身“義理”的高度概括。但是，曆代易學家對卦名的由來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主要觀點如下：

　　（1）取義說。認為卦象代表事物之理，取其義理為卦名。如乾卦皆為陽爻，主剛健，乾即有剛健之義；坤卦皆為陰爻，主柔順，坤即有柔順之義，故此命名。

　　（2）取象說。認為易卦來源於對物象的觀察，因而以某種物象之名命名。如乾卦之象為天，乾本義為天；坤卦之象為地，坤本義為地，故此命名。

　　（3）占事說。認為卦名同所占問的事件即卦爻辭的內容有關。聞一多先生考證，“乾”本為“斡”，是北鬥星的別名，乾卦中的“龍”象就是龍星，龍星的出沒表示四時節氣的變化。此卦為占問節氣變化，筮得乾的卦象，故取名為“乾”。另如“坤”卦乃占問失馬之事，牝馬馴良，可以求得，筮得坤的卦象，故取名“坤”（馴良、柔順）。“家人”乃占問家庭之事，“震”為占問打雷之事，“履”為占問打獵之事，等等。

　　其實，縱觀以上的釋名觀點，我們不難看出，雖然他們對卦名有著異樣的理解，但是，他們對《周易》之義理觀的認知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

　　（1）老莊宗

　　所謂的老莊宗，指的是用以老莊玄學闡發“易”之義理。代表人物有王弼、韓康伯等。

　　王弼，字輔嗣，三國魏國山陽人，撰有《周易注》、《周易略例》等著作。他看到漢易越來越煩瑣，不但依象解辭，而且句句都要附會易象，致使八卦之象有三百三十種之多，煩瑣至極。他於是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觀點。他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倒明象篇》）但是，這裏王弼所說的“忘象”，並不是不要“象”，而是在得“意”時，不必拘泥於“象”，隻有這樣，才能“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即緊緊把握“意”（每卦的思想內容）和“義”（同類卦象的核心實質）。例如，乾卦之義在於“健”，就不必拘泥於其卦象一定是馬，坤卦之義在於“順”，就不必拘泥於其卦象一定是牛，等等。

　　由於，王弼的《周易注》，推翻了漢朝的煩瑣象數易，倡導“忘象求意”，用簡潔的文字注釋《周易》六十四卦，可以說為《周易》的繁榮發展，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活力。同時，也為宋人以“理”說易奠定了理論基礎，所以王弼又被稱之為義理派的開山祖師。

　　（2）儒理宗

　　所謂的儒理宗，指的是用孔孟儒學闡發“易”之義理。代表人物有孔穎達、朱熹等。

　　孔穎達（574～648），字衝遠、仲達，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間儒家學者，經學家。

　　孔穎達出身官宦人家，自幼受到傳統的儒學教育，曾從時之名儒劉焯問學，以精通五經稱於世，對南北朝經學之“南學”、“北學”均有頗深造詣。入唐後，被李世民聘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成為李世民智囊團中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十八學士”之一。曆任國子博士、國子司業、國子祭酒等職。

　　唐朝統一天下之後，“銳意經術”的唐太宗，有鑒於儒經文字多有異同，經義師說多門且繁雜而歧見紛出，頗不利於政治上的一統。乃命孔穎撰《五經正義》。其中有《周易正義》，采用魏人王弼注本和晉人韓康伯注本，由孔作疏。

　　孔穎達在《周易正義卷第一》提出了八論：第一論易之三名；第二論重卦之人第三論三代易名；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第五論分上下二篇；第六論論夫子十翼；第七論傳易之人；第八論誰加經字。其中，第一論最為重要。主要講述了兩個問題：其一是，據《易經乾鑿度》和鄭玄《易讚》，重申易有變易、不易和易簡三義。其二是，同意《易緯乾鑿度》關於“有形者生於無形”的原則，認為“易理備包有無，而易象唯在於有者”。於是，他把《同易》分成有形的易象和兼論有形無形的易理這兩部分。《周易正義》於永徽四年（653）三月，正式頒行天下，作為欽定的全國性的教科書。

　　《五經正義》的頒行，一掃了東漢以來紛紜矛盾的儒經師說。如今古文學之爭、鄭王學之爭、南北學之爭等，這些各行其是的學術宗派從此失勢，它們之間的爭論也就不勸自息，經學的漢學係統至唐初而得以統一。

　　宋代是理學繁盛的時代，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大家，開始把理學思想融入到了《周易》的研究之中，開創了《周易》研究的新局麵。他們主張以象數明義理，又以義理釋象數，相互發明，相得益彰。

　　（3）史事宗

　　所謂的史事宗，指的是以史證易的《周易》研究方法。代表人物有楊萬裏、蘇軾、李光等。

　　楊萬裏（1124-1206年），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今江西）人，是南宋初年著名詩人，與陸遊、範成大，尤袤齊名，被時人稱作四大家。他不僅是我國著名的詩人，同時，還是偉大的哲學家，最能表現他哲學思想的著作就是《誠齋易傳》。

　　楊萬裏在研究《周易》時，采用了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引史證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清代學者全祖望跋楊萬裏誠齋易傳時也曾指出該書以史事證經學，尤為洞邃。以史證易的研究方法主要特色是“對各卦和各爻義理的解釋，幾乎皆引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言行加以論證，以說明《周易》乃聖人通變之書”這與那些空談天道的方法相比，更具有實在的價值。

　　在楊萬裏眼裏，《周易》具有強大的推理功能，一方麵，它可以從主體形式（天、地、人）方麵進行縱向推導；另一方麵，它又可以從內容方麵由正及反進行橫向推導。例如在《觀》中，六三的爻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那麽，它相反的一麵，即進退失道是何種情況呢？誠齋解釋說：“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這種從否定的知識界域中，突現失道的行為，足以給人的道德修養劃定最低限度的邊界。

　　總而言之，“引史證經”的方法，不僅是《周易》研究史上創新，也為更多《周易》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研究方向。

　　第二、象數派

　　在《周易》經文中，“象數”指卦爻符號和奇偶之數。《左傳僖公十五年》：“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首次提出“象”“數”的概念和說明“象”與“數”的關係。由於卦爻象數是出於占筮及“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的需要而製作的，因此為以後占筮、哲理的解說提供了最佳範式，成為占筮、哲理二大流派的原點。

　　我們這麽所說的象，其實指的就是易象。象不僅是《周易》重要構成因素，同時，也是易學的重要範疇。《周易係辭》說：“易者，象也。”《左傳昭公二年》有“見《易象》與《魯春秋》”的記載，其中“易象”即指《周易》。孔穎達疏：“易》文推衍爻卦，象物而為之辭……是故謂之《易象》。”而所謂的數，指的就是易數。《係辭》說：“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象。極數知來謂之占。”《說卦傳》說：“參天兩地而倚數。”說明“數”可以定卦象，推衍“數”可以預知未來。

　　其實，《周易》從一開始誕生的時候，其主要功能就是占卜。換句話說，也就是借助易之象與數的推算，占斷人生之禍福吉凶。所以，我們可以說，《周易》從本質上而言，就是天生的象數派。而《周易》發展到漢代，“象數”便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卦爻象和卦爻數，而是指融合了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及天幹、地支、五行在內的新的卦爻象數係統。

　　（1）占卜宗

　　占卜宗由來已久。早在遠古時期，人們就學會借助龜甲，獸骨，用火燒烤之後，望其斷裂之紋路，而判斷吉凶。正如，孔穎達所說：“卜之用龜，灼以出兆，是龜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其實，這就是最早的占卜。

　　然而，由於選擇龜甲十分費事，龜卜、非常繁瑣。所以，這才導致發展到比較簡易的筮占。筮，就是用竹簽或著草占卦。正如《周禮曲禮》所說；“龜為卜，策舟筮。”其中，策為推算用的蓍草的根數，並由此判斷禍福。

　　（2）禨祥宗

　　禨祥宗是在原始占卜宗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正如《四庫全書》記載：“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由此可見，禨祥宗是一種對占卜術的繼承和創新。例如，禨祥宗的代表人物京房，就成功的把中國傳統的陰陽、五行、納甲等學說融進了《周易》占卜之中，從而大大地提高了占卜的準確性和可信性。

　　京房（前77-前37年），西漢學者，本姓李，字君明，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人。師從焦延壽，深得焦氏《易》學“真諦”。並把焦延壽以災異講《易》的做法推向極端，到處宣講，以之幹政，使《易》學此一流派在當時聲名顯赫，對後世影響極大，以致人們把這一流派稱之為今文《易》學“京氏學”。

　　京氏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十六卦變”。簡單的說就是：占者遇：變入本宮卦者，災福應十分。外戒卦：吉凶從外來。內戒卦：禍福從內起。骸骨卦：生則贏瘦，死不葬埋。棺槨卦：病必死亡。血脈卦：主血疾漏下。絕命卦：事多反複，為人孤獨，不諧於俗。遊魂、肌肉卦：精神恍惚，如夢如癡。歸魂、家墓卦：墳墓吉，而無事可成也。

　　除此外，京房易學還將陰陽二氣收入納甲體係，以及將十二支納入八宮卦中，從而使得《周易》的占卜功能更加完善。因此，我們可以說，京房是《周易》象數派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

　　（3）造化派

　　杜甫有詩雲：“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這裏所說的“造化”，其實就是讚美大自然無窮變化的本領。因此，《周易》流派中的“造化派”，指的就是具有先知先覺，能力無窮的占卜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陳摶、邵康節。

　　邵康節，名雍，字堯夫。宋朝著名卜士。範陽人（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隨父邵古遷衡漳（今河南林縣康節村），又遷共城（今河南輝縣），37歲時移居洛陽。是中國占卜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梅花易數的創始人。著有《觀物篇》、《先天圖》、《伊川擊壤集》、《皇極經世》等作品。

　　《梅花易數》是一部以易學中的數學為基礎，結合易學中的“象學”進行占卜的書，依先天八卦數理，即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隨時隨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種多樣。相傳邵雍運用時每卦必中，屢試不爽。

　　據說，在辰年十二月十七時申的一天，邵康節先生偶然觀梅花，見兩隻鳥雀爭占一枝而雙雙墜地，很以為奇怪，因此占了一卦，辰年五數，十二月十二數，十七日十七數，共計三十四數，除八，得四餘二，二數為兌，為上卦。三十四數加申時九數，計四十三數，除八，得五餘三，三數為離，為下卦。上下卦總數四十三除六，得七餘-，初爻動，得卦為澤火革，初九爻動，變艮，互卦見有乾巽二卦於是，邵康節先生斷卦說：詳查此卦，時天晚上，當有女子折此梅花，園丁不知原因，追逐女子，女子手足摔倒在地，傷了右邊大腿。在澤火革卦中，上卦兌屬金，為體卦，下卦離火為用卦，克製兌金。六二五爻至九三爻、互卦為巽為木，生離火。這樣一來，克體兌金之卦氣旺盛。兌為少女。所以知道少女被傷，而用互巽木又被體互乾金所克傷。巽為大腿，所以有傷大腿之應。所幸初九爻動後，變卦為艮，艮為土，土雖使兌金體卦得以生扶，但艮又為止，所以知道女子雖然受傷，但不至於有危險。

　　關於邵康節梅花易數的傳奇故事還有很多，其中心思想，無怪乎就是稱讚梅花易數的神奇，並使其披上神秘的外衣，這樣就無愧於“造化”這一盛讚了。

　　5.《周易》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當我們運用曆史發展的眼光，審視《周易》獨特的藝術文化的魅力時，我們就會驚訝地發現，《周易》不僅是一個時代的文化象征，更是中國一切藝術文化，乃是自然科學的源頭。它以有容乃大的胸懷，包藏了藝術學、哲學、文學、建築學、醫學、數學，以及物理學等眾多門類的科學知識。

　　《周易》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深刻的，深遠的。如果讓我們敞開胸懷暢談《周易》的積極影響作用，恐怕就是說上三天三夜也是說不完道不盡的。因此，我們將有選擇的介紹一下，《周易》在中國藝術文化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

　　一、《周易》對哲學思想的影響

　　《周易》對哲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二是，陰陽和諧的思想。凡是讀過《周易》的人，都會發現，《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在於表達天地自然之道，及該卦在自然之道中所處的時勢，然後把這個道與時勢，作為對人類社會的整體製約，從而決定人們應當怎樣去行動。而這種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的統一性，古人稱之為“天人合一”。

　　而這種思想的建立基礎，必須要充分肯定“人”的主體性。《周易》認為，人是認識的主體，而天是認識的客體；作為認識主體的人是有意識的，而作為認識客體的天是無意識的。所以，《周易》的思想就是要建立起從“人”到“天”的溝通階梯，借此來幫助主體去認識客體，也就是幫助人們去了解天地之道即自然規律，同時也了解和認識人類本身。說道這裏，我們不妨插句話，早在遠古洪荒時期，由於自然科學不發達，先民便對世間萬物充滿了崇敬，在這個時候，“人”無疑是最渺小的，而率先肯定了“人”的主體性價值，這無疑是一種偉大的進步。

　　在肯定了人的主體性之後，關鍵的問題，就是強調人與天得相輔相成作用。簡單點說，就是當天道之中含有人道，人道之中也含有天道，唯有如此，方能天人合一。《係辭傳上》說：“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意思就是說，天道與人道如同形影的關係，不可割裂。

　　此外，還有天地交，泰。後（君）以財（同“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以，人隻有在自覺地遵循天道的基礎上，深刻地認識它，並能動地協調於天道的相結合，這樣就能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正如，《乾卦》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陰陽乃是此消彼長的關係，陰陽二氣之中，陽氣是創生的、主導的，陰氣則是順動的，終成的。陽氣是活性的，具有生命力；陰氣則是收斂、閉藏的。兩者雖是構成宇宙不可或缺的對等因素，但作用並不相同。因此常常褒陽而貶陰，重陽而輕陰。其實，這種認識是不正確的，也是《周易》所批判的。因為，陰陽二氣雖不是平行關係，但是，兩者相互消磨，相互融合的過程，卻正是力求平衡的過程。所以，《周易》認為，平衡與和諧乃是陰陽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而要想實現這一目標，關鍵的就在於“變”。

　　我們以損卦為例，六三爻；“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辭說“一人行，三則疑也”。意思是一人行走會得到友人，三人同行會產生猜疑。《係辭下》解釋這一句說：“天地因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其含義是完全相同的。總之，陰陽都是不可能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並實現和諧統一的。

　　二、《周易》對文學的影響

　　《周易》文字優美，詞簡而意豐，其本身就是一部很美的文學藝術作品。其實，很多人閱讀《周易》的初衷，並非奔著它的占卜作用而去的，反而是把它當成優秀的讀本。例如：《孚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我們不妨做這樣的想象，眼前是一片濃蔭，一隻煽動著翅膀的白鶴，正在引吭高歌，仿佛是在抒發自己美好的心情，或是在呼朋引伴，而就在此時，距離不遠處，一隻小白鶴也隨之高聲鳴叫，悠長的鶴鳴，回蕩在空穀之中，這是何等的愜意啊。然後，把盞臨風，對酒當歌，這又是何等的逍遙自在。想到此處，難道我們還不為之動情嗎？難道，這與蘇子在前赤壁賦中所寫：“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的境界不同嗎？答案是，完全一致。所以，即便我們把《周易》稱之為是一部優美的散文詩，那也是不為過的。

　　當然，《周易》的運筆行文，跌宕多變，時而是一首婉轉流動的詩篇，時而是一則動人心魄的傳奇故事，時而又似一名老者的諄諄教導，時而又恰似一名頑童的童話故事。總之，無論其如何變化，都無法抹殺它給讀者帶來的文學藝術享受。

　　其次，《周易》中所傳達出來的很多文學思想，也深刻的影響和指導著後世的創作。例如：對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崇尚自然，強調真性靈的創作模式等。由於，篇幅的關係，不便贅述，但是，筆者相信，廣大讀者在用心閱讀《周易》的時候，就一定會在潛移默化中，享受到《周易》所帶給您的啟發和幫助。

　　三、《周易》對藝術的影響

　　《周易》認為，天地萬物之源，皆由陰陽二氣所成。所以，“氣”論說便成為中國傳統繪畫藝術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特征。氣表達一種空間的概念，如果沒有氣的充斥，空間就不複存在，天地就無從講起，道法也自然成了一句空話，一切藝術作品也都成了一句空話。

　　南朝齊畫家謝赫在其所著的《古畫品錄》中，首先提出繪畫“六法”，作為人物繪畫創作和品評的準則。在《古畫品錄》中將“氣韻生動”作為第一條款和最高標準，而“氣韻”所表達的則是人物內在的生命和精神，物態的內涵和神韻。但是，這種“氣韻”說，同樣也是受到了《周易》的“氣”論說的影響。

　　因為，氣與心聯係，把自我觀照更多地放在精神實質之中，讓一種生命的律動變成審美的標準，而這種標準是一種運動中的韻度，是一種境界。蔡邕《九勢》說：“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形勢是陰陽的轉化形式。“氣”是天地之氣，但化育為生命之氣，應用到藝術創作，這之間的概念就有文化的指向，負載著許多文化學的涵義。

　　另外，《周易》的“陰陽平衡”原理，也對中國藝術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繪畫中的結構布局，墨色的濃淡變化，線條的粗細搭配等，無一不受到陰陽平衡學說的影響。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稱：“字畫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意思是說，既要注意黑的部分--字形筆畫的密（實）處，也要注意到字畫間及行間之白的疏（虛）處。黑處要精心結撰，而白處--字裏行間的布置也須措置得宜，使疏密有致，兩者相映生輝。

　　四、《周易》對數學的影響

　　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意思是說，“我”（劉徽）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並為《九章算術》作注的。顯然。在劉徽看來，《九章算術》與《周易》有著密切的關係。

　　接著，劉徽進一步認為，古代數學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包犧氏畫八卦。他在《九章算術注》的“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暨於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曆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劉徽認為，數學是包犧氏為了“合六爻之變”而發明的，後來經由黃帝的進一步發展，以發揮《周易》“兩儀四象”的功效。

　　宋朝時期著名數學家秦九韶的數學著作《數書九章》係統地總結和發展了高次方程數值解法和一次同餘組解法，提出了相當完備的“正負開方術”和“大衍求一術”，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而他在論及數學的起源問題時，也明確表示說：“周教六藝，數實成之。學士大夫，所從來尚矣……爰自河圖、洛書愷發秘奧，八卦、九疇錯綜精微，極而至於大衍、皇極之用，而人事之變無不該，鬼神之情莫能隱矣。”可見，秦九韶也認為數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河圖洛書”、“八卦九疇”，但是，其起源仍歸於《周易》。

　　其實，總的來說，中國古代數學的起源和發展，幾乎都受到了《周易》的影響。他們或采用《周易》的概念以表達數學問題，或是對《周易》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和引伸，從而對古代數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同時也證明了《周易》對於古代數學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

　　五、《周易》對醫學的影響

　　《周易》對中國古代醫學的發展所起到的影響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1）整體論思想

　　《周易》的六十四卦就像一個大係統，每一卦又各由六爻組成，構成一個小係統；大係統與小係統之間，反映了事物之間相互聯係的普遍性和係統性。而中醫所倡導的也正是這一思想的深刻體現。例如：中醫五行學說和髒象結合，構成五個子係統；而子係統之間也都存在著相生相克的聯係。

　　記得民間流傳這樣一句話“頭疼醫腳”，乍看上去，仿佛是有點南轅北轍的意思，而且長久以來，都被作為貶義詞使用，可謂是“千古奇冤”。因為人的身體好比是一個大的係統，而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都可能嚴重影響其他部位的正常功能。所有，隻有立足於整體觀的思想，才能從根本上治療病患，否則即便止住了疼痛，那也是治標不治本的愚蠢方法。

　　（2）發展觀

　　《周易》認為，任何事物都在運動、變化和發展中的。而運動、變化和發展是“吉”，而不運動、不變化、不發展則“凶”，而且，這種發展是由下往上的，有其規律，並提出了“物極必反”的觀點。例如：《乾卦》首先就提出了“天行健”的理論，意思就是說，一切自然法則都是在不斷變化，發展中的。接著九二中便說：“見龍在田”這表明，事物正在開始變化，然後，經過“飛龍在天”的發展之後，就達到了“亢龍有悔”的境界。而這個時候，如果停止了運動，那麽就真的“有悔”了。其實，內在的含義是說，達到一定的高度之後，緊接著的便是“低穀”，也就是開始轉向了下一階段的運動。

　　中醫學就很好的繼承了這一思想，他們在開展防病、治病的同時，強調運動、保健，並創造了諸如導引、按摩、針灸、體育鍛煉等方法，就是強調運動。

　　除此外，《周易》的陰陽平衡法則，以及對立統一的辯證法則也都給中國古代醫學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周易》是中華文化的根源，也是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它不僅深刻的影響著古代的文學藝術以及哲學思維，同時還以其蓬勃的生命活力，為近現代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貢獻著傑出的力量。據說，德國大數學家、微積分和數理邏輯的創始人萊布尼茨正在為創造一部乘法機而遇到困難，一籌莫展，正好他的朋友、到中國去傳教的教士白晉從中國歸來，帶來了《周易》，當他看到《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次序圖”和“八卦方位圖”時，便頓時感到陰陽兩個對立矛盾的麵千變萬化的奇妙，對易經和八卦以及它最初的發明者伏羲充滿敬意，受到點撥和啟發，產生了他對二進位製的最早靈感。由此，便真正了印證了那句“隻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