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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狂士們

　　孫 鬱

　　一

　　民國的人與事，有許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議。我有時翻閱彼時的報刊，見讀書人的種種文字，心甚向往，覺得今人已不複有那時的衝蕩了。中國的曆史，六朝與唐宋時的士人有幾分傲骨，給時光留下了諸多亮色，後來的讀書人就難見那樣的氣象了。唯有民國初年前後，風氣大變，狂士輩出，遺緒一直延續多年。我記得魯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寫過那時的風尚：

　　但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才能被稱為好文章，我還記得“被發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

　　魯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氣的，“尚武”在那時連女子也曾有過。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證明這一點。周作人在回憶錄裏談到過紹興人的孤傲，魯迅那個“戛劍生”的筆名，倒可想見當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騎著馬在南京城奔跑的樣子嗎？若是能看到那時的神采，史學家們不知又要生出怎樣的感慨的。

　　魯迅喜歡以“狂人”的形象隱喻所經曆的人生。不過要談人的放蕩不羈、獨往獨來，魯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將這美譽讓給陳獨秀。陳獨秀的狂表現在多方麵，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謹慎而文章放蕩。陳氏做人不守舊規，為文亦傲氣襲人。“五四”前後，有癲狂之態者很多，但像陳氏那樣倜儻的人，卻不多見。我們現在談那段曆史，當驚異於陳氏的奇特之舉。中國讀書人的狂放之風，在他那裏可謂達到了極致。

　　幾年間我搜集陳獨秀的照片、信劄，翻閱相關的史料，被其風采所吸引。他是個硬朗的漢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舉止，非儒學化，有點離經叛道。別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敢做。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個性。1902年秋，陳獨秀第二次赴日時，和留日學子黃興、陳天華、鄒容等人有過諸多交往。那時魯迅也來到了東京，正在學習日語。不過魯迅與人交往不多，像個靜靜的看客，沒有什麽過激之舉。陳獨秀和鄒容卻已顯出個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場惡作劇。大概是1903年春，因為陸軍學生監督姚昱惡氣擾人，陳獨秀遂與友人伺機報複。有一天夜裏，陳氏與鄒容等偷襲姚昱的住所。他們把對方抱住，陳獨秀拿出剪刀，將姚昱的辮子剪了下來。此舉在留學生中傳出，一片喝彩。但陳獨秀卻因此不得不回國了，因為惹怒了官方。這一故事後來成了留學生久傳的段子，魯迅想必是頗為興奮的。那時的留學生，大多留著辮子，凡被剪辮者，或被疑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做“裏通外國”，視之為“漢奸”。姚昱的被戲弄，其實是對該人的懲罰。魯迅對“姚昱事件”的過程，應當是清楚的。他的同學許壽裳，當時就跑到留學生會館看過熱鬧。現在推斷，魯迅與陳獨秀在東京碰麵的概率很高，隻不過沒有材料證實，不好妄斷。其實即使見麵，也難有什麽特別的印象，因為那時候他們還都沒有什麽名氣。

　　陳獨秀每次赴日，都待很短的時間，所以不可能與魯迅發生直接聯係。不過1907年春他再次赴日時，在《民報》館裏曾見過周氏兄弟的幾位同學。當時周氏兄弟、錢玄同等人正隨章太炎讀書。陳氏到《民報》館時，周氏兄弟並不在場。有傳記作者曾說周作人那時就見過陳獨秀，大概是搞錯了。按周作人自己的說法，第一次見到陳氏是在1917年，並非十年之前，《知堂回想錄北大感舊錄二》寫得很清楚：

　　要想講北大名人的故事，這似乎斷不可缺少黃季剛，因為他不但是章太炎門下的大弟子，乃是我們的大師兄，他的國學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的脾氣乖僻，和他的學問成正比例，說起有些事情來，著實令人不能恭維。而且上文我說與劉申叔隻見到一麵，已經很是稀奇了，但與黃季剛卻一麵都沒有見過，關於他的事情隻是聽人傳說，所以我現在覺得單憑了聽來的話，不好就來說他的短長。這怎麽辦才好呢？如不是利用這些傳說，那麽我便沒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隻得來經過一番篩，擇取可以用得的來充數吧。

　　這話須還得說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緒末年的事情吧，約略估計年當是戊申（一九〇八）的左右，還在陳獨秀辦《新青年》，進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東京民報社裏來的一位客人，名叫陳仲甫，這人便是後來的獨秀，那時也是搞漢學，寫隸書的人。這時候適值錢玄同（其時名叫錢複，字德潛）、黃季剛在座，聽見客來，隻好躲入隔壁的房裏去，可是隻隔著兩扇紙糊的拉門，所以什麽都聽得清清楚楚。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在安徽江蘇，後來不曉得怎麽一轉，陳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說那裏沒有出過什麽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著說，是呀，沒有出什麽人。這時黃季剛大聲答應道：“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十年之後黃季剛在北大擁皋比了，可是陳仲甫也趕了來任文科學長，且辦《新青年》，搞起新文學運動來，風靡一時了。這兩者的旗幟分明，衝突是免不了的了，當時在北大的章門的同學做柏梁台體的詩分詠校內的名人，關於他們的兩句恰巧都還記得，陳仲甫的一句是“毀孔子廟罷其祀”，說的很得要領，黃季剛的一句則是“八部書外皆狗屁”，也是很能傳達他的精神的。

　　周作人這一段文字，被後人演繹出諸多故事，有的竟有一點小說的意味，陳獨秀與黃季剛的性格也由此點染出來，頗為生動。人們把陳氏的舊事寫成小說一類的文字，也證明了某種傳奇性。那是一個新舊交錯、偶像破壞的時代，留日學生中諸多狂妄之舉，今天看來亦讓人玩味再三。陳獨秀是表裏如一的硬漢，魯迅好像有點內向，不願與生人講話。陳氏的狂顯露在外表的時候多，動輒身體力行。魯迅卻仿佛在修煉著內功，把孤傲內斂於學術與譯著上。1903年，《蘇報》案發，章太炎、鄒容入獄，對陳、魯二人都有不小的刺激。陳獨秀與章士釗等人創辦了《國民日日報》，繼續《蘇報》的工作，發表了諸多抨擊時弊的文章。魯迅則默默地翻譯域外小說，以此作為寄托。許壽裳的回憶錄說，《蘇報》案後不久，魯迅就送來一篇譯文《斯巴達之魂》。小說借著異域的尚武意識，傾訴複仇的觀念，精神的深是一眼就可看出的。那時候他就與陳獨秀顯示了路向的不同。不是辦報、從事地下活動，而是靠藝術的思索去完成一種夙願。這裏，魯迅呈現了一種寓言化的趨向，他借著西方古老的故事，來暗示內心的企盼，組合著一種新夢。留日時期的許多譯作和論文，其實都有這一特點。後來，他一直保留著這一與世界對話的方式--以藝術的、形象的和寓言的表達方式，與自己的時代交流。我讀他的書，在和陳獨秀的文本對照時，就感到一種反差。後者幾乎已失掉審美的魅力，而前者卻仍在動感中變化著，隨著不同閱讀者在不同時間的閱讀，而湧出新意。理解陳獨秀不能僅依靠他的文本，你必須了解他的身世、故事，才會被那激昂的文字吸引。而魯夫子則完全相反，瀏覽他的文字就足夠了。那個世界的奇異、幽遠、玄妙，都非語言可以表達。文學家就是文學家，有時是不可與政治家簡單類比的。

　　二

　　有一個現象是頗值得注意的。魯迅交往的人物，有一些和陳獨秀都有關係，個別的還非同尋常。比如蘇曼殊、章太炎就是。還有一位魯迅後來痛恨的人物章士釗，和陳獨秀竟是老友，且一度親密無間。不過這幾個人物與魯迅多是文字關係和學術上的交往，與陳氏則不同了，有的過從甚密，乃至於同吃同住。陳獨秀和蘇曼殊、章士釗的往來都在早期，很有些舊式懷才不遇的士大夫氣。他們之間的詩詞唱和，亦帶明清讀書人的遺風。例如蘇曼殊吧，他與魯迅、陳獨秀的交往，也能看出當時狂士的風尚。這位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後人追憶時，都有些趣味兒，像他那樣柔情萬種、放浪形骸者，確是難得一見的。

　　蘇曼殊1884年生於日本，父親是中國人，母親乃日本人，可謂是混血兒。大概是1907年，魯迅結識了他。增田涉《魯迅的印象》雲：

　　他（指魯迅）說他的朋友中有一個古怪的人，有了錢就喝酒用光，沒有錢就到寺裏老老實實地過活，這期間有了錢，又跑出去把錢花光。與其說他是虛無主義者，倒應說是頹廢派。又說，他到底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不很清楚，據說是混血兒……我問道，他能說日本話嗎？回答說，非常好，跟日本人說的一樣。實際上，他是我們要在東京創辦的《新生》雜誌的同人之一。問那是誰？就是蘇曼殊。

　　魯迅他們要辦的《新生》，預想得很好，大有一番抱負，但是因資金的原因，最終流產了。何以吸引曼殊來，由誰介紹，都沒有文字記載。隻是魯迅在一篇名叫《雜憶》的文章裏，談到了彼此的相通之處：都喜歡浪漫的詩人。那文章的開頭寫道：

　　有人說G。Byron的詩多為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

　　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

　　蘇曼殊的漢文本來不行，後因陳獨秀、章太炎、章士釗諸人指點，長進很快。魯迅那時欲與其聯合，大約也是看到了其間的奇氣。他後來寫的小說、詩，都有一點悲愴，是頗有誘力的。魯迅之前，小說寫得很有張力的作者，應當說非曼殊莫屬。該作者的許多作品風靡一時，陳獨秀還為其寫過序文，可見當時的影響力。有趣的是，還是在1903年，魯迅埋頭於譯雨果的隨筆《哀塵》等文時，蘇曼殊同時譯了雨果的《慘社會》。該譯文經陳獨秀修改潤色，發表於《國民日日報》上。周作人回憶說，魯迅看了那譯文，印象很深，對蘇曼殊自然有了好感。蘇曼殊在1903年後譯的一些作品，大多為魯迅所喜愛，1907年，當他出現在魯迅身邊時，立即被吸納到同一營壘裏是必然的，說其為同路人也未嚐不可。他與魯迅的交往很短，遠不如與陳獨秀的友誼那麽久遠。蘇氏與陳氏相識於1902年，直到“五四”前一年去世，與陳獨秀的關係時斷時續。《新青年》創刊後，還能在該刊讀到他的小說，那是陳獨秀所邀的吧。陳獨秀對蘇曼殊的浪漫生活和率真性格頗為欣賞，有時談及其學問，也有讚佩的時候，這在他是少見的。1907年，看了曼殊所譯的《梵文典》後，陳氏賦詩一首雲：

　　千年絕學從今起，願罄全功利有情。

　　羅典文章曾再世，悉曇天語竟銷聲。

　　眾聲繭縛烏難白，人性泥塗馬不鳴。

　　本願不隨春夢去，雪山深處見先生。

　　曼殊的頹廢、浪漫、好學，以及詩人氣質，都深得陳氏喜歡。後來兩人漸漸疏遠，有些道不同的緣故。但陳氏對他的真性情卻念念不忘，晚年的時候念及曼殊的一生，常有動情之處。台靜農追述說，陳氏念及這位亡友，神色黯然。也可見他對亡友的摯意。

　　追記那個時代，文人多感傷和複仇的意識，浪漫的東西自然很多。蘇曼殊的小說《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等，就氣韻不凡。蘇氏的小說除感傷的東西外，個人主義的因素曆曆在目。比如寫暗殺，畫貧弱之人，都是陳獨秀所關注的內容。他好像在這位友人的筆墨間，感受到了相近的體驗。文學作品，往往有文人的某種寄托，曼殊多感傷，用情亦專，所以小說寫得讓人心熱。我們看那個時代的風氣、社會心理，有時就不得不在文人的墨跡裏駐足。騷客與狂士提供給人的想象與暗示，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三

　　晚清的狂士，身上多少帶一點舊式文人的俠氣，這種新舊參半的特點，陳獨秀、蘇曼殊都有一點。俠義之中，有苦味，有悲憤，這是自古亦然的。觀陳獨秀、蘇曼殊的詩文，均喜引用舊典談論己身，豪放之氣誘人。細細品味，也有感傷的成分，所以俠氣與哀情，有時是一對兄弟，如果看不到其間的隱憂，那大概是不得窺其全的。

　　陳獨秀早年的詩中，就有才子與俠客的痕跡。看他1909年寫給蘇曼殊的詩，就可嗅出內心的孤苦與豪放：

　　湘娥鼓瑟靈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爭萬劫，青衫不見有啼痕。

　　丹頓裴倫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

　　朱弦休為佳人絕，孤憤酸情欲語誰。

　　蘇曼殊也有幾首舊詩，常被後人引用，其中《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二首》，就寫得悲烈不已：

　　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

　　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

　　海天龍戰血玄黃，披發長歌覽大荒。

　　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詩寫得濺血、壯懷，很有風骨。不過看他寫的小說，又會墜入別一氛圍，有些纏纏綿綿，哀情萬狀。蘇曼殊的小說以言情為主，多寫青年男女婚戀的不幸。作品直指悲劇的源頭，對舊的禮教諸多嘲諷。他的《焚劍記》、《破簪記》以傳奇筆法，勾勒世道人心，比先前的才子佳人小說，多了一種諷世意識。曼殊乃多情善感之人，對人間苦難頗為敏感，每每下筆淚水漣漣。小說情節並不複雜，然而有仗劍歸去、佳人難得的孤憤，這情調，甚得陳獨秀等人的賞識。陳氏在《為蘇曼殊〈破簪記〉作後敘》中寫道：

　　餘恒覺人間世，凡一事發生，無論善惡，必有其發生之理由；況為數見不鮮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無論善惡，均不當謂其不應該發生也。食色性也，況夫終身配偶，篤愛之情耶？人類未出黑暗野蠻時代，個人意誌之自由，迫壓於社會惡習者又何僅此？而此則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說部，多為此而說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絳紗記》，秋桐造《雙枰記》，都是說明此義，餘皆敘之。今曼殊造《破簪記》，複命餘敘，餘複作如是觀，不審吾友笑餘穿鑿有失作者之意否耶？

　　相當長的時間，陳氏一直覺得曼殊的小說頗可一閱，對國人大有價值。待到魯迅出現，新風吹來，他的看法便有所變化，對魯夫子的癲狂與笑傲群雄之舉，很是驚異吧？坦率地說，蘇曼殊隻是個抒情詩人，還像個少男，跳不出個人恩怨與情感的圈子。文章固然精秀善雅，也不過俠客與佳人的舊夢新唱，與現代人的情懷還有差別。魯迅作品的規模與氣象，都非前人可比。倘將《呐喊》諸篇與曼殊全集對比，優劣立判，明暗頓出。魯迅寫人寫事，不拘於兒女情長，內中多偉岸之氣。他寫婚戀之不幸，窮人之落魄，故事隱曲之外還多哲人之思。那情感百折千回，直抵上蒼，有幽玄之美。所以“五四”之後，魯迅談到蘇曼殊，對他寫《寄彈箏人》一類的詩，就不以為然，覺得遠不及其譯介拜倫時那麽可愛。

　　魯迅在文章上的修養，遠在陳獨秀、蘇曼殊之上，這是大家公認的。陳氏詩文豪情萬丈，但止於此岸；蘇氏柔情萬種，畢竟是才子式的低回；魯迅卻天馬行空，走在生死之界，上究蒼穹，下詰陰域，橫掃人世，走得比二人都遠。直到晚年，回憶起留日時的生活，對大的破壞與大的變革，仍懷舊情，年輕時代的氣韻還久繞心頭。陳獨秀等人的放蕩不羈是外露於世的，魯迅則在內心深處，有超邁之氣，文章要比別人走得更遠，絕無舊才子式的纏綿。你看《狂人日記》、《長明燈》哪有文人的酸腐氣？小說裏的鬼氣與陽氣交織一處，凜凜然衝蕩於世間，讀了不禁毛骨悚然，仿佛被抽打了一般。他的雜文犀利、尖刻、明快，有人譏之為有“刀筆吏”之風，不是誇大之詞。但那也是隻看到了一麵。其實魯迅的文章，酸甜苦辣之外，亦有自我戕害、抉心自食的地方。這後者殘酷而奔放，為千百年間所罕有。

　　毛澤東當年在最困頓之時讀到了魯迅的文字，曾暗自叫絕，以為是難及之人。那時毛氏還是個被壓迫的人，忽在魯迅身上看到了奇氣。自己想要說或未曾說出的話，魯迅大抵都說過了。以毛澤東的性格，天底下可看上的人物殊少，唯對魯迅說了一大堆好話。對陳獨秀這樣的人物，毛氏隻是在一個階段引為同道，後來就棄之一旁了。魯迅卻是個例外，幾乎一直陪伴著他，思想的深處是有某些呼應之處的，乃至對其稱為現代中國的聖人。這個現象很值得玩味，在現代史上頗為獨特。文人大多喜讀魯迅文章，乃是從中悟出反叛奴性的朗然之氣。那誌不拘檢的陽剛之美，映出了同代文人的弱處。今人欲達此等境地，大約是難而又難的。

　　四

　　影響魯迅較大的前輩學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魯迅與蘇曼殊結識的那一年，陳獨秀也與章太炎有過接觸，還與章氏一同加入了亞洲親和會。魯迅與章太炎是師生關係，曾隨章氏學習文字學。而陳氏則是章太炎的客人，並無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時候魯迅對他很客氣，亦無談論的文章。而陳獨秀則快言快語，對其愛憎參半，愛其學識之深，鬥士風骨，又憎其混跡名流之間，未保晚節雲雲。不管魯迅、陳獨秀對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聞名的前輩章太炎，多少感染過五四這一代人。若談精神譜係的延續，是要看到彼此的聯係的。

　　關於魯迅隨章太炎讀書的前後經曆，後人多有描述，魯迅自己卻寫得不多。多看他前期的文章，尤其是那些古奧的譯文，就分明留下了章的影子。章太炎長魯迅十三歲，名炳麟，字枚叔，生於浙江餘杭。黃侃稱其“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辭訓故，集清儒之大成；內典玄言，闡晉唐之遺緒；博綜兼擅，實命世之大儒”。魯迅隨章氏讀書，學問上大有收益，懂得了文字學的堂奧。晚年欲寫一本中國字體變遷史，大概與早期的訓練有關。不過，後人回憶章太炎的一生，看重的卻是狂士之風，以為那才是先生的魅力所在。章太炎在學問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認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黃侃的倔強，錢玄同的雄辯，曹聚仁的獨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魯迅身上峻急的一麵，和其師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說，老師的氣節，多少感染了弟子們。那是時代的風氣：康梁多狂語，章氏喜厲言。鄒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濺刑場。而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讓魯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魯迅和章門弟子相遇時，偶談章太炎，口氣頗為尊重。當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佚事。學生中喜談老師的學問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談那些桀驁不馴的往事。比如怎樣地罵人，自稱為瘋子；怎樣地臨危不懼，置生死於腦後；怎樣衣食無序，孤行己意。曹聚仁和魯迅談天時，大概涉及於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證明此點。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說到了老師的“瘋”，很有意味：

　　太炎先生有一個外號，叫做章瘋子。清光緒末年，梁啟超，麥孟華，奉康為教主，在上海宣傳《公羊》義法，說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傘！”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為什麽東西！配做少正卯、呂惠卿嗎！狂言囈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康氏徒黨，恨之入骨！兩湖總督張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錢恂介入幕府。時梁鼎芬為西湖書院山長，一日，詢章先生：“聽說康祖詒（有為）欲做皇帝，真的嗎？”太炎先生說：“我隻聽說他想做教主，沒聽說想做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隻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為之大駭！民國二年，袁世凱誅戮黨人，縶先生於北京龍泉寺，後移紮於錢糧胡同；先生每與人書，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聯，下署“中華民國遺民章炳麟挽”；聯雲：“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倭寇豈能幹正統。與五色國旗同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孫總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聯，更是駭人：“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章瘋子這外號，就這樣更流傳，更證實了。

　　魯迅和曹聚仁畢竟有些區別，他談章太炎，非文史小品的心態，倒是有一點形而上的傾向。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魯迅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並不難懂……

　　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章太炎的影響力，在民國初已達到別的學人難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許多執掌北大教席，對現代語言文字學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20世紀30年代，章氏以講學為生，門徒甚眾，學生每每以沾到老師之光為耀，遂變成了一種學術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學問闊大而幽深，後來得其真諦者不多。魯迅向來不喜歡以弟子自居自誇自譽，對學界蛀蟲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讚賞章氏，有另樣的眼光，就與周作人、錢玄同大大不同了。魯迅以為，師徒之間不必以舊禮相處。師若荒謬，不妨叛之。所以看魯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師的某些遺風。比如傲世獨立，依自不依他，等等。章門弟子中與老師最近者，反而愈遠，精神相通的寥寥。魯迅與章太炎後來的接觸幾乎中斷，但細細打量他們的“孤”與“傲”、“獨”與“狂”，卻蘊含著現代史的詩意。思想者與自己周圍的世界，並非相容的。

　　但章太炎的風骨在章門弟子之外，有另類的看法。陳獨秀就不像黃侃、錢玄同那樣對其恭恭敬敬。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記述了陳氏對太炎先生的看法，文章說：

　　陳獨秀和章太炎也時常過往，他很欽佩章的“樸學”，認為他是一個“國寶”，而章對陳的“小學”也十分賞識，認他為“畏友”。他說章太炎為人非常小氣，朋友向他借錢，償還時付息，他竟受之而無愧色，是一個嗜錢如命的人，是一個文人無行的典型。

　　章太炎本已夠放蕩不羈，陳獨秀比他還要過之，已經是出言不遜了。這一篇回憶錄的真偽已難考訂，但至少說明陳獨秀看人的目光，犀利尖刻，是狂人中的狂人。章太炎在學術上大氣磅礴，非他人可比，生活中亦未聞有上述的陋習。是否是道聽途說，亦未可知。不過，談到魯迅，陳獨秀就客氣得很，濮清泉又寫道：

　　我問陳獨秀，是不是因為魯迅罵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貶低他呢？（陳入獄後，魯迅曾以何幹之的筆名在《申報，自由談》上，罵陳是《紅樓夢》中的焦大，焦大因罵了主子王熙鳳，落得吃馬屎。）他說，我絕不是這樣小氣的人，他若罵得對，那是應該的，若罵得不對，隻好任他去罵，我一生換人罵者多矣，我從沒有計較過。我決不會反罵他是妙玉，魯迅自己也說，謾罵決不是戰鬥，我很欽佩他這句話，毀譽一個人，不是當代就能作出定論的，要看天下後世評論如何，還要看大眾的看法如何。總之，我對魯迅是相當欽佩的，我認他為畏友，他的文字之鋒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們說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說他的文章勝大刀。他晚年放棄文學，從事政論，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我是期待他有傳世大作品問世的，我希望這個期待不會落空。

　　濮清泉的敘述是有誤的，魯迅並未在文章裏罵過陳獨秀，那焦大的說法，是安在新月派的頭上的，與陳獨秀並不相關。不過這一段文字也透出了一個信息，至少讓我們看到了他對同代人的印象和心緒。晚清的名人多多，行跡怪異者亦不可勝數。陳獨秀一生罵的人物甚多，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都不在其眼裏。唯獨魯迅，讓其心裏折服，當看出其磊落胸襟。魯夫子的峻急、飄逸並非輕易可以吹捧出來，其人其文曠世罕有，有驚天動地之概。陳獨秀在內心中尊敬舊友，也可看出他的率真與深切。

　　五

　　其實細細說來，魯迅與陳獨秀的狂態，並不在一個精神層麵。他們身上有六朝人的某些遺緒，這是一看即知的。還有一點晚明士大夫的“孤憤絕人”的氣色，大概也不算妄斷。不過魯迅內心也有洋人的某些影子，且內化於其中，這使他變得複雜起來。我們看陳獨秀，無論從遠從近，好像大致可以看明，沒有什麽隱曲的地方。但魯迅不行，無論你如何打量，好似近而又遠，遠而彌近，難以理出頭緒。魯迅曾說自己有安德烈夫式的陰冷，大概是不錯的。但又有一些尼采的精神，心緒裏洶湧著非理性的暗流。陳獨秀雖說也自稱喜歡尼采，可他到底能讀懂多少，很難說清。而魯迅對這位德國哲人，卻曾有過認真的研究。因為一生的大部分時間用於翻譯，魯迅對域外的反抗哲學頗為了解。而陳氏用於革命的時間過多，精神哲學駐足的也隻是幾年，思維由複雜趨於簡單。所以同樣是一名鬥士，呈現的意象不同，給後人的感受，自然是有別的。

　　若說對尼采的理解，陳氏可說隻得其形影，魯迅卻解其精髓，且又雜以新意。留學日本的時候，魯迅便接觸了尼采的著作，對這位“超人”的哲學頗有興趣。他早期的文章，多次提及尼采（那時譯為尼佉），並用其思想解釋文化上的難題。後來他還譯過一點尼采的文章，發表在《新青年》上，對其精神的深，有持續的熱情。日本的伊藤虎丸先生曾描述過尼采對魯迅的影響，其看法頗值一思，有參照的作用。伊藤認為：“魯迅發現尼采所謂‘積極的人’，是能挽救中華民族危機的具有主體性、能動性、政治性的人。‘本根剝喪，神氣旁皇，華國將自槁於子孫之攻伐’（《破惡聲論》）。基於這個認識，魯迅把最後的希望寄寓於少數人物的‘心聲’‘內曜’之上，這就是他的‘個人主義’。”魯迅的喜歡尼采，在後來的創作裏漸漸呈現出來。比如常用詰問句，行文是詩化的；蔑稱強權，出言有衝蕩氣韻。《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摩羅詩力說》都有尼采的影子。我以為尼采給魯迅的深刻影響是，發現了人可以超越本我，有著獨立的精神。新人總將代替舊人，將舊俗遠遠地甩在後麵。《文化偏至論》深切地透出了個人的思想：

　　若夫尼佉，斯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為本，則惡之不殊蛇蠍。意蓋謂治任多數，則社會元氣，一旦可隳，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即所謂超人之說，嚐震驚歐洲之思想界者也。

　　魯迅的藏書中關於尼采的著作存有多冊。我有時看兩個人的照片，不知怎麽，覺得氣質上有一點相近。都留著胡子，目光灼灼，憂鬱，卻又堅毅，目光後是深的海洋。魯迅年輕時關注這位德國人，大概緣於“尊個性，張精神”的啟發吧？天底下平庸之人，大多因了個性的消亡而淪為奴隸。所以根本的出路在於“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這個核心的思想，可以說是來自尼采的暗示。魯迅相當長的時間不與黨派團體發生關係，沒有自己的圈子，乃是恪守尼采式的箴言，不使自己淪入非我的精神樊籬。你看他早期的詩文，多麽像尼采的獨白。雖然格調不同，指向有別，但在境界上多有重疊之處。《新青年》時代，他的《隨想錄》裏還肯定著尼采，並相信優秀的民族能夠湧現出來。魯迅的懷疑主義眼光裏還迸射著進化論與“超人”的渴望，在同一篇文章裏可以體味出他複雜的意識。尤其是以被壓迫民族的一員所發出的吼叫，是動人心魄的。他不像後來的陳獨秀始終拒絕承認自己是奴隸，而魯迅則一直到死，都認為自己還受奴隸總管的轄製，身上還有曾做過奴隸的舊跡。所以他對尼采的接受，不像書齋裏的學人那麽平直，內心一直滴著血。尼采的精神閃光，是切入到他的肉體裏的。北京生活的末期，他和陳西瀅的筆戰，和章士釗的交鋒，就有著尼采的印跡。詩與哲學的內蘊，一直交織其中。他在此時期寫下的《野草》，在意緒上分明有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韻致，以絕望的心反抗絕望，和以自信的心拒絕絕望是不一樣的。如若細想一下，陳獨秀顯然屬於後者。他的經驗裏排斥了自身的苦難，或者說把凡人的憂患、淒楚驅趕到了身外。而尼采與魯迅，卻將智慧建立在對苦難的咀嚼中，他們的文本所以有人本的誘力，我想或許與此有關。陳獨秀和這個傳統的陌生，是自然的，雖然他承認也喜歡尼采。

　　在和友人的談話裏，陳獨秀坦言，對中國古代哲學有些研究，但對西洋哲學卻是個門外漢。顯然，他尚無力對西方文明史做一個係統的瀏覽和整理。而這些，魯迅與周作人在青年時候已認真做過了一些。魯迅的一生，基本的人文思路在1907年左右已經確立。陳獨秀到30年代還在修正自己，變的東西較多。即以尼采話題為例，他就說出了自己的感情變化：

　　講到尼采，陳獨秀說，我以前道聽途說，以為他是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但現在我看了他的代表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才知道他是批判萬惡社會的哲人。我問他，尼采不是主張超人哲學嗎？世界上哪來超人呢？他說，正因為世上沒有超人，所以他要把人提高到超人的地步。他認為德國社會上層人物是一群動物，蠢豬、笨驢。他罵大學教授學驢叫，新聞記者是騙子，當局是強盜，官吏是盜賊……這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有力聲討，哪裏有帝國主義代言人的氣味呢？德國政府把他關進瘋人院，豈不是自己打自己。

　　天底下有傲骨的人，一旦與尼采相遇，便會有知音之感。接受別人的思想，每個人的背景不同，角度有異，形成的思路或許亦有出入，但在不與流俗為伍這一點上，大概沒有什麽衝突。同樣是欣賞尼采，魯迅呈現了思想上的痛與肉體上的痛，而陳獨秀，在肉體上的痛要略高於精神上的痛。讀他們的書，覺得魯迅的源頭似乎從古希臘和古中國來，有著精神上的承沿。他的文字背後拖著曆史的巨影，人間的血色濺射其間。陳獨秀倒像王充、李贄一樣，深刻與單純都一覽無餘。加之域外一些個性主義思潮介入，已不僅僅是綠林豪氣了。陳獨秀大講東西方文明差異，力推民主與科學思想，但在我眼裏，綠林豪氣要多於尼采之氣。魯迅曾說自己中了些莊周、韓非的毒，陳獨秀想必也有一些。可是深入地一想，尼采等西方鬥士的遺產與莊周、韓非的遺產的相撞，大概才有了“五四”狂狷文人的耀眼景觀。要不人們為何念念不忘於此呢？這個現象十分複雜，不好點透。倘有好奇心者認真探究，說不定會引起新的話題，那已不是筆者可以勝任了。

　　六

　　但“五四”那代人的狂，也有點魏晉遺風的。魏晉名士的“清談”、“捷悟”、“任誕”乃人的意識的自覺，到了現代被重新發現，有了新的特點。嵇康之後，有此特征者大抵有相似的一麵，精神哲學是一致的吧。嵇康以後的士大夫，詠歎魏晉風骨的偶可見到，人們從前人的狂狷裏，看到了人生的通脫之可貴。直到晚清，嵇康式的人物漸多，魏晉名士的話題也成了一時的風景。若有人認真梳理，那是很有意思的。

　　魯迅生前有一篇文章叫《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寫得驚世駭俗，有人說他是魏晉名士的知己，不是過譽之論。他校勘《嵇康集》，跨度23年，抄校10餘次，用力甚巨。劉半農就在他身上，看到了古老的幽靈，以為多少受到了嵇康的暗示。魯迅的幽默、悲憤與峻急，是有一點古風的，說其有魏晉風骨也是對的，先生的談阮籍諸人，多是受到了現實環境的影響，如果不是經曆了國民黨的清黨的刺激，也許不會把目光那麽深地盯到司馬氏的統治網中。他也恰恰從此悟到了讀書人的無奈。在看似瀟灑、奇異的狂士身上，是有著大的哀涼和悖論的。魯迅說道：

　　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稀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這一段話說得實在是好。我由此而想到魯迅的同代人如章太炎、吳稚暉、錢玄同等，似乎也有一種悖論。雖說不上同於阮籍、嵇康，但內在的衝突，不能自我圓通，大約是一致的。

　　像吳稚暉這樣的人，狂放與怪異是不亞於古人的。有學者寫文章，就把他比成魏晉名士的再生。吳稚暉一生明暗參半，是個頗有爭議的人物。看他的言行，有時確讓人聯想起《世說新語》裏的片斷，有的甚至是劉義慶文本的翻版。20世紀20年代，章士釗反對白話文，提倡讀經救國，吳稚暉本與他是老友，見其迂行便撰文譏之。那一篇文章題為《友喪》，筆法頗有韻致，以訃聞的形式，對章士釗在前後《甲寅》期間的變異大加反諷，像悼詞一般有趣：

　　不友吳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敝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於前甲寅，痛於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殮，遵古心喪，慚愧昏迷，不便多說，哀此訃聞。

　　“前甲寅”指章士釗民國初時辦的《甲寅》雜誌，頗有生氣，多反清排滿的豪氣；“後甲寅”指20年代章士釗所辦《甲寅》周刊，調子已不複舊時之音，大有遺老之態了。吳稚暉為友人寫喪文，章土釗看了不知作何感想，想必是覺得受到了奚落的。吳稚暉對友人喜以嬉戲筆法，對論敵則不免有一點惡毒，詼諧之外含有貶損。陳獨秀去世，吳氏就敵意地寫了一副挽聯：

　　思想極高明，對社會有功，於祖宗負罪，且累董狐尋直筆；

　　政治大失敗，走美西若輩，留楚口如斯，終輸阿Q能跳梁。

　　吳稚暉本來自稱不做官，不做議員的，後來卻成了國民黨的要員、高參，真真是複雜的人物。與他同代還有另一些人，不入台閣，喜聚書裏，言行舉止亦有放蕩之處。看人看事有雙亮眼，凡夫俗子就不在眼下了。和周氏兄弟、陳獨秀關係很好的錢玄同，就向好高論，談吐如入無人之地，連陳獨秀都覺其出語頗左，過於激憤了。可大家卻很接受並以其怪誕為美，相知甚深。周作人回憶說：

　　玄同善於談天，也喜歡談天，常說上課很困倦了，下來與朋友們閑談，便又精神振作起來，一直談上幾個鍾頭，不複知疲倦。其談話莊諧雜出，用自造新典故，說轉變話，或開小玩笑，說者聽者皆不禁發笑，但生疏的人往往不能索解。這種做法在尺牘中尤甚，擱置日久重複取閱，有時亦不免有費解處，因新典故與新名詞暫時不用，也就不容易記起來了。

　　玄同的怪異在常人有時不可理喻，可在周作人眼裏卻是難得的人物。搞一點遊戲文字，和周圍的人開開玩笑，總比泛道德化的文字有趣。在枯燥的環境裏，唯褻慢的人生態度有一點人性的光澤，不至於被同化於正襟危坐的形態裏。周作人自己不太幽默，偏偏賞識東歪西倒的人。自章太炎至錢玄同，都有瘋人氣，放浪形骸又不失真人本色，仿佛《世說新語》的現代版，其間起承轉台，是大含人間精義的。

　　讀著民國文人的著作，你有時不禁發出笑聲。在淒苦的生活裏，文人學者每每以醉態笑看江湖，其狀與魏晉風度何其相近，即使像周作人這樣的平和態度寫作的人，文風亦見刀影，隱含著戾氣。周氏經常稱引古人的一句話：“為人先須謹厚，文章且須放蕩。”如果隻看周氏溫和的文章外表，不解其內在的隱含，那會誤讀這位人物的。他的晚年萬念俱灰，在背著“漢奸”的罪名的日子，苦譯了路吉阿諾斯的對話錄，用意非同尋常。路吉阿諾斯是真正意義上的狂士。他罵名人詆貴族，嘲笑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懷疑主義與雄辯氣洋溢其間，後來德國的尼采，是沿著這條古希臘文明的道路前行的。周作人一生以士的麵目誘世，內心卻有“流氓氣”，與古今中外的狂士為伍。王充、贄、俞理初的高傲氣，一直是他崇尚的，並說這三人是中國曆史長夜三盞明燈。即便是晚年潦倒，陷入苦海，內心依偎的，仍是路吉阿諾斯那種獨往獨來的辯士。此類遺風久被學林，而唯五四學人尤烈，遙望曆史，今人是要深感慚愧的。

　　古人每言及“竹林七賢”，神往之色濃濃，那原因是自己的身邊鮮有此類的人物吧。魯迅那一代人可就不同了，他周圍有趣的人物是那麽多，留下的故事一時難以說盡。在綱紀毀壞、舊屋欲傾的時代，文人的表演每每與古人反對，所謂除舊布新、亂世出英雄，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狂人之中有真偽之分，高下之別。魯迅就不喜歡錢玄同，章太炎抨擊過吳稚暉，陳獨秀與黃侃有隙，等等。凡此種種，讓人窺見了通脫之人又多不通脫的一麵。中國的士風到了現代，是一次巨變，各路豪傑也湧現於此時。但後來天下歸一，此類人物逐漸消失，很有“廣陵散絕矣”之歎。現在的青年也偶有模仿狂士者，但不知為何，總是不像，有點流氓態了。什麽原因呢？我也不知道。進化與退化，有時和時光的流逝是無關的。

　　選自《十月》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