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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說“士節”

　　王學泰

　　“士節”這個詞有點“古”，現在很少有人用了，所以在此文的開頭不能不對它作些解釋。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稱，周代至春秋時期多指貴族最低的一個階層，後來遂指有一定的社會管理知識，能夠進入官僚階層的人們，再後來則指讀書人。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教育總長章士釗著文說晏嬰的“二桃殺三士”是用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把“士”解釋為“讀書人”，沒有考慮到“士”之所指是有個發展變化過程的，遂為魯迅所笑。“節”指節操，“士節”也就是“士”所應該有的節操。這裏的“節操”包括操守和尊嚴。朱自清曾說：“在專製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出來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論氣節》）朱先生隻是講了“士節”的外在表現，忽略了“士節”也是士人的內在需求。用現代語言來說，“士節”實際上是士人的角色意識的表現，士人在嚴守士節中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士。

　　一 士節的基礎

　　作為角色意識的士節形成於貴族社會，士在那個社會裏是軍人和下層官吏，社會要求他們必須自尊自愛和遵守某些原則，社會也為這些創造了必要的條件，那時士遵守士節是極其自然的。春秋以來，禮崩樂壞，等級流動，士人存在的外部條件發生了變化，士對如何保持自己的尊嚴與操守感到茫然，但士節還是保存了下來，隻是此後的士節的張揚不是靠製度，而是靠統治者的寬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識的堅挺了。

　　《呂氏春秋》專門有一節就叫“士節”。《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集合各個學派的精英寫的一部著作。“士節”大約是縱橫家的作品，文章寫得鋪排誇飾：

　　士之為人當理不避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

　　文中強調“士”的操守的堅定、人格的獨立，並誇大士的能力和作用，強調了他們的“獨立”和尊嚴。但這種強調本身就缺乏底氣，因為已經沒有了製度的保障。當時天下紛紛，你爭我奪，強者渴望統一天下、傳之萬世；弱者也在爭取一席之地，至少也要保守社稷，使祖宗的香火不致斷絕。而士是各國爭奪天下的助手，一些士人還製造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輿論，一時哄傳，《呂氏春秋》中的這段很像廣告的妙文也是“輿論”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高價出賣給識貨者，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當時的諸國的國君因為是世代相傳，退化者多，麵對紛亂列國形勢這些君主不知怎麽辦才好，爭相從各國引進士。於是，需求者眾，“士”自然會以為奇貨可居，不必對統治者低三下四，“說大人則藐之”，士仿佛堅挺起來，但這離真正的獨立性還很遙遠。不過我們也應看到那時畢竟離貴族社會相去不遠，每個階層的人們對屬於自己操守的記憶，尚未完全喪失，有的還能嚴格遵守，所以才會有“宋襄公不殺二毛”、“二桃殺三士”、“專諸刺王僚”、“荊軻刺秦王”等被後世聰明人視為“愚蠢”的事件的發生。也因為君臣之隔尚不太懸絕，上下之間也還保留了一些相對關係，沒有單方麵的奉獻。

　　還應該看到在當時學派蜂起、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遊走於諸侯之間，在遊說人君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時，他們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和利益，在許多學者看來君臣本質上是一種合作關係，他們之間互有權利義務。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主張君臣要共同遵守禮的規範。雖然這個“禮”不單純是揖讓進退之節，但確實包含著君主對臣工的人格和利益尊重。孟子說得更清楚明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這樣，當時的士人不僅爭得到應該屬於自己的利益，而且還贏得了一些做人的尊嚴。士人們的進退出處也都有自己的標準，這些在當時的諸子（除了法家）著作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吮癰舐痔之徒不能說沒有，但他們受到社會輿論一致的蔑視和鄙棄則是不言而喻的。此時傳統的保護士節的製度和措施也受到有遠見的統治者的尊重，其中《禮記曲禮》中說“刑不上大夫”就是重要的一條。這也是使士人保持“節”的一個外部條件。

　　古代刑事懲罰主要是“身體刑”（近代則主要是限製人身自由），其中最輕的是“髡”（剃發），最重的是“辟”（殺頭）。這些摧毀著人的尊嚴和自信。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到士大夫“受辱”的若幹層次時是把重點放在身體所受的傷害上：“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被摧毀了自尊心的和被摧殘了肢體的士人怎麽能夠承擔當時社會賦予他的職責呢？司馬遷在講了一係列的“受辱”之後也談到了《禮記》的“刑不上大夫”之說，他認為“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統治者提倡“士節”，似乎不能完全從特權角度理解，其目的在於使士大夫保持其精神追求，也是他們從事其職業的保證。當時士大夫是社會的管理者，用現在的話說，他們掌握著“公權力”，倘若士節被摧毀，使其沒有了操守，可以無所不為，這樣“公權力”就會成為牟取私利的工具，那麽本來的社會的中堅就成為社會的蠹蟲。另外，還應看到由於社會輿論的鼓勵，培養了一批有廉恥、識去就、守信義、重然諾的官員，這對最高統治者的絕對權力也是一個製約。

　　先秦諸子大多看重士節，有的還張揚士節，孟子所說的“大丈夫”品格就是一例，他們對於君王權力的擴張有不同程度的抗拒。儒、墨諸子是以“帝王師”自視的（使後世有道統與治統之爭），道家特別是莊子視權位如腐鼠敝屣，不值一顧（後世遂有與君主不合作的士人）。他們的為人也多有品、有守、有趣。

　　唯有法家把權力絕對化，漠視眾生，麵目可憎。他們造就了對君主奴顏婢膝、對臣民冷酷無情的酷吏。後世所說的“三綱”的首倡者實際上是法家。韓非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法家認為統治者應該擁有無限的權力，臣民隻是他的馴服工具，應該絕對服從，否則不應在世上存在。商鞅、韓非的“理論”隻考慮最高統治者的利益和權力，從不為其他階層的人著想。他們設計的“理想國”中，除了君王以外，其下麵隻有替他賣命的戰士和為他生產食物的農夫（所謂“耕戰之士”），其他的都是蟣虱或蠹蟲，都在應予消滅之列。這些法家代表人物也真是“大公無私”，在他們設計的理想國中甚至沒有給自己留下一個位置，難怪商鞅、韓非死在實踐了法家“理想”的秦國。這種現象用文言說是“作法自斃”；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活該”。他們的死不具有“悲劇意義”！然而，還應該看到法家代表人物所製訂的治國方略剝奪了後世廣大士人保持自尊和節操的外部條件！

　　這個法家的理想國，被稱作“虎狼之國”的秦統一了天下（其實當時有可能統一中國的還有齊國和楚國，但曆史選擇了文化最落後的秦國，這才是曆史的悲劇。恩格斯曾指出，冷兵器時期，往往是剽悍野蠻民族戰勝先進的文明民族，秦統一中國，在文化上其主要傾向是倒退）。秦野蠻的文化專製政策對後世起了非常壞的示範作用。“百代皆行秦政製”，秦實現大一統後，士人的依附者隻有皇帝一家了。士的出路被皇帝壟斷，他們在唯一的主顧麵前再也硬不起來了，“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士人保持節操的外部條件基本上消失了，士人變成了非得依附某張“皮”上的“毛”不可。這時“士節”表示出的相對獨立性和所展示的士節，往往是要依賴統治者對士的尊重的程度和士人自身的內在力量。

　　劉邦是個來自農村的痞子，沒有多少教養，好輕侮人，當著士人的麵讓兩個侍女給他洗腳，在儒生的帽子裏撒尿……當謀士酈食其求見時，他說不見“儒人”，酈食其說“我乃高陽酒徒也”！意為我隻是個高陽的酒鬼，與你這個沛縣的痞子差不了多少！劉邦見來者不善，明白了這是光棍見光棍，趕緊以禮待之。劉邦的兒子惠帝就比較尊重士人，能贏得勝過遺賢“四皓”上門。但從曆史的總趨勢來說，專製越來越加強，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來越差，循此而遞減。例如古代大臣與君王之間可以從容地坐而論道，唐代的宰相在皇帝麵前還有座位，到了宋初，宰相的座位就被撤掉了。明清兩代，士人地位跌到了低穀。明代的詔獄、廷杖，清代的跪見奏對製度和申斥製度殘酷地摧毀著士人的尊嚴。士節所依存的外部條件幾乎消失殆盡了。

　　二 廷杖與廷跪

　　一個朝代開國皇帝很重要，他的性格和統治風格對於本朝影響很大。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為人比較仁厚，他定下三條要子孫遵守：一不殺柴氏子孫（趙的皇位來自柴氏）；二不殺士大夫；三不殺上書言事人。宋朝曆代皇帝都能恪守。雖然從總的趨勢說宋朝的專製有所加強，但由於“不殺頭”的政策，這一朝政見、思想、學派還是呈多元的趨勢的。

　　明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與趙匡胤正相反，他為人苛酷寡恩，濫殺功臣，用刑酷而濫；又由於其出身卑微、對士大夫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嫉恨，但又很難說出口，於是找各種茬兒在精神與生理上侮辱士人。明代對士大夫的兩大酷政--詔獄、廷杖都始於朱元璋。所謂“詔獄”就是皇帝直接審理處置官吏不必經過司法部門和司法程序；所謂“廷杖”就是皇帝在朝上令錦衣衛當廷打官吏板子。朱元璋晚年疑心特重，喜怒無定，官員的賞罰沒有一點章法，完全是憑一時的好惡。言官直臣王樸，因一事與朱元璋辯論是非，朱說不過他，把他推到市上問斬。正要開刀，朱元璋又召他回朝，問王樸：“汝其改乎？”王樸正氣凜然地回答說：“陛下不以臣不肖，擢官禦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這個坐在皇帝位上的朱元璋希望王樸求饒認錯，自己出了氣，又保護皇帝的威嚴，而耿直的王樸這種擲地有聲的回答和嚴正的邏輯，把朱元璋氣壞了，立刻催促把他推出去殺了。另一個直臣茹太素也敢於與朱元璋爭，朱既覺得他有用，又恨他不能卑躬屈膝，有時甚至讓他戴著腳鐐辦公，最後還是把他殺了。廷杖也是從茹太素開始的。廷杖之慘，清初的胡承譜《續隻麈談廷杖故事》說得十分具體：“凡杖者以繩縛兩腕……縛囚定，左右厲聲唱：‘喝閣棍。’則人持棍出，閣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令：‘著實打！’或伺上不測，喝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仗易一人，喝如前。喊聲動地，聞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以布擲地，幾絕者，十之八九。列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官之話言，辨其顏色；而黠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囚猶可生；靴尖一斂，囚無生理矣。”從這個記載中可以想見“廷杖”時的氛圍和對受杖者人格的摧殘。

　　清代取消了“廷杖”，但君臣之間關係更加懸絕，特別是與漢族臣工的關係。終清之世皇帝對於漢族臣工的防範一直很嚴，特別是對身邊的漢族大臣。其防範的方法之一就是打壓。大臣在皇帝麵前上奏或回話都要跪著，不管多大年齡。清代筆記中記載內閣、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的堂官預備奏事時都要先想好了如何用最簡單的語言就把事說清楚了，話說得羅嗦了，跪的時間太長，膝蓋受不了。年齡太老的軍機大臣在上朝時都要在膝蓋上套上護膝，免得在回話時膝蓋受不了而“失儀”。君臣一個高高在上，坐在龍椅上，一個跪在殿下。哪裏像現今一些以康雍乾三朝為題材的電視劇描寫的那樣：君臣之間，同榻而坐，言笑晏晏，親密無間。編劇認定這三朝皇帝是胸襟開闊、特別大度的，這純粹是臆想和杜撰。清代皇帝之所以對大臣如此貶抑，除了專製主義的發展達到最高峰以外，也因為滿洲統治者以文化落後的數十萬的少數族人，統治著數以億計人口的文化先進的漢族，皇帝們口頭上雖然常說“滿漢一體”，實際上偏見和歧視時時壓在心頭。他們特別小心眼，這從那個時期文字獄也可以看出一二，例如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與“罪犯”士人曾靜的沒完沒了的“辯論”，最後曾靜被“感化”了，願意到各地作現身說法，宣揚皇朝的恩德和雍正的仁愛。雍正還在詔書上向臣民推薦曾靜的“認罪書”，要臣民認真學習，而且詔告子孫，要保障曾靜的安全。然而乾隆一繼位就把曾靜殺了。說誹謗我沒有關係，謗及先皇是不可原諒的。從這個案子可見雍正、乾隆父子可笑的表演。“奉旨申斥”是另一種羞辱大臣的方法，皇帝要羞辱誰，可派太監當朝“申斥”他，這個被“申斥”者，要跪在殿下敬聆。清代的太監都是粗人，他不管娘老子地在那個倒黴大臣耳根子旁痛罵一陣，因為太監是代表皇帝罵的，不能質疑，反駁，更不能回罵，被罵者有時被罵哭了。當然，如果被“申斥”者使了錢，太監在耳根子那裏隨便說兩句也就完了。“廷杖”和“奉旨申訴”把“莊嚴”的朝堂弄得與市井差不太多了。

　　三 士節的漲落

　　秦代以後士節外部條件總傾向是越來越惡劣，士人在皇帝眼中越來越像奴仆，他們用刑罰和名利雙向消解著士節。士節是士人的靈魂，那些自尊自重的士人，很有抵禦能力，沒有被收買也未被嚇倒。這在兩漢很突出，給後世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漢代被人們尊稱為“關西夫子”的楊震，其任荊州刺史時有人夜中贈金十斤，楊震堅決拒絕。贈者說：“在這深夜裏沒人知道。”楊震回答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這就是後代常說的“四知金”。這個事情不大，卻被後世視為士大夫嚴於自律的表率而津津樂道。兩漢有的士人竟敢觸動皇權專製製度下最為敏感的問題--帝位問題。他們看到國家動亂和人民遭受的苦難，遵循原始儒家的“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居之”、“和更受命”的理論提出漢德已盡，要求皇帝下詔“求索賢人，禪以帝位”。這種做法簡直就是與虎謀皮，曆代臣子們都會視為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漢代一些士人敢於上書要皇帝遵循儒家的“革命”理論去實踐。如眭弘、穀永、蓋寬饒等都是敢於言人之不敢言，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表現出堅挺的士節。至於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爭”中廣大士人麵對宦官的鎮壓與迫害抱著臨難勿苟免的精神，前仆後繼，寧死不屈。史家範曄在《後漢書黨錮列傳》中說這些士人“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黨人”堅持自己節操與理想對抗“威權”、“貴勢”，置傾家蕩產和破室滅族於不顧，這也鼓舞了廣大太學生和在野的士人，聲震天下，整個天下都在熱血沸騰！兩漢之所以士節高漲，這與漢朝初年，士人總結秦二世而亡的曆史教訓，否定了秦朝的絕對專製、士人有意識師法先秦密切相關，另外漢代皇帝經常提倡與褒獎氣節也有一定的效用。

　　三國兩晉南北朝期間，雖然也有較安定時候，但社會動亂是主流，士人也像普通人一樣把保持生命為第一要務，諸葛亮說的“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頗有代表性。當生命稍有保障時便是抓緊時間享樂。亂世與求生的交織促進人性的覺醒，士人感覺到“本我”更重要，所以屬於角色意識的“士節”被淡化了。

　　唐宋時期的“士節”凸現在與異族的武裝鬥爭中。為君主盡忠不僅在實踐臣的義務，也是與春秋大義中的“攘夷”聯係在一起的。最早的榜樣就是唐代安史之亂中壯烈犧牲的常山太守顏杲卿和睢陽太守張巡，他們是在無外援的情況下堅持苦鬥，以慘烈的犧牲把許多士人從盛唐的浪漫生活中驚醒。從此士節與民族鬥爭中的表現聯係了起來。

　　“士節”本是隨著受到尊重程度的高低而漲落的，奇怪的是明代士的尊嚴被打落到穀底，然而這一代重視“士節”者卻不少見，許多士大夫把皇帝家的事情當做自己家裏的事情一樣去辦，甚至不惜犧牲性命。嘉靖初的“議大禮”事件就是一例。一些反對派的臣工聚集在朝門，撼門大哭，聲震於廷。有些大臣被廷杖，首席大學士楊廷和被罷官，其子狀元楊慎被貶到雲南二三十年。看來士很有“節”，實際上他們以死相爭的不過就是嘉靖皇帝如何稱呼他的生身父親的問題，與國家的命運和民生的苦樂沒有什麽關係。

　　有明一代，士大夫因為抨擊宦官當政、揭露奸臣當道、批評皇帝昏庸被廷杖、被殺戮、被貶乏的不知凡幾。他們前仆後繼、勇於獻身，甚至牽連家人九族。在明亡過程中，無論在朝還是在野的士大夫爭相殉節、慷慨赴死，其人數之多，其自覺、其酷烈也為曆代所少見。這使人感到很奇怪。為什麽操守沒有隨著尊嚴稀缺而低落呢？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的作用。這是指理學對明代士大夫全麵滲透。理學產生於宋代，真正暢行的是明代。明代開國文臣很多是理學家，從朱元璋起皇帝也在不斷地提倡。理學主張“存天理，滅人欲”，它否定了先秦時期士人們就已認識到的屬於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強調士人對國家和君主的絕對忠誠，而且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個對君王絕對忠誠的輿論，把能不能盡忠盡節、能不能無條件為君王去死看成士大夫的基本道德規範，在思想上剝奪了士大夫一切屬於個人的東西。這使得本來通達中庸、不走偏鋒的儒家思想變成了走極端的邪教（應該把走極端看成邪教的特征，謂予不信，可周覽一下給人類帶來巨大傷害、把平常人弄得五迷三道的教派，大多是邪教），把重理性、重人情的儒生弄成了癡迷症患者。明末王夫之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特別強調君王的權力，是一個絕對專製的鼓吹者（在這一點上，他與黃宗羲、顧炎武有根本區別）。在《讀通鑒論》中曾就唐代宰相張說為了涵養士大夫的廉恥而反對刑杖士大夫的意見駁斥說，這是“士大夫自護其類，以抗上避害”，並說這種做法是亂了“天下之公理”，使得“君臣之道喪”，從而導致了廷杖詔獄之禍，“燎原而不可撲矣”。這種說法不僅君權至上，而且剝奪了士人為爭取權利和利益而做的努力。王船山的看法在當時的“正人”中頗有市場。這種“理”給曆史帶來的禍患很大，清代戴震說的“以理殺人”，也是對這種隻講君王權力的“片麵道理”的控訴。因此明代有的士大夫盡忠殉節給當時和後世的外禦強權、內抗強暴做出了示範、提供了榜樣；有的則如《紅樓夢》中賈寶玉所說的是“濁氣一衝”，以為是慷慨赴死，實際上是給後人留下了笑柄。這時的“士節”高漲是一種畸形的士節，看似轟轟烈烈，實際上於事無補。有的甚至不能體現士的尊嚴，正像當時俗諺中所說：“平日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

　　到了清代，統治者提倡理學雖然也是不遺餘力，特別是在康熙、雍正兩朝，但由於它畢竟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君臣之間的隔閡外又增加滿漢之間的隔膜，所以清代爭著搶著做忠臣的現象不多，那些高官心裏明白得很；知道自己是局外之人，皇帝不是自己的親娘老子；倒是一些沒有功名、沒有受過什麽皇恩雨露的普通讀書人，不知山高水深，把皇帝看成親爹娘上書撒嬌，反被殺頭發配（文字獄的受難者多是這類人），魯迅稱之為“隔膜”。乾隆皇帝把明代投降了大清的官員都編入《貳臣傳》，但是他也不喜歡當世有忠臣。他認為自己是“天縱之聖”、是“有道明君”，在明君之下隻能有“良臣”、“能臣”去努力做事；而不能有“忠臣”盡忠。昏君之下，國亂之時才顯忠臣。這樣有個別的士大夫想盡忠也不可得，因為盡忠等於批評皇帝昏聵。

　　沒有了忠臣，“士節”無由表現，清代是士節全麵低落時期。士風的頹靡完全暴露出來，這在小說《儒林外史》中有深刻而生動的描繪。但這不能全怪清代，而是兩千多年來專製製度發展演變的結果。沒有士節的士大夫是卑瑣的，他們之間熱衷於官場的可以摳摳八股文；惑於名場的弄弄詩文；樸學考據也恰成為官場、名場的點綴。沒有士節的士大夫隻能沉醉於卑瑣無聊之中，決不會出大才。龔自珍就激憤地感慨社會的平庸，官場裏沒有了“才相”、“才史”、“才將”；學校裏沒有了“才士”；民間沒有“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街巷中沒有“才偷”，江湖中沒有“才盜”，一片渾渾噩噩。如果有一位“才士”、“才民”出現，那麽就會成為成百上千的“不才”之人詆毀的對象。他們束縛他、圍攻他，直到滅了他為止。龔自珍還說消滅有才者，不是用刀鋸、不是用水火；一些人學說文章、道德輿論、音容笑貌都是殺人的刀斧。這段話說得真是深刻。

　　士節的低靡，也很少有忠烈之臣。清末許多官僚以忠烈自詡，可是清朝亡了，他們沒有一個以身相殉的，隻是搬了自己多年辛勤搜刮來的金銀珠寶住到天津或上海的租界裏，以“大清遺民”自居，過著優哉遊哉的閑散生活，有的還要從清室那裏領點兒津貼。

　　當然，清末不是完全沒有堅持士節的士人了，最典型的像為變法自覺獻身的譚嗣同和稍後一些自立軍的領袖唐才常以及清末許多獻身於反清的烈士如徐錫麟、秋瑾、鄒容等等，都是“敢將熱血寫春秋”的英雄，說他們沒有“士節”，恐怕讀者難於接受，但這些人士已經有意識地在擺脫傳統了，連譚嗣同這樣的改良派人物，也曾在變法中醞釀結束專製統治。他的思想中還有力圖擺脫君臣關係的束縛的一麵，並主動接受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以他們表現出的高尚的節操和轟轟烈烈的獻身精神已經不能用“士節”來概括和解釋了，雖然人們在敘說他們的事跡和勇氣時用的還是歌頌士節的語言。如“望門投止”、“黨人”、“張儉”、“杜根”之類，但其內容卻是曆史上不曾有過的。

　　自海寇西來，歐風東漸，傳統的宗法製度開始解體，士農工商這種傳統的社會分層也已動搖，這樣有別於士人的新型知識分子逐漸出現。盡管新產生的知識分子還是帶著士人的深刻烙印的，但他們已經不是依附在皇權專製製度上討生活的官員或準官員了。他們不再是依附在專製國家這張“皮”上的“毛”了。他們是中國人最早意識到自己是國家和社會中一分子的，他們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權利和義務的人們。或者用現代的話說就是有了初步獨立公民意識的人們。

　　選自《隨筆》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