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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生命、自然、信仰

　　楊誌軍 張薇

　　一 關於荒原

　　張薇：讀你所有的作品，有個非常深刻的印象，從20世紀80年代一開始寫作，你仿佛就從命定的責任和使命出發，抵達了自然的荒原，你在荒原找到了精神家園、你一切寫作的根柢。你把觸角直接探進了自然，探進了人與自然驚心動魄的斷裂，從而構成了你的龐大的荒原體係。

　　楊誌軍：我的“荒原”是一個象征，是一種生命的體驗，是我經曆過的危險的心理曆程，而對一個作家來說，沒有什麽比這種曆程和體驗更重要的。荒原也是我思想的載體，更是我一生尋求的神性高地，是我安放靈魂的精神寄所。自從自然與人的斷裂發生，現代人就喪失了棲身的居所，是荒原接納了我，包容了我，安慰了我，也從根本上奠定了我的寫作基石。

　　我的荒原承載了我對人類自然的全部夢想，它是我麵對世界的苦難意識的哲學思考。我所關注的是人類以傲慢冷漠的姿勢與大自然抗衡時，顯示出的所謂人“征服自然”的悲壯與殘酷，渺小與無力，而自然在對人類奉獻了所有後得不到尊重的冷酷複仇。這是雙重的苦難，其結果是兩敗俱傷的巨大悲劇。

　　張薇：你崇尚自然主義，喜歡描摹一切原生態的事物，我看到，你的寫作態勢呈現徹底解放甚至奔放的景象，你用白描手法極端地表達人與生活的衝突、自然與人的分裂，你的寫作都是源於天性與內心的強烈呼喚，靈魂深處與自然生命的認定。你的重要著作《環湖崩潰》、《海昨天退去》、“荒原係列七卷本”、《失去男根的亞當》、《江河源隱秘春秋》、《聖雄》（《大悲原》）、《天荒》、“藏獒係列”、《遠去的藏獒》、《敲響人頭鼓》等，應該都是人與自然、人與生命的現實映象，那些不同時期的作品，具有你的獨特印記，最為重要的靈魂，是其中呈現的“自然”。這樣的表述符合事實嗎？

　　楊誌軍：是的，我所寫的都是我的內心，我聽從內心的聲音，聽從自然的呼喚，聽從荒原的命運安排，聽從生命的原生態的釋放。除了最近出版的《伏藏》是表達信仰的，之前的作品基本都在詮釋自然與人的關係。人類從暴殄自然中獲得滿足，而荒原對人類的抵觸也由猛獸的威脅變成神祇們的抗議了。人妄自尊大地以為人可以戰勝一切。但結果是，人類的必然歸宿是人和自然，同歸於盡。

　　張薇：這種災難性的結果是人類生存的巨大陰影，也是你與世界對話的基石。在人和自然的對抗中，你重視的是生命，關注的是生命，信仰的也是一切生命。因此，生命本身就成為你對世界說話的超驗性命題，你所有對自然與人關係的思考和書寫，都來自於對生命至高無上的敬畏與信仰。

　　楊誌軍：在荒原，我發現了自然的博大與殘酷，發現了人在自然麵前的微賤與脆弱，其實人類對自然的每一次征服都意味著失敗，人類永遠不能說自己勝利了，在人類所謂“征服”自然的過程中，所付出的遠遠超過了想象和預算。人類的意識是不能超越死亡的，對死亡的輕描淡寫永遠違背著造物主和人類自己的心願。

　　張薇：這是這個時代對生命的神聖認識，也是人對自然的重新發現，我們應該回到生命本身，賦予生命最高的榮譽和尊重。

　　楊誌軍：對我們來說，忘記了代價，就意味著死亡。

　　張薇：你的荒原有一個現實高地--青藏高原，它構成了你的小說母題，也是你所有關於自然和人關係的追問出處。從1987年發表《環湖崩潰》，到2010年的《伏藏》，二十多部的長篇小說創作，你的視野沒有離開過青藏高原。

　　楊誌軍：我所書寫的荒原的確有一個實指的地域，那就是青藏高原。在地理位置上，青藏高原被稱之為“世界屋脊”，聳立在地球最高處，是真正意義上離天最近的地方。青藏高原是我們人類看著升高的，我們人類是青藏高原看著進化的。而青藏高原的水更是源頭的水，長江、黃河、雅礱江、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都發源於山峰極頂，那些水源之山都是在人文經典和社會意識中取得了崇高地位的山，都是人類精神的製高點。正因為如此，“山水”的意義在青藏高原就非同一般，它涵蓋了全部自然的生命魅力。

　　二 關於《藏獒》

　　張薇：你寫作《藏獒》是否在表達這樣一個理念：自然是人類與一切生命的同氣連枝，因此遵循生命規則，實際上就是在信奉共同的生命本身，自然與人是不可分離的，動物與人都是自然生命體的存在。

　　楊誌軍：換言之，是動物作為生命對一種道德理想的樸素見證。我曾經走遍了青藏高原的所有牧區，見識了不少的藏獒，比如在昆侖山下的阿爾頓曲克草原，我住在牧人的帳篷裏深夜不敢出去小解，外麵遊蕩著守夜的藏獒，它要是把我當成了賊怎麽辦？我把尿接在皮鞋裏從帳篷下麵塞出去潑掉裏麵的尿。第二天，太陽一曬，皮鞋就變形了，兩頭翹起來如同一隻歪葫蘆，穿在腳上根本就沒辦法走路，隻好扔掉。這是藏獒帶給我的損失，但我不能對它有絲毫的怨恨，因為對它的家園來說，我是一個摸不清底細的外來者，它的威懾是天經地義的。我欣賞藏獒的立場：在它們的眼裏，人隻分兩種--主人和敵人，沒有既親又疏、亦友亦敵、忽左忽右、時好時壞的中間人物，所有的中間人物、騎牆人物、兩麵三刀的人物，都是壞人，自然也就是敵人。

　　張薇：所以《藏獒》中的父親用畢生的努力抗拒著人對自然的侵蝕以及人對動物的戕害，最終成為被自然及藏獒全心全意接納的家族一員。父親與草原生命的血肉相連，由此而演繹的關於自然與人的衝突與和解，就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意義，你寄寓藏獒的文化詮釋也便有了理想的著落。

　　楊誌軍：經常去草原的人都知道，孤獨的人、寂寞的馬、結隊的牛、成群的羊，炊煙嫋嫋的帳房、七彩斑斕的風馬、曲曲彎彎細又長的小路，甚至黑色的牛糞、聒噪的烏鴉，都給人冬日陽光的感覺，溫暖親切。唯獨藏獒是一種威猛而警惕的存在，它們對除了主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充滿了懷疑，對一切敵意和非敵意的闖入者都抱著防患於未然的態度，時刻準備出擊。

　　張薇：藏獒雪山獅子岡日森格在《藏獒》的出場就恰似一個俠氣充沛的武林高手，它駐守的領地是與人類息息相關的草原家園，與之同在領地的其他藏獒以各自秉持的生命準則，構成了令人震顫驚歎的草原風景，它們負載著父親的人文理想奔跑在草原深處，其實也是負載著你所尊崇的文化精神嘯傲於江湖。

　　楊誌軍：是這樣。更多的時候，藏獒隻是一種威猛的象征，隻是一個凜然不可侵犯的比喻，它們代表了一種精神。

　　張薇：你藉著父親和藏獒表達了對當下文化現實的態度，人類缺失的文化精神和道德準則活在了藏獒的生命裏，通過藏獒，人類收獲了沉甸甸的果實：道義、良知、責任、真善、悲憫、仁慈、勇往直前……

　　楊誌軍：不錯，是有一種藏獒精神漂漂亮亮地存在著，你對藏獒知道得越多，就越覺得正是這種精神挽救了一個犬種的命運，使它們在漫長的曆史中成了草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沒有被淘汰出局。

　　張薇：所以藏獒世界的生命規則與彼此間的仇恨無關，它們的憤怒和仇恨都來自於人類的意念，天賦的忠誠和信諾讓它們懂得愛與善，後天磨礪的勇敢和堅韌讓它們實現俠義的本能，但在和人類的共處中，它們最為本真自然的生命狀態卻時常被剝蝕，被掠奪，被扭曲和粉碎。它們的忠於職守是天然的本分，卻被人類濫用而浸染著血腥暴戾。

　　楊誌軍：是的，在很多情況下牧人會把羊群交給藏獒去照看，自己去辦別的事情，到了牧歸時間，藏獒就會跑前跑後、喊喊叫叫地把羊群趕回來。但是遇到特大雪災羊群完全走不動了的時候它隻有原地守護，等待著主人的到來。但主人在這種時候根本就到不了它們那裏，到了也沒用，也是毫無辦法的。於是藏獒就一直守著，直到所有的羊都被凍死，直到它自己也被餓死凍死。藏獒是決不吃自己看護的羊哪怕是凍死的羊羔，除非主人殺了羊割下肉來丟給它。由此可見，對藏獒來說，忠誠勇敢的含義並不輕鬆，它是要以生命為代價的。這是本能，是青藏高原賦予它們的使命，是遺傳、後學、家教種種因素合力而成的狗之道德。一旦違背了這種道德，或者說一旦在它們的道德律令中隻有凶狠威猛而別無其他懿行特征，藏獒就不是奇偉的草原英雄而僅僅是蠻野的荒地殺手了。

　　張薇：有人說楊誌軍在寫完《藏獒》後沉入了蟄伏期，其實我覺得你是開始了神秘冒險的掘藏之旅，你追隨西藏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偉大的靈魂，在倉央嘉措遁跡的路途，發掘倉央嘉措情歌的曆史聲音，還西藏曆史一個文學真相。這是你寫作懸疑小說《伏藏》的原始動力嗎？你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轉身？

　　楊誌軍：對於把靈魂交給寫作的作家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個新的開始。文學要承擔的是對世界、對社會、對人、對個體心靈的責任，因此文學要完成的是關於信仰、生命、自然的思考與描繪，並且應持續有力地表達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對動物乃至一切生命的悲憫。這是作家寫作的現實態度，也是文學關注靈魂的終極目標。我希望《伏藏》是一部模糊了嚴肅和通俗界限的作品。我並沒有轉身，我仍然在嚴肅地寫作。《伏藏》是用嚴肅的姿態寫通俗，用通俗的方式寫嚴肅。倉央嘉措情歌是世界上最美的詩歌，也是關於愛的終極表達。所以寫倉央嘉措也是我的一個宿命。

　　至於懸疑，這是小說的基本手段，也是小說的天然品質，西藏幽閉深邃的地理、隱秘複雜的曆史、神秘獨特的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懸疑資源，符合小說解讀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