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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祝勇的散文精神

　　蔣藍

　　記得是1996年冬季的某個下午，我在成都鹽市口街邊的一個小書攤閑逛，見到祝勇的文化隨筆集《文明的黃昏》，隨手買下，這便是我讀到的祝勇的第一本書。後來陸續買到他的《行走的祝勇》以及他主編的人文隨筆集《聲音的重量》等等，我開始留意這個身材高大、長相英武的北方漢子的文字。

　　2003年初夏，由於敬文東、周曉楓的引薦，我和祝勇有了通訊聯係。後來他來成都，我們聚了幾天，有關散文的很多觀點我們進行了深入交流：新散文，人文隨筆，人文地理，批評，消解，細節，打開細節使之成為一個流動的、生長的、環繞的特質……那時，他正往返於故宮的宏大建築與康區的殘損碉樓之間，穿梭於湘西古城與藍印花布之間，用他的話來說，自己近年“主要是行走”。這頗有些類似中世紀的行吟詩人，一路行走，一路向人們敘述沿路撿拾的黑耀石，放出那些吸納的夢，但在某個拐彎處突然啞滅。

　　他不斷寄來他的新作、新書，一些篇章我幾乎是第一個讀者。在我的印象裏，祝勇具有一種知識分子的安靜氣質，文體回環陡轉，綿綿無盡。而來自知識的深厚儲備不斷對閱曆予以查漏補缺，這為他的大地思考提供了一個展翅的空闊地域。在我看來，大地的根性往往缺乏詩性，缺乏詩性所需要的飄搖、反轉、衝刺、異軍突起和曆險。也可以說，詩性是人們對大地的一種烏托邦設置；而撲出去卻忘記收回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無心的天地造化，仔細留意，卻發現出於某種安排。一百多年前，黑格爾曾斷言：“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史詩，因為他們的觀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這是特指東方民族沒有史詩情結，卻道明了實質，讓思想、情感隨大地的顛簸而震蕩，該歸於大地的歸於大地，改賦予羽翅的賦予羽翅，一麵飛起來的大地與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對而生，成就了祝勇的散文。

　　很顯然，一個沒有多少經曆的人，很難觸及經驗性寫作；而一個無法對經曆進行處理的人，其經驗性根本就無從談起。個體經驗不可能絕對化。閉門造車的天才就不在此空域內，他們高起高打，不可言狀。談及經驗寫作，讓我想起一些寫家老是要糾纏語言、語感、語義之類的問題。一個作家如果連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就好像隔著玻璃在研究魚和水的關係。目前，在這個隻能依靠經驗性寫作才能發力的寫作領域，我傾向於談論詩或散文，而不是語言或語感，隱喻或反諷。因而，在論述祝勇的散文過程中談論題材、語言、審美、閱讀史、生活史之類就沒有太大的必要。嚴格地說，比起過往的寫作人，我們的確難以再發現什麽了，很多所謂的“洞見”不過是換了一個說法，又閃爍在文學愛好者的低空。盡管它們均是經驗的構成部分，但還不是文學的經驗性。從個人化的生活史中彰顯既符合曆史語法、又迥異於宏大敘事的言說，我們可以通過祝勇言說的指向，抵達那看不見的所在，以“說出即照亮”的命名方式，正在成為一種檢驗寫作人實力的標尺。

　　非對稱的翅膀

　　在大地上持續行走的祝勇，2002年轉身紮進了故宮深處，拿出了一部構思多年的六萬字長篇散文《舊宮殿》。時間凝結在空間之中，建築、器物、設施、曆史、人物、殺戮、縱欲、權力在時光的磨蝕下隻能成為空間的組成部分。還原過去、彰顯細節之餘，祝勇不是一個“修舊如舊”的工匠，他翻開輝煌的瓦楞，讓權力的屋簷露出了黴變的恥部。

　　史家們普遍認為，明朝是中國曆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但黑暗並非毫無變異，它像鴉片一般連續製造著詭異的噩夢和厚黑盛宴。明成祖的名字總是與鄭和、奴兒幹都司、《永樂大典》聯係在一起，稍有曆史常識的人還知道，明成祖五征漠北，浚通大運河，並大規模營建北京。作為一個封建帝王，他在完善北京著名的對稱建築格局以後，同時也實現了對暴力、專製和力比多的絕對問鼎。這段曆史是諸多史家和文學家關注的焦點，但作家祝勇以散文的言路予以重新的闡釋，為21世紀的漢語寫作提供了一個前無範例的“陌生化”文本。

　　如果說《舊宮殿》的主體框架是來自於故宮的建築對稱隱喻的話，那麽作家顯然是想揭開這層對稱、平衡的麵紗，解剖“存天理、滅人欲”的權力癖，將那隻飛翔在宮殿上空讖語般的鴆鳥凸顯出來--黑暗的權力建築在羽翼的傾斜下亮出了曆史的性器。而中軸線的敞亮與曆史的性器被閹割的事實，在散文中就得到了富有意味的重合，使消解的策略峰回路轉，重構出曆史的膽汁和情貌。因此，散文由表麵的對稱推延，經過刻意的中斷，發展到非對稱的飛翔，顯示了作家異於常識性散文的建築雄心。這就仿佛作家用謎麵的平衡，來隱蔽了一個危機四伏的、不斷變異的謎底。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者法國符號學家朱麗婭克裏斯蒂娃曾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轉化”。即每個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鏡子，每一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它們相互參照，彼此牽連，形成一個潛力無限的開放網絡，以此構成文本過去、現在、將來的巨大開放體係和文學符號學的演變過程。

　　而還有一種互文，是著眼於學科的“互嵌”。美國曆史學家海登懷特所說，曆史隻“是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回溯曆史，意義來自哪裏？是史料，還是文本自身？還是隱含在史料與文本之中，以及研究者對語言的配置之中？顯然，曆史學家給出了自己的回答：隻能是後者。並且隻有在後者之中，人們才能找尋到曆史的真正意義（李宏圖：《曆史研究的“語言轉向”》）。

　　一方麵是文本本身的修辭互文，另外一方麵是曆史與文本的“對撞生成”，用此觀點比對《舊宮殿》，可以發現祝勇的“默化”努力是相當高超的。祝勇沒有繞開文學而厲聲叫喊，他的散文根性是匿於事物當中的，不是那種風景主義的隨筆，不是那種曆史材料的堆砌，散文的根須將這一切納入到一個生機勃勃的循環氣場之中。建築術語、曆史檔案、小說細節、思想隨筆、戲劇場景等等，在高密度的隱喻轉化中使這些話語獲得了空前“自治”。但這種“自治”並不等於作家文筆的失控或縱情，而是統攝於宮殿空間語境當中的。我們就仿佛看見，各種文體在圍繞王座而舞蹈，它們在一種慢速、詭異、陡轉、冷意十足的節奏中，既製造了矜持的謎麵，又翻出了血肉的謎底。

　　正如德裏達認為的那樣，文字的本質就是“延異”，而《舊宮殿》的文體正是對終極曆史意義達成的“拖延”，是一種在不斷運動中發散的歧義文體。於是，在《舊宮殿》的意義已經完全由文體差異構成的程度上，文本變化中的每個精心設計的語言場景，都可以由另一語言場景的蛛絲馬跡來予以標識，內在性受到外在性的影響，謎麵受到另一個謎底的影響，建築格局受到權力者指令和殺戮的影響，它們既彼此說明，又互設陷阱。因此，對《舊宮殿》的閱讀，其實是在尋找曆史為未來打開的一條通往無限變化的、不穩定的曆險之路。

　　暴力一直是黑暗曆史的動詞，暴力與性、權力的結盟整合了黑暗曆史的句法。在散文家祝勇不斷為散文界帶來新氣象之餘，我同樣希望，他的這一令人驚喜的文體變化，同樣是與以往、與當下散文非對稱的。這就如同一些人迎著刀鋒，忠臣可以分解為二臣；在我與你與他、她、它之間，可以無風搖擺；但在禦風、禦女和禦用之間，祝勇斷然收回了翅膀，他從未喪失散文的立場與自由品質。

　　“反閱讀”的閱讀策略

　　2008年，在漢語寫作領域有兩部有關20世紀60年代私人記憶的著作引人關注，一是朱大可的《記憶的紅皮書》，另外就是祝勇的《反閱讀--革命時期的身體史》。我認為它們代表了近年寫作界回眸20世紀60年代私人生活的“高峰體驗”。

　　祝勇認為，“反閱讀”在本質上就是對規定性閱讀的否定，是具有叛逆特質的閱讀方式，它脫離文本而發生意義轉型，向人們顯示若幹受到遮蔽的內涵。《反閱讀》通過觀看藝術來觀看身體，進而打量附著於身體上的曆史。以藝術為起點，曆史為終點，由身體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將20世紀60年代作為一個時代切片，對“革命中的身體”做一次深入的研究，來考察身體在曆史中所處的生態環境，以及它與曆史之間的對話關係。書中所探討的身體，側重於文化的身體，側重於身體在曆史中的狀態、命運，側重於身體在社會體係中的抉擇、行動與對策，以身體及身體行為作為外在線索，昭示了中國人身體的文化處境。

　　《反閱讀》的關鍵詞是身體政治。法國思想家福柯指出，身體政治就是權力擁有者對轄區之內的所有身體實施的管理與規訓，一些拒不服從者將受到權力的公開懲罰。可見，一個人的靈魂一旦被權力確診為“病變”，其藏身的處所理應受到懲罰和洗腦，這是得到大家一致默認的懲罰邏輯。與外國的情形相比，中國人的“身體政治管理學”有過之而無不及，引起了不少學者極大地關注。但以作家之筆予以金鉤鐵劃，也隻有朱大可、許暉、祝勇、敬文東、南帆、周曉楓等寥寥幾位。

　　在對《春苗》的“反閱讀”中，祝勇寫道：“我們不得不承認，醫生是疾病的唯一克星，對於我們的病弱的身體，隻有醫生具有扭轉乾坤的能力。即使不考慮春苗所擔負的階級鬥爭重任，她的形象在廣大貧下中農當中仍然是無比高大，隻因為她是醫生，即使僅僅是一個赤腳醫生……在偏方的要求下，我必須在每年冬至吃下一個不加任何佐料的烤白蘿卜。那真是令人作嘔的食物。它不如‘冷香丸’高貴，卻可能關乎我的未來。我在母親近乎乞求的目光下將它吞食下去。治療過程加重了我的身體苦難，我們試圖通過折磨身體的方式來解救身體。我們對醫生的諾言深信不疑。”

　　他太懂得這觸及靈魂的醫術以及語法，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曆證明了身體的無辜。這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身體政治管理學”，難道不是現象--本質、存在--意識等等觀念的形象反映嗎？因而，所謂閱讀之“反”，恰恰是一種回歸到曆史理性中的“正閱讀”。祝勇讀出的酸甜苦辣，無一不是那個時代賦予他的荒悖規訓。

　　我也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我在本書《姿態》《饑餓》《疼痛》《恐怖》《勞動》等篇章裏，不時想到自己的童年和閱讀。我不但讀到了少年祝勇十分敏感的心跡，也仿佛看到了幼年的自己，在塞滿標語、口號、臂章、拳頭、紅茶菌、甩手療法、蜂窩煤、樣板戲的弄堂裏“茁壯成長”的身形。這就意味著，20世紀60年代對當時的孩子來說是雙重性乃至多重性的，它既是狂歡和苦難的複合體，也是激情主義與理想主義煮為一鍋爛粥的混沌。一勺而知味，祝勇分析與描繪的文體交纏而逶迤，展示了祝勇自《舊宮殿》之後文體的變異。就是說，他將嚴格意義的散文與思想隨筆推衍到了一個更為開闊的“新散文”空間。

　　散文就是大地的原生形態

　　把散文寫成生活流水賬，或者把散文弄成意識形態的“火藥包裝紙”，這兩者大概都不屬於散文應該抵達之地。在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固然有混亂的表象，但更有價值的底線存在。很多人希望在這種文學體裁裏注入太多的元素，那可以成為論文，成為批評，成為考據，成為檄文，或者成為關注底層生活的考察記錄，但這些不是嚴格意義的散文。一種人渴望推倒既往散文譜係而樹自己或一己的散文觀為圭臬，宣布不通過自己發明的“旱地渡船”並留下擺渡錢就無法抵達經典地帶。嗬嗬，這讓我聯想起俄羅斯作家索洛烏欣在《掌上珠璣》裏提到的一則掌故：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評價一個無才的詩人時說：“他這個可憐的人，一生總是在旱地上拖著小船！”我們身邊大樹圭臬的人才華甚多，反而是那些入其彀中者，在旱地拚命拖著小船衝向“經典”地帶。還有一種人，棒殺主流意識形態之外的新散文言路，至今還在做“資產階級世界觀”帽子的批發生意。這些行為，一者是“出名焦慮症”的周期性發作，二者是顧忌話語權力的旁落。表麵看來，他們似乎處於兩級對壘，但基本上操持的都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的非文學策略。

　　我基本認為，“新散文”的這一批散文家，在對生活輻照度、穿透力方麵尚需開拓、審思，不必過於迷戀私人文體的威力，但他們基本就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散文寫作的“高峰時刻”。

　　2005年10月，我在“中國新散文批判研討會”上，陳述過如下觀點，“新散文”有兩個含義：一是指“新時期”以來，明顯區別於楊朔式歌德散文，開掘個人心路和生命體驗的散文的總稱；二是指以祝勇、周曉楓、鍾鳴、張銳鋒、於堅、寧肯、葦岸、馮秋子、翟永明、龐培、王開林、格致等為主的，以《布老虎散文》為根據地、相對鬆散的新銳散文家。與《七月》詩人不同的是，目前尚未形成“新散文”清晰的流派概念，他們隻是逐漸形成了有關“新散文”在思想、美學、文體意識方麵的趨同。當然，“新散文”展示得較為充分的是在文體的“破與立”方麵。2002年，作為新散文的領軍人物，祝勇寫出了長篇論文《散文：無法回避的革命》，對“新散文”進行了階段性總結。著眼於文體，他列出了長度、虛構、審美、語感四項指標，論證了“新散文”所不同於“正統散文”的特質。散文的叛逆者們不可避免地對所謂“正統散文”表現出不信任，從而尋求一種更接近內在真實的表述方法。“這些探索者們更專注於自己的內心，因為專注內心比輕視別人更能顯示一個創造者的自信。”而在他即將出版的散文論著《散文叛徒》裏，他已經遠遠不再滿足於文體的叛逆了。

　　在為漢語散文文本祛魅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如果無視祝勇主編的數十期《布老虎散文》以及多卷《21世紀中國文學大係散文卷》秉承獨立、高揚自由、堅持創造的精神向度，歪曲他們在思想領域的價值取向，甚至以生活在底層/上層的經濟身份來質疑這批作家的社會處境和動機，不但遊離了文學的前提，也無疑是對“新散文”的妖魔化。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凸顯出祝勇之於漢語散文的現實意義。

　　針對自己橫跨多個門類的數百萬字作品，祝勇曾對我坦言，自己不是曆史、地理學家，而且一個作家，更關注生命以及由生命聯結而成的曆史。那些“死”的材料，比如傳統民居，無論是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庫門、湘西吊腳樓還是福建土樓，都是人倫情感的產物，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空間上考量，它們都凝結了不同曆史階段、不同的地域的人對於自身生存方式的思考，我們可以從中體會他們如何安頓自己的生命。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建築，而是他們對於理想的生存方式的追尋。“我願意站在今天的視角上反思他們，也願意站在他們的視角上反思今人。”

　　麵對跌宕的各種壓力，根植大地的散文性賦予了祝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獵獵大氣。這不是一句口頭禪。我不能把這句話作為描述語，而寧願視之為拒絕被叫喊擴散為概念恐龍的密鑰，它將奔突的才情壓縮為一朵內斂之花，在匍匐已久的肢體裏連接斷路的纖維，在所有血脈的縫隙間達成默契和確認，在大腦的風暴當中矗立成灌頂的螺旋，並在與未來簽訂的契約上，讓獨立精神成為唯一的燈。而一個心智與藝術趨於成熟的散文家，都會通過他的經驗話語來傳遞精神的吐納。這是散文的使命，更是散文的地力，促使祝勇與大地有了一個密約。我想，這就是祝勇的散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