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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讓讀者和曆史檢驗

　　李鳴生 姚雪雪

　　姚雪雪：您二十年前就開始並一直堅持“航天文學”及其他高科技題材的創作，被稱為中國作家“航天文學第一人”，您的“航天五部曲”《飛向太空港》、《走出地球村》、《澳星風險發射》、《風雨“長征號”》、《遠征赤道上空》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最新聯合出版的《千古一夢》一書，延續了您的航天美夢，是一部充滿了浩然大氣的發軔之作。這部新書與前五部書的關係是什麽？

　　李鳴生：“航天文學第一人”可能是某位記者為了新聞效應而戴的一頂帽子，說說而已，不必當真。不過1990年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確實與江西籍的著名軍旅評論家、現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朱向前談論過“航天文學”這個觀點，後來朱向前專門著文對“航天文學”做了精到的闡述，由此在理論上形成了“航天文學”的概念。這是朱向前對中國文學理論的貢獻。其實什麽文學都是文學，“航天文學”隻是一種題材上的區分。“航天六部曲”是我近二十年寫的主要作品。前五部寫的是中國航天的幾個裏程碑。《千古一夢》寫中國人飛天的悲壯曆程。接著第七部叫《發射司令》，已寫一半，通過一位發射將軍的傳奇故事與跌宕命運來揭示中國航天曆史的另一麵。航天係列七部，獨立成篇，互有繼承，彼此關聯。

　　姚雪雪：您最早涉足“航天文學”的起因是什麽？

　　李鳴生：我一直固執--也許是錯誤--地認為，一個作家寫什麽和能寫什麽，是上天注定的。我涉足航天題材原因有三：一是我十幾歲當兵，人生的第一站就是發射場，在原始的大山溝裏呆了十餘年，每天除了抬頭望天，無任何可看。後來到了北京又接觸了中國幾乎所有航天專家和別的不少科學家，與天結緣，與高科技結緣，便成自然；二是當時考慮科技是中性、世界性題材，受政治束縛可能相對小；三是中國文學書寫人類陸地曆史的多，表現人類空間文明的少，所以想到了所謂的“航天文學”，想鬥膽為中國文學這個大花園增添一棵小草，或者說湊點熱鬧。

　　姚雪雪：報告文學創作所選擇的題材一般都很重大，作者背負的壓力很大，對作品負有責任和使命。您所關注的航天題材，與航天事業本身所具有的科學尖端性相符，一般作家很少涉及也很難涉及。這不僅需要民族的憂患意識和道義精神，還需要對素材有極強的挖掘力和整合力。是否因此，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您在中國文壇的崛起才顯得格外耀眼和引人關注？

　　李鳴生：航天領域的寫作的確有難度。第一，要熟悉這個領域，學習、研究、搞懂諸多科學理論，再轉化成文學敘事；第二，題材重大，主題敏感，都是國家大事，很棘手。除科技外，還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曆史、外交及世界航天的曆史與現實等；第三，保密性強，審查嚴，創作空間受到限製。中國過去有位老前輩徐遲寫科技，1992年我們在北京相見時，他談到了寫科技之難，後來年紀也大了，便攤上我這晚輩了。

　　姚雪雪：評論界認為，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李鳴生的創作不僅屬於文學史，而更應當屬於國史的一部分，所鑒不僅是興亡，更是對國家高層決策人物的“正心”之作。您如何看待這個評價？

　　李鳴生：國史談不上，從某種意義上講，有這麽點意思。我的報告文學確實不僅屬於文學，涉足學科較多。我希望為當下和未來的批評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曆史學家、政治家等提供一個參考，留下幾塊“標本”。事實上我的主要讀者都在知識階層，普通百姓不會讀我的書。我想讓作品有點史詩品格，生命力能長一點。雖然達不到，追求總可以吧？比如《千古一夢》。人在地上跋涉尚且不易，飛天之難可想而知。而要寫出中國人從地上到天上這段奇特的曆史，同樣難於上青天。但一個民族總不能缺了這段曆史吧，於是曆史一不小心便撞上了我，而我身不由己也選擇了曆史。當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寫史不是目的。我希望國內外讀者和後來人還可從中讀出點別的什麽，比如人掙脫地球束縛的悲愴與酸楚；從陸地走向太空的靈魂陣痛與精神重負；美好夢想與現實冷酷的絕對矛盾；科學真理與世俗權力的暗中博弈；美好生命與殘酷毀滅的不可逃避，等等。

　　姚雪雪：您的成功，固然因為選擇了航天發射這樣的重大題材，使作品首先在題材上具有了重要的社會影響和意義。在核心事件確定後，您的思維和表達是十分自由理性的。既注重報告事件過程的完整性，又看重對人物不同性格、命運，不同的科學精神和科學行為的表現，對中國曆史和現實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思考正是依附於這個重要載體表現出來的。我們看到了作家對題材的超越，看到了作家個性化的主觀意識表現。您認為作家的個性對作品起到多大的影響作用，特別是對於報告文學作品？

　　李鳴生：從某種意義上說，報告文學是選擇的藝術。一個作者選擇什麽不選擇什麽，本身就是思想、文化和審美眼光的體現。題材不決定作品，作品的個性也不取決於題材。但作家的品質與個性，一定決定作品的品質與個性。作家的個性是天生的，對作品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姚雪雪：我很讚同您的“作家個性對作品起著決定性作用”這一觀點，那麽報告文學與小說、散文、詩歌等其他文體相比，您覺得哪種文體相對而言更能充分自由地展示作家的個性特質？您在寫報告文學時會感到有所約束嗎？

　　李鳴生：一個作者適合於什麽文體，或說主要適合什麽文體，取決於天生的性格和氣質，在娘胎裏就基本定型了。有的人喜歡舞劍，有的人喜歡耍棍，刀槍棍棒各有所好。但喜歡不等於適合。重要的是要找準自己到底適合什麽文體。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大難題。我年輕時為此深感痛苦困惑。我寫過話劇、詩歌、小說、影視劇本，後寫報告文學，現在又想寫別的，甚至有時妄想自創一種文體，所以至今也不知什麽適合我我適合什麽。其實在我看來，文章本無文體之分，是文人自娛自樂沒事想出來的；真正的大家腦袋裏是絕無文體概念的，一如真正的武林高手從來不用刀殺人一樣。事實上刀槍棍棒本無高下之分，關鍵看你能否“殺人”。魯迅一輩子沒寫一部長篇小說，但魯迅還是魯迅；有人寫了一輩子長篇小說，自以為高雅，但還是不是魯迅；甚至有人揮舞了幾十年大刀，到頭了也不知道自己原本就不是一個習武之人。

　　報告文學這種文體確有約束，我深受其約束之苦。報告文學本身是真實的文學，說真話的文學，但可悲的是，事實上很難做到完全真實、完全說真話。不是做不到也不是不說，而是眾所周知的原因不能說，說了也白說。比如我說了你給發表嗎？從這個角度講，是影響作品深度的關鍵所在。因此僅在理論上談論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是沒意義的。對我而言這種約束是最大的約束，其結果很可能就是掙脫或逃避。我現在就準備轉向別的文體創作，比如電影、小說、隨筆、雜文或者博客。寫博客是什麽感覺？自由、灑脫、痛快，不想打標點就不打標點，不想空行就不空行，不想揭露什麽就不揭露什麽，不想罵誰就不罵誰。雖說沒稿費，卻不受“三嬸”“四嬸”的管束啊！當然話說回來，沒規矩不成方圓，沒約束就沒藝術。約束即藝術。分寸即藝術。無限的藝術魅力往往就在約束的分寸之中。也許正因其約束，才顯其魅力。所以關鍵不在於文體是什麽，而在於你能表達什麽。比如手機短信，人人都會，人人都能，是什麽文體？可能什麽都不是。但有的短信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僅憑這一則短信，便可打倒中國至少90%的作家。什麽文體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內心，內心有了，作家的個性特質自然而然便出來了。一個高超的芭蕾舞演員可以在極小的舞台上盡顯絕技，一群蹩腳的足球運動員在寬大的球場就是不進一球。而同樣是球，在巴西球員的腳下似跳芭蕾，在中國球員的腳下卻沉如磐石。你說為什麽？

　　姚雪雪：您對略薩說過的一段話格外讚賞：“文學首先是對社會發言，然後才是文學本身。”這是否表明，您更在乎作品表現的內容，其次才是表現的形式和方法？

　　李鳴生：內容與形式我同等重視。我讚賞略薩這話，主要基於對中國社會的憂慮。我希望作為知識分子一分子的作家們在當下能先對現實“發言”，而後再“唯美”。我知道民主的進程與曆史的進步哪怕推進一點點都很難，但惟其如此，更需要作家們以筆為旗，以良知為劍，呼喚正義，鞭打邪惡。即便不能大踏步地推進，一步步，甚至一寸寸地往前挪動，總比倒退或停滯不前好。

　　姚雪雪：報告文學這種文體和它所承載的內容，對作家提出了非同一般的要求。《千古一夢》呈現的是一種大氣魄、大感動，特別能展示您吞吐和消化宏大題材的能力。在《千古一夢》的創作過程中，您感覺最艱苦的一件事是什麽？

　　李鳴生：載人航天七大係統，七大領域，內容龐雜，問題如麻，人物眾多（大小幾百個），時間上縱接千古，空間上橫跨全球，涉及中國乃至世界近半個世紀科技、政治、經濟、文化、曆史、外交等方方麵麵的內容與問題。每個問題都很棘手，主要人物都是大專家。最苦最難的，一是采訪，二是結構。

　　姚雪雪：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現了“史誌性報告文學”這一新的形態，往往專注某個領域或行業地區，作曆史和現實的縱深比較和文化透視，結構從單一到多元，中心人物與群像相結合；在廣闊背景下，展開宏大敘事，將當下與曆史相觀照，涵蓋的生活麵更廣；將社會學、曆史學、心理學、哲學融入，具有學術性、資料性、文獻性等特點。您的航天題材報告文學是這一新形態的代表之作，這一評介對您今後的創作會有一些影響嗎？

　　李鳴生：這一概述很準確，也很有意義。自90年代來，我一直堅持事件、人物、問題糅合在一起，曆史與現實相結合的創作思路。可惜這方麵研究少。我的創作不會受影響。我寫作，是完成一種自我生命的表達，不受外界左右。其實我的創作早就越過了航天，比如《全球尋找“北京人”》、《國家大事》、《中國863》、《與智者聊天》、“李鳴生專訪係列”以及寫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在人心》都不是航天題材。

　　姚雪雪：報告文學是新聞性和文學性有機結合的文學形式，已得到廣泛的認同。我個人認為，“新聞性”強調“外宇宙”，“文學性”強調“內宇宙”。兩者有矛盾的成分，甚至寫法上都可能完全不同。處理不好，像鐵軌的兩頭，越走越遠；處理得好，可能走出的是一個圓弧，最後彼此匯合相擁。您在創作中有沒有遇到如此苦惱？

　　李鳴生：這個觀點很有見地。我認為報告文學作者大致可分為作家型和記者型，由此又可分為文學、新聞兩種創作思維--當然這種劃分不是絕對的。兩類作者和兩種思維沒有高下之分，隻有作品優劣之別。我用的是文學思維，新聞是我的表現手法之一，是工具不是目的。事實上在我的創作經驗中，報告文學遠不止文學與新聞的結合，它是諸多藝術門類和諸多學科的集合體，是一種有著自己獨特文學內涵的“雜種”，一種集文學、科學、政治學、社會學、新聞學、經濟學、曆史學、人類學等多種學科為一身的或敘事或論述的新文體。它的文學性不是傳統文學意義上的文學性，更不是小說意義上的文學性。而應理解為一種綜合素質，一種貫穿於思考與發現、人物與事件、問題與議論、整體與局部、敘述與角度、情調與語言等多方麵的整體性的學識風貌。它可以有小說的敘事策略，詩歌的激情空靈，散文的真切自然，政論的慷慨陳詞，雜文的一針見血。還可以有政治的高屋建瓴，科學的客觀冷峻，哲學的意味深長，曆史的深不見底，戲劇的矛盾衝突，影視的時空自由，音樂的行雲流水，邏輯的縝密嚴謹，等等。總之各種藝術門類的表現手法和各門學科的思想精髓，都可融入其中，自成一體。所以人們不應該用傳統文學特別是小說理論去框架報告文學。若用小說的文學標準去評判報告文學的文學性，無異於用籃球規則去評判足球一樣荒唐可笑。

　　姚雪雪：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之路並不平坦。這一方麵是因為報告文學與小說、詩歌等曆史悠久之傳統文體相比，其內在建構與規範仍處在完善之中，文體的兼容和交叉又使得其呈現出複雜的樣態；另一方麵，報告文學存活的外部生態環境不盡如人意--對報告文學由名稱到內涵再到藝術建構的非議、質疑、批判和否定之聲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就不絕於耳。近年來，有批評者又一次對報告文學文體展開了否定的攻勢，認為報告文學的敘事倫理（邏輯）不成立，“它既承諾客觀的‘真實’，又想得到虛構的豁免，天下哪有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您如何看待對文體批評的聲音？您認為報告文學可以有虛構的描寫嗎？

　　李鳴生：我覺得“否定的攻勢”談不上，不過是有善意的批評家發出了一點真實的聲音罷了。我的觀點是：這是個很正常的學術問題。有爭鳴有不同聲音是好事，有利於報告文學的發展--曆史上哪個文體沒爭議啊？報告文學是個複雜的、新型的、另類的文體。我自1984年發表第一部中篇報告文學至今，二十四年來一直在認識與探索、肯定與否定之中。報告文學最終是崛起還是死亡，輕易肯定或輕易否定，恐怕都為時過早。

　　報告文學絕不可以有虛構的描寫。其實，不管何種文體的作品，無非都是作家通過文字與自己的讀者進行交談，而報告文學則是最勇敢、最實際、最直接、最坦誠、最接近社會神經和人生本質、最具思想風骨、批判精神乃至摧毀力量的一種交談方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報告文學是以真實性來支撐其魅力的文學，是借助生活的“土壤”來播種作者自己“莊稼”的文學。真實，是它獨立的審美品格。其審美原則應該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客觀生活本身蘊涵著巨大的表現力，它的豐富性、生動性、複雜性和深刻性是作家的想象與創作無法表現和窮盡的。因此，最大限度地開掘生活本身的表現力，揭示生活本身蘊涵的魅力，是報告文學特有的使命；而捍衛曆史和生活的“原生態”即真實性，則是報告文學作家必須遵循的鐵的創作原則。當然，我個人認為在表達方式上可以有文學的想象--沒有想象哪有文學？怎麽文學？但想象不等於虛構。想象是表現方法問題，虛構是立場、品質問題。

　　姚雪雪：從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開始，您又拿了第二屆魯迅文學獎，還獲過三次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中國圖書獎、中國改革開放30年優秀作品獎、全軍文藝獎等全國十餘項大獎。是否滿意別人把您稱為“獲獎專業戶”和“主旋律作家”？

　　李鳴生：我的專業是寫作和編輯。事實上我從2000年後幾乎就不送作品參加評獎了。因其慚愧，也從來不好意思提獎的事。獲獎不是我寫作的目的。真正的寫作者與獎無關。獲獎的不一定都是好作品，沒獲獎的不一定比獲獎的差。我從來不知道什麽叫“主旋律作家”，但很清楚我是什麽作家，也清醒寫的是什麽，應該寫什麽。如果有人硬要稱“主旋律作家”，隻有兩種可能：要麽沒認真看我的作品；要麽看不懂我的作品。所謂“主旋律”在我看來有兩種，一種是圖解政治，演繹概念；一種是書寫真正的崇高與偉大、英雄與壯美，比如愛國主義、勇敢精神、悲憫情懷、良知正義、大愛至美等。我的《走出地球村》，寫中國科學家為了把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上天，讓《東方紅》樂曲響徹宇宙，而自身卻背負著極“左”政治的重壓、心驚肉跳地戴著鐐銬跳舞的荒誕曆史。寫的是什麽？《國家大事》通過寫一個科學家打成右派二十年的不幸遭遇，剖析中國人才不幸命運形成的社會原因與自身症結，從而提出“人才問題也是國家大事”的命題。寫的是什麽？《全球尋找“北京人”》通過六十年來全世界尋找“北京人”頭蓋骨的故事，呼喚到曆史的隧道中去尋找湮滅的文明與失落的精神。寫的是什麽？二十年前寫的《飛向太空港》，寫中美科學家攜手發射衛星，東西文化在發射場的衝突，其中一章的題目是“我們都是地球人”，題記是“獻給創造空間文明、尋找人類新家園的航天勇士們”。寫的是什麽？現在寫了《千古一夢》，請讀者朋友看看寫的又是什麽？

　　姚雪雪：一個真正的作家，隻有清醒地認識自己，才能清醒地認識世界。希望《千古一夢》能給讀者帶來驚喜。

　　李鳴生：驚喜談不上。隻是做了我人生中應該做的一件事情而已。一切讓讀者和曆史去檢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