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不滿黑暗現實
林語堂這時對於南京政府統治下的黑暗現實，是頗為不滿的。他寫的《薩天師語錄》，雖然表麵上未涉及時政，但實際上都是譏時諷世之作，“是他對現實社會之黑暗的痛心疾首的呼喊”。譬如他借薩拉士斯脫拉的口說道：
宇宙本來無謎，事實與甚簡單，我聽他家怪人說。治國也易如反掌，據說。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孥，妻孥。後生，後生。蚯蚓，蚯蚓。貓頭鷹，貓頭鷹。——於是國治天下平。
於是而正言，言順；分定，位安。於是而“民有粟”，不愁吃不到他。善哉，言乎！——這也是正名就是真理的鐵證。
即使位有所不安，分有所不定，名有所不正，也已屬非禮，盡可以閉目勿視。況且隻須輕輕加以“犯上”，“作亂”的罪名——頭顱墜地時，宇宙之謎也同樣解決。事實勝於雄辯，果然不差。
他們思想律中唯一的利器就是正名——其次便是劊子手的大刀。宇宙之謎不在腦筋中解決，也必求解決之於腦袋。二者之中必有一犯上的亂徒，一名教的罪人。……
這些話，顯然是對剛剛上台不久的南京政府實行封建法西斯統治，所作的有力影射和抨擊。
1928年《語絲》4卷第38期，林語堂又發表了《給孔祥熙部長的一封公開信》。在這一公開信中，他更是不加任何掩飾地批評南京政府借尊孔來維護禮教和誣害青年。8月8日，南京政府的國府會議上，正式通過了工商部長孔祥熙提議保護山東孔林及各省孔廟的議案。該議案極力美化孔子的人格及其學說，並聲稱“一般青年知識薄弱，難保不為共產黨徒打倒禮教之邪說所惑”，這顯然是包含禍心的。這一議案刊登在8月30日《時事新報》上。當他看到後，異常氣憤，當即就寫了致孔祥熙的公開信，質問他道：
（一）案中言“一般青年知識薄弱，難保不為共產黨徒打倒禮教之邪說所惑”。是否打倒禮教即共產黨徒之言論？打倒禮教者是否即共產黨徒？此是否孔門世傳“古已有之”而似很麵熟的思想律？民國七年新文化運動似乎確係共產黨徒陳獨秀所提倡，新文化運動是否亦即共產黨的玩意，應否明令禁止取締？
（二）原案“大學之言平治，既合於平民政治之真詮。”請以現代邏輯予以解釋。理論上？實際上？
（三）原文以西人遊孔廟“拾其片石寸木，攜歸陳列，以誇珍貴者，足見孔子之偉大人格”——此外尚有孔子人格偉大之證據否？
（四）孔子除盛容飾，儒冠儒服，周遊七十二國遊說乞貸碰官運外（如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齊景公一類事）先生能於其生平事跡上品性上舉一小事證明其私德之有可欽佩處否？（儒者之空洞恭維語除外。）
（五）專論孔子之人格（不論其學術）在孔子後二百年中譽之者多，還是毀之者多？孔子及儒者給當日社會一般人的印象如何，先生能言其一二乎？
（六）儒者尊君因而賢君護儒一般幕僚清客權貴相公思想至今尚未死盡，此中勾結情形先生能一闡揚之否？
從這些嚴正的責問中可以看出，林語堂反對將反對孔教跟共產黨相提並論，反對過分吹捧孔子的人格，並認為曆來的統治者都是跟儒者相“勾結”的。那時，南京政府正想通過尊孔崇儒來維護其統治，而林語堂卻敢於發表這些看法，是要有莫大的勇氣才能做到的。這也說明，他這時多少還保留了《語絲》時期“浮躁淩厲”的氣度。
此外，同年《語絲》4卷第41期，林語堂還發表了《剪拂集·序》。在這《序》中，他則用委婉曲折的手法表達了憤激的心情。他表示，整理出版《剪拂集》，很使他感慨於“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衝淡的心境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為什麽呢？他說，這是“環境使然，在這北伐已完成，訓政將要開始，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到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這就表明，當南京政府興高采烈地歡慶他們的勝利之時，他不僅不為之所動，反而心境“衝淡”，“麻木與頑硬”，“寂寞與悲哀”。此中蘊含著耐人尋味的內涵。
接著，他以曆史的反襯手法寫道：“其實拿三一八屠殺而論，通共不過殺了四十八個青年，這在長了兩年見識的我們，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這話既沉痛又有力，簡直可說是一道射向南京政府實行血腥統治的憤火。然而，他又感到當時的黑暗現實一時難以反抗得了的。因而，他坦誠地指出：“頭顱隻有一個，犯上作亂心態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係，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不必招的。……如果學生寄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長去請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為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於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為是。校事尚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於‘莘莘學子’實在有益的。”這一番話，可以說揭示了當時南京政府大肆施行法西斯統治的可怕情形。而所謂做“順民”者，則不過是用曲筆表達了激憤難平之情而已。
宇宙本來無謎，事實與甚簡單，我聽他家怪人說。治國也易如反掌，據說。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孥，妻孥。後生，後生。蚯蚓，蚯蚓。貓頭鷹，貓頭鷹。——於是國治天下平。
於是而正言，言順；分定，位安。於是而“民有粟”，不愁吃不到他。善哉，言乎！——這也是正名就是真理的鐵證。
即使位有所不安，分有所不定，名有所不正，也已屬非禮，盡可以閉目勿視。況且隻須輕輕加以“犯上”，“作亂”的罪名——頭顱墜地時，宇宙之謎也同樣解決。事實勝於雄辯，果然不差。
他們思想律中唯一的利器就是正名——其次便是劊子手的大刀。宇宙之謎不在腦筋中解決，也必求解決之於腦袋。二者之中必有一犯上的亂徒，一名教的罪人。……
這些話，顯然是對剛剛上台不久的南京政府實行封建法西斯統治，所作的有力影射和抨擊。
1928年《語絲》4卷第38期，林語堂又發表了《給孔祥熙部長的一封公開信》。在這一公開信中，他更是不加任何掩飾地批評南京政府借尊孔來維護禮教和誣害青年。8月8日，南京政府的國府會議上，正式通過了工商部長孔祥熙提議保護山東孔林及各省孔廟的議案。該議案極力美化孔子的人格及其學說，並聲稱“一般青年知識薄弱，難保不為共產黨徒打倒禮教之邪說所惑”，這顯然是包含禍心的。這一議案刊登在8月30日《時事新報》上。當他看到後，異常氣憤，當即就寫了致孔祥熙的公開信，質問他道：
（一）案中言“一般青年知識薄弱，難保不為共產黨徒打倒禮教之邪說所惑”。是否打倒禮教即共產黨徒之言論？打倒禮教者是否即共產黨徒？此是否孔門世傳“古已有之”而似很麵熟的思想律？民國七年新文化運動似乎確係共產黨徒陳獨秀所提倡，新文化運動是否亦即共產黨的玩意，應否明令禁止取締？
（二）原案“大學之言平治，既合於平民政治之真詮。”請以現代邏輯予以解釋。理論上？實際上？
（三）原文以西人遊孔廟“拾其片石寸木，攜歸陳列，以誇珍貴者，足見孔子之偉大人格”——此外尚有孔子人格偉大之證據否？
（四）孔子除盛容飾，儒冠儒服，周遊七十二國遊說乞貸碰官運外（如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齊景公一類事）先生能於其生平事跡上品性上舉一小事證明其私德之有可欽佩處否？（儒者之空洞恭維語除外。）
（五）專論孔子之人格（不論其學術）在孔子後二百年中譽之者多，還是毀之者多？孔子及儒者給當日社會一般人的印象如何，先生能言其一二乎？
（六）儒者尊君因而賢君護儒一般幕僚清客權貴相公思想至今尚未死盡，此中勾結情形先生能一闡揚之否？
從這些嚴正的責問中可以看出，林語堂反對將反對孔教跟共產黨相提並論，反對過分吹捧孔子的人格，並認為曆來的統治者都是跟儒者相“勾結”的。那時，南京政府正想通過尊孔崇儒來維護其統治，而林語堂卻敢於發表這些看法，是要有莫大的勇氣才能做到的。這也說明，他這時多少還保留了《語絲》時期“浮躁淩厲”的氣度。
此外，同年《語絲》4卷第41期，林語堂還發表了《剪拂集·序》。在這《序》中，他則用委婉曲折的手法表達了憤激的心情。他表示，整理出版《剪拂集》，很使他感慨於“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衝淡的心境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為什麽呢？他說，這是“環境使然，在這北伐已完成，訓政將要開始，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到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這就表明，當南京政府興高采烈地歡慶他們的勝利之時，他不僅不為之所動，反而心境“衝淡”，“麻木與頑硬”，“寂寞與悲哀”。此中蘊含著耐人尋味的內涵。
接著，他以曆史的反襯手法寫道：“其實拿三一八屠殺而論，通共不過殺了四十八個青年，這在長了兩年見識的我們，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這話既沉痛又有力，簡直可說是一道射向南京政府實行血腥統治的憤火。然而，他又感到當時的黑暗現實一時難以反抗得了的。因而，他坦誠地指出：“頭顱隻有一個，犯上作亂心態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係，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不必招的。……如果學生寄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長去請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為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於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為是。校事尚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於‘莘莘學子’實在有益的。”這一番話，可以說揭示了當時南京政府大肆施行法西斯統治的可怕情形。而所謂做“順民”者，則不過是用曲筆表達了激憤難平之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