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重逢魯迅與在中央研究院任職
林語堂於1927年9月到達上海後不久，魯迅和許廣平也於10月3日從廣州來到了上海，住在愛多亞路長耕裏的共和旅館裏。林語堂聞訊後，當晚便前往拜訪。他們在這年年初，各自懷著想為社會做點事的願望，或往廣州，或往武漢。結果，那激烈動蕩和急劇變化的時代風雨“轟毀”了他們的“思路”，使他們不約而同地來到上海。此時此刻，林語堂為能與魯迅重逢，感到十分高興和激動，當晚與魯迅交談到深夜才告別。
次日上午，林語堂又前來拜訪魯迅。中午，由孫伏園兄弟在言茂源請魯迅、許廣平和周建人吃飯，林語堂作陪。下午，林語堂與魯迅、許廣平、周建人、孫伏園等人一起合影。這是林語堂自廈門送別魯迅往廣州合照後，又一次留下極其珍貴的留念。7日上午，魯迅在言茂源請李小峰、孫伏園、周建人和林語堂喝酒吃飯，飯後又一道往百新（星）戲院看電影。
此後，林語堂跟魯迅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他曾請魯迅、許廣平吃飯，並與魯迅不斷有書信往來。可見，他與魯迅確實有過較深厚的交誼。他曾說“始終敬魯迅”。當年他對魯迅的態度的確如此。
林語堂通過與魯迅的接觸，思想上顯然與魯迅不無相通之處。魯迅到上海後兩個月內，深感“時事紛雲，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因而“凡關涉政治者一概不做”，“大抵譯書，間或作文”，不時用曲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而林語堂對複雜的社會現實，亦持靜觀默察、時有所諷的態度。
林語堂到上海後，還有一件幸運的事，就是受到了蔡元培的器重。
1927年10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中華民國大學院”，並附設“中央研究院”，均由蔡元培擔任院長。中央研究院成立後，蔡元培即聘林語堂擔任外國語編輯主任（實際上是蔡元培的英文秘書），聘魯迅、江紹原等人為特約撰述員。1928年10月，蔡元培又聘林語堂為國際出版品交換處處長，直到林語堂1931年創辦《論語》時為止。月俸為300元，這對於沒有固定職業的林語堂來說，無異於提供了生活保障。
林語堂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就對蔡元培懷有尊敬之心。他認為蔡元培曾留學法國、德國，在國民黨元老中是一個“西方通”，思想很開明。他擔任北大校長時，采取“思想自由”和“兼容並包”的方針。一方麵引進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沈兼士等《新青年》一派人物，另一方麵又聘請劉師培、黃侃、辜鴻銘等舊派國學家。致使當時的北大充滿民主精神和學術自由空氣。同時，林語堂也感受到蔡元培平易近人，態度謙和，但對重要問題卻嚴格認真，絕不馬虎。蔡元培給林語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19年北京諸大學教職員在清華開會反對《凡爾賽和約》將我國山東半島割讓給日本，與會者激昂慷慨，並擬發通電抗議。那時，蔡元培站了起來，以低微的聲音說：“我們這樣抗議，有什麽用處？應該全體總辭職。”第二天，他果然搭上京滬快車離開了北京。
林語堂現在又幸運地在蔡元培領導下工作，心情自然頗為愉快。他每天早晨和蔡元培同乘一輛汽車到研究院上班時（因他住在跟蔡元培住址愚園路不遠地方），常常喜歡發議論，而蔡元培總是很客氣地說：“是是，你的說法不錯。”因而，他更加感到蔡元培“果然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長輩”，但又有“臨大節凜然不可犯之處”。
林語堂的辦公室安置在研究院二樓一間小房間，裏麵存放著許多元明善本書。他要處理的事並不多，因而經常有時間翻看那些書籍，充實了不少國學知識。而且，他隻須上午去研究院上班，下午便可以自己寫作或做其他事情。
次日上午，林語堂又前來拜訪魯迅。中午，由孫伏園兄弟在言茂源請魯迅、許廣平和周建人吃飯，林語堂作陪。下午，林語堂與魯迅、許廣平、周建人、孫伏園等人一起合影。這是林語堂自廈門送別魯迅往廣州合照後，又一次留下極其珍貴的留念。7日上午，魯迅在言茂源請李小峰、孫伏園、周建人和林語堂喝酒吃飯，飯後又一道往百新（星）戲院看電影。
此後，林語堂跟魯迅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他曾請魯迅、許廣平吃飯，並與魯迅不斷有書信往來。可見，他與魯迅確實有過較深厚的交誼。他曾說“始終敬魯迅”。當年他對魯迅的態度的確如此。
林語堂通過與魯迅的接觸，思想上顯然與魯迅不無相通之處。魯迅到上海後兩個月內，深感“時事紛雲，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因而“凡關涉政治者一概不做”，“大抵譯書，間或作文”，不時用曲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而林語堂對複雜的社會現實，亦持靜觀默察、時有所諷的態度。
林語堂到上海後，還有一件幸運的事，就是受到了蔡元培的器重。
1927年10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中華民國大學院”，並附設“中央研究院”，均由蔡元培擔任院長。中央研究院成立後，蔡元培即聘林語堂擔任外國語編輯主任（實際上是蔡元培的英文秘書），聘魯迅、江紹原等人為特約撰述員。1928年10月，蔡元培又聘林語堂為國際出版品交換處處長，直到林語堂1931年創辦《論語》時為止。月俸為300元，這對於沒有固定職業的林語堂來說，無異於提供了生活保障。
林語堂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就對蔡元培懷有尊敬之心。他認為蔡元培曾留學法國、德國，在國民黨元老中是一個“西方通”，思想很開明。他擔任北大校長時，采取“思想自由”和“兼容並包”的方針。一方麵引進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沈兼士等《新青年》一派人物，另一方麵又聘請劉師培、黃侃、辜鴻銘等舊派國學家。致使當時的北大充滿民主精神和學術自由空氣。同時，林語堂也感受到蔡元培平易近人，態度謙和，但對重要問題卻嚴格認真，絕不馬虎。蔡元培給林語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19年北京諸大學教職員在清華開會反對《凡爾賽和約》將我國山東半島割讓給日本，與會者激昂慷慨，並擬發通電抗議。那時，蔡元培站了起來，以低微的聲音說：“我們這樣抗議，有什麽用處？應該全體總辭職。”第二天，他果然搭上京滬快車離開了北京。
林語堂現在又幸運地在蔡元培領導下工作，心情自然頗為愉快。他每天早晨和蔡元培同乘一輛汽車到研究院上班時（因他住在跟蔡元培住址愚園路不遠地方），常常喜歡發議論，而蔡元培總是很客氣地說：“是是，你的說法不錯。”因而，他更加感到蔡元培“果然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長輩”，但又有“臨大節凜然不可犯之處”。
林語堂的辦公室安置在研究院二樓一間小房間，裏麵存放著許多元明善本書。他要處理的事並不多，因而經常有時間翻看那些書籍，充實了不少國學知識。而且，他隻須上午去研究院上班，下午便可以自己寫作或做其他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