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的悲憤
1926年初，廣東的革命軍在共產黨的支持下，積極準備北伐戰爭。於是，北洋軍閥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加緊進攻傾向革命的馮玉祥統帥的國民軍。3月12日下午，兩艘日本軍艦掩護奉係軍閥的四艘軍艦駛向大沽口，企圖進攻天津，大肆炮轟守衛大沽口炮台的國民軍，打死打傷國民軍官兵十餘人，國民軍被迫開炮還擊。3月16日，日本糾集英、美、德、意、荷、比、西八國，借口國民軍違反《辛醜條約》，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工事等無理要求，並限於四十八小時內答複。
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3月17日，北京各學校、團體代表四百餘人，在北大三院召開緊急會議，決議：（一）即日駁複最後通牒；（二）不許日艦帶奉艦入口；（三）驅逐帝國主義公使出北京，並敦促國民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戰，決定於3月18日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會後，代表們分成兩隊，前往段祺瑞執政府和外交部請願。結果段祺瑞執政府拒絕接見三位入內請願的代表，並命令衛兵用刺刀和木棍對付門外等候的請願代表，重傷六人，輕傷數十人。
3月18日上午，北京總工會等團體和各校學生十餘萬人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向來在愛國運動中起先鋒作用的“女師大”學生，在該校教務長林語堂的支持下，由劉和珍帶隊參加大會。大會開始後，由徐謙（國民黨北京市特別黨部代表）報告開會的宗旨和意義，師大代表報告了昨天在國務院請願的經過。最後通過了“電促全國國民一致反抗八國”，“請政府嚴駁八國最後通牒”，“若八國不肯收回通牒即驅逐公使”，“督促國民軍為反帝國主義而戰”，“組織北京民眾反帝大同盟”等六項決議。
大會開至12時結束後，由四千多人組成的請願團，前往段祺瑞執政府請願。女師大學生會主席劉和珍負責“女師大”隊伍的指揮，走在請願隊伍的最前列。而她的同學楊德群則沿途散發傳單，進行宣傳。
當請願隊伍來到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後，推舉五位代表要求會見國務院總理賈德躍。國務院以無負責人為借口，加以拒絕。正當請願隊伍準備改為前往吉兆胡同會見段祺瑞時，埋伏在執政府北邊大紅門內的數百名大刀手，蜂擁而出，衝向請願隊伍，亂砍亂殺。這時，執政府門前的衛隊，也在警笛的指揮下，向請願群眾開槍射擊。反動軍警這樣屠殺、射擊請願群眾，長達數小時之久，致使執政府門前血肉橫飛，死傷枕藉，慘不忍睹。當場慘死47人，受傷132人，失蹤40人。
死難者中，有劉和珍、楊德群等“女師大”學生。劉和珍是在執政府門前中彈的。大屠殺開始後，她臨危不懼，沉著地指揮同學們撤退。而衛隊卻從她身後開槍射擊，劉和珍被一顆子彈擊中，“從背部入，斜穿心肺”，立即倒在血泊中。“女師大”學生張靜淑和楊德群本來已經轉移到較安全的地方，但看見劉和珍中彈倒地，又奮不顧身地奔去救護。可是，正當張靜淑伸手要扶起劉和珍時，衛兵又向她射擊，連中四彈（其中一顆是手槍子彈），即時倒在地下。接著，楊德群又前去要將劉和珍救出，結果又被一顆子彈擊中要害，而且由於未能得到及時救治而死去。這時，劉和珍掙紮著坐了起來。但有一個衛兵立即用棍子在她的頭部和胸部猛擊了兩棍，終於犧牲。劉和珍犧牲時隻22歲，楊德群殉難時也不過24歲。
劉和珍、楊德群慘遭殺害的噩耗很快傳到了“女師大”。林語堂和許壽裳聞訊後，心情激憤，立即驅車趕赴現場，以校負責人身份查看劉和珍、楊德群的遺體。當他們到達國務院時，執政府已將23位死者草草裝進事前準備好的棺材裏。他們進門開棺查看，頭一個裝著的便是劉和珍的遺體。她臉上呈蒼灰色，亂蓬蓬的黑發下半開著怒視的雙眼，胸腰裸露，身上凝結著血潮，一堆血衣亂塞在棺內。林語堂看到這樣的慘狀時，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但他強抑著悲痛，繼續與許壽裳一起把所有的女屍辨認一遍，查找楊德群的遺體。當未能查到時，他又跟許壽裳跑去一間收留有許多受傷者的醫院裏探視。結果，他發現楊德群的屍體放在一張很短的桌子上，下半身懸空掛著。目睹此情此景，他苦痛得說不出話來。
林語堂和許壽裳回到學校後，立即派人前去將劉和珍和楊德群的遺體運回學校來。楊德群的遺體很快運回來了，但劉和珍的遺體卻受到當局的阻擋，不允許搬走。經林語堂幾經交涉後，才於19日晚運回，跟楊德群的遺體一起安放在大禮堂裏。
劉和珍和楊德群的慘遭殺害，給林語堂的刺激太大了。他“每日總是昏頭昏腦”，激憤難平。三天後，他執筆寫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一文。在這篇感人的悼文中，他稱頌劉和珍是“女師大”同學所敬愛的革命領袖，是“昏天黑地，國亡無日，政治社會思想都須根本改造”時期少有而寶貴的人才；指出她和楊德群是“死於與亡國官僚瘟國大夫奮鬥之下”，“是死在我們最痛恨之敵人手下，是代表我們死的”，“為全國女革命之先烈”，“死的光榮”；並表示“我們於傷心淚下之餘，應以此自慰，並繼續她們的工作”。在當時極端恐怖統治的籠罩下，林語堂毅然第一個站出來說這樣愛憎鮮明的話，並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段祺瑞之流，就充分表明他具有異常強烈的正義感和不畏懼反動當局的鬥爭精神。
3月25日，“女師大”師生和北京各界人士在“女師大”禮堂為劉和珍、楊德群烈士舉行隆重的追悼會，由許壽裳主祭。林語堂和魯迅等人參加了追悼會，對烈士表達由衷尊敬和痛悼之情。
可是，這時現代評論派的陳源之流卻對“三一八”慘案大肆散布流言蜚語。這激起了林語堂的極大憤怒，並於3月30日撰寫了《閑話與謠言》一文，予以痛斥。
他首先駁斥了陳源在《閑話》一文中混淆黑白的說法。陳源煞有介事地說：“3月18日她的學校出了一張布告，停課一日，叫學生都去開會。楊女士還是不大願意去，半路又轉回。一個教員勉強她去，她不得不去了。衛隊一放槍，楊女士也跟了大眾就跑，忽見友人某女士受傷，不能行動，她回身去救護她，也中彈死。”這不僅歪曲了楊德群自覺參加請願的事實，而且言下之意是要“女師大”校方和某教員負楊德群之死的責任。因而，立即受到知道事情真相的孟菊安和董秋芳的反駁。孟菊安是跟楊德群一道參加請願的“女師大”同學，她於3月30日《京報副刊》發表文章，以自己和楊德群3月18日一起參加天安門前的抗議大會並前往執政府請願的事實，揭穿了陳源所說的“半路又轉回，一個教員勉強她去，她不得不去”是純屬謊言。董秋芳是北大學生，也在《可怕與可殺》一文中指出陳源的有關“閑話”，“有辱沒死者和嫁禍生者的陰謀的用意”，“這種畜牲，生殖在人類裏麵，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殺了”。而林語堂則在他們揭露的基礎上，進一步斥責陳源的“流言”，是“走狗獻給它們大人的狗屁，以求取得主人的歡心。其實用不著鄭重的去辯。叫狗放‘人類之屁’本來是沒有這回事”。
同時，他批駁了《晨報》社論和陳源的《閑話》妄圖嫁禍於民眾領袖的“流言”：“這回民眾請願是和平的，被衛隊搶奪的也不過幾枝手槍木棍。”“要是李鳴鍾真有信去保護，事實上卻沒有軍警去保護，那麽李氏百口也不能辯其罪；要是李氏並沒有去信，那麽讀的信，出於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對於前者，林語堂斥責說：“這是何等公正的態度嗬，但是暗中已給人陰險的暗示，當日實在有幾把手槍給衛隊搶奪去，這手槍自然是共產黨帶去的，於是大家可以，並且應該，攻擊共產黨了。”可謂揭穿了它的險惡用意。對於後者，林語堂則指出，陳源是要給一班讀者暗示李鳴鍾（北京警察總監）的信“有捏造的可能”，所以結論是徐謙等“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而且陳源明明是懂得那信決非捏造的，因為李鳴鍾並沒有出來否認，徐謙也讓自己的女公子加入請願隊伍。可是，他卻偏要說那信是民眾領袖捏造的。因而，林語堂認為，他是“全無心肝”的。
此外，他還痛斥了燕樹棠等人為執政府開脫罪責。“三一八”大屠殺後第二天，北京九院校舉行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圍繞段祺瑞執政府是否應承擔罪責問題，爭論不休，而北大代表燕樹棠和師大代表馬明海等人則極力為執政府開脫罪責，結果隻以五比四通過了政府應負責任的議案。會後發表了一個簡單敷衍的“宣言”。因而，林語堂非常氣憤地指斥燕樹棠等人“連一個屁也不響”，是“喪心病狂的同胞”。
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3月17日，北京各學校、團體代表四百餘人，在北大三院召開緊急會議，決議：（一）即日駁複最後通牒；（二）不許日艦帶奉艦入口；（三）驅逐帝國主義公使出北京，並敦促國民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戰，決定於3月18日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會後，代表們分成兩隊，前往段祺瑞執政府和外交部請願。結果段祺瑞執政府拒絕接見三位入內請願的代表，並命令衛兵用刺刀和木棍對付門外等候的請願代表，重傷六人，輕傷數十人。
3月18日上午，北京總工會等團體和各校學生十餘萬人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向來在愛國運動中起先鋒作用的“女師大”學生，在該校教務長林語堂的支持下，由劉和珍帶隊參加大會。大會開始後，由徐謙（國民黨北京市特別黨部代表）報告開會的宗旨和意義，師大代表報告了昨天在國務院請願的經過。最後通過了“電促全國國民一致反抗八國”，“請政府嚴駁八國最後通牒”，“若八國不肯收回通牒即驅逐公使”，“督促國民軍為反帝國主義而戰”，“組織北京民眾反帝大同盟”等六項決議。
大會開至12時結束後，由四千多人組成的請願團，前往段祺瑞執政府請願。女師大學生會主席劉和珍負責“女師大”隊伍的指揮，走在請願隊伍的最前列。而她的同學楊德群則沿途散發傳單，進行宣傳。
當請願隊伍來到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後，推舉五位代表要求會見國務院總理賈德躍。國務院以無負責人為借口，加以拒絕。正當請願隊伍準備改為前往吉兆胡同會見段祺瑞時，埋伏在執政府北邊大紅門內的數百名大刀手，蜂擁而出，衝向請願隊伍，亂砍亂殺。這時，執政府門前的衛隊，也在警笛的指揮下，向請願群眾開槍射擊。反動軍警這樣屠殺、射擊請願群眾，長達數小時之久，致使執政府門前血肉橫飛，死傷枕藉，慘不忍睹。當場慘死47人，受傷132人，失蹤40人。
死難者中，有劉和珍、楊德群等“女師大”學生。劉和珍是在執政府門前中彈的。大屠殺開始後，她臨危不懼，沉著地指揮同學們撤退。而衛隊卻從她身後開槍射擊，劉和珍被一顆子彈擊中，“從背部入，斜穿心肺”，立即倒在血泊中。“女師大”學生張靜淑和楊德群本來已經轉移到較安全的地方，但看見劉和珍中彈倒地，又奮不顧身地奔去救護。可是，正當張靜淑伸手要扶起劉和珍時，衛兵又向她射擊，連中四彈（其中一顆是手槍子彈），即時倒在地下。接著，楊德群又前去要將劉和珍救出，結果又被一顆子彈擊中要害，而且由於未能得到及時救治而死去。這時，劉和珍掙紮著坐了起來。但有一個衛兵立即用棍子在她的頭部和胸部猛擊了兩棍，終於犧牲。劉和珍犧牲時隻22歲，楊德群殉難時也不過24歲。
劉和珍、楊德群慘遭殺害的噩耗很快傳到了“女師大”。林語堂和許壽裳聞訊後，心情激憤，立即驅車趕赴現場，以校負責人身份查看劉和珍、楊德群的遺體。當他們到達國務院時，執政府已將23位死者草草裝進事前準備好的棺材裏。他們進門開棺查看，頭一個裝著的便是劉和珍的遺體。她臉上呈蒼灰色，亂蓬蓬的黑發下半開著怒視的雙眼，胸腰裸露，身上凝結著血潮，一堆血衣亂塞在棺內。林語堂看到這樣的慘狀時，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但他強抑著悲痛，繼續與許壽裳一起把所有的女屍辨認一遍，查找楊德群的遺體。當未能查到時，他又跟許壽裳跑去一間收留有許多受傷者的醫院裏探視。結果，他發現楊德群的屍體放在一張很短的桌子上，下半身懸空掛著。目睹此情此景，他苦痛得說不出話來。
林語堂和許壽裳回到學校後，立即派人前去將劉和珍和楊德群的遺體運回學校來。楊德群的遺體很快運回來了，但劉和珍的遺體卻受到當局的阻擋，不允許搬走。經林語堂幾經交涉後，才於19日晚運回，跟楊德群的遺體一起安放在大禮堂裏。
劉和珍和楊德群的慘遭殺害，給林語堂的刺激太大了。他“每日總是昏頭昏腦”，激憤難平。三天後，他執筆寫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一文。在這篇感人的悼文中，他稱頌劉和珍是“女師大”同學所敬愛的革命領袖，是“昏天黑地，國亡無日，政治社會思想都須根本改造”時期少有而寶貴的人才；指出她和楊德群是“死於與亡國官僚瘟國大夫奮鬥之下”，“是死在我們最痛恨之敵人手下，是代表我們死的”，“為全國女革命之先烈”，“死的光榮”；並表示“我們於傷心淚下之餘，應以此自慰，並繼續她們的工作”。在當時極端恐怖統治的籠罩下，林語堂毅然第一個站出來說這樣愛憎鮮明的話，並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段祺瑞之流，就充分表明他具有異常強烈的正義感和不畏懼反動當局的鬥爭精神。
3月25日，“女師大”師生和北京各界人士在“女師大”禮堂為劉和珍、楊德群烈士舉行隆重的追悼會，由許壽裳主祭。林語堂和魯迅等人參加了追悼會，對烈士表達由衷尊敬和痛悼之情。
可是，這時現代評論派的陳源之流卻對“三一八”慘案大肆散布流言蜚語。這激起了林語堂的極大憤怒，並於3月30日撰寫了《閑話與謠言》一文，予以痛斥。
他首先駁斥了陳源在《閑話》一文中混淆黑白的說法。陳源煞有介事地說：“3月18日她的學校出了一張布告，停課一日，叫學生都去開會。楊女士還是不大願意去，半路又轉回。一個教員勉強她去，她不得不去了。衛隊一放槍，楊女士也跟了大眾就跑，忽見友人某女士受傷，不能行動，她回身去救護她，也中彈死。”這不僅歪曲了楊德群自覺參加請願的事實，而且言下之意是要“女師大”校方和某教員負楊德群之死的責任。因而，立即受到知道事情真相的孟菊安和董秋芳的反駁。孟菊安是跟楊德群一道參加請願的“女師大”同學，她於3月30日《京報副刊》發表文章，以自己和楊德群3月18日一起參加天安門前的抗議大會並前往執政府請願的事實，揭穿了陳源所說的“半路又轉回，一個教員勉強她去，她不得不去”是純屬謊言。董秋芳是北大學生，也在《可怕與可殺》一文中指出陳源的有關“閑話”，“有辱沒死者和嫁禍生者的陰謀的用意”，“這種畜牲，生殖在人類裏麵，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殺了”。而林語堂則在他們揭露的基礎上，進一步斥責陳源的“流言”，是“走狗獻給它們大人的狗屁，以求取得主人的歡心。其實用不著鄭重的去辯。叫狗放‘人類之屁’本來是沒有這回事”。
同時，他批駁了《晨報》社論和陳源的《閑話》妄圖嫁禍於民眾領袖的“流言”：“這回民眾請願是和平的，被衛隊搶奪的也不過幾枝手槍木棍。”“要是李鳴鍾真有信去保護，事實上卻沒有軍警去保護，那麽李氏百口也不能辯其罪；要是李氏並沒有去信，那麽讀的信，出於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對於前者，林語堂斥責說：“這是何等公正的態度嗬，但是暗中已給人陰險的暗示，當日實在有幾把手槍給衛隊搶奪去，這手槍自然是共產黨帶去的，於是大家可以，並且應該，攻擊共產黨了。”可謂揭穿了它的險惡用意。對於後者，林語堂則指出，陳源是要給一班讀者暗示李鳴鍾（北京警察總監）的信“有捏造的可能”，所以結論是徐謙等“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而且陳源明明是懂得那信決非捏造的，因為李鳴鍾並沒有出來否認，徐謙也讓自己的女公子加入請願隊伍。可是，他卻偏要說那信是民眾領袖捏造的。因而，林語堂認為，他是“全無心肝”的。
此外，他還痛斥了燕樹棠等人為執政府開脫罪責。“三一八”大屠殺後第二天，北京九院校舉行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圍繞段祺瑞執政府是否應承擔罪責問題，爭論不休，而北大代表燕樹棠和師大代表馬明海等人則極力為執政府開脫罪責，結果隻以五比四通過了政府應負責任的議案。會後發表了一個簡單敷衍的“宣言”。因而，林語堂非常氣憤地指斥燕樹棠等人“連一個屁也不響”，是“喪心病狂的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