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費厄潑賴”——由讚同到擯棄
周作人於1925年11月23日《語絲》54期上，發表《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一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個人在日報上曾發表好些議論……這都依了個人的趣味隨意酌定，沒有什麽一定的規律。除了政黨的政論以外，大都要說什麽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膽與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所謂“費厄潑賴”——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自信比賽得過任何紳士與學者。
在這當中，周作人把“費厄潑賴”作為他自己乃至語絲同人的一個特點提了出來。接著，他又在《語絲》56期上發表的《失題》一文中說，本來想寫一篇批判段祺瑞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18號發表的對青年學生滿含殺機的《二感篇》的文章，但後來聽說段祺瑞要下野，於是不再準備寫了，即不再打落水狗。他說道：
到了現在段君既將複歸於禪，不再為我輩的法王，就沒有再加以批評之必要，況且“打落水狗”（吾鄉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所以我隻得毅然把《恭讀〈二感篇〉謹注》這一個題目勾消了。
……一日樹倒猢猻散，更從那裏去找這班散了的，況且在平地上追趕猢猻，也有點無聊、卑劣，雖然我不是紳士，卻也有我的傳統與身份。所謂革命政府不知還有幾天的運命，但我已不得不宣告自十二月一日起我這帳簿上《賦得章士釗及其他》的題目也當一筆勾銷了事。
顯然，周作人主張對於“落水狗”應該講“費厄潑賴”，不應再行攻擊。
林語堂讀了周作人的這兩篇文章後，於12月8日寫了《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刊登在《語絲》57期上。在這篇文章裏，他表示讚同周作人提倡的“費厄潑賴”精神。他說：
再有一件就是豈明所謂“費厄潑賴”。此種“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隻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唯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罵人的人卻不可沒有這一樣的條件，能罵人，也須能挨罵。且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攻擊其個人。即使儀哥兒，我們一聞他有了癆病，倘有語絲的朋友要寫一封公開的信慰問他，我也是很讚成。最可厭的Kipling，昨天看見他有肺膜發炎之症，我們還是希望他能早日痊愈。大概中國人的“忠厚”就略有費厄潑賴之意，唯費厄潑賴決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結他。此種健全的作戰精神，是“人”應有的與暗放冷箭的魑魅伎倆完全不同，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種天然現象，不可不積極提倡。
不難看出，林語堂不僅讚同周作人提倡的“費厄潑賴”精神，而且對它作了進一步的闡述，這表明他對暫時失敗了的敵人有可能卷土重來缺乏認識，錯誤地認為對“落水狗”應采取寬容的態度。
當魯迅看到周作人、林語堂有關“費厄潑賴”和不打“落水狗”的言論後，產生了與他們迥然不同的看法，並撰寫了著名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發表在1926年1月10日《莽原》第1期上。在這篇文章中，魯迅認為對於“落水狗”決不能講“費厄潑賴”，並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戰鬥主張。他指出，“狗性總是不大會改變的”，倘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他告誡善良的人們，不能以為“落水狗”必已懺悔，不再咬人，也不要被它一時裝出的可憐相所迷惑，“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否則便會被“咬死”，等於“自家掘墳自家埋”。他還指出，辛亥革命的不少革命黨人就是由於對當時的鬼蜮慈悲，不打“落水狗”，反而被咬死了，而現在的一些“落水狗”正躲在天津租界裏，做好了一切伺機報複的準備。因而，他以為“費厄潑賴”“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
那麽，能不能認為魯迅是用徹底革命的精神批判了林語堂的對敵“妥協”思想呢？不能。事實上，林語堂讚同“費厄潑賴”和不打“落水狗”，是由於缺乏鬥爭經驗，未能認識對敵鬥爭的複雜性，不懂得打“落水狗”的必要性，歸根結底是屬於思想認識水平問題，而不是什麽對敵人“妥協”。而且，魯迅也不是把林語堂的有關看法當作對敵人“妥協”來批判的，隻是把它看作為“老實人”的糊塗認識，在客觀上會起到“縱惡”的作用。因而，他著力闡述的始終是必須痛打“落水狗”的道理。
正因為這樣，林語堂讀了魯迅的這篇文章後，絲毫沒有抵觸和反感，並受到了深刻的啟發和教育，自覺地糾正了“費厄潑賴”的片麵認識，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魯迅打“落水狗”的主張。由於思想認識的提高和變化，他曾繪製了一幅《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刊登在1926年1月23日《京報副刊》上。畫中畫著魯迅站在岸上，手持一根長竹竿，猛擊一隻落水的叭兒狗的頭。這不僅生動地體現了魯迅痛打“落水狗”的戰鬥精神，而且表達了他摒棄“費厄潑賴”，學習魯迅“打狗”精神的決心。
可是，林語堂繪製這幅漫畫，卻產生了他所未曾料及的效果。他在畫中所畫的那隻“叭兒狗”本來沒有實指誰的用意，隻是泛指幫閑文人而已。但《現代評論》派的陳源卻疑心是針對他的，心裏很不舒服。他之所以這樣認為，大概是因為他在“女師大”學潮中偏袒楊蔭榆，曾受到魯迅和林語堂的抨擊吧。於是，他挖空心思地報複林語堂和為自己開脫。他於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上刊出一封致徐誌摩的信，認為林語堂由讚成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改為擁護魯迅的痛打“落水狗”，才是做了“叭兒狗”。他說：
我也是主張“不打落水狗”的。我不像我們的一位朋友，今天某乙說“不打落水狗”，他就說“不打落水狗”，第二天某甲說“要打落水狗”，他連忙的跟著嚷“要打落水狗”。我見狗既然落了水，就不忍打它了。……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語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麵上八字胡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不過林先生的打叭兒狗的想象好像差一點。我以為最好的想象是魯迅先生張著嘴立在泥潭中，後麵立著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不是俗話嗎？可是千萬不可忘記了那叭兒狗，因為叭兒狗能今日跟了黑狗這樣叫，明天跟了白狗這樣叫，黑夜的時候還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陳源的這番話，一方麵攻擊了魯迅是“官僚”，另方麵又影射林語堂才是“叭兒狗”。而且他自以為這樣一來，既可以刺痛林語堂，而他自己也不再被人看作“叭兒狗”了。
然而，陳源這一自以為高明的手法，並沒有動搖林語堂跟隨魯迅“打狗”的決心。相反，更加激發了他對陳源一類“叭兒狗”的憎惡，堅定了他“打狗”的意誌。這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的日子裏，便充分表現出來了。
我個人在日報上曾發表好些議論……這都依了個人的趣味隨意酌定，沒有什麽一定的規律。除了政黨的政論以外，大都要說什麽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膽與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所謂“費厄潑賴”——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自信比賽得過任何紳士與學者。
在這當中，周作人把“費厄潑賴”作為他自己乃至語絲同人的一個特點提了出來。接著，他又在《語絲》56期上發表的《失題》一文中說，本來想寫一篇批判段祺瑞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18號發表的對青年學生滿含殺機的《二感篇》的文章，但後來聽說段祺瑞要下野，於是不再準備寫了，即不再打落水狗。他說道：
到了現在段君既將複歸於禪，不再為我輩的法王，就沒有再加以批評之必要，況且“打落水狗”（吾鄉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所以我隻得毅然把《恭讀〈二感篇〉謹注》這一個題目勾消了。
……一日樹倒猢猻散，更從那裏去找這班散了的，況且在平地上追趕猢猻，也有點無聊、卑劣，雖然我不是紳士，卻也有我的傳統與身份。所謂革命政府不知還有幾天的運命，但我已不得不宣告自十二月一日起我這帳簿上《賦得章士釗及其他》的題目也當一筆勾銷了事。
顯然，周作人主張對於“落水狗”應該講“費厄潑賴”，不應再行攻擊。
林語堂讀了周作人的這兩篇文章後，於12月8日寫了《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刊登在《語絲》57期上。在這篇文章裏，他表示讚同周作人提倡的“費厄潑賴”精神。他說：
再有一件就是豈明所謂“費厄潑賴”。此種“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隻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唯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罵人的人卻不可沒有這一樣的條件，能罵人，也須能挨罵。且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攻擊其個人。即使儀哥兒，我們一聞他有了癆病，倘有語絲的朋友要寫一封公開的信慰問他，我也是很讚成。最可厭的Kipling，昨天看見他有肺膜發炎之症，我們還是希望他能早日痊愈。大概中國人的“忠厚”就略有費厄潑賴之意，唯費厄潑賴決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結他。此種健全的作戰精神，是“人”應有的與暗放冷箭的魑魅伎倆完全不同，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種天然現象，不可不積極提倡。
不難看出，林語堂不僅讚同周作人提倡的“費厄潑賴”精神，而且對它作了進一步的闡述，這表明他對暫時失敗了的敵人有可能卷土重來缺乏認識，錯誤地認為對“落水狗”應采取寬容的態度。
當魯迅看到周作人、林語堂有關“費厄潑賴”和不打“落水狗”的言論後，產生了與他們迥然不同的看法，並撰寫了著名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發表在1926年1月10日《莽原》第1期上。在這篇文章中，魯迅認為對於“落水狗”決不能講“費厄潑賴”，並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戰鬥主張。他指出，“狗性總是不大會改變的”，倘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他告誡善良的人們，不能以為“落水狗”必已懺悔，不再咬人，也不要被它一時裝出的可憐相所迷惑，“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否則便會被“咬死”，等於“自家掘墳自家埋”。他還指出，辛亥革命的不少革命黨人就是由於對當時的鬼蜮慈悲，不打“落水狗”，反而被咬死了，而現在的一些“落水狗”正躲在天津租界裏，做好了一切伺機報複的準備。因而，他以為“費厄潑賴”“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
那麽，能不能認為魯迅是用徹底革命的精神批判了林語堂的對敵“妥協”思想呢？不能。事實上，林語堂讚同“費厄潑賴”和不打“落水狗”，是由於缺乏鬥爭經驗，未能認識對敵鬥爭的複雜性，不懂得打“落水狗”的必要性，歸根結底是屬於思想認識水平問題，而不是什麽對敵人“妥協”。而且，魯迅也不是把林語堂的有關看法當作對敵人“妥協”來批判的，隻是把它看作為“老實人”的糊塗認識，在客觀上會起到“縱惡”的作用。因而，他著力闡述的始終是必須痛打“落水狗”的道理。
正因為這樣，林語堂讀了魯迅的這篇文章後，絲毫沒有抵觸和反感，並受到了深刻的啟發和教育，自覺地糾正了“費厄潑賴”的片麵認識，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魯迅打“落水狗”的主張。由於思想認識的提高和變化，他曾繪製了一幅《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刊登在1926年1月23日《京報副刊》上。畫中畫著魯迅站在岸上，手持一根長竹竿，猛擊一隻落水的叭兒狗的頭。這不僅生動地體現了魯迅痛打“落水狗”的戰鬥精神，而且表達了他摒棄“費厄潑賴”，學習魯迅“打狗”精神的決心。
可是，林語堂繪製這幅漫畫，卻產生了他所未曾料及的效果。他在畫中所畫的那隻“叭兒狗”本來沒有實指誰的用意，隻是泛指幫閑文人而已。但《現代評論》派的陳源卻疑心是針對他的，心裏很不舒服。他之所以這樣認為，大概是因為他在“女師大”學潮中偏袒楊蔭榆，曾受到魯迅和林語堂的抨擊吧。於是，他挖空心思地報複林語堂和為自己開脫。他於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上刊出一封致徐誌摩的信，認為林語堂由讚成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改為擁護魯迅的痛打“落水狗”，才是做了“叭兒狗”。他說：
我也是主張“不打落水狗”的。我不像我們的一位朋友，今天某乙說“不打落水狗”，他就說“不打落水狗”，第二天某甲說“要打落水狗”，他連忙的跟著嚷“要打落水狗”。我見狗既然落了水，就不忍打它了。……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語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麵上八字胡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不過林先生的打叭兒狗的想象好像差一點。我以為最好的想象是魯迅先生張著嘴立在泥潭中，後麵立著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不是俗話嗎？可是千萬不可忘記了那叭兒狗，因為叭兒狗能今日跟了黑狗這樣叫，明天跟了白狗這樣叫，黑夜的時候還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陳源的這番話，一方麵攻擊了魯迅是“官僚”，另方麵又影射林語堂才是“叭兒狗”。而且他自以為這樣一來，既可以刺痛林語堂，而他自己也不再被人看作“叭兒狗”了。
然而，陳源這一自以為高明的手法，並沒有動搖林語堂跟隨魯迅“打狗”的決心。相反，更加激發了他對陳源一類“叭兒狗”的憎惡，堅定了他“打狗”的意誌。這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的日子裏，便充分表現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