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打狗運動”的急先鋒
4月1日，“女師大”複課。林語堂以教務長身份主持了複課典禮，並講了話。為了使學生能正常上課，他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複課後第三天，他還親自跑書店，去尋找和購買適合學生自修的英語讀物。結果發現了一本錯誤百出的《英語備考》。他隨手一翻，就看到裏頭的“讀音之普通錯誤”一章，隻有四頁的篇幅，而荒謬絕倫之處竟不隻兩打。於是，他特地寫了《〈英語備考〉之荒謬》一文，發表在4月12日《語絲》74期上。這不僅表明他對英語是十分精通的，而且也說明他具有一絲不苟的負責精神。
在盡力做好教務工作的同時，林語堂還時常思考“女師大”學潮和“三一八”慘案以來知識界中的種種醜怪現象。尤其是看了周作人發表在《京報副刊》的《恕府衛》一文後，他更是感慨之至。周作人文中有這樣的話：
（A）“也不見得以前的衛隊軍警一定怎樣高明，到了現在才變壞了，然而以前不開槍而此刻忽然開槍了，這是什麽緣故呢？是的，衛隊軍警並不變壞，而北京的知識階級——名人學者和新聞記者變壞了……五四之役，六三之役，學生們轟轟烈烈鬧得更厲害……那時為什麽不開槍的呢？因為這是輿論所不許。大家不要笑我這句話說得太迂，隻要把今昔情形一比較就明白了……”
（B）“五四時代北京各校教職員幾乎是一致反抗政府，這回大屠殺之後，不僅不能聯合反抗，反有聯席會議的燕樹棠，《現代評論》的陳源之流，使用了明槍暗箭，替政府出力，順了邏輯令的意旨，歸罪於所謂群眾領袖，轉移大家的目光，減少攻擊政府的力量，這種醜態是五四時代所沒有的。其實這樣情形當然不是此刻才有的，去年大半年來早已如此，反對章士釗事件可以算是這個無恥運動的最高潮，而這回的殘殺也就是其結果。政府以前還怕輿論製裁，不敢任意胡為，到了去年知道這些輿論代表與知識階級都是可以使得變相的，章士釗隻須經手一千塊錢的津貼便可分設一家白話老虎報於最高學府，有人長期替他頌揚辯護或誣蔑別人，這是多麽經濟的辦法！有了一部分‘知識階級’做段、章的嫖客，段政府自然就膽大了——現在還不開槍等候何時！於是開槍矣！於是群起而擁護政府矣！”
林語堂看了周作人這一番話後，進一步認識到《現代評論》派的陳源之流實在可惡，非狠狠地加以打擊不可。於是，他於4月20日寫了《討狗檄文》，闡述了許多重要見解。他回顧了五四以來特別是“女師大”學潮和“三一八”慘案期間，知識界嚴重分化的狀況，指出陳源之流都是想做官的，是一時蟄居在教育界的“雜種分子”、“叭兒狗”。他們不僅大造“輿論”，保護了章士釗上台以來所做的“一切罪孽”，而且在“三一八”大屠殺中又與執政府“互助”，實為“一方麵做老虎的間諜，一方麵擾亂知識界自身之團結”的反動派。革命派絕對不能與他們“妥洽”，而且“隻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先把知識界內部肅清一下，就是先除文妖後打倒軍閥”。因此，他主張掀起一個“打狗運動”，並宣稱：“我們打狗運動應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兒狗，老黃狗，螺螄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所豢養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數殲滅。此後再來講打倒軍閥。”
林語堂這篇文章發表後，立即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侯兆麟於4月13日致信林語堂，讚揚他具有“不怕環境的精神”，對於打倒“文妖”的理由說得“有理”，表示讚同打倒“官僚”和“文妖”，並要他進一步談談對狗事問題的意見。
4月17日，林語堂以公開信的形式寫了《打狗釋疑》一文，答複侯兆麟。他一落筆就說：
狗之該打，世人類皆同意。弟前說勿打落水狗的話，後來又畫魯迅先生打落水狗圖，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願意。現在隔彼時已是兩三個月了，而事實之經過使我益發信仰魯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裏而又從而打之”之話。
在這段話裏，林語堂坦誠地表示由於“三一八”慘案的教訓，更加堅信魯迅痛打“落水狗”的主張了。
接著，他闡述了發揚鬥爭精神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國人“酷愛和平”，在公私利害衝突時誰也不肯得罪誰，結果造成“遠不能和平”。而中國人之所以“不好戰”，在於“受文明太久時間的關係”。假若長此“沉默”下去，中國可真要亡國了。他讚賞魯迅的名言：“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因而，他認為“今日的希望，隻要大家不怕戰……雙方對擊，才能擊出一個進步來。曆史的進步都是由異力相衝來的，是曲折的，不是直行的”。“生活就是奮鬥，靜默決不是好現象，和平更應受我們的咒詛。倘是大家不能肉搏擊鬥，至少亦得能毀咒惡罵，不能毀咒惡罵，至少亦須能痛心疾首的憎惡仇恨，若並一點恨心都沒有，也可以不做人了。”可見，他是把鬥爭精神看作為關係到國家存亡、曆史進步和為人之道的大事來加以提倡的，對人們頗有激勵的作用。
最後，他對“叭兒狗”作了一番描繪。他寫道：
剛才因為我家裏小姐聽見鄰家耍猴兒，叫我也叫他來院子裏耍一耍。不打算一跨進門不見猴先見叭兒狗，委實覺得好笑。想打他又像無冤無仇的。後來看他走圈兒，往東往西，都聽主人號令，十分聰明，倒也覺得有幾分可愛。狗之危險，就在這一點，而且委實有點像貓，難怪魯迅要惡他甚於蛇蠍。這總算我對叭兒狗見識的長進吧。
這些描述，活靈活現地顯現了叭兒狗的特點，流露了他對叭兒狗的憎惡，使人們感到對於叭兒狗是非打不可的。
從這些言論來看，林語堂可謂已成為高舉打狗棍的“打狗”急先鋒！
在盡力做好教務工作的同時，林語堂還時常思考“女師大”學潮和“三一八”慘案以來知識界中的種種醜怪現象。尤其是看了周作人發表在《京報副刊》的《恕府衛》一文後，他更是感慨之至。周作人文中有這樣的話：
（A）“也不見得以前的衛隊軍警一定怎樣高明，到了現在才變壞了，然而以前不開槍而此刻忽然開槍了，這是什麽緣故呢？是的，衛隊軍警並不變壞，而北京的知識階級——名人學者和新聞記者變壞了……五四之役，六三之役，學生們轟轟烈烈鬧得更厲害……那時為什麽不開槍的呢？因為這是輿論所不許。大家不要笑我這句話說得太迂，隻要把今昔情形一比較就明白了……”
（B）“五四時代北京各校教職員幾乎是一致反抗政府，這回大屠殺之後，不僅不能聯合反抗，反有聯席會議的燕樹棠，《現代評論》的陳源之流，使用了明槍暗箭，替政府出力，順了邏輯令的意旨，歸罪於所謂群眾領袖，轉移大家的目光，減少攻擊政府的力量，這種醜態是五四時代所沒有的。其實這樣情形當然不是此刻才有的，去年大半年來早已如此，反對章士釗事件可以算是這個無恥運動的最高潮，而這回的殘殺也就是其結果。政府以前還怕輿論製裁，不敢任意胡為，到了去年知道這些輿論代表與知識階級都是可以使得變相的，章士釗隻須經手一千塊錢的津貼便可分設一家白話老虎報於最高學府，有人長期替他頌揚辯護或誣蔑別人，這是多麽經濟的辦法！有了一部分‘知識階級’做段、章的嫖客，段政府自然就膽大了——現在還不開槍等候何時！於是開槍矣！於是群起而擁護政府矣！”
林語堂看了周作人這一番話後，進一步認識到《現代評論》派的陳源之流實在可惡，非狠狠地加以打擊不可。於是，他於4月20日寫了《討狗檄文》，闡述了許多重要見解。他回顧了五四以來特別是“女師大”學潮和“三一八”慘案期間，知識界嚴重分化的狀況，指出陳源之流都是想做官的，是一時蟄居在教育界的“雜種分子”、“叭兒狗”。他們不僅大造“輿論”，保護了章士釗上台以來所做的“一切罪孽”，而且在“三一八”大屠殺中又與執政府“互助”，實為“一方麵做老虎的間諜，一方麵擾亂知識界自身之團結”的反動派。革命派絕對不能與他們“妥洽”，而且“隻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先把知識界內部肅清一下，就是先除文妖後打倒軍閥”。因此，他主張掀起一個“打狗運動”，並宣稱：“我們打狗運動應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兒狗，老黃狗，螺螄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所豢養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數殲滅。此後再來講打倒軍閥。”
林語堂這篇文章發表後，立即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侯兆麟於4月13日致信林語堂，讚揚他具有“不怕環境的精神”，對於打倒“文妖”的理由說得“有理”，表示讚同打倒“官僚”和“文妖”，並要他進一步談談對狗事問題的意見。
4月17日，林語堂以公開信的形式寫了《打狗釋疑》一文，答複侯兆麟。他一落筆就說：
狗之該打，世人類皆同意。弟前說勿打落水狗的話，後來又畫魯迅先生打落水狗圖，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願意。現在隔彼時已是兩三個月了，而事實之經過使我益發信仰魯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裏而又從而打之”之話。
在這段話裏，林語堂坦誠地表示由於“三一八”慘案的教訓，更加堅信魯迅痛打“落水狗”的主張了。
接著，他闡述了發揚鬥爭精神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國人“酷愛和平”，在公私利害衝突時誰也不肯得罪誰，結果造成“遠不能和平”。而中國人之所以“不好戰”，在於“受文明太久時間的關係”。假若長此“沉默”下去，中國可真要亡國了。他讚賞魯迅的名言：“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因而，他認為“今日的希望，隻要大家不怕戰……雙方對擊，才能擊出一個進步來。曆史的進步都是由異力相衝來的，是曲折的，不是直行的”。“生活就是奮鬥，靜默決不是好現象，和平更應受我們的咒詛。倘是大家不能肉搏擊鬥，至少亦得能毀咒惡罵，不能毀咒惡罵，至少亦須能痛心疾首的憎惡仇恨，若並一點恨心都沒有，也可以不做人了。”可見，他是把鬥爭精神看作為關係到國家存亡、曆史進步和為人之道的大事來加以提倡的，對人們頗有激勵的作用。
最後，他對“叭兒狗”作了一番描繪。他寫道：
剛才因為我家裏小姐聽見鄰家耍猴兒，叫我也叫他來院子裏耍一耍。不打算一跨進門不見猴先見叭兒狗，委實覺得好笑。想打他又像無冤無仇的。後來看他走圈兒，往東往西，都聽主人號令，十分聰明，倒也覺得有幾分可愛。狗之危險，就在這一點，而且委實有點像貓，難怪魯迅要惡他甚於蛇蠍。這總算我對叭兒狗見識的長進吧。
這些描述，活靈活現地顯現了叭兒狗的特點，流露了他對叭兒狗的憎惡，使人們感到對於叭兒狗是非打不可的。
從這些言論來看，林語堂可謂已成為高舉打狗棍的“打狗”急先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