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7日,《語絲》周刊創刊。這一刊物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是魯迅的學生孫伏園。他創辦這一刊物之初,邀請了十五位支持者作為固定撰稿人。他們是: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錢玄同、李小峰、江紹原、章川島、斐君女士、王品青、章衣萍、曙天女士、淦女士、顧頡剛、春台、林蘭女士等。但始終堅定不移的撰稿者,卻隻有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五六個人。
林語堂參加語絲社前後,胡適於1922年創辦《努力》周刊,1924年12月13日創辦《現代評論》,徐誌摩則於1923年組織新月社。從個人關係來說,林語堂跟胡適交往最早,既是患難之交,又是引薦他進北大任教的人;而他跟徐誌摩的關係也不錯,曾參加過新月社的某些活動。可是,他卻沒有加入胡適、徐誌摩等“正人君子”的行列,而是參加了語絲社,與魯迅等“學匪”為伍。這對他來說,可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抉擇。
他為什麽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呢?他曾說:
北京大學的教授出版了幾個雜誌,其中有《現代評論》,由胡適之為中心的若幹人辦的;一個是頗有名氣的《語絲》,由周作人,周樹人,錢玄同,劉半農,鬱達夫等人主辦的,胡適之那一派包括徐誌摩,陳源(西瀅),蔣廷黻,周鯁生,陶孟和。說來也怪,我不屬於胡適之派,而屬於語絲派。我們都認為胡適之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們是能寫政論文章的人,並且適於做官的。我們的理由是各人說自己的話,而“不是說別人讓你說的話。”(我們對他們有幾分諷刺)這對我很適宜,我們雖然並非必然是自由主義分子,但把《語絲》看做我們發表意見的自由園地,周氏兄弟在雜誌上往往是打前鋒的。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沒有加入《現代評論》派行列,而成為《語絲》派的一員,主要是因為他的思想和誌趣有別於胡適等人,而接近於《語絲》諸子。
當時胡適等人的政治傾向,不但不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而且想投靠他們,撈上一官半職,因而新月社曾有一條“不談政治”的規則。他對此頗為反感,認為“此亦一怪現象也”。而語絲社同人創辦《語絲》的宗旨卻是“發表自己所要說的話”,“想衝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盡自不同,但對於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這表明他們是要大膽發表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並逐漸形成了一種共同傾向,即“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這樣的辦刊方針和傾向,是適應他的思想個性要求的。我們從他1924年6月發表的有關批評泰戈爾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他是著重於從政治與文化角度評論泰戈爾思想的嚴重局限的,並具有無所顧忌、有啥說啥的特點。
此外,林語堂加入《語絲》社之前,跟周作人、錢玄同等人是北大方言調查會的夥伴。他們誌同道合,相互切磋,建立了一定的交誼。這無疑也是他願意加入語絲社的一個因素。
林語堂加入語絲社後,經常參加該社同人的活動。他們兩周聚會一次,一般都是星期六下午,地點在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在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的影響下,他的思想愈來愈激進,逐漸成為《語絲》派的一員大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