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主張徹底改造“國民性”
林語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幾年間，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不僅廣泛地接觸了西方文化，而且“浸淫於中國文學及哲學的研究”，“埋頭研讀中國哲學和語言學”，因而思想“飄浮在中國覺醒的怒潮裏”，思考過有關中國國民性的問題。他曾說：“我很久要找一個字來代表中國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沌思想的人的心理特征，來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觀念壓死思想的人使他們歸成一類，而千思苦求不能得，終於沒有法子想，隻得暫收它擱在腦後。”這實際上就是指國民性問題。
1924年底，林語堂終於有了重要的發現和認識。一天傍晚，他因覺得疲倦，到街上閑步，又因天氣好，涼風習習，越走越有興味，走過東單牌樓，東交民巷東口，直至哈德門外，而這時他立刻產生了“退化一千年”之感。為什麽呢？因為那裏已沒有了亮潔的街道、精致的樓房，有的是做煤球的人、賣大缸的人、挑剃頭擔的人，擺攤的什麽都有，相命、占卦、賣曲本的，賣舊鞋、破爛古董、鐵貨、鐵圈的，也有賣牛筋的，還有羊肉鋪的羊肉味，燒餅的味，街中灰土所帶之驢屎馬屎之味。正在這時，忽然吹來了一陣風，“將一切賣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在一團灰土中，其土中所夾帶驢屎馬屎之氣味布滿空中，猛烈的襲人鼻孔”。
於是，他頓時產生了一種“覺悟”：“所謂老大帝國陰森沉晦之氣，實不過此土氣而已。我想無論是何國的博士回來卷在這土氣中央決不會再做什麽理想，尤其是我們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車的中等階級以上的人遇見這土氣，決沒有再想做什麽革命事業的夢想。”這是他從自己的親身感受中得到的一種帶有哲理性的認識。他把這一認識，稱為“無意間得關於本國思想界的重大發明，使我三數年來腦中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臨時得一最正當完滿的解決，如心上去了一個重負，其樂自非可言喻”。實際上，這對他來說確實是一個有意義的發現，甚至可以說他是帶著這一發現步入中國思想界的活動的。
1925年3月12日，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一向敬佩孫中山的林語堂與數萬北京人民一起瞻望孫中山的靈柩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央公園，心情異常激動。於是，他於3月29日寫了《論性急為中國人所惡》一文，以紀念孫中山先生。從這篇文章看來，他這時已開始思考著怎樣改造國民性的問題。他肯定了魯迅所強調的“思想革命”是對的，但認為“性之改造”是一個更難的途徑。所謂“性之改造”，即去除中國人的“惰性慢性”，變為孫中山先生那樣的救國救民的“急躁性”。他認為，中國人之所以具有“惰性慢性”，是因為深受傳統的“中庸哲學”和“樂天知命”思想的影響。“中庸哲學即中國人惰性之結晶，中庸即無主義之別名，所謂樂天知命亦無異不願奮鬥之通稱。”這可謂深刻揭示出這些傳統思想的實質及其弊害。因而，他主張擺脫封建傳統的精神桎梏，形成一個“精神複興”運動，使“現代惰性充盈的中國人變成有點急性的中國人”。他的這些認識，無疑是有見地的。錢玄同曾在《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一文中，稱讚他的看法啟發了自己的思路。
同年4月7日，林語堂又寫了《給玄同的信》。這是他讀了劉複與錢玄同發表在《語絲》第20期上討論國民性的文章，即《巴黎通信》和《寫在半農給啟明的信底後麵》後寫的。劉複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救國是靠“洋方子”還是靠“自己”。他讚賞周作人說過的一句話，即“我們已經打破了大同的迷信，應該覺悟隻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耳”，並說，“我在國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隻是這句話”，“我們雖然不敢說：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東西，但是好東西也就太少。至少也可以說：凡是腳踏我們東方的，或者是眼睛瞧著我們東方這一片‘穢土’的，其目的決不止身入地獄，超度苦鬼”。他之所以說這番話，是有感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欺負，具有鮮明的反帝傾向。但也有明顯的片麵性，即認為當時中國人中看重西方文化的人太多，看重中國文化的人太少，顯然多少存在著排外和維護舊傳統的思想意識。
錢玄同的看法卻與劉複有所不同。他表示讚同若英國人和俄國人“踢我一腳，我便還他一口”的態度，但認為劉複說的“隻有自己可靠”的“自己”，應是“指各人獨有的‘我自己’”，而不是“指中國人共有的‘我們中國’”，“中國國民內固然太多外國人，卻也太多中國人”，“應打破國家底迷信”，不應借“愛國”之名來反對“洋方子”，複活“國故”，“對於帝國主義底壓迫絕對應抗拒的，但同時更絕對應該‘要針砭民族（咱們底）卑怯的癱瘓，要清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開民族昏聵的癰疽，要閹割民族自大的瘋狂’（這是啟明的話）”。應該愛“歐化的中國”，不是遺老遺少“要‘歌誦’要‘誇’的那個中國”。這一番話的旨意，歸根結底是反對排外和複古，主張借鑒西方的先進思想文化來改造落後的國民性，使中國成為“歐化的中國”，即具有現代文明的中國。
林語堂看了劉複和錢玄同的不同看法後，激發他對改造國民性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思考。他認為，“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的必要”，“中國政象之混亂，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癖氣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狂熱，皆是老大帝國國民癖氣，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國人為敗類也”。這樣的看法自然是異常偏激的，但也表明他對封建統治和封建文化造成中國“國民性”的極端愚昧落後，是有充分認識的。因而，他主張必須徹底改造固有的“國民性”，而途徑則是“唯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做到“非中庸”，“非樂天知命”，“不讓主義”，“不悲觀”，“不怕洋習氣”，“必談政治”。但他堅決反對“複興古人的精神”，認為即使“古人有比較奮勇活潑之氣”，但到現在“已一無複存”，連孔子也已失去了原有較為活潑並非呆板無聊的“真麵目”。
這裏有必須指出的是，林語堂和錢玄同所說的“歐化”，並不是什麽“全盤西化論”，而是要以先進的西方文明來促使中國人進入現代文明的意思。這在錢玄同的《回語堂的信》中說得很明白。他說：“根本敗類的當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謂根本改革者，鄙意隻有一條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謂‘唯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我堅決地相信所謂歐化，便是全世界之現代文化，非歐人所私有，不過歐人聞道較早，比我們先走了幾步。我們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有拚命去追趕這位大哥，務期在短時間內趕上；到趕上了，然後和他並轡前驅，笑語徐行……”由此可見，他們所說的“歐化”就是趕上西方所具有的現代文明，跟“全盤西化論”是不一樣的。
林語堂有關改造“國民性”的看法，跟魯迅在《燈下漫筆》等文中所體現出來的徹底反封建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他即使有些言詞過激，但也說明他痛心之切，憎惡之深，並能起到發人猛省的作用。可以認為，正值1925年前後以章士釗等人為代表的複古派卷土重來，大開倒車之時，他是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堅持新文化運動的正確方向的。
正因為這樣，林語堂有關徹底改造“國民性”的主張，曾受到錢玄同的充分肯定和讚賞。他說：
語堂先生：
您說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針見血之論；我底朋友中，以前隻有吳稚暉，魯迅，陳獨秀三位先生講過這樣的話。這三位先生底著作言論中，充滿了這個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國人”所不高興。我覺得三十年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老主意，現在並沒有什麽改變，不過將“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們以為“用”雖可以加多，而“體”則斷不容動搖……
九年來，我最佩服吳、魯、陳三位先生底話；現在你也走到這條路上來了，我更高興得了不得。……
這表明林語堂有關改造“國民性”的言論，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24年底，林語堂終於有了重要的發現和認識。一天傍晚，他因覺得疲倦，到街上閑步，又因天氣好，涼風習習，越走越有興味，走過東單牌樓，東交民巷東口，直至哈德門外，而這時他立刻產生了“退化一千年”之感。為什麽呢？因為那裏已沒有了亮潔的街道、精致的樓房，有的是做煤球的人、賣大缸的人、挑剃頭擔的人，擺攤的什麽都有，相命、占卦、賣曲本的，賣舊鞋、破爛古董、鐵貨、鐵圈的，也有賣牛筋的，還有羊肉鋪的羊肉味，燒餅的味，街中灰土所帶之驢屎馬屎之味。正在這時，忽然吹來了一陣風，“將一切賣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在一團灰土中，其土中所夾帶驢屎馬屎之氣味布滿空中，猛烈的襲人鼻孔”。
於是，他頓時產生了一種“覺悟”：“所謂老大帝國陰森沉晦之氣，實不過此土氣而已。我想無論是何國的博士回來卷在這土氣中央決不會再做什麽理想，尤其是我們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車的中等階級以上的人遇見這土氣，決沒有再想做什麽革命事業的夢想。”這是他從自己的親身感受中得到的一種帶有哲理性的認識。他把這一認識，稱為“無意間得關於本國思想界的重大發明，使我三數年來腦中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臨時得一最正當完滿的解決，如心上去了一個重負，其樂自非可言喻”。實際上，這對他來說確實是一個有意義的發現，甚至可以說他是帶著這一發現步入中國思想界的活動的。
1925年3月12日，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一向敬佩孫中山的林語堂與數萬北京人民一起瞻望孫中山的靈柩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央公園，心情異常激動。於是，他於3月29日寫了《論性急為中國人所惡》一文，以紀念孫中山先生。從這篇文章看來，他這時已開始思考著怎樣改造國民性的問題。他肯定了魯迅所強調的“思想革命”是對的，但認為“性之改造”是一個更難的途徑。所謂“性之改造”，即去除中國人的“惰性慢性”，變為孫中山先生那樣的救國救民的“急躁性”。他認為，中國人之所以具有“惰性慢性”，是因為深受傳統的“中庸哲學”和“樂天知命”思想的影響。“中庸哲學即中國人惰性之結晶，中庸即無主義之別名，所謂樂天知命亦無異不願奮鬥之通稱。”這可謂深刻揭示出這些傳統思想的實質及其弊害。因而，他主張擺脫封建傳統的精神桎梏，形成一個“精神複興”運動，使“現代惰性充盈的中國人變成有點急性的中國人”。他的這些認識，無疑是有見地的。錢玄同曾在《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一文中，稱讚他的看法啟發了自己的思路。
同年4月7日，林語堂又寫了《給玄同的信》。這是他讀了劉複與錢玄同發表在《語絲》第20期上討論國民性的文章，即《巴黎通信》和《寫在半農給啟明的信底後麵》後寫的。劉複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救國是靠“洋方子”還是靠“自己”。他讚賞周作人說過的一句話，即“我們已經打破了大同的迷信，應該覺悟隻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耳”，並說，“我在國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隻是這句話”，“我們雖然不敢說：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東西，但是好東西也就太少。至少也可以說：凡是腳踏我們東方的，或者是眼睛瞧著我們東方這一片‘穢土’的，其目的決不止身入地獄，超度苦鬼”。他之所以說這番話，是有感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欺負，具有鮮明的反帝傾向。但也有明顯的片麵性，即認為當時中國人中看重西方文化的人太多，看重中國文化的人太少，顯然多少存在著排外和維護舊傳統的思想意識。
錢玄同的看法卻與劉複有所不同。他表示讚同若英國人和俄國人“踢我一腳，我便還他一口”的態度，但認為劉複說的“隻有自己可靠”的“自己”，應是“指各人獨有的‘我自己’”，而不是“指中國人共有的‘我們中國’”，“中國國民內固然太多外國人，卻也太多中國人”，“應打破國家底迷信”，不應借“愛國”之名來反對“洋方子”，複活“國故”，“對於帝國主義底壓迫絕對應抗拒的，但同時更絕對應該‘要針砭民族（咱們底）卑怯的癱瘓，要清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開民族昏聵的癰疽，要閹割民族自大的瘋狂’（這是啟明的話）”。應該愛“歐化的中國”，不是遺老遺少“要‘歌誦’要‘誇’的那個中國”。這一番話的旨意，歸根結底是反對排外和複古，主張借鑒西方的先進思想文化來改造落後的國民性，使中國成為“歐化的中國”，即具有現代文明的中國。
林語堂看了劉複和錢玄同的不同看法後，激發他對改造國民性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思考。他認為，“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的必要”，“中國政象之混亂，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癖氣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狂熱，皆是老大帝國國民癖氣，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國人為敗類也”。這樣的看法自然是異常偏激的，但也表明他對封建統治和封建文化造成中國“國民性”的極端愚昧落後，是有充分認識的。因而，他主張必須徹底改造固有的“國民性”，而途徑則是“唯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做到“非中庸”，“非樂天知命”，“不讓主義”，“不悲觀”，“不怕洋習氣”，“必談政治”。但他堅決反對“複興古人的精神”，認為即使“古人有比較奮勇活潑之氣”，但到現在“已一無複存”，連孔子也已失去了原有較為活潑並非呆板無聊的“真麵目”。
這裏有必須指出的是，林語堂和錢玄同所說的“歐化”，並不是什麽“全盤西化論”，而是要以先進的西方文明來促使中國人進入現代文明的意思。這在錢玄同的《回語堂的信》中說得很明白。他說：“根本敗類的當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謂根本改革者，鄙意隻有一條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謂‘唯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我堅決地相信所謂歐化，便是全世界之現代文化，非歐人所私有，不過歐人聞道較早，比我們先走了幾步。我們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有拚命去追趕這位大哥，務期在短時間內趕上；到趕上了，然後和他並轡前驅，笑語徐行……”由此可見，他們所說的“歐化”就是趕上西方所具有的現代文明，跟“全盤西化論”是不一樣的。
林語堂有關改造“國民性”的看法，跟魯迅在《燈下漫筆》等文中所體現出來的徹底反封建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他即使有些言詞過激，但也說明他痛心之切，憎惡之深，並能起到發人猛省的作用。可以認為，正值1925年前後以章士釗等人為代表的複古派卷土重來，大開倒車之時，他是站在進步的立場上，堅持新文化運動的正確方向的。
正因為這樣，林語堂有關徹底改造“國民性”的主張，曾受到錢玄同的充分肯定和讚賞。他說：
語堂先生：
您說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針見血之論；我底朋友中，以前隻有吳稚暉，魯迅，陳獨秀三位先生講過這樣的話。這三位先生底著作言論中，充滿了這個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國人”所不高興。我覺得三十年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老主意，現在並沒有什麽改變，不過將“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們以為“用”雖可以加多，而“體”則斷不容動搖……
九年來，我最佩服吳、魯、陳三位先生底話；現在你也走到這條路上來了，我更高興得了不得。……
這表明林語堂有關改造“國民性”的言論，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