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批評泰戈爾的說教
1924年4月12日至5月22日，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應北京講學社的邀請，來華遊曆，講演，提倡“東方文化”，反對西方文化，鼓吹“精神文明”，反對物質文明。既受到東方文化派和梁啟超、胡適、徐誌摩等的熱烈歡迎和頌揚，也受到了共產黨人和新文學家陳獨秀、瞿秋白、沈澤民、沈雁冰、郭沫若、聞一多等人的猛烈批評。這成了我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激烈的思想鬥爭，並成為我國五四以來東西文化問題論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究其實質，則是我國新文化運動中激進派與保守派的不同世界觀和文化觀的大曝光和尖銳對立。
在這次激烈的思想鬥爭中，林語堂所持的觀點是頗為激進的。他雖然是前往北京東站歡迎泰戈爾的三百人之一，也曾觀看徐誌摩、林徽因、張歆海和林長民等合演的泰戈爾戲劇《齊德拉》，但他並不怎麽崇拜泰戈爾，對當時有些人過分吹捧泰戈爾的詩歌、戲劇乃至人格，把他稱為“詩哲”、“耶蘇”，頗為反感。因而，他曾先後發表了三篇文章，對泰戈爾的說教作了批評。
在《一個研究文學史的人對於貴推該怎樣想呢？》一文中，林語堂表示：“我覺得泰戈爾於我的精神生活毫無關係，不曾覺得他有什麽意味，他曾給我何等的衝動。”這不僅表現了對泰戈爾的冷淡態度，而且對他的說教持否定的看法。在林語堂看來，泰戈爾明明是一個亡國的詩人，卻曾受到了“亡其國者”英國政府的熱烈歡迎，實為奇怪之至。而且正因為“格外受亡其國者之優待”，因而“在人家談如何使印度成為獨立強國時，泰氏也不講武力抵抗，也不講不合作，也不講憲法革命，卻來講‘與宇宙和諧’，‘處處見神’為救國之基礎”。可是，林語堂卻指出，“等到你修到‘處處見神’的工夫（最速以一千年為期），印度早已不知道成個什麽了”。
在《吃牛肉茶的泰戈爾——答江紹原先生》和《問竺震旦將何以答蕭伯納？》中，林語堂還進一步論定泰戈爾之所以不讚成印度革命，認為“印度不必獨立”，是因為他“在英國治下十分順適，十分滿意，絕對不覺得有革誰的命的必要”，而他鼓吹“精神複興論”則是“為求身世及名譽之安全，迫不得已對付而發的言論”。
此外，在這些文章中，林語堂對那些稱頌泰戈爾及其說教的人，也作了指摘。他說：“我早就說了中國人的鑒察能力遠不及愛耳蘭人。印度人精神文明的爛調倒是十二分合中國人脾胃的，所以一聽入耳便十分佩服，十分景仰。”這裏所說的印度文明的“爛調”，就是泰戈爾一再鼓吹的所謂“精神複興”、“生活單純”、“內心純潔”、“與宇宙和諧”。而林語堂認為，所有這些都是不可相信的。
從林語堂所作的這些批評來看，他不僅對泰戈爾的政治態度極為不滿，而且對其宣揚的“東方文化”也是持懷疑看法的。
§§第四章 和致力於社會批評
在這次激烈的思想鬥爭中，林語堂所持的觀點是頗為激進的。他雖然是前往北京東站歡迎泰戈爾的三百人之一，也曾觀看徐誌摩、林徽因、張歆海和林長民等合演的泰戈爾戲劇《齊德拉》，但他並不怎麽崇拜泰戈爾，對當時有些人過分吹捧泰戈爾的詩歌、戲劇乃至人格，把他稱為“詩哲”、“耶蘇”，頗為反感。因而，他曾先後發表了三篇文章，對泰戈爾的說教作了批評。
在《一個研究文學史的人對於貴推該怎樣想呢？》一文中，林語堂表示：“我覺得泰戈爾於我的精神生活毫無關係，不曾覺得他有什麽意味，他曾給我何等的衝動。”這不僅表現了對泰戈爾的冷淡態度，而且對他的說教持否定的看法。在林語堂看來，泰戈爾明明是一個亡國的詩人，卻曾受到了“亡其國者”英國政府的熱烈歡迎，實為奇怪之至。而且正因為“格外受亡其國者之優待”，因而“在人家談如何使印度成為獨立強國時，泰氏也不講武力抵抗，也不講不合作，也不講憲法革命，卻來講‘與宇宙和諧’，‘處處見神’為救國之基礎”。可是，林語堂卻指出，“等到你修到‘處處見神’的工夫（最速以一千年為期），印度早已不知道成個什麽了”。
在《吃牛肉茶的泰戈爾——答江紹原先生》和《問竺震旦將何以答蕭伯納？》中，林語堂還進一步論定泰戈爾之所以不讚成印度革命，認為“印度不必獨立”，是因為他“在英國治下十分順適，十分滿意，絕對不覺得有革誰的命的必要”，而他鼓吹“精神複興論”則是“為求身世及名譽之安全，迫不得已對付而發的言論”。
此外，在這些文章中，林語堂對那些稱頌泰戈爾及其說教的人，也作了指摘。他說：“我早就說了中國人的鑒察能力遠不及愛耳蘭人。印度人精神文明的爛調倒是十二分合中國人脾胃的，所以一聽入耳便十分佩服，十分景仰。”這裏所說的印度文明的“爛調”，就是泰戈爾一再鼓吹的所謂“精神複興”、“生活單純”、“內心純潔”、“與宇宙和諧”。而林語堂認為，所有這些都是不可相信的。
從林語堂所作的這些批評來看，他不僅對泰戈爾的政治態度極為不滿，而且對其宣揚的“東方文化”也是持懷疑看法的。
§§第四章 和致力於社會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