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研究語言學
作為語音學博士的林語堂，當他開始國學研究之時，自然是致力於語言學方麵的研究。
他於1923年9月12日《晨報副刊》發表了《國語羅馬字拚音與科學方法》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針對莊澤宣在《解決中國言文問題的幾條途徑》一文中反對采用羅馬字製，另創拚音文字的意見，列舉了十二個理由來說明26個羅馬字母是最理想的漢語拚音字母，並表示讚同蔡孑民主張同時改用羅馬字又改革漢字的意見。他所列舉的十二個理由是：
一、羅馬字母是今日中國無論什麽人本來要懂的字母。
二、羅馬字母是實際上的世界字母。
三、羅馬字母是科學應用的字母。
四、羅馬字母是商務上應用的字母。
五、羅馬字母是曆史上經過幾番演化試驗的結果。
六、羅馬字能使譯名問題自然解決。
七、羅馬字便於行文中引用西文，采用西語。
八、羅馬字能幫助中外知識界相接近。
九、羅馬字能在國際上增高中國文的位置。
十、羅馬字有在世界各國印刷的便利。
十一、羅馬字有現成的大寫，小寫，印體，寫體，花體，斜體，不用重新演化出來。
十二、羅馬字有現成的電報字母，旗語，啞盲字母，打字機不須另製。
這些看法，曾得到錢玄同的充分肯定，認為是“極精當的議論”。可見，林語堂對於采用羅馬字作為漢語拚音文字，起過很大的促進作用。
林語堂又於1923年《國學季刊》第1卷第3號和1924年《晨報副刊》第56號，分別發表了《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後》和《再論歌戈魚虞模古讀》兩文，與汪榮寶和章太炎商榷有關歌戈魚虞模等字的古讀音問題。從這兩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具有深厚的古音學知識功底。而他提出的好些看法，如“我們處此西洋學術輸入時代，應把我們規模已備的古音學據科學方法而演進之，推密之，將必有空前的結果”，“我們以後研究古音，切不要隻管‘考古’，而不顧‘審音’，才能夠有實在的進步及發明，才能夠把我們固有的古音學變成了西歐所承認的一種科學”，則對於古音學研究具有指導意義。
林語堂這時用力最多的是提倡方言研究。他於1923年12月9日應北大歌謠研究會約請，撰寫了《關於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觀察點》一文，刊載於1924年《歌謠增刊號》。他認為，方言研究“乃是語言學中極重要，並且極有趣味的事”。至於怎樣從事方言研究，他提出了十點意見：（一）應考求聲音遞變的真相，及觀察方言畛域現象。（二）應以廣韻二百、六部為研究起發點。（三）應使發音學詳密的方法理清音聲的現象。（四）應注重俗話而略於字音。（五）應力求規則的條理，或者說，應承認語言為有科學整理的可能性。（六）對於詞字應尋求文化的痕跡。（七）應博求古語之存於俗語中的。（八）對於文法關係應做獨立的語言學上的研究。（九）應考求句法的異同。（十）應尋求俗語中最新的文法傾向。這些看法，可以說既係統全麵，又切實可行。
在林語堂等人的倡導下，北京大學於1924年1月26日成立了方言調查會。“這個方言調查會的目的，概括起來，可以說有兩種。一是橫的方麵，作現代方言語法的調查。二為縱的方麵，做各方言曆史的研究。這是近代研究文字學的人受了西洋語言學的影響，覺悟研究中國文字必不能放掉語言，而要研究語言必不能放掉方音。因此要把中國的文字語言整理好，非根本從搜集及整理方言材料著手不可。”參加成立大會的，有沈兼士、錢玄同、周作人、馬裕藻、朱希祖、林語堂、黎錦輝、魏建功、夏曾佑、容庚等三十二人，其中有一位日本學者今西龍。
會上，先由沈兼士報告該會成立的經過，說明方言研究的範圍，接著推舉林語堂為該會主席。然後，林語堂發表了重要講話，其要旨是：
中國方言經教會中外牧師之搜集，成書頗多，有方言的字典，有方言的聖經。我們中國人不能長在其後。語言學為近百年來之產物，語言地理為二三十年來之產物。此項學問最有研究者推法國，德國也不弱。研究方言有兩個辦法：（1）分發傳單，列出問題，寄至各小學校，問其如何說法，用音標注出，再為比較。（2）一句話畫出一個地圖，看各地如何說法，比較其異同。唯分發傳單填寫，終易隔膜，我意最好有若幹人到各地搜集去。至於應行研究之方麵有三：（1）方音；（2）方言（即詞類）；（3）語法。我們應看所有的聲音到底有多少？中國聲音的變化到底如何變法？其中有定律沒有？如福建之客家，我們更可從聲音方麵為人種之研究……
從這當中可以看出，他對方言研究是抱有巨大的設想和期望的。
方言調查會成立後，林語堂不負眾望，做了大量的建設性工作。
其一，擬定《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宣言書》，並發表在1924年3月17日《北大日刊》、3月25日《晨報副刊》和《東方雜誌》第21卷第7號等報刊上。這表明林語堂等人把方言研究作為重要的學術研究活動來向社會宣傳，以使社會人士對它有所認識並予以支持。在這《宣言書》中，強調了方言調查的重要性，認為“由學術與實用兩方麵觀看，中國方言有詳細透徹調查的必要”。同時，規定了方言調查的範圍，即“按方言調查，除去研究詞匯同異之外，還有種姓遷移的曆史，苗蠻異種的語性，古今音變的係統，方言語法的進化等連帶問題，都是方言研究分內的事”。此外，提出了方言調查會及方言調查必須做的七項事情：一、製成方音地圖——此為語言調查的根本事業；二、考定方言音聲，及規定標音字母；三、調查殖民曆史——近日語言學界的一個重要調查結果，即方言與本地曆史的密切關係；四、考定苗夷異種的語言——此為本會所願特別鼓勵注意事件；五、依據方言的材料反證古音；六、揚雄式的詞匯調查；七、方言語法研究。
可以認為，它是我國語言學史上，第一個較為完備的方言調查的綱領性文件，對於我國現代方言調查和方言學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其二，舉辦《中國比較發音學》和《標音原則》訓練班，林語堂親自授課。前者“以發音學的條理治方言”，“以研究中國各地方音”為目的，後者則“以國際音標注國語及方言的方法，專使非要精研發音學的人也可以粗得標音的規模及認識國際音標的字母”。從1924年3月4日起開講，每周講授兩次。但一星期後即合班上課，隻講授方言字母和國際音標，一學期畢業。
其三，製定《北大方言調查會方言字母草案》。共擬有47個字母，其中聲母35個，元音12個。對字母的讀音和分類、變通方音字母的通則、標音調等問題，均有詳細說明。
其四，征求方言調查的文章。林語堂曾發表《征求關於方言的文章》一文，認為“方言材料的貢獻就以生長各處的居民對於本地方言的敘述為最重要”，因而表示“我們所要的是實地經驗的靠得住的材料，凡有此種材料的貢獻無論多少詳略，或單說一省語言的概略或詳述各縣語言的情形本會都極歡迎”。這實際上希望有更多的社會人士來做方言調查工作，以期把“國中方言的事實大概調查清楚”，然後“再請專家加以係統的精細的研究”。後來，《歌謠周刊》果然發表過《廣西語言概論》（劉筆君）等文。
僅從這些來看，林語堂為我國現代方言調查做了不少有意義的工作，是我國現代方言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實際上，林語堂這時已是國內知名的語言學家。1925年9月，錢玄同、趙元任成立“七人會”，而林語堂便是該會的成員之一，成為中國語言學界的精英。此後，他繼續在研究古音、探索文字改革的途徑和推廣國語羅馬字等方麵作出了不小的貢獻。
他於1923年9月12日《晨報副刊》發表了《國語羅馬字拚音與科學方法》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針對莊澤宣在《解決中國言文問題的幾條途徑》一文中反對采用羅馬字製，另創拚音文字的意見，列舉了十二個理由來說明26個羅馬字母是最理想的漢語拚音字母，並表示讚同蔡孑民主張同時改用羅馬字又改革漢字的意見。他所列舉的十二個理由是：
一、羅馬字母是今日中國無論什麽人本來要懂的字母。
二、羅馬字母是實際上的世界字母。
三、羅馬字母是科學應用的字母。
四、羅馬字母是商務上應用的字母。
五、羅馬字母是曆史上經過幾番演化試驗的結果。
六、羅馬字能使譯名問題自然解決。
七、羅馬字便於行文中引用西文，采用西語。
八、羅馬字能幫助中外知識界相接近。
九、羅馬字能在國際上增高中國文的位置。
十、羅馬字有在世界各國印刷的便利。
十一、羅馬字有現成的大寫，小寫，印體，寫體，花體，斜體，不用重新演化出來。
十二、羅馬字有現成的電報字母，旗語，啞盲字母，打字機不須另製。
這些看法，曾得到錢玄同的充分肯定，認為是“極精當的議論”。可見，林語堂對於采用羅馬字作為漢語拚音文字，起過很大的促進作用。
林語堂又於1923年《國學季刊》第1卷第3號和1924年《晨報副刊》第56號，分別發表了《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後》和《再論歌戈魚虞模古讀》兩文，與汪榮寶和章太炎商榷有關歌戈魚虞模等字的古讀音問題。從這兩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具有深厚的古音學知識功底。而他提出的好些看法，如“我們處此西洋學術輸入時代，應把我們規模已備的古音學據科學方法而演進之，推密之，將必有空前的結果”，“我們以後研究古音，切不要隻管‘考古’，而不顧‘審音’，才能夠有實在的進步及發明，才能夠把我們固有的古音學變成了西歐所承認的一種科學”，則對於古音學研究具有指導意義。
林語堂這時用力最多的是提倡方言研究。他於1923年12月9日應北大歌謠研究會約請，撰寫了《關於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觀察點》一文，刊載於1924年《歌謠增刊號》。他認為，方言研究“乃是語言學中極重要，並且極有趣味的事”。至於怎樣從事方言研究，他提出了十點意見：（一）應考求聲音遞變的真相，及觀察方言畛域現象。（二）應以廣韻二百、六部為研究起發點。（三）應使發音學詳密的方法理清音聲的現象。（四）應注重俗話而略於字音。（五）應力求規則的條理，或者說，應承認語言為有科學整理的可能性。（六）對於詞字應尋求文化的痕跡。（七）應博求古語之存於俗語中的。（八）對於文法關係應做獨立的語言學上的研究。（九）應考求句法的異同。（十）應尋求俗語中最新的文法傾向。這些看法，可以說既係統全麵，又切實可行。
在林語堂等人的倡導下，北京大學於1924年1月26日成立了方言調查會。“這個方言調查會的目的，概括起來，可以說有兩種。一是橫的方麵，作現代方言語法的調查。二為縱的方麵，做各方言曆史的研究。這是近代研究文字學的人受了西洋語言學的影響，覺悟研究中國文字必不能放掉語言，而要研究語言必不能放掉方音。因此要把中國的文字語言整理好，非根本從搜集及整理方言材料著手不可。”參加成立大會的，有沈兼士、錢玄同、周作人、馬裕藻、朱希祖、林語堂、黎錦輝、魏建功、夏曾佑、容庚等三十二人，其中有一位日本學者今西龍。
會上，先由沈兼士報告該會成立的經過，說明方言研究的範圍，接著推舉林語堂為該會主席。然後，林語堂發表了重要講話，其要旨是：
中國方言經教會中外牧師之搜集，成書頗多，有方言的字典，有方言的聖經。我們中國人不能長在其後。語言學為近百年來之產物，語言地理為二三十年來之產物。此項學問最有研究者推法國，德國也不弱。研究方言有兩個辦法：（1）分發傳單，列出問題，寄至各小學校，問其如何說法，用音標注出，再為比較。（2）一句話畫出一個地圖，看各地如何說法，比較其異同。唯分發傳單填寫，終易隔膜，我意最好有若幹人到各地搜集去。至於應行研究之方麵有三：（1）方音；（2）方言（即詞類）；（3）語法。我們應看所有的聲音到底有多少？中國聲音的變化到底如何變法？其中有定律沒有？如福建之客家，我們更可從聲音方麵為人種之研究……
從這當中可以看出，他對方言研究是抱有巨大的設想和期望的。
方言調查會成立後，林語堂不負眾望，做了大量的建設性工作。
其一，擬定《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宣言書》，並發表在1924年3月17日《北大日刊》、3月25日《晨報副刊》和《東方雜誌》第21卷第7號等報刊上。這表明林語堂等人把方言研究作為重要的學術研究活動來向社會宣傳，以使社會人士對它有所認識並予以支持。在這《宣言書》中，強調了方言調查的重要性，認為“由學術與實用兩方麵觀看，中國方言有詳細透徹調查的必要”。同時，規定了方言調查的範圍，即“按方言調查，除去研究詞匯同異之外，還有種姓遷移的曆史，苗蠻異種的語性，古今音變的係統，方言語法的進化等連帶問題，都是方言研究分內的事”。此外，提出了方言調查會及方言調查必須做的七項事情：一、製成方音地圖——此為語言調查的根本事業；二、考定方言音聲，及規定標音字母；三、調查殖民曆史——近日語言學界的一個重要調查結果，即方言與本地曆史的密切關係；四、考定苗夷異種的語言——此為本會所願特別鼓勵注意事件；五、依據方言的材料反證古音；六、揚雄式的詞匯調查；七、方言語法研究。
可以認為，它是我國語言學史上，第一個較為完備的方言調查的綱領性文件，對於我國現代方言調查和方言學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其二，舉辦《中國比較發音學》和《標音原則》訓練班，林語堂親自授課。前者“以發音學的條理治方言”，“以研究中國各地方音”為目的，後者則“以國際音標注國語及方言的方法，專使非要精研發音學的人也可以粗得標音的規模及認識國際音標的字母”。從1924年3月4日起開講，每周講授兩次。但一星期後即合班上課，隻講授方言字母和國際音標，一學期畢業。
其三，製定《北大方言調查會方言字母草案》。共擬有47個字母，其中聲母35個，元音12個。對字母的讀音和分類、變通方音字母的通則、標音調等問題，均有詳細說明。
其四，征求方言調查的文章。林語堂曾發表《征求關於方言的文章》一文，認為“方言材料的貢獻就以生長各處的居民對於本地方言的敘述為最重要”，因而表示“我們所要的是實地經驗的靠得住的材料，凡有此種材料的貢獻無論多少詳略，或單說一省語言的概略或詳述各縣語言的情形本會都極歡迎”。這實際上希望有更多的社會人士來做方言調查工作，以期把“國中方言的事實大概調查清楚”，然後“再請專家加以係統的精細的研究”。後來，《歌謠周刊》果然發表過《廣西語言概論》（劉筆君）等文。
僅從這些來看，林語堂為我國現代方言調查做了不少有意義的工作，是我國現代方言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實際上，林語堂這時已是國內知名的語言學家。1925年9月，錢玄同、趙元任成立“七人會”，而林語堂便是該會的成員之一，成為中國語言學界的精英。此後，他繼續在研究古音、探索文字改革的途徑和推廣國語羅馬字等方麵作出了不小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