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於1923年12月1日《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上,發表了《科學與經書》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反對吳稚暉把胡適主張“整理國故”說為“禍國殃民”的事,而認為胡適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是探討科學精神與國學關係的“第一著作”,“可以說是新學界的一個新紀元”。同時,他也認為胡適並沒有完全解決整理國故的諸多問題。因而,他提出:
我們可以毅然無疑說“科學的國學”是我們此去治學的目標,是我們此去努力的趨向。因為科學的知識與方法都能幫助我們把舊有的學問整理起來做有係統的研究。
他這裏所說的“科學的知識與方法”,是指“用西洋學術的眼光、見識、方法、手段,及應憑的西洋書籍來重新整理我們的國學材料”。
那麽,怎樣使國學研究具有科學性呢?他以為一要有科學的考證,二要有科學的研究,使“一字一句常因科學的知識(即比較參考的材料)而愈明白”,“拿定國學新的目的,搜集新的材料,擬定新的問題,立定新的標準,整理新的係統”。此外,他強調國學研究不能拘泥或停留於注釋或校勘工作,而應分門別類地進行係統研究,才會使“國學得了一大新運命新魄力,猶如久旱將幹的溪壑忽得秋霖大雨,沛然而下莫之能禦,此內容的革新與元氣的勃發不能不謝科學直接激動之力”。
林語堂提出的這些有關國學研究的意見,不僅表明他重視國學研究,而且對於我國國學研究工作也是不無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