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江西通史 11——民國卷
> 第二十八章 合力堅守的江西戰場
第二十八章 合力堅守的江西戰場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江西在全國抗戰格局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出來。這時，國民政府已移駐重慶，西南地區成為戰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區和抗戰大後方。日本侵略軍根據中國軍隊仍擁有相當大的兵力，主力軍部署在湖南、江西及貴州省方麵，“其中江西、湖南兩省是抗戰的屏障”的判斷，連續發起對湘贛的作戰，企圖打開進入西南的通道，打破中國長期抗戰的戰略。由此，江西作為中國抗戰的前線和後方的特點也就更為突出。中國軍隊在江西境內，先後進行了大規模的上高會戰和浙贛會戰，連同此前的贛北作戰和南昌會戰，江西境內特大會戰占抗戰時期正麵戰場22次特大會戰總數的近1/5，中國軍隊為堅守住抗戰初期形成的戰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江西人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韌不拔，同仇敵愾，節衣縮食，獻糧出兵，為支持前線部隊的作戰和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無論是作為前線和後方，江西軍民都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第九戰區在南昌、九江接受日軍的投降，為長期抗戰的勝利畫上了圓滿的句號。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取得的第一次偉大的勝利，是包括江西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不畏強暴、抵抗外敵、追求自由、獨立和光明的偉大精神的生動體現。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改變了世界與中國的曆史進程，促進了曆史的更新。
一、上高會戰與浙贛會戰
1？郾上高會戰
南昌淪陷後，第九戰區的第十九、一、三十集團軍等7個軍的部隊，在第九戰區前敵總司令兼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指揮下，布防贛北，除防守奉新會埠到甘坊一線和武寧一線外，以4個軍的主力防守在離南昌僅數十公裏的高安、上高一線，與日軍形成對峙，並不斷襲擾日軍，對南昌構成嚴重威脅。打擊和消滅防守江西、湖南的第九戰區部隊，突破進入西南地區的屏障，是日軍繼南昌會戰後確定的重要作戰目標。在1939年9月發起的第一次長沙戰役中，日軍以贛北為輔戰場，進攻防守高安、奉新、靖安一線的第十九、第一集團軍，羅卓英指揮所部與日軍展開大戰，阻止了日軍的進攻，並實施反擊，日軍第一〇六師團在第三十三師團的接應下，才脫出包圍，撤回進攻前的陣地。高安、奉新、安義和武寧一線，成為雙方軍隊在贛北贛西長期對峙的作戰線。此後，我軍還先後發動了冬季攻勢作戰和夏季攻勢作戰，不斷給日軍以打擊。
1941年3月，日軍為了鞏固南昌外圍據點，保證占領區的安全並掠奪當地物資，決定集中兵力“掃蕩”贛西一帶的中國駐軍，打通湘贛公路，連接湘東日軍，擴大贛北占領區，發起上高作戰。日軍集結2個師團、1個旅團共4萬多兵力，配以200多門大炮、30多架飛機，於15日分北、中、南三路向上高地區第十九集團軍發動進攻，其中北路以第三十三師團1.5萬兵力，由安義沿潦河向上高方向進攻；中路以第三十四師團2萬兵力由南昌西山萬壽宮，沿錦江北岸向高安進攻；南路以獨立混成第二十旅團8000兵力，由河口夏渡江沿錦江南岸，向高安灰埠方向進攻，計劃三路並進到高安、上高地區與中國軍隊決戰，求取消滅第十九集團軍主力第七十四軍，並占領集團軍司令部所在地上高。上高會戰全線展開。
以薛嶽為司令長官的第九戰區，早在1940年4月即預先製訂有對日軍的反擊作戰計劃。該計劃預定：“敵如向高安、萬載進犯時，則誘敵於分宜、上高、宜豐一帶地區，反擊而殲滅之。”據此，九戰區集結7.2萬兵力，由羅卓英指揮，兵分三線，先誘敵前進，再集中主力斷敵後路，圍殲日軍。
李覺第七十軍擔任阻擊和引誘北路日軍第三十三師團的任務。該路日軍15日占領奉新，並沿潦河向上高方向前進。第七十軍在潦河兩岸逐次阻擊並引誘日軍前進，18日在華林寨、上富、苦竹坳地區，再次猛烈阻擊日軍。該路日軍原定4月上旬調往華北，這時自認為協助中路作戰的任務已經完成，遂於19日不顧其他兩路戰況，由作戰地撤回安義。中路日軍由是失去北路掩護，而第七十軍則立即轉頭南下，襲擊中路日軍的右側背。
第四十九軍由清江一帶西渡贛江，在軍長劉多荃指揮下，擔任阻截由新建流湖向高安灰埠一線進攻的南路日軍獨立第二十旅團的任務。19日，在高安來脊嶺石頭街一帶猛烈阻擊日軍。該路日軍一部占領灰埠後北上渡過錦江，與中路日軍會合；一部留在錦江以南，但立即受到第四十九軍及第七十四軍第五十一師的打擊，在華陽被殲滅大半，殘部北上與其旅團部會合。第四十九軍隨其後渡錦江北上，攻擊中路日軍的左側背。至此，三路日軍實際隻剩作為主力的中路孤軍突進，我各參戰部隊經過阻擊和誘敵，逐漸達成合擊中路日軍的有利態勢。第九戰區又命贛北第三十集團軍的第七十二軍南下，增援第十九集團軍的作戰。
第九戰區的王牌主力第七十四軍在軍長王耀武指揮下，奉命堅守毗鄰高安的上高泗溪、官橋一線陣地，頑強阻擊經高安進攻上高的中路日軍第三十四師團。該路日軍18日占領高安後，繼續西進，20日與第七十四軍發生激戰。22日晨，日軍集中萬餘兵力實行強攻，日軍師團長大賀茂中將親自督戰，出動飛機百餘架次反複轟炸第七十四軍陣地，僅投下的炸彈就有1700多枚，七十四軍將士“拚死力拒，雖血肉橫飛，傷亡慘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間全線敵我傷亡均在四千以上”。激戰至24日，七十四軍在預備隊也被投入戰鬥並先後多次發起反衝擊之後，重新克複被占領陣地。全軍將士的奮力拚殺，為會戰勝利奠定了基礎。七十四軍後因此役贏得“抗日鐵軍”的稱號，被授予軍中最高獎品--飛虎旗，軍長王耀武亦被授軍隊最高勳章。
在第七十四軍鏖戰之時，第七十軍主力已南下進至高安楊公圩（今楊圩）一線，增援作戰的韓全樸第七十二軍也進至水口圩附近，與由從錦江南岸北上的第四十九軍形成了對日軍第三十四師團的包圍，準備圍殲日軍。日軍師團長大賀茂急電漢口第十一軍司令部求救。24日，日軍第三十三師團再次由奉新出動，奉命救援第三十四師團，25日晨一部經高安伍橋到達宜豐棠浦，主力則向官橋主陣地突進，意與三十四師團取得聯絡，接應其突圍。26日夜，日軍第三十四師團經激戰由包圍間隙中突出重圍，十分狼狽地向高安方向撤退。第十九集團軍分兩路追殲，右路向高安、左路向奉新（三十三師團）日軍追擊、截擊，先後在官橋、楊公圩、龍潭等地追殲截擊日軍一部。31日，收複高安。到4月2日，相繼收複奉新和西山萬壽宮，8日，攻克安義外圍長埠等據點。9日，上高會戰勝利結束。
中國軍隊在作戰中打得英勇頑強。戰役指揮官羅卓英說，各部隊均能徹底奉行命令，危急時能咬緊牙關苦撐，不訴苦，不告急，堅守上高正麵核心陣地的部隊，麵對“陸空協同明衝暗襲誌在必得上高之頑敵，苦戰五日，迭予反擊”，“又各部隊戰鬥力均充分發揮，夥夫以扁擔與敵肉搏，士兵兩三人共一把刺刀與敵格鬥，此種事跡在官兵談話中，到處可以見聞”。所以，戰後醫院中，負刀傷的官兵頗多，“有負刀傷至六七處者，尤可想見當時格鬥之情景”。這次會戰，中國軍隊取得重大勝利，殲滅日軍少將指揮官岩永、大佐聯隊長濱田以下1.5萬餘人，俘虜百餘，擊落敵機1架，繳獲步槍千餘支、大炮10餘門，不僅恢複了戰前陣線，而且收複了西山萬壽宮和安義外圍等地。特別是，這次戰役改變了中日軍隊“曆次會戰兵力六比一之慣例”，是正麵戰場作戰唯一一次以不足二比一兵力取得重大勝利的作戰，因此也被何應欽稱為抗戰以來最精彩之戰。戰後，羅卓英總結出11條製勝的原因，除了部隊作戰英勇外，戰役指導正確、誘敵圍殲方針成功、協調良好、通信靈活，特別是戰地人民奮勇參戰，“民眾用命，徹底破壞交通，使敵解除優勢裝備”，無法發揮機械化的威力，反而陷入供給困難、僅靠飛機空投補給的境地，以及日軍指揮錯誤、行動互不協調和輕率急進等等，都是促成勝利的重大因素。
2？郾浙贛會戰
浙贛鐵路是中國東南地區的交通大動脈。日軍占領南昌後，這條鐵路實際已被切斷，但在浙贛境內大部分線路仍在我軍控製中，我國在沿線建設了多處空軍基地，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也駐在浙贛線的重要城市上饒。因此，浙贛線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共同對日本侵略者作戰。1942年4月18日，美軍首次出動16架遠程轟炸機，對日本東京等城市實行戰略轟炸，返航後多數在浙江境內的空軍基地降落。日本對本土遭受轟炸極度震驚，認為如不能迅速摧毀中國在浙贛沿線的機場，將對日本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4月21日，日本大本營決定進行以摧毀浙贛沿線飛機場為目標的浙贛作戰。5月，日軍中國派遣軍根據大本營的命令，決定集中9個師團以上的陸海空兵力，即第十三軍及其配屬部隊5個師團又3個半混成旅團共54個大隊，第十一軍2個師團又4個支隊共25個大隊，加上戰爭開始後調入的華北方麵軍3個大隊，合計以步兵82個大隊為基幹，以大約兩倍於日軍大本營計劃的兵力，實施東西夾擊的浙贛作戰。其中，以第十三軍從15日開始由浙江向浙贛鐵路東段進攻，第十一軍由南昌附近的贛江右岸從31日夜開始進攻浙贛鐵路西段，企圖東西夾擊中國第三戰區部隊，打通浙贛路，摧毀沿線的中國空軍機場。因此，浙贛作戰“是自1939年以來，日軍使用兵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次作戰”，也是中國軍隊跨越兩個戰區聯合抗日作戰的重要戰役。
東線日軍在浙江境內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阻擊，日軍傷亡慘重，第十五師團師團長酒井直次中將被地雷炸死，日軍哀歎這是自陸軍創建以來首次“現任師長陣亡”。6月7日，日軍攻陷衢州，衢州機場遭到日軍的大破壞。其後，日軍繼續西進，中旬進入江西境內，連續攻占玉山、廣豐，15日占領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上饒。隨後，日軍轉取守勢，大肆破壞機場，拆毀鐵路，搶掠物資。第三戰區部隊則轉至浙贛線南北兩側地區，不斷側擊襲擾日軍。第三戰區在指揮作戰中，也存在高級將領懼戰、缺乏勇氣和“前線未敗，後方先行混亂”等問題，以致日軍能夠迅速前進。
西線日軍第十一軍為策應浙江方麵作戰，由南昌沿撫河西岸向南攻擊。5月31日晚，日軍從南昌渡過撫河發動進攻，分兵多路攻城略地或牽製中國軍隊，一路沿浙贛線向進賢、東鄉、鷹潭方向進攻，一路沿鄱陽湖沿岸向瑞洪鎮、餘幹、鄱陽方向進攻，一路南下豐城、樟樹、新幹，而集中第三十三、三十四師團主力向三江口、臨川方向進攻。
阻擊西線日軍的中國軍隊，是奉命出動策應第三戰區作戰的第九戰區夏楚中第七十九軍、歐震第四軍和孫渡第五十八軍等部隊。6月4日，第七十九軍冒雨急進臨川，與日軍先頭部隊在臨川進行了一夜巷戰。次日，日軍第三師團主力抵達臨川，雙方戰鬥更為猛烈。第五十八軍和江西保安縱隊，也在臨川北麵的三江口、李家渡與日軍第三十四師團激戰，戰況極為劇烈。8日，日軍第三十四師團突破第五十八軍陣地，直下臨川與第三師團會合，再度與第七十九軍發生多日激戰。隨後，該路日軍再次分兵，第三十三師團主力繼續向建昌（今南城）方向進攻，第三十四師團主力轉向浙贛路加入向鷹潭的進攻。12日，日軍第三師團占領南城及其機場。當天，日本中國派遣軍向日本大本營提出實施打通浙贛線、求取“達到使第三戰區毀滅、中國將領動搖的效果”的計劃，得到大本營的同意，大本營指令中國派遣軍“根據需要，得在南昌附近浙贛沿線全域實施作戰”，作戰規模於是進一步擴大。16日，第三十四師團攻陷浙贛線上的重鎮鷹潭及貴溪。至此，西線日軍第十一軍與已進至上饒的東線日軍第十三軍，相隔僅約80公裏。
第九戰區判斷日軍的動向，隨即調整部署，在東鄉、金溪以東，南昌以南的贛東地區向日軍發動攻勢。第四軍自南向北進攻崇仁、宜黃，第五十八軍由北向南進攻崇仁、臨川，第七十九軍由南向北進攻南城。從21日起，各部與日軍在南城、宜黃、崇仁、臨川地區展開激戰，一度包圍臨川、南城日軍，但久攻不克。到30日，日軍再陷宜黃、崇仁，雙方形成對峙。與此同時，日軍30日在浙贛線上東西並進發動打通作戰。7月1日，東進日軍第三十四師團與西進日軍第十三軍第二十二師團會合攻占橫峰，浙贛線被敵全線打通。
中國軍隊這時大多轉移到日軍後方襲擾敵軍，並切斷其交通供給。日軍進退失據，顧此失彼。7月上旬，第三戰區部隊開始發動局部攻勢作戰，先後收複浙江桐廬、建德和江西弋陽、橫峰。13日，進入臨川一帶的日軍第三師團向南昌回撤，這一地區的作戰遂告結束。28日，日軍以預定目的基本實現，下令停戰撤退。東線日軍以確保金華地區於8月中旬退回戰前防線，西線日軍也於8月19日撤回南昌地區，中國軍隊收複全部失地，浙贛會戰至此結束。
浙贛會戰長達3個多月。日軍在作戰中基本實現了預定目標，除破壞了衢州、麗水、玉山等地機場外，還搶掠了許多物資及浙贛鐵路器材。有日本學者研究後甚至說，浙贛作戰是以攻擊飛機場為目的的作戰，但從“滿洲”調來了鐵道監部1和鐵道聯隊1擔當鐵道作戰的部隊，所以這次作戰“與其說是要‘毀滅’飛機場，毋寧說是以攫取鐵路器材為目的……作戰獲得的鐵路器材，一部分為了運輸螢石用於浙贛線的修複工程方麵，一部分為了‘對蘇聯作戰備用’被運往‘滿洲’”。但在中國軍隊的英勇抗擊下，日軍也遭到重大的損失，死傷包括師團長在內的官兵2.9萬餘人（日軍自稱1.7萬人）。浙贛沿線及贛東地區，受到日軍的嚴重破壞與摧殘，戰火波及浙贛48個縣，中國軍民死傷25萬餘人（其中中國傷亡官兵4萬人）。尤其醜惡的是，日軍在作戰中再次使用了細菌武器，引起浙西和贛東地區嚴重的鼠疫等疫病的流行，對當地人民造成長期的危害。
二、贛北遊擊縱隊與根據地活動
1938年下半年贛北作戰開始後，江西省政府曾派遣楊遇春、鍾石磐分率保安團，前往廬山和岷山開展遊擊。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提出第二期抗戰“遊擊戰重於正規戰”原則，要求派遣部隊深入敵後，加強對敵人後方的控製與擾襲，當局對遊擊作戰有了進一步的重視。這時，第九戰區建立了以樊崧甫為總指揮的湘鄂贛邊區遊擊部隊，統轄兩個正規師配合主力部隊進行遊擊作戰。後又組建第九戰區湘鄂贛邊區遊擊挺進軍，1940年5月調第三十三軍團軍團長李默庵為總指揮，統轄湘鄂贛邊區各遊擊縱隊，江西省的遊擊隊伍被編入其中。李默庵總部一度駐修水漫江。當時在江西境內轄有三個遊擊縱隊：
第一縱隊以孔荷寵為司令，由陸軍第六十軍第一八三師編成。孔曾任紅十六軍軍長，後投向國民黨。該縱隊在1939年9月第一次長沙會戰的贛北作戰中，與第二縱隊在奉新境內擔任截擊交通、擾襲敵後任務，遭敵反擊，頗有傷亡。該縱隊後來主要在鄂贛邊境進行遊擊，孔荷寵後調任陸軍暫編第五十四師師長，1943年以貪汙罪被第九戰區軍法執行處判刑（1945年被釋放後在漢口、南京等地經商）。
第二縱隊由3個江西保安團編成，最初由以指揮孤軍堅守廬山數月而著名的楊遇春為司令，楊在第一次長沙會戰的贛北敵後擾襲作戰中“因對所部統率失職而撤職”，保安第六團在奉新龍形山遭日軍猛攻傷亡殆盡，由陳洪時接任縱隊司令兼江西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陳曾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後投向國民黨，受重用。據記載，他自接任縱隊司令後，“秣馬厲兵，勵精圖治，為贛省不可多得之軍事政治人才”。陳洪時1940年10月4日病死，遺職由康景濂接替。1943年二三月間，該縱隊奉九戰區和第三十集團軍之命，北上武寧橫路、雙橋山地區，參與阻擊由鄂南南下的新四軍第五師一部，發生戰鬥，新四軍為避免損傷，退回江北。
第三縱隊司令為鍾石磐。主要活動於後麵所說的岷山遊擊根據地。
“挺進縱隊的主要任務是開展遊擊抗戰，各挺進縱隊在各邊區均有些戰績。”同時，也承擔遊擊區的地方行政事務。但“挺進部隊素質不齊”，有的抗日較為英勇，相當一部分“軍風紀極壞，缺乏戰鬥精神與技術，人民對之無好感，鹹稱‘遊安全之區，擊無辜之民’”，“尚有一小部投敵者”。
當時在贛北還建立了一些遊擊根據地（區、點），主要有：
西山遊擊根據地：南昌失陷後，省政府為了牽製占領南昌地區的日軍，建立後方與遊擊區的聯係，發動贛西地區的遊擊戰，派遣江西保安第六團進入安義、靖安、奉新地區，創建了以西山為主要據點的遊擊根據地。該保安團被編入挺進軍第二縱隊後，這一根據地成為第二縱隊在敵占區邊緣幾縣展開遊擊活動的據點，保安第四團接替受重創的第六團成為根據地的主要軍事力量。
岷山遊擊根據地：岷山坐落在南潯鐵路西側，根據地由叢山中的若幹盆地所組成，人口30餘萬，糧食產量差堪自給。其地因東扼南潯鐵路和星子縣而與廬山遙相對應，北控九江、瑞昌，西靠幕阜山，南製德安，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1933年以來，這裏便是中共贛北工作委員會的所在地，工委書記劉為泗領導紅軍遊擊隊在此堅持了長期的遊擊戰爭。抗戰爆發後，劉為泗起初不知道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曾誤將中共湘鄂贛省委派來傳達團結抗日政策、聯係部隊改編的兩位同誌殺害，錯失了所部編入新四軍的機會。其後，劉為泗按照中共的方針政策實行轉變，主動就近與江西保安第十八團（隨即改稱第五團）司令鍾石磐談判合作抗日，將部隊改編為贛北抗日遊擊隊，是一支擁有400多人和較精良的輕重武器的抗日隊伍。
九江淪陷後，省政府派江西保安第三、十一兩團隨部分正規軍在楊遇春指揮下，開辟了廬山遊擊根據地。日軍進至德安、永修時，為了牽製敵人和援助廬山孤軍，省政府又派鍾石磐率保安第十八團進入岷山根據地。鍾組織岷山遊擊指揮部，劉為泗為大隊長的贛北抗日遊擊隊被改編為1個大隊，共同抗擊贛北日軍，頗有斬獲。但由於國民黨江西當局頑固堅持反共立場，這支隊伍在1939年2月24日竟遭到鍾石磐的陰謀襲擊，劉為泗及中隊長以上幹部30多人均遭殺害，鍾石磐在事後所寫《江西岷山遊擊指揮部工作報告》中說：“本部五奉上峰電令，嚴飭剿除，乃於二月二十四日在九江岷山附近，將匪首劉為泗等就地槍決，並全部解除其武裝。”這是江西國民黨當局無視團結抗日大業、積極反共的又一次惡劣行為。經此襲擊，“劉部在岷山之實力，至此完全解體”。
1939年4月18日，日軍調動進攻南昌的部分兵力攻占廬山後，岷山的戰略價值更為重要。國民黨當局遂向岷山增派兵力，成立第三挺進縱隊司令部，兼江西省第九行政區，指揮江西保安第五、九團和挺進縱隊兩團共4個團，堅持岷山遊擊戰爭。其後，江西保安第十五團附鐵道破壞隊也挺進岷山、大屋，“專任南潯鐵路之攻襲破壞”。岷山抗日遊擊根據地曾先後粉碎日軍陸空軍聯合掃蕩3次、步騎兵聯合進攻7次，多次破壞南潯鐵路並曾炸毀日軍火車，成為江西堅持抗戰的最主要的遊擊根據地之一。特別是營救美軍飛行員的事跡，長期受到人們的傳頌：1944年8月17日，中美混合機群又一次轟炸贛北日軍基地，重創停泊在九江和長江的日軍艦艇。作戰中一美軍飛機受損，7位飛行員跳傘降落到岷山腳下的黃老門地區，岷山遊擊部隊奮力營救，遭到日軍阻擊，犧牲70多人，終將全部飛行員營救脫險。
武山遊擊根據地：武山地處湖口、彭澤之南，控製著湖口至都昌、景德鎮的陸路交通要道，是防備贛北敵軍進入贛東地區的重要屏障。1938年冬，江西當局派遣兩個特務營到彭澤、湖口、都昌地區進行遊擊活動，開辟了武山遊擊根據地。隨後，增派江西保安第二團進駐武山，遊擊力量更形壯大。該處遊擊部隊積極襲擊馬當、湖口地區日軍，並曾渡過長江襲擊安徽望江之敵。
彭湖邊區抗日遊擊根據地：1943年，駐守湖北禮山縣（現大悟縣）大小悟山一帶的新四軍第五師，為打通與駐安徽無為的七師和在蘇北的新四軍軍部的直接聯係，決定在贛北九江、湖口和彭澤間開辟三條通道，建立湖口、彭澤敵後抗日根據地，使鄂、皖、贛邊區聯為一片。據此，中共鄂皖邊地委（又稱五地委）領導下的黃（梅）宿（鬆）工委3月間派遣詹潤民率武工隊進入湖口，五師鄂皖邊軍分區（又稱第五軍分區，司令員張體學、政委劉西堯、參謀長康洪山）派遣鄭重率挺進十八團（第一連和教導隊）進入彭澤。詹潤民武工隊很快進入湖口棠山地區，在彭湖邊境立穩足根，並向武山山脈伸延，控製日偽與國民黨對峙的結合點。鄭重部則在1943年初夏從黃梅到七師再到彭澤縣，與商群領導的獨立大隊會合，迅速控製了地方土匪勢力和幫會勢力，建立了民主政權--挺進十八團湖西辦事處，成立了中共彭澤工委（書記商群），打開了局麵。同年12月，鄭重等主持先後在棠山大屋張村成立由時中行（又名時良源）任主任，詹潤民任副主任的棠山辦事處（後擴大為棠山軍民聯合辦事處），在彭澤水下村成立由鄭重任書記的中共鄂贛皖邊中心縣委（後改稱為中共邊江工作委員會），按照“實行民主主義，聯合各黨派進步人士，實行抗日救國，除害安民”的原則，統轄湖口、彭澤、至德、波陽、宿鬆、望江六縣的抗日遊擊工作。1944年3月，又在彭澤石葛陽村成立了中共彭湖工作委員會（1945年夏改稱彭湖鄱工委）和彭湖聯防大隊。工委和辦事處進行了政權建設、減租減息、擴大抗日武裝、團結在當地的國民黨軍政力量和地方上層人士、爭取偽軍和打擊日偽勢力的鬥爭，陸續建立起楊山、芳中、定山、西山、牌樓、張青、石澗橋、王斯文、彭澤二十五都、橫山等十一個聯村辦事處即鄉政權，大體形成了遊擊根據地的縣、鄉、村政權架構。根據地的鬥爭，對日偽在贛北的統治形成了重大的威脅，曾經得到新任新四軍第五師政委鄭位三的稱讚。抗戰勝利後，該地中共武裝和幹部奉命渡江北上。
此外，在修水、武寧和湖北陽新邊界及其他小塊地區，也建立了遊擊區或遊擊點。1940年6月，遊擊隊曾一舉燒毀武寧日軍毒氣倉庫，並使300多名日軍中毒，在當時影響很大。一些零星遊擊隊的活動也很活躍。如1944年10月17日遊擊隊潛入永修馬口，燒毀日本九江三星洋行分行及其囤積的物資；遊擊隊還曾潛入南昌，襲擾日軍和燒毀日軍倉庫。
三、民眾的抗敵
在全民抗戰的大局中，隨時隨處可見普通百姓以各種形式，投身抗戰的身影。1943年，江西省各界民眾抗敵後援會曾經將收集到的各界民眾抗敵事跡，編輯為《江西省各界民眾抗敵史料》出版。這本書，記錄了許多普通老百姓英勇抗日的事跡。這樣的事跡，也在其他形式的記載或口碑中，流傳下來，它們構成了神聖抗戰的光輝一頁。
江西民眾的抗日事跡，當時被概括為三個方麵：
第一，為國效忠，包括因公犧牲的殉公者和被俘死難的殉義者。這類事跡甚多，像南昌市百花洲小學教師盧英，在敵機轟炸時，為組織學生進入地下室而中彈犧牲，年僅27歲，是為公犧牲者。安義第2區第13保農民張鑒理，在日偽軍進擾萬埠時，英勇不屈，隻身與敵肉搏殉難；靖安第2區核心組長胡升璠，在潛入敵後偵探敵情時被捕，日軍強迫他充當向導，結果他將日軍引入迷途，被惱怒的日軍殺害，是為殉義者。更為突出的是，湖口縣第一區農民陳植楷，1940年2月帶路引導中國軍隊在江湖水道布放水雷，先後炸沉日軍艦艇14艘，炸死日軍數百名，立下奇功。陳植楷隨後不幸被日軍逮捕，遭受酷刑，堅貞不屈，慘遭殺害。
第二，英勇死節，包括持正不阿的守正者和守貞不渝的守貞者。修水人、以詩名噪天下的我國著名學者陳三立，1933年移居北平（今北京），先是嚴拒去偽滿任職的勸誘；1937年北平、天津淪陷後，又堅拒日偽當局強邀他出任偽新民學院院長的要求，任其“遊說百端皆不許”，遊說者天天在他門口糾纏不休，引起他的憤怒，遂喊來保姆用掃帚將其逐去，“因發憤不食五日死”。德安人劉碩貴，在日軍占領德安，強迫他出麵成立偽組織時，堅決不從，被日軍殺害，年僅32歲。星子縣17歲的姑娘李青蓮，被日軍捕捉，日軍“逼供我方軍情，不答；複施非禮，拒不從”，被殺害。
第三，慷慨奉獻，包括奮起殺敵的反抗者、自動請纓的獻身者、乘時自效的獻力者和慷慨輸將的獻財者。據史料記載，瑞昌南陽鄉山上黃村人黃繼忠，素具膽識，1941年春見2名日軍由碼頭鎮竄來村中尋覓婦女，乃潛藏在要隘處，等敵靠近時，舉石猛擊，敵避之不及竟斃命。他將敵屍投入深穀中，並洗清血跡，以免遭敵查蹤報複。高安石腦農民朱火，1941年3月，用鋤頭擊斃一敵；新建人霍昌海與其弟擊斃敵軍2人、傷1人，自己也在搏鬥中犧牲。餘幹羅家農民殺死施暴的6個日軍，樓下村農民用刀矛鋤頭消滅搶劫的9個日軍，新屋彭家村農民亂棍打死5個施暴的敵人，南昌塘南農民胡木林用木棒敲碎1個日軍腦袋，這類因日軍暴行激發的奮起抵抗事跡，在全省不少地方都曾發生。南昌近郊桃竹叢魏村村民，被日軍在周圍村莊燒殺奸淫的獸行所激怒，麵對衝進村強迫交出婦女的19個日本兵，村民們男扮女裝，暗藏利刃，佯作殷情，乘敵不備將其全部殺死。這是戰時一次非武裝的民眾自動反抗、機智殺敵的突出事例。事後，日軍包圍該村，瘋狂屠殺村民500餘人。
獻財出力者更是舉不勝舉。1941年5月，廣豐縣年屆古稀的清末翰林徐浩、季桃華，響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號召，為抗日事業慷慨輸將，傳揚一時。二老以年邁力衰不能親上前線，決定將自己的全部家產“共計一百三十萬元悉數捐助解交中央”，資助抗戰。蔣介石對此也受到感動，立即題寫“毀家紓難”橫額兩幀分贈二人，並發電請廣豐縣長代為致謝。還有一位新建縣的徐氏老婆婆，目睹日軍暴行，痛恨不已，1943年7月28日，乃將自己多年積蓄與家產2.1萬元盡數捐獻出來，用於政府購買飛機抗敵。1942年秋到1943年，江西各界民眾捐款購機活動迭起高潮，先後捐款購買飛機多架。中國空軍因全國人民的捐助，裝備得到加強。也是從1943年起，江西境內的製空權，基本被中美空軍所掌握。
其他諸如江西民眾奮勇從軍、購買救國公債、抗敵獻金、募集棉被寒衣、捐獻公債庫券等等，實在太多。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江西農村婦女，投身抗日救亡活動，令人感動。據當時在江西的雷潔瓊記載：“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廣大農村婦女積極出錢出力，為前方將士捐獻現金二十多萬元，製布鞋四萬餘雙……有些窮山溝的農村姊妹，將婚嫁時珍藏多年的銀首飾都捐獻出來，一根銀簪，一副耳環，一個戒指都表達了廣大農村婦女的愛國熱忱”，“在遊擊區，婦女隊還組織當地婦女傳遞情報、運送彈藥、供應茶水、救護傷兵，擔負起光榮的任務”。
以上所舉，隻是萬千民眾抗敵事跡中的點滴。但僅從這些點滴中，也充分地表現出了江西人民不畏強暴、眾誌成城的愛國精神和凜然正氣。這種精神和正氣，是抗日戰爭最終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
四、在困苦生活下的堅守
抗戰時期，全省人口是一個不斷下降的勢頭。人口總數，1937年為1519萬人，到1946年7月為1284萬人，減少了235萬人。人口分布，以1943年9月為例，全省總戶數2625579戶，1390.8萬人，其中男713.3萬人，女677.5萬人，壯丁1871936人，戶均人口5.3人，男女比例為105：100，每百男子中壯丁數為26人，每平方公裏土地人口數為80人。這一統計說明，盡管男女比例尚屬正常，但男子中壯丁人數（18-45歲）比例過低、老少人口比例過高，反映了青壯年大量出征和傷亡的事實。
抗戰軍興，全省物價“無不紛紛奇漲”，成為影響民生安定和抗戰事業的重要因素。物價奇漲，當時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來源缺乏，供不應求；二是“不肖商人”壟斷居奇，操縱謀利。省政當局在發展經濟和貿易以開源的同時，在管製物價、物資和節流上也曾做出過努力。1938年3月，為解決物價過昂問題，成立由省黨部牽頭，民政廳、警備司令部、警察局和商會等11個機關團體組成的“非常時期江西省物價評議會”，負責評議和調整物價。4月，省黨部頒發《非常時期江西省物價評議會議組織規則》及評議辦法，令各縣同樣組織物價評議會，以“注意人民生計，防止商人高抬物價”。此後，還相繼成立江西省日用必需品平價購銷處、食鹽專賣局、糧食公賣處、緝私處、江西省物價管製委員會（1943年6月）等機構，對糧食、食鹽等重要物資實行全麵限價和限銷，也多次破獲過囤積大案，如1943年秋先後破獲的泰和、吉安商人的私囤銀幣、銀錠、銀條案，吉安商人的多起囤積布匹、顏料案，但終究無法解決物價飛漲的問題。特別是到抗戰後期，物價的直線飆升，成為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給人民的生計帶來難以忍受的苦痛。就是在物資供應最有保障的臨時省會泰和，這種情況也不例外，而使工薪低微的整個公務員隊伍的日常生活備受衝擊。
避免浪費及減少消費是戰時節流的主要內容。1938年8月，省政府向公務人員發出通告，要求在抗戰期間，其一切舉動均應作民表率，各項浪費宜痛加革除，規定“凡公務人員，如遇婚喪壽宴，務須力求節儉，不得妄加浪費”。又製定《公務人員革除婚喪壽宴浪費暫行辦法》，明令對借口違反者決予懲處。1942年4月，新任省主席曹浩森進一步采取措施，解決他所認為的江西社會風氣稍嫌奢侈、不如重慶儉樸的問題，公布江西省《非常時期取締宴會及送禮辦法》，在全省統一取消宴會和送禮，因特殊事故必須舉行宴會或送禮者，須向當地警察機關申請登記。這個規定，次年7月以再次公布《非常時期江西省省會取締宴會及限製酒食辦法》，得到重申。江西省政府為了節減糧食消費，還規定不準釀酒，限製米食加工，隻準人民食用糙米即“稻穀礱去稻殼之米”。這一點，連蔣介石也覺得有些過分，認為實行“恐多困難”，下令照顧地方消費習慣“酌定適當標準”。
比較而言，農民的生活尤其艱難。戰時江西農村，佃農和半自耕農占農村農戶的比例，常年在71%到74%之間，即約占2/3.他們是重租重役的主要承擔者。據江西農業院1939年的調查，江西田租有錢租、穀租和分租三種形式，分別占5.69%、80.97%和13.34%，以穀租為主。穀租的數量，各地不同，上等田以貴溪最高，每畝納租4.5石，會昌最低，納1.2石；中等田萍鄉最高，納4石，會昌最低，納0.8石；下等田萍鄉、吉安最高，納3石，會昌最低，納0.4石。租額不同與當地產量有關，但租額所占收獲總量，全省大多在一半到2/3之間，是一個相當重的分量。這種狀況，與戰前沒有什麽改變。
農民的負擔，在1941年前未實行田賦征實征購前，在戰爭環境下相對說來不算重，而且因為貨幣貶值，用貨幣交納田賦和捐稅等，實際的負擔其實還有減輕，從那幾年的鄉村物價及農民購買力上看，下降比率還不是太大：
表中可見，農民出賣農產品所得的價錢，絕大多數地方比他們購買物品所付出的價錢要低，而他們的實際購買力，一般都比1937年有下降，但差別還不顯著。顯著的差別出現在1941年9月實行征實征購後。這時，農民負擔明顯加重，生活狀況明顯惡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其一，所有負擔均折征糧食，實際負擔大大增加。如進賢第2區，每戶平均負擔糧食為9.47擔，人均竟達2.1擔，以戶均糧食收支計算，每戶平均不足數與負擔數大致相當，因此隻有壓縮基本口糧以完負擔。當時調查各項稅收、征課，1945年全省人民人均負擔1352元，約合稻穀8鬥8升，這個負擔尚未包括“人民捐獻及鄉鎮保攤派”，鄉鎮保攤派項目主要有保甲經費、優待穀、清潔捐、征集費、征工等，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因此，連省政府也承認“人民負擔較重”。其二，農民的糧食全部被政府征購和控製，不能自己拿到市場上出賣來得到較高的價錢，而政府付給他們的征購糧款，不但比市價低很多，而且40%給現金、60%給糧食庫券。這樣一來，政府雖然平抑了糧價和財政支出，保證了糧食的戰時供給，但農民卻需承受三個方麵的損失：一是糧價之低與其他物價之高形成巨大的不平等差價，農民隻能以少得可憐的糧食收入，去購買價格驚人的其他物品。二是即使有40%的糧款，因需經區鄉保甲長等轉手，並不能完全落到農民手中。據記載，各地對農民糧款“侵吞挪用或扣繳捐稅”之事“不斷的發生”，“甚至有的縣長也有這種不法的行為”，嚴重者，糧款“真正能完全發到老百姓手上的，十不及一”，有的甚至幹脆“不給價款”。三是糧食庫券實質上是一種戰時債券，但政府並無償還能力，除1943年使用小部分抵交農民派配的積穀外，實際上成為廢紙一張，農民因此承擔了巨大的賠累。因此，1941年後，農民不但購買力下降到極點，而且相當多的農戶連最低生活也難保證，要依靠借貸度日。其中僅借糧度荒的農戶占總農戶的57.2%，他們秋後還糧時要承擔30%的高利貸利率。
處於敵我交界和交戰地區的人們，所受災害更是深重。例如高安處於敵我相接前沿，“為抗戰期間百戰之地，因之所受損害也特別重大，縣城南北兩個部分，盡成為一片廢墟，隻見到蘆葦成林，磚瓦塞途，卻找不出一間比較完整的房屋”，鄉村隻剩下敗壁殘垣，當地災民經受著流亡的痛苦，無處可以趨避風雨，衣服、糧食被敵人糟蹋精光，“極目荒涼景象確實淒慘得很”。又如鄱陽湖區的漁民，“一麵受敵寇隨意殺戮之迫害”，因遭日軍汽艇機槍射殺的漁民，屍沉湖底，漁船漂流湖麵數月無人過問；一麵則因敵我雙方在湖港設防，導致捕魚範圍日促，“生活苦況遂更不可名狀”。而所有遊擊區的農村農民，不僅要遭受日軍的搶掠糧食、物資之害，而且要遭受中國戰區部隊和政府為與敵人爭奪物資而來的“搶購”糧食之苦，其生活苦痛也是不堪言說。
就是在如此艱難的生活狀況下，江西人民表現出驚人的忍耐力和犧牲精神。所以能夠如此，根本所在，就是為了戰勝日本侵略者，為了民族的解放和複興。因此，廣大人民以自己的無聲的奉獻和罕見的堅忍，支持長達8年的戰爭，堅持為抗戰出兵出糧、出工出力直至戰爭勝利。他們是民族的脊梁和抗日戰爭的生力軍。以農民為主的各界人民對抗日戰爭作出的巨大貢獻與犧牲，必將永久地鐫刻在中華民族的光輝史冊上。
一、上高會戰與浙贛會戰
1？郾上高會戰
南昌淪陷後，第九戰區的第十九、一、三十集團軍等7個軍的部隊，在第九戰區前敵總司令兼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指揮下，布防贛北，除防守奉新會埠到甘坊一線和武寧一線外，以4個軍的主力防守在離南昌僅數十公裏的高安、上高一線，與日軍形成對峙，並不斷襲擾日軍，對南昌構成嚴重威脅。打擊和消滅防守江西、湖南的第九戰區部隊，突破進入西南地區的屏障，是日軍繼南昌會戰後確定的重要作戰目標。在1939年9月發起的第一次長沙戰役中，日軍以贛北為輔戰場，進攻防守高安、奉新、靖安一線的第十九、第一集團軍，羅卓英指揮所部與日軍展開大戰，阻止了日軍的進攻，並實施反擊，日軍第一〇六師團在第三十三師團的接應下，才脫出包圍，撤回進攻前的陣地。高安、奉新、安義和武寧一線，成為雙方軍隊在贛北贛西長期對峙的作戰線。此後，我軍還先後發動了冬季攻勢作戰和夏季攻勢作戰，不斷給日軍以打擊。
1941年3月，日軍為了鞏固南昌外圍據點，保證占領區的安全並掠奪當地物資，決定集中兵力“掃蕩”贛西一帶的中國駐軍，打通湘贛公路，連接湘東日軍，擴大贛北占領區，發起上高作戰。日軍集結2個師團、1個旅團共4萬多兵力，配以200多門大炮、30多架飛機，於15日分北、中、南三路向上高地區第十九集團軍發動進攻，其中北路以第三十三師團1.5萬兵力，由安義沿潦河向上高方向進攻；中路以第三十四師團2萬兵力由南昌西山萬壽宮，沿錦江北岸向高安進攻；南路以獨立混成第二十旅團8000兵力，由河口夏渡江沿錦江南岸，向高安灰埠方向進攻，計劃三路並進到高安、上高地區與中國軍隊決戰，求取消滅第十九集團軍主力第七十四軍，並占領集團軍司令部所在地上高。上高會戰全線展開。
以薛嶽為司令長官的第九戰區，早在1940年4月即預先製訂有對日軍的反擊作戰計劃。該計劃預定：“敵如向高安、萬載進犯時，則誘敵於分宜、上高、宜豐一帶地區，反擊而殲滅之。”據此，九戰區集結7.2萬兵力，由羅卓英指揮，兵分三線，先誘敵前進，再集中主力斷敵後路，圍殲日軍。
李覺第七十軍擔任阻擊和引誘北路日軍第三十三師團的任務。該路日軍15日占領奉新，並沿潦河向上高方向前進。第七十軍在潦河兩岸逐次阻擊並引誘日軍前進，18日在華林寨、上富、苦竹坳地區，再次猛烈阻擊日軍。該路日軍原定4月上旬調往華北，這時自認為協助中路作戰的任務已經完成，遂於19日不顧其他兩路戰況，由作戰地撤回安義。中路日軍由是失去北路掩護，而第七十軍則立即轉頭南下，襲擊中路日軍的右側背。
第四十九軍由清江一帶西渡贛江，在軍長劉多荃指揮下，擔任阻截由新建流湖向高安灰埠一線進攻的南路日軍獨立第二十旅團的任務。19日，在高安來脊嶺石頭街一帶猛烈阻擊日軍。該路日軍一部占領灰埠後北上渡過錦江，與中路日軍會合；一部留在錦江以南，但立即受到第四十九軍及第七十四軍第五十一師的打擊，在華陽被殲滅大半，殘部北上與其旅團部會合。第四十九軍隨其後渡錦江北上，攻擊中路日軍的左側背。至此，三路日軍實際隻剩作為主力的中路孤軍突進，我各參戰部隊經過阻擊和誘敵，逐漸達成合擊中路日軍的有利態勢。第九戰區又命贛北第三十集團軍的第七十二軍南下，增援第十九集團軍的作戰。
第九戰區的王牌主力第七十四軍在軍長王耀武指揮下，奉命堅守毗鄰高安的上高泗溪、官橋一線陣地，頑強阻擊經高安進攻上高的中路日軍第三十四師團。該路日軍18日占領高安後，繼續西進，20日與第七十四軍發生激戰。22日晨，日軍集中萬餘兵力實行強攻，日軍師團長大賀茂中將親自督戰，出動飛機百餘架次反複轟炸第七十四軍陣地，僅投下的炸彈就有1700多枚，七十四軍將士“拚死力拒，雖血肉橫飛，傷亡慘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間全線敵我傷亡均在四千以上”。激戰至24日，七十四軍在預備隊也被投入戰鬥並先後多次發起反衝擊之後，重新克複被占領陣地。全軍將士的奮力拚殺，為會戰勝利奠定了基礎。七十四軍後因此役贏得“抗日鐵軍”的稱號，被授予軍中最高獎品--飛虎旗，軍長王耀武亦被授軍隊最高勳章。
在第七十四軍鏖戰之時，第七十軍主力已南下進至高安楊公圩（今楊圩）一線，增援作戰的韓全樸第七十二軍也進至水口圩附近，與由從錦江南岸北上的第四十九軍形成了對日軍第三十四師團的包圍，準備圍殲日軍。日軍師團長大賀茂急電漢口第十一軍司令部求救。24日，日軍第三十三師團再次由奉新出動，奉命救援第三十四師團，25日晨一部經高安伍橋到達宜豐棠浦，主力則向官橋主陣地突進，意與三十四師團取得聯絡，接應其突圍。26日夜，日軍第三十四師團經激戰由包圍間隙中突出重圍，十分狼狽地向高安方向撤退。第十九集團軍分兩路追殲，右路向高安、左路向奉新（三十三師團）日軍追擊、截擊，先後在官橋、楊公圩、龍潭等地追殲截擊日軍一部。31日，收複高安。到4月2日，相繼收複奉新和西山萬壽宮，8日，攻克安義外圍長埠等據點。9日，上高會戰勝利結束。
中國軍隊在作戰中打得英勇頑強。戰役指揮官羅卓英說，各部隊均能徹底奉行命令，危急時能咬緊牙關苦撐，不訴苦，不告急，堅守上高正麵核心陣地的部隊，麵對“陸空協同明衝暗襲誌在必得上高之頑敵，苦戰五日，迭予反擊”，“又各部隊戰鬥力均充分發揮，夥夫以扁擔與敵肉搏，士兵兩三人共一把刺刀與敵格鬥，此種事跡在官兵談話中，到處可以見聞”。所以，戰後醫院中，負刀傷的官兵頗多，“有負刀傷至六七處者，尤可想見當時格鬥之情景”。這次會戰，中國軍隊取得重大勝利，殲滅日軍少將指揮官岩永、大佐聯隊長濱田以下1.5萬餘人，俘虜百餘，擊落敵機1架，繳獲步槍千餘支、大炮10餘門，不僅恢複了戰前陣線，而且收複了西山萬壽宮和安義外圍等地。特別是，這次戰役改變了中日軍隊“曆次會戰兵力六比一之慣例”，是正麵戰場作戰唯一一次以不足二比一兵力取得重大勝利的作戰，因此也被何應欽稱為抗戰以來最精彩之戰。戰後，羅卓英總結出11條製勝的原因，除了部隊作戰英勇外，戰役指導正確、誘敵圍殲方針成功、協調良好、通信靈活，特別是戰地人民奮勇參戰，“民眾用命，徹底破壞交通，使敵解除優勢裝備”，無法發揮機械化的威力，反而陷入供給困難、僅靠飛機空投補給的境地，以及日軍指揮錯誤、行動互不協調和輕率急進等等，都是促成勝利的重大因素。
2？郾浙贛會戰
浙贛鐵路是中國東南地區的交通大動脈。日軍占領南昌後，這條鐵路實際已被切斷，但在浙贛境內大部分線路仍在我軍控製中，我國在沿線建設了多處空軍基地，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也駐在浙贛線的重要城市上饒。因此，浙贛線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共同對日本侵略者作戰。1942年4月18日，美軍首次出動16架遠程轟炸機，對日本東京等城市實行戰略轟炸，返航後多數在浙江境內的空軍基地降落。日本對本土遭受轟炸極度震驚，認為如不能迅速摧毀中國在浙贛沿線的機場，將對日本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4月21日，日本大本營決定進行以摧毀浙贛沿線飛機場為目標的浙贛作戰。5月，日軍中國派遣軍根據大本營的命令，決定集中9個師團以上的陸海空兵力，即第十三軍及其配屬部隊5個師團又3個半混成旅團共54個大隊，第十一軍2個師團又4個支隊共25個大隊，加上戰爭開始後調入的華北方麵軍3個大隊，合計以步兵82個大隊為基幹，以大約兩倍於日軍大本營計劃的兵力，實施東西夾擊的浙贛作戰。其中，以第十三軍從15日開始由浙江向浙贛鐵路東段進攻，第十一軍由南昌附近的贛江右岸從31日夜開始進攻浙贛鐵路西段，企圖東西夾擊中國第三戰區部隊，打通浙贛路，摧毀沿線的中國空軍機場。因此，浙贛作戰“是自1939年以來，日軍使用兵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次作戰”，也是中國軍隊跨越兩個戰區聯合抗日作戰的重要戰役。
東線日軍在浙江境內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阻擊，日軍傷亡慘重，第十五師團師團長酒井直次中將被地雷炸死，日軍哀歎這是自陸軍創建以來首次“現任師長陣亡”。6月7日，日軍攻陷衢州，衢州機場遭到日軍的大破壞。其後，日軍繼續西進，中旬進入江西境內，連續攻占玉山、廣豐，15日占領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上饒。隨後，日軍轉取守勢，大肆破壞機場，拆毀鐵路，搶掠物資。第三戰區部隊則轉至浙贛線南北兩側地區，不斷側擊襲擾日軍。第三戰區在指揮作戰中，也存在高級將領懼戰、缺乏勇氣和“前線未敗，後方先行混亂”等問題，以致日軍能夠迅速前進。
西線日軍第十一軍為策應浙江方麵作戰，由南昌沿撫河西岸向南攻擊。5月31日晚，日軍從南昌渡過撫河發動進攻，分兵多路攻城略地或牽製中國軍隊，一路沿浙贛線向進賢、東鄉、鷹潭方向進攻，一路沿鄱陽湖沿岸向瑞洪鎮、餘幹、鄱陽方向進攻，一路南下豐城、樟樹、新幹，而集中第三十三、三十四師團主力向三江口、臨川方向進攻。
阻擊西線日軍的中國軍隊，是奉命出動策應第三戰區作戰的第九戰區夏楚中第七十九軍、歐震第四軍和孫渡第五十八軍等部隊。6月4日，第七十九軍冒雨急進臨川，與日軍先頭部隊在臨川進行了一夜巷戰。次日，日軍第三師團主力抵達臨川，雙方戰鬥更為猛烈。第五十八軍和江西保安縱隊，也在臨川北麵的三江口、李家渡與日軍第三十四師團激戰，戰況極為劇烈。8日，日軍第三十四師團突破第五十八軍陣地，直下臨川與第三師團會合，再度與第七十九軍發生多日激戰。隨後，該路日軍再次分兵，第三十三師團主力繼續向建昌（今南城）方向進攻，第三十四師團主力轉向浙贛路加入向鷹潭的進攻。12日，日軍第三師團占領南城及其機場。當天，日本中國派遣軍向日本大本營提出實施打通浙贛線、求取“達到使第三戰區毀滅、中國將領動搖的效果”的計劃，得到大本營的同意，大本營指令中國派遣軍“根據需要，得在南昌附近浙贛沿線全域實施作戰”，作戰規模於是進一步擴大。16日，第三十四師團攻陷浙贛線上的重鎮鷹潭及貴溪。至此，西線日軍第十一軍與已進至上饒的東線日軍第十三軍，相隔僅約80公裏。
第九戰區判斷日軍的動向，隨即調整部署，在東鄉、金溪以東，南昌以南的贛東地區向日軍發動攻勢。第四軍自南向北進攻崇仁、宜黃，第五十八軍由北向南進攻崇仁、臨川，第七十九軍由南向北進攻南城。從21日起，各部與日軍在南城、宜黃、崇仁、臨川地區展開激戰，一度包圍臨川、南城日軍，但久攻不克。到30日，日軍再陷宜黃、崇仁，雙方形成對峙。與此同時，日軍30日在浙贛線上東西並進發動打通作戰。7月1日，東進日軍第三十四師團與西進日軍第十三軍第二十二師團會合攻占橫峰，浙贛線被敵全線打通。
中國軍隊這時大多轉移到日軍後方襲擾敵軍，並切斷其交通供給。日軍進退失據，顧此失彼。7月上旬，第三戰區部隊開始發動局部攻勢作戰，先後收複浙江桐廬、建德和江西弋陽、橫峰。13日，進入臨川一帶的日軍第三師團向南昌回撤，這一地區的作戰遂告結束。28日，日軍以預定目的基本實現，下令停戰撤退。東線日軍以確保金華地區於8月中旬退回戰前防線，西線日軍也於8月19日撤回南昌地區，中國軍隊收複全部失地，浙贛會戰至此結束。
浙贛會戰長達3個多月。日軍在作戰中基本實現了預定目標，除破壞了衢州、麗水、玉山等地機場外，還搶掠了許多物資及浙贛鐵路器材。有日本學者研究後甚至說，浙贛作戰是以攻擊飛機場為目的的作戰，但從“滿洲”調來了鐵道監部1和鐵道聯隊1擔當鐵道作戰的部隊，所以這次作戰“與其說是要‘毀滅’飛機場，毋寧說是以攫取鐵路器材為目的……作戰獲得的鐵路器材，一部分為了運輸螢石用於浙贛線的修複工程方麵，一部分為了‘對蘇聯作戰備用’被運往‘滿洲’”。但在中國軍隊的英勇抗擊下，日軍也遭到重大的損失，死傷包括師團長在內的官兵2.9萬餘人（日軍自稱1.7萬人）。浙贛沿線及贛東地區，受到日軍的嚴重破壞與摧殘，戰火波及浙贛48個縣，中國軍民死傷25萬餘人（其中中國傷亡官兵4萬人）。尤其醜惡的是，日軍在作戰中再次使用了細菌武器，引起浙西和贛東地區嚴重的鼠疫等疫病的流行，對當地人民造成長期的危害。
二、贛北遊擊縱隊與根據地活動
1938年下半年贛北作戰開始後，江西省政府曾派遣楊遇春、鍾石磐分率保安團，前往廬山和岷山開展遊擊。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提出第二期抗戰“遊擊戰重於正規戰”原則，要求派遣部隊深入敵後，加強對敵人後方的控製與擾襲，當局對遊擊作戰有了進一步的重視。這時，第九戰區建立了以樊崧甫為總指揮的湘鄂贛邊區遊擊部隊，統轄兩個正規師配合主力部隊進行遊擊作戰。後又組建第九戰區湘鄂贛邊區遊擊挺進軍，1940年5月調第三十三軍團軍團長李默庵為總指揮，統轄湘鄂贛邊區各遊擊縱隊，江西省的遊擊隊伍被編入其中。李默庵總部一度駐修水漫江。當時在江西境內轄有三個遊擊縱隊：
第一縱隊以孔荷寵為司令，由陸軍第六十軍第一八三師編成。孔曾任紅十六軍軍長，後投向國民黨。該縱隊在1939年9月第一次長沙會戰的贛北作戰中，與第二縱隊在奉新境內擔任截擊交通、擾襲敵後任務，遭敵反擊，頗有傷亡。該縱隊後來主要在鄂贛邊境進行遊擊，孔荷寵後調任陸軍暫編第五十四師師長，1943年以貪汙罪被第九戰區軍法執行處判刑（1945年被釋放後在漢口、南京等地經商）。
第二縱隊由3個江西保安團編成，最初由以指揮孤軍堅守廬山數月而著名的楊遇春為司令，楊在第一次長沙會戰的贛北敵後擾襲作戰中“因對所部統率失職而撤職”，保安第六團在奉新龍形山遭日軍猛攻傷亡殆盡，由陳洪時接任縱隊司令兼江西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陳曾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後投向國民黨，受重用。據記載，他自接任縱隊司令後，“秣馬厲兵，勵精圖治，為贛省不可多得之軍事政治人才”。陳洪時1940年10月4日病死，遺職由康景濂接替。1943年二三月間，該縱隊奉九戰區和第三十集團軍之命，北上武寧橫路、雙橋山地區，參與阻擊由鄂南南下的新四軍第五師一部，發生戰鬥，新四軍為避免損傷，退回江北。
第三縱隊司令為鍾石磐。主要活動於後麵所說的岷山遊擊根據地。
“挺進縱隊的主要任務是開展遊擊抗戰，各挺進縱隊在各邊區均有些戰績。”同時，也承擔遊擊區的地方行政事務。但“挺進部隊素質不齊”，有的抗日較為英勇，相當一部分“軍風紀極壞，缺乏戰鬥精神與技術，人民對之無好感，鹹稱‘遊安全之區，擊無辜之民’”，“尚有一小部投敵者”。
當時在贛北還建立了一些遊擊根據地（區、點），主要有：
西山遊擊根據地：南昌失陷後，省政府為了牽製占領南昌地區的日軍，建立後方與遊擊區的聯係，發動贛西地區的遊擊戰，派遣江西保安第六團進入安義、靖安、奉新地區，創建了以西山為主要據點的遊擊根據地。該保安團被編入挺進軍第二縱隊後，這一根據地成為第二縱隊在敵占區邊緣幾縣展開遊擊活動的據點，保安第四團接替受重創的第六團成為根據地的主要軍事力量。
岷山遊擊根據地：岷山坐落在南潯鐵路西側，根據地由叢山中的若幹盆地所組成，人口30餘萬，糧食產量差堪自給。其地因東扼南潯鐵路和星子縣而與廬山遙相對應，北控九江、瑞昌，西靠幕阜山，南製德安，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1933年以來，這裏便是中共贛北工作委員會的所在地，工委書記劉為泗領導紅軍遊擊隊在此堅持了長期的遊擊戰爭。抗戰爆發後，劉為泗起初不知道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曾誤將中共湘鄂贛省委派來傳達團結抗日政策、聯係部隊改編的兩位同誌殺害，錯失了所部編入新四軍的機會。其後，劉為泗按照中共的方針政策實行轉變，主動就近與江西保安第十八團（隨即改稱第五團）司令鍾石磐談判合作抗日，將部隊改編為贛北抗日遊擊隊，是一支擁有400多人和較精良的輕重武器的抗日隊伍。
九江淪陷後，省政府派江西保安第三、十一兩團隨部分正規軍在楊遇春指揮下，開辟了廬山遊擊根據地。日軍進至德安、永修時，為了牽製敵人和援助廬山孤軍，省政府又派鍾石磐率保安第十八團進入岷山根據地。鍾組織岷山遊擊指揮部，劉為泗為大隊長的贛北抗日遊擊隊被改編為1個大隊，共同抗擊贛北日軍，頗有斬獲。但由於國民黨江西當局頑固堅持反共立場，這支隊伍在1939年2月24日竟遭到鍾石磐的陰謀襲擊，劉為泗及中隊長以上幹部30多人均遭殺害，鍾石磐在事後所寫《江西岷山遊擊指揮部工作報告》中說：“本部五奉上峰電令，嚴飭剿除，乃於二月二十四日在九江岷山附近，將匪首劉為泗等就地槍決，並全部解除其武裝。”這是江西國民黨當局無視團結抗日大業、積極反共的又一次惡劣行為。經此襲擊，“劉部在岷山之實力，至此完全解體”。
1939年4月18日，日軍調動進攻南昌的部分兵力攻占廬山後，岷山的戰略價值更為重要。國民黨當局遂向岷山增派兵力，成立第三挺進縱隊司令部，兼江西省第九行政區，指揮江西保安第五、九團和挺進縱隊兩團共4個團，堅持岷山遊擊戰爭。其後，江西保安第十五團附鐵道破壞隊也挺進岷山、大屋，“專任南潯鐵路之攻襲破壞”。岷山抗日遊擊根據地曾先後粉碎日軍陸空軍聯合掃蕩3次、步騎兵聯合進攻7次，多次破壞南潯鐵路並曾炸毀日軍火車，成為江西堅持抗戰的最主要的遊擊根據地之一。特別是營救美軍飛行員的事跡，長期受到人們的傳頌：1944年8月17日，中美混合機群又一次轟炸贛北日軍基地，重創停泊在九江和長江的日軍艦艇。作戰中一美軍飛機受損，7位飛行員跳傘降落到岷山腳下的黃老門地區，岷山遊擊部隊奮力營救，遭到日軍阻擊，犧牲70多人，終將全部飛行員營救脫險。
武山遊擊根據地：武山地處湖口、彭澤之南，控製著湖口至都昌、景德鎮的陸路交通要道，是防備贛北敵軍進入贛東地區的重要屏障。1938年冬，江西當局派遣兩個特務營到彭澤、湖口、都昌地區進行遊擊活動，開辟了武山遊擊根據地。隨後，增派江西保安第二團進駐武山，遊擊力量更形壯大。該處遊擊部隊積極襲擊馬當、湖口地區日軍，並曾渡過長江襲擊安徽望江之敵。
彭湖邊區抗日遊擊根據地：1943年，駐守湖北禮山縣（現大悟縣）大小悟山一帶的新四軍第五師，為打通與駐安徽無為的七師和在蘇北的新四軍軍部的直接聯係，決定在贛北九江、湖口和彭澤間開辟三條通道，建立湖口、彭澤敵後抗日根據地，使鄂、皖、贛邊區聯為一片。據此，中共鄂皖邊地委（又稱五地委）領導下的黃（梅）宿（鬆）工委3月間派遣詹潤民率武工隊進入湖口，五師鄂皖邊軍分區（又稱第五軍分區，司令員張體學、政委劉西堯、參謀長康洪山）派遣鄭重率挺進十八團（第一連和教導隊）進入彭澤。詹潤民武工隊很快進入湖口棠山地區，在彭湖邊境立穩足根，並向武山山脈伸延，控製日偽與國民黨對峙的結合點。鄭重部則在1943年初夏從黃梅到七師再到彭澤縣，與商群領導的獨立大隊會合，迅速控製了地方土匪勢力和幫會勢力，建立了民主政權--挺進十八團湖西辦事處，成立了中共彭澤工委（書記商群），打開了局麵。同年12月，鄭重等主持先後在棠山大屋張村成立由時中行（又名時良源）任主任，詹潤民任副主任的棠山辦事處（後擴大為棠山軍民聯合辦事處），在彭澤水下村成立由鄭重任書記的中共鄂贛皖邊中心縣委（後改稱為中共邊江工作委員會），按照“實行民主主義，聯合各黨派進步人士，實行抗日救國，除害安民”的原則，統轄湖口、彭澤、至德、波陽、宿鬆、望江六縣的抗日遊擊工作。1944年3月，又在彭澤石葛陽村成立了中共彭湖工作委員會（1945年夏改稱彭湖鄱工委）和彭湖聯防大隊。工委和辦事處進行了政權建設、減租減息、擴大抗日武裝、團結在當地的國民黨軍政力量和地方上層人士、爭取偽軍和打擊日偽勢力的鬥爭，陸續建立起楊山、芳中、定山、西山、牌樓、張青、石澗橋、王斯文、彭澤二十五都、橫山等十一個聯村辦事處即鄉政權，大體形成了遊擊根據地的縣、鄉、村政權架構。根據地的鬥爭，對日偽在贛北的統治形成了重大的威脅，曾經得到新任新四軍第五師政委鄭位三的稱讚。抗戰勝利後，該地中共武裝和幹部奉命渡江北上。
此外，在修水、武寧和湖北陽新邊界及其他小塊地區，也建立了遊擊區或遊擊點。1940年6月，遊擊隊曾一舉燒毀武寧日軍毒氣倉庫，並使300多名日軍中毒，在當時影響很大。一些零星遊擊隊的活動也很活躍。如1944年10月17日遊擊隊潛入永修馬口，燒毀日本九江三星洋行分行及其囤積的物資；遊擊隊還曾潛入南昌，襲擾日軍和燒毀日軍倉庫。
三、民眾的抗敵
在全民抗戰的大局中，隨時隨處可見普通百姓以各種形式，投身抗戰的身影。1943年，江西省各界民眾抗敵後援會曾經將收集到的各界民眾抗敵事跡，編輯為《江西省各界民眾抗敵史料》出版。這本書，記錄了許多普通老百姓英勇抗日的事跡。這樣的事跡，也在其他形式的記載或口碑中，流傳下來，它們構成了神聖抗戰的光輝一頁。
江西民眾的抗日事跡，當時被概括為三個方麵：
第一，為國效忠，包括因公犧牲的殉公者和被俘死難的殉義者。這類事跡甚多，像南昌市百花洲小學教師盧英，在敵機轟炸時，為組織學生進入地下室而中彈犧牲，年僅27歲，是為公犧牲者。安義第2區第13保農民張鑒理，在日偽軍進擾萬埠時，英勇不屈，隻身與敵肉搏殉難；靖安第2區核心組長胡升璠，在潛入敵後偵探敵情時被捕，日軍強迫他充當向導，結果他將日軍引入迷途，被惱怒的日軍殺害，是為殉義者。更為突出的是，湖口縣第一區農民陳植楷，1940年2月帶路引導中國軍隊在江湖水道布放水雷，先後炸沉日軍艦艇14艘，炸死日軍數百名，立下奇功。陳植楷隨後不幸被日軍逮捕，遭受酷刑，堅貞不屈，慘遭殺害。
第二，英勇死節，包括持正不阿的守正者和守貞不渝的守貞者。修水人、以詩名噪天下的我國著名學者陳三立，1933年移居北平（今北京），先是嚴拒去偽滿任職的勸誘；1937年北平、天津淪陷後，又堅拒日偽當局強邀他出任偽新民學院院長的要求，任其“遊說百端皆不許”，遊說者天天在他門口糾纏不休，引起他的憤怒，遂喊來保姆用掃帚將其逐去，“因發憤不食五日死”。德安人劉碩貴，在日軍占領德安，強迫他出麵成立偽組織時，堅決不從，被日軍殺害，年僅32歲。星子縣17歲的姑娘李青蓮，被日軍捕捉，日軍“逼供我方軍情，不答；複施非禮，拒不從”，被殺害。
第三，慷慨奉獻，包括奮起殺敵的反抗者、自動請纓的獻身者、乘時自效的獻力者和慷慨輸將的獻財者。據史料記載，瑞昌南陽鄉山上黃村人黃繼忠，素具膽識，1941年春見2名日軍由碼頭鎮竄來村中尋覓婦女，乃潛藏在要隘處，等敵靠近時，舉石猛擊，敵避之不及竟斃命。他將敵屍投入深穀中，並洗清血跡，以免遭敵查蹤報複。高安石腦農民朱火，1941年3月，用鋤頭擊斃一敵；新建人霍昌海與其弟擊斃敵軍2人、傷1人，自己也在搏鬥中犧牲。餘幹羅家農民殺死施暴的6個日軍，樓下村農民用刀矛鋤頭消滅搶劫的9個日軍，新屋彭家村農民亂棍打死5個施暴的敵人，南昌塘南農民胡木林用木棒敲碎1個日軍腦袋，這類因日軍暴行激發的奮起抵抗事跡，在全省不少地方都曾發生。南昌近郊桃竹叢魏村村民，被日軍在周圍村莊燒殺奸淫的獸行所激怒，麵對衝進村強迫交出婦女的19個日本兵，村民們男扮女裝，暗藏利刃，佯作殷情，乘敵不備將其全部殺死。這是戰時一次非武裝的民眾自動反抗、機智殺敵的突出事例。事後，日軍包圍該村，瘋狂屠殺村民500餘人。
獻財出力者更是舉不勝舉。1941年5月，廣豐縣年屆古稀的清末翰林徐浩、季桃華，響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號召，為抗日事業慷慨輸將，傳揚一時。二老以年邁力衰不能親上前線，決定將自己的全部家產“共計一百三十萬元悉數捐助解交中央”，資助抗戰。蔣介石對此也受到感動，立即題寫“毀家紓難”橫額兩幀分贈二人，並發電請廣豐縣長代為致謝。還有一位新建縣的徐氏老婆婆，目睹日軍暴行，痛恨不已，1943年7月28日，乃將自己多年積蓄與家產2.1萬元盡數捐獻出來，用於政府購買飛機抗敵。1942年秋到1943年，江西各界民眾捐款購機活動迭起高潮，先後捐款購買飛機多架。中國空軍因全國人民的捐助，裝備得到加強。也是從1943年起，江西境內的製空權，基本被中美空軍所掌握。
其他諸如江西民眾奮勇從軍、購買救國公債、抗敵獻金、募集棉被寒衣、捐獻公債庫券等等，實在太多。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江西農村婦女，投身抗日救亡活動，令人感動。據當時在江西的雷潔瓊記載：“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廣大農村婦女積極出錢出力，為前方將士捐獻現金二十多萬元，製布鞋四萬餘雙……有些窮山溝的農村姊妹，將婚嫁時珍藏多年的銀首飾都捐獻出來，一根銀簪，一副耳環，一個戒指都表達了廣大農村婦女的愛國熱忱”，“在遊擊區，婦女隊還組織當地婦女傳遞情報、運送彈藥、供應茶水、救護傷兵，擔負起光榮的任務”。
以上所舉，隻是萬千民眾抗敵事跡中的點滴。但僅從這些點滴中，也充分地表現出了江西人民不畏強暴、眾誌成城的愛國精神和凜然正氣。這種精神和正氣，是抗日戰爭最終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
四、在困苦生活下的堅守
抗戰時期，全省人口是一個不斷下降的勢頭。人口總數，1937年為1519萬人，到1946年7月為1284萬人，減少了235萬人。人口分布，以1943年9月為例，全省總戶數2625579戶，1390.8萬人，其中男713.3萬人，女677.5萬人，壯丁1871936人，戶均人口5.3人，男女比例為105：100，每百男子中壯丁數為26人，每平方公裏土地人口數為80人。這一統計說明，盡管男女比例尚屬正常，但男子中壯丁人數（18-45歲）比例過低、老少人口比例過高，反映了青壯年大量出征和傷亡的事實。
抗戰軍興，全省物價“無不紛紛奇漲”，成為影響民生安定和抗戰事業的重要因素。物價奇漲，當時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來源缺乏，供不應求；二是“不肖商人”壟斷居奇，操縱謀利。省政當局在發展經濟和貿易以開源的同時，在管製物價、物資和節流上也曾做出過努力。1938年3月，為解決物價過昂問題，成立由省黨部牽頭，民政廳、警備司令部、警察局和商會等11個機關團體組成的“非常時期江西省物價評議會”，負責評議和調整物價。4月，省黨部頒發《非常時期江西省物價評議會議組織規則》及評議辦法，令各縣同樣組織物價評議會，以“注意人民生計，防止商人高抬物價”。此後，還相繼成立江西省日用必需品平價購銷處、食鹽專賣局、糧食公賣處、緝私處、江西省物價管製委員會（1943年6月）等機構，對糧食、食鹽等重要物資實行全麵限價和限銷，也多次破獲過囤積大案，如1943年秋先後破獲的泰和、吉安商人的私囤銀幣、銀錠、銀條案，吉安商人的多起囤積布匹、顏料案，但終究無法解決物價飛漲的問題。特別是到抗戰後期，物價的直線飆升，成為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給人民的生計帶來難以忍受的苦痛。就是在物資供應最有保障的臨時省會泰和，這種情況也不例外，而使工薪低微的整個公務員隊伍的日常生活備受衝擊。
避免浪費及減少消費是戰時節流的主要內容。1938年8月，省政府向公務人員發出通告，要求在抗戰期間，其一切舉動均應作民表率，各項浪費宜痛加革除，規定“凡公務人員，如遇婚喪壽宴，務須力求節儉，不得妄加浪費”。又製定《公務人員革除婚喪壽宴浪費暫行辦法》，明令對借口違反者決予懲處。1942年4月，新任省主席曹浩森進一步采取措施，解決他所認為的江西社會風氣稍嫌奢侈、不如重慶儉樸的問題，公布江西省《非常時期取締宴會及送禮辦法》，在全省統一取消宴會和送禮，因特殊事故必須舉行宴會或送禮者，須向當地警察機關申請登記。這個規定，次年7月以再次公布《非常時期江西省省會取締宴會及限製酒食辦法》，得到重申。江西省政府為了節減糧食消費，還規定不準釀酒，限製米食加工，隻準人民食用糙米即“稻穀礱去稻殼之米”。這一點，連蔣介石也覺得有些過分，認為實行“恐多困難”，下令照顧地方消費習慣“酌定適當標準”。
比較而言，農民的生活尤其艱難。戰時江西農村，佃農和半自耕農占農村農戶的比例，常年在71%到74%之間，即約占2/3.他們是重租重役的主要承擔者。據江西農業院1939年的調查，江西田租有錢租、穀租和分租三種形式，分別占5.69%、80.97%和13.34%，以穀租為主。穀租的數量，各地不同，上等田以貴溪最高，每畝納租4.5石，會昌最低，納1.2石；中等田萍鄉最高，納4石，會昌最低，納0.8石；下等田萍鄉、吉安最高，納3石，會昌最低，納0.4石。租額不同與當地產量有關，但租額所占收獲總量，全省大多在一半到2/3之間，是一個相當重的分量。這種狀況，與戰前沒有什麽改變。
農民的負擔，在1941年前未實行田賦征實征購前，在戰爭環境下相對說來不算重，而且因為貨幣貶值，用貨幣交納田賦和捐稅等，實際的負擔其實還有減輕，從那幾年的鄉村物價及農民購買力上看，下降比率還不是太大：
表中可見，農民出賣農產品所得的價錢，絕大多數地方比他們購買物品所付出的價錢要低，而他們的實際購買力，一般都比1937年有下降，但差別還不顯著。顯著的差別出現在1941年9月實行征實征購後。這時，農民負擔明顯加重，生活狀況明顯惡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其一，所有負擔均折征糧食，實際負擔大大增加。如進賢第2區，每戶平均負擔糧食為9.47擔，人均竟達2.1擔，以戶均糧食收支計算，每戶平均不足數與負擔數大致相當，因此隻有壓縮基本口糧以完負擔。當時調查各項稅收、征課，1945年全省人民人均負擔1352元，約合稻穀8鬥8升，這個負擔尚未包括“人民捐獻及鄉鎮保攤派”，鄉鎮保攤派項目主要有保甲經費、優待穀、清潔捐、征集費、征工等，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因此，連省政府也承認“人民負擔較重”。其二，農民的糧食全部被政府征購和控製，不能自己拿到市場上出賣來得到較高的價錢，而政府付給他們的征購糧款，不但比市價低很多，而且40%給現金、60%給糧食庫券。這樣一來，政府雖然平抑了糧價和財政支出，保證了糧食的戰時供給，但農民卻需承受三個方麵的損失：一是糧價之低與其他物價之高形成巨大的不平等差價，農民隻能以少得可憐的糧食收入，去購買價格驚人的其他物品。二是即使有40%的糧款，因需經區鄉保甲長等轉手，並不能完全落到農民手中。據記載，各地對農民糧款“侵吞挪用或扣繳捐稅”之事“不斷的發生”，“甚至有的縣長也有這種不法的行為”，嚴重者，糧款“真正能完全發到老百姓手上的，十不及一”，有的甚至幹脆“不給價款”。三是糧食庫券實質上是一種戰時債券，但政府並無償還能力，除1943年使用小部分抵交農民派配的積穀外，實際上成為廢紙一張，農民因此承擔了巨大的賠累。因此，1941年後，農民不但購買力下降到極點，而且相當多的農戶連最低生活也難保證，要依靠借貸度日。其中僅借糧度荒的農戶占總農戶的57.2%，他們秋後還糧時要承擔30%的高利貸利率。
處於敵我交界和交戰地區的人們，所受災害更是深重。例如高安處於敵我相接前沿，“為抗戰期間百戰之地，因之所受損害也特別重大，縣城南北兩個部分，盡成為一片廢墟，隻見到蘆葦成林，磚瓦塞途，卻找不出一間比較完整的房屋”，鄉村隻剩下敗壁殘垣，當地災民經受著流亡的痛苦，無處可以趨避風雨，衣服、糧食被敵人糟蹋精光，“極目荒涼景象確實淒慘得很”。又如鄱陽湖區的漁民，“一麵受敵寇隨意殺戮之迫害”，因遭日軍汽艇機槍射殺的漁民，屍沉湖底，漁船漂流湖麵數月無人過問；一麵則因敵我雙方在湖港設防，導致捕魚範圍日促，“生活苦況遂更不可名狀”。而所有遊擊區的農村農民，不僅要遭受日軍的搶掠糧食、物資之害，而且要遭受中國戰區部隊和政府為與敵人爭奪物資而來的“搶購”糧食之苦，其生活苦痛也是不堪言說。
就是在如此艱難的生活狀況下，江西人民表現出驚人的忍耐力和犧牲精神。所以能夠如此，根本所在，就是為了戰勝日本侵略者，為了民族的解放和複興。因此，廣大人民以自己的無聲的奉獻和罕見的堅忍，支持長達8年的戰爭，堅持為抗戰出兵出糧、出工出力直至戰爭勝利。他們是民族的脊梁和抗日戰爭的生力軍。以農民為主的各界人民對抗日戰爭作出的巨大貢獻與犧牲，必將永久地鐫刻在中華民族的光輝史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