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江西通史 11——民國卷
> 第二十九章 蔣經國與“新贛南”建設
第二十九章 蔣經國與“新贛南”建設
一、建設“新贛南”的由來
戰時江西後方政治中一件在國內外都富有影響的事情，是蔣經國領導的“新贛南”建設。
蔣經國（1910-1988年）是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的長子。早年留學蘇聯，在蘇聯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熏陶。1937年回國。1938年3月，蔣經國來到江西，出任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9月任江西新兵督練處處長，參與籌劃廬山抗日遊擊戰，並曾堅持秘密上山看望孤軍堅守廬山的楊遇春部保安遊擊部隊。1939年6月，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轄贛南11縣）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同時兼任贛縣縣長。到1945年2月離任去重慶，蔣經國在贛南任上計達6年。
蔣經國到贛南就任時，麵臨的形勢和環境已相當嚴峻：上海、杭州、廣州和武漢等重地已經失守，江西省會南昌及贛北也已經淪陷，江西成為東南抗日戰爭的前線，境內駐有第三、九兩個戰區的部隊，分別在贛東和贛西北與日軍形成對峙，全省比較安全的地區隻剩贛西贛南。江西承擔著從人力和物力上支撐東南抗日作戰、屏蔽西南大後方的重大任務，地位日顯緊要。就贛南而言，該區地處贛粵湘三省毗鄰之區，雖為前線的後方，但也遭到了戰爭的嚴重破壞。就在蔣經國接任的次日即1939年6月12日，日機即分批空襲贛州，專署四周被炸，傷亡百餘人，蔣經國的住宅亦遭機槍掃射，其妻子、兒子隻得隱遷到城外通天廟中居住。此後10餘天內，贛南各縣城皆先後被炸，而敵機轟炸贛州已大半改用燃燒彈，這使他一上任即麵對滿目瘡痍。他在上任十多天後寫給父母的信中說，他自己兼任救護、消防總隊長，每有轟炸即“率領隊員馳赴投彈災區工作”，親自參與現場消防、救護，並曾親手從瓦礫堆中救活母子2人。另一方麵，國民黨地方政治的現實也混亂不堪。贛南曾經長期是粵係軍閥的勢力範圍，從北伐到兩廣事變一直有粵軍盤駐，其據地稱雄，橫行霸道，實際上控製著鄰接廣東的5個縣縣長的安排權和贛南鎢礦的管理、稅收權，以致如親曆者所言，江西“省政府的政令，一向進不了贛南”，成為長期困擾江西省政府的問題。同時，“粵軍在贛南煙賭公開”，軍官與粵商包煙包賭包娼，並不隱蔽，造成即使在兩廣事變平息、粵軍交還贛南政權後，其“煙賭娼之為害，人民的痛苦是不堪言狀的”的現狀。基層地方事務則多“把持在土豪劣紳手裏”，他們恃強淩弱，欺壓百姓，侵蝕和操縱政權，致使政令不能推行，人民過著“窮苦黑暗的生活”，社會“情況混亂到了極點”。就在1939年初，即曾發生安遠、上猶兩縣自衛隊“綁禁縣長”，駐贛南3個保安團的部分官佐“毆辱”當時的行署專員劉已達、致使“贛南情勢迫切”的事件，如此等等。蔣經國將這些現象，徑稱為虛偽的、封建的和黑暗的政治。嚴酷的現實與蔣經國的背景、條件和抱負相匯合，激使他下決心“勇敢站起來，號召誌同道合的朋友，來清除社會的罪惡，來反抗人類的仇敵”，“為贛南的人民，打出一條生路”，為湘浙贛閩粵“建立一個抗戰建國的據點”。
1940年1月，蔣經國正式提出“建設新贛南”的設想。在當時舉行的春節座談會上，他首次闡述了“推行新政治，建設新贛南”的想法，並將三年實現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作為建設新贛南的目標。後來，他對建設新贛南的內涵有過進一步的概括，指出建設新贛南，就是要“推翻舊的政治和經濟製度，而創造一個新的三民主義的經濟和政治製度”，“將一個落後的貧窮痛苦的舊贛南，變成一個前進的富強康樂的新贛南”。
二、新贛南建設的主要內容
新贛南建設的主要內容，簡單地說由兩個方麵組成：一是采取“毫不容情”的“霹靂手段”，來改變政治現實和社會風氣，是為“滅舊”；一是提出三年計劃和五年計劃，進行以經濟為重點、包括政治和教育的全麵建設，是為“創新”。
“滅舊”方麵的內容主要有：
一是嚴禁煙賭娼，轉變社會風氣。建設新贛南的活動，實際上以嚴禁煙賭娼、轉變風氣首開其端。蔣經國上任才十幾天就“已開始嚴禁煙賭”（禁娼稍後）。他認為，煙賭娼一是敗壞了社會風氣，二是浪費了社會財物（全贛南一年僅賭、娼二項即需消耗650萬元，煙款更多，若以之用於建設可做許多事）。因此，他將嚴禁煙賭娼、轉變社會風氣作為修明政治的突破口和“先決條件”，采用極為嚴厲的辦法施禁，其做法大體是1940年前，讓犯禁者在公共場所示眾；1941年起，境內仍有售販吸食和偷種鴉片者，“隻要查實，一律槍決”，同時設立婦女工廠和收容所，分別收容娼妓及“不管他是什麽人”的賭犯，並視情節罰充苦工、開農場、掃街道等，以促其覺悟和反省，重新做個良好公民。客觀地說，禁煙並不自蔣經國始，贛南此前即被“定為絕對禁煙區”，但“這不過是一句話”，說說而已。蔣經國的嚴禁政策實施後，則大為不同，不僅煙賭銷聲匿跡，過去的“牌聲徹夜”不再耳聞，娼妓也基本禁絕，可以說效果顯著。
二是“除暴安良”，打擊土豪劣紳等“腐惡勢力”。蔣經國認為，土豪劣紳把持地方事務是導致政令不能推行、平民百姓不安生業的原因，要使政令暢通，人民安居樂業、新贛南建設成功和地方自治實行，就必須消滅土豪劣紳，肅清流氓地痞，打倒一切惡勢力，“建立人民的權力”。為此，采用拘案、監禁、罰款物、罰做苦工、用“罪惡板”公示等辦法，“毫不留情地打擊”土豪劣紳；實行整編自衛隊、辦理清鄉、收繳民槍、訓練壯丁和徹底剿滅非法武裝（其中也含有攻擊共產黨領導的地方遊擊隊的內容），來改變地方武力被“一般土豪劣紳所把持”和“落伍的軍人”組織非法武裝的事實。同時，地方上的公正士紳也相應得到保護和尊敬。但這些行動，遇到了土劣惡勢力的激烈反抗，1942年曾發生個別土劣暗殺蔣經國的得力幹部，甚至聲言要收買蔣經國人頭的事件。
三是整肅貪官汙吏，建立廉潔的地方政府。蔣經國痛恨貪官汙吏和官場惡習，認為亂派捐款、詐索百姓金錢以肥己的官吏寡廉鮮恥，其“行為完全與土匪相同”，是破壞新贛南建設的阻力和危害人民福利的蟊賊，一定要“嚴辦貪汙”，“鏟除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建立廉潔的地方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基礎，維護正義和公平。因此，他采用“最嚴厲的辦法肅清貪汙”，規定凡貪汙300元以上者槍斃（即使是他親自培養提拔的幹部、親信犯規，也曾“忍痛”處死而不寬貸）；要求配合調整機構和人員轉變政府作風，全力克服腐化危險，禁止向民眾亂派捐款，整頓租稅田賦，平抑物價；“獎勵人民檢舉”，並組織政風巡察團到各地去檢舉大小貪官汙吏、新舊土豪劣紳，清除“害群之馬”；要求從專署人員、縣鄉長到保甲長的各級官吏，“特別要憂勤惕勵，言行自檢”，克製不正當的欲望，根除貪汙惡習，“永遠保持自己的貞潔”。
在“創新”方麵，提出了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和五年計劃，致力於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麵的建設。
1940年秋，蔣經國親自擬定了新贛南建設的第一次三年計劃（1941-1943年），要求各縣逐年逐項按分解下達的指標落實執行。這個計劃，包羅全麵，提出農業、林業、工業、交通、商業、礦業、文化、教育、衛生、救濟、政治等11個方麵的建設，每項建設內分目標和實施要項（項目和年度要求），提出了許多建設指標和要求。如農業建設，目標為采取科學方法，運用金融力量，以謀農村經濟之發展，農民生活之改善，在消極方麵，力求家給戶足，在積極方麵，力求輸出增加；實施要項則分10項，有墾殖荒地，廣設農場，推廣合作組織，擴大冬耕運動，推廣植棉，修治農田水利，防治獸疫，開辟果園，建築農民新村，改良家具。又如教育建設，目標為普及國民教育，培植地方自治基礎，灌輸戰時知識，輔導民眾組訓，推行勞動生產，改善國民生計，最低限度，應使人人皆能識字，人人皆有強烈之民族意識，人人皆有生活之技能；實施要項為20項，為每縣設一中學，創設職業學校，實施青年訓練，完成鄉（鎮）中心學校，普設國民學校（保學），實施輔導製度，加緊訓練師資，妥籌國民學校基金，掃除文盲，推行生產勞作教育，建築校舍，加緊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設立圖書館，建築體育場，提倡音樂體育，實施公務員補習教育，推行幼稚教育，創辦托兒所，獎勵捐資辦學，設置獎助金。客觀地說，這個計劃相當周全，除了有的指標過高外，不少內容具有可行性，而且為地方建設所必需。
在三年計劃到期時，1943年9月，蔣經國進一步提出了建設新贛南的第二次五年計劃（1944-1948年）。與三年計劃涵蓋廣泛不同，五年計劃完全是一個經濟建設計劃，但規模更為宏大，指標更為驚人，提出了工業機械化、農業工業化、城市現代化、樹立重工業基礎等大膽設想和具體指標。這兩個計劃（後者並未實施），反映了蔣經國的基本建設思想和目標規劃，事實上成為新贛南建設的主要活動。
在貧窮落後的贛南進行大規模建設，最大難題是巨大的經費需求與財力微薄的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蔣經國除了爭取省政府對贛南興辦工業的支持外，還先後采取了在政府計劃與統製下獎勵私人投資，吸收外資，提倡自力更生的建設精神，建設捐款按“錢多的人多出錢，錢少的人少出錢，無錢的人不出錢”的原則征收，以及清查公產公款、整頓稅收、發展公營事業以利增收等措施。此外，比較注意派款招怨、官吏中飽的問題，實行通盤籌劃財政總預算，確定老百姓的應分擔款額，實行“一年隻派一次款”，並由百姓直接向經征處繳納。這個辦法具有創造性和革命性，注重從製度上消除以往隨意派款和層層盤剝的諸多流弊，對確實減輕人民負擔和有效防止官吏貪挪，都不失為好方法。
此外，在政治建設方麵，蔣經國揭出的旗號是“修明政治與愛護人民”（這也是他1939年6月12日所作第一份“施政”講詞的主題。因此，培植新的幹部和聚集民眾成為這方麵工作的重點。他自己十分注重深入鄉村民間，僅在上任一年多的時間內，即爬山過嶺，步行2850裏巡訪各地，清楚全區有多少橋、茶亭和水利工程需要修理；聽取民眾呼聲，實行星期四接見民眾和在各地遍設民眾代筆處製度，親自“詢問生活狀況，並調查控訴案件”，解決民眾要求和痛苦，僅兼任贛縣縣長的頭半年，親自處理的民眾控訴即達1255件，1942年一年接見的民眾有1023人。他還要求公務員接近民眾，體察百姓疾苦，尊重國民（不論貧富）的人格，對人民要有惻隱之心，要發揮人民的價值和解決人民的需要即最低限度為人民解決疾病、痛苦和貧困，反對害民擾民和愚民；提出改善官民關係，製定16條官民合作公約，還特別組織政工隊深入鄉村，以農民為工作對象，調整軍民官民關係、調查各縣施政情況、督導各地工作。這些做法，不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對人民群眾是有益的。
在文化教育方麵，辦校興學受到特別的重視，甚至提出了開辦大學的設想。同時，也強調理想、精神對人們生活的影響，而將“改變人民的心理”使之“精神時代化”，視為與經濟建設同樣重要的任務，提出人人都要讀書看報、人人都要高興快樂、人人都要強壯健康、人人都要相親相愛、人人都要勞動做事五項精神建設目標，倡導文化“迅速深入民間，以破除封建思想，竣揚民族精神，提高知識水平，促成社會進步”，培養具有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的新國民。蔣經國還意圖改革習俗，製定《新贛南家訓》，確定農民節、健康節、官民同樂節、讀書節等10多個新節日，進行衛生建設和實行陽曆年、贛南居民掛戴標識等等，其中有一些規定過於機械，與傳統生活習慣發生衝突，引起了人們生活的諸多不便。
三、成效與影響
建設新贛南的活動，涉及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地方政治革新和社會建設的問題，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當時，國民黨內反應固然強烈，延安也表示了一定的關注，國內輿論紛起傳播，美英等國也有報道乃至記者的實地考察。熱情的讚揚和懇切的期望所在多有，尖刻的指責乃至“惡意的破壞”也不絕於道。
實事求是地說，蔣經國發動和領導進行的“新贛南”建設，取得了重要的成績。在整治社會秩序方麵，如前所述，以示眾、罰工來嚴禁煙賭娼乃至槍斃售販吸種鴉片者，轉移社會風氣；用拘禁、罰工罰物和公示等辦法，“毫不留情地打擊”土豪劣紳，改變土豪劣紳惡勢力武斷鄉曲、幹政淩人的局麵；嚴懲貪贓枉法，禁止向民眾亂派款，即使是他的親信犯規也“忍痛”處死而不寬容，3年中取消36種苛捐雜稅，等等，不能不說難能可貴。在社會建設方麵，情況雖更複雜一些，其主張在一定程度上也轉化成了建設的成績。據1943年底的檢查，全區執行政令的情況為：做到的占55%，做到一半的30%，完全沒做的15%。從其他方麵的記載來看，成績也較明顯：在工業上，時人記載，江西的工廠大多創辦於抗戰時期，“其分布地區，鹹集中於吉、泰、贛一帶，以贛縣最多”。僅據1943年1月至1944年9月間江西省建設廳核準的工廠登記清單統計，全省已登記工廠總數為74廠，其中第四區有26廠（大多在贛縣），占35%。這些工廠，涉及機械、電力、化工、麻織、食品加工、火柴、卷煙、造紙、印刷等行業，有的還很突出，如印刷業，當時大東書局、商務印書館都在贛縣設有印刷工廠，“成績卓著”；又如“戰時在贛縣創辦之化學工業，有興業電化廠及利原化工廠，規模較大，生產亦巨，均能自行製造酸鉀燒堿純堿等，對供應物資缺乏之西南各省工業，頗有貢獻”。在商業方麵，以開辦商店數為例，據1940年調查，贛縣有1313家，位列吉安、浮梁之後。到1944年11月調查，贛縣商戶已居全省第一，增至2363家，分布在39個行業。可見當時贛南商業發展情況較好。在農民生活方麵，據中央農業實驗所有關鄉村物價調查，江西有完整數據的吉安和贛縣二縣，農民所付物價指數1940、1941和1942年贛縣分別為310、662和1811（以1936年為100），各年較吉安分別低67、251和289；農民購買力指數1941、1942年贛縣為158和102（以1936年為100），各年較吉安高28和12.在興辦中小學和青年培訓上，成績也很可觀。可以說，建設新贛南的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造成了贛南社會的一些新變化。
因此，贛南當時聲名鵲起，成為抗戰時期青年向往和備受讚揚的極少數地區之一。據當時在贛州擔任《正氣日報》總編和主筆的著名戰地記者曹聚仁記載：“那時候，青年人有四個理想世界：延安、南陵（皖南）、龍泉（浙南的小縣，由曉莊派主政）和贛南。”1940年春，到湘贛浙粵桂五省視察的行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及陪同的社會學家吳景超，對贛州留下良好的印象，認為贛縣與衡陽、衢縣、金華、桂林是“相當繁榮”的“戰時都市”。蔣經國一時也頗得中外社會輿論的好評，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輝，從“地方政治改革的新成就”的角度予以評價。而毗鄰的江西第八行政區的瑞金縣，也於1940年秋冬，仿效著進行所謂“建設新瑞金”的活動。
當然，新贛南建設中也有過於理想，脫離現實的不足。從根本上說，蔣經國建設新贛南的思想和目標，與戰時環境、社會條件尤其是國民黨的體製和統治現實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在建設目標和任務上，諸如提出大規模的建設計劃，事實上缺乏必要的條件；要求三年實現“五有”目標，一兩年內掃除文盲，改變傳統生活習慣等等，事實上不可能做到；後一個計劃即五年計劃，提出工業現代化、農業工業化等設想，不止懸於書麵，實際上隻能說無異於夢想。由於過於理想，脫離現實，也就必然出現簡單化的問題，以至於如蔣經國所言，往往一件本意在為民謀利的好事，做的結果，反而變成使民遭殃的壞事，例如建造校舍，“因為求之過急，忙忙的趕造，結果造了不久，就開始倒坍”。在國民黨的根本政治製度、戰爭環境和經濟文化落後的社會條件下，建設新贛南無疑是一件相當艱難的事。事實證明，蔣經國對艱難雖有認識，對現實環境與條件的考慮卻有不足，這也是難以取得更好成效的重要原因。因此，從總體上說，建設新贛南的活動，成績明顯，難能可貴，但終究隻是一項因人而來的短期政治實驗。隨著蔣經國1945年初的調離，新贛南建設活動也無形告終。
戰時江西後方政治中一件在國內外都富有影響的事情，是蔣經國領導的“新贛南”建設。
蔣經國（1910-1988年）是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的長子。早年留學蘇聯，在蘇聯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熏陶。1937年回國。1938年3月，蔣經國來到江西，出任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9月任江西新兵督練處處長，參與籌劃廬山抗日遊擊戰，並曾堅持秘密上山看望孤軍堅守廬山的楊遇春部保安遊擊部隊。1939年6月，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轄贛南11縣）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同時兼任贛縣縣長。到1945年2月離任去重慶，蔣經國在贛南任上計達6年。
蔣經國到贛南就任時，麵臨的形勢和環境已相當嚴峻：上海、杭州、廣州和武漢等重地已經失守，江西省會南昌及贛北也已經淪陷，江西成為東南抗日戰爭的前線，境內駐有第三、九兩個戰區的部隊，分別在贛東和贛西北與日軍形成對峙，全省比較安全的地區隻剩贛西贛南。江西承擔著從人力和物力上支撐東南抗日作戰、屏蔽西南大後方的重大任務，地位日顯緊要。就贛南而言，該區地處贛粵湘三省毗鄰之區，雖為前線的後方，但也遭到了戰爭的嚴重破壞。就在蔣經國接任的次日即1939年6月12日，日機即分批空襲贛州，專署四周被炸，傷亡百餘人，蔣經國的住宅亦遭機槍掃射，其妻子、兒子隻得隱遷到城外通天廟中居住。此後10餘天內，贛南各縣城皆先後被炸，而敵機轟炸贛州已大半改用燃燒彈，這使他一上任即麵對滿目瘡痍。他在上任十多天後寫給父母的信中說，他自己兼任救護、消防總隊長，每有轟炸即“率領隊員馳赴投彈災區工作”，親自參與現場消防、救護，並曾親手從瓦礫堆中救活母子2人。另一方麵，國民黨地方政治的現實也混亂不堪。贛南曾經長期是粵係軍閥的勢力範圍，從北伐到兩廣事變一直有粵軍盤駐，其據地稱雄，橫行霸道，實際上控製著鄰接廣東的5個縣縣長的安排權和贛南鎢礦的管理、稅收權，以致如親曆者所言，江西“省政府的政令，一向進不了贛南”，成為長期困擾江西省政府的問題。同時，“粵軍在贛南煙賭公開”，軍官與粵商包煙包賭包娼，並不隱蔽，造成即使在兩廣事變平息、粵軍交還贛南政權後，其“煙賭娼之為害，人民的痛苦是不堪言狀的”的現狀。基層地方事務則多“把持在土豪劣紳手裏”，他們恃強淩弱，欺壓百姓，侵蝕和操縱政權，致使政令不能推行，人民過著“窮苦黑暗的生活”，社會“情況混亂到了極點”。就在1939年初，即曾發生安遠、上猶兩縣自衛隊“綁禁縣長”，駐贛南3個保安團的部分官佐“毆辱”當時的行署專員劉已達、致使“贛南情勢迫切”的事件，如此等等。蔣經國將這些現象，徑稱為虛偽的、封建的和黑暗的政治。嚴酷的現實與蔣經國的背景、條件和抱負相匯合，激使他下決心“勇敢站起來，號召誌同道合的朋友，來清除社會的罪惡，來反抗人類的仇敵”，“為贛南的人民，打出一條生路”，為湘浙贛閩粵“建立一個抗戰建國的據點”。
1940年1月，蔣經國正式提出“建設新贛南”的設想。在當時舉行的春節座談會上，他首次闡述了“推行新政治，建設新贛南”的想法，並將三年實現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作為建設新贛南的目標。後來，他對建設新贛南的內涵有過進一步的概括，指出建設新贛南，就是要“推翻舊的政治和經濟製度，而創造一個新的三民主義的經濟和政治製度”，“將一個落後的貧窮痛苦的舊贛南，變成一個前進的富強康樂的新贛南”。
二、新贛南建設的主要內容
新贛南建設的主要內容，簡單地說由兩個方麵組成：一是采取“毫不容情”的“霹靂手段”，來改變政治現實和社會風氣，是為“滅舊”；一是提出三年計劃和五年計劃，進行以經濟為重點、包括政治和教育的全麵建設，是為“創新”。
“滅舊”方麵的內容主要有：
一是嚴禁煙賭娼，轉變社會風氣。建設新贛南的活動，實際上以嚴禁煙賭娼、轉變風氣首開其端。蔣經國上任才十幾天就“已開始嚴禁煙賭”（禁娼稍後）。他認為，煙賭娼一是敗壞了社會風氣，二是浪費了社會財物（全贛南一年僅賭、娼二項即需消耗650萬元，煙款更多，若以之用於建設可做許多事）。因此，他將嚴禁煙賭娼、轉變社會風氣作為修明政治的突破口和“先決條件”，采用極為嚴厲的辦法施禁，其做法大體是1940年前，讓犯禁者在公共場所示眾；1941年起，境內仍有售販吸食和偷種鴉片者，“隻要查實，一律槍決”，同時設立婦女工廠和收容所，分別收容娼妓及“不管他是什麽人”的賭犯，並視情節罰充苦工、開農場、掃街道等，以促其覺悟和反省，重新做個良好公民。客觀地說，禁煙並不自蔣經國始，贛南此前即被“定為絕對禁煙區”，但“這不過是一句話”，說說而已。蔣經國的嚴禁政策實施後，則大為不同，不僅煙賭銷聲匿跡，過去的“牌聲徹夜”不再耳聞，娼妓也基本禁絕，可以說效果顯著。
二是“除暴安良”，打擊土豪劣紳等“腐惡勢力”。蔣經國認為，土豪劣紳把持地方事務是導致政令不能推行、平民百姓不安生業的原因，要使政令暢通，人民安居樂業、新贛南建設成功和地方自治實行，就必須消滅土豪劣紳，肅清流氓地痞，打倒一切惡勢力，“建立人民的權力”。為此，采用拘案、監禁、罰款物、罰做苦工、用“罪惡板”公示等辦法，“毫不留情地打擊”土豪劣紳；實行整編自衛隊、辦理清鄉、收繳民槍、訓練壯丁和徹底剿滅非法武裝（其中也含有攻擊共產黨領導的地方遊擊隊的內容），來改變地方武力被“一般土豪劣紳所把持”和“落伍的軍人”組織非法武裝的事實。同時，地方上的公正士紳也相應得到保護和尊敬。但這些行動，遇到了土劣惡勢力的激烈反抗，1942年曾發生個別土劣暗殺蔣經國的得力幹部，甚至聲言要收買蔣經國人頭的事件。
三是整肅貪官汙吏，建立廉潔的地方政府。蔣經國痛恨貪官汙吏和官場惡習，認為亂派捐款、詐索百姓金錢以肥己的官吏寡廉鮮恥，其“行為完全與土匪相同”，是破壞新贛南建設的阻力和危害人民福利的蟊賊，一定要“嚴辦貪汙”，“鏟除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建立廉潔的地方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基礎，維護正義和公平。因此，他采用“最嚴厲的辦法肅清貪汙”，規定凡貪汙300元以上者槍斃（即使是他親自培養提拔的幹部、親信犯規，也曾“忍痛”處死而不寬貸）；要求配合調整機構和人員轉變政府作風，全力克服腐化危險，禁止向民眾亂派捐款，整頓租稅田賦，平抑物價；“獎勵人民檢舉”，並組織政風巡察團到各地去檢舉大小貪官汙吏、新舊土豪劣紳，清除“害群之馬”；要求從專署人員、縣鄉長到保甲長的各級官吏，“特別要憂勤惕勵，言行自檢”，克製不正當的欲望，根除貪汙惡習，“永遠保持自己的貞潔”。
在“創新”方麵，提出了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和五年計劃，致力於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麵的建設。
1940年秋，蔣經國親自擬定了新贛南建設的第一次三年計劃（1941-1943年），要求各縣逐年逐項按分解下達的指標落實執行。這個計劃，包羅全麵，提出農業、林業、工業、交通、商業、礦業、文化、教育、衛生、救濟、政治等11個方麵的建設，每項建設內分目標和實施要項（項目和年度要求），提出了許多建設指標和要求。如農業建設，目標為采取科學方法，運用金融力量，以謀農村經濟之發展，農民生活之改善，在消極方麵，力求家給戶足，在積極方麵，力求輸出增加；實施要項則分10項，有墾殖荒地，廣設農場，推廣合作組織，擴大冬耕運動，推廣植棉，修治農田水利，防治獸疫，開辟果園，建築農民新村，改良家具。又如教育建設，目標為普及國民教育，培植地方自治基礎，灌輸戰時知識，輔導民眾組訓，推行勞動生產，改善國民生計，最低限度，應使人人皆能識字，人人皆有強烈之民族意識，人人皆有生活之技能；實施要項為20項，為每縣設一中學，創設職業學校，實施青年訓練，完成鄉（鎮）中心學校，普設國民學校（保學），實施輔導製度，加緊訓練師資，妥籌國民學校基金，掃除文盲，推行生產勞作教育，建築校舍，加緊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設立圖書館，建築體育場，提倡音樂體育，實施公務員補習教育，推行幼稚教育，創辦托兒所，獎勵捐資辦學，設置獎助金。客觀地說，這個計劃相當周全，除了有的指標過高外，不少內容具有可行性，而且為地方建設所必需。
在三年計劃到期時，1943年9月，蔣經國進一步提出了建設新贛南的第二次五年計劃（1944-1948年）。與三年計劃涵蓋廣泛不同，五年計劃完全是一個經濟建設計劃，但規模更為宏大，指標更為驚人，提出了工業機械化、農業工業化、城市現代化、樹立重工業基礎等大膽設想和具體指標。這兩個計劃（後者並未實施），反映了蔣經國的基本建設思想和目標規劃，事實上成為新贛南建設的主要活動。
在貧窮落後的贛南進行大規模建設，最大難題是巨大的經費需求與財力微薄的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蔣經國除了爭取省政府對贛南興辦工業的支持外，還先後采取了在政府計劃與統製下獎勵私人投資，吸收外資，提倡自力更生的建設精神，建設捐款按“錢多的人多出錢，錢少的人少出錢，無錢的人不出錢”的原則征收，以及清查公產公款、整頓稅收、發展公營事業以利增收等措施。此外，比較注意派款招怨、官吏中飽的問題，實行通盤籌劃財政總預算，確定老百姓的應分擔款額，實行“一年隻派一次款”，並由百姓直接向經征處繳納。這個辦法具有創造性和革命性，注重從製度上消除以往隨意派款和層層盤剝的諸多流弊，對確實減輕人民負擔和有效防止官吏貪挪，都不失為好方法。
此外，在政治建設方麵，蔣經國揭出的旗號是“修明政治與愛護人民”（這也是他1939年6月12日所作第一份“施政”講詞的主題。因此，培植新的幹部和聚集民眾成為這方麵工作的重點。他自己十分注重深入鄉村民間，僅在上任一年多的時間內，即爬山過嶺，步行2850裏巡訪各地，清楚全區有多少橋、茶亭和水利工程需要修理；聽取民眾呼聲，實行星期四接見民眾和在各地遍設民眾代筆處製度，親自“詢問生活狀況，並調查控訴案件”，解決民眾要求和痛苦，僅兼任贛縣縣長的頭半年，親自處理的民眾控訴即達1255件，1942年一年接見的民眾有1023人。他還要求公務員接近民眾，體察百姓疾苦，尊重國民（不論貧富）的人格，對人民要有惻隱之心，要發揮人民的價值和解決人民的需要即最低限度為人民解決疾病、痛苦和貧困，反對害民擾民和愚民；提出改善官民關係，製定16條官民合作公約，還特別組織政工隊深入鄉村，以農民為工作對象，調整軍民官民關係、調查各縣施政情況、督導各地工作。這些做法，不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對人民群眾是有益的。
在文化教育方麵，辦校興學受到特別的重視，甚至提出了開辦大學的設想。同時，也強調理想、精神對人們生活的影響，而將“改變人民的心理”使之“精神時代化”，視為與經濟建設同樣重要的任務，提出人人都要讀書看報、人人都要高興快樂、人人都要強壯健康、人人都要相親相愛、人人都要勞動做事五項精神建設目標，倡導文化“迅速深入民間，以破除封建思想，竣揚民族精神，提高知識水平，促成社會進步”，培養具有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的新國民。蔣經國還意圖改革習俗，製定《新贛南家訓》，確定農民節、健康節、官民同樂節、讀書節等10多個新節日，進行衛生建設和實行陽曆年、贛南居民掛戴標識等等，其中有一些規定過於機械，與傳統生活習慣發生衝突，引起了人們生活的諸多不便。
三、成效與影響
建設新贛南的活動，涉及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地方政治革新和社會建設的問題，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當時，國民黨內反應固然強烈，延安也表示了一定的關注，國內輿論紛起傳播，美英等國也有報道乃至記者的實地考察。熱情的讚揚和懇切的期望所在多有，尖刻的指責乃至“惡意的破壞”也不絕於道。
實事求是地說，蔣經國發動和領導進行的“新贛南”建設，取得了重要的成績。在整治社會秩序方麵，如前所述，以示眾、罰工來嚴禁煙賭娼乃至槍斃售販吸種鴉片者，轉移社會風氣；用拘禁、罰工罰物和公示等辦法，“毫不留情地打擊”土豪劣紳，改變土豪劣紳惡勢力武斷鄉曲、幹政淩人的局麵；嚴懲貪贓枉法，禁止向民眾亂派款，即使是他的親信犯規也“忍痛”處死而不寬容，3年中取消36種苛捐雜稅，等等，不能不說難能可貴。在社會建設方麵，情況雖更複雜一些，其主張在一定程度上也轉化成了建設的成績。據1943年底的檢查，全區執行政令的情況為：做到的占55%，做到一半的30%，完全沒做的15%。從其他方麵的記載來看，成績也較明顯：在工業上，時人記載，江西的工廠大多創辦於抗戰時期，“其分布地區，鹹集中於吉、泰、贛一帶，以贛縣最多”。僅據1943年1月至1944年9月間江西省建設廳核準的工廠登記清單統計，全省已登記工廠總數為74廠，其中第四區有26廠（大多在贛縣），占35%。這些工廠，涉及機械、電力、化工、麻織、食品加工、火柴、卷煙、造紙、印刷等行業，有的還很突出，如印刷業，當時大東書局、商務印書館都在贛縣設有印刷工廠，“成績卓著”；又如“戰時在贛縣創辦之化學工業，有興業電化廠及利原化工廠，規模較大，生產亦巨，均能自行製造酸鉀燒堿純堿等，對供應物資缺乏之西南各省工業，頗有貢獻”。在商業方麵，以開辦商店數為例，據1940年調查，贛縣有1313家，位列吉安、浮梁之後。到1944年11月調查，贛縣商戶已居全省第一，增至2363家，分布在39個行業。可見當時贛南商業發展情況較好。在農民生活方麵，據中央農業實驗所有關鄉村物價調查，江西有完整數據的吉安和贛縣二縣，農民所付物價指數1940、1941和1942年贛縣分別為310、662和1811（以1936年為100），各年較吉安分別低67、251和289；農民購買力指數1941、1942年贛縣為158和102（以1936年為100），各年較吉安高28和12.在興辦中小學和青年培訓上，成績也很可觀。可以說，建設新贛南的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造成了贛南社會的一些新變化。
因此，贛南當時聲名鵲起，成為抗戰時期青年向往和備受讚揚的極少數地區之一。據當時在贛州擔任《正氣日報》總編和主筆的著名戰地記者曹聚仁記載：“那時候，青年人有四個理想世界：延安、南陵（皖南）、龍泉（浙南的小縣，由曉莊派主政）和贛南。”1940年春，到湘贛浙粵桂五省視察的行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及陪同的社會學家吳景超，對贛州留下良好的印象，認為贛縣與衡陽、衢縣、金華、桂林是“相當繁榮”的“戰時都市”。蔣經國一時也頗得中外社會輿論的好評，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輝，從“地方政治改革的新成就”的角度予以評價。而毗鄰的江西第八行政區的瑞金縣，也於1940年秋冬，仿效著進行所謂“建設新瑞金”的活動。
當然，新贛南建設中也有過於理想，脫離現實的不足。從根本上說，蔣經國建設新贛南的思想和目標，與戰時環境、社會條件尤其是國民黨的體製和統治現實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在建設目標和任務上，諸如提出大規模的建設計劃，事實上缺乏必要的條件；要求三年實現“五有”目標，一兩年內掃除文盲，改變傳統生活習慣等等，事實上不可能做到；後一個計劃即五年計劃，提出工業現代化、農業工業化等設想，不止懸於書麵，實際上隻能說無異於夢想。由於過於理想，脫離現實，也就必然出現簡單化的問題，以至於如蔣經國所言，往往一件本意在為民謀利的好事，做的結果，反而變成使民遭殃的壞事，例如建造校舍，“因為求之過急，忙忙的趕造，結果造了不久，就開始倒坍”。在國民黨的根本政治製度、戰爭環境和經濟文化落後的社會條件下，建設新贛南無疑是一件相當艱難的事。事實證明，蔣經國對艱難雖有認識，對現實環境與條件的考慮卻有不足，這也是難以取得更好成效的重要原因。因此，從總體上說，建設新贛南的活動，成績明顯，難能可貴，但終究隻是一項因人而來的短期政治實驗。隨著蔣經國1945年初的調離，新贛南建設活動也無形告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