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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戰時文化教育狀況
一、中正大學的創辦與戰時的大學教育
1？郾中正大學的創辦與首任校長胡先驌
與鄰省相比，江西高等教育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先是1926年冬，國民黨在江西建立政權之始，即曾設想組建中山大學，終未辦成。1929年，江西省教育廳籌辦省立江西大學的努力，則被教育部阻止，這年9月，教育部下令江西省教育廳停止籌備江西大學，所餘之款“移作普及整頓中等教育改設專科學校之用”。蔣介石1933年在廬山也曾對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談到舉辦大學事宜，亦未能成為現實。
抗戰以來，國內大學因戰事關係，大多西移至西南地區，江西對高等教育的需要益形迫切。1939年春，熊式輝以急需“培植抗戰建國之基本人才”為由，趁在重慶公幹之機邀請“川中名流”研究江西興辦省立大學事，得到蔣介石等的支持，蔣介石特別撥給基金一百萬元。熊返贛後，又於8月約集省內外學者到遂川商議，決定設立“中正大學”，並將商議結果報呈教育部和蔣介石批準。同時，省政府在泰和設立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備事宜。1940年3月，教育部正式確定中正大學為國立中正大學。教育部聘請熊式輝、程時煃、邱椿、馬博廠、蔡方蔭、朱有騫、羅廷光為籌備委員會委員，熊任主任委員。6月1日，省政府在選定的校址泰和杏嶺舉行籌備會正式成立儀式。9月，重慶國民政府任命胡先驌博士為中正大學校長，胡即於10月1日到校就職。10月31日，中正大學舉行開學典禮，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親自發來訓詞，對辦學宗旨和學生學習都有訓示，要求該校“所研究傳習之道，必為救國救世、三民主義之達道，所授予諸生之課業，必為擔當革命建國事業之實際”；“諸生所修習者，雖有文、法、工、農、商、醫諸係別之分，而均不可不於入學之始，立定為國家效忠、為同胞服務之誌向”，造成“非僅博通學術之專才，實為革命建國之幹部”。
一所國立大學從籌備到開學，費時僅一年，特別是“能於戰時創立於戰地的江西”，不能不說是一種神奇，這是由許多因素綜合促成的。首先當然是國民政府的支持，或許也與以蔣介石名字命名有關，中正大學尤其得到了蔣介石的關心。其次是省政府的決心。熊式輝是為開辦中正大學出力最大的人之一。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蔣廷黻1940年視察江西時，對此有一個最直接而有趣的記載：“熊主席正創辦一所大學。該校預計訓練一批較有效率的公務員和領導人。根據柏拉圖的理想，他希望能提高政府人員的教育水準。他不憚其詳的闡述他的理想，並且急於實現他的理想。他要我擔任他的新大學校長。他說：大學校長的地位事實上是與省主席平行的。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戰時，我認為他的計劃是不合時宜的。我建議他不可操之過急。”在蔣廷黻的眼中，熊是一個“最富有哲學氣息”的省主席，即是一個好幻想的人，因此他並不看好江西辦大學之事。但事情終是辦成了，從中頗能看出熊式輝的性格和能力。最後，眾多學者的讚助和戰時人才的急需，也是中正大學能夠迅速開辦的重要原因。
首任校長胡先驌是我國著名的植物學家和教育家，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他早年兩次留學美國，獲植物學博士學位。先後在南京、北平的多所大學任教授。1928年在北平與鄒秉誌等創辦靜生生物調查所。1930年當選為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委員會委員。主持在我國開展大規模野外采集和調查我國植物資源的工作，提出中國植物品種分為八大群，首次對我國植物進行了科學分類。發起籌建中國植物學會，1934年8月被選為中國植物學會會長。同年與江西省農業院合作創辦廬山森林植物園。廬山植物園占地麵積近萬畝，為亞熱帶山地最理想的園地，也是我國最大的植物園。1935年受聘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員。1940年，經著名學者吳有訓、程孝剛等勸薦，出任中正大學首任校長。在教育上，他提倡“科學救國、學以致用；獨立創建、不仰外人”的思想。因此，由他出掌中正大學，也是所選得人。
中正大學最初設立文法學院、工學院、農學院及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機電、土木、化工、農藝、森林、畜牧獸醫等9個學係，有學生300多人。其後幾年間，相繼增設文史、生物兩個學係和行政管理、師範、稅務、土木4個專修科，又在贛縣龍嶺設立了分校，“規模漸宏”，到1944年春，全校有教師203人（其中教授71人、副教授39人），在校學生1386人，“教員與學生蓋五倍於初矣”。在抗戰的艱難條件下，有這樣的發展，是很不容易的。胡先驌1944年4月辭職，由蕭蘧繼任校長。1945年1月，為避日軍向贛西的竄擾，學校遷至寧都長勝，贛縣分校也並入本部。抗戰勝利後遷南昌，經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及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協助，借用昌北望城崗的軍政部營房為校址，12月完成搬遷，1946年1月在望城崗開學。
中正大學是民國時期江西唯一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它的開辦及其後的建設，聚集了一批優秀的大學教師（據1945年初的統計，中正大學在全國25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中，有教授78人，排第13位，副教授45人，排第3位），其中有多人為國內著名學者；建立和提升了江西的高等教育基礎，填補了民國時期江西國立綜合大學的空白；培植了一大批具有較高素養的人才。因此，該大學的興辦，是全省現代教育事業史上一次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飛躍，在江西近代曆史進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全省解放後，它被相繼改稱南昌大學、江西師範學院（即現在的江西師範大學），其建立的教學基礎，仍在江西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良好的作用。
2？郾王子玕與中正醫學院的創辦
中正醫學院開辦的時間比中正大學要早幾年。1936年，教育部接受其聘任的醫學教育專門委員王子玕的建議，決定籌設一所適應推行公醫製度需要的醫學教育中心，並於10月設立了設計委員會和籌備委員會。籌備會主任委員王子玕是江西人，認為蔣介石長期在贛指揮軍事，這所學院故應設於江西，得到一致同意，並確定以蔣介石的名字為學院名。11月，王偕同教育部參事陳泮藻到南昌選擇院址，省主席熊式輝予以“熱心讚助”，劃撥陽明路東基地300畝，前期工程由南昌市政府辦理，同時決定江西省立醫院供學院學生實習之用。
1937年6月，教育部聘任王子玕為中正醫學院院長。9月25日，學校正式開學。當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學院因鄰近南昌機場，日機轟炸機場時學院也受到很大影響，“彈落時學院房屋為之震動”。來自全國16個省的120名學生，就是在這種不斷的空襲、防空環境中，堅持學習。即便如此，中正醫學院作為全省第一所專門學院，其創辦無疑是江西高等教育的重大進步。
此後，學院辦學條件日趨惡劣，在整個抗戰期間，幾乎處在不斷的搬遷之中。1938年1月，遷至永新；11月，奉令西遷昆明，遂在昆明城外12裏的白龍潭建草棚30座作為校舍，又與上海醫學院等合作，建立了較為整齊的教授陣容。1940年8月，遷往貴州鎮寧，以廟宇、民房為教學場地。1941年5月，熊式輝鑒於江西醫學人才缺乏，提出中正醫學院遷回江西並得到教育部的同意，遷回經費全由江西負擔。當年秋，學院遷回江西，四、五年級學生在泰和學習並在省立醫院實習，並接受香港孫逸仙博士醫學院學生73人借讀，一、二、三年級則在永新複課。1944年遷至贛州，在贛縣、南康等三處教學。1945年1月日軍進擾贛南時，又避遷至閩西長汀。抗戰勝利後，學院遷回南昌，但原址內隻見“頹垣敗壁，遍地篷篙”，“舊日院址校舍，夷為丘墟，蔓草叢生，荒涼滿目，而碩果僅存者，僅男生宿舍一幢”。後在政府複員費支持和聯總、行總江西分署資助下，到1947年學院校舍和教學設備、師資力量才有較好的恢複。
學院開設了內科、外科、生理、病理、細菌、寄生蟲、生物、化學等教學係科，並相應以省立醫院為實習基地（此為後來的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前身）。在對學生進行理論教育的同時，尤其重視醫學實踐的鍛煉，還經常參與戰場傷員的醫護。但學院規模不大，到1946年畢業學生僅140人。
3？郾戰時專科教育
戰時江西高等教育，除了在設立綜合大學和專門學院上有重大突破外，在專科學校建設上，也逐年有所進展。全省專科學校，從1937年的2所，到1945年增加到4校，即省立醫學專科學校（贛州）、省立獸醫專科學校（泰和，附設於江西農業院內）、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泰和）、省立體育師範專科學校（吉安）。在校學生從1938年的205人，發展到1945年的1210人。此外，還創辦了信江農業專科學校（上饒7縣聯立）和私立立風藝術專科學校。這些學校，也是在戰時艱難環境中辦學的，特別是在輾轉遷移中，廣大師生風餐露宿，曆盡了千辛萬苦，學校財產受到嚴重損失。
二、初中等教育的維持與發展
根據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製定的戰時教育綱要精神，省政府於1938年製定《戰時教育實施綱要》，規定了發展教育的方針和政策，基本精神是要求文武合一，教育目的與政治目的相一貫，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密切聯係，平均發展各地各級學校教育，力求普及義務教育，有計劃實施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在該《綱要》規定下，全省初中等教育在戰時有所發展。
江西以保學製度作為半強製性實施義務教育的措施，戰前一保一校的計劃在抗戰前期繼續得到大力推行，設校數和學生數比戰前又有較大的提高。1938年至1940年的全省義務教育，學校數由18025校增加到20054校，學生數由770382人增加到852422人，入學兒童占學齡兒童的比率，由54.6%增加到64.6%。不過，全省保學雖“相當普遍，但大都內容簡陋，設備不足”。1940年，國民政府決定在義務教育基礎上普及國民教育，江西省遂據此作出《江西省實施國民教育三年計劃》，將原有保學分年逐漸整理，分別改辦六年製鄉鎮中心學校和四年製保國民學校，兩種學校內均分設兒童班和成人班，將兒童教育與失學民眾補習教育融為一體。當年改辦學校863校，到1943年，全省除日占區14市縣外，已設鄉鎮中心國民學校和保國民學校17803校，有學生243330人；1945年時有學校19446校，學生312086人。江西戰時興學較為努力，“人民自動捐資興學之風亦甚盛，且於第四區內校舍俱係新建，辦理民教亦頗有成績”。但因受戰爭影響，在校學生數較戰前有大幅度的下降，全省“教師待遇未能十分提高，因之合格教師較少，幸由地方自行籌給學穀五市鬥至六市鬥，尚能勉維教師生活”。
戰時江西中等教育（含中學、師範、職業教育），有一個較為穩定的發展，尤以中學教育為好（各年統計中學校和學生數中學都約占2/3，如1945年中學為185所、學生53617人）。教育部為了安排和救濟由日占區撤退到江西的師生，先後在江西增設了2所國立中學，即1940年在吉安設立國立第十三中學，1942年在贛縣設立國立第十九中學。全省戰時其他國立中等學校還有在泰和的幼稚師範學校、在寧都的鉛山師範學校、在於都的江西造紙印刷職業學校。從1938年起實行《劃分各類中等學校區辦法》，按照省內各地交通、人口、經濟及文化狀況，劃分9個學區並按學區分期設置中學、師範、職業三類學校，中等教育在分布上更趨合理。江西還從1938年度起，對中等學校學生一律免收學費，以減輕學生負擔。同時，省縣當局也強調對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和戰時服務。戰時全省中學教育發展水平，在全國20個省中，名列第六，與戰前位置相同。
戰時江西教育能夠逐漸發展，取得比較可觀的成績，主要原因：一是全省人民民族精神的高漲，他們將教育視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重要戰線，以及抗戰建國的重要基礎；二是省政府對教育的重視，在戰時財政極端緊張的條件下，仍在教育支出上維持了一個比較高的水平，年教育經費占全省財政支出總數的比率，最高的1941年，達14.72%（9113755元），最低的1944年，也占到7.41%（24054170元）；三是教育界人士表現出了可貴的奮鬥精神，他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忍奮發，辛苦維持，為江西戰時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三、精神文化動員與“三民主義文化運動”
1？郾精神文化動員
江西當局有組織的精神文化動員，是從1937年11月全省抗戰總動員會議開始的。經過最初的混亂之後，當局認識到，“全民動員，首推實際工作，然精神動員，尤關重大”，於是提出江西省精神動員的8項信條，即必勝之信念，犧牲之決心，嚴肅之紀律，協同之行為，創造之能力，耐勞之習慣，熱烈之情緒，自省之態度，要求“無論男女老幼各就其責任為最大努力，求取最後勝利”。國民黨中央發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後，江西積極配合，於1939年5月8日召開有省黨部和省政府各委員、各廳長及各機關主官、各區專員、各縣縣長、各縣黨部幹事、各中學校長等參加的全省精神總動員大會，通過有關黨政軍、教育文化和新生活等方麵的提案30多件。熊式輝講話稱，在第二期抗戰中，精神重於軍事，要防止在精神上受傷或被俘虜，要響應全國精神總動員，在江西建立三民主義的陣線，建立精神國防陣線，來抵抗敵人的精神進攻，克服一切困難，成功抗戰建國事業。精神文化動員的戰時意義，得到充分表達和強調，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遂在全省各地展開。
戰時精神文化動員的重要力量是青年學生和文化界人士。據統計，僅1938年，全省中等以上學校組織了506個抗戰宣傳隊，各縣教育機關組織了6803個宣傳隊，在全省擴大進行抗戰宣傳動員。許多學校遷移到農村後，都為推進抗戰動員和地方文化事業做了有益的工作。黨政當局也注重策動文化界人士深入戰地服務，分別組織戰地服務團、戰地宣慰團、戰地鋤奸團等，深入戰地工作，對於組訓戰地民眾，慰勞前方將士，打擊間諜，搜毀敵偽宣傳品，安撫戰區流亡難民，協辦軍中文化，調查抗日忠烈事跡等工作，頗多努力。特別是中正大學著名教授姚名達，1942年6月22日，督率青年學生組織的國立中正大學戰地服務團，到新幹、樟樹前線，撫慰傷兵、組訓民眾、撫救難童，不遺餘力。7月7日晚，在新幹石口村被敵包圍，他與敵徒手搏鬥，遭敵槍殺。以身殉國同時死難者，還有中正大學學生1人，另有女生2人被擄。姚名達是抗戰時期親上前線並遭日軍殺害的著名愛國教授，其英勇事跡傳揚全國，延安《解放日報》也多次報道了他的事跡。
“抗戰軍興，本省成為文化後方，出版事業頓呈異彩，各型雜誌，更如雨後春筍，蓬勃問世。”作為文化重要載體的報刊，在精神動員中既起了重大作用，自身也得到較大發展。江西報刊最盛時期是1938年底1939年春，當時因“江浙諸省文化機構紛紛內徙，本省遂為東南文化重鎮，全省出版刊物達百餘種，省外書刊種類尤為龐雜”。吉安、泰和和贛縣一躍成為江西文化的三個中心，“從前省會報紙，除民國日報先在吉安後在泰和出版，大眾日報、捷報在吉安出版外，華光日報在分宜出版，民報在臨川出版，新聞日報、商報、華中日報合並為聯合日報在寧都出版。吉安除原有之地方報紙明恥日報外，抗戰後新創辦之報紙有大江日報、前方日報以及最近出版之新夜報與克報；通訊社方麵有建國通訊社、民力通訊社。泰和有新民報，贛縣有贛南民國日報、正氣日報、青年日報，通訊社有嶺北通訊社、國民通訊社、贛南通訊社。其他各縣報紙，則有浮梁之贛北民國日報，上饒之贛東民國日報，宜春之贛西民國日報，黎川之黎川民國日報，遂川之自強民報，蓮花之蓮花民報，婺源之婺源聯合日報，以及岷山日報，高安民報，上高周報，永新日報，萬安民報，上猶日報，會昌動員報，雩都新聞報，石城琴聲報，餘江周報，定南三日刊，新龍南日報，廣豐抗敵日報，樂安抗敵三日刊，餘幹日報，宜黃周報，南康日報，大庾日報，光澤日報，樂平日報，新喻動員周刊，安遠抗敵周刊，新尋鄔報，奉新周報，南豐周報。又有第三戰區主辦之前線日報，湘鄂贛邊區挺進軍指揮部主辦之開平日報。至銷行最廣者，首推泰和出版之民國日報及第三戰區之前線日報”。而由著名民主愛國人士王造時任社長、1939年5月9日在吉安創辦的《前方日報》，尤為著名。王造時戰時長居吉安，先後聘請姚士彥、王泗源、陳楚、馮英子等任總編輯，堅持團結抗戰、民主獨立和“為人民忠誠服務”的辦報宗旨與立場，刊發大量新聞報道、社論專論，宣傳抗日，痛擊汪偽，抨擊腐敗時政，慰勞抗日將士，被全國“文化界譽之為新興的一張報紙”，其社論被列為全國八九種重要報紙之一，專論也常被別報轉載，成為東南地區文化抗日戰線的一麵旗幟。
但當局一麵在全省開展“一縣一報”活動，一麵則嚴密執行《非常時期管製報社通訊社暫行辦法》，對社會上的報社、通訊社實行嚴密管製，對開辦報社的申請登記實行嚴格審核。據統計，全省1940年有報社56單位，通訊社12單位；1941年有報社52單位，通訊社17單位；1942年有報社79單位，通訊社25單位；1943年有報社58單位，通訊社25單位；1944年有報社52單位，通訊社16單位；1945年3月止，有報社60單位，通訊社20單位。這些報社和通訊社，由不同的政治機關或社會團體主辦，政治傾向不一，有的為國民黨當局的黨政軍特機關報，致力於宣傳三民主義、當局的政綱政策；有的為業務群體傳播行業、專業知識和信息的陣地；有的為進步文化人士所辦，注重反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方麵的消息和主張，也有的因及時反映新四軍和進步民主人士的活動而遭當局封閉。但總的說來，它們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抗戰戰況和事跡、讀者呼聲和主張、戰時社會動態，對於擴大抗戰宣傳動員、揭露日軍暴行、開展戰時建設等社會事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一些文化機構在戰時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以程宗宣為館長的省立民眾教育館，主辦《大眾日報》，創辦國民周會，開展抗戰文化活動，特別是購置電影攝影、幻燈製作等設備，先後拍攝過《江西戰時新聞》、《敵機濫炸南昌實錄》、《兵役宣傳》、《世界學聯蒞贛》等無聲片，專門成立的幻燈片製作室，製作《嶽飛》、《我們的省會》、《國民公約》和各種抗戰標語等幻燈片1千多種，對普及抗戰動員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民教館於1938年8月從南昌撤至吉安。1940年7月改稱江西省立實驗民眾教育館，以“實驗社會文化教育工作為中心”，並先後在上饒、贛縣設立分館，有49個縣也設立了縣立民教館，繼續做了大量關於抗日宣傳、歌詠、電影、戲劇和教育工作。省圖書館（館長李蓉盛）1937年冬結束業務，次年分遷吉安、泰和、永新、遂川、安福等縣，以泰和為總館辦事處。該館以巡回文庫和文化服務部等方式，堅持圖書流通、閱讀、征集工作。省建設廳創辦的豫章圖書館，在戰時省會也很有名氣。省科學館在南昌遭日機轟炸後，由館長蕭宗訓主持，幾經遷移，相繼由贛縣而於都、而泰和等，堅持舉辦巡回科學實驗、展覽、通俗科學講演等活動並出版科學知識月刊、常識畫報等。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在創作抗戰歌曲、劇本，開展抗戰歌詠，普及音樂知識等，富有貢獻，《惟我中華》、《四十年來仇恨》等原創歌曲，極富民族感情和愛國精神，被人們廣為傳唱。省黨政當局在1940年充實各級宣傳機構後，曾分別組織進行通俗宣傳、法令宣傳、藝術宣傳、特種宣傳和戰地宣傳等活動，對戰時精神文化動員，也有一定的成效。
2.三民主義文化運動
1940年，省政府主席兼省黨部主委熊式輝提出開展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指定省黨部宣傳科擬定方案。12月，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計劃綱要》以及“組織規程”、“實施方案”相繼出台，並於1941年初正式頒布實施，一場“三民主義文化運動”隨之在全省火熱地展開。
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為了貫徹國民黨五大的精神，通過文化運動的形式，統一思想，“使違反主義之思想”即共產主義等不被國民黨所認可的思想“無以流布於社會”，使全體國民“更普遍更深刻地認識三民主義”，確定徹底三民主義化的思想和信仰，“自覺自動地為三民主義的抗戰建國而奮鬥”。為此，“計劃綱要”提出了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的四大任務，即展開三民主義的思想運動，使三民主義成為每個人的思想，達成三民主義的思想化；加深三民主義的研究，使三民主義的社會科學和三民主義的學術漸次成立，達成三民主義的學術化；闡明三民主義的製度文物，使三民主義表現於政治、經濟、教育一切設施及生活習俗之中，達成三民主義的製度化；促進三民主義的建設事業，使三民主義的國家和社會盡早實現，達成三民主義的行動化。從實質上說，這場運動是國民黨包辦的思想統製運動，是由思想體係到生活形態，“將三民主義普遍灌輸於人民”的文化專製主義運動。
為保證運動的進行，按照“組織規程”的規定，江西成立了一個龐大的“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會由熊式輝兼任主任委員，聘任黨政和文化界名人27人為委員，以胡先驌、葉青、程時煃、楊綽庵、邱椿、蕭純錦、徐晴嵐、匡正宇、劉已達9人為常務委員。
委員會內設副主委一人，總幹事一人，專員數人，並下設6個專門委員會，分掌各類事務：第一專門委員會掌管研究與講演事務，葉青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31人為委員；第二專門委員會掌管繪畫、電影、播音事務，姚名達（最初為匡正宇）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32人為委員；第三專門委員會掌管文學、戲劇與樂歌事務，胡先驌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25人為委員；第四專門委員會掌管圖書、出版、印刷與供應事務，邱椿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24人為委員；第五專門委員會掌管新聞與期刊事務，徐晴嵐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22人為委員；第六專門委員會掌管農業、工業與自然科學方麵的事務，楊綽庵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29人為委員。在全省各縣，也普遍成立了文化運動委員會的專門機構。
這場運動聲勢浩大，在思想、文化、學術、藝術的各個領域，進行了規模空前的動員、組織和活動。活動的形式，主要有組織座談會、研究會、筆會、文化界國民月會、名人演講、論文競賽、編排歌劇戲劇、編印圖書和期刊、競賽、讀書、搶救文物等。據記載，運動期間，僅直接策動成立的文化團體，出版事業方麵，有新朝出版社，力行出版社，知行出版社，尖兵出版社，文化書店等；精神訓練方麵，有南崗學舍，戰贛學社、則餘學社等；學術研究方麵，有三民主義研究會，三民主義學會，三民主義文藝研究會，三民主義美術研究會，三民主義科學研究會，自然科學研究會，經濟學會，藝文學社，江西戲劇學會，藝人協會，藝人工作協會等。在具體活動上，對於黨義研究、寫作與出版，“迭經優予鼓勵”，設置有“三民主義學術獎金”和《獎勵三民主義著作出版辦法》。從1941年到1944年，全省出版黨義、政治、經濟、文化及反共方麵的書刊與宣傳資料，共有176500冊，其中僅黨義方麵的多達89000冊，占總數的一半。因此，當局自詡“本省黨義研究風氣，甚為濃厚”。同時，也十分注重講演，泰和臨時省會每星期聘請對學術有研究的省內外黨政要人、大學教授和文化界名人，講演主義（如三民主義與哲學、與政治、與科學、與軍事、與文化等）、科學、常識及各種法令等，幾年間共達157次，“每次講演時，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及省會青年之參加者，甚為踴躍”。各縣也“均能按期舉行”。另外，定期舉行文化界國民月會及座談會。還曾頒布《征求歌劇話劇辦法》，征得並采用新型戲劇腳本20餘種，“思想純正”的歌曲30餘種。注重在春節和其他廟會節日時，運用舊形式，貫入新思潮，改良民間藝術，新創作的木刻、春聯、門神、年畫、燈彩等，“最受民間歡迎”，“對民間影響最大”。
在文化運動中，國民黨當局繼續並愈加嚴密地進行文化審查。1938年9月，經省黨政軍警最高機構聯席會議決定，組織“江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按照國民黨中央頒布的條例，進行圖書雜誌的審查，吉安、贛縣、上饒、南城、浮梁等縣也設立了相應的機構。在黨部的專門機構操作下，重點對書籍報刊等出版物和戲劇等，進行審查和禁毀。其中，報刊宣傳品的審查和禁毀，由黨部編審科辦理；圖書審查和禁毀，由編審科會同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辦理。審查的目的，仍在於“統一言論”。據統計，這幾年審查的書刊，1941年為7408種，1942年為5877種，1943年為6024種，1944年為6107種，內容包括了黨義、政治、經濟、法律、曆史、文藝等各個方麵；審查的社會科學和文藝方麵的刊物，每年也達400份左右。查出的被認為是禁書或“反動”者，則焚毀或密藏。例如，江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在1943年3月12日國民精神總動員四周年紀念大會上，將所謂“查獲禁品及反動書籍”《文藝新潮》等書籍33種、160冊當眾焚毀，並將《遊擊隊與群眾工作》等11種11冊，檢寄國立中央圖書館密藏。經過審查禁毀，江西省黨部認為：“本省書刊立言持論，均能符合本黨要求。”
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堅持數年，對於在全社會廣泛灌輸國民黨的主流意識形態，統製社會思想，統一言論，加強國民黨的專製統治，“頗有成效”。另一方麵，在運動中，江西的文化事業，也有一個較大的發展，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動員，得到堅持和擴展，對於支持全省人民的抗戰，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抗戰時期江西省的文化運動成績，在國民黨中央的評價中，被排列到後方19省的第二名。
1943年2月，在省黨部通過《江西省文化運動委員會組織規程》和《江西省文化運動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組織通則》後，江西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改稱文化運動，以與全國相一致。江西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也相應改稱為江西文化運動委員會，同時在各縣設立縣文化運動委員。截至1945年3月，有靖安、進賢、安遠、廣昌、金溪、崇仁、餘江、南昌、武寧、婺源、信豐、泰和、萬安、虔（全）南、湖口、都昌、瑞昌、豐城、南豐、餘幹、上猶、貴溪、吉水、德安、瑞金、修水、遂川、萍鄉、上高、萬載、資溪、上饒、臨川、尋鄔（烏）、宜黃、彭澤等37縣成立了文化運動委員會。文委會的工作，與此前的三民主義文委會沒有什麽不同。
1？郾中正大學的創辦與首任校長胡先驌
與鄰省相比，江西高等教育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先是1926年冬，國民黨在江西建立政權之始，即曾設想組建中山大學，終未辦成。1929年，江西省教育廳籌辦省立江西大學的努力，則被教育部阻止，這年9月，教育部下令江西省教育廳停止籌備江西大學，所餘之款“移作普及整頓中等教育改設專科學校之用”。蔣介石1933年在廬山也曾對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談到舉辦大學事宜，亦未能成為現實。
抗戰以來，國內大學因戰事關係，大多西移至西南地區，江西對高等教育的需要益形迫切。1939年春，熊式輝以急需“培植抗戰建國之基本人才”為由，趁在重慶公幹之機邀請“川中名流”研究江西興辦省立大學事，得到蔣介石等的支持，蔣介石特別撥給基金一百萬元。熊返贛後，又於8月約集省內外學者到遂川商議，決定設立“中正大學”，並將商議結果報呈教育部和蔣介石批準。同時，省政府在泰和設立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備事宜。1940年3月，教育部正式確定中正大學為國立中正大學。教育部聘請熊式輝、程時煃、邱椿、馬博廠、蔡方蔭、朱有騫、羅廷光為籌備委員會委員，熊任主任委員。6月1日，省政府在選定的校址泰和杏嶺舉行籌備會正式成立儀式。9月，重慶國民政府任命胡先驌博士為中正大學校長，胡即於10月1日到校就職。10月31日，中正大學舉行開學典禮，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親自發來訓詞，對辦學宗旨和學生學習都有訓示，要求該校“所研究傳習之道，必為救國救世、三民主義之達道，所授予諸生之課業，必為擔當革命建國事業之實際”；“諸生所修習者，雖有文、法、工、農、商、醫諸係別之分，而均不可不於入學之始，立定為國家效忠、為同胞服務之誌向”，造成“非僅博通學術之專才，實為革命建國之幹部”。
一所國立大學從籌備到開學，費時僅一年，特別是“能於戰時創立於戰地的江西”，不能不說是一種神奇，這是由許多因素綜合促成的。首先當然是國民政府的支持，或許也與以蔣介石名字命名有關，中正大學尤其得到了蔣介石的關心。其次是省政府的決心。熊式輝是為開辦中正大學出力最大的人之一。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蔣廷黻1940年視察江西時，對此有一個最直接而有趣的記載：“熊主席正創辦一所大學。該校預計訓練一批較有效率的公務員和領導人。根據柏拉圖的理想，他希望能提高政府人員的教育水準。他不憚其詳的闡述他的理想，並且急於實現他的理想。他要我擔任他的新大學校長。他說：大學校長的地位事實上是與省主席平行的。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戰時，我認為他的計劃是不合時宜的。我建議他不可操之過急。”在蔣廷黻的眼中，熊是一個“最富有哲學氣息”的省主席，即是一個好幻想的人，因此他並不看好江西辦大學之事。但事情終是辦成了，從中頗能看出熊式輝的性格和能力。最後，眾多學者的讚助和戰時人才的急需，也是中正大學能夠迅速開辦的重要原因。
首任校長胡先驌是我國著名的植物學家和教育家，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他早年兩次留學美國，獲植物學博士學位。先後在南京、北平的多所大學任教授。1928年在北平與鄒秉誌等創辦靜生生物調查所。1930年當選為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委員會委員。主持在我國開展大規模野外采集和調查我國植物資源的工作，提出中國植物品種分為八大群，首次對我國植物進行了科學分類。發起籌建中國植物學會，1934年8月被選為中國植物學會會長。同年與江西省農業院合作創辦廬山森林植物園。廬山植物園占地麵積近萬畝，為亞熱帶山地最理想的園地，也是我國最大的植物園。1935年受聘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員。1940年，經著名學者吳有訓、程孝剛等勸薦，出任中正大學首任校長。在教育上，他提倡“科學救國、學以致用；獨立創建、不仰外人”的思想。因此，由他出掌中正大學，也是所選得人。
中正大學最初設立文法學院、工學院、農學院及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機電、土木、化工、農藝、森林、畜牧獸醫等9個學係，有學生300多人。其後幾年間，相繼增設文史、生物兩個學係和行政管理、師範、稅務、土木4個專修科，又在贛縣龍嶺設立了分校，“規模漸宏”，到1944年春，全校有教師203人（其中教授71人、副教授39人），在校學生1386人，“教員與學生蓋五倍於初矣”。在抗戰的艱難條件下，有這樣的發展，是很不容易的。胡先驌1944年4月辭職，由蕭蘧繼任校長。1945年1月，為避日軍向贛西的竄擾，學校遷至寧都長勝，贛縣分校也並入本部。抗戰勝利後遷南昌，經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及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協助，借用昌北望城崗的軍政部營房為校址，12月完成搬遷，1946年1月在望城崗開學。
中正大學是民國時期江西唯一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它的開辦及其後的建設，聚集了一批優秀的大學教師（據1945年初的統計，中正大學在全國25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中，有教授78人，排第13位，副教授45人，排第3位），其中有多人為國內著名學者；建立和提升了江西的高等教育基礎，填補了民國時期江西國立綜合大學的空白；培植了一大批具有較高素養的人才。因此，該大學的興辦，是全省現代教育事業史上一次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飛躍，在江西近代曆史進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全省解放後，它被相繼改稱南昌大學、江西師範學院（即現在的江西師範大學），其建立的教學基礎，仍在江西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良好的作用。
2？郾王子玕與中正醫學院的創辦
中正醫學院開辦的時間比中正大學要早幾年。1936年，教育部接受其聘任的醫學教育專門委員王子玕的建議，決定籌設一所適應推行公醫製度需要的醫學教育中心，並於10月設立了設計委員會和籌備委員會。籌備會主任委員王子玕是江西人，認為蔣介石長期在贛指揮軍事，這所學院故應設於江西，得到一致同意，並確定以蔣介石的名字為學院名。11月，王偕同教育部參事陳泮藻到南昌選擇院址，省主席熊式輝予以“熱心讚助”，劃撥陽明路東基地300畝，前期工程由南昌市政府辦理，同時決定江西省立醫院供學院學生實習之用。
1937年6月，教育部聘任王子玕為中正醫學院院長。9月25日，學校正式開學。當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學院因鄰近南昌機場，日機轟炸機場時學院也受到很大影響，“彈落時學院房屋為之震動”。來自全國16個省的120名學生，就是在這種不斷的空襲、防空環境中，堅持學習。即便如此，中正醫學院作為全省第一所專門學院，其創辦無疑是江西高等教育的重大進步。
此後，學院辦學條件日趨惡劣，在整個抗戰期間，幾乎處在不斷的搬遷之中。1938年1月，遷至永新；11月，奉令西遷昆明，遂在昆明城外12裏的白龍潭建草棚30座作為校舍，又與上海醫學院等合作，建立了較為整齊的教授陣容。1940年8月，遷往貴州鎮寧，以廟宇、民房為教學場地。1941年5月，熊式輝鑒於江西醫學人才缺乏，提出中正醫學院遷回江西並得到教育部的同意，遷回經費全由江西負擔。當年秋，學院遷回江西，四、五年級學生在泰和學習並在省立醫院實習，並接受香港孫逸仙博士醫學院學生73人借讀，一、二、三年級則在永新複課。1944年遷至贛州，在贛縣、南康等三處教學。1945年1月日軍進擾贛南時，又避遷至閩西長汀。抗戰勝利後，學院遷回南昌，但原址內隻見“頹垣敗壁，遍地篷篙”，“舊日院址校舍，夷為丘墟，蔓草叢生，荒涼滿目，而碩果僅存者，僅男生宿舍一幢”。後在政府複員費支持和聯總、行總江西分署資助下，到1947年學院校舍和教學設備、師資力量才有較好的恢複。
學院開設了內科、外科、生理、病理、細菌、寄生蟲、生物、化學等教學係科，並相應以省立醫院為實習基地（此為後來的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前身）。在對學生進行理論教育的同時，尤其重視醫學實踐的鍛煉，還經常參與戰場傷員的醫護。但學院規模不大，到1946年畢業學生僅140人。
3？郾戰時專科教育
戰時江西高等教育，除了在設立綜合大學和專門學院上有重大突破外，在專科學校建設上，也逐年有所進展。全省專科學校，從1937年的2所，到1945年增加到4校，即省立醫學專科學校（贛州）、省立獸醫專科學校（泰和，附設於江西農業院內）、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泰和）、省立體育師範專科學校（吉安）。在校學生從1938年的205人，發展到1945年的1210人。此外，還創辦了信江農業專科學校（上饒7縣聯立）和私立立風藝術專科學校。這些學校，也是在戰時艱難環境中辦學的，特別是在輾轉遷移中，廣大師生風餐露宿，曆盡了千辛萬苦，學校財產受到嚴重損失。
二、初中等教育的維持與發展
根據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製定的戰時教育綱要精神，省政府於1938年製定《戰時教育實施綱要》，規定了發展教育的方針和政策，基本精神是要求文武合一，教育目的與政治目的相一貫，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密切聯係，平均發展各地各級學校教育，力求普及義務教育，有計劃實施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在該《綱要》規定下，全省初中等教育在戰時有所發展。
江西以保學製度作為半強製性實施義務教育的措施，戰前一保一校的計劃在抗戰前期繼續得到大力推行，設校數和學生數比戰前又有較大的提高。1938年至1940年的全省義務教育，學校數由18025校增加到20054校，學生數由770382人增加到852422人，入學兒童占學齡兒童的比率，由54.6%增加到64.6%。不過，全省保學雖“相當普遍，但大都內容簡陋，設備不足”。1940年，國民政府決定在義務教育基礎上普及國民教育，江西省遂據此作出《江西省實施國民教育三年計劃》，將原有保學分年逐漸整理，分別改辦六年製鄉鎮中心學校和四年製保國民學校，兩種學校內均分設兒童班和成人班，將兒童教育與失學民眾補習教育融為一體。當年改辦學校863校，到1943年，全省除日占區14市縣外，已設鄉鎮中心國民學校和保國民學校17803校，有學生243330人；1945年時有學校19446校，學生312086人。江西戰時興學較為努力，“人民自動捐資興學之風亦甚盛，且於第四區內校舍俱係新建，辦理民教亦頗有成績”。但因受戰爭影響，在校學生數較戰前有大幅度的下降，全省“教師待遇未能十分提高，因之合格教師較少，幸由地方自行籌給學穀五市鬥至六市鬥，尚能勉維教師生活”。
戰時江西中等教育（含中學、師範、職業教育），有一個較為穩定的發展，尤以中學教育為好（各年統計中學校和學生數中學都約占2/3，如1945年中學為185所、學生53617人）。教育部為了安排和救濟由日占區撤退到江西的師生，先後在江西增設了2所國立中學，即1940年在吉安設立國立第十三中學，1942年在贛縣設立國立第十九中學。全省戰時其他國立中等學校還有在泰和的幼稚師範學校、在寧都的鉛山師範學校、在於都的江西造紙印刷職業學校。從1938年起實行《劃分各類中等學校區辦法》，按照省內各地交通、人口、經濟及文化狀況，劃分9個學區並按學區分期設置中學、師範、職業三類學校，中等教育在分布上更趨合理。江西還從1938年度起，對中等學校學生一律免收學費，以減輕學生負擔。同時，省縣當局也強調對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和戰時服務。戰時全省中學教育發展水平，在全國20個省中，名列第六，與戰前位置相同。
戰時江西教育能夠逐漸發展，取得比較可觀的成績，主要原因：一是全省人民民族精神的高漲，他們將教育視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重要戰線，以及抗戰建國的重要基礎；二是省政府對教育的重視，在戰時財政極端緊張的條件下，仍在教育支出上維持了一個比較高的水平，年教育經費占全省財政支出總數的比率，最高的1941年，達14.72%（9113755元），最低的1944年，也占到7.41%（24054170元）；三是教育界人士表現出了可貴的奮鬥精神，他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忍奮發，辛苦維持，為江西戰時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三、精神文化動員與“三民主義文化運動”
1？郾精神文化動員
江西當局有組織的精神文化動員，是從1937年11月全省抗戰總動員會議開始的。經過最初的混亂之後，當局認識到，“全民動員，首推實際工作，然精神動員，尤關重大”，於是提出江西省精神動員的8項信條，即必勝之信念，犧牲之決心，嚴肅之紀律，協同之行為，創造之能力，耐勞之習慣，熱烈之情緒，自省之態度，要求“無論男女老幼各就其責任為最大努力，求取最後勝利”。國民黨中央發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後，江西積極配合，於1939年5月8日召開有省黨部和省政府各委員、各廳長及各機關主官、各區專員、各縣縣長、各縣黨部幹事、各中學校長等參加的全省精神總動員大會，通過有關黨政軍、教育文化和新生活等方麵的提案30多件。熊式輝講話稱，在第二期抗戰中，精神重於軍事，要防止在精神上受傷或被俘虜，要響應全國精神總動員，在江西建立三民主義的陣線，建立精神國防陣線，來抵抗敵人的精神進攻，克服一切困難，成功抗戰建國事業。精神文化動員的戰時意義，得到充分表達和強調，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遂在全省各地展開。
戰時精神文化動員的重要力量是青年學生和文化界人士。據統計，僅1938年，全省中等以上學校組織了506個抗戰宣傳隊，各縣教育機關組織了6803個宣傳隊，在全省擴大進行抗戰宣傳動員。許多學校遷移到農村後，都為推進抗戰動員和地方文化事業做了有益的工作。黨政當局也注重策動文化界人士深入戰地服務，分別組織戰地服務團、戰地宣慰團、戰地鋤奸團等，深入戰地工作，對於組訓戰地民眾，慰勞前方將士，打擊間諜，搜毀敵偽宣傳品，安撫戰區流亡難民，協辦軍中文化，調查抗日忠烈事跡等工作，頗多努力。特別是中正大學著名教授姚名達，1942年6月22日，督率青年學生組織的國立中正大學戰地服務團，到新幹、樟樹前線，撫慰傷兵、組訓民眾、撫救難童，不遺餘力。7月7日晚，在新幹石口村被敵包圍，他與敵徒手搏鬥，遭敵槍殺。以身殉國同時死難者，還有中正大學學生1人，另有女生2人被擄。姚名達是抗戰時期親上前線並遭日軍殺害的著名愛國教授，其英勇事跡傳揚全國，延安《解放日報》也多次報道了他的事跡。
“抗戰軍興，本省成為文化後方，出版事業頓呈異彩，各型雜誌，更如雨後春筍，蓬勃問世。”作為文化重要載體的報刊，在精神動員中既起了重大作用，自身也得到較大發展。江西報刊最盛時期是1938年底1939年春，當時因“江浙諸省文化機構紛紛內徙，本省遂為東南文化重鎮，全省出版刊物達百餘種，省外書刊種類尤為龐雜”。吉安、泰和和贛縣一躍成為江西文化的三個中心，“從前省會報紙，除民國日報先在吉安後在泰和出版，大眾日報、捷報在吉安出版外，華光日報在分宜出版，民報在臨川出版，新聞日報、商報、華中日報合並為聯合日報在寧都出版。吉安除原有之地方報紙明恥日報外，抗戰後新創辦之報紙有大江日報、前方日報以及最近出版之新夜報與克報；通訊社方麵有建國通訊社、民力通訊社。泰和有新民報，贛縣有贛南民國日報、正氣日報、青年日報，通訊社有嶺北通訊社、國民通訊社、贛南通訊社。其他各縣報紙，則有浮梁之贛北民國日報，上饒之贛東民國日報，宜春之贛西民國日報，黎川之黎川民國日報，遂川之自強民報，蓮花之蓮花民報，婺源之婺源聯合日報，以及岷山日報，高安民報，上高周報，永新日報，萬安民報，上猶日報，會昌動員報，雩都新聞報，石城琴聲報，餘江周報，定南三日刊，新龍南日報，廣豐抗敵日報，樂安抗敵三日刊，餘幹日報，宜黃周報，南康日報，大庾日報，光澤日報，樂平日報，新喻動員周刊，安遠抗敵周刊，新尋鄔報，奉新周報，南豐周報。又有第三戰區主辦之前線日報，湘鄂贛邊區挺進軍指揮部主辦之開平日報。至銷行最廣者，首推泰和出版之民國日報及第三戰區之前線日報”。而由著名民主愛國人士王造時任社長、1939年5月9日在吉安創辦的《前方日報》，尤為著名。王造時戰時長居吉安，先後聘請姚士彥、王泗源、陳楚、馮英子等任總編輯，堅持團結抗戰、民主獨立和“為人民忠誠服務”的辦報宗旨與立場，刊發大量新聞報道、社論專論，宣傳抗日，痛擊汪偽，抨擊腐敗時政，慰勞抗日將士，被全國“文化界譽之為新興的一張報紙”，其社論被列為全國八九種重要報紙之一，專論也常被別報轉載，成為東南地區文化抗日戰線的一麵旗幟。
但當局一麵在全省開展“一縣一報”活動，一麵則嚴密執行《非常時期管製報社通訊社暫行辦法》，對社會上的報社、通訊社實行嚴密管製，對開辦報社的申請登記實行嚴格審核。據統計，全省1940年有報社56單位，通訊社12單位；1941年有報社52單位，通訊社17單位；1942年有報社79單位，通訊社25單位；1943年有報社58單位，通訊社25單位；1944年有報社52單位，通訊社16單位；1945年3月止，有報社60單位，通訊社20單位。這些報社和通訊社，由不同的政治機關或社會團體主辦，政治傾向不一，有的為國民黨當局的黨政軍特機關報，致力於宣傳三民主義、當局的政綱政策；有的為業務群體傳播行業、專業知識和信息的陣地；有的為進步文化人士所辦，注重反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方麵的消息和主張，也有的因及時反映新四軍和進步民主人士的活動而遭當局封閉。但總的說來，它們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抗戰戰況和事跡、讀者呼聲和主張、戰時社會動態，對於擴大抗戰宣傳動員、揭露日軍暴行、開展戰時建設等社會事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一些文化機構在戰時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以程宗宣為館長的省立民眾教育館，主辦《大眾日報》，創辦國民周會，開展抗戰文化活動，特別是購置電影攝影、幻燈製作等設備，先後拍攝過《江西戰時新聞》、《敵機濫炸南昌實錄》、《兵役宣傳》、《世界學聯蒞贛》等無聲片，專門成立的幻燈片製作室，製作《嶽飛》、《我們的省會》、《國民公約》和各種抗戰標語等幻燈片1千多種，對普及抗戰動員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民教館於1938年8月從南昌撤至吉安。1940年7月改稱江西省立實驗民眾教育館，以“實驗社會文化教育工作為中心”，並先後在上饒、贛縣設立分館，有49個縣也設立了縣立民教館，繼續做了大量關於抗日宣傳、歌詠、電影、戲劇和教育工作。省圖書館（館長李蓉盛）1937年冬結束業務，次年分遷吉安、泰和、永新、遂川、安福等縣，以泰和為總館辦事處。該館以巡回文庫和文化服務部等方式，堅持圖書流通、閱讀、征集工作。省建設廳創辦的豫章圖書館，在戰時省會也很有名氣。省科學館在南昌遭日機轟炸後，由館長蕭宗訓主持，幾經遷移，相繼由贛縣而於都、而泰和等，堅持舉辦巡回科學實驗、展覽、通俗科學講演等活動並出版科學知識月刊、常識畫報等。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在創作抗戰歌曲、劇本，開展抗戰歌詠，普及音樂知識等，富有貢獻，《惟我中華》、《四十年來仇恨》等原創歌曲，極富民族感情和愛國精神，被人們廣為傳唱。省黨政當局在1940年充實各級宣傳機構後，曾分別組織進行通俗宣傳、法令宣傳、藝術宣傳、特種宣傳和戰地宣傳等活動，對戰時精神文化動員，也有一定的成效。
2.三民主義文化運動
1940年，省政府主席兼省黨部主委熊式輝提出開展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指定省黨部宣傳科擬定方案。12月，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計劃綱要》以及“組織規程”、“實施方案”相繼出台，並於1941年初正式頒布實施，一場“三民主義文化運動”隨之在全省火熱地展開。
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為了貫徹國民黨五大的精神，通過文化運動的形式，統一思想，“使違反主義之思想”即共產主義等不被國民黨所認可的思想“無以流布於社會”，使全體國民“更普遍更深刻地認識三民主義”，確定徹底三民主義化的思想和信仰，“自覺自動地為三民主義的抗戰建國而奮鬥”。為此，“計劃綱要”提出了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的四大任務，即展開三民主義的思想運動，使三民主義成為每個人的思想，達成三民主義的思想化；加深三民主義的研究，使三民主義的社會科學和三民主義的學術漸次成立，達成三民主義的學術化；闡明三民主義的製度文物，使三民主義表現於政治、經濟、教育一切設施及生活習俗之中，達成三民主義的製度化；促進三民主義的建設事業，使三民主義的國家和社會盡早實現，達成三民主義的行動化。從實質上說，這場運動是國民黨包辦的思想統製運動，是由思想體係到生活形態，“將三民主義普遍灌輸於人民”的文化專製主義運動。
為保證運動的進行，按照“組織規程”的規定，江西成立了一個龐大的“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會由熊式輝兼任主任委員，聘任黨政和文化界名人27人為委員，以胡先驌、葉青、程時煃、楊綽庵、邱椿、蕭純錦、徐晴嵐、匡正宇、劉已達9人為常務委員。
委員會內設副主委一人，總幹事一人，專員數人，並下設6個專門委員會，分掌各類事務：第一專門委員會掌管研究與講演事務，葉青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31人為委員；第二專門委員會掌管繪畫、電影、播音事務，姚名達（最初為匡正宇）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32人為委員；第三專門委員會掌管文學、戲劇與樂歌事務，胡先驌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25人為委員；第四專門委員會掌管圖書、出版、印刷與供應事務，邱椿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24人為委員；第五專門委員會掌管新聞與期刊事務，徐晴嵐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22人為委員；第六專門委員會掌管農業、工業與自然科學方麵的事務，楊綽庵為主委，聘請有關名流、學者29人為委員。在全省各縣，也普遍成立了文化運動委員會的專門機構。
這場運動聲勢浩大，在思想、文化、學術、藝術的各個領域，進行了規模空前的動員、組織和活動。活動的形式，主要有組織座談會、研究會、筆會、文化界國民月會、名人演講、論文競賽、編排歌劇戲劇、編印圖書和期刊、競賽、讀書、搶救文物等。據記載，運動期間，僅直接策動成立的文化團體，出版事業方麵，有新朝出版社，力行出版社，知行出版社，尖兵出版社，文化書店等；精神訓練方麵，有南崗學舍，戰贛學社、則餘學社等；學術研究方麵，有三民主義研究會，三民主義學會，三民主義文藝研究會，三民主義美術研究會，三民主義科學研究會，自然科學研究會，經濟學會，藝文學社，江西戲劇學會，藝人協會，藝人工作協會等。在具體活動上，對於黨義研究、寫作與出版，“迭經優予鼓勵”，設置有“三民主義學術獎金”和《獎勵三民主義著作出版辦法》。從1941年到1944年，全省出版黨義、政治、經濟、文化及反共方麵的書刊與宣傳資料，共有176500冊，其中僅黨義方麵的多達89000冊，占總數的一半。因此，當局自詡“本省黨義研究風氣，甚為濃厚”。同時，也十分注重講演，泰和臨時省會每星期聘請對學術有研究的省內外黨政要人、大學教授和文化界名人，講演主義（如三民主義與哲學、與政治、與科學、與軍事、與文化等）、科學、常識及各種法令等，幾年間共達157次，“每次講演時，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及省會青年之參加者，甚為踴躍”。各縣也“均能按期舉行”。另外，定期舉行文化界國民月會及座談會。還曾頒布《征求歌劇話劇辦法》，征得並采用新型戲劇腳本20餘種，“思想純正”的歌曲30餘種。注重在春節和其他廟會節日時，運用舊形式，貫入新思潮，改良民間藝術，新創作的木刻、春聯、門神、年畫、燈彩等，“最受民間歡迎”，“對民間影響最大”。
在文化運動中，國民黨當局繼續並愈加嚴密地進行文化審查。1938年9月，經省黨政軍警最高機構聯席會議決定，組織“江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按照國民黨中央頒布的條例，進行圖書雜誌的審查，吉安、贛縣、上饒、南城、浮梁等縣也設立了相應的機構。在黨部的專門機構操作下，重點對書籍報刊等出版物和戲劇等，進行審查和禁毀。其中，報刊宣傳品的審查和禁毀，由黨部編審科辦理；圖書審查和禁毀，由編審科會同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辦理。審查的目的，仍在於“統一言論”。據統計，這幾年審查的書刊，1941年為7408種，1942年為5877種，1943年為6024種，1944年為6107種，內容包括了黨義、政治、經濟、法律、曆史、文藝等各個方麵；審查的社會科學和文藝方麵的刊物，每年也達400份左右。查出的被認為是禁書或“反動”者，則焚毀或密藏。例如，江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在1943年3月12日國民精神總動員四周年紀念大會上，將所謂“查獲禁品及反動書籍”《文藝新潮》等書籍33種、160冊當眾焚毀，並將《遊擊隊與群眾工作》等11種11冊，檢寄國立中央圖書館密藏。經過審查禁毀，江西省黨部認為：“本省書刊立言持論，均能符合本黨要求。”
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堅持數年，對於在全社會廣泛灌輸國民黨的主流意識形態，統製社會思想，統一言論，加強國民黨的專製統治，“頗有成效”。另一方麵，在運動中，江西的文化事業，也有一個較大的發展，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動員，得到堅持和擴展，對於支持全省人民的抗戰，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抗戰時期江西省的文化運動成績，在國民黨中央的評價中，被排列到後方19省的第二名。
1943年2月，在省黨部通過《江西省文化運動委員會組織規程》和《江西省文化運動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組織通則》後，江西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改稱文化運動，以與全國相一致。江西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也相應改稱為江西文化運動委員會，同時在各縣設立縣文化運動委員。截至1945年3月，有靖安、進賢、安遠、廣昌、金溪、崇仁、餘江、南昌、武寧、婺源、信豐、泰和、萬安、虔（全）南、湖口、都昌、瑞昌、豐城、南豐、餘幹、上猶、貴溪、吉水、德安、瑞金、修水、遂川、萍鄉、上高、萬載、資溪、上饒、臨川、尋鄔（烏）、宜黃、彭澤等37縣成立了文化運動委員會。文委會的工作，與此前的三民主義文委會沒有什麽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