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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三年建設
一、連年戰爭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戰爭造成了對江西經濟社會的嚴重破壞。這種破壞，主要反映在幾個方麵：
人口銳減。江西人口，據有關記載，1928年約為1800餘萬人，到1935年時，為1569萬人，十年間減少約200萬～300萬人。人口銳減主要出於四個方麵：一是向周邊省區的遷徙，這部分人數不在少數，如僅1930年遊離到浙江衢州、常山、杭州等地的贛民，即達2萬多人。二是加入軍隊者在作戰中的死亡，此種情況，在國共兩軍中都有，也包括參加國共雙方的地方武裝而在作戰中死亡者。三是國民黨軍尤其是地主武裝對革命根據地人口的殺戮。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宣稱要“清洗匪區，換過人種，換過穀種，茅房要過火，石頭砍三刀”，並用炙燒吊打、割乳刺身、剖腹挖心、活埋碎屍等40多種酷刑，報複和殘害革命根據地民眾。紅軍長征後，保安三團團長歐陽江在瑞金武陽一夜即殺害參加過革命的人士500多人，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一次槍殺了120人，在菱角山、竹馬崗活埋300多人。寧都、遂川的著名惡霸黃鎮中、蕭家璧，血洗數縣，殺人以萬計。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形成幾十裏地方無村莊，田園荒蕪，渺無人煙”的慘象；瑞金縣被殺1.8萬人。寧都全縣人口原有34萬人，到1935年3月僅存22.44萬人，該縣全家被殺絕者達8300多戶，僅留有寡婦者達7000多戶。四是大災之後的疫病死亡。據紅十字會1935春在贛南工作的報告，因革命根據地人口“死傷過多，以致疫癘橫行，災民多染虐痢或急性傷寒等症，呻吟道路，無人治療，坐以待斃”，僅寧都即日有數十名，甚至醫生亦因有染疫者而不敢前往救治。
人民財產的直接破壞。戰爭不但毀壞了房屋、山林等固定財物，而且加劇了農村各種關係的緊張，不斷擴大成對社會秩序和生產力的破壞。據顧祝同1935年1月對國際記者團所言，江西在7年戰爭中，人口死亡近一百萬，“國民經濟之損失，達十五萬萬元以上”。紅軍長征後當局以《整理收複匪區土地處理辦法》為中心，恢複以地主土地所有製為核心的農村秩序，但如《申報》記者在蓮花地區所見，地主富紳聯袂歸來，多與農民“發生報複仇殺情事”，甚至對革命根據地所築水利堤壩也要摧毀。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返鄉地主甚至在向農民追討舊債不遂時，“把婦女賣到廣東、湖南”去抵債。另一方麵，由於大量人口的縮減，也造成不少農村田園荒蕪，有田而無人耕種，地主招租亦無人應佃的情況。1935年初紅十字會人員在廣昌所見，民眾“率皆老弱殘廢，饑寒交迫，氣息奄奄，麵無人色。經行數裏不見一壯丁，疫癘流行，一經傳染，無一幸免”。在國民黨當局的“剿匪”報告書中，也記載了“剿匪之地，百物蕩盡，一望荒涼，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田野但聞鬼哭”的慘況。
全省人民負擔的加重。為了籌措“協剿”經費，省、縣政府均不約而同地將手伸向民間百姓。朱培德、魯滌平治贛時期，不能免走北洋軍閥老路，已是今日一稅、明日一捐，見物即稅、無人不捐。熊式輝主政後，情況仍舊。1932年5月全省“清匪”會議決議開征“特種物品產銷清匪善後捐”，用充保安經費，6月設立“清匪善後捐管理局”，以江西省財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江西慈善總會主席胡思義兼任局長，下設南昌、九江、吳城、景德鎮征收局及湖口等各處稽征所，負責辦理。捐率定為三等，即奢侈品值百抽12.5～17.5，半奢侈品值百抽7.5～10，日用品值百抽2.5～5.“開征以後，每年實收在200萬元以上。”此舉大大加重了工商業界的負擔，在省內外引起極大義憤，胡思義在社會上的強烈指責聲中被迫辭職。紅軍退走後該捐本應撤銷，“因財力凋敝，抵補無方，遂照舊征收”，直到1937年7月16日才行撤廢。但“善後捐”僅僅是稅捐中的一種。1933年，有人針對“圍剿”時期江西的苛捐雜派著文指出，當時有食鹽附加捐、人丁戶口捐及派征、殷富捐、米穀捐、消費通過捐、煙賭捐、屠宰附稅、契紙附稅、房鋪捐、其他附加及雜捐等，“其稅目之繁重，征收方法之不當，稅率之奇苛，負擔之偏枯，混亂棼淆……至於擅征私斂，違背法令，又其餘事，謂之苛雜，寧為過詞”。“以至今日，各縣人民對地方所擔負之捐稅，不但省政府財政廳無案可稽，即縣政府財政局亦不能悉舉其目，至於區村地方、機關團體之隱瞞擅征，又比比皆是，其龐雜程度，可謂盡租稅之奇觀。”1934年6月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通過各省市廢除苛雜辦法後，江西被迫裁撤各縣苛捐雜稅即達20大類、298種，可見人民負擔之重。沉重的捐稅負擔，使人民甚至普通公務員的生活陷入困境。
戰爭也使江西經濟環境和產品外銷受到嚴重影響。1933年有人指出，江西重要農產如米、茶、棉花、薄荷、豆類等，工藝品如瓷器、夏布、紙張等，礦產如鎢、煤、鐵等，均占全省出產的重要位置，但“自民國十六年以後，出產漸就衰退，自耕農日益減少，佃農及雇農則日有增加。到了二十年，全省的出口貨，僅值一千七百萬兩，而同年的進口貨，竟值四千一百萬兩之巨，如夏布去年出產隻合平時三成左右，茶葉損失約在一百萬元以上，瓷器與民國十六年比較，出產減少四百餘萬元，紙張的產額和銷路，更一落千丈……生產力既形激減，失業人數驟增”。他們認為，這也是土地革命興盛的深層原因。
連年戰爭使江西社會經濟發展艱難，導致如熊式輝所說的“江西現在是千瘡百孔，凋敝已極，農工商各業，均瀕於破產之危”的社會狀況。這種狀況，反過來也成為江西大興建設的背景。
二、建設方針及主要措施
1935年元旦，熊式輝向全省發表新年致詞，宣布從這一年開始，全省官民要上下一心，咬緊牙根，拚著三年流汗，努力用雙手來做“複興事業”，“建設新江西”。省政府當即將1935年確定為“建設年”，即以建設事業作為施政的中心。不久，這一活動又匯入在全國展開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中，聲勢更為浩大，連省黨部也成立了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工作團等以為配合。曆史地說，從1932年底製定《江西建設三年計劃》和次年成立江西經濟委員會，省政府即已開始進行一些建設，但從其政務中心轉移上看，1935年起，全省才真正集中力量係統建設各項事業，由“協剿”政治走向了經濟社會建設。所以如此，自然是因為紅軍撤離江西後解除了政治的危機，同時也是當局鞏固權力秩序、穩定社會人心，以及在日貨衝擊、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的形勢下維護民族利益的需要。
開展建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缺乏人才和經費。江西當時的人才現狀，當局曾經無可奈何地指出，省內“一般知識分子，奸滑的年少的便隨共產黨去胡鬧，老的便多數是腐化分子土豪劣紳，與他沒有利益的事，拖也拖不出他來做，他要來做的事，就是要把持一切，魚肉人民，無所不至……稍為有錢的人家多逃走了……好點的人才通通走了，剩下的多數是沒有辦法的落伍分子”。為解決人才缺乏問題，熊式輝富有熱情地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一方麵，加強對各類各級人員的培訓和教育，如1935年1月設立縣政人員訓練所，次年10月成立江西百業教育委員會，開展以增進各業知識技能為主的百業教育，以及大規模推行保學等，致力於提高人們的知識和技能素質。另一方麵，大力引進高層次的人才以解燃眉之急。
熊式輝在引進人才上的思路和舉措大膽獨到，頗有可圈可點之事，最著名的是因他的舉薦和爭取，引進了著名經濟學家蕭純錦、教育學家程時煃等一批高級專門人才。1933年春，熊式輝確定從經濟著手進行建設，在省政府內設立江西省經濟委員會，“聘請許多經濟專門人才”，並特邀蕭純錦來贛任主任委員。蕭是永新人，早年留學美國多年，對於先進國家的政治、經濟，素有研究，曾先後任北京女師大教務長、東南大學經濟係主任、東北大學校務委員兼係主任，專門從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他因感於熊式輝“懇邀之激勵，輒舍棄故業，來省主持經濟委員會事”。不久補任省政府委員，在任至1948年。程時煃是新建人，擔任教育廳長到1946年。他們的返贛任職，對江西經濟、教育的建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熊式輝也很注意引進外省籍人才。1934年，為謀求振興景德鎮瓷業，他接受宋子文的推薦，親自出麵聘請當時在興辦實業上負有盛名、正在上海主編《新生周刊》的杜重遠，來江西主持瓷業的改革與生產。杜被任用為江西省陶業管理局局長，為改進景德鎮瓷器生產和籌劃江西全省瓷業發展，作出了貢獻。1936年夏，為了改良婦女生活和推進婦女工作，熊式輝到北平邀請燕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雷潔瓊、家政學係主任陳意到江西開辦家政學校，在雷、陳因故不能來贛的情況下，他接受二人的推薦，聘請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長熊芷來南昌，參與主持全省城鄉婦女工作。於次年2月擴大改組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聘請熊芷為江西省政府婦女指導員，王敏儀為總幹事，管梅蓉、潘玉梅為副總幹事，專責領導全省婦女工作。熊式輝還相當重視文化人才的引進。他1933年聘請江西新建人、著名音樂家程懋筠返贛，擔任“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程早年留學日本東京音樂學校（上野音樂學院），1926年畢業回國。在中央大學、杭州社會大學等校教授聲樂與作曲。1928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向全國征選國民黨黨歌的曲譜時，程的創作在眾多應征者中被選中，其名聲遂隨黨歌（後又定為中華民國國歌）而傳揚。程主持江西音教會後，當即在江西創辦了國內影響最大的音樂期刊《音樂教育》，組建了全國第一支由省政府出資、中國人自己演奏的管弦樂隊，並在南昌湖濱公園內開辦了首家“湖濱音樂堂”，因其聯絡的作者和聘請的音樂人士，都是當時國內音樂界的頂尖人物，江西的音樂事業猛然間躍上一個最高峰，並在全國占有突出的地位。當然，熊式輝大力引進的人士，也不盡是龍鳳。如被他視為難得人才而引為省政府秘書、省黨部委員的劉百川，原是汪精衛、陳公博改組派的紅人，來贛後受命主持文化工作，其主要作為是主辦了《汗血月刊》，這個月刊成為當時臭名昭著的反共刊物，而所謂全省文化工作，則被其弄得不倫不類。
由於經費支絀，熊式輝確定的建設方針是“先把不要錢的事做好，再把少要錢的事做好，如果不要錢和少要錢的事都做好了，財源自會源源而來，各地的資本也都會願意投到江西來”。雖然如此，省政府為籌措建設經費還是頗為用心。例如利用修建浙贛鐵路的機會，發行建設公債（如1935年底發行省公債110萬元），引進上海幾位金融家來贛投資南昌市水、電建設和江西光大瓷業公司等。熊式輝等也利用個人的努力和與南京的關係，向中央政府爭取款項，如為籌措江西農民銀行基金，熊式輝親自去南京向財政部爭取到每月返留5萬元鹽款。江西爭取中央政府撥付給地方的補助款數額，也一直較大，如1935年度有770萬元，為各省之首。但要指出的是，省政府在經費使用上，對建設投入甚低，即使在作為建設年的1935年，全省投入的建設費也僅160萬元，與教育文化費相加共350萬元，占預算總額的12%。
江西的經濟建設，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主動資助。蔣介石對江西期望頗高，一直認為“江西不比其他的地方”，要求江西能夠進步迅速，各方麵都要走在全國的前頭，“做全國各省的模範”，真正建成“模範省”，成為國家複興的基地。為了幫助江西開展經濟建設，國民政府曾邀請3位國際聯盟專家到江西考察，國聯專家提出了複興江西的建議。全國經濟委員會開始在江西舉辦建設活動，如在棉麥借款項下撥給江西190萬元用作建設經費，規定該項經費以50萬元作江西合作貸放基金，20萬元開辦江西農業院，30萬元資助江西全省衛生處，6萬元作南昌等5個鄉村師範補助費，30萬元作救濟費，19萬元為管理費，35萬元設立10所江西農村服務區。1934年6月25日，全國經濟委員會在南昌設立江西辦事處，幫助規劃各項建設事業的開展。另外，蔣介石等還多次出麵要求中、中、交、農四大銀行向江西發放貸款，解決江西的資金困難。
農業是江西經濟的主要支撐，當時認為，江西為中國的一部分，所以雖然無法避免農村崩潰的波及，但“又惟其江西農村崩潰最早，受害最深，所以救濟江西農村，較任何省份尤為‘當務之急’”。因此，組織國內農村改進事業考察團到河北、山東等地考察，開展農村調查，成立以省政府主席兼任理事長的江西農業改進社，設置農民銀行，創設農業院、設立農村服務區和開展農村合作等，成為江西經濟建設和“改進”、“複興農村”的重要措施。
設立農業院首由蔣介石提議，要求江西麵對全省農村經濟凋敝、生產不振的現狀，“設立大規模農業機關，以負改進農業、複興農村之任務”。1933年7月，省務會議通過《改進江西農業計劃大綱》，決定籌設江西農業院，直屬省政府，負責主持全省農業（含畜牧業、林業）研究、試驗、推廣及教育，以謀全省農業技術之改進與農村生活之改善；原有各農事試驗場、林場、農藝專科學校及各農科職業學校，一律歸由農業院統管。1934年3月，農業院正式成立，1936年5月在蓮塘建成占地千畝的新院。省政府聘請留美農學博士、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董時進教授擔任院長，全院職員近300人，僅院部59名職員中，即有留學美、英、德、日等歸國人員21人，是一個專業力量雄厚的科技和教育群體。農業院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創舉，為全國省級第一個專門農業機關，其後在培育和推廣良種、改進畜牧業和林業方麵，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民國時期的農村合作運動，初始於河北，蘇浙魯繼之，1930年江西接著頒布合作社暫行規程，也屬開展較早的省份。1932年3月，省政府成立江西省農村合作委員會，主管全省農村合作事宜；組成9人委員會，以文群為委員長，李安陸（後熊在渭）為總幹事。先後訂頒組織規程、合作社暫行條例和農村信用、消費、運銷、利用4種合作社章程等，在全省推行農村合作運動。這些條例，先後被南昌行營等采納，向“剿匪區內各省”推廣。實業部也在南昌設立合作事業江西省辦事處，以魏競初為主任，幫助促進工作。此後，合作社在全省有一個較大發展，1935年底，全省建立各種合作社2063個，有社員120500人；到1937年底，發展到合作社5793個，社員445066人（每人代表1戶），另有數目與此相當的預備社。合作組織在解決農村金融困難、推銷農產品、擴大農村消費和發展農業生產方麵，起了良好的作用。抗戰時期，江西合作事業更有發展。
設立農村服務區以改進農業，是接受國聯專家司丹巴的建議，在全國經濟委員會資助下進行的。1934-1935年先後在臨川、南城、豐城、新幹、高安、永修、南昌、吉安、上饒、寧都設立10個農村服務區，由全國經委會設管理處主持其事，各服務區設農業、教育、衛生、合作、村政、工藝等指導員10餘人，分別由省農業院、教育廳、衛生處、合作委員會及所在縣政府選派，在管理處派出的幹事領導下，常川駐區，推進工作。服務原則為協助地方政府推行管教養衛各項下層建設，以農民為本位，以農村青年為中堅，訓練農村人才，培植農民的自助能力和互助精神，改善農民的生活，也就是期望“把全省的農業、教育、衛生、合作等事業，由此引進農村，協同致力於農村的複興與建設”。服務區開辦前後，江西農村改進社等團體和一些縣政府，也相繼建立了20多個農村實驗區，其性質、功能與服務區相類似。1936年3月，省務會議決定成立江西省政府農村改進事業委員會，作為全省農村事業的領導機構，對農村服務區與實驗區實行統一調整和管理，由服務區的職員兼任實驗區的區長，督促地方政府推行農村事業，確定農村實驗事業三年計劃，計劃到1939年6月三年實驗期滿後，推廣到全省農村。這個計劃，因抗戰爆發而中輟。
上述推進農業改進的措施，前所未有，熱鬧非凡。有論者指出，從中“可以明顯的看出江西農業走向近代化的步調，甚至於可以說這一段時間是江西近代農業發展最重要的階段”，“確實為江西的近代農業奠下了基礎”。
三、建設事業的推進及主要成績
1？郾農業經濟。隨著各項措施的實施以及糧棉等良種的試驗、推廣，農具的改良，病蟲害的防治和家畜的防疫，植樹造林運動的展開，茶作和園藝的改進，1935-1936年間，江西農業繼1916-1918年後，出現民國時期第二個興盛高峰，許多指標達到民國時期的最高發展水平。1935年，江西水稻收獲麵積占全國總收獲麵積的14.51%，收獲稻穀10652.7萬市石，占全國總收獲量的11.55%，麵積和收獲量分別居全國第二、三位。1936年進一步增長，據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情報告》記載，江西全省主要農作物栽培總麵積5318萬畝，其中糧食作物4354萬畝，產量13068萬擔；經濟作物中，棉花產量24.9萬擔，油料746.5萬擔，農畜之水、黃牛294.3萬頭，豬506.7萬頭，家禽2530.2萬羽。這些數據全部躍上高峰，迄民國終再未能出現。另據《江西省農牧漁業誌》載，1936年茶葉總產量為7710噸，比上年增長2533噸。次年茶葉產量繼續躍升，猛增到12760噸。全省漁業生產在1936年也達到民國以來的最高水平。
農業的恢複和發展，使江西有更多的餘糧向外輸出。江西米主要輸往上海、武漢、廣東等地，尤以上海為多。1927-1936年江西米經九江關輸出數量，因江西經常實行米禁而數量不一，1934年最少，僅58787市石，1936年最多，為2449539市石。按照當局當時的測算，經過九江關輸出的米穀，僅占全省實際輸出的三分之一，因此實際輸出的數量，約為經九江關輸出者的3倍，如此，“則最近三年江西平均輸出米穀當為二百九十三萬九千三百八十二石；民國二十五年全省輸出數量當為七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十七石”。這個數量出於估計，實際輸出不一定如此準確，但仍可說明，江西糧食生產能力較大，尤其是1936年，全省農業生產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2？郾工礦企業。全省工業總量不大，瓷器被認為是江西“最著名之工業品”，1928年時產銷額有660餘萬元，到1934年降為300餘萬元，呈衰落之勢。省政府為謀複興陶瓷產業，於1935年1月在景德鎮特設陶業管理局，聘請著名人士杜重遠為局長，對產製運銷各方麵實行統一管理，成效明顯，次年產銷額即達813萬餘元。又接受杜重遠的建議，在九江創辦“江西光大瓷業公司”，由省政府出資20萬元，招商股80萬元，合作開辦。但該公司成立不久即逢抗戰爆發，撤向後方，故成績不顯。全省新成立了一些工廠，近代工業有所進步，到1936年，向建設廳登記的工廠有110家，其中以南昌市最多，占45家，贛縣17家列第二，工業類別則以飲食業最多，紡織業次之，製造業則僅有1家。江西礦產原本豐富，有金、銀、煤、鐵、鉛、錫、鎢、錳、鉍、鉬、銻、瓷土、水晶等等，尤以鎢與煤為最著。煤礦以萍鄉、鄱樂兩礦規模最大，其中鄱樂煤礦為商辦，萍鄉煤礦局原於1929年2月由省政府派人接收整理，成立萍鄉煤礦管理局，實行官辦。萍礦後因經營不善，頹敗不堪。1935年，省政府複派員前往整理，實行封閉私井，推廣銷路，整頓礦風，產銷漸見起色。比較而言，對鎢礦的整理力度更大。1935年，省政府配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對鎢業采銷實行統製政策，設立鎢礦管理局，劃區管理，集中產量，統一運銷，並製訂鎢礦運營辦法，委托江西裕民銀行辦理運銷事宜，規定所有產地之砂均由該行墊款收買，運滬銷售，以免洋商之操縱。到1937年，資源委員會銷往德國的鎢砂達14057公噸。當時正逢國際市場波動，砂價暴漲，是故省政府當時頗得其利。此外，當局從1935年起，還組織測探隊，相繼對贛南、浙贛鐵路沿線的地質礦產儲藏情況，進行了探測。江西鎢、錫、煤等重要產業，因具有國防戰略意義，1936年起相繼由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接收辦理。總的說來，這個時期工礦建設的成績有限，但為抗戰時期工礦業的興起準備了較好的條件。
3？郾浙贛鐵路的通車及公路的修築。“圍剿”戰爭時期進展最快的是公路的修築。1931年後，江西“以交通剿匪為口號，築路乃有急速之進展”。到1935年，贛浙、贛皖、贛鄂、贛湘、贛粵、贛閩等6大幹線已經次第建成，大部分縣道和一部分鄉道也相繼修築，形成路網，公路總裏程達到5800多公裏（其中幹線1998公裏，支線662公裏，縣道3030公裏）。交通方麵的最為顯著成績是浙贛鐵路的修建和通車。1933年，國民政府行政院決定由中央與地方合建浙贛鐵路，成立鐵路公司和鐵路局，次年7月動工興建玉山至南昌段（杭州到玉山此前已由浙江省建成）鐵路，全長292公裏，於1936年元旦建成通車。其後，接續修建南昌至萍鄉段262公裏，也於1936年2月開工，1938年3月建成通車，與株萍路進而與粵漢鐵路相接。此路建成，根本改善了江西的交通狀況。在浙贛鐵路修通時，還計劃修建（南）京贛鐵路（即今皖贛鐵路），1936年底開始籌建浮梁到貴溪段工程，並在浮梁樂平間鋪設了路軌，後因抗戰爆發而停工。
4？郾財政金融。江西財政到1930-1931年再次陷入極度混亂狀態，此前兩年（1928-1929），全省財政收支已不全以預算為依據，預算隻是一個形式。到這時，“即此形式上的預算也沒有了。因為無預算，收支失其統馭，為應付事實起見，隻得濫發支付命令，交由各機關徑自派員紛赴各縣守提，初不問有無可撥之款；於是賦稅收入之款，報解與否，一憑征收機關之意向，其巧立名目，扣用稅款，更為極普通之事”。因此，這三四年間，全省“收支不敷，虧短極巨。起初尚可借債彌縫，到後來直借無可借；於是濫發米護照、流通券、短期庫券及支付通知書，並隨意指飭各縣撥付各機關軍政經費，使各縣成為各機關坐索經費的場所。財政上之紊亂，可謂到了極點！”1932年，省政府開始清理和逐年攤還民國以來債款，據文群說，到1935年3月，“所有舊債，均已償清，對外信用，遂卓然樹立”。整理和建立縣財政製度，編製縣級地方預算，訂頒《各縣地方預算編審章程》，針對地方敷衍塞責或虛列收支的情況，加強省政府對縣政府的監督和審核，使地方財政製度逐步走上軌道。與此同時，省政府建立起以統一征收機關、推廣金庫組織、樹立會計製度、厲行審核工作的“四權分立”為核心的全省財政製度。全省財政狀況略有好轉，但財政赤字依然很高，如1935年度全省赤字達預算數的40%。全省收支狀況，以1937年為例，收支總額為8676218元，收入中以田賦附加最多，占58.4%，依次為雜項、學產、屠宰稅附加、房鋪捐、地價稅、公產、契稅附加等。支出中最多為保安警察費，占29.44%，依次為教育、自治、建設、預備、衛生、雜支、救恤、財務費等。保警費數年間高居首位，成為江西財政支出的主要項目，影響了其他建設事業的投入。
江西此前金融也極為混亂。全省原本以銅元為主要流通輔幣，為方便使用亦發行銅元券，但各縣鄉鎮地方政府機關、公團或商號亦發行代幣券之花票或銅元券，據1933年對吉安等28個縣的調查，發行花票者有商店、錢莊、當鋪、錢業公會、米業公會、商會、縣政府、財政局、財政委員會、縣公賣局，區辦公處、信用社等17種機構，數額既巨，流通範圍又或一縣一區鎮，“濫行蕪雜，擾亂金融，妨害工商業，流弊之大，莫此為甚”。1934年底，省政府開始嚴厲取締，禁止地方擅自發行並限期收回已發花票，同時將裕民銀行改組為全省金融中心，增加政府股本100萬元以擴充其實力，並在全省各縣成立分支行或辦事處，籌建全省金融網。至此，各縣花票“幾已絕跡，全省幣製乃告統一”。江西幣製的統一，對工商業的發展和國民政府法幣的推行，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5？郾商貿業。全省商業因戰爭關係起伏不定，如南昌“在民國二十二三年間，因行營剿匪關係，曾呈一時特有的繁榮，但自行營遷後，立複蕭條，商店倒風，不可遏止，計自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至舊曆年間，停歇店鋪三百五十六戶，今年二三兩月歇業者亦達一百二十二家，五六兩個月計一百零二家，至於新開店戶，其數甚少，此種問題，頗堪怵目驚心”。當時分析出現這種衰頹景象，原因既在於農村破產、人民購買力低落，更由於“吾贛商人缺乏新的商業知識，無推銷貨物之技術，無整齊劃一之商品，無牢固美觀之包裝，無廣告宣傳之方法，貨真價實猶未能完全做到，且有一部分商人，隻圖目前之微利，忘卻將來之發展，有時不免使顧主卻步”，因此要求政府予商業以便利和扶助，商界給政府以擁護與支持，改進本省工業，開拓海內外市場，發展交通，複興特產，提倡國貨。1936年7月，省政府設立工商管理處，以蕭純錦兼任處長，作為全省工商管理機關，籌劃發展江西工商業。該處成立後，在組織商品的調查、生產改良、展覽和貿易運銷，以及整理工商團體、舉辦工商登記、改進度量衡等方麵，著有成效。全省出口貿易由1931年的17975572元，1936年恢複到31584000元。1936年省政府聯合安徽省政府，合組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辦理紅茶的改良與向歐美等國的出口銷售。僅最初的兩年間，即銷出江西紅茶179785箱、11686025市斤，價值10824082元，對茶葉外銷的衰落頗有補救。全省商店數量有所增加，到抗戰爆發時，南昌市有商店2090家，其次為贛縣，有1658家，九江、宜春、吉安等也有600～800家，清江樟樹鎮則以412家為各鎮之首。
6？郾衛生事業。江西從1928年度起，開始籌建縣衛生機構，但到1933年，僅有21個縣設立了縣立醫院、24個縣設有診療所，也沒有全省性的衛生主管機構，省會衛生工作向由公安局辦理，醫學學校由教育廳管理，故“衛生事業，難有積極之進展”。特別是戰爭過後，“疫癘叢生，衛生機構之創設益覺刻不容緩”，省政府遂於1934年6月設立江西全省衛生處，專負衛生行政管理及促進衛生事業之責。“專設省衛生行政機構，以本省為全國的首創。”衛生處運用全國經濟委員會資助款，設立行政總務、防疫檢驗、醫務保健三科及技術室，創辦附屬機構省立醫院、衛生試驗所、護士學校、南昌市衛生事務所以及各縣縣立醫院及各縣臨時診療所，接管助產學校及附屬醫院，並與教育廳合組健康教育委員會，與南昌、九江市合組南昌市戒煙醫院、南昌麻風醫院和九江市衛生事務所。該處所設縣診療所對開展農村醫療衛生作用甚大，據德國記者1935年1月在廣昌所見，該縣診療所有4位同濟大學醫科畢業生，每天約有患者300人前來就診，藥品及種痘之痘苗由南京中央醫院供給，所治疾病多為瘧疾、赤痢、腳氣、脾髒腫大、血蛭病等。省衛生處1935年6月開始在更大範圍內接種牛痘，次年6月正式建成設備較為完備的省立醫院，該院成為“江西全省保健之總樞也”。繼而實施《江西省各縣衛生行政組織規程》，建立縣衛生院（由原縣立醫院、診療所改組擴充）、區衛生所、保聯衛生員的衛生行政體製，到1937年1月，全省83個縣均已普遍設縣衛生院，“其普設之早，亦冠全國”。這是江西建立現代衛生事業的重要時期。
7？郾市政建設。北伐軍占領南昌後，南昌方有市政府之設。當時南昌市不但是江西省唯一的省轄市，而且在1930年被定為全國隸屬於省政府的10個普通市之一，頗有地位。但1932年2月以經費支絀，將南昌市政府裁撤。1933年，省政府要求分設南昌、九江兩市，行政院審核認為，兩地“雖其人口賦稅，尚未符合法定設市條例，唯因地位重要，或因工商業發達”，批準暫設市政委員會。同年8月和次年6月，南昌、九江市政委員會相繼成立。省政府任命龔學遂（在李德釗之後繼任）、李中襄分任南昌、九江市長。其後，南昌從上海工務局聘請6位工程專家來贛設計規劃，開始進行較有規模的現代市政建設，修建了在當時比較寬敞的街道，並以十大鄉賢命名。電燈、自來水、電話、郵政等公共建設有新的進展，又邀請鐵道部技正吳啟佑主持、上海馥記公司承包，1934年12月在贛江上修建“中正橋”（新中國成立後改稱南昌八一大橋），1936年11月建成通車。此橋北接南潯鐵路終點站牛行車站，南銜南昌市陽明路，解決了牛行車站與南昌市區之間的贛江阻隔問題，贛江南北由此暢通，經南潯鐵路進出南昌的旅客，從此不再受擺渡贛江上下火車的困擾和不便。1936年底，全市人口增至30萬人，達到條例規定，遂即正式恢複南昌市政府名稱。九江市政委員會和廬山管理局也進行了現代市政建設。
8？郾國防建設。據何應欽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所作軍事報告，國民政府這時在江西進行了一些國防建設，其項目主要有投資建設高坑煤礦、天河煤礦，實行鎢業統製（在南昌成立鎢業管理處），建設吉安鎢鐵廠，設立江西潯饒、南撫、贛南師管區，開辦征兵事務，1936年4月在南昌開辦航空機械學校，培養機械人員近500名，中國與意大利合辦的南昌中央飛機製造廠於1936年10月開工，中意合辦的萍鄉中國航空器材有限公司也在建設中。
由南京國民政府邀請的國際記者考察團的成員，對江西剛剛出現的建設現象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中國實際上已走向一新時代而努力複興工作。舉凡餘等所見，如道路、橋梁、汽車交通、堤工、住宅及學校建築、土地整理、衛生行政、民族之醒覺、學校教育、新生活運動、農村合作社、造林運動等，均表現一種守秩序、重紀律、富於犧牲之新精神……光明燦爛之前途也！”此話不免言過其實，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江西的建設氣象，在當時給人以相當積極的、健康的和向上的印象，得到了人們的肯定。江西省也因此被國民政府譽為“模範省”，幾年間各地人士來贛參觀者，竟然絡繹不絕。江西幾年間能夠在建設上有所成績，既因為出現了比較穩定、平和的社會環境，也是當局的用心策劃尤其是熊式輝的努力的結果。這些建設成績，推進了江西的近代化腳步，成為江西抗戰的重要基礎。
四、“特種教育”、學校教育與文化建設
1？郾“特種教育”的推行
所謂“特種教育”，是針對原革命根據地和遊擊區地區進行的一項社會教育。1933年11月，省教育廳根據國民黨中央《特種區域暫行社會教育實施辦法》，製定出《江西省收複區特種教育計劃大綱》，經南昌行營核準施行。特種教育的提法隨即被行營采納，1934年夏，行營成立五省特種教育委員會，9月頒布《贛閩鄂皖豫五省推行特種教育計劃》，正式對5省原革命根據地地區民眾推行“教養兼施之特種教育，與以感化的、公民的、職業的、自衛的訓練，以正確其思想，健全其人格，發展其生計，扶植其生存”。
蔣介石在致江西省政府電中，談到了推動特種教育的原因。針對革命根據地一縣開辦列寧小學多至數百所的情況，他認為，其以“財政之枯竭，尚能積極辦學，若經國軍收複，反不能努力教民，或僅於縣治設校一所，徒具觀瞻，致遍地兒童失學，不唯視匪有愧，且將無以振迪愚蒙，消泯惡化”。因此，受革命根據地大辦教育的刺激以免“有愧”，肅清民眾的所謂“匪化”、“惡化”思想使之“確信三民主義”，是當局大力推行特種教育的主要原因。
江西從1934年2月開始推行該項教育，首先設立了江西省立民眾教育師資訓練所，訓練師資。6月開始在各地開辦“中山民眾學校”。9月設立江西省特種教育處，為主管機構，由省教育廳長兼任處長。當年在60個縣先後設立中山民校245所、招收學生32907人。中山民校“為實施特種教育之主要機關”，它以學校方式，辦理民眾教育以及有關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軍事之各項活動，校內以辦理成人班婦女班為原則，招收16-50歲的民眾，每日上課2小時，4個月結業；結業後可升入高級班，6個月肄業。也有的民校還設有兒童班和職業實習班。民校校長均兼任區署服務員或壯丁隊隊長，負責協助區署推行行政和自衛訓練。經費除撥款外，還請當地鄉鎮保甲長及士紳任委員，協助籌款。教學內容，到1935年擴大到管、教、養、衛四個方麵，省特教處先後編印了特種教育兒童、成人、婦女三種課本，供民校使用。全省中山民校數量，每年在200所左右，學生平均也在2萬人左右，規模並不大，1937年起尤逐年下降。
江西特種教育費力雖巨，成效不顯。連主持者也承認，中山民校組織簡單，成績多不甚佳；行政方麵尚欠嚴密，缺少聯絡，因此自開辦以來，雖盡最大之努力，“唯事屬創舉，既無成例可援，而範圍廣大，又不能集中力量於一點，故在進行之中，事實上不無感覺困難，自有待於今後之改進”。作為一項製度，它勉強延續到1941年4月，終遭裁並。
2？郾保學製度的建立與學校教育的發展
1933年8月，江西舉行了全省教育行政會議，會議要求南昌行營令各地駐軍迅速從借駐的教育機關中遷出，呼籲注重改良各級學校師資和教材，實行國民強迫義務教育。此後，學校教育開始受到關注。在此前後9年全省小學教育的大體情況是：
上述數據，僅來自國民黨統治區，並不包括革命根據地的教育情況，而革命根據地在這一時期的教育規模，更加可觀。在國統區小學教育數據中，一是總體上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趨勢，特別是從1935年起有一個較大的跨越，不但在學校、學生數量上比上一年接近成倍增長，在教育經費上，也有比較大的增加；二是私立教育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以1934年為例，這一年，有私立學校2897所，學生109030人，教職員5828人（公立學校教職員為10265人），經費710273元，也就是說，私立學校的學校數、學生、教職員和經費數約占全部總數的1/3到1/4.上表也同時說明，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學校，規模都不大，每校平均不到50個學生，這種情況可能與農村學校居多有關。
長期的戰爭環境、從南昌到各地許多學校被部隊占用以及江西無力籌措教育經費等，影響著江西教育的發展。1935年起全省教育之有較大的發展，主要原因則是：第一，蔣介石對江西教育多次作出訓示，如1933年6月，責成駐軍最高長官督辦教育，要求江西省教育廳“務期普及”教育，“使當地壯丁與少年，無一不受教育者”。當然，蔣介石重視江西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圍剿”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即所謂“在使受教育者以後能協助剿匪而不為匪用”，因此，他親自指定使用5類教材：禮義廉恥與孝悌忠信，衣食住行之基本生活，整齊清潔與衛生常識，民族革命主義，保甲保衛偵探之組織生活。這些教學，實際上也就是半年後他發動的新生活運動的主要內容。第二，興辦教育被作為“建設新江西”的重要內容，省教育廳為此創立保學製度，采用政教合一方式，利用保甲組織與力量，按保設學，以全保兒童和民眾為對象，“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和失學成人補習教育”。全省從1934年11月開始實施《江西省設立保學暫行辦法》，次年5月製定《江西推行義務教育計劃》，規定保立小學從1935年下半年起在全省推行，要求5年內實現每保設立一校。在當時條件下，保學製度有利於解決經費籌集、學區劃分、師資分配和強製入學等推行義務教育中的難題，因此從製度上加速了全省小學的興辦和學生的入學。第三，省政府運用行政力量推動興辦教育。如1936年省政府部署進行全省學齡兒童調查，認為這是事關義務教育的一項要政。熊式輝在得知贛縣有3個區長在縣政府5次催令下仍未辦理後，指斥這是“殊為玩忽，應由該縣嚴予議處”。結果有兩個區長在限期內仍未填報，而被記大過，通報全省。第四，江西興辦教育活動也得到了社會和海外華僑的關注。1937年春，愛國華僑胡文虎捐建100所小學校舍，其中在江西、浙江各建10所（其家鄉福建80所）。每所建築費3000至3500元。省政府遂決定在南昌、九江及8個行政區專員所在縣各建一校，並對具體地點、設計原則、建築圖樣和完成時間提出了要求。
比較而言，中學教育規模不大。據統計，在1932到1937年的6年間，全省公、私立中學畢業的高中學生僅1494人，每年平均僅249人；初中學生僅6499人，每年平均僅1083人。另據1935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記載，江西“其時各校科目不甚完備，除心遠中學注意英算外，餘多注重經學國文”。與此同時，基督教在江西也辦有4所中學校，在校學生，1932至1934年各年分別為554人、595人和617人。
江西高等教育，這時因教育部限製地方設立法政學校，江西法政專門學校因此於1933年停辦外，高等學校實際隻有江西農業、工業和醫學3個專門學校（1932年由教育部統一改稱江西農藝、工業、醫學專科學校。1935年農專停辦，全省隻剩2所專科學校）。從1931到1937年，在校學生僅1058人。1936年，教育部在江西省政府“熱心讚助”下，擬在南昌設立中正醫學院，但這所學校到1937年9月25日才開學，已是抗日戰爭時期。因此，這個時期，江西的高等教育發展程度甚低。
但留學教育仍有所發展。從1932到1937年，全省留學人數有693人，其中自費學生235人，留學國別仍以日本最多，達430人，其餘依次為德、法、美、比利時、瑞士。這些學生大多學業有成，如1934年經考選留學歐美的劉恢先、盛彤笙、羅石卿、周慶祥等，即屬佼佼者。由於當時有留學期滿必須回國、回國後須“照留學年限盡先在本省服務”的規定，他們學成後返贛服務，雖然時間長短不一，但都為江西的建設發揮了良好作用。
3？郾文化事業的不平衡發展
在戰爭與建設交替進行的10年間，江西文化事業呈現起伏不平、分布不勻的狀態。一方麵，在江西各革命根據地，文化教育事業蓬勃發展，戲劇歌謠運動此起彼伏，呈現出新文化建設的繁盛景象。另一方麵，配合對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圍剿”，省政當局在其統治區實行文化建設與文化“圍剿”並進方針，文化事業呈現出很大的扭曲性。後一方麵的大致情況是：
省圖書館在蔣介石駐昌期間，百花洲新館舍被南昌行營占用，隻是在南昌市教育會設了一個臨時閱覽處為讀者服務。1935年行營結束後搬回百花洲新館，方才相對正式地開展業務。到抗戰前夕，省圖書館藏書增加到近10萬冊。1933年蔣介石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期間，曾指令江西省政府督同省教育廳、勵誌社和廬山管理局，創辦了廬山圖書館。該館1935年8月建成開館，因其特殊背景，征集收藏了一批珍貴的圖書。
1929年省政府在南昌環城路設立江西省立科學館，見識可謂較早。但該館落成不久，即被征用為“圍剿”行轅。到1935年11月才遷入百花洲原行營新建房屋辦公。館內設有兒童科學實驗室，添置了一批儀器設備，進行科學普及活動。
當時頗有意義的一件事是大力舉辦音樂事業。當時認為，音樂有移風易俗、涵養德性、激勵誌氣和充實人生等種種功效，在教育上居有重要地位，因此，在省政府積極支持下，江西聘請國內著名的音樂界人士程懋筠等回贛興辦音樂事業，1933年3月成立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隸屬教育廳），以程懋筠為主委。音教會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致力於參考西樂組織，創製適合中國國民性的新音樂，設立了小型管弦樂隊、合唱隊和口琴班、提琴班、鋼琴班，創辦了麵向全國的《音樂教育月刊》、《電影劇曲周刊》，開辦話劇團及改良平劇班，並在湖濱公園建成音樂堂，舉行第一場音樂會，表演西樂和中國樂曲、戲劇等節目。這件事當時影響很大，輿論指出“建築音樂堂舉行公開演奏，在國內由政府主持的恐怕要以本省為創舉”。音教會的活動，很有聲勢，也比較廣泛地吸引了國內音樂界人士，揭開了現代江西音樂事業的大幕，音樂在日後聲勢浩大的抗戰動員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江西建設公共體育場較早。1927年即在南昌原貢院舊址建設省立公眾體育場。1933年改稱省立公共體育場（1934年因全國統一名稱再改稱江西省立體育場），以餘永祚為場長，增設足球場、網球場、籃球場、兒童運動場等場所，開展民眾體育活動。曾在1934年舉辦江西全省運動會，省會女子運動會，小學運動會，水上運動會，在省內外產生很大影響，全省“於是體育之風氣大開”。此外，江西還在1928年成立了省立通俗教育館（1930年更名為省立民眾教育館，館長程宗宣），以講演、遊藝等形式推行大眾文化。1934年和1935年，先後創辦了廣播和電影事業。南昌市的大眾娛樂場所，這時主要有光明、明星、新明星等3個電影院，新興、昌新、江西等3個大舞台（演出平劇），新新、升泰、洪都等3個遊戲場。
文學藝術方麵，省內外的江西籍人士在小說、詩歌、散文創作上，發表了不少新的作品。王小逸、彭芳草、曾可今、石淩鶴、羅黑芷、饒孟侃、夏征農、王禮錫等創作的小說、詩歌和散文集，相繼在上海、江西出版，《春水微波》、《落花曲》、《千古恨》等長篇小說的出版，填補了江西現代長篇小說創作的空白。但當局也推行了嚴厲的文化統製政策，以致出現在江西的魯迅、茅盾、巴金等這樣的作家的作品，也遭查封。江西省會民眾娛樂指導委員會審查禁演的平劇，亦達幾十個。
文化事業的重要內容是報刊的發行。據內政部的有關記載，全國從1931年11月開始實行報刊登記製度，當年江西僅有3家報社、2家通訊社做了登記，到1935年，全省登記的報社有37家，通訊社27家，雜誌社9家。而到1936年底，江西被核準登記的報社有80家，雜誌社22家，報紙雜誌共計有102家。登記的另一麵就是查禁。這個時期，江西省政府查禁了《革命日報》《江南晚報》等35種進步報刊。
江西這時的報刊，主要集中在南昌，有《江西民國日報》（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機關報）、《掃蕩日報》（南昌行營主辦）、《華光日報》（主持者徐哲人）、《華中日報》（章益修）、《新聞日報》、《健報》（軍統係統的報紙。後改為《捷報》，主持者鍾富厚等）、《江西晚報》（楊幼農、楊次農兄弟）等。其中，《掃蕩日報》主要配合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從事反共宣傳。《華光日報》1934年創辦，著重報導工商界的消息。《華中日報》是國民黨江西派係中的心遠係主辦的報紙，1936年4月由李中襄創辦於南昌，李中襄助手章益修任社長，主要報道新聞、國民黨及心遠係的政治主張。當時影響最大的報刊，除省黨部的黨報等外，是所謂“揭櫫汗血主義”，以反共“協剿”為內容和目的，由省黨部委員劉百川赴滬主辦和發行的《汗血月刊》、《汗血周刊》，及其編輯出版的汗血叢書百餘種。反共報刊的盛行和進步報刊、文化活動的查禁，是省政當局實行文化“圍剿”、“協剿”的重要內容。
戰爭造成了對江西經濟社會的嚴重破壞。這種破壞，主要反映在幾個方麵：
人口銳減。江西人口，據有關記載，1928年約為1800餘萬人，到1935年時，為1569萬人，十年間減少約200萬～300萬人。人口銳減主要出於四個方麵：一是向周邊省區的遷徙，這部分人數不在少數，如僅1930年遊離到浙江衢州、常山、杭州等地的贛民，即達2萬多人。二是加入軍隊者在作戰中的死亡，此種情況，在國共兩軍中都有，也包括參加國共雙方的地方武裝而在作戰中死亡者。三是國民黨軍尤其是地主武裝對革命根據地人口的殺戮。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宣稱要“清洗匪區，換過人種，換過穀種，茅房要過火，石頭砍三刀”，並用炙燒吊打、割乳刺身、剖腹挖心、活埋碎屍等40多種酷刑，報複和殘害革命根據地民眾。紅軍長征後，保安三團團長歐陽江在瑞金武陽一夜即殺害參加過革命的人士500多人，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一次槍殺了120人，在菱角山、竹馬崗活埋300多人。寧都、遂川的著名惡霸黃鎮中、蕭家璧，血洗數縣，殺人以萬計。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形成幾十裏地方無村莊，田園荒蕪，渺無人煙”的慘象；瑞金縣被殺1.8萬人。寧都全縣人口原有34萬人，到1935年3月僅存22.44萬人，該縣全家被殺絕者達8300多戶，僅留有寡婦者達7000多戶。四是大災之後的疫病死亡。據紅十字會1935春在贛南工作的報告，因革命根據地人口“死傷過多，以致疫癘橫行，災民多染虐痢或急性傷寒等症，呻吟道路，無人治療，坐以待斃”，僅寧都即日有數十名，甚至醫生亦因有染疫者而不敢前往救治。
人民財產的直接破壞。戰爭不但毀壞了房屋、山林等固定財物，而且加劇了農村各種關係的緊張，不斷擴大成對社會秩序和生產力的破壞。據顧祝同1935年1月對國際記者團所言，江西在7年戰爭中，人口死亡近一百萬，“國民經濟之損失，達十五萬萬元以上”。紅軍長征後當局以《整理收複匪區土地處理辦法》為中心，恢複以地主土地所有製為核心的農村秩序，但如《申報》記者在蓮花地區所見，地主富紳聯袂歸來，多與農民“發生報複仇殺情事”，甚至對革命根據地所築水利堤壩也要摧毀。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返鄉地主甚至在向農民追討舊債不遂時，“把婦女賣到廣東、湖南”去抵債。另一方麵，由於大量人口的縮減，也造成不少農村田園荒蕪，有田而無人耕種，地主招租亦無人應佃的情況。1935年初紅十字會人員在廣昌所見，民眾“率皆老弱殘廢，饑寒交迫，氣息奄奄，麵無人色。經行數裏不見一壯丁，疫癘流行，一經傳染，無一幸免”。在國民黨當局的“剿匪”報告書中，也記載了“剿匪之地，百物蕩盡，一望荒涼，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田野但聞鬼哭”的慘況。
全省人民負擔的加重。為了籌措“協剿”經費，省、縣政府均不約而同地將手伸向民間百姓。朱培德、魯滌平治贛時期，不能免走北洋軍閥老路，已是今日一稅、明日一捐，見物即稅、無人不捐。熊式輝主政後，情況仍舊。1932年5月全省“清匪”會議決議開征“特種物品產銷清匪善後捐”，用充保安經費，6月設立“清匪善後捐管理局”，以江西省財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江西慈善總會主席胡思義兼任局長，下設南昌、九江、吳城、景德鎮征收局及湖口等各處稽征所，負責辦理。捐率定為三等，即奢侈品值百抽12.5～17.5，半奢侈品值百抽7.5～10，日用品值百抽2.5～5.“開征以後，每年實收在200萬元以上。”此舉大大加重了工商業界的負擔，在省內外引起極大義憤，胡思義在社會上的強烈指責聲中被迫辭職。紅軍退走後該捐本應撤銷，“因財力凋敝，抵補無方，遂照舊征收”，直到1937年7月16日才行撤廢。但“善後捐”僅僅是稅捐中的一種。1933年，有人針對“圍剿”時期江西的苛捐雜派著文指出，當時有食鹽附加捐、人丁戶口捐及派征、殷富捐、米穀捐、消費通過捐、煙賭捐、屠宰附稅、契紙附稅、房鋪捐、其他附加及雜捐等，“其稅目之繁重，征收方法之不當，稅率之奇苛，負擔之偏枯，混亂棼淆……至於擅征私斂，違背法令，又其餘事，謂之苛雜，寧為過詞”。“以至今日，各縣人民對地方所擔負之捐稅，不但省政府財政廳無案可稽，即縣政府財政局亦不能悉舉其目，至於區村地方、機關團體之隱瞞擅征，又比比皆是，其龐雜程度，可謂盡租稅之奇觀。”1934年6月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通過各省市廢除苛雜辦法後，江西被迫裁撤各縣苛捐雜稅即達20大類、298種，可見人民負擔之重。沉重的捐稅負擔，使人民甚至普通公務員的生活陷入困境。
戰爭也使江西經濟環境和產品外銷受到嚴重影響。1933年有人指出，江西重要農產如米、茶、棉花、薄荷、豆類等，工藝品如瓷器、夏布、紙張等，礦產如鎢、煤、鐵等，均占全省出產的重要位置，但“自民國十六年以後，出產漸就衰退，自耕農日益減少，佃農及雇農則日有增加。到了二十年，全省的出口貨，僅值一千七百萬兩，而同年的進口貨，竟值四千一百萬兩之巨，如夏布去年出產隻合平時三成左右，茶葉損失約在一百萬元以上，瓷器與民國十六年比較，出產減少四百餘萬元，紙張的產額和銷路，更一落千丈……生產力既形激減，失業人數驟增”。他們認為，這也是土地革命興盛的深層原因。
連年戰爭使江西社會經濟發展艱難，導致如熊式輝所說的“江西現在是千瘡百孔，凋敝已極，農工商各業，均瀕於破產之危”的社會狀況。這種狀況，反過來也成為江西大興建設的背景。
二、建設方針及主要措施
1935年元旦，熊式輝向全省發表新年致詞，宣布從這一年開始，全省官民要上下一心，咬緊牙根，拚著三年流汗，努力用雙手來做“複興事業”，“建設新江西”。省政府當即將1935年確定為“建設年”，即以建設事業作為施政的中心。不久，這一活動又匯入在全國展開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中，聲勢更為浩大，連省黨部也成立了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工作團等以為配合。曆史地說，從1932年底製定《江西建設三年計劃》和次年成立江西經濟委員會，省政府即已開始進行一些建設，但從其政務中心轉移上看，1935年起，全省才真正集中力量係統建設各項事業，由“協剿”政治走向了經濟社會建設。所以如此，自然是因為紅軍撤離江西後解除了政治的危機，同時也是當局鞏固權力秩序、穩定社會人心，以及在日貨衝擊、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的形勢下維護民族利益的需要。
開展建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缺乏人才和經費。江西當時的人才現狀，當局曾經無可奈何地指出，省內“一般知識分子，奸滑的年少的便隨共產黨去胡鬧，老的便多數是腐化分子土豪劣紳，與他沒有利益的事，拖也拖不出他來做，他要來做的事，就是要把持一切，魚肉人民，無所不至……稍為有錢的人家多逃走了……好點的人才通通走了，剩下的多數是沒有辦法的落伍分子”。為解決人才缺乏問題，熊式輝富有熱情地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一方麵，加強對各類各級人員的培訓和教育，如1935年1月設立縣政人員訓練所，次年10月成立江西百業教育委員會，開展以增進各業知識技能為主的百業教育，以及大規模推行保學等，致力於提高人們的知識和技能素質。另一方麵，大力引進高層次的人才以解燃眉之急。
熊式輝在引進人才上的思路和舉措大膽獨到，頗有可圈可點之事，最著名的是因他的舉薦和爭取，引進了著名經濟學家蕭純錦、教育學家程時煃等一批高級專門人才。1933年春，熊式輝確定從經濟著手進行建設，在省政府內設立江西省經濟委員會，“聘請許多經濟專門人才”，並特邀蕭純錦來贛任主任委員。蕭是永新人，早年留學美國多年，對於先進國家的政治、經濟，素有研究，曾先後任北京女師大教務長、東南大學經濟係主任、東北大學校務委員兼係主任，專門從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他因感於熊式輝“懇邀之激勵，輒舍棄故業，來省主持經濟委員會事”。不久補任省政府委員，在任至1948年。程時煃是新建人，擔任教育廳長到1946年。他們的返贛任職，對江西經濟、教育的建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熊式輝也很注意引進外省籍人才。1934年，為謀求振興景德鎮瓷業，他接受宋子文的推薦，親自出麵聘請當時在興辦實業上負有盛名、正在上海主編《新生周刊》的杜重遠，來江西主持瓷業的改革與生產。杜被任用為江西省陶業管理局局長，為改進景德鎮瓷器生產和籌劃江西全省瓷業發展，作出了貢獻。1936年夏，為了改良婦女生活和推進婦女工作，熊式輝到北平邀請燕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雷潔瓊、家政學係主任陳意到江西開辦家政學校，在雷、陳因故不能來贛的情況下，他接受二人的推薦，聘請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長熊芷來南昌，參與主持全省城鄉婦女工作。於次年2月擴大改組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聘請熊芷為江西省政府婦女指導員，王敏儀為總幹事，管梅蓉、潘玉梅為副總幹事，專責領導全省婦女工作。熊式輝還相當重視文化人才的引進。他1933年聘請江西新建人、著名音樂家程懋筠返贛，擔任“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程早年留學日本東京音樂學校（上野音樂學院），1926年畢業回國。在中央大學、杭州社會大學等校教授聲樂與作曲。1928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向全國征選國民黨黨歌的曲譜時，程的創作在眾多應征者中被選中，其名聲遂隨黨歌（後又定為中華民國國歌）而傳揚。程主持江西音教會後，當即在江西創辦了國內影響最大的音樂期刊《音樂教育》，組建了全國第一支由省政府出資、中國人自己演奏的管弦樂隊，並在南昌湖濱公園內開辦了首家“湖濱音樂堂”，因其聯絡的作者和聘請的音樂人士，都是當時國內音樂界的頂尖人物，江西的音樂事業猛然間躍上一個最高峰，並在全國占有突出的地位。當然，熊式輝大力引進的人士，也不盡是龍鳳。如被他視為難得人才而引為省政府秘書、省黨部委員的劉百川，原是汪精衛、陳公博改組派的紅人，來贛後受命主持文化工作，其主要作為是主辦了《汗血月刊》，這個月刊成為當時臭名昭著的反共刊物，而所謂全省文化工作，則被其弄得不倫不類。
由於經費支絀，熊式輝確定的建設方針是“先把不要錢的事做好，再把少要錢的事做好，如果不要錢和少要錢的事都做好了，財源自會源源而來，各地的資本也都會願意投到江西來”。雖然如此，省政府為籌措建設經費還是頗為用心。例如利用修建浙贛鐵路的機會，發行建設公債（如1935年底發行省公債110萬元），引進上海幾位金融家來贛投資南昌市水、電建設和江西光大瓷業公司等。熊式輝等也利用個人的努力和與南京的關係，向中央政府爭取款項，如為籌措江西農民銀行基金，熊式輝親自去南京向財政部爭取到每月返留5萬元鹽款。江西爭取中央政府撥付給地方的補助款數額，也一直較大，如1935年度有770萬元，為各省之首。但要指出的是，省政府在經費使用上，對建設投入甚低，即使在作為建設年的1935年，全省投入的建設費也僅160萬元，與教育文化費相加共350萬元，占預算總額的12%。
江西的經濟建設，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主動資助。蔣介石對江西期望頗高，一直認為“江西不比其他的地方”，要求江西能夠進步迅速，各方麵都要走在全國的前頭，“做全國各省的模範”，真正建成“模範省”，成為國家複興的基地。為了幫助江西開展經濟建設，國民政府曾邀請3位國際聯盟專家到江西考察，國聯專家提出了複興江西的建議。全國經濟委員會開始在江西舉辦建設活動，如在棉麥借款項下撥給江西190萬元用作建設經費，規定該項經費以50萬元作江西合作貸放基金，20萬元開辦江西農業院，30萬元資助江西全省衛生處，6萬元作南昌等5個鄉村師範補助費，30萬元作救濟費，19萬元為管理費，35萬元設立10所江西農村服務區。1934年6月25日，全國經濟委員會在南昌設立江西辦事處，幫助規劃各項建設事業的開展。另外，蔣介石等還多次出麵要求中、中、交、農四大銀行向江西發放貸款，解決江西的資金困難。
農業是江西經濟的主要支撐，當時認為，江西為中國的一部分，所以雖然無法避免農村崩潰的波及，但“又惟其江西農村崩潰最早，受害最深，所以救濟江西農村，較任何省份尤為‘當務之急’”。因此，組織國內農村改進事業考察團到河北、山東等地考察，開展農村調查，成立以省政府主席兼任理事長的江西農業改進社，設置農民銀行，創設農業院、設立農村服務區和開展農村合作等，成為江西經濟建設和“改進”、“複興農村”的重要措施。
設立農業院首由蔣介石提議，要求江西麵對全省農村經濟凋敝、生產不振的現狀，“設立大規模農業機關，以負改進農業、複興農村之任務”。1933年7月，省務會議通過《改進江西農業計劃大綱》，決定籌設江西農業院，直屬省政府，負責主持全省農業（含畜牧業、林業）研究、試驗、推廣及教育，以謀全省農業技術之改進與農村生活之改善；原有各農事試驗場、林場、農藝專科學校及各農科職業學校，一律歸由農業院統管。1934年3月，農業院正式成立，1936年5月在蓮塘建成占地千畝的新院。省政府聘請留美農學博士、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董時進教授擔任院長，全院職員近300人，僅院部59名職員中，即有留學美、英、德、日等歸國人員21人，是一個專業力量雄厚的科技和教育群體。農業院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創舉，為全國省級第一個專門農業機關，其後在培育和推廣良種、改進畜牧業和林業方麵，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民國時期的農村合作運動，初始於河北，蘇浙魯繼之，1930年江西接著頒布合作社暫行規程，也屬開展較早的省份。1932年3月，省政府成立江西省農村合作委員會，主管全省農村合作事宜；組成9人委員會，以文群為委員長，李安陸（後熊在渭）為總幹事。先後訂頒組織規程、合作社暫行條例和農村信用、消費、運銷、利用4種合作社章程等，在全省推行農村合作運動。這些條例，先後被南昌行營等采納，向“剿匪區內各省”推廣。實業部也在南昌設立合作事業江西省辦事處，以魏競初為主任，幫助促進工作。此後，合作社在全省有一個較大發展，1935年底，全省建立各種合作社2063個，有社員120500人；到1937年底，發展到合作社5793個，社員445066人（每人代表1戶），另有數目與此相當的預備社。合作組織在解決農村金融困難、推銷農產品、擴大農村消費和發展農業生產方麵，起了良好的作用。抗戰時期，江西合作事業更有發展。
設立農村服務區以改進農業，是接受國聯專家司丹巴的建議，在全國經濟委員會資助下進行的。1934-1935年先後在臨川、南城、豐城、新幹、高安、永修、南昌、吉安、上饒、寧都設立10個農村服務區，由全國經委會設管理處主持其事，各服務區設農業、教育、衛生、合作、村政、工藝等指導員10餘人，分別由省農業院、教育廳、衛生處、合作委員會及所在縣政府選派，在管理處派出的幹事領導下，常川駐區，推進工作。服務原則為協助地方政府推行管教養衛各項下層建設，以農民為本位，以農村青年為中堅，訓練農村人才，培植農民的自助能力和互助精神，改善農民的生活，也就是期望“把全省的農業、教育、衛生、合作等事業，由此引進農村，協同致力於農村的複興與建設”。服務區開辦前後，江西農村改進社等團體和一些縣政府，也相繼建立了20多個農村實驗區，其性質、功能與服務區相類似。1936年3月，省務會議決定成立江西省政府農村改進事業委員會，作為全省農村事業的領導機構，對農村服務區與實驗區實行統一調整和管理，由服務區的職員兼任實驗區的區長，督促地方政府推行農村事業，確定農村實驗事業三年計劃，計劃到1939年6月三年實驗期滿後，推廣到全省農村。這個計劃，因抗戰爆發而中輟。
上述推進農業改進的措施，前所未有，熱鬧非凡。有論者指出，從中“可以明顯的看出江西農業走向近代化的步調，甚至於可以說這一段時間是江西近代農業發展最重要的階段”，“確實為江西的近代農業奠下了基礎”。
三、建設事業的推進及主要成績
1？郾農業經濟。隨著各項措施的實施以及糧棉等良種的試驗、推廣，農具的改良，病蟲害的防治和家畜的防疫，植樹造林運動的展開，茶作和園藝的改進，1935-1936年間，江西農業繼1916-1918年後，出現民國時期第二個興盛高峰，許多指標達到民國時期的最高發展水平。1935年，江西水稻收獲麵積占全國總收獲麵積的14.51%，收獲稻穀10652.7萬市石，占全國總收獲量的11.55%，麵積和收獲量分別居全國第二、三位。1936年進一步增長，據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情報告》記載，江西全省主要農作物栽培總麵積5318萬畝，其中糧食作物4354萬畝，產量13068萬擔；經濟作物中，棉花產量24.9萬擔，油料746.5萬擔，農畜之水、黃牛294.3萬頭，豬506.7萬頭，家禽2530.2萬羽。這些數據全部躍上高峰，迄民國終再未能出現。另據《江西省農牧漁業誌》載，1936年茶葉總產量為7710噸，比上年增長2533噸。次年茶葉產量繼續躍升，猛增到12760噸。全省漁業生產在1936年也達到民國以來的最高水平。
農業的恢複和發展，使江西有更多的餘糧向外輸出。江西米主要輸往上海、武漢、廣東等地，尤以上海為多。1927-1936年江西米經九江關輸出數量，因江西經常實行米禁而數量不一，1934年最少，僅58787市石，1936年最多，為2449539市石。按照當局當時的測算，經過九江關輸出的米穀，僅占全省實際輸出的三分之一，因此實際輸出的數量，約為經九江關輸出者的3倍，如此，“則最近三年江西平均輸出米穀當為二百九十三萬九千三百八十二石；民國二十五年全省輸出數量當為七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十七石”。這個數量出於估計，實際輸出不一定如此準確，但仍可說明，江西糧食生產能力較大，尤其是1936年，全省農業生產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2？郾工礦企業。全省工業總量不大，瓷器被認為是江西“最著名之工業品”，1928年時產銷額有660餘萬元，到1934年降為300餘萬元，呈衰落之勢。省政府為謀複興陶瓷產業，於1935年1月在景德鎮特設陶業管理局，聘請著名人士杜重遠為局長，對產製運銷各方麵實行統一管理，成效明顯，次年產銷額即達813萬餘元。又接受杜重遠的建議，在九江創辦“江西光大瓷業公司”，由省政府出資20萬元，招商股80萬元，合作開辦。但該公司成立不久即逢抗戰爆發，撤向後方，故成績不顯。全省新成立了一些工廠，近代工業有所進步，到1936年，向建設廳登記的工廠有110家，其中以南昌市最多，占45家，贛縣17家列第二，工業類別則以飲食業最多，紡織業次之，製造業則僅有1家。江西礦產原本豐富，有金、銀、煤、鐵、鉛、錫、鎢、錳、鉍、鉬、銻、瓷土、水晶等等，尤以鎢與煤為最著。煤礦以萍鄉、鄱樂兩礦規模最大，其中鄱樂煤礦為商辦，萍鄉煤礦局原於1929年2月由省政府派人接收整理，成立萍鄉煤礦管理局，實行官辦。萍礦後因經營不善，頹敗不堪。1935年，省政府複派員前往整理，實行封閉私井，推廣銷路，整頓礦風，產銷漸見起色。比較而言，對鎢礦的整理力度更大。1935年，省政府配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對鎢業采銷實行統製政策，設立鎢礦管理局，劃區管理，集中產量，統一運銷，並製訂鎢礦運營辦法，委托江西裕民銀行辦理運銷事宜，規定所有產地之砂均由該行墊款收買，運滬銷售，以免洋商之操縱。到1937年，資源委員會銷往德國的鎢砂達14057公噸。當時正逢國際市場波動，砂價暴漲，是故省政府當時頗得其利。此外，當局從1935年起，還組織測探隊，相繼對贛南、浙贛鐵路沿線的地質礦產儲藏情況，進行了探測。江西鎢、錫、煤等重要產業，因具有國防戰略意義，1936年起相繼由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接收辦理。總的說來，這個時期工礦建設的成績有限，但為抗戰時期工礦業的興起準備了較好的條件。
3？郾浙贛鐵路的通車及公路的修築。“圍剿”戰爭時期進展最快的是公路的修築。1931年後，江西“以交通剿匪為口號，築路乃有急速之進展”。到1935年，贛浙、贛皖、贛鄂、贛湘、贛粵、贛閩等6大幹線已經次第建成，大部分縣道和一部分鄉道也相繼修築，形成路網，公路總裏程達到5800多公裏（其中幹線1998公裏，支線662公裏，縣道3030公裏）。交通方麵的最為顯著成績是浙贛鐵路的修建和通車。1933年，國民政府行政院決定由中央與地方合建浙贛鐵路，成立鐵路公司和鐵路局，次年7月動工興建玉山至南昌段（杭州到玉山此前已由浙江省建成）鐵路，全長292公裏，於1936年元旦建成通車。其後，接續修建南昌至萍鄉段262公裏，也於1936年2月開工，1938年3月建成通車，與株萍路進而與粵漢鐵路相接。此路建成，根本改善了江西的交通狀況。在浙贛鐵路修通時，還計劃修建（南）京贛鐵路（即今皖贛鐵路），1936年底開始籌建浮梁到貴溪段工程，並在浮梁樂平間鋪設了路軌，後因抗戰爆發而停工。
4？郾財政金融。江西財政到1930-1931年再次陷入極度混亂狀態，此前兩年（1928-1929），全省財政收支已不全以預算為依據，預算隻是一個形式。到這時，“即此形式上的預算也沒有了。因為無預算，收支失其統馭，為應付事實起見，隻得濫發支付命令，交由各機關徑自派員紛赴各縣守提，初不問有無可撥之款；於是賦稅收入之款，報解與否，一憑征收機關之意向，其巧立名目，扣用稅款，更為極普通之事”。因此，這三四年間，全省“收支不敷，虧短極巨。起初尚可借債彌縫，到後來直借無可借；於是濫發米護照、流通券、短期庫券及支付通知書，並隨意指飭各縣撥付各機關軍政經費，使各縣成為各機關坐索經費的場所。財政上之紊亂，可謂到了極點！”1932年，省政府開始清理和逐年攤還民國以來債款，據文群說，到1935年3月，“所有舊債，均已償清，對外信用，遂卓然樹立”。整理和建立縣財政製度，編製縣級地方預算，訂頒《各縣地方預算編審章程》，針對地方敷衍塞責或虛列收支的情況，加強省政府對縣政府的監督和審核，使地方財政製度逐步走上軌道。與此同時，省政府建立起以統一征收機關、推廣金庫組織、樹立會計製度、厲行審核工作的“四權分立”為核心的全省財政製度。全省財政狀況略有好轉，但財政赤字依然很高，如1935年度全省赤字達預算數的40%。全省收支狀況，以1937年為例，收支總額為8676218元，收入中以田賦附加最多，占58.4%，依次為雜項、學產、屠宰稅附加、房鋪捐、地價稅、公產、契稅附加等。支出中最多為保安警察費，占29.44%，依次為教育、自治、建設、預備、衛生、雜支、救恤、財務費等。保警費數年間高居首位，成為江西財政支出的主要項目，影響了其他建設事業的投入。
江西此前金融也極為混亂。全省原本以銅元為主要流通輔幣，為方便使用亦發行銅元券，但各縣鄉鎮地方政府機關、公團或商號亦發行代幣券之花票或銅元券，據1933年對吉安等28個縣的調查，發行花票者有商店、錢莊、當鋪、錢業公會、米業公會、商會、縣政府、財政局、財政委員會、縣公賣局，區辦公處、信用社等17種機構，數額既巨，流通範圍又或一縣一區鎮，“濫行蕪雜，擾亂金融，妨害工商業，流弊之大，莫此為甚”。1934年底，省政府開始嚴厲取締，禁止地方擅自發行並限期收回已發花票，同時將裕民銀行改組為全省金融中心，增加政府股本100萬元以擴充其實力，並在全省各縣成立分支行或辦事處，籌建全省金融網。至此，各縣花票“幾已絕跡，全省幣製乃告統一”。江西幣製的統一，對工商業的發展和國民政府法幣的推行，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5？郾商貿業。全省商業因戰爭關係起伏不定，如南昌“在民國二十二三年間，因行營剿匪關係，曾呈一時特有的繁榮，但自行營遷後，立複蕭條，商店倒風，不可遏止，計自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至舊曆年間，停歇店鋪三百五十六戶，今年二三兩月歇業者亦達一百二十二家，五六兩個月計一百零二家，至於新開店戶，其數甚少，此種問題，頗堪怵目驚心”。當時分析出現這種衰頹景象，原因既在於農村破產、人民購買力低落，更由於“吾贛商人缺乏新的商業知識，無推銷貨物之技術，無整齊劃一之商品，無牢固美觀之包裝，無廣告宣傳之方法，貨真價實猶未能完全做到，且有一部分商人，隻圖目前之微利，忘卻將來之發展，有時不免使顧主卻步”，因此要求政府予商業以便利和扶助，商界給政府以擁護與支持，改進本省工業，開拓海內外市場，發展交通，複興特產，提倡國貨。1936年7月，省政府設立工商管理處，以蕭純錦兼任處長，作為全省工商管理機關，籌劃發展江西工商業。該處成立後，在組織商品的調查、生產改良、展覽和貿易運銷，以及整理工商團體、舉辦工商登記、改進度量衡等方麵，著有成效。全省出口貿易由1931年的17975572元，1936年恢複到31584000元。1936年省政府聯合安徽省政府，合組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辦理紅茶的改良與向歐美等國的出口銷售。僅最初的兩年間，即銷出江西紅茶179785箱、11686025市斤，價值10824082元，對茶葉外銷的衰落頗有補救。全省商店數量有所增加，到抗戰爆發時，南昌市有商店2090家，其次為贛縣，有1658家，九江、宜春、吉安等也有600～800家，清江樟樹鎮則以412家為各鎮之首。
6？郾衛生事業。江西從1928年度起，開始籌建縣衛生機構，但到1933年，僅有21個縣設立了縣立醫院、24個縣設有診療所，也沒有全省性的衛生主管機構，省會衛生工作向由公安局辦理，醫學學校由教育廳管理，故“衛生事業，難有積極之進展”。特別是戰爭過後，“疫癘叢生，衛生機構之創設益覺刻不容緩”，省政府遂於1934年6月設立江西全省衛生處，專負衛生行政管理及促進衛生事業之責。“專設省衛生行政機構，以本省為全國的首創。”衛生處運用全國經濟委員會資助款，設立行政總務、防疫檢驗、醫務保健三科及技術室，創辦附屬機構省立醫院、衛生試驗所、護士學校、南昌市衛生事務所以及各縣縣立醫院及各縣臨時診療所，接管助產學校及附屬醫院，並與教育廳合組健康教育委員會，與南昌、九江市合組南昌市戒煙醫院、南昌麻風醫院和九江市衛生事務所。該處所設縣診療所對開展農村醫療衛生作用甚大，據德國記者1935年1月在廣昌所見，該縣診療所有4位同濟大學醫科畢業生，每天約有患者300人前來就診，藥品及種痘之痘苗由南京中央醫院供給，所治疾病多為瘧疾、赤痢、腳氣、脾髒腫大、血蛭病等。省衛生處1935年6月開始在更大範圍內接種牛痘，次年6月正式建成設備較為完備的省立醫院，該院成為“江西全省保健之總樞也”。繼而實施《江西省各縣衛生行政組織規程》，建立縣衛生院（由原縣立醫院、診療所改組擴充）、區衛生所、保聯衛生員的衛生行政體製，到1937年1月，全省83個縣均已普遍設縣衛生院，“其普設之早，亦冠全國”。這是江西建立現代衛生事業的重要時期。
7？郾市政建設。北伐軍占領南昌後，南昌方有市政府之設。當時南昌市不但是江西省唯一的省轄市，而且在1930年被定為全國隸屬於省政府的10個普通市之一，頗有地位。但1932年2月以經費支絀，將南昌市政府裁撤。1933年，省政府要求分設南昌、九江兩市，行政院審核認為，兩地“雖其人口賦稅，尚未符合法定設市條例，唯因地位重要，或因工商業發達”，批準暫設市政委員會。同年8月和次年6月，南昌、九江市政委員會相繼成立。省政府任命龔學遂（在李德釗之後繼任）、李中襄分任南昌、九江市長。其後，南昌從上海工務局聘請6位工程專家來贛設計規劃，開始進行較有規模的現代市政建設，修建了在當時比較寬敞的街道，並以十大鄉賢命名。電燈、自來水、電話、郵政等公共建設有新的進展，又邀請鐵道部技正吳啟佑主持、上海馥記公司承包，1934年12月在贛江上修建“中正橋”（新中國成立後改稱南昌八一大橋），1936年11月建成通車。此橋北接南潯鐵路終點站牛行車站，南銜南昌市陽明路，解決了牛行車站與南昌市區之間的贛江阻隔問題，贛江南北由此暢通，經南潯鐵路進出南昌的旅客，從此不再受擺渡贛江上下火車的困擾和不便。1936年底，全市人口增至30萬人，達到條例規定，遂即正式恢複南昌市政府名稱。九江市政委員會和廬山管理局也進行了現代市政建設。
8？郾國防建設。據何應欽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所作軍事報告，國民政府這時在江西進行了一些國防建設，其項目主要有投資建設高坑煤礦、天河煤礦，實行鎢業統製（在南昌成立鎢業管理處），建設吉安鎢鐵廠，設立江西潯饒、南撫、贛南師管區，開辦征兵事務，1936年4月在南昌開辦航空機械學校，培養機械人員近500名，中國與意大利合辦的南昌中央飛機製造廠於1936年10月開工，中意合辦的萍鄉中國航空器材有限公司也在建設中。
由南京國民政府邀請的國際記者考察團的成員，對江西剛剛出現的建設現象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中國實際上已走向一新時代而努力複興工作。舉凡餘等所見，如道路、橋梁、汽車交通、堤工、住宅及學校建築、土地整理、衛生行政、民族之醒覺、學校教育、新生活運動、農村合作社、造林運動等，均表現一種守秩序、重紀律、富於犧牲之新精神……光明燦爛之前途也！”此話不免言過其實，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江西的建設氣象，在當時給人以相當積極的、健康的和向上的印象，得到了人們的肯定。江西省也因此被國民政府譽為“模範省”，幾年間各地人士來贛參觀者，竟然絡繹不絕。江西幾年間能夠在建設上有所成績，既因為出現了比較穩定、平和的社會環境，也是當局的用心策劃尤其是熊式輝的努力的結果。這些建設成績，推進了江西的近代化腳步，成為江西抗戰的重要基礎。
四、“特種教育”、學校教育與文化建設
1？郾“特種教育”的推行
所謂“特種教育”，是針對原革命根據地和遊擊區地區進行的一項社會教育。1933年11月，省教育廳根據國民黨中央《特種區域暫行社會教育實施辦法》，製定出《江西省收複區特種教育計劃大綱》，經南昌行營核準施行。特種教育的提法隨即被行營采納，1934年夏，行營成立五省特種教育委員會，9月頒布《贛閩鄂皖豫五省推行特種教育計劃》，正式對5省原革命根據地地區民眾推行“教養兼施之特種教育，與以感化的、公民的、職業的、自衛的訓練，以正確其思想，健全其人格，發展其生計，扶植其生存”。
蔣介石在致江西省政府電中，談到了推動特種教育的原因。針對革命根據地一縣開辦列寧小學多至數百所的情況，他認為，其以“財政之枯竭，尚能積極辦學，若經國軍收複，反不能努力教民，或僅於縣治設校一所，徒具觀瞻，致遍地兒童失學，不唯視匪有愧，且將無以振迪愚蒙，消泯惡化”。因此，受革命根據地大辦教育的刺激以免“有愧”，肅清民眾的所謂“匪化”、“惡化”思想使之“確信三民主義”，是當局大力推行特種教育的主要原因。
江西從1934年2月開始推行該項教育，首先設立了江西省立民眾教育師資訓練所，訓練師資。6月開始在各地開辦“中山民眾學校”。9月設立江西省特種教育處，為主管機構，由省教育廳長兼任處長。當年在60個縣先後設立中山民校245所、招收學生32907人。中山民校“為實施特種教育之主要機關”，它以學校方式，辦理民眾教育以及有關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軍事之各項活動，校內以辦理成人班婦女班為原則，招收16-50歲的民眾，每日上課2小時，4個月結業；結業後可升入高級班，6個月肄業。也有的民校還設有兒童班和職業實習班。民校校長均兼任區署服務員或壯丁隊隊長，負責協助區署推行行政和自衛訓練。經費除撥款外，還請當地鄉鎮保甲長及士紳任委員，協助籌款。教學內容，到1935年擴大到管、教、養、衛四個方麵，省特教處先後編印了特種教育兒童、成人、婦女三種課本，供民校使用。全省中山民校數量，每年在200所左右，學生平均也在2萬人左右，規模並不大，1937年起尤逐年下降。
江西特種教育費力雖巨，成效不顯。連主持者也承認，中山民校組織簡單，成績多不甚佳；行政方麵尚欠嚴密，缺少聯絡，因此自開辦以來，雖盡最大之努力，“唯事屬創舉，既無成例可援，而範圍廣大，又不能集中力量於一點，故在進行之中，事實上不無感覺困難，自有待於今後之改進”。作為一項製度，它勉強延續到1941年4月，終遭裁並。
2？郾保學製度的建立與學校教育的發展
1933年8月，江西舉行了全省教育行政會議，會議要求南昌行營令各地駐軍迅速從借駐的教育機關中遷出，呼籲注重改良各級學校師資和教材，實行國民強迫義務教育。此後，學校教育開始受到關注。在此前後9年全省小學教育的大體情況是：
上述數據，僅來自國民黨統治區，並不包括革命根據地的教育情況，而革命根據地在這一時期的教育規模，更加可觀。在國統區小學教育數據中，一是總體上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趨勢，特別是從1935年起有一個較大的跨越，不但在學校、學生數量上比上一年接近成倍增長，在教育經費上，也有比較大的增加；二是私立教育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以1934年為例，這一年，有私立學校2897所，學生109030人，教職員5828人（公立學校教職員為10265人），經費710273元，也就是說，私立學校的學校數、學生、教職員和經費數約占全部總數的1/3到1/4.上表也同時說明，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學校，規模都不大，每校平均不到50個學生，這種情況可能與農村學校居多有關。
長期的戰爭環境、從南昌到各地許多學校被部隊占用以及江西無力籌措教育經費等，影響著江西教育的發展。1935年起全省教育之有較大的發展，主要原因則是：第一，蔣介石對江西教育多次作出訓示，如1933年6月，責成駐軍最高長官督辦教育，要求江西省教育廳“務期普及”教育，“使當地壯丁與少年，無一不受教育者”。當然，蔣介石重視江西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圍剿”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即所謂“在使受教育者以後能協助剿匪而不為匪用”，因此，他親自指定使用5類教材：禮義廉恥與孝悌忠信，衣食住行之基本生活，整齊清潔與衛生常識，民族革命主義，保甲保衛偵探之組織生活。這些教學，實際上也就是半年後他發動的新生活運動的主要內容。第二，興辦教育被作為“建設新江西”的重要內容，省教育廳為此創立保學製度，采用政教合一方式，利用保甲組織與力量，按保設學，以全保兒童和民眾為對象，“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和失學成人補習教育”。全省從1934年11月開始實施《江西省設立保學暫行辦法》，次年5月製定《江西推行義務教育計劃》，規定保立小學從1935年下半年起在全省推行，要求5年內實現每保設立一校。在當時條件下，保學製度有利於解決經費籌集、學區劃分、師資分配和強製入學等推行義務教育中的難題，因此從製度上加速了全省小學的興辦和學生的入學。第三，省政府運用行政力量推動興辦教育。如1936年省政府部署進行全省學齡兒童調查，認為這是事關義務教育的一項要政。熊式輝在得知贛縣有3個區長在縣政府5次催令下仍未辦理後，指斥這是“殊為玩忽，應由該縣嚴予議處”。結果有兩個區長在限期內仍未填報，而被記大過，通報全省。第四，江西興辦教育活動也得到了社會和海外華僑的關注。1937年春，愛國華僑胡文虎捐建100所小學校舍，其中在江西、浙江各建10所（其家鄉福建80所）。每所建築費3000至3500元。省政府遂決定在南昌、九江及8個行政區專員所在縣各建一校，並對具體地點、設計原則、建築圖樣和完成時間提出了要求。
比較而言，中學教育規模不大。據統計，在1932到1937年的6年間，全省公、私立中學畢業的高中學生僅1494人，每年平均僅249人；初中學生僅6499人，每年平均僅1083人。另據1935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記載，江西“其時各校科目不甚完備，除心遠中學注意英算外，餘多注重經學國文”。與此同時，基督教在江西也辦有4所中學校，在校學生，1932至1934年各年分別為554人、595人和617人。
江西高等教育，這時因教育部限製地方設立法政學校，江西法政專門學校因此於1933年停辦外，高等學校實際隻有江西農業、工業和醫學3個專門學校（1932年由教育部統一改稱江西農藝、工業、醫學專科學校。1935年農專停辦，全省隻剩2所專科學校）。從1931到1937年，在校學生僅1058人。1936年，教育部在江西省政府“熱心讚助”下，擬在南昌設立中正醫學院，但這所學校到1937年9月25日才開學，已是抗日戰爭時期。因此，這個時期，江西的高等教育發展程度甚低。
但留學教育仍有所發展。從1932到1937年，全省留學人數有693人，其中自費學生235人，留學國別仍以日本最多，達430人，其餘依次為德、法、美、比利時、瑞士。這些學生大多學業有成，如1934年經考選留學歐美的劉恢先、盛彤笙、羅石卿、周慶祥等，即屬佼佼者。由於當時有留學期滿必須回國、回國後須“照留學年限盡先在本省服務”的規定，他們學成後返贛服務，雖然時間長短不一，但都為江西的建設發揮了良好作用。
3？郾文化事業的不平衡發展
在戰爭與建設交替進行的10年間，江西文化事業呈現起伏不平、分布不勻的狀態。一方麵，在江西各革命根據地，文化教育事業蓬勃發展，戲劇歌謠運動此起彼伏，呈現出新文化建設的繁盛景象。另一方麵，配合對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圍剿”，省政當局在其統治區實行文化建設與文化“圍剿”並進方針，文化事業呈現出很大的扭曲性。後一方麵的大致情況是：
省圖書館在蔣介石駐昌期間，百花洲新館舍被南昌行營占用，隻是在南昌市教育會設了一個臨時閱覽處為讀者服務。1935年行營結束後搬回百花洲新館，方才相對正式地開展業務。到抗戰前夕，省圖書館藏書增加到近10萬冊。1933年蔣介石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期間，曾指令江西省政府督同省教育廳、勵誌社和廬山管理局，創辦了廬山圖書館。該館1935年8月建成開館，因其特殊背景，征集收藏了一批珍貴的圖書。
1929年省政府在南昌環城路設立江西省立科學館，見識可謂較早。但該館落成不久，即被征用為“圍剿”行轅。到1935年11月才遷入百花洲原行營新建房屋辦公。館內設有兒童科學實驗室，添置了一批儀器設備，進行科學普及活動。
當時頗有意義的一件事是大力舉辦音樂事業。當時認為，音樂有移風易俗、涵養德性、激勵誌氣和充實人生等種種功效，在教育上居有重要地位，因此，在省政府積極支持下，江西聘請國內著名的音樂界人士程懋筠等回贛興辦音樂事業，1933年3月成立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隸屬教育廳），以程懋筠為主委。音教會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致力於參考西樂組織，創製適合中國國民性的新音樂，設立了小型管弦樂隊、合唱隊和口琴班、提琴班、鋼琴班，創辦了麵向全國的《音樂教育月刊》、《電影劇曲周刊》，開辦話劇團及改良平劇班，並在湖濱公園建成音樂堂，舉行第一場音樂會，表演西樂和中國樂曲、戲劇等節目。這件事當時影響很大，輿論指出“建築音樂堂舉行公開演奏，在國內由政府主持的恐怕要以本省為創舉”。音教會的活動，很有聲勢，也比較廣泛地吸引了國內音樂界人士，揭開了現代江西音樂事業的大幕，音樂在日後聲勢浩大的抗戰動員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江西建設公共體育場較早。1927年即在南昌原貢院舊址建設省立公眾體育場。1933年改稱省立公共體育場（1934年因全國統一名稱再改稱江西省立體育場），以餘永祚為場長，增設足球場、網球場、籃球場、兒童運動場等場所，開展民眾體育活動。曾在1934年舉辦江西全省運動會，省會女子運動會，小學運動會，水上運動會，在省內外產生很大影響，全省“於是體育之風氣大開”。此外，江西還在1928年成立了省立通俗教育館（1930年更名為省立民眾教育館，館長程宗宣），以講演、遊藝等形式推行大眾文化。1934年和1935年，先後創辦了廣播和電影事業。南昌市的大眾娛樂場所，這時主要有光明、明星、新明星等3個電影院，新興、昌新、江西等3個大舞台（演出平劇），新新、升泰、洪都等3個遊戲場。
文學藝術方麵，省內外的江西籍人士在小說、詩歌、散文創作上，發表了不少新的作品。王小逸、彭芳草、曾可今、石淩鶴、羅黑芷、饒孟侃、夏征農、王禮錫等創作的小說、詩歌和散文集，相繼在上海、江西出版，《春水微波》、《落花曲》、《千古恨》等長篇小說的出版，填補了江西現代長篇小說創作的空白。但當局也推行了嚴厲的文化統製政策，以致出現在江西的魯迅、茅盾、巴金等這樣的作家的作品，也遭查封。江西省會民眾娛樂指導委員會審查禁演的平劇，亦達幾十個。
文化事業的重要內容是報刊的發行。據內政部的有關記載，全國從1931年11月開始實行報刊登記製度，當年江西僅有3家報社、2家通訊社做了登記，到1935年，全省登記的報社有37家，通訊社27家，雜誌社9家。而到1936年底，江西被核準登記的報社有80家，雜誌社22家，報紙雜誌共計有102家。登記的另一麵就是查禁。這個時期，江西省政府查禁了《革命日報》《江南晚報》等35種進步報刊。
江西這時的報刊，主要集中在南昌，有《江西民國日報》（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機關報）、《掃蕩日報》（南昌行營主辦）、《華光日報》（主持者徐哲人）、《華中日報》（章益修）、《新聞日報》、《健報》（軍統係統的報紙。後改為《捷報》，主持者鍾富厚等）、《江西晚報》（楊幼農、楊次農兄弟）等。其中，《掃蕩日報》主要配合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從事反共宣傳。《華光日報》1934年創辦，著重報導工商界的消息。《華中日報》是國民黨江西派係中的心遠係主辦的報紙，1936年4月由李中襄創辦於南昌，李中襄助手章益修任社長，主要報道新聞、國民黨及心遠係的政治主張。當時影響最大的報刊，除省黨部的黨報等外，是所謂“揭櫫汗血主義”，以反共“協剿”為內容和目的，由省黨部委員劉百川赴滬主辦和發行的《汗血月刊》、《汗血周刊》，及其編輯出版的汗血叢書百餘種。反共報刊的盛行和進步報刊、文化活動的查禁，是省政當局實行文化“圍剿”、“協剿”的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