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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江西的“協剿”政治
一、熊式輝主贛與革新政製
1？郾熊式輝出任省主席
1931年12月15日，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江西省政府，任命熊式輝、吳健陶、陳劍翛、龔學遂、熊育鍚、文群、熊遂、袁良、李德釗為江西省政府委員，以熊式輝任省主席兼民政廳長，吳、陳、龔分掌財政、教育、建設廳。17日，國民黨中央黨部撤銷江西省黨政委員會，改組省黨部，任命熊式輝、王冠英等7人組成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代行省黨部職權。
1932年1月，熊式輝正式就職。熊式輝（1893-1974年）是江西安義籍國民黨高級官員、重要派係政學係的主要骨幹。他1911年在南京陸軍中學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先後畢業於保定軍校和日本陸軍大學，在滇軍和國民革命軍中投身護法戰爭、北伐戰爭，任第十四軍黨代表兼師長。參加攻占上海、南京的作戰，受到蔣介石的器重，被任為淞滬警備司令，第五師（原十四軍改編）師長、蘇浙皖三省“剿匪”總指揮、南昌行營參謀長，進而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熊式輝等上任時，社會上議論紛紛、說法甚多。他針對兩個最流行的議論，在1932年1月25日特別作出回答：一是針對關於新一任省政府9個委員學問人格都很好的說法，明確指出這是恭維之詞，學問人格是靠不住的東西，有所謂學問很好的人，做起事來卻比所謂沒有學問的更糟；有所謂人格很好的人，在可好的環境中會好、可壞的環境中會壞，而去年好今年壞的也不少，所以不要太迷信這種東西。他認為，在今日的江西，不是什麽空空洞洞的學問人格，可以救得起來的，“我們要從實際工作上去研究，誰把江西土匪肅清了，誰就算是有學問；誰把江西的貪官汙吏鏟盡了，誰就算是有人格”，除此以外便無學問無人格。二是不讚同這一次新省府多是江西人、體現了贛人治贛精神，以後一切政治很有希望的說法，指出治中國的都是中國人，何以中國還是這樣糟呢？可見光是幾個主席、委員是贛人也難以治好江西，一個主席、幾個委員，能力有限，要想江西政治有希望，要以江西三千萬人的全力加上去才行。“如果江西三千萬人民個個對於新江西的建設來努力，就是省政府九位委員，是個人類以外的猴子，江西也會得好；如果江西三千萬人民個個對於新江西的建設不來努力，那末省政府九位委員，就是九個道地的江西寶貝文天祥，也不過為江西做一個忠臣孝子而已，江西仍然不會得好的。”因此，“新江西的建設，要以三千萬人民一致的努力為基礎”，要全體江西人一致努力來治江西的事，“三千萬人民自治起來，這才是贛人治贛的真精神”。這個講話，體現了熊式輝的務實精神和清醒頭腦，特別是關於贛人治贛的問題，從1920年代初以來長期盛行，從無人對其進行科學性的分析和澄清，對於治政多少有些負麵影響。熊的言論，應當說是比較得當的。這也為他爾後實行的大規模社會動員，埋下了伏筆。
熊式輝立即向社會宣揭其治贛方針。在其宣誓就職答詞中，他強調江西隻有“將匪患完全肅清之後，政治上才有辦法”，因此他確定其施政方針為“一切以達成剿匪任務為基本原則”，以“動員全省民眾集中力量，協助剿匪”為基本任務。在“協剿”的主題之下，他也發表了關於財政、建設、教育、民政等方麵的設想，表示要設立財政委員會，以整治山窮水盡、混亂已達極點的江西財政；在民窮財盡的江西不易談建設，擬先行築路和整理礦產；注意實用之職業教育，培植技術人才；民政事業要靠縣長去做，故要審慎選用縣長。其總的施政精神，是要“事均實事求是，決不鋪張揚厲，亦決不濫發空頭支票欺騙吾贛人民。所以現在決定積極方麵，多數人認為應做者，即積極去做，不應做者，即絕對不做；消極方麵，首重澄清吏治，造成廉潔政府”，以“嚴明”治省。熊式輝的這些方針，在當時頗得人心。
2？郾行政體製的調整與縣政的改造
熊式輝從調整政府機構體製著手施政，首先變更地方行政製度，在省縣之間建立固定的權力機關組織行政區。1931年夏，南昌行營黨政委員會為便利第三次“圍剿”，將“圍剿”區內的江西43縣臨時劃分為9個區，每區轄數縣，設黨政委員分會處理全區一切黨政事務。第三次“圍剿”失敗後，熊式輝檢討原來的省縣兩級行政體製，認為省縣上下相隔，政令難通，督率不便，行政效率不高，決定依照分區辦法，將南昌行營原在部分地區實行的臨時性措施推行全省，在省縣之間實行行政區製度。經過4個月的籌劃，1932年6月2日，第471次省務會議根據交通、經濟情況及“圍剿”紅軍的需要，正式通過《江西省各行政區長官公署暫行規程》，將全省83縣劃分為13個行政區，每區設一行政長官，“兼領駐在地縣長，綜理轄區內行政及保安事宜”。至此，江西全省高中層行政組織由省縣兩級製改變為省區縣三級製，省政府的行政效率及對全省的掌控能力都相應得到加強。這在全國也屬創舉。
1932年8月，行政院製定行政督察專員暫行條例，作為臨時製度讓有必要設置的省份照此辦理，令江西省“所有各區行政長官應改為行政督察專員，即以現任各該區長官繼續充任專員。從前頒行之江西省各行政區長官公署暫行規程，改稱為江西省各區行政督察專員暫行規程，其餘一切悉仍舊貫”。據此，江西各區行政長官改稱行政督察專員。省政府先後任命彭程萬、危宿鍾、廖士翹、蔣笈、郭觫、周作孚、周桂薰、王有蘭、謝遠涵等為13區專員，各區駐在地分別為南昌、萍鄉、武寧、九江、鄱陽、上饒、臨川、宜黃、吉安、永新、贛縣、寧都、龍南。1934年1月，南昌行營以江西做法與《剿匪區內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條例》（1932年10月頒行）並不相同，令江西省政府照條例改組擴展專員公署，各專員均兼任區保安司令及駐在地縣長。1935年，省政府將全省行政區縮編為8個區，各專員任職、駐在地及轄縣情況為：
緊接著，熊式輝對縣政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造。縣政在政權體係中處於十分關鍵的位置，是政權有效運行的一個樞紐。但當時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縣政府事務繁重，而“組織異常簡單”，難以應對，1932年以前，江西一等縣縣政府內設置2科，月支經費1076元，二、三等縣設置1科，月支經費890元。二是縣長素質低下，將上級命令視為具文，對上報告多半是扯謊，重要事務做不下去，更有不少縣長或因貪贓枉法、無所不為，或因沒有見識膽量、“匪警”未到而率先開溜而遭到控告，至於漠視災民、縱匪殃民、包庇煙賭、敲詐勒索等等，更不少見。以至於連熊式輝也認為，共產黨在江西能夠大發展，源於江西吏治不修，縣政人員非庸惰即貪汙。因此，他下決心整治吏治和公務人員，在建立行政區製度後，即著手大規模改造縣政。
由於縣政府機構受製度規定，熊式輝無法有更大改變，所以隻是在1932年，以配合“圍剿”軍事需要充實縣政府為由，令全省各縣不分等次，一律設置兩個科，每縣每月增加經費250元。1935年實行縣政府裁局設科後，每縣再增設一科，人員、經費亦有較大增加。
熊式輝的舉動主要是在更新縣政人員上。一方麵，他組織懲辦貪汙法庭和公務員懲戒會，親兼法官及聘高等法院院長梅光羲兼任懲戒會委員長，強化對公務員的約束，重點懲治縣政人員的庸惰貪汙，提出治庸非教不可，治惰隻有用罰，治貪唯有以殺。另一方麵，注重對縣政人員的培訓。從1932年起到1934年底，熊式輝親自選定人員，組織縣政研究會。研究會實際上是備選縣政人員訓練班，會員經受一定訓練（如學習國民黨的黨義和蔣介石、熊式輝的講話等）後，調充縣長、縣佐等職位。縣政研究會共辦6期，先後培訓人員344人。這批人員，在政治和現代知識上，較之朱培德、魯滌平時期的縣政幹部總體上略強，他們同時也成為熊式輝培植的一批政治力量，為其大規模更換縣長提供了條件。舉辦縣政研究會的三年，正是熊式輝更換縣長最多的時期。僅在他履任省主席的第一年即1932年，省政府即變動縣長107人次，其中，免職、停職和撤職者25人，辭職者21人，調省閑置者57人，大批庸官劣吏被趕出縣政位置。萬安、樂安、清江等縣縣長因貪瀆還受到通緝、判刑等司法處置。1935年2月，“為樹立縣政基礎，廣植縣政人才”，“訓練全省地方行政人員，謀增進縣政效率”，熊式輝進一步將縣政研究會擴充，改設“江西省縣政人員訓練所”。訓練所內，分設縣長班、縣佐班、警官班、區長班，輪調全省現任縣長、縣佐、警官、區長及具備相當資格、可備選各職者分期訓練，每期2個月。訓練方法采用軍事化組織形式，一般政治學科訓練則以實用為主，主要由從省政府主席到各廳、院、會、處、局首長及行政督察專員講授其主管業務、存在問題及改進方法、將來計劃等，並注重學員討論、研究及提交書麵報告。僅1935年所辦三期，縣長班培訓122人、縣佐班培訓216人、區長班培訓349人。這些訓練，既是熊式輝改造縣政的重要內容，更對改造江西縣政、推行省政府的政令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
3？郾省黨部組織的整理
江西省黨部組織曾經長期處於紛爭、混亂狀態。1929年12月舉行第四次全省代表大會，並於1930年3月組成正式省黨部後，江西開始重建各級黨部正式組織。但隨即因為中原大戰發生，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大發展，遍及全省大部分地區，國民黨各縣黨務因之“或僅維持現狀，或竟完全陷於停頓”。1930年底，蔣介石入贛指揮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戰爭，同時負責統一指導地方黨務。1931年12月，中央黨部撤銷江西省黨政委員會，成立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以何應欽兼委員長，開始整頓全省黨務。省整委會認為，全省黨部組織“不健全，糾紛很多”；黨員質量不高，“有不少貪汙土劣，甚至有許多惡化分子混雜黨內”；黨員意誌消沉，社會工作和協助“圍剿”不力等。為此，省整委會下令各縣市黨部一律停止活動，秘密考察並重新在各縣市陸續成立正式黨部；進行黨員總登記、思想檢查和訓練，淘汰“思想行為腐化或惡化”的黨員，提高黨員的精神和勇氣；貫徹黨治原則，開展和推進禁煙、合作、保甲、社會教育等社會工作；集中全力協助“圍剿”，“把協剿工作作為黨的工作最大目標，喚起全體黨員和民眾，動員參加協剿工作”。
1933年5月，在南昌舉行中國國民黨江西省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總結江西省整理委員會和省政府的工作，討論涉及“改進黨務、清剿赤匪、複興農村”三個方麵的49項提案，選舉了省黨部組成人員。大會宣言將恢複民族精神、安內以攘外、恢複農村經濟和集中力量鞏固中樞，作為全省黨務工作的目標。6月，經國民黨中央圈定，由王冠英、李中襄、劉家樹、蘇邨圃、俞百慶、黃強、譚之瀾任執行委員，段繼典、劉已達、胡運鴻、廖上璠、章鬥航為候補執行委員，組成正式的省黨部。長期紛亂無序的江西國民黨組織，至此實現了整理和統一，開始進行比較正常的活動。
二、“三保”政策的推行
創設行政區和改造縣政、黨務，為熊式輝在全省推行“協剿”政治、實行“三保”政策，提供了條件。所謂“三保”，指保甲、保衛和碉堡，是熊式輝名之為“自衛”實為動員農村民眾“助剿”的三項主要措施。其實施情況為：
1？郾組織保甲。按照國民政府1929年6月頒布的縣組織法，縣以下地方行政機構，設置區、鄉（鎮）、閭、鄰的四級自治組織。到1931年6月底，江西全省因省政混亂，僅有67個縣劃定了402個區，成立了379個區公所，編定鄉鎮閭鄰的卻隻有21個縣，遠未完成設置地方自治組織的計劃，更談不上發揮基層組織的行政職能。1931年7月1日，南昌行營黨政委員會為嚴密民眾組織以便利第三次“圍剿”，決定將江西43縣劃為“剿匪”區域，在該區域內按照行營頒發的保甲條例和區辦公處組織條例，停辦地方自治，對區公所及鄉鎮閭鄰製度進行改組，實行保甲製度。“同時清查戶口，發給戶牌，並辦理戶口異動登記，以稽核人口，舉辦聯保連坐切結及保甲規約，以促人民勸善規過，發伏詰奸。又將保甲內壯丁，編為壯丁隊，以任勞役及自衛。”同年12月，江西省政府感覺保甲製度便利“協剿”，“江西情形特殊，非厲行保甲製度不足以清匪源而端治本”，進一步訂頒《江西省政府修正保甲條例》等法規，次年3月，正式廢止鄉鎮閭鄰組織，在全省普遍推行保甲製度。江西成為民國時期全國第一個實行保甲製度的省份，其辦法很快被國民政府推廣到全國各省。
《江西省編組保甲實施辦法》規定，保甲在編製上，以戶為單位，10戶組成一甲，10甲組成一保，分別設立戶長、甲長和保長，戶長由各戶家長充任，甲長、保長由各甲、各保公推。在縣長或區長查明保甲長不能勝任或認為有更換之必要時，得令原推選人另行改推保甲長；如原推選人認為保甲長不能勝任或認為有更換之必要時，亦可聯名呈明保長或區長核準後另行改推。每保設保長辦公處，數保設一保長聯合辦公處，直接由區辦公處（1935年改稱區署）管轄，形成區、保聯、保、甲的基層行政製度。保甲內的最高權力形式則是保甲會議（後改稱保民大會），它議決包括保甲規約在內的重大事務。保甲長均屬義務職務，僅保長辦公處書記酌給一定津貼。保甲經費則由保甲內住民分攤。在職能上，保長受區長的指揮和監督，對上輔助區長、對下監督甲長執行職務，分派和督率保內一切公共事務，維持保內治安秩序；甲長在保長指揮下主持“清查甲內戶口，編訂門牌，取具聯保連坐切結，檢查甲內奸宄，取締出境入境之人，輔助軍警及保長搜查逮捕匪犯”等；保甲長對縣區下達的築碉修路等事務，可隨時調集保甲內壯丁擔當。“辦法”還規定，保甲內實行互相監督和互相告發的聯保連坐切結，即所謂一人“通匪”，全戶同罪，並類推而株連全甲、全保。可見，保甲製度具有行政管理、人身管製、地方自治和自衛、勞役等多種職能。因此，熊式輝強調“政府要厲行保甲製度”，因為“清匪工作靠它，代理鄉鎮閭鄰的自治製度也靠它”。1934年上半年，江西已在67縣及鳳崗、藤田兩特別區建立了保甲製度，共編定424區，2022保聯辦公處，21905保，219882甲，2351963戶，內有人口11673185人，壯丁1976090名。紅軍長征後，省政府將全省劃分為清鄉、自衛、保甲三種區域，在原革命根據地地域推行保甲製度，“使其組織更趨嚴密，訓練更臻普遍，運用更加緊張”。據省民政廳編製的1935年12月《江西省各縣編組保甲實況統計表》的記載，到該年底，全省83縣2市（南昌、九江）已共編組了461個區，2638個保聯辦公處，26548保，269066甲。這時，保甲製度已在江西全麵實施，成為國民黨政權的基層行政組織。
保甲製度是國民黨當局以“剿共”為目的，吸取古代政治管理經驗，改革基層行政體製的一項重要措施。這項措施，不僅有古代保甲之表，更重要的是具有現代社會控製之實。它在一定程度上，以居民自治的組織形式，將國家權力延伸到了城鄉底層，從而構建了國家的基層權力基礎，形成了對基層社會的嚴密控製，這對於執政黨及其政權的意誌、法令和政策的推行，對於民間力量的組織動員以及社會資源的汲取，都產生了不小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因各種原因越到後麵越弱。另一方麵，保甲製度的推行，也使民國江西第一次有了比較準確的現代戶籍登記和人口統計（1935年前人口數都是估計，最好的估計也僅是有依據很小區域或某一點的抽樣調查）。
2？郾編組保衛團。該政策要點為在各縣普遍組織民團、保安團，運用民間“自衛力量”來協助正規軍“圍剿”革命根據地、守衛碉堡和後方。熊式輝認為，“中央軍軍容未嚐不盛，器械未嚐不精，然不能消滅朱毛者，其最大原因，在於剿赤軍無助手也”，得不到有組織的民眾的幫助，所以，要“分區組織民團”，“極力組織民眾，扶植民眾自衛，借以補助軍隊”。1932年，省政府首先對省屬保安部隊進行整理，將原保安警察隊伍整編為4個團，成立江西保安旅，由省政府保安處指揮。1933年春，開始整理縣屬武裝，將民團等各種地方武裝統一整編為縣保衛團，由縣長兼任團長。同年5月，蔣介石令省政府組建江西保衛師，規定每縣組織一個保衛團，若幹縣合成一個保衛師，直轄於由省主席兼任司令的省保安司令部（江西編成3個保衛師）。8月，南昌行營頒發《整理江西保衛團計劃綱要》，以及江西各縣團隊訓練方案暨考試規則，由省保安處組織實施，統一編製，核定中隊設置及人槍數額。到1934年6月，在全省各縣成立保衛團63個團，下轄268個中隊，12個直屬分隊；並在3個行政區成立區保衛團3個團又4個中隊，形成一支力量可觀的地方武裝部隊。紅軍長征後，保衛團改稱保安團，仍有32團之眾。1935年中央停撥經費，江西縮編成20個保安團（1937年6月將12個團改為縣保安警察總隊，其餘8個團並編為6個團），仍是一支很大的武裝力量。
保衛團之外，省政府還編組了“鏟共義勇隊”、守望隊、童子軍等半脫產、半軍事的武裝組織。1933年9月，省政府為配合即將開始的第五次“圍剿”，製發《各縣保甲及義勇隊訓練辦法》，要求各縣組織義勇隊並進行政治、軍事訓練。到1934年，全省義勇隊、守望隊、童子軍等人員達220萬人，擁有槍支1.1萬多支，土槍土炮9.9萬多件，大刀長矛175萬多柄。他們的任務，主要是建築碉堡、偵探送信、守崗放哨、運輸向導等。
保衛團隊在“協剿”革命根據地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據省保安處的統計，從1933年7月至1935年4月，全省團隊參加較大的對紅軍作戰戰鬥達600餘次，“至任向導、偵探、遊擊、守護碉堡等，更為經常工作，成績頗著”。但保安團隊也是一支紀律極差的隊伍，連兼省保安司令的熊式輝也說，在城鄉各地，“一般不肖官佐，憑借武力，態度驕傲，舉動粗浮，往往與地方機關發生糾紛，對待人民，尤多蠻不講理，經委廢弛，軍譽掃地，而於本身職責，放棄疏虞，影響防剿，言之殊堪痛恨。揆厥原因，多由各該主管官，藐視法令，管教無方所致。如保安第六、九兩團，紀律不良，剿匪不力，該前任團長吳驥、吳宏文，咎無可辭，均已明令免職，以示懲儆。”另外，由於保安團人員數額巨大，同時也占用了江西大量的財政經費。以1935年為例，全省保安警察經費高達539萬多元，不但位列江西各項支出之首位，而且在全國有統計的21個省市中名列第一。這種情況，此後仍延續了幾年。
3？郾構築碉堡。如前所述，碉堡政策是蔣介石及其將領總結曆年“圍剿”戰爭實踐，在1933年6月為第五次“圍剿”製定的一項軍事措施，內容為建築碉堡與修築公路並進，形成縱橫相連的路碉封鎖線，以逐步緊縮革命根據地和圍困紅軍。熊式輝推行該政策，主要是組織民眾協助軍隊修建堡壘碉寨和公路。在1933年6月的縣長會議上，他下令各縣長趕緊辦理“保甲保衛與碉堡的事”，“凡橋頭堡以及指定地帶所應建築的碉堡，都應認真去做，在八月一日以前完成”。但築碉修路是隨軍事進展而進行的一項長期的、繁重的任務，這項事務在江西整整進行了一年半的時間。在此期間，省政府動員民眾，在環繞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贛、湘鄂贛、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江西地域內，修築碉堡14294座，公路4479公裏，修通了粵贛、湘贛、浙贛、閩贛4大省道和至革命根據地的各支路。築碉修路中，民眾不僅需自備工具做無償勞動，而且被勒派材料，以至有不少廟宇、祠堂和民房因此被拆毀，民眾對此怨聲載道。
“三保”政策雖然盛行一時，但就在國民黨內，也不乏批評者。金溪縣縣長朱一民在1933年8月致蔣介石的意見書中即尖銳地指出：“保甲造成土劣集團，保衛團成為地痞淵藪，建築堡壘，徒勞民傷財，演成政府求治之心益切，而人民所受痛苦則日深。其原因均為政繁賦重，處處予貪汙土劣剝削之機會。”
三、“剿匪年”的確定和“協剿會”的成立
江西的“協剿”活動在熊式輝的推動下不斷走向高潮。確定所謂“剿匪年”和成立“協剿會”，是與推行“三保”政策並行的另外兩大活動。
1932年，經省黨務整理委員會提議，省政府召開有省內外人士參加的全省“清匪”會議，並在有關各縣成立“清匪委員會”，“欲以政治力量達到清匪目的”，“以收黨政軍民切實合作之實效”。1933年，省政府、省黨部為突出“協剿”這一中心任務，聯合決定該年為“江西剿匪年”，以“一為安定剿匪環境，二為充實剿匪力量，三為黨政軍民協力合作”作為全省工作的三大重點，動員各界“一致努力協剿”。但原來期以年內“剿滅”革命根據地的計劃落空，省政府、省黨部遂舉行黨政聯席會議，商議1934年的“協剿”計劃。熊式輝斷然拒絕李中襄、文群、熊在渭、程時煃、魯師曾、李德釗等委員取消“剿匪”年號的意見，決定1934年為“江西剿匪第二年”，以繼續協剿工作、改善協剿辦法和緊張協剿風氣作為三大目標，以“厲行剿匪教育、完成人民自衛、救濟農村經濟”為工作綱要。“剿匪年”及其中心任務的確定，強化了全社會的“協剿”意識與緊張氣氛，成為熊式輝社會動員的特殊形式和總攬政局的中心環節。
為進一步“全體動員，集中力量”“協剿”，1933年2月，省黨政各界還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會各界民眾協助剿匪會”的實體組織。“協剿會”推舉黨政軍民各界代表26人為委員，由胡思義、歐陽武、範爭波、王明選、李右襄5人任常務委員，據其“組織大綱”規定主持日常會務；內設6組，各組設一主任，由委員兼任，並為籌款和南昌修建機場，專門組設了經濟委員會和建築飛機場委員會。“協剿會”對“舉凡關於協剿方麵的調查、視察、宣傳、慰勞、救護、賑濟、修路、通訊、運輸、貨物的采辦販賣以及匪區經濟封鎖等一切事項，詳擬方略，或在後方，或赴前線，作全民動員，求軍民合作，不滅赤匪，誓不中止”。因此，它是一個龐大的以民間名義相號召，實則由省黨部主導的嚴密的“助剿”組織。該會在1935年5月結束前的兩年多時間內，經常性地舉行會議和活動，為第五次“圍剿”戰爭做了大量宣傳動員和後方支援的事情。僅組織“鐵肩隊”為軍隊解決糧彈運輸一項，即被認為“成效卓著”。該會招募成立的宣傳隊、築路隊、救護隊、販賣團、哨探隊等組織，也均具有規模。在省“協剿會”外，同時還成立了由章益修等領導的江西省會新聞界、程時煃等領導的江西省會教育界“協剿會”，以及各有關區縣“協剿會”。江西全省上下，形成縱橫交錯的嚴密的“協剿”體製。
為了最大限度動員地方力量“協剿”，蔣介石還賦予江西黨政人員超出製度規定的權限，如特許縣長兼任行營軍法官等。在1933年6月的江西縣長會議上，蔣介石即席賦予縣長因地製宜、因時製宜的特權，“即與法令詞句稍有衝突，但求事能辦通，如果有人告發，我來替你們負責，各縣長如果遇到緊急的時候，可以行營軍法官名義去做”。南昌行營隨即頒布《剿匪區域各縣縣長兼軍法官暫行條例》，予縣長以隨時糾正、拘捕、審理“赤匪盜匪”和違反軍令、政令者等司法權力。從這時到抗戰前，江西幾乎各縣縣長均兼此職。蔣介石還令臨川等17縣縣長，兼任行營諜報主任。這類措施，極大地便利了地方的“協剿”行為，但對轉型中的現代政治頗為不利，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江西縣長均兼有行政和司法的權力，“顯示傳統縣長角色直到抗戰前都還沒有褪盡，也說明中國司法現代化的腳步相當遲緩”。
上述情況說明，由於熊式輝的回贛主政，在地緣、人緣和親緣各方麵，凝聚起較之其前任更大的反對革命的力量，對江西革命根據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協剿”攻勢，從而對第五次“圍剿”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因此，蔣介石對江西的“協剿”工作相當滿意。在為第五次“圍剿”召開的“慶祝大會”上，他指出“尤賴於後方同誌任勞任怨，不辭艱巨，鞏固政治，維持秩序，策劃財政，籌濟軍實之毅力與苦心，用能使前方將士，餉糈不匱，械彈無缺，絕後顧之憂，勵前進之勇”。此雖不僅指江西，但江西的作用不言而喻。
1？郾熊式輝出任省主席
1931年12月15日，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江西省政府，任命熊式輝、吳健陶、陳劍翛、龔學遂、熊育鍚、文群、熊遂、袁良、李德釗為江西省政府委員，以熊式輝任省主席兼民政廳長，吳、陳、龔分掌財政、教育、建設廳。17日，國民黨中央黨部撤銷江西省黨政委員會，改組省黨部，任命熊式輝、王冠英等7人組成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代行省黨部職權。
1932年1月，熊式輝正式就職。熊式輝（1893-1974年）是江西安義籍國民黨高級官員、重要派係政學係的主要骨幹。他1911年在南京陸軍中學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先後畢業於保定軍校和日本陸軍大學，在滇軍和國民革命軍中投身護法戰爭、北伐戰爭，任第十四軍黨代表兼師長。參加攻占上海、南京的作戰，受到蔣介石的器重，被任為淞滬警備司令，第五師（原十四軍改編）師長、蘇浙皖三省“剿匪”總指揮、南昌行營參謀長，進而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熊式輝等上任時，社會上議論紛紛、說法甚多。他針對兩個最流行的議論，在1932年1月25日特別作出回答：一是針對關於新一任省政府9個委員學問人格都很好的說法，明確指出這是恭維之詞，學問人格是靠不住的東西，有所謂學問很好的人，做起事來卻比所謂沒有學問的更糟；有所謂人格很好的人，在可好的環境中會好、可壞的環境中會壞，而去年好今年壞的也不少，所以不要太迷信這種東西。他認為，在今日的江西，不是什麽空空洞洞的學問人格，可以救得起來的，“我們要從實際工作上去研究，誰把江西土匪肅清了，誰就算是有學問；誰把江西的貪官汙吏鏟盡了，誰就算是有人格”，除此以外便無學問無人格。二是不讚同這一次新省府多是江西人、體現了贛人治贛精神，以後一切政治很有希望的說法，指出治中國的都是中國人，何以中國還是這樣糟呢？可見光是幾個主席、委員是贛人也難以治好江西，一個主席、幾個委員，能力有限，要想江西政治有希望，要以江西三千萬人的全力加上去才行。“如果江西三千萬人民個個對於新江西的建設來努力，就是省政府九位委員，是個人類以外的猴子，江西也會得好；如果江西三千萬人民個個對於新江西的建設不來努力，那末省政府九位委員，就是九個道地的江西寶貝文天祥，也不過為江西做一個忠臣孝子而已，江西仍然不會得好的。”因此，“新江西的建設，要以三千萬人民一致的努力為基礎”，要全體江西人一致努力來治江西的事，“三千萬人民自治起來，這才是贛人治贛的真精神”。這個講話，體現了熊式輝的務實精神和清醒頭腦，特別是關於贛人治贛的問題，從1920年代初以來長期盛行，從無人對其進行科學性的分析和澄清，對於治政多少有些負麵影響。熊的言論，應當說是比較得當的。這也為他爾後實行的大規模社會動員，埋下了伏筆。
熊式輝立即向社會宣揭其治贛方針。在其宣誓就職答詞中，他強調江西隻有“將匪患完全肅清之後，政治上才有辦法”，因此他確定其施政方針為“一切以達成剿匪任務為基本原則”，以“動員全省民眾集中力量，協助剿匪”為基本任務。在“協剿”的主題之下，他也發表了關於財政、建設、教育、民政等方麵的設想，表示要設立財政委員會，以整治山窮水盡、混亂已達極點的江西財政；在民窮財盡的江西不易談建設，擬先行築路和整理礦產；注意實用之職業教育，培植技術人才；民政事業要靠縣長去做，故要審慎選用縣長。其總的施政精神，是要“事均實事求是，決不鋪張揚厲，亦決不濫發空頭支票欺騙吾贛人民。所以現在決定積極方麵，多數人認為應做者，即積極去做，不應做者，即絕對不做；消極方麵，首重澄清吏治，造成廉潔政府”，以“嚴明”治省。熊式輝的這些方針，在當時頗得人心。
2？郾行政體製的調整與縣政的改造
熊式輝從調整政府機構體製著手施政，首先變更地方行政製度，在省縣之間建立固定的權力機關組織行政區。1931年夏，南昌行營黨政委員會為便利第三次“圍剿”，將“圍剿”區內的江西43縣臨時劃分為9個區，每區轄數縣，設黨政委員分會處理全區一切黨政事務。第三次“圍剿”失敗後，熊式輝檢討原來的省縣兩級行政體製，認為省縣上下相隔，政令難通，督率不便，行政效率不高，決定依照分區辦法，將南昌行營原在部分地區實行的臨時性措施推行全省，在省縣之間實行行政區製度。經過4個月的籌劃，1932年6月2日，第471次省務會議根據交通、經濟情況及“圍剿”紅軍的需要，正式通過《江西省各行政區長官公署暫行規程》，將全省83縣劃分為13個行政區，每區設一行政長官，“兼領駐在地縣長，綜理轄區內行政及保安事宜”。至此，江西全省高中層行政組織由省縣兩級製改變為省區縣三級製，省政府的行政效率及對全省的掌控能力都相應得到加強。這在全國也屬創舉。
1932年8月，行政院製定行政督察專員暫行條例，作為臨時製度讓有必要設置的省份照此辦理，令江西省“所有各區行政長官應改為行政督察專員，即以現任各該區長官繼續充任專員。從前頒行之江西省各行政區長官公署暫行規程，改稱為江西省各區行政督察專員暫行規程，其餘一切悉仍舊貫”。據此，江西各區行政長官改稱行政督察專員。省政府先後任命彭程萬、危宿鍾、廖士翹、蔣笈、郭觫、周作孚、周桂薰、王有蘭、謝遠涵等為13區專員，各區駐在地分別為南昌、萍鄉、武寧、九江、鄱陽、上饒、臨川、宜黃、吉安、永新、贛縣、寧都、龍南。1934年1月，南昌行營以江西做法與《剿匪區內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條例》（1932年10月頒行）並不相同，令江西省政府照條例改組擴展專員公署，各專員均兼任區保安司令及駐在地縣長。1935年，省政府將全省行政區縮編為8個區，各專員任職、駐在地及轄縣情況為：
緊接著，熊式輝對縣政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造。縣政在政權體係中處於十分關鍵的位置，是政權有效運行的一個樞紐。但當時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縣政府事務繁重，而“組織異常簡單”，難以應對，1932年以前，江西一等縣縣政府內設置2科，月支經費1076元，二、三等縣設置1科，月支經費890元。二是縣長素質低下，將上級命令視為具文，對上報告多半是扯謊，重要事務做不下去，更有不少縣長或因貪贓枉法、無所不為，或因沒有見識膽量、“匪警”未到而率先開溜而遭到控告，至於漠視災民、縱匪殃民、包庇煙賭、敲詐勒索等等，更不少見。以至於連熊式輝也認為，共產黨在江西能夠大發展，源於江西吏治不修，縣政人員非庸惰即貪汙。因此，他下決心整治吏治和公務人員，在建立行政區製度後，即著手大規模改造縣政。
由於縣政府機構受製度規定，熊式輝無法有更大改變，所以隻是在1932年，以配合“圍剿”軍事需要充實縣政府為由，令全省各縣不分等次，一律設置兩個科，每縣每月增加經費250元。1935年實行縣政府裁局設科後，每縣再增設一科，人員、經費亦有較大增加。
熊式輝的舉動主要是在更新縣政人員上。一方麵，他組織懲辦貪汙法庭和公務員懲戒會，親兼法官及聘高等法院院長梅光羲兼任懲戒會委員長，強化對公務員的約束，重點懲治縣政人員的庸惰貪汙，提出治庸非教不可，治惰隻有用罰，治貪唯有以殺。另一方麵，注重對縣政人員的培訓。從1932年起到1934年底，熊式輝親自選定人員，組織縣政研究會。研究會實際上是備選縣政人員訓練班，會員經受一定訓練（如學習國民黨的黨義和蔣介石、熊式輝的講話等）後，調充縣長、縣佐等職位。縣政研究會共辦6期，先後培訓人員344人。這批人員，在政治和現代知識上，較之朱培德、魯滌平時期的縣政幹部總體上略強，他們同時也成為熊式輝培植的一批政治力量，為其大規模更換縣長提供了條件。舉辦縣政研究會的三年，正是熊式輝更換縣長最多的時期。僅在他履任省主席的第一年即1932年，省政府即變動縣長107人次，其中，免職、停職和撤職者25人，辭職者21人，調省閑置者57人，大批庸官劣吏被趕出縣政位置。萬安、樂安、清江等縣縣長因貪瀆還受到通緝、判刑等司法處置。1935年2月，“為樹立縣政基礎，廣植縣政人才”，“訓練全省地方行政人員，謀增進縣政效率”，熊式輝進一步將縣政研究會擴充，改設“江西省縣政人員訓練所”。訓練所內，分設縣長班、縣佐班、警官班、區長班，輪調全省現任縣長、縣佐、警官、區長及具備相當資格、可備選各職者分期訓練，每期2個月。訓練方法采用軍事化組織形式，一般政治學科訓練則以實用為主，主要由從省政府主席到各廳、院、會、處、局首長及行政督察專員講授其主管業務、存在問題及改進方法、將來計劃等，並注重學員討論、研究及提交書麵報告。僅1935年所辦三期，縣長班培訓122人、縣佐班培訓216人、區長班培訓349人。這些訓練，既是熊式輝改造縣政的重要內容，更對改造江西縣政、推行省政府的政令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
3？郾省黨部組織的整理
江西省黨部組織曾經長期處於紛爭、混亂狀態。1929年12月舉行第四次全省代表大會，並於1930年3月組成正式省黨部後，江西開始重建各級黨部正式組織。但隨即因為中原大戰發生，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大發展，遍及全省大部分地區，國民黨各縣黨務因之“或僅維持現狀，或竟完全陷於停頓”。1930年底，蔣介石入贛指揮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戰爭，同時負責統一指導地方黨務。1931年12月，中央黨部撤銷江西省黨政委員會，成立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以何應欽兼委員長，開始整頓全省黨務。省整委會認為，全省黨部組織“不健全，糾紛很多”；黨員質量不高，“有不少貪汙土劣，甚至有許多惡化分子混雜黨內”；黨員意誌消沉，社會工作和協助“圍剿”不力等。為此，省整委會下令各縣市黨部一律停止活動，秘密考察並重新在各縣市陸續成立正式黨部；進行黨員總登記、思想檢查和訓練，淘汰“思想行為腐化或惡化”的黨員，提高黨員的精神和勇氣；貫徹黨治原則，開展和推進禁煙、合作、保甲、社會教育等社會工作；集中全力協助“圍剿”，“把協剿工作作為黨的工作最大目標，喚起全體黨員和民眾，動員參加協剿工作”。
1933年5月，在南昌舉行中國國民黨江西省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總結江西省整理委員會和省政府的工作，討論涉及“改進黨務、清剿赤匪、複興農村”三個方麵的49項提案，選舉了省黨部組成人員。大會宣言將恢複民族精神、安內以攘外、恢複農村經濟和集中力量鞏固中樞，作為全省黨務工作的目標。6月，經國民黨中央圈定，由王冠英、李中襄、劉家樹、蘇邨圃、俞百慶、黃強、譚之瀾任執行委員，段繼典、劉已達、胡運鴻、廖上璠、章鬥航為候補執行委員，組成正式的省黨部。長期紛亂無序的江西國民黨組織，至此實現了整理和統一，開始進行比較正常的活動。
二、“三保”政策的推行
創設行政區和改造縣政、黨務，為熊式輝在全省推行“協剿”政治、實行“三保”政策，提供了條件。所謂“三保”，指保甲、保衛和碉堡，是熊式輝名之為“自衛”實為動員農村民眾“助剿”的三項主要措施。其實施情況為：
1？郾組織保甲。按照國民政府1929年6月頒布的縣組織法，縣以下地方行政機構，設置區、鄉（鎮）、閭、鄰的四級自治組織。到1931年6月底，江西全省因省政混亂，僅有67個縣劃定了402個區，成立了379個區公所，編定鄉鎮閭鄰的卻隻有21個縣，遠未完成設置地方自治組織的計劃，更談不上發揮基層組織的行政職能。1931年7月1日，南昌行營黨政委員會為嚴密民眾組織以便利第三次“圍剿”，決定將江西43縣劃為“剿匪”區域，在該區域內按照行營頒發的保甲條例和區辦公處組織條例，停辦地方自治，對區公所及鄉鎮閭鄰製度進行改組，實行保甲製度。“同時清查戶口，發給戶牌，並辦理戶口異動登記，以稽核人口，舉辦聯保連坐切結及保甲規約，以促人民勸善規過，發伏詰奸。又將保甲內壯丁，編為壯丁隊，以任勞役及自衛。”同年12月，江西省政府感覺保甲製度便利“協剿”，“江西情形特殊，非厲行保甲製度不足以清匪源而端治本”，進一步訂頒《江西省政府修正保甲條例》等法規，次年3月，正式廢止鄉鎮閭鄰組織，在全省普遍推行保甲製度。江西成為民國時期全國第一個實行保甲製度的省份，其辦法很快被國民政府推廣到全國各省。
《江西省編組保甲實施辦法》規定，保甲在編製上，以戶為單位，10戶組成一甲，10甲組成一保，分別設立戶長、甲長和保長，戶長由各戶家長充任，甲長、保長由各甲、各保公推。在縣長或區長查明保甲長不能勝任或認為有更換之必要時，得令原推選人另行改推保甲長；如原推選人認為保甲長不能勝任或認為有更換之必要時，亦可聯名呈明保長或區長核準後另行改推。每保設保長辦公處，數保設一保長聯合辦公處，直接由區辦公處（1935年改稱區署）管轄，形成區、保聯、保、甲的基層行政製度。保甲內的最高權力形式則是保甲會議（後改稱保民大會），它議決包括保甲規約在內的重大事務。保甲長均屬義務職務，僅保長辦公處書記酌給一定津貼。保甲經費則由保甲內住民分攤。在職能上，保長受區長的指揮和監督，對上輔助區長、對下監督甲長執行職務，分派和督率保內一切公共事務，維持保內治安秩序；甲長在保長指揮下主持“清查甲內戶口，編訂門牌，取具聯保連坐切結，檢查甲內奸宄，取締出境入境之人，輔助軍警及保長搜查逮捕匪犯”等；保甲長對縣區下達的築碉修路等事務，可隨時調集保甲內壯丁擔當。“辦法”還規定，保甲內實行互相監督和互相告發的聯保連坐切結，即所謂一人“通匪”，全戶同罪，並類推而株連全甲、全保。可見，保甲製度具有行政管理、人身管製、地方自治和自衛、勞役等多種職能。因此，熊式輝強調“政府要厲行保甲製度”，因為“清匪工作靠它，代理鄉鎮閭鄰的自治製度也靠它”。1934年上半年，江西已在67縣及鳳崗、藤田兩特別區建立了保甲製度，共編定424區，2022保聯辦公處，21905保，219882甲，2351963戶，內有人口11673185人，壯丁1976090名。紅軍長征後，省政府將全省劃分為清鄉、自衛、保甲三種區域，在原革命根據地地域推行保甲製度，“使其組織更趨嚴密，訓練更臻普遍，運用更加緊張”。據省民政廳編製的1935年12月《江西省各縣編組保甲實況統計表》的記載，到該年底，全省83縣2市（南昌、九江）已共編組了461個區，2638個保聯辦公處，26548保，269066甲。這時，保甲製度已在江西全麵實施，成為國民黨政權的基層行政組織。
保甲製度是國民黨當局以“剿共”為目的，吸取古代政治管理經驗，改革基層行政體製的一項重要措施。這項措施，不僅有古代保甲之表，更重要的是具有現代社會控製之實。它在一定程度上，以居民自治的組織形式，將國家權力延伸到了城鄉底層，從而構建了國家的基層權力基礎，形成了對基層社會的嚴密控製，這對於執政黨及其政權的意誌、法令和政策的推行，對於民間力量的組織動員以及社會資源的汲取，都產生了不小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因各種原因越到後麵越弱。另一方麵，保甲製度的推行，也使民國江西第一次有了比較準確的現代戶籍登記和人口統計（1935年前人口數都是估計，最好的估計也僅是有依據很小區域或某一點的抽樣調查）。
2？郾編組保衛團。該政策要點為在各縣普遍組織民團、保安團，運用民間“自衛力量”來協助正規軍“圍剿”革命根據地、守衛碉堡和後方。熊式輝認為，“中央軍軍容未嚐不盛，器械未嚐不精，然不能消滅朱毛者，其最大原因，在於剿赤軍無助手也”，得不到有組織的民眾的幫助，所以，要“分區組織民團”，“極力組織民眾，扶植民眾自衛，借以補助軍隊”。1932年，省政府首先對省屬保安部隊進行整理，將原保安警察隊伍整編為4個團，成立江西保安旅，由省政府保安處指揮。1933年春，開始整理縣屬武裝，將民團等各種地方武裝統一整編為縣保衛團，由縣長兼任團長。同年5月，蔣介石令省政府組建江西保衛師，規定每縣組織一個保衛團，若幹縣合成一個保衛師，直轄於由省主席兼任司令的省保安司令部（江西編成3個保衛師）。8月，南昌行營頒發《整理江西保衛團計劃綱要》，以及江西各縣團隊訓練方案暨考試規則，由省保安處組織實施，統一編製，核定中隊設置及人槍數額。到1934年6月，在全省各縣成立保衛團63個團，下轄268個中隊，12個直屬分隊；並在3個行政區成立區保衛團3個團又4個中隊，形成一支力量可觀的地方武裝部隊。紅軍長征後，保衛團改稱保安團，仍有32團之眾。1935年中央停撥經費，江西縮編成20個保安團（1937年6月將12個團改為縣保安警察總隊，其餘8個團並編為6個團），仍是一支很大的武裝力量。
保衛團之外，省政府還編組了“鏟共義勇隊”、守望隊、童子軍等半脫產、半軍事的武裝組織。1933年9月，省政府為配合即將開始的第五次“圍剿”，製發《各縣保甲及義勇隊訓練辦法》，要求各縣組織義勇隊並進行政治、軍事訓練。到1934年，全省義勇隊、守望隊、童子軍等人員達220萬人，擁有槍支1.1萬多支，土槍土炮9.9萬多件，大刀長矛175萬多柄。他們的任務，主要是建築碉堡、偵探送信、守崗放哨、運輸向導等。
保衛團隊在“協剿”革命根據地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據省保安處的統計，從1933年7月至1935年4月，全省團隊參加較大的對紅軍作戰戰鬥達600餘次，“至任向導、偵探、遊擊、守護碉堡等，更為經常工作，成績頗著”。但保安團隊也是一支紀律極差的隊伍，連兼省保安司令的熊式輝也說，在城鄉各地，“一般不肖官佐，憑借武力，態度驕傲，舉動粗浮，往往與地方機關發生糾紛，對待人民，尤多蠻不講理，經委廢弛，軍譽掃地，而於本身職責，放棄疏虞，影響防剿，言之殊堪痛恨。揆厥原因，多由各該主管官，藐視法令，管教無方所致。如保安第六、九兩團，紀律不良，剿匪不力，該前任團長吳驥、吳宏文，咎無可辭，均已明令免職，以示懲儆。”另外，由於保安團人員數額巨大，同時也占用了江西大量的財政經費。以1935年為例，全省保安警察經費高達539萬多元，不但位列江西各項支出之首位，而且在全國有統計的21個省市中名列第一。這種情況，此後仍延續了幾年。
3？郾構築碉堡。如前所述，碉堡政策是蔣介石及其將領總結曆年“圍剿”戰爭實踐，在1933年6月為第五次“圍剿”製定的一項軍事措施，內容為建築碉堡與修築公路並進，形成縱橫相連的路碉封鎖線，以逐步緊縮革命根據地和圍困紅軍。熊式輝推行該政策，主要是組織民眾協助軍隊修建堡壘碉寨和公路。在1933年6月的縣長會議上，他下令各縣長趕緊辦理“保甲保衛與碉堡的事”，“凡橋頭堡以及指定地帶所應建築的碉堡，都應認真去做，在八月一日以前完成”。但築碉修路是隨軍事進展而進行的一項長期的、繁重的任務，這項事務在江西整整進行了一年半的時間。在此期間，省政府動員民眾，在環繞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贛、湘鄂贛、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江西地域內，修築碉堡14294座，公路4479公裏，修通了粵贛、湘贛、浙贛、閩贛4大省道和至革命根據地的各支路。築碉修路中，民眾不僅需自備工具做無償勞動，而且被勒派材料，以至有不少廟宇、祠堂和民房因此被拆毀，民眾對此怨聲載道。
“三保”政策雖然盛行一時，但就在國民黨內，也不乏批評者。金溪縣縣長朱一民在1933年8月致蔣介石的意見書中即尖銳地指出：“保甲造成土劣集團，保衛團成為地痞淵藪，建築堡壘，徒勞民傷財，演成政府求治之心益切，而人民所受痛苦則日深。其原因均為政繁賦重，處處予貪汙土劣剝削之機會。”
三、“剿匪年”的確定和“協剿會”的成立
江西的“協剿”活動在熊式輝的推動下不斷走向高潮。確定所謂“剿匪年”和成立“協剿會”，是與推行“三保”政策並行的另外兩大活動。
1932年，經省黨務整理委員會提議，省政府召開有省內外人士參加的全省“清匪”會議，並在有關各縣成立“清匪委員會”，“欲以政治力量達到清匪目的”，“以收黨政軍民切實合作之實效”。1933年，省政府、省黨部為突出“協剿”這一中心任務，聯合決定該年為“江西剿匪年”，以“一為安定剿匪環境，二為充實剿匪力量，三為黨政軍民協力合作”作為全省工作的三大重點，動員各界“一致努力協剿”。但原來期以年內“剿滅”革命根據地的計劃落空，省政府、省黨部遂舉行黨政聯席會議，商議1934年的“協剿”計劃。熊式輝斷然拒絕李中襄、文群、熊在渭、程時煃、魯師曾、李德釗等委員取消“剿匪”年號的意見，決定1934年為“江西剿匪第二年”，以繼續協剿工作、改善協剿辦法和緊張協剿風氣作為三大目標，以“厲行剿匪教育、完成人民自衛、救濟農村經濟”為工作綱要。“剿匪年”及其中心任務的確定，強化了全社會的“協剿”意識與緊張氣氛，成為熊式輝社會動員的特殊形式和總攬政局的中心環節。
為進一步“全體動員，集中力量”“協剿”，1933年2月，省黨政各界還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會各界民眾協助剿匪會”的實體組織。“協剿會”推舉黨政軍民各界代表26人為委員，由胡思義、歐陽武、範爭波、王明選、李右襄5人任常務委員，據其“組織大綱”規定主持日常會務；內設6組，各組設一主任，由委員兼任，並為籌款和南昌修建機場，專門組設了經濟委員會和建築飛機場委員會。“協剿會”對“舉凡關於協剿方麵的調查、視察、宣傳、慰勞、救護、賑濟、修路、通訊、運輸、貨物的采辦販賣以及匪區經濟封鎖等一切事項，詳擬方略，或在後方，或赴前線，作全民動員，求軍民合作，不滅赤匪，誓不中止”。因此，它是一個龐大的以民間名義相號召，實則由省黨部主導的嚴密的“助剿”組織。該會在1935年5月結束前的兩年多時間內，經常性地舉行會議和活動，為第五次“圍剿”戰爭做了大量宣傳動員和後方支援的事情。僅組織“鐵肩隊”為軍隊解決糧彈運輸一項，即被認為“成效卓著”。該會招募成立的宣傳隊、築路隊、救護隊、販賣團、哨探隊等組織，也均具有規模。在省“協剿會”外，同時還成立了由章益修等領導的江西省會新聞界、程時煃等領導的江西省會教育界“協剿會”，以及各有關區縣“協剿會”。江西全省上下，形成縱橫交錯的嚴密的“協剿”體製。
為了最大限度動員地方力量“協剿”，蔣介石還賦予江西黨政人員超出製度規定的權限，如特許縣長兼任行營軍法官等。在1933年6月的江西縣長會議上，蔣介石即席賦予縣長因地製宜、因時製宜的特權，“即與法令詞句稍有衝突，但求事能辦通，如果有人告發，我來替你們負責，各縣長如果遇到緊急的時候，可以行營軍法官名義去做”。南昌行營隨即頒布《剿匪區域各縣縣長兼軍法官暫行條例》，予縣長以隨時糾正、拘捕、審理“赤匪盜匪”和違反軍令、政令者等司法權力。從這時到抗戰前，江西幾乎各縣縣長均兼此職。蔣介石還令臨川等17縣縣長，兼任行營諜報主任。這類措施，極大地便利了地方的“協剿”行為，但對轉型中的現代政治頗為不利，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江西縣長均兼有行政和司法的權力，“顯示傳統縣長角色直到抗戰前都還沒有褪盡，也說明中國司法現代化的腳步相當遲緩”。
上述情況說明，由於熊式輝的回贛主政，在地緣、人緣和親緣各方麵，凝聚起較之其前任更大的反對革命的力量，對江西革命根據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協剿”攻勢，從而對第五次“圍剿”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因此，蔣介石對江西的“協剿”工作相當滿意。在為第五次“圍剿”召開的“慶祝大會”上，他指出“尤賴於後方同誌任勞任怨，不辭艱巨，鞏固政治，維持秩序，策劃財政，籌濟軍實之毅力與苦心，用能使前方將士，餉糈不匱，械彈無缺，絕後顧之憂，勵前進之勇”。此雖不僅指江西，但江西的作用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