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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全省社會狀況
一、三次農村社會調查
民國時期，受美國等來華學者的影響，社會調查之風興起。在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江西或參與全國或自行組織，先後主要對農村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第一次是參加全國土地委員會（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及內政部、財政部合組而成）1934年8月組織的全國土地調查，其目的是為擬具解決土地問題辦法之用。該調查為期6個月，江西被調查的是永修、餘江、南城、清江、蓮花5個縣。1937年1月，土地委員會將調查結果編成《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二次是實業部江西農村服務區管理處（後改隸經濟部）1936年12月舉辦的江西農村調查，目的在於真實了解服務區所處農村中的不同社會情況和農業環境。這次調查由管理處處長張福良等主持，動員工作人員100餘人，調查10縣214村的10129戶農戶，其調查結果，編成《江西農村社會調查》（1938年5月印行）。第三次是江西省政府統計室於1936年組織的全省農業調查，目的為求取農業、農戶方麵精確的“各種數字以供需要”。該次調查由統計室主任劉體乾主持，統計室製定農戶調查表，由省政府令發各縣轉飭各區各保查填，調查表匯總後編成《江西省農業統計》（1939年12月印行）。上述三次調查，前兩次為點、後一次是麵的調查。此外，尚有為數不少的其他機構（如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農情報告和1935年的農民離村調查，省政府統計室組織的通訊員調查等）以及個人的調查，包含或針對有對江西農村的調查。這些調查材料，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江西農村的社會狀況。
二、農村社會構成
江西農村1936年有農戶218.2萬戶，占全省總戶數的80.7%；農民人口1113.7萬人，占全省總人口數的78.8%。這些農戶，構成農村的不同階層，從調查數據看，呈現出三種為人注目的情況：其一，土地革命前後，如僅從土地使用上看，農村社會階層有較大的變化。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情報告匯編》所載，1933年江西自耕農、半自耕農和佃農比率為24：30：46；而江西1936年的調查，三者比率已變為28.7%、34.2%和37.1%。這說明，土地革命後，江西農村自耕農和半自耕農戶數都有增加，佃農則有下降，人地矛盾和土地占有與使用之間的矛盾均有緩和，這顯然是土地革命的重要成果。1936年江西農業走上高峰，與此變化很有關係。其二，江西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和富農比例較高。
其三，江西農戶占有土地的情況雖然比較普遍，但無地和占地太少者占絕大多數，地權仍然相對集中。農村服務管理處對10縣10129戶農戶的調查，無土地者有3680戶，占36.33%，即“有三分之一而強之戶數竟無立錐之地”。在有土地所有權的6449戶中，5畝以下者又為多數，達3726戶，平均每戶為2.27畝；5～10畝者1493戶，平均每戶為7.84畝（無地和10畝以下者占總戶數的87.85%，占地為總土地數的40.29%，平均每戶僅1.14畝，而據省政府統計室的調查，全省農戶平均應有水旱耕地22.3畝）；100畝及以上者占總戶數的0.18%，平均每戶土地為228.38畝。這個情況固然不足以完全反映全省各地麵貌，但仍可說明，江西雖然很少大地主，但無地和10畝以下農戶占絕對多數，地權仍然相對集中。江西地權相對集中的一個重要表征，除地主、富農占地較多外，是族產公田較多。公田雖多為地主、富農所掌握，但“作為一種宗族、團體的占有形式，在實際使用中存在著多種多樣的情況，其利益者也不盡相同，不能將其與地主、富農私有田地簡單等同”。
三、城鄉社會團體
進入20世紀30年代後，江西城鄉出現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是以自治為性質和目的的社會團體驟然興起，成為繼北伐戰爭時期之後出現的社團組織新高潮。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源於國民政府推行的“訓政”政略及其地方自治政策，也與省黨政當局為“協剿”而實行組織和爭取民眾的意圖有關。各級黨部均設有管理和指導民眾團體的專門機構。
城鄉社會團體的組建始於1931年春，在1933-1934年間達到高潮，其隸屬和類別都為數不小。在隸屬上，如由省黨部直屬的民眾團體，即有南昌市教育會、南昌市工聯委員會、江西省婦女會、南昌市商會、萍鄉煤礦產業工會、九江碼頭工會整理委員會、江西全省商會聯合會等。在類別上，則幾乎涉及各個行業，比如南昌市，即有篷簍、水酒、字號、菜館浴堂、雜貨、造船、膠皮車、木業、旅棧、印刷、鹽業、京果、鞭爆、煙業、派報、瓷業、西藥、扇席草帽、簡帖紙、中藥、金銀、五金顏料、國貨、黃裱、蛋業、針織、錢業、玻璃、漆業、白紙、瓜子花生、書業、屠業、米業、麵飯、輪船、皮革、夏布、曬紙、公寓、權度、糧行、劇團電影業、煤炭、估衣、木器、古玩、布業、綢緞洋貨等各同業公會56個，旅棧茶服、堆鹽、清唱、內河輪船、刨煙、廚師、清茶、飯業、迎賓、糕餅、屠牛、西式皮鞋、泥木、洋貨駁運、縫紉、機械、裱業、沐浴、染業、絨巾、香煙、印花布、鉛印等各業工會40個，各碼頭把檔23個，各社會公益團體（如公益事務所、救生義渡總局、互助壽緣會、商團救火總會、紅十字會等）15個，各自由職業團體如國醫研究會、醫學會、律師保民團等8個。其中除碼頭把檔曆史較長外，其他團體均成立於1933-1934年。從全省市縣總計看，這個時候成立的職業團體，有區農會76個，鄉農會504個，黨部直屬各業工會21個，各業工會379個，縣市商會64個，同業公會555個。上述團體，從職業看，涉及城鄉人民生活的方方麵麵，其中既有傳統行業，也有屬於近代產業者。單個團體除黨部直屬者外人數都不多，如56個同業公會全部會員僅10586人，40個各業工會也僅有會員20142人。在組織形態及其性質上，多已跳出了傳統行會的範疇，具有一定的近代組織形式和內容（黨部直屬者尤其如此），且均須經過黨部允準和注冊才能成立。這些社團的組織和活動，一方麵，說明在修複、重建受土地革命衝擊的社會秩序過程中，黨部主導的社會公共領域得到較大的擴充；另一方麵說明，它們成為城鄉尤其是城市社會運行的一個重要內容，特別是，它們與報刊等公共輿論機構，構成為江西近代市民階層參與政治、維護利益和影響大眾的重要平台。
四、社會生產力與民眾生活
江西的社會經濟，這時仍以農業占絕對優勢，全省國民經濟收入，農業高居首位，常占82%左右，而工、商、礦和交通四業，總共不到15%。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1933年的農情報告，對1931年-1933年全國各省農業生產力水平有一個統計。僅從其中的農作物單產量看，江西農業在當時處於中等偏上位置。
全省農業生產工具，仍為傳統的牛耕方式，1933年各種役畜數量及所占百分率，水牛為41.5萬頭、占37%，黃牛64萬頭、占57%，馬4.5萬頭、占4%，騾、驢各1.1萬頭、各占1%。平均兩戶多農戶才有一頭耕牛，牛力明顯不足。農具的新變化是農業院成立後，於1936年創辦農具廠，開始製造新式犁、打稻機、條播機、中耕器、碾米機、汲水機、枝刀、接木刀、噴霧器等農具，“頗為農民所樂用”。
但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經濟格局和生產力水平的不高，成為城鄉民眾收入低、租額高、負債麵大、生活貧困和農民離村的重要原因。
南昌、九江等城鎮，手工工人居多但收入偏低。1933年，南昌市有手工業工人約9萬餘人，其工資最低者如織布工人每月5元，最高者如金銀、機械業工人有40元，每天普遍需工作10小時；商店工人約七八萬人左右，每月工資最低者4元，最高者不過12元；碼頭工人5000餘人，每日工資7角左右；人力車夫、轎工約4700人，每日所得6～8角，但工作時間均在14小時左右。九江市“各業工人所得之報酬較好，尚能維持一家之生活，且稍能儲蓄以備急需”，碼頭工人收入則“平均之僅足維持各人生活，間有少數收入稍多，亦僅夠一家兩三口之用，決無剩餘”。比較而言，農民收入同樣不高。
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除了繁重的苛捐雜稅、戰亂和天災之外，對佃農而言還有較高的租額。盡管江西曆年地價及其變動，較全國20個省的平均數為低（以1912和1930-1934年的6年平均數計算，江西水田地價為41元，旱地為24元，而全國平均為59.79元、32.37元），但江西租額占地價及收益之百分率，在1934年蘇浙皖贛湘鄂等全國14省的調查統計中，卻高居前列：江西平均額定租金占地價的15.70%，為全國最高，占收獲總值的48.73%，繼河北、山東後列全國第三；實付租金占收獲總值的41.12%，繼河北、山東、河南後列第四位。
由於收支不敷，遂在農村出現大麵積的舉債現象。據土地委員會1934年的調查，江西農村負債戶占調查總戶數29156戶的48.8%，戶均負債額為85.88元，較全國16省平均數的43.87%和112.71元，互有高低。但到1936年省政府統計室組織通訊員填報65縣負債情況時，負債戶則上升到占農戶總數的68.8%，戶均負債額上升到107.66元，“殊堪驚人”，說明“本省各縣農民之生活困苦，勢非舉債度日不能維持其生存也”。
生計窘迫，又導致不少農民或者賣地、或者被迫離開村莊，外出謀生或逃難。從統計上看，賣地者比例不低，在管理處調查的10129戶中，買田戶為410戶，賣田戶則有746戶，賣田原因“大多為家用不足及還債兩種，至為婚喪而賣田者，亦頗不少。足見農村雖有少數富戶，可以買田，但多數人家均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將田地出賣，複因婚喪耗費，益感窮困”。
農民離村是江西這個時期出現的另一個重要社會現象。江西外出農民各階層均有，並不獨貧苦農民然。據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1935年的農民離村調查，江西各種離村農民占同類農戶的比率，多數超過四分之一，其中地主離村高於全國22省的平均數。
江西離村農民的去所和目的，分別為到城市逃難、到城市工作、到城市謀生、到別村務農、到別村逃難、到城市住家、遷居別村、到墾區開墾等，其中以到城市工作最高，達27.3%，比全國平均數21.3%還高；其次為到城市謀生，再次為到城市逃難、到別村務農。這些情況說明，對農民離村，不能籠統地視之為壞事，而應作具體分析。其中，到城市工作和謀生者比例較高，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事，這顯然與近代城市化進程加快和江西此一時期大力進行經濟建設，有著密切的關係。農民離村進城，既是其自身生活方式的根本改變，對江西城市和農村發展，也是有利的。
五、社會風氣與城鄉景觀
政風黨風不端，青年抗日要求高漲，則是這時的重要政治現象。杜重遠1932年2月12日向鄒韜奮報告九江、南昌兩地狀況說，“南昌民氣較九江為盛，然遠不及長沙。弟到南昌寓青年會，蒙常、蔣兩幹事特別關照，在該會連續講演3日，聽眾日益加多，講畢承心遠、葆靈兩校之請，又在該兩校各講了一次。有誌青年起而組織抗日運動者亦複不少。弟到南昌注意事項有二：（一）瓷業；（二）共黨。蓋二者皆係江西之名產，前者日趨消滅，後者日漸發達”。“年來剿共聲浪甚高，稽其實際，反為共黨增添實力不少。贛鄂湘三省已入共黨勢力範圍者，總在百縣以上。以故國庫日空，民生日蹙，而豪官大吏尚複宴安鴆毒，粉飾太平！”又在說到湘鄂贛各省政治狀況時指出，各地掌握政權的國民黨“黨權高於一切”，本來有賴於其鏟除官吏之貪汙腐敗，挽救鄉村之破產，而實際上是“更貪汙更腐敗更破產。我曆遊各省，見黨部巍巍，黨權赫赫，稽其工作，除貼貼標語，喊喊口號，再放幾聲空炮外，別無所得。其中忠貞剛正之士亦非無有，然多數實與軍閥官僚聯合一氣，煙賭奉行，貪汙常事。天天罵官僚而己則已成特等官僚，口口談土劣而己則已成變態土劣。甚或勾通警察，狼狽為奸，利用報館，敲詐成事。國難期中，竟至喪心病狂，由日貨抽出之款，平均分贓者有之，假扣貨為名向商人索賄者有之，醜態百出，原形畢露。”
至於城鄉各地景觀，則不盡一致。曹乃疆1936年夏所見，高安公路、電話四通八達，錦江有舟楫之利，民風尚稱樸厚，唯迷信一時不易革除，農民生活年來日趨窘迫，除穀賤傷農外，負擔過重（縣中附加頻增）為最大原因；靖安民風樸厚，習於勞苦，既無大地主，又少赤貧之佃農，大半農民皆自耕自給。熊式輝故鄉安義縣雖多山地，但公路、教育發達，電線四布，田賦較輕，農民生活尚不感覺十分窘迫。省政府委員李德釗視察贛東北、贛南所見則是：玉山從前有小上海之稱，近來極形衰落，四大名鎮之一的河口亦甚蕭條，而上饒市街市整齊，雕刻之美，實所罕見，朱子遺跡甚多，該地在物質上可稱富饒，在江西文化上也有價值；贛南原為粵軍駐紮，“煙賭公開”，南康10萬成年男子中有7千煙民，贛縣煙民也有6千多，1936年省政府從粵軍手中收回政權後，雖厲行禁煙，絕非易事，物價高漲，民有“強悍之風”，因爭砂常常發生械鬥，“益以煙賭娼之為害，人民的痛苦是不堪言狀的”。
雖然這時在教育上比較花力氣，但文盲眾多和師資不足成為推進教育的重要障礙。文盲為全國城鄉的普遍現象，江西也不例外。南昌、九江的工人，超過半數不識字；而農村文盲人數則占農村人口的78.11%，學齡兒童失學，為數亦複不少，其原因既因“農民由於貧窮，無力栽培子弟求學”，也與其“教育觀念之根本錯誤”有關。此外，城市中出現集體結婚的新式婚禮，但城鄉也仍盛行早婚風俗，最早有12歲結婚者，普遍多在15～19歲，“童養媳亦為江西農村之特色”。農民疾病以瘧疾居多，而環境衛生極差，嬰兒死亡率高，一歲以下嬰兒死亡率達287.6‰。迷信仍然在農民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在農村服務處調查的214村中，有115村建有廟宇175個，廟宇名稱有90多種，“無論治病、求子、求福、求財等，唯神是問，整個生活，竟皆為迷信心理之所支配”。社會不良風俗的改變，確實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
六、水旱災害
這個時期，也是江西近代水旱災害最為頻繁和劇烈的時期。在1912到1926年的15年間，江西曾發生過7次大的水旱災害，而在1927-1937年的10年間，水旱災害竟達9次，分別是1928、1931、1932、1933、1935、1937各年的水災，1929年的蟲災，1930、1934年的旱災，幾乎無年無災。其中，尤以1931、1934和1935年的災害，最為劇烈。
1931年的大水災，據行政院所派專門委員張錡赴贛查勘所報，全省4月間即春汛盛漲，沿贛、撫、修各流域被災頗重，“而七月間淫雨兼旬，各內河向以鄱湖、大江為宣泄之地者，至是江水陡漲，倒灌入湖，地勢又極低窪，瀦水過多，以致成災。凡濱江沿湖各縣，衝潰無數圩堤，災域至大且重，為百年來所未有。計災重者如九江、新建、南昌、湖口、彭澤、都昌、星子、德安、永修、瑞昌、鄱陽等十一縣，其次則餘幹、進賢等各縣。各縣災民竟有達三十萬之巨者，少者亦在四五萬人，什之六七以勞工或借貸度日，而死者及流離失所者尚不在少數”。全省60餘縣遭災，死亡3628人，農田淹沒長達兩個多月，收成十九絕望。水災不但造成廬舍蕩然，災黎遍野，“極人世慘酷之悲境”，而且引發嚴重的逃難潮，全省農民每千人中流離人數高達94人，舉家流離者占20%，流離人口占總人口的28%，雖然較江淮流域受災各縣的平均數據125人、31%、40%為低，江西農民因災流離情況同樣十分嚴重。
1934年，江西遭遇旱災。熊式輝報告說：“全省亢旱，赤地數千裏，田畝龜裂，稻麥萎枯，荒災麵積廣達六十九縣區，嘜嘜哀鴻，與日俱增，為近今所罕見。本府兼籌並顧，力拙心殫，乃向世界紅十字會上海籌募各省旱災義賑會呼籲，雖然獲分賑銀米，無如杯水車薪，鮮克有濟，後以樹皮、草根、雜蕨、糠秕為食者，仍複不少，其最苦者，莫若食觀音土”。這一年的旱災，還給江西農業生產造成嚴重損失。全省農作物占平常年份的收成量，稻穀為45%，小米為37%，棉花為42%，大豆為44%，玉米為28%，高粱為32%，均不足一半。
緊接著，1935年再次發生水災。該年“春行冬令，霪雨連綿，幾無晴日，山洪暴發，衝毀河床，吉水、峽江等十餘縣區，一片汪洋，淪為澤國，抑且浸及城垣，蕩析廬舍，油菜、豆麥等行將收割，悉被淹沒，春收絕望，而苦雨陰寒，甫種之穀秧複黴爛殆盡，補種無力”。災情造成“九江等縣饑民多自殺”。
1931年大水災過後，省政府開始組織築修沿江沿湖堤壩，1934年頒布《整理全省水利六年計劃》。1935年遭遇災害後，又製定了《江西省二十五年度征工服役興辦各縣水利工程計劃大綱》，分設8區工程處，指導全省興修水利工程。1936年12月31日，同意江西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的提議，通過並頒發了《江西各地修築橋梁辦法》、《江西省農村疏治溝塘辦法》，前者決定每年12月1日為修橋節，動員民眾修築省道、縣道之外的大小橋梁；後者決定每年冬春以保為單位，疏挖水塘溝渠，以利蓄源節流。到1937年夏，全省已修複堤線3000餘公裏，同時修建了一批小型水庫、水閘等，使防洪能力有了提高，但該年水災時，仍死傷1008人，損失稻穀1318萬石，損失財物總值4470萬元。災害不斷和抗災能力薄弱，一直成為民國時期製約江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
民國時期，受美國等來華學者的影響，社會調查之風興起。在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江西或參與全國或自行組織，先後主要對農村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第一次是參加全國土地委員會（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及內政部、財政部合組而成）1934年8月組織的全國土地調查，其目的是為擬具解決土地問題辦法之用。該調查為期6個月，江西被調查的是永修、餘江、南城、清江、蓮花5個縣。1937年1月，土地委員會將調查結果編成《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二次是實業部江西農村服務區管理處（後改隸經濟部）1936年12月舉辦的江西農村調查，目的在於真實了解服務區所處農村中的不同社會情況和農業環境。這次調查由管理處處長張福良等主持，動員工作人員100餘人，調查10縣214村的10129戶農戶，其調查結果，編成《江西農村社會調查》（1938年5月印行）。第三次是江西省政府統計室於1936年組織的全省農業調查，目的為求取農業、農戶方麵精確的“各種數字以供需要”。該次調查由統計室主任劉體乾主持，統計室製定農戶調查表，由省政府令發各縣轉飭各區各保查填，調查表匯總後編成《江西省農業統計》（1939年12月印行）。上述三次調查，前兩次為點、後一次是麵的調查。此外，尚有為數不少的其他機構（如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農情報告和1935年的農民離村調查，省政府統計室組織的通訊員調查等）以及個人的調查，包含或針對有對江西農村的調查。這些調查材料，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江西農村的社會狀況。
二、農村社會構成
江西農村1936年有農戶218.2萬戶，占全省總戶數的80.7%；農民人口1113.7萬人，占全省總人口數的78.8%。這些農戶，構成農村的不同階層，從調查數據看，呈現出三種為人注目的情況：其一，土地革命前後，如僅從土地使用上看，農村社會階層有較大的變化。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情報告匯編》所載，1933年江西自耕農、半自耕農和佃農比率為24：30：46；而江西1936年的調查，三者比率已變為28.7%、34.2%和37.1%。這說明，土地革命後，江西農村自耕農和半自耕農戶數都有增加，佃農則有下降，人地矛盾和土地占有與使用之間的矛盾均有緩和，這顯然是土地革命的重要成果。1936年江西農業走上高峰，與此變化很有關係。其二，江西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和富農比例較高。
其三，江西農戶占有土地的情況雖然比較普遍，但無地和占地太少者占絕大多數，地權仍然相對集中。農村服務管理處對10縣10129戶農戶的調查，無土地者有3680戶，占36.33%，即“有三分之一而強之戶數竟無立錐之地”。在有土地所有權的6449戶中，5畝以下者又為多數，達3726戶，平均每戶為2.27畝；5～10畝者1493戶，平均每戶為7.84畝（無地和10畝以下者占總戶數的87.85%，占地為總土地數的40.29%，平均每戶僅1.14畝，而據省政府統計室的調查，全省農戶平均應有水旱耕地22.3畝）；100畝及以上者占總戶數的0.18%，平均每戶土地為228.38畝。這個情況固然不足以完全反映全省各地麵貌，但仍可說明，江西雖然很少大地主，但無地和10畝以下農戶占絕對多數，地權仍然相對集中。江西地權相對集中的一個重要表征，除地主、富農占地較多外，是族產公田較多。公田雖多為地主、富農所掌握，但“作為一種宗族、團體的占有形式，在實際使用中存在著多種多樣的情況，其利益者也不盡相同，不能將其與地主、富農私有田地簡單等同”。
三、城鄉社會團體
進入20世紀30年代後，江西城鄉出現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是以自治為性質和目的的社會團體驟然興起，成為繼北伐戰爭時期之後出現的社團組織新高潮。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源於國民政府推行的“訓政”政略及其地方自治政策，也與省黨政當局為“協剿”而實行組織和爭取民眾的意圖有關。各級黨部均設有管理和指導民眾團體的專門機構。
城鄉社會團體的組建始於1931年春，在1933-1934年間達到高潮，其隸屬和類別都為數不小。在隸屬上，如由省黨部直屬的民眾團體，即有南昌市教育會、南昌市工聯委員會、江西省婦女會、南昌市商會、萍鄉煤礦產業工會、九江碼頭工會整理委員會、江西全省商會聯合會等。在類別上，則幾乎涉及各個行業，比如南昌市，即有篷簍、水酒、字號、菜館浴堂、雜貨、造船、膠皮車、木業、旅棧、印刷、鹽業、京果、鞭爆、煙業、派報、瓷業、西藥、扇席草帽、簡帖紙、中藥、金銀、五金顏料、國貨、黃裱、蛋業、針織、錢業、玻璃、漆業、白紙、瓜子花生、書業、屠業、米業、麵飯、輪船、皮革、夏布、曬紙、公寓、權度、糧行、劇團電影業、煤炭、估衣、木器、古玩、布業、綢緞洋貨等各同業公會56個，旅棧茶服、堆鹽、清唱、內河輪船、刨煙、廚師、清茶、飯業、迎賓、糕餅、屠牛、西式皮鞋、泥木、洋貨駁運、縫紉、機械、裱業、沐浴、染業、絨巾、香煙、印花布、鉛印等各業工會40個，各碼頭把檔23個，各社會公益團體（如公益事務所、救生義渡總局、互助壽緣會、商團救火總會、紅十字會等）15個，各自由職業團體如國醫研究會、醫學會、律師保民團等8個。其中除碼頭把檔曆史較長外，其他團體均成立於1933-1934年。從全省市縣總計看，這個時候成立的職業團體，有區農會76個，鄉農會504個，黨部直屬各業工會21個，各業工會379個，縣市商會64個，同業公會555個。上述團體，從職業看，涉及城鄉人民生活的方方麵麵，其中既有傳統行業，也有屬於近代產業者。單個團體除黨部直屬者外人數都不多，如56個同業公會全部會員僅10586人，40個各業工會也僅有會員20142人。在組織形態及其性質上，多已跳出了傳統行會的範疇，具有一定的近代組織形式和內容（黨部直屬者尤其如此），且均須經過黨部允準和注冊才能成立。這些社團的組織和活動，一方麵，說明在修複、重建受土地革命衝擊的社會秩序過程中，黨部主導的社會公共領域得到較大的擴充；另一方麵說明，它們成為城鄉尤其是城市社會運行的一個重要內容，特別是，它們與報刊等公共輿論機構，構成為江西近代市民階層參與政治、維護利益和影響大眾的重要平台。
四、社會生產力與民眾生活
江西的社會經濟，這時仍以農業占絕對優勢，全省國民經濟收入，農業高居首位，常占82%左右，而工、商、礦和交通四業，總共不到15%。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1933年的農情報告，對1931年-1933年全國各省農業生產力水平有一個統計。僅從其中的農作物單產量看，江西農業在當時處於中等偏上位置。
全省農業生產工具，仍為傳統的牛耕方式，1933年各種役畜數量及所占百分率，水牛為41.5萬頭、占37%，黃牛64萬頭、占57%，馬4.5萬頭、占4%，騾、驢各1.1萬頭、各占1%。平均兩戶多農戶才有一頭耕牛，牛力明顯不足。農具的新變化是農業院成立後，於1936年創辦農具廠，開始製造新式犁、打稻機、條播機、中耕器、碾米機、汲水機、枝刀、接木刀、噴霧器等農具，“頗為農民所樂用”。
但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經濟格局和生產力水平的不高，成為城鄉民眾收入低、租額高、負債麵大、生活貧困和農民離村的重要原因。
南昌、九江等城鎮，手工工人居多但收入偏低。1933年，南昌市有手工業工人約9萬餘人，其工資最低者如織布工人每月5元，最高者如金銀、機械業工人有40元，每天普遍需工作10小時；商店工人約七八萬人左右，每月工資最低者4元，最高者不過12元；碼頭工人5000餘人，每日工資7角左右；人力車夫、轎工約4700人，每日所得6～8角，但工作時間均在14小時左右。九江市“各業工人所得之報酬較好，尚能維持一家之生活，且稍能儲蓄以備急需”，碼頭工人收入則“平均之僅足維持各人生活，間有少數收入稍多，亦僅夠一家兩三口之用，決無剩餘”。比較而言，農民收入同樣不高。
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除了繁重的苛捐雜稅、戰亂和天災之外，對佃農而言還有較高的租額。盡管江西曆年地價及其變動，較全國20個省的平均數為低（以1912和1930-1934年的6年平均數計算，江西水田地價為41元，旱地為24元，而全國平均為59.79元、32.37元），但江西租額占地價及收益之百分率，在1934年蘇浙皖贛湘鄂等全國14省的調查統計中，卻高居前列：江西平均額定租金占地價的15.70%，為全國最高，占收獲總值的48.73%，繼河北、山東後列全國第三；實付租金占收獲總值的41.12%，繼河北、山東、河南後列第四位。
由於收支不敷，遂在農村出現大麵積的舉債現象。據土地委員會1934年的調查，江西農村負債戶占調查總戶數29156戶的48.8%，戶均負債額為85.88元，較全國16省平均數的43.87%和112.71元，互有高低。但到1936年省政府統計室組織通訊員填報65縣負債情況時，負債戶則上升到占農戶總數的68.8%，戶均負債額上升到107.66元，“殊堪驚人”，說明“本省各縣農民之生活困苦，勢非舉債度日不能維持其生存也”。
生計窘迫，又導致不少農民或者賣地、或者被迫離開村莊，外出謀生或逃難。從統計上看，賣地者比例不低，在管理處調查的10129戶中，買田戶為410戶，賣田戶則有746戶，賣田原因“大多為家用不足及還債兩種，至為婚喪而賣田者，亦頗不少。足見農村雖有少數富戶，可以買田，但多數人家均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將田地出賣，複因婚喪耗費，益感窮困”。
農民離村是江西這個時期出現的另一個重要社會現象。江西外出農民各階層均有，並不獨貧苦農民然。據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1935年的農民離村調查，江西各種離村農民占同類農戶的比率，多數超過四分之一，其中地主離村高於全國22省的平均數。
江西離村農民的去所和目的，分別為到城市逃難、到城市工作、到城市謀生、到別村務農、到別村逃難、到城市住家、遷居別村、到墾區開墾等，其中以到城市工作最高，達27.3%，比全國平均數21.3%還高；其次為到城市謀生，再次為到城市逃難、到別村務農。這些情況說明，對農民離村，不能籠統地視之為壞事，而應作具體分析。其中，到城市工作和謀生者比例較高，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事，這顯然與近代城市化進程加快和江西此一時期大力進行經濟建設，有著密切的關係。農民離村進城，既是其自身生活方式的根本改變，對江西城市和農村發展，也是有利的。
五、社會風氣與城鄉景觀
政風黨風不端，青年抗日要求高漲，則是這時的重要政治現象。杜重遠1932年2月12日向鄒韜奮報告九江、南昌兩地狀況說，“南昌民氣較九江為盛，然遠不及長沙。弟到南昌寓青年會，蒙常、蔣兩幹事特別關照，在該會連續講演3日，聽眾日益加多，講畢承心遠、葆靈兩校之請，又在該兩校各講了一次。有誌青年起而組織抗日運動者亦複不少。弟到南昌注意事項有二：（一）瓷業；（二）共黨。蓋二者皆係江西之名產，前者日趨消滅，後者日漸發達”。“年來剿共聲浪甚高，稽其實際，反為共黨增添實力不少。贛鄂湘三省已入共黨勢力範圍者，總在百縣以上。以故國庫日空，民生日蹙，而豪官大吏尚複宴安鴆毒，粉飾太平！”又在說到湘鄂贛各省政治狀況時指出，各地掌握政權的國民黨“黨權高於一切”，本來有賴於其鏟除官吏之貪汙腐敗，挽救鄉村之破產，而實際上是“更貪汙更腐敗更破產。我曆遊各省，見黨部巍巍，黨權赫赫，稽其工作，除貼貼標語，喊喊口號，再放幾聲空炮外，別無所得。其中忠貞剛正之士亦非無有，然多數實與軍閥官僚聯合一氣，煙賭奉行，貪汙常事。天天罵官僚而己則已成特等官僚，口口談土劣而己則已成變態土劣。甚或勾通警察，狼狽為奸，利用報館，敲詐成事。國難期中，竟至喪心病狂，由日貨抽出之款，平均分贓者有之，假扣貨為名向商人索賄者有之，醜態百出，原形畢露。”
至於城鄉各地景觀，則不盡一致。曹乃疆1936年夏所見，高安公路、電話四通八達，錦江有舟楫之利，民風尚稱樸厚，唯迷信一時不易革除，農民生活年來日趨窘迫，除穀賤傷農外，負擔過重（縣中附加頻增）為最大原因；靖安民風樸厚，習於勞苦，既無大地主，又少赤貧之佃農，大半農民皆自耕自給。熊式輝故鄉安義縣雖多山地，但公路、教育發達，電線四布，田賦較輕，農民生活尚不感覺十分窘迫。省政府委員李德釗視察贛東北、贛南所見則是：玉山從前有小上海之稱，近來極形衰落，四大名鎮之一的河口亦甚蕭條，而上饒市街市整齊，雕刻之美，實所罕見，朱子遺跡甚多，該地在物質上可稱富饒，在江西文化上也有價值；贛南原為粵軍駐紮，“煙賭公開”，南康10萬成年男子中有7千煙民，贛縣煙民也有6千多，1936年省政府從粵軍手中收回政權後，雖厲行禁煙，絕非易事，物價高漲，民有“強悍之風”，因爭砂常常發生械鬥，“益以煙賭娼之為害，人民的痛苦是不堪言狀的”。
雖然這時在教育上比較花力氣，但文盲眾多和師資不足成為推進教育的重要障礙。文盲為全國城鄉的普遍現象，江西也不例外。南昌、九江的工人，超過半數不識字；而農村文盲人數則占農村人口的78.11%，學齡兒童失學，為數亦複不少，其原因既因“農民由於貧窮，無力栽培子弟求學”，也與其“教育觀念之根本錯誤”有關。此外，城市中出現集體結婚的新式婚禮，但城鄉也仍盛行早婚風俗，最早有12歲結婚者，普遍多在15～19歲，“童養媳亦為江西農村之特色”。農民疾病以瘧疾居多，而環境衛生極差，嬰兒死亡率高，一歲以下嬰兒死亡率達287.6‰。迷信仍然在農民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在農村服務處調查的214村中，有115村建有廟宇175個，廟宇名稱有90多種，“無論治病、求子、求福、求財等，唯神是問，整個生活，竟皆為迷信心理之所支配”。社會不良風俗的改變，確實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
六、水旱災害
這個時期，也是江西近代水旱災害最為頻繁和劇烈的時期。在1912到1926年的15年間，江西曾發生過7次大的水旱災害，而在1927-1937年的10年間，水旱災害竟達9次，分別是1928、1931、1932、1933、1935、1937各年的水災，1929年的蟲災，1930、1934年的旱災，幾乎無年無災。其中，尤以1931、1934和1935年的災害，最為劇烈。
1931年的大水災，據行政院所派專門委員張錡赴贛查勘所報，全省4月間即春汛盛漲，沿贛、撫、修各流域被災頗重，“而七月間淫雨兼旬，各內河向以鄱湖、大江為宣泄之地者，至是江水陡漲，倒灌入湖，地勢又極低窪，瀦水過多，以致成災。凡濱江沿湖各縣，衝潰無數圩堤，災域至大且重，為百年來所未有。計災重者如九江、新建、南昌、湖口、彭澤、都昌、星子、德安、永修、瑞昌、鄱陽等十一縣，其次則餘幹、進賢等各縣。各縣災民竟有達三十萬之巨者，少者亦在四五萬人，什之六七以勞工或借貸度日，而死者及流離失所者尚不在少數”。全省60餘縣遭災，死亡3628人，農田淹沒長達兩個多月，收成十九絕望。水災不但造成廬舍蕩然，災黎遍野，“極人世慘酷之悲境”，而且引發嚴重的逃難潮，全省農民每千人中流離人數高達94人，舉家流離者占20%，流離人口占總人口的28%，雖然較江淮流域受災各縣的平均數據125人、31%、40%為低，江西農民因災流離情況同樣十分嚴重。
1934年，江西遭遇旱災。熊式輝報告說：“全省亢旱，赤地數千裏，田畝龜裂，稻麥萎枯，荒災麵積廣達六十九縣區，嘜嘜哀鴻，與日俱增，為近今所罕見。本府兼籌並顧，力拙心殫，乃向世界紅十字會上海籌募各省旱災義賑會呼籲，雖然獲分賑銀米，無如杯水車薪，鮮克有濟，後以樹皮、草根、雜蕨、糠秕為食者，仍複不少，其最苦者，莫若食觀音土”。這一年的旱災，還給江西農業生產造成嚴重損失。全省農作物占平常年份的收成量，稻穀為45%，小米為37%，棉花為42%，大豆為44%，玉米為28%，高粱為32%，均不足一半。
緊接著，1935年再次發生水災。該年“春行冬令，霪雨連綿，幾無晴日，山洪暴發，衝毀河床，吉水、峽江等十餘縣區，一片汪洋，淪為澤國，抑且浸及城垣，蕩析廬舍，油菜、豆麥等行將收割，悉被淹沒，春收絕望，而苦雨陰寒，甫種之穀秧複黴爛殆盡，補種無力”。災情造成“九江等縣饑民多自殺”。
1931年大水災過後，省政府開始組織築修沿江沿湖堤壩，1934年頒布《整理全省水利六年計劃》。1935年遭遇災害後，又製定了《江西省二十五年度征工服役興辦各縣水利工程計劃大綱》，分設8區工程處，指導全省興修水利工程。1936年12月31日，同意江西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的提議，通過並頒發了《江西各地修築橋梁辦法》、《江西省農村疏治溝塘辦法》，前者決定每年12月1日為修橋節，動員民眾修築省道、縣道之外的大小橋梁；後者決定每年冬春以保為單位，疏挖水塘溝渠，以利蓄源節流。到1937年夏，全省已修複堤線3000餘公裏，同時修建了一批小型水庫、水閘等，使防洪能力有了提高，但該年水災時，仍死傷1008人，損失稻穀1318萬石，損失財物總值4470萬元。災害不斷和抗災能力薄弱，一直成為民國時期製約江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