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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與土地革命的展開
一、井岡山的鬥爭
古城會議初步確定了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策後，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於1927年10月7日進抵茅坪（27日到達茨坪），進一步確定以這裏為落腳點，開始了創建中國革命第一個農村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毛澤東等決定在井岡山創建根據地而放棄南下湘南計劃，根本原因是這裏具備營建根據地的良好條件。井岡山位於坐落在湘贛兩省邊陲的羅霄山脈中段，這一地區大致包括江西的寧岡、永新、蓮花、遂川和湖南的茶陵、酃縣等6個縣。各縣在國民革命時期均曾建立中共組織和農民協會，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群眾基礎；有一批學生出身，經受過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鍛煉後返鄉從事革命活動的中共年輕幹部；有袁文才、王佐等這樣難得的、富有鬥爭經驗的地方武裝；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周圍的農業經濟也能夠籌集部隊的給養；地處湘贛兩省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而在政治意義上又能夠影響湘贛兩省及兩省的下遊。因此，毛澤東等走遍了整個羅霄山脈，比較之下，認定“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
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從建黨、建政和建軍三方麵著手，開創工農武裝割據局麵，營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建黨方麵，針對馬日事變後各縣黨組織多數遭到破壞的情況，相繼恢複、整頓和發展了各縣黨的組織。在建政方麵，1927年11月打下茶陵縣城，成立了以譚震林為主席的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其後，遂川、寧岡縣以及各區、鄉工農民主政權相繼成立。在軍隊建設上，注重政治教育和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正確處理軍民關係、軍政關係、軍隊內部關係以及爭取敵軍等問題，確定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為部隊的三大任務，並製定出部隊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改造和組建了能夠有力配合正規軍作戰的地方武裝。到1928年2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初具規模。
1928年4月24日前後，一件在中國革命史上富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在寧岡礱市發生，這就是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在發動湘南起義後來到寧岡，與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兩軍會師後，部隊由兩千人增加到1萬多人，合編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6月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王爾琢任參謀長。在此後一個較長時期內，“朱毛紅軍”成為人民軍隊的代名詞，是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匯。
兩軍會師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進入全盛時期。毛澤東等致力於在最短的期間內建設一個黨與民眾的堅實基礎，先後成立了邊界黨政最高領導機關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邊界黨及群眾組織皆大大發展，寧岡、永新及蓮花之一部皆按人口平均分配了田地，各級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各縣成立了赤衛隊。還根據各地土地革命的實踐總結製定了著名的《井岡山土地法》。軍隊內部實行官兵平等的民主製度，“群眾及敵兵俘虜初初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以為是一個夥夫頭，以至於“夥夫頭”成了朱德軍長的綽號。部隊戰鬥力大大增強，並在反“圍剿”作戰中形成了對遊擊戰爭具有重要指導作用的十六字訣。全盛時期的根據地，擁有寧岡、永新、蓮花3個全縣和遂川、吉安、安福、酃縣各縣的一部分，麵積7200平方公裏，人口50多萬。
井岡山的鬥爭經曆了多方麵的艱難和險阻。其一，國民黨軍的連續進攻。工農武裝割據“促起統治階級豪紳地主的恐慌，引為心腹大患，不惜竭力和我們為難，於是一次會剿以至二次三次會剿，一幕一幕的演來”。進攻井岡山的軍隊，既有湘贛兩省的正規軍，經常的有八九個團，最多時達15團之眾，也有各縣的保安隊和地主武裝，人數約有2000左右。其二，物質生活的困苦。陳毅說，9月以後，紅軍衣履飲食非常困難，叢山積雪不化，官兵單衣禦寒，日食紅米南瓜，遭遇“空前的艱難”。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和稻草“金絲被”，以及“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的詼諧調侃，成為艱難生活的寫照。其三，黨內“左”傾錯誤指導的影響。主要來自湖南省委的兩次錯誤指令，分別導致了井岡山鬥爭中的“三月失敗”和“八月失敗”，由湘南農軍為主組建的第二十九團的潰散、優秀指揮員王爾琢的犧牲和敵人進入根據地的殘酷報複。麵對艱難和殘酷，毛澤東、朱德等率領軍民團結奮鬥，條件困難但“官兵奮鬥精神並不低減”，連續取得永新龍源口大捷和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多次粉碎江西敵軍和湘贛兩省聯軍的“進剿”，收複邊界大部分失地，“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隻羊”是當時群眾讚揚紅軍的流行語。
井岡山的鬥爭為毛澤東深入思考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戰略策略提供了實踐基礎。在基本恢複八月失敗中失去的根據地後，毛澤東係統總結鬥爭的經驗和教訓，相繼寫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深刻論證中國工農紅軍和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明確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思想及其發展戰略策略，再次有力地回答了部分同誌中存在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這些理論概括和井岡山的鬥爭經驗，成為毛澤東創建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重要開端，並被中共中央先後介紹給各地紅軍和根據地，對推動土地革命的進程和確立以農村為工作中心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井岡山的鬥爭和毛澤東的理論總結，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
1928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在平江起義中組建的紅五軍700多人，進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寧岡新城與紅四軍會師。“兩軍的會合，進一步加強了井岡山的武裝鬥爭力量，成為全國各根據地中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的一支紅軍。”但這時，因為敵人的長期封鎖，井岡山的經濟危機更形加劇，國民黨當局組織起更大規模的五路進攻，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麵臨更為嚴峻的形勢。1929年1月4-7日，前委書記毛澤東在寧岡柏路村主持召開軍隊和地方黨60餘負責人的聯席會議，傳達中共六大精神，討論應對時局的問題。會議經爭論後認為，軍隊和地方的黨“都要積極起來，打破猶移不堅決與避免鬥爭的不正確的觀念”，建立積極的而不是消極保守邊界政權的應敵政策，決定紅四軍、五軍合編，五軍暫編為四軍的第三十團，彭德懷任四軍副軍長兼三十團團長，滕代遠任四軍副黨代表兼三十團黨代表，彭、滕率三十團及王佐為團長的三十二團防守井岡山；紅四軍大部出擊贛南，實行圍魏救趙、影響邊界以解井岡山之圍的計劃。會間，毛澤東還曾召集小型會議，針對中共六大決議中有關“殺戮土匪首領”的內容，作出不殺袁文才、王佐的決定。14日，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3600餘人下山向贛南進發。彭德懷等率部在強敵進攻下堅守井岡山，1月底經激戰數日終至寡不敵眾，被迫突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以喪失。
二、東固“李文林式”的武裝割據
賴經邦、段月泉（起鳳）領導東固暴動取得勝利後，1927年11月下旬率暴動隊伍從吉安富田返回東固，開始營建東固革命根據地。東固位於吉安、吉水、永豐、泰和、興國等5縣交界處，距各縣城均有50餘公裏，全境崇山峻嶺，外有鍾鼓山、大烏山、白雲山、九寸嶺等大山包圍，內以養軍山為腹地，僅有5條小道通往山外，地勢十分險要，山中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具有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良好條件。
1928年2月，以高克念為書記的中共東龍區委在東固成立；中共贛西特委將東固、永豐、吉水的遊擊隊合編，組建江西工農革命軍第三師第七縱隊，以賴經邦為黨代表，吳江為縱隊長，東固由此有了比較正規的武裝力量。隨後，特委將吉安延福的第九縱隊調到東固，成立第七、九縱隊總指揮部，由江西省委派來的葉天雷任總指揮，詹天龍任黨代表，賴經邦任參謀長（七縱隊隊長段月泉，黨代表詹天龍兼；九縱隊隊長李韶九，黨代表金萬邦）。七、九縱隊不斷向外發展，很快打開以東固為軸心的永豐、興國、於都三縣交界處的割據局麵。同時，在東固地區先後建立了擁有4000餘會員的24個鄉村的農民協會，由江西省委直接領導的贛西南行動委員會也於5月在東固成立，東固革命根據地基本形成。
東固革命根據地是完全由當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創建的。因此，朱德等進入東固後，“發現當地共產黨領導人中間有個很特別的現象。這些人乃是地主的兒子，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地主，但大部分都年輕，受過教育，在大革命時期擔負過重要工作，而且就在那時參加了共產黨。有幾個還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其中有一個是該校的教官。他們全都參加過南昌起義，起義後便回到東固家鄉，開展土地革命”。這一現象，既是東固的重要特點，也比較普遍地存在於整個贛西南革命地區。
在粉碎以吉安縣縣長鄒鬆為總指揮的“五縣會剿”之後，贛西特委將七、九縱隊合編為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二團。紅二團在團委書記兼團長李文林、副團長段月泉等率領下，出擊峽江、永豐、樂安、興國等地，策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反擊湘贛敵軍的“會剿”，連續攻占樂安、興國縣城。後又分出一部與贛南紅軍第十五、十六縱隊合編為紅四團，段月泉任團長，金萬邦任團委書記。紅二、四團成為贛西地方革命鬥爭的主力軍，為擴展東固和贛西南的武裝割據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地的建設在地方紅軍的支撐下得到很大發展，先後改建了中共東固區委，建立了各種工廠、東固平民銀行、消費合作社、平民小學、列寧小學、紅軍醫院、赤色郵政分局等，發行了江西工農政權的第一張紙幣並對國統區的金融產生巨大的衝擊。農民協會則發揮著政權的作用。到1929年2月，根據地範圍已擴大到東西從永豐沙溪到吉安陂下34公裏、南北從興國崇賢到吉水白水60公裏的穩定區域，並開辟有包括周邊縣區的一大片遊擊區，“東固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毛澤東對東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比較不少邊界割據失敗的情形時指出：“東固則另是一種形式。反動勢力已驅逐了，權利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都沒有。郵路是照常的，商業貿易是照常的，邊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沒有，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標，黨的組織和群眾的組織（農民協會）完全秘密著，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這種形式是最好的，因為這種組織取得群眾不致失掉群眾。武裝群眾不是守土的赤衛隊而是遊擊隊，由二十五支槍起手的七九兩縱隊，現改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差不多抵得上四軍的三十一團了，他的戰術是飄忽不定的遊擊，遊擊的區域是很寬的……他們消滅了許多靖衛隊團，打敗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團。他們經常是一角五分一天士兵夥食，從不發生經濟問題。他們與省委特委的關係很密切，交通也方便，敵人完全奈何他們不得。用這種方法，遊擊區域可以很廣，即是說發動群眾的地點可以很多，可以在許多地方建立黨和群眾的秘密組織。”因此，毛澤東將東固稱之為“李文林式”的根據地，而與朱德毛澤東式、賀龍式、方誌敏式的根據地相提並論。東固是一個富有許多獨特色彩的革命根據地。
1929年2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從井岡山下山後轉戰贛南的紅四軍進入東固。20日，紅四軍與紅二、四團在東固螺坑舉行會師大會。陳毅寫詩描述當時情景：“東固山勢高，峰巒如屏障。此是東井岡，會師天下壯。”東固會師，使疲於奔波的紅四軍得到休整和大量物資補充，並獲得井岡山失守的消息，取得了與中共贛南特委的聯係，安置了300餘傷病員，從而對緊接著開創中央革命根據地富有重要意義。隨後，紅四軍留下毛澤覃、謝唯俊、陳東日、李天柱等一批幹部，他們對東固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其後，東固建立區蘇維埃政府，按人口“搭勻來”平分了土地。1929年11月以曾山為主席的贛西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東固成為贛西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後被劃入中央根據地），獨立的東固根據地遂不再存在。
三、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開辟與建設
國民革命失敗後，江西黨團組織的重要領導人方誌敏、邵式平、黃道等返回家鄉，搞來10餘支槍，動員組織農民，領導舉行了弋陽、橫峰武裝暴動。隨後，他們組建工農革命軍開展遊擊戰爭，並在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員饒漱石、馮任幫助下，建立弋橫兩縣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創建了以磨盤山為中心的弋橫根據地。
方誌敏在談到為什麽重起爐灶進行土地革命時說，共產黨員為國民革命盡力、流血和犧牲，不可謂不多，卻遭到血腥的清黨、捕殺。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篤誠的信仰者，相信中國革命的複興必然到來並一定得到最後的勝利，失敗是暫時的，要“重起爐灶，再來幹吧！”因此，當他聽到中共中央決定秋收暴動、土地革命的策略後，“好不滿心歡喜”，遂急速組織暴動，“開始進行土地革命的鬥爭了”。這是對革命發生原因的一個客觀真實的解釋。
弋橫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引來統治當局組織的正規軍與7縣地主武裝在1928年5月的第一次聯合進攻。弱小的工農革命軍“經不住戰鬥”，步步退縮到磨盤山，鄉村受到摧殘，內部人心不穩，形勢一時十分危急，“大有塌台現象”。6月25日，方誌敏在弋橫交界的方勝峰召開幹部會議，商討對策。會議最終否定了少數人埋槍隱蔽或把隊伍拖入白區的意見，決定集中力量擊敵最弱一路、動員群眾和派黃道等開辟貴溪新區。方勝峰會議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是贛東北由弋橫小塊割據區域的遊擊鬥爭，轉變到創造紅軍和蘇維埃根據地的關鍵”。會後，革命軍一舉擊破金雞山一路敵軍，組建工農紅軍第十四團（不久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一團，由巡視員周建屏任團長）。紅軍乘勝擴大進攻，開辟新區，分配土地，後又連續多次打破敵軍“進剿”。有報道說：“贛東共魁方誌敏猖獗異常……各縣靖衛隊因眾寡不敵，曾被其包圍，損失大半，德興縣城，危在旦夕。”到1929年下半年，新開辟的貴溪、餘江、萬年等地，與弋陽、橫峰、德興的大部和上饒西北一部比較鞏固的根據地連成一片。10月，在弋陽九區成立以方誌敏為主席的信江蘇維埃政府（3月成立了中共信江特委，唐在剛任書記），頒布了包括土地、經濟、文化等法令內容的《施政綱領》。原先的小塊區域至此擴大成為包括8個縣蘇維埃政府的信江革命根據地。
1930年爆發的新軍閥混戰，為根據地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7月上旬，紅一團攻占景德鎮，隊伍擴大到4000餘人。中旬，擴編成立紅十軍，周建屏任軍長，吳先民代理政委（後邵式平），胡庭銓為前委書記。中共中央同時決定將閩北劃入贛東北，改組成立了領導機構中共贛東北特委，8月1日召開的贛東北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方誌敏為主席的贛東北革命委員會，由信江、閩北組成的贛東北根據地正式形成。這時，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命令紅十軍進攻九江。紅十軍遠離根據地，遊擊於都昌、湖口、鄱陽、彭澤和皖南地區，擴大了革命的影響，但閩北和上饒、橫峰地區被敵軍占領。繼粉碎國民黨軍對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大規模“圍剿”後，1931年2月，贛東北特委等黨政軍領導機構遷駐葛源。9月，在葛源成立了以萬永誠為書記的中共贛東北省委。11月以方誌敏為主席的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也在葛源成立。葛源成為贛東北根據地的首府。它是位於橫峰縣境內的一個大鎮，南經鉛山以通閩北崇安，西由弋陽以出信河，東接玉山、上饒及浙江，北鄰德興並通婺源、安徽祁門，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國民黨《中央周報》第340期載文說，方誌敏等在此創建根據地，重要機關均設於此，數年間，“贛東、閩北、浙西、皖南之共黨，均以葛源為指揮中心”，因此，“葛源在此三省邊界之重要性，猶中共贛粵閩邊區之瑞金”。此後，贛東北根據地的發展開始進入興盛時期。1932年底，贛東北省委、省蘇政府和省革命軍事委員會，相繼改稱為以萬永誠為書記的閩浙贛省委、以方誌敏為主席的閩浙贛省蘇政府和唐在剛任總指揮的閩浙贛省軍區，紅十軍擴編為第十、十一兩個軍。革命根據地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項建設，富有生氣和創造，被毛澤東譽為“模範省”。
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富有鮮明的特點，曾被毛澤東稱之為“方誌敏式”的根據地。首先，這一根據地完全是由當地知識分子與農民群眾相結合創建的。方誌敏、邵式平、黃道、吳先民、鄒琦、鄒秀峰、方誌純等一大批根據地的創建者，都是贛東北人，熟悉地方情況，特別是他們或就讀於北京師大、北京工業大學、九江南偉烈學校等高、中等學校，或畢業於黃埔軍校，是當時各地創建根據地時較為獨特的富有較高知識背景的一群人士，又多是江西國民革命時期國共兩黨組織的創建者或領導者，很早即富有社會聲望。這些條件，成為贛東北革命發生和成功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深刻原因，也為贛東北的土地革命打上了深深的知識烙印。第二，支撐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武裝力量，完全是當地農民武裝。他們經曆了向工農革命軍和紅軍的成長提升，創造了一套適合當地特點的戰略戰術，逐漸鍛煉成為被稱為紅十軍的一支富有戰鬥力的人民軍隊，不但為贛東北而且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第三，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典型地表現出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特點，由弋橫而信江，由信江而贛東北，由贛東北而閩浙贛，逐次擴大，步步發展，富有創造精神。
四、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
在湘鄂贛秋收起義和農民暴動的基礎上，1928年1月成立了中共湘鄂贛邊特委，領導三省邊界12個縣的工作。7月，新任書記滕代遠到平江恢複遭到破壞的特委工作，與駐軍團長、中共黨員彭德懷等取得聯係，發動平江起義。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彭德懷任軍長，滕代遠任黨代表。其後，彭、滕率紅五軍的四、五縱隊去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黃公略率一、二、三縱隊留下開展遊擊戰爭，與不久改組成立的以王首道為書記的中共湘鄂贛邊境特委、以賴汝樵為主席的湘鄂贛邊境暴動委員會，領導開創湘鄂贛三省邊境的武裝割據。
三省邊境地處山區，會黨組織勢力較大，萍鄉、袁州（今宜春）地區“文化較高，地主收租亦特利[厲]害”，銅鼓、萬載、宜豐等地是崇山峻嶺，田少山多、盛產紙張等，但工人工資低而工時長，地主“普遍收租利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之工農生活非常簡單，並極貧困”，加上秋收起義以來中共組織的工作，因此“贛北修水、銅鼓、萬載、萍鄉、袁州、宜豐等縣民眾要求革命非常迫切”。湘東、鄂南幾縣情況與此相似。它們構成土地革命的重要基礎，也是湘鄂贛割據局麵迅速開展的重要原因。
1929年六七月，邊區遭到三省國民黨軍5個團和七縣地主武裝的嚴重進攻與燒殺，“敵人對於蘇維埃區域是見人就殺，見屋就燒，邊境在這種燒殺政策之下的犧牲者達三萬以上，房屋被燒五萬餘棟，流徙逃亡的民眾達十數萬，赤色割據區房無完舍，十室十空，田園荒蕪，人民無衣無食，種種慘狀不堪言說”。8月，彭德懷率部從贛南返回萬載、平江，運用一套“良好戰術”擊退國民黨軍“會剿”，由李燦、何長工率五縱隊進軍鄂東南，重新打開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革命局麵。10月，以平江、瀏陽、修水、銅鼓、萬載遊擊隊為基礎組編紅軍獨立師，成立“湘鄂贛邊革命委員會”的政權組織，頒布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土地政綱，並在5縣普遍分配土地，開展土地革命。到年底，根據地發展到平、瀏、修、銅、萬和鄂東南的通城、通山、陽新、大冶等縣，武寧、宜豐、宜春、萍鄉等地也加入了鬥爭，湘鄂贛革命根據地至此初步形成。
根據地在1930年得到較大發展。紅五軍利用國民黨軍閥大戰的機會，相繼攻占宜春、萬載、平江、修水、瀏陽等縣城，支撐了湘鄂贛邊特委組織的邊界紅五月總暴動。6月，部隊在大冶擴增第八軍，成立以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任政委的紅三軍團。隨後，紅三軍團未執行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進攻武漢的命令，改向湘東，連續攻占鹹寧、通城和嶽陽，返抵平江。7月27日，擊敗湖南來攻之敵，乘勢攻占湖南省會長沙，造成震驚中外的巨大影響。8月下旬，在瀏陽永和與從江西前來的紅一軍團會合，共組紅一方麵軍。此後，紅三軍團隨紅一方麵軍行動，離開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以獨立師為基礎，組建了紅十六軍，以胡一鳴為軍長，黃誌竟為政委。該軍和不久組建的3個獨立師（其中獨立第二師由贛西北各縣地方武裝升編），成為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主力紅軍。
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因其地理位置受到特別的重視。由於它處於“湘鄂贛三省政治中心的長沙、武昌、漢口、南昌、長武路、南潯路、湘江、贛江包圍之中，因此他在政治上、軍事上、交通上均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既是三省的樞紐，也是勾通贛西南、鄂豫皖、湘鄂西三大革命根據地的鎖鏈，對將“三省革命根據地打成一片”具有特殊意義，因此中共中央曾有將贛西南與湘鄂贛兩革命根據地聯合建成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計劃。後來雖因兩地聯係未能打通而未果，湘鄂贛仍為一塊單獨的革命根據地，但在中共中央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設想中，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仍被寄予很高的期望。
圍困和“進剿”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國民黨軍，經常在40個團左右。經過1930年冬到1931年秋連續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得到擴大和鞏固，先後建立了三省邊境20餘縣蘇維埃政權（江西部分有修水、銅鼓、萬載、宜（春）萍（鄉）、宜豐、瑞昌、武寧等縣，還發展到高安、奉新等地鄉村）。1931年7月，在瀏陽成立了以李宗白為書記的中共湘鄂贛省委；9月召開全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賴汝樵為主席的省蘇政府，駐平江長壽街。省委和省蘇政府的成立，也標誌著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正式成立。
中共蘇區中央局認為，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在這幾年中，擊退了敵人的進攻，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尤其是在幾次革命戰爭中，根據地紅軍和群眾以英勇鬥爭“牽製了很大數量的白軍，這對中央區的勝利確實有很大的幫助”。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側翼。1932年初，中共蘇區中央局實施爭取江西一省首先勝利的戰略，期望湘贛、湘鄂贛根據地與中央根據地打成一片，形成更為廣大的革命根據地，因此要求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將其中心區域由平瀏轉移到銅鼓、萬載地區，萬載仙源其後成為湘鄂贛省委、省蘇政府和省軍區（1932年春成立，孔荷寵任司令員，新任省委書記林瑞笙兼政委）所在地。
五、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等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進軍贛南，實際開始了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曆程。
紅四軍與緊躡其後的5團追兵多次接觸，經大餘、信豐、安遠、尋烏且戰且退，陷於“最困苦”和“疲敗”的狀態。2月11日在瑞金大柏地打敗追兵劉士毅部2個團，進入東固根據地，與江西紅軍二、四團會合並得到休整。在得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經失守後，決定拋棄在固定區域公開割據的政策，“而采取變定不居的遊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之跟蹤窮追政策”，離開東固經永豐、樂安、廣昌、石城、瑞金進入閩西汀州（長汀），擊潰閩西軍閥郭鳳鳴部2個團。3月14日，毛澤東主持在長汀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根據蔣桂軍閥戰爭的時局和贛南閩西的情況，討論紅四軍、五軍和江西紅二、四團的行動方針，決定“以贛南閩西二十餘縣為範圍，以遊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前委要求中共中央“決須確立”這一在贛南閩西由發動群眾到公開割據的計劃，以便建立“前進的基礎”。這次會議首次確定了在贛南閩西開創大片革命根據地的正確決策，對其後形成大的局麵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紅四軍隨即回師贛南。4月1日，在瑞金與從井岡山突圍而來的彭德懷紅五軍會合。5日，毛澤東在瑞金回複中共中央的2月來信，不同意把部隊分得很小、散到農村和朱、毛離開隊伍速去中央工作的指示，進一步闡述了“爭取江西”的戰略計劃。毛澤東分析南方數省的形勢，認為粵湘買辦地主的軍力太大，湘省更因黨的盲動主義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失盡。而贛浙閩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敵軍力量最弱，浙江隻有少數省防軍，福建敵軍不統一、戰力不大，“江西朱培德、熊式輝兩部共有十六團，比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則差得多（和我們作戰過，除李文彬一旅外，其餘都是被我們打敗過的）”。第二，三省黨的盲動主義錯誤比較少，“江西福建兩省，黨及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黨及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豐、興國等縣的紅軍第二團、第四團有日益發展之勢，贛東方誌敏的紅軍並未消滅，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據此，紅四軍前委向中央建議，在國民黨軍閥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這封信對三省特別是江西的主客觀條件進行了詳細分析，不但總結了井岡山鬥爭以來的經驗，而且進一步明確了發展革命的方針。連同此前的有關著述，毛澤東基本完成了在江西營建土地革命中心的理論準備。
毛澤東等立即將爭取江西的方針付諸實施。8日，紅軍攻占於都縣城，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分兵兩路：彭、滕率紅五軍返回井岡山，恢複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朱、毛率紅四軍和江西紅軍，在贛南分兵發動群眾，建立紅色政權，開展土地革命。其後，紅五軍回師湘贛邊，紅四軍遊擊於都、興國、寧都，建立三縣革命委員會，製定《興國土地法》，有力地推動和擴大了贛南的土地革命鬥爭。其後，四軍再次進入閩西，開創武裝割據局麵，建立了以龍岩、永定、上杭為中心的閩西革命根據地。
紅四軍入閩後，贛西南鬥爭在地方黨組織領導下繼續發展。在贛南，1929年5月成立了以蕭韶為書記的第二屆中共贛南特委，特委領導了擴大地方武裝和抗擊敵軍“會剿”的鬥爭，相繼成立了以陳奇涵為書記的興（國）寧（都）行動委員會，古柏任主席和政委的尋烏縣革命委員會及紅二十一縱隊，郭一清、藍廣孚領導的安遠紅十九、二十三縱隊，贛縣紅二十八縱隊，開辟了興萬贛遊擊割據區。在贛西，相繼組建了以羅炳輝為團長的紅五團等4個團的地方紅軍，割據範圍由東固、延福等小塊區域擴大到吉安、蓮花等10縣地區，並於1929年11月，召開10縣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以曾山為主席的贛西蘇維埃政府。次年1月，贛西特委（1927年10月成立於萬安）、湘贛邊特委和紅五軍軍委在遂川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兩特委合並為統一領導邊界鬥爭的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將贛西、湘贛邊地方武裝合編為紅六軍，黃公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委兼軍委書記（後陳毅），毛澤覃為政治部主任，該軍其後成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一支主力紅軍。這次聯席會議，將贛西聯結成了具有相當規模和力量的紅色區域。會後，紅五軍進軍宜春，與紅六軍形成包圍吉安之勢，準備奪取吉安。
但是，贛西黨內這時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在政權建設、土地分配和攻打吉安等方麵處於“黨內政治紛爭不能解決的嚴重關頭中”。在主持召開著名的古田會議和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給林彪的信）後，毛澤東和朱德率紅四軍於1930年1月由閩西返回，在贛南分兵展開工作。2月6日到9日，毛澤東在吉安陂頭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贛西、贛南特委和紅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50多人參加，史稱“二七會議”），解決贛西黨內存在的嚴重分歧，決定贛西南鬥爭的任務和政策。會議分析了全國和江西形勢，再次肯定“以江西為中心的閩粵浙贛湘五省武裝鬥爭是一個日益發展的形勢，也是擴大土地革命影響於全國各地的鮮明旗幟”，認為“中國蘇維埃將繼俄國蘇維埃而出現……而中國之內首先出現的將是江西蘇維埃，因為江西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據此決定擴大蘇維埃區域、特別提出奪取江西全省口號，深入土地革命，擴大工農武裝為贛西南黨與紅軍的三個主要任務。會議批評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張懷萬）等人的錯誤，肯定贛西特委攻打吉安、合並特委、平分土地等做法，作出攻打吉安和在割據區域迅速成立縣區鄉蘇維埃政府的行動部署，製定了《贛西南土地法》，實行“一要分，二要快”、按男女老幼平分的土地分配政策。為形成統一的領導，會議決定將紅四軍前委擴大為統一領導紅四、五、六軍和贛西南、閩西、東江中共組織的大前委，前委由各軍各地17名成員組成，毛澤東任書記；合並贛西、贛南和湘贛邊三特委為贛西南特委。二七會議進一步明確了鬥爭方向、主要任務和政策策略，建立了有利於開創大局麵的領導機構，是江西土地革命發展中具有關鍵性意義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也有失誤之處，這就是誇大贛西南地方黨內的危機（不正確地認為地主富農充塞各級指導機關並決定將其徹底清除），對黨內持不同意見和犯錯誤者實行了從開除黨籍到槍斃的嚴厲處置，從而造成了革命力量的損失。
3月，在吉安富田召開中共贛西南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時，贛南有中共黨員7000餘人，贛西則有2萬餘人。大會貫徹二七會議的精神，對行動目標、分田、擴大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黨與政權建設、經濟和城市政策等作出相應決定，選舉產生了以劉士奇為書記的中共贛西南特委。會議期間，原贛西蘇維埃政府相應擴大改稱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駐吉安陂頭，主席曾山。贛西南特委和政府的成立，標誌著贛西南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
贛西南根據地的土地革命隨即進入高潮，經過從抽多補少到抽肥補瘦的政策調整，農村出現“分田分地真忙”的熱鬧景象。主力紅軍按照前委提出的同時擴大同時深入“伴著發展的工作路線”，再次實行分兵，紅四軍遊擊於贛南和閩西、東江，紅五軍返回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紅六軍遊擊贛西和贛南的北部，擴大革命根據地，曾先後發起八次攻打吉安、五次攻打贛州，贛西南地方武裝被擴編為紅二十軍、二十三軍和三十五軍。動員起來的農民達到400萬，一份當時的報告記載說：“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深入群眾，無論窮鄉僻壤，都普及了黨的政治主張的標語，群眾到處找共產黨”，“到處舉行代表大會和群眾大會，地主階級的政權打得落花流水，政權、土地、武裝三者同時並進，即分田、辦蘇維埃、建立自己的武裝”，群眾組織嚴密，行動勇敢，階級觀念強，對中共信仰非常好，而“對黨信仰主要的原因，是農民在鬥爭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政治上得著解放”。這種情況在其他各革命根據地也大體相同。
毛澤東在江西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調查農村農民，繼續進行理論著述，創建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以年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5月的《反對本本主義》等著作為標誌，在1930年上半年形成了關於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並在次年取得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形成了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即人民戰爭的理論。
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紅四軍1930年6月在長汀組編為紅一軍團，北上江西，進軍南昌。毛澤東、朱德根據自己對革命的認識指揮部隊行動，先後攻占吉水、樟樹、高安，舉行昌北牛行示威，於8月經奉新、萬載等地進入瀏陽，與攻占長沙後退出的彭德懷紅三軍團會合，合組紅一方麵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兼總前委書記，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朱雲卿為參謀長，下轄一、三兩軍團的8個軍，3萬多人。在二打長沙受挫後，紅一方麵軍於9月退返贛西。經過株洲、袁州等一係列會議的爭論和說服後，部隊於10月4日攻占吉安城。7日，在吉安成立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頒布13條政綱。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由此完全連成一片，擁有30餘縣地域，“由南豐到永新，由尋烏到峽江，橫斷江西半壁；由贛州到吉、峽，圍繞贛江流域縱橫數千裏，聯係到閩西，東江，湘東，鄂南等幾大塊赤色政權，如綜合贛東北（隻隔著臨川、金溪）、贛西北之修武銅（可以聯係），以麵積計算，實占江西全省百分之八十左右”。可以說，毛澤東等爭取江西的戰略計劃，至此大體得到實現。
占領吉安前後，在進軍方向和行動部署上，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總前委與以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為領導的江西地方黨組織發生嚴重分歧。江西地方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沒有及時覺察敵我形勢的變化和毛澤東的正確思考，錯誤地堅守進攻南昌、九江的指令，指責總前委不打南昌九江是斷送中國革命，與總前委形成尖銳的對立。這種情況的出現，既與李文林在上海出席了中共中央的有關會議，會後在贛西南堅決貫徹立三路線有關，也有江西地方黨有意無意地維護地方利益、害怕根據地遭受損失的因素。遺憾的是，這種內部矛盾最終未能得到妥善處理，反而在敵人大軍進逼的急迫形勢下，被擴大誤認為敵我矛盾，致使總前委產生對贛西南黨政機關進行“一番根本改造”的認識，李文林等一批江西地方黨領導人被錯誤地認定為AB團分子，整個贛西南黨、團組織和蘇維埃政權遭到全麵整肅，造成了各級幹部的重大損失。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總結的沉痛教訓。
10月底，毛澤東在新餘羅坊主持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會議成功地克服了冒險主義的影響，決定準備反擊國民黨軍的大舉進攻，實行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將國民黨軍誘入根據地予以殲滅。其後，紅一方麵軍轉入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反“圍剿”作戰。在此前後，作為土地革命重中之重的平分土地，經曆反複摸索而找到了適當的辦法：贛西南的分田雖然反複多次，有的地方“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但到1931年春，毛澤東總結土地使用權變動不定對農民生產生活的不利影響，明確提出“民權革命中的土地私有製度”問題，確定要實行農民土地“私有，別人不得侵犯”的所有權，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宣布土地分定後即“土地使用權、所有權通通歸農民”，在土地製度的變革上終於找到了符合實際的好辦法。婚姻製度與家庭關係方麵的變革也是這樣。類似土地製度、婚姻製度這樣反複多次而逐漸完善的情況，也在其他方麵表現出來。
毛澤東等領導的井岡山和贛西南、閩西的鬥爭，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並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此，中共中央根據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發展的條件和現狀，這時已經確定將贛西南（聯接湘鄂贛）建設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成立，周恩來任書記（尚未到達，由項英代理）。蘇區中央局受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負責“管理全國蘇維埃區域內各級黨部，指導全國蘇維埃區域內黨的工作”。2月，又在小布成立蘇維埃中央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4月由毛澤東任主席）。蘇區中央局和中央軍委在贛南的成立，是贛南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標誌。在此前後，毛澤東等領導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群眾，在贛南和閩西的廣大地域內，連續取得了三次反“圍剿”戰爭的重大勝利。1931年9月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贛西南革命根據地與閩西（閩粵贛）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
六、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
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前身為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井岡山失守後，何長工、王佐、李燦等率留守部隊轉入深山堅持，並於1929年3月收複了五井和寧岡。5月紅五軍由贛南返回井岡山地區，基本恢複了湘贛邊界的紅色政權。根據紅四軍前委指示和東固鬥爭經驗，中共湘贛邊界特委二屆四次執委會議隨即決定，以公開鬥爭和秘密割據相結合作為新的鬥爭方式，將政治中心從寧岡轉移到永新。隨後，紅五軍在攻占遂川、寧岡兩縣城後，轉入湘鄂贛邊界，以鄧乾元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特委，堅持領導以永新為中心的湘贛邊武裝鬥爭。
1930年1月，中共贛西特委（1927年10月成立於萬安）、湘贛邊特委和紅五軍軍委在遂川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兩特委合並為統一領導邊界鬥爭的贛西特委，將贛西、湘贛邊地方武裝合編為紅六軍。在2月的二七會議上，又決定將贛西、湘贛邊、贛南三特委合並為中共贛西南特委，贛西南特委在3月正式成立。此後，湘贛邊成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組成部分，中共贛西南特委和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在吉安永陽分別設立西路行動委員會和西路辦事處，負責原湘贛邊6縣工作的指導（特委下設6個行委負責各地工作）。
這一年，該地區先後發生了在永新錯殺袁文才、王佐，九打吉安和富田事變等重大事件。錯殺袁、王是地方黨的一個重大錯誤，招致了極壞的後果，袁、王餘部帶七八十支槍逃到井岡山，與靖衛團結合改掛青天白日旗，“經常出山來燒殺”，致使“寧岡全縣組織倒台”，井岡山根據地從此完全丟失。富田事變的發生及其後的失當處理，導致了江西地方黨政領導層的重大損失和紅二十軍的解體。攻打吉安口號的提出及多次行動，則“爭取了廣大的群眾”，造成由最初發動時一兩萬人參加到“十萬工農下吉安”的巨大聲勢。
1931年夏，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決定，將贛西南革命根據地一分為二，即取消贛西南特委，在贛江以東成立贛東、贛南和永吉泰三個特委（後在寧都成立江西省委）；在贛江以西成立中共湘贛省委，湘贛省委管轄河西和湘東南革命根據地，派王首道、甘泗淇、張啟龍、林瑞笙等前往組織省委。8月1日，以王首道任書記的湘贛臨時省委在永新成立，立即進行了整合贛西、湘東南黨政軍的工作。10月，在蓮花相繼召開湘贛省中共和蘇維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以王首道為書記的省委，以袁德生為主席和張啟龍、彭德懷為副主席的省蘇政府，湘東南的紅軍獨立第一師和贛西的獨立第三師，成為湘贛革命根據地的主力紅軍（1932年兩師合編為紅八軍，李天柱代軍長，王震代政委；成立了以張啟龍任總指揮、甘泗淇任政委的湘贛省軍區）。獨立的湘贛革命根據地至此正式形成。
“湘贛蘇區地跨兩省，但主要部分是在江西。與中央蘇區是以贛江為界，與湘鄂贛是以袁水和株萍為界。”根據地以永新為中心，東起吉安永陽，西到茶陵，南至永新關背，北達萍鄉，縱橫約300華裏，經常占領的縣城為永新、蓮花。根據地範圍後來還有擴大。
古城會議初步確定了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策後，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於1927年10月7日進抵茅坪（27日到達茨坪），進一步確定以這裏為落腳點，開始了創建中國革命第一個農村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毛澤東等決定在井岡山創建根據地而放棄南下湘南計劃，根本原因是這裏具備營建根據地的良好條件。井岡山位於坐落在湘贛兩省邊陲的羅霄山脈中段，這一地區大致包括江西的寧岡、永新、蓮花、遂川和湖南的茶陵、酃縣等6個縣。各縣在國民革命時期均曾建立中共組織和農民協會，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群眾基礎；有一批學生出身，經受過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鍛煉後返鄉從事革命活動的中共年輕幹部；有袁文才、王佐等這樣難得的、富有鬥爭經驗的地方武裝；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周圍的農業經濟也能夠籌集部隊的給養；地處湘贛兩省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而在政治意義上又能夠影響湘贛兩省及兩省的下遊。因此，毛澤東等走遍了整個羅霄山脈，比較之下，認定“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
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從建黨、建政和建軍三方麵著手，開創工農武裝割據局麵，營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建黨方麵，針對馬日事變後各縣黨組織多數遭到破壞的情況，相繼恢複、整頓和發展了各縣黨的組織。在建政方麵，1927年11月打下茶陵縣城，成立了以譚震林為主席的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其後，遂川、寧岡縣以及各區、鄉工農民主政權相繼成立。在軍隊建設上，注重政治教育和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正確處理軍民關係、軍政關係、軍隊內部關係以及爭取敵軍等問題，確定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為部隊的三大任務，並製定出部隊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改造和組建了能夠有力配合正規軍作戰的地方武裝。到1928年2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初具規模。
1928年4月24日前後，一件在中國革命史上富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在寧岡礱市發生，這就是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在發動湘南起義後來到寧岡，與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兩軍會師後，部隊由兩千人增加到1萬多人，合編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6月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王爾琢任參謀長。在此後一個較長時期內，“朱毛紅軍”成為人民軍隊的代名詞，是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匯。
兩軍會師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進入全盛時期。毛澤東等致力於在最短的期間內建設一個黨與民眾的堅實基礎，先後成立了邊界黨政最高領導機關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邊界黨及群眾組織皆大大發展，寧岡、永新及蓮花之一部皆按人口平均分配了田地，各級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各縣成立了赤衛隊。還根據各地土地革命的實踐總結製定了著名的《井岡山土地法》。軍隊內部實行官兵平等的民主製度，“群眾及敵兵俘虜初初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以為是一個夥夫頭，以至於“夥夫頭”成了朱德軍長的綽號。部隊戰鬥力大大增強，並在反“圍剿”作戰中形成了對遊擊戰爭具有重要指導作用的十六字訣。全盛時期的根據地，擁有寧岡、永新、蓮花3個全縣和遂川、吉安、安福、酃縣各縣的一部分，麵積7200平方公裏，人口50多萬。
井岡山的鬥爭經曆了多方麵的艱難和險阻。其一，國民黨軍的連續進攻。工農武裝割據“促起統治階級豪紳地主的恐慌，引為心腹大患，不惜竭力和我們為難，於是一次會剿以至二次三次會剿，一幕一幕的演來”。進攻井岡山的軍隊，既有湘贛兩省的正規軍，經常的有八九個團，最多時達15團之眾，也有各縣的保安隊和地主武裝，人數約有2000左右。其二，物質生活的困苦。陳毅說，9月以後，紅軍衣履飲食非常困難，叢山積雪不化，官兵單衣禦寒，日食紅米南瓜，遭遇“空前的艱難”。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和稻草“金絲被”，以及“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的詼諧調侃，成為艱難生活的寫照。其三，黨內“左”傾錯誤指導的影響。主要來自湖南省委的兩次錯誤指令，分別導致了井岡山鬥爭中的“三月失敗”和“八月失敗”，由湘南農軍為主組建的第二十九團的潰散、優秀指揮員王爾琢的犧牲和敵人進入根據地的殘酷報複。麵對艱難和殘酷，毛澤東、朱德等率領軍民團結奮鬥，條件困難但“官兵奮鬥精神並不低減”，連續取得永新龍源口大捷和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多次粉碎江西敵軍和湘贛兩省聯軍的“進剿”，收複邊界大部分失地，“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隻羊”是當時群眾讚揚紅軍的流行語。
井岡山的鬥爭為毛澤東深入思考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戰略策略提供了實踐基礎。在基本恢複八月失敗中失去的根據地後，毛澤東係統總結鬥爭的經驗和教訓，相繼寫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深刻論證中國工農紅軍和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明確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思想及其發展戰略策略，再次有力地回答了部分同誌中存在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這些理論概括和井岡山的鬥爭經驗，成為毛澤東創建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重要開端，並被中共中央先後介紹給各地紅軍和根據地，對推動土地革命的進程和確立以農村為工作中心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井岡山的鬥爭和毛澤東的理論總結，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
1928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在平江起義中組建的紅五軍700多人，進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寧岡新城與紅四軍會師。“兩軍的會合，進一步加強了井岡山的武裝鬥爭力量，成為全國各根據地中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的一支紅軍。”但這時，因為敵人的長期封鎖，井岡山的經濟危機更形加劇，國民黨當局組織起更大規模的五路進攻，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麵臨更為嚴峻的形勢。1929年1月4-7日，前委書記毛澤東在寧岡柏路村主持召開軍隊和地方黨60餘負責人的聯席會議，傳達中共六大精神，討論應對時局的問題。會議經爭論後認為，軍隊和地方的黨“都要積極起來，打破猶移不堅決與避免鬥爭的不正確的觀念”，建立積極的而不是消極保守邊界政權的應敵政策，決定紅四軍、五軍合編，五軍暫編為四軍的第三十團，彭德懷任四軍副軍長兼三十團團長，滕代遠任四軍副黨代表兼三十團黨代表，彭、滕率三十團及王佐為團長的三十二團防守井岡山；紅四軍大部出擊贛南，實行圍魏救趙、影響邊界以解井岡山之圍的計劃。會間，毛澤東還曾召集小型會議，針對中共六大決議中有關“殺戮土匪首領”的內容，作出不殺袁文才、王佐的決定。14日，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3600餘人下山向贛南進發。彭德懷等率部在強敵進攻下堅守井岡山，1月底經激戰數日終至寡不敵眾，被迫突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以喪失。
二、東固“李文林式”的武裝割據
賴經邦、段月泉（起鳳）領導東固暴動取得勝利後，1927年11月下旬率暴動隊伍從吉安富田返回東固，開始營建東固革命根據地。東固位於吉安、吉水、永豐、泰和、興國等5縣交界處，距各縣城均有50餘公裏，全境崇山峻嶺，外有鍾鼓山、大烏山、白雲山、九寸嶺等大山包圍，內以養軍山為腹地，僅有5條小道通往山外，地勢十分險要，山中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具有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良好條件。
1928年2月，以高克念為書記的中共東龍區委在東固成立；中共贛西特委將東固、永豐、吉水的遊擊隊合編，組建江西工農革命軍第三師第七縱隊，以賴經邦為黨代表，吳江為縱隊長，東固由此有了比較正規的武裝力量。隨後，特委將吉安延福的第九縱隊調到東固，成立第七、九縱隊總指揮部，由江西省委派來的葉天雷任總指揮，詹天龍任黨代表，賴經邦任參謀長（七縱隊隊長段月泉，黨代表詹天龍兼；九縱隊隊長李韶九，黨代表金萬邦）。七、九縱隊不斷向外發展，很快打開以東固為軸心的永豐、興國、於都三縣交界處的割據局麵。同時，在東固地區先後建立了擁有4000餘會員的24個鄉村的農民協會，由江西省委直接領導的贛西南行動委員會也於5月在東固成立，東固革命根據地基本形成。
東固革命根據地是完全由當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創建的。因此，朱德等進入東固後，“發現當地共產黨領導人中間有個很特別的現象。這些人乃是地主的兒子，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地主，但大部分都年輕，受過教育，在大革命時期擔負過重要工作，而且就在那時參加了共產黨。有幾個還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其中有一個是該校的教官。他們全都參加過南昌起義，起義後便回到東固家鄉，開展土地革命”。這一現象，既是東固的重要特點，也比較普遍地存在於整個贛西南革命地區。
在粉碎以吉安縣縣長鄒鬆為總指揮的“五縣會剿”之後，贛西特委將七、九縱隊合編為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二團。紅二團在團委書記兼團長李文林、副團長段月泉等率領下，出擊峽江、永豐、樂安、興國等地，策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反擊湘贛敵軍的“會剿”，連續攻占樂安、興國縣城。後又分出一部與贛南紅軍第十五、十六縱隊合編為紅四團，段月泉任團長，金萬邦任團委書記。紅二、四團成為贛西地方革命鬥爭的主力軍，為擴展東固和贛西南的武裝割據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地的建設在地方紅軍的支撐下得到很大發展，先後改建了中共東固區委，建立了各種工廠、東固平民銀行、消費合作社、平民小學、列寧小學、紅軍醫院、赤色郵政分局等，發行了江西工農政權的第一張紙幣並對國統區的金融產生巨大的衝擊。農民協會則發揮著政權的作用。到1929年2月，根據地範圍已擴大到東西從永豐沙溪到吉安陂下34公裏、南北從興國崇賢到吉水白水60公裏的穩定區域，並開辟有包括周邊縣區的一大片遊擊區，“東固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毛澤東對東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比較不少邊界割據失敗的情形時指出：“東固則另是一種形式。反動勢力已驅逐了，權利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都沒有。郵路是照常的，商業貿易是照常的，邊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沒有，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標，黨的組織和群眾的組織（農民協會）完全秘密著，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這種形式是最好的，因為這種組織取得群眾不致失掉群眾。武裝群眾不是守土的赤衛隊而是遊擊隊，由二十五支槍起手的七九兩縱隊，現改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差不多抵得上四軍的三十一團了，他的戰術是飄忽不定的遊擊，遊擊的區域是很寬的……他們消滅了許多靖衛隊團，打敗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團。他們經常是一角五分一天士兵夥食，從不發生經濟問題。他們與省委特委的關係很密切，交通也方便，敵人完全奈何他們不得。用這種方法，遊擊區域可以很廣，即是說發動群眾的地點可以很多，可以在許多地方建立黨和群眾的秘密組織。”因此，毛澤東將東固稱之為“李文林式”的根據地，而與朱德毛澤東式、賀龍式、方誌敏式的根據地相提並論。東固是一個富有許多獨特色彩的革命根據地。
1929年2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從井岡山下山後轉戰贛南的紅四軍進入東固。20日，紅四軍與紅二、四團在東固螺坑舉行會師大會。陳毅寫詩描述當時情景：“東固山勢高，峰巒如屏障。此是東井岡，會師天下壯。”東固會師，使疲於奔波的紅四軍得到休整和大量物資補充，並獲得井岡山失守的消息，取得了與中共贛南特委的聯係，安置了300餘傷病員，從而對緊接著開創中央革命根據地富有重要意義。隨後，紅四軍留下毛澤覃、謝唯俊、陳東日、李天柱等一批幹部，他們對東固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其後，東固建立區蘇維埃政府，按人口“搭勻來”平分了土地。1929年11月以曾山為主席的贛西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東固成為贛西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後被劃入中央根據地），獨立的東固根據地遂不再存在。
三、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開辟與建設
國民革命失敗後，江西黨團組織的重要領導人方誌敏、邵式平、黃道等返回家鄉，搞來10餘支槍，動員組織農民，領導舉行了弋陽、橫峰武裝暴動。隨後，他們組建工農革命軍開展遊擊戰爭，並在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員饒漱石、馮任幫助下，建立弋橫兩縣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創建了以磨盤山為中心的弋橫根據地。
方誌敏在談到為什麽重起爐灶進行土地革命時說，共產黨員為國民革命盡力、流血和犧牲，不可謂不多，卻遭到血腥的清黨、捕殺。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篤誠的信仰者，相信中國革命的複興必然到來並一定得到最後的勝利，失敗是暫時的，要“重起爐灶，再來幹吧！”因此，當他聽到中共中央決定秋收暴動、土地革命的策略後，“好不滿心歡喜”，遂急速組織暴動，“開始進行土地革命的鬥爭了”。這是對革命發生原因的一個客觀真實的解釋。
弋橫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引來統治當局組織的正規軍與7縣地主武裝在1928年5月的第一次聯合進攻。弱小的工農革命軍“經不住戰鬥”，步步退縮到磨盤山，鄉村受到摧殘，內部人心不穩，形勢一時十分危急，“大有塌台現象”。6月25日，方誌敏在弋橫交界的方勝峰召開幹部會議，商討對策。會議最終否定了少數人埋槍隱蔽或把隊伍拖入白區的意見，決定集中力量擊敵最弱一路、動員群眾和派黃道等開辟貴溪新區。方勝峰會議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是贛東北由弋橫小塊割據區域的遊擊鬥爭，轉變到創造紅軍和蘇維埃根據地的關鍵”。會後，革命軍一舉擊破金雞山一路敵軍，組建工農紅軍第十四團（不久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一團，由巡視員周建屏任團長）。紅軍乘勝擴大進攻，開辟新區，分配土地，後又連續多次打破敵軍“進剿”。有報道說：“贛東共魁方誌敏猖獗異常……各縣靖衛隊因眾寡不敵，曾被其包圍，損失大半，德興縣城，危在旦夕。”到1929年下半年，新開辟的貴溪、餘江、萬年等地，與弋陽、橫峰、德興的大部和上饒西北一部比較鞏固的根據地連成一片。10月，在弋陽九區成立以方誌敏為主席的信江蘇維埃政府（3月成立了中共信江特委，唐在剛任書記），頒布了包括土地、經濟、文化等法令內容的《施政綱領》。原先的小塊區域至此擴大成為包括8個縣蘇維埃政府的信江革命根據地。
1930年爆發的新軍閥混戰，為根據地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7月上旬，紅一團攻占景德鎮，隊伍擴大到4000餘人。中旬，擴編成立紅十軍，周建屏任軍長，吳先民代理政委（後邵式平），胡庭銓為前委書記。中共中央同時決定將閩北劃入贛東北，改組成立了領導機構中共贛東北特委，8月1日召開的贛東北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方誌敏為主席的贛東北革命委員會，由信江、閩北組成的贛東北根據地正式形成。這時，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命令紅十軍進攻九江。紅十軍遠離根據地，遊擊於都昌、湖口、鄱陽、彭澤和皖南地區，擴大了革命的影響，但閩北和上饒、橫峰地區被敵軍占領。繼粉碎國民黨軍對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大規模“圍剿”後，1931年2月，贛東北特委等黨政軍領導機構遷駐葛源。9月，在葛源成立了以萬永誠為書記的中共贛東北省委。11月以方誌敏為主席的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也在葛源成立。葛源成為贛東北根據地的首府。它是位於橫峰縣境內的一個大鎮，南經鉛山以通閩北崇安，西由弋陽以出信河，東接玉山、上饒及浙江，北鄰德興並通婺源、安徽祁門，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國民黨《中央周報》第340期載文說，方誌敏等在此創建根據地，重要機關均設於此，數年間，“贛東、閩北、浙西、皖南之共黨，均以葛源為指揮中心”，因此，“葛源在此三省邊界之重要性，猶中共贛粵閩邊區之瑞金”。此後，贛東北根據地的發展開始進入興盛時期。1932年底，贛東北省委、省蘇政府和省革命軍事委員會，相繼改稱為以萬永誠為書記的閩浙贛省委、以方誌敏為主席的閩浙贛省蘇政府和唐在剛任總指揮的閩浙贛省軍區，紅十軍擴編為第十、十一兩個軍。革命根據地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項建設，富有生氣和創造，被毛澤東譽為“模範省”。
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富有鮮明的特點，曾被毛澤東稱之為“方誌敏式”的根據地。首先，這一根據地完全是由當地知識分子與農民群眾相結合創建的。方誌敏、邵式平、黃道、吳先民、鄒琦、鄒秀峰、方誌純等一大批根據地的創建者，都是贛東北人，熟悉地方情況，特別是他們或就讀於北京師大、北京工業大學、九江南偉烈學校等高、中等學校，或畢業於黃埔軍校，是當時各地創建根據地時較為獨特的富有較高知識背景的一群人士，又多是江西國民革命時期國共兩黨組織的創建者或領導者，很早即富有社會聲望。這些條件，成為贛東北革命發生和成功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深刻原因，也為贛東北的土地革命打上了深深的知識烙印。第二，支撐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武裝力量，完全是當地農民武裝。他們經曆了向工農革命軍和紅軍的成長提升，創造了一套適合當地特點的戰略戰術，逐漸鍛煉成為被稱為紅十軍的一支富有戰鬥力的人民軍隊，不但為贛東北而且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第三，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典型地表現出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特點，由弋橫而信江，由信江而贛東北，由贛東北而閩浙贛，逐次擴大，步步發展，富有創造精神。
四、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
在湘鄂贛秋收起義和農民暴動的基礎上，1928年1月成立了中共湘鄂贛邊特委，領導三省邊界12個縣的工作。7月，新任書記滕代遠到平江恢複遭到破壞的特委工作，與駐軍團長、中共黨員彭德懷等取得聯係，發動平江起義。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彭德懷任軍長，滕代遠任黨代表。其後，彭、滕率紅五軍的四、五縱隊去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黃公略率一、二、三縱隊留下開展遊擊戰爭，與不久改組成立的以王首道為書記的中共湘鄂贛邊境特委、以賴汝樵為主席的湘鄂贛邊境暴動委員會，領導開創湘鄂贛三省邊境的武裝割據。
三省邊境地處山區，會黨組織勢力較大，萍鄉、袁州（今宜春）地區“文化較高，地主收租亦特利[厲]害”，銅鼓、萬載、宜豐等地是崇山峻嶺，田少山多、盛產紙張等，但工人工資低而工時長，地主“普遍收租利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之工農生活非常簡單，並極貧困”，加上秋收起義以來中共組織的工作，因此“贛北修水、銅鼓、萬載、萍鄉、袁州、宜豐等縣民眾要求革命非常迫切”。湘東、鄂南幾縣情況與此相似。它們構成土地革命的重要基礎，也是湘鄂贛割據局麵迅速開展的重要原因。
1929年六七月，邊區遭到三省國民黨軍5個團和七縣地主武裝的嚴重進攻與燒殺，“敵人對於蘇維埃區域是見人就殺，見屋就燒，邊境在這種燒殺政策之下的犧牲者達三萬以上，房屋被燒五萬餘棟，流徙逃亡的民眾達十數萬，赤色割據區房無完舍，十室十空，田園荒蕪，人民無衣無食，種種慘狀不堪言說”。8月，彭德懷率部從贛南返回萬載、平江，運用一套“良好戰術”擊退國民黨軍“會剿”，由李燦、何長工率五縱隊進軍鄂東南，重新打開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革命局麵。10月，以平江、瀏陽、修水、銅鼓、萬載遊擊隊為基礎組編紅軍獨立師，成立“湘鄂贛邊革命委員會”的政權組織，頒布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土地政綱，並在5縣普遍分配土地，開展土地革命。到年底，根據地發展到平、瀏、修、銅、萬和鄂東南的通城、通山、陽新、大冶等縣，武寧、宜豐、宜春、萍鄉等地也加入了鬥爭，湘鄂贛革命根據地至此初步形成。
根據地在1930年得到較大發展。紅五軍利用國民黨軍閥大戰的機會，相繼攻占宜春、萬載、平江、修水、瀏陽等縣城，支撐了湘鄂贛邊特委組織的邊界紅五月總暴動。6月，部隊在大冶擴增第八軍，成立以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任政委的紅三軍團。隨後，紅三軍團未執行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進攻武漢的命令，改向湘東，連續攻占鹹寧、通城和嶽陽，返抵平江。7月27日，擊敗湖南來攻之敵，乘勢攻占湖南省會長沙，造成震驚中外的巨大影響。8月下旬，在瀏陽永和與從江西前來的紅一軍團會合，共組紅一方麵軍。此後，紅三軍團隨紅一方麵軍行動，離開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以獨立師為基礎，組建了紅十六軍，以胡一鳴為軍長，黃誌竟為政委。該軍和不久組建的3個獨立師（其中獨立第二師由贛西北各縣地方武裝升編），成為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主力紅軍。
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因其地理位置受到特別的重視。由於它處於“湘鄂贛三省政治中心的長沙、武昌、漢口、南昌、長武路、南潯路、湘江、贛江包圍之中，因此他在政治上、軍事上、交通上均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既是三省的樞紐，也是勾通贛西南、鄂豫皖、湘鄂西三大革命根據地的鎖鏈，對將“三省革命根據地打成一片”具有特殊意義，因此中共中央曾有將贛西南與湘鄂贛兩革命根據地聯合建成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計劃。後來雖因兩地聯係未能打通而未果，湘鄂贛仍為一塊單獨的革命根據地，但在中共中央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設想中，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仍被寄予很高的期望。
圍困和“進剿”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國民黨軍，經常在40個團左右。經過1930年冬到1931年秋連續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得到擴大和鞏固，先後建立了三省邊境20餘縣蘇維埃政權（江西部分有修水、銅鼓、萬載、宜（春）萍（鄉）、宜豐、瑞昌、武寧等縣，還發展到高安、奉新等地鄉村）。1931年7月，在瀏陽成立了以李宗白為書記的中共湘鄂贛省委；9月召開全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賴汝樵為主席的省蘇政府，駐平江長壽街。省委和省蘇政府的成立，也標誌著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正式成立。
中共蘇區中央局認為，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在這幾年中，擊退了敵人的進攻，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尤其是在幾次革命戰爭中，根據地紅軍和群眾以英勇鬥爭“牽製了很大數量的白軍，這對中央區的勝利確實有很大的幫助”。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側翼。1932年初，中共蘇區中央局實施爭取江西一省首先勝利的戰略，期望湘贛、湘鄂贛根據地與中央根據地打成一片，形成更為廣大的革命根據地，因此要求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將其中心區域由平瀏轉移到銅鼓、萬載地區，萬載仙源其後成為湘鄂贛省委、省蘇政府和省軍區（1932年春成立，孔荷寵任司令員，新任省委書記林瑞笙兼政委）所在地。
五、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等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進軍贛南，實際開始了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曆程。
紅四軍與緊躡其後的5團追兵多次接觸，經大餘、信豐、安遠、尋烏且戰且退，陷於“最困苦”和“疲敗”的狀態。2月11日在瑞金大柏地打敗追兵劉士毅部2個團，進入東固根據地，與江西紅軍二、四團會合並得到休整。在得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經失守後，決定拋棄在固定區域公開割據的政策，“而采取變定不居的遊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之跟蹤窮追政策”，離開東固經永豐、樂安、廣昌、石城、瑞金進入閩西汀州（長汀），擊潰閩西軍閥郭鳳鳴部2個團。3月14日，毛澤東主持在長汀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根據蔣桂軍閥戰爭的時局和贛南閩西的情況，討論紅四軍、五軍和江西紅二、四團的行動方針，決定“以贛南閩西二十餘縣為範圍，以遊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前委要求中共中央“決須確立”這一在贛南閩西由發動群眾到公開割據的計劃，以便建立“前進的基礎”。這次會議首次確定了在贛南閩西開創大片革命根據地的正確決策，對其後形成大的局麵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紅四軍隨即回師贛南。4月1日，在瑞金與從井岡山突圍而來的彭德懷紅五軍會合。5日，毛澤東在瑞金回複中共中央的2月來信，不同意把部隊分得很小、散到農村和朱、毛離開隊伍速去中央工作的指示，進一步闡述了“爭取江西”的戰略計劃。毛澤東分析南方數省的形勢，認為粵湘買辦地主的軍力太大，湘省更因黨的盲動主義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失盡。而贛浙閩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敵軍力量最弱，浙江隻有少數省防軍，福建敵軍不統一、戰力不大，“江西朱培德、熊式輝兩部共有十六團，比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則差得多（和我們作戰過，除李文彬一旅外，其餘都是被我們打敗過的）”。第二，三省黨的盲動主義錯誤比較少，“江西福建兩省，黨及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黨及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豐、興國等縣的紅軍第二團、第四團有日益發展之勢，贛東方誌敏的紅軍並未消滅，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據此，紅四軍前委向中央建議，在國民黨軍閥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這封信對三省特別是江西的主客觀條件進行了詳細分析，不但總結了井岡山鬥爭以來的經驗，而且進一步明確了發展革命的方針。連同此前的有關著述，毛澤東基本完成了在江西營建土地革命中心的理論準備。
毛澤東等立即將爭取江西的方針付諸實施。8日，紅軍攻占於都縣城，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分兵兩路：彭、滕率紅五軍返回井岡山，恢複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朱、毛率紅四軍和江西紅軍，在贛南分兵發動群眾，建立紅色政權，開展土地革命。其後，紅五軍回師湘贛邊，紅四軍遊擊於都、興國、寧都，建立三縣革命委員會，製定《興國土地法》，有力地推動和擴大了贛南的土地革命鬥爭。其後，四軍再次進入閩西，開創武裝割據局麵，建立了以龍岩、永定、上杭為中心的閩西革命根據地。
紅四軍入閩後，贛西南鬥爭在地方黨組織領導下繼續發展。在贛南，1929年5月成立了以蕭韶為書記的第二屆中共贛南特委，特委領導了擴大地方武裝和抗擊敵軍“會剿”的鬥爭，相繼成立了以陳奇涵為書記的興（國）寧（都）行動委員會，古柏任主席和政委的尋烏縣革命委員會及紅二十一縱隊，郭一清、藍廣孚領導的安遠紅十九、二十三縱隊，贛縣紅二十八縱隊，開辟了興萬贛遊擊割據區。在贛西，相繼組建了以羅炳輝為團長的紅五團等4個團的地方紅軍，割據範圍由東固、延福等小塊區域擴大到吉安、蓮花等10縣地區，並於1929年11月，召開10縣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以曾山為主席的贛西蘇維埃政府。次年1月，贛西特委（1927年10月成立於萬安）、湘贛邊特委和紅五軍軍委在遂川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兩特委合並為統一領導邊界鬥爭的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將贛西、湘贛邊地方武裝合編為紅六軍，黃公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委兼軍委書記（後陳毅），毛澤覃為政治部主任，該軍其後成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一支主力紅軍。這次聯席會議，將贛西聯結成了具有相當規模和力量的紅色區域。會後，紅五軍進軍宜春，與紅六軍形成包圍吉安之勢，準備奪取吉安。
但是，贛西黨內這時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在政權建設、土地分配和攻打吉安等方麵處於“黨內政治紛爭不能解決的嚴重關頭中”。在主持召開著名的古田會議和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給林彪的信）後，毛澤東和朱德率紅四軍於1930年1月由閩西返回，在贛南分兵展開工作。2月6日到9日，毛澤東在吉安陂頭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贛西、贛南特委和紅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50多人參加，史稱“二七會議”），解決贛西黨內存在的嚴重分歧，決定贛西南鬥爭的任務和政策。會議分析了全國和江西形勢，再次肯定“以江西為中心的閩粵浙贛湘五省武裝鬥爭是一個日益發展的形勢，也是擴大土地革命影響於全國各地的鮮明旗幟”，認為“中國蘇維埃將繼俄國蘇維埃而出現……而中國之內首先出現的將是江西蘇維埃，因為江西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據此決定擴大蘇維埃區域、特別提出奪取江西全省口號，深入土地革命，擴大工農武裝為贛西南黨與紅軍的三個主要任務。會議批評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張懷萬）等人的錯誤，肯定贛西特委攻打吉安、合並特委、平分土地等做法，作出攻打吉安和在割據區域迅速成立縣區鄉蘇維埃政府的行動部署，製定了《贛西南土地法》，實行“一要分，二要快”、按男女老幼平分的土地分配政策。為形成統一的領導，會議決定將紅四軍前委擴大為統一領導紅四、五、六軍和贛西南、閩西、東江中共組織的大前委，前委由各軍各地17名成員組成，毛澤東任書記；合並贛西、贛南和湘贛邊三特委為贛西南特委。二七會議進一步明確了鬥爭方向、主要任務和政策策略，建立了有利於開創大局麵的領導機構，是江西土地革命發展中具有關鍵性意義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也有失誤之處，這就是誇大贛西南地方黨內的危機（不正確地認為地主富農充塞各級指導機關並決定將其徹底清除），對黨內持不同意見和犯錯誤者實行了從開除黨籍到槍斃的嚴厲處置，從而造成了革命力量的損失。
3月，在吉安富田召開中共贛西南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時，贛南有中共黨員7000餘人，贛西則有2萬餘人。大會貫徹二七會議的精神，對行動目標、分田、擴大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黨與政權建設、經濟和城市政策等作出相應決定，選舉產生了以劉士奇為書記的中共贛西南特委。會議期間，原贛西蘇維埃政府相應擴大改稱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駐吉安陂頭，主席曾山。贛西南特委和政府的成立，標誌著贛西南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
贛西南根據地的土地革命隨即進入高潮，經過從抽多補少到抽肥補瘦的政策調整，農村出現“分田分地真忙”的熱鬧景象。主力紅軍按照前委提出的同時擴大同時深入“伴著發展的工作路線”，再次實行分兵，紅四軍遊擊於贛南和閩西、東江，紅五軍返回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紅六軍遊擊贛西和贛南的北部，擴大革命根據地，曾先後發起八次攻打吉安、五次攻打贛州，贛西南地方武裝被擴編為紅二十軍、二十三軍和三十五軍。動員起來的農民達到400萬，一份當時的報告記載說：“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深入群眾，無論窮鄉僻壤，都普及了黨的政治主張的標語，群眾到處找共產黨”，“到處舉行代表大會和群眾大會，地主階級的政權打得落花流水，政權、土地、武裝三者同時並進，即分田、辦蘇維埃、建立自己的武裝”，群眾組織嚴密，行動勇敢，階級觀念強，對中共信仰非常好，而“對黨信仰主要的原因，是農民在鬥爭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政治上得著解放”。這種情況在其他各革命根據地也大體相同。
毛澤東在江西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調查農村農民，繼續進行理論著述，創建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以年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5月的《反對本本主義》等著作為標誌，在1930年上半年形成了關於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並在次年取得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形成了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即人民戰爭的理論。
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紅四軍1930年6月在長汀組編為紅一軍團，北上江西，進軍南昌。毛澤東、朱德根據自己對革命的認識指揮部隊行動，先後攻占吉水、樟樹、高安，舉行昌北牛行示威，於8月經奉新、萬載等地進入瀏陽，與攻占長沙後退出的彭德懷紅三軍團會合，合組紅一方麵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兼總前委書記，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朱雲卿為參謀長，下轄一、三兩軍團的8個軍，3萬多人。在二打長沙受挫後，紅一方麵軍於9月退返贛西。經過株洲、袁州等一係列會議的爭論和說服後，部隊於10月4日攻占吉安城。7日，在吉安成立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頒布13條政綱。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由此完全連成一片，擁有30餘縣地域，“由南豐到永新，由尋烏到峽江，橫斷江西半壁；由贛州到吉、峽，圍繞贛江流域縱橫數千裏，聯係到閩西，東江，湘東，鄂南等幾大塊赤色政權，如綜合贛東北（隻隔著臨川、金溪）、贛西北之修武銅（可以聯係），以麵積計算，實占江西全省百分之八十左右”。可以說，毛澤東等爭取江西的戰略計劃，至此大體得到實現。
占領吉安前後，在進軍方向和行動部署上，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總前委與以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為領導的江西地方黨組織發生嚴重分歧。江西地方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沒有及時覺察敵我形勢的變化和毛澤東的正確思考，錯誤地堅守進攻南昌、九江的指令，指責總前委不打南昌九江是斷送中國革命，與總前委形成尖銳的對立。這種情況的出現，既與李文林在上海出席了中共中央的有關會議，會後在贛西南堅決貫徹立三路線有關，也有江西地方黨有意無意地維護地方利益、害怕根據地遭受損失的因素。遺憾的是，這種內部矛盾最終未能得到妥善處理，反而在敵人大軍進逼的急迫形勢下，被擴大誤認為敵我矛盾，致使總前委產生對贛西南黨政機關進行“一番根本改造”的認識，李文林等一批江西地方黨領導人被錯誤地認定為AB團分子，整個贛西南黨、團組織和蘇維埃政權遭到全麵整肅，造成了各級幹部的重大損失。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總結的沉痛教訓。
10月底，毛澤東在新餘羅坊主持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會議成功地克服了冒險主義的影響，決定準備反擊國民黨軍的大舉進攻，實行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將國民黨軍誘入根據地予以殲滅。其後，紅一方麵軍轉入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反“圍剿”作戰。在此前後，作為土地革命重中之重的平分土地，經曆反複摸索而找到了適當的辦法：贛西南的分田雖然反複多次，有的地方“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但到1931年春，毛澤東總結土地使用權變動不定對農民生產生活的不利影響，明確提出“民權革命中的土地私有製度”問題，確定要實行農民土地“私有，別人不得侵犯”的所有權，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宣布土地分定後即“土地使用權、所有權通通歸農民”，在土地製度的變革上終於找到了符合實際的好辦法。婚姻製度與家庭關係方麵的變革也是這樣。類似土地製度、婚姻製度這樣反複多次而逐漸完善的情況，也在其他方麵表現出來。
毛澤東等領導的井岡山和贛西南、閩西的鬥爭，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並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此，中共中央根據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發展的條件和現狀，這時已經確定將贛西南（聯接湘鄂贛）建設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成立，周恩來任書記（尚未到達，由項英代理）。蘇區中央局受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負責“管理全國蘇維埃區域內各級黨部，指導全國蘇維埃區域內黨的工作”。2月，又在小布成立蘇維埃中央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4月由毛澤東任主席）。蘇區中央局和中央軍委在贛南的成立，是贛南成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標誌。在此前後，毛澤東等領導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群眾，在贛南和閩西的廣大地域內，連續取得了三次反“圍剿”戰爭的重大勝利。1931年9月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贛西南革命根據地與閩西（閩粵贛）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
六、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
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前身為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井岡山失守後，何長工、王佐、李燦等率留守部隊轉入深山堅持，並於1929年3月收複了五井和寧岡。5月紅五軍由贛南返回井岡山地區，基本恢複了湘贛邊界的紅色政權。根據紅四軍前委指示和東固鬥爭經驗，中共湘贛邊界特委二屆四次執委會議隨即決定，以公開鬥爭和秘密割據相結合作為新的鬥爭方式，將政治中心從寧岡轉移到永新。隨後，紅五軍在攻占遂川、寧岡兩縣城後，轉入湘鄂贛邊界，以鄧乾元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特委，堅持領導以永新為中心的湘贛邊武裝鬥爭。
1930年1月，中共贛西特委（1927年10月成立於萬安）、湘贛邊特委和紅五軍軍委在遂川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兩特委合並為統一領導邊界鬥爭的贛西特委，將贛西、湘贛邊地方武裝合編為紅六軍。在2月的二七會議上，又決定將贛西、湘贛邊、贛南三特委合並為中共贛西南特委，贛西南特委在3月正式成立。此後，湘贛邊成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組成部分，中共贛西南特委和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在吉安永陽分別設立西路行動委員會和西路辦事處，負責原湘贛邊6縣工作的指導（特委下設6個行委負責各地工作）。
這一年，該地區先後發生了在永新錯殺袁文才、王佐，九打吉安和富田事變等重大事件。錯殺袁、王是地方黨的一個重大錯誤，招致了極壞的後果，袁、王餘部帶七八十支槍逃到井岡山，與靖衛團結合改掛青天白日旗，“經常出山來燒殺”，致使“寧岡全縣組織倒台”，井岡山根據地從此完全丟失。富田事變的發生及其後的失當處理，導致了江西地方黨政領導層的重大損失和紅二十軍的解體。攻打吉安口號的提出及多次行動，則“爭取了廣大的群眾”，造成由最初發動時一兩萬人參加到“十萬工農下吉安”的巨大聲勢。
1931年夏，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決定，將贛西南革命根據地一分為二，即取消贛西南特委，在贛江以東成立贛東、贛南和永吉泰三個特委（後在寧都成立江西省委）；在贛江以西成立中共湘贛省委，湘贛省委管轄河西和湘東南革命根據地，派王首道、甘泗淇、張啟龍、林瑞笙等前往組織省委。8月1日，以王首道任書記的湘贛臨時省委在永新成立，立即進行了整合贛西、湘東南黨政軍的工作。10月，在蓮花相繼召開湘贛省中共和蘇維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以王首道為書記的省委，以袁德生為主席和張啟龍、彭德懷為副主席的省蘇政府，湘東南的紅軍獨立第一師和贛西的獨立第三師，成為湘贛革命根據地的主力紅軍（1932年兩師合編為紅八軍，李天柱代軍長，王震代政委；成立了以張啟龍任總指揮、甘泗淇任政委的湘贛省軍區）。獨立的湘贛革命根據地至此正式形成。
“湘贛蘇區地跨兩省，但主要部分是在江西。與中央蘇區是以贛江為界，與湘鄂贛是以袁水和株萍為界。”根據地以永新為中心，東起吉安永陽，西到茶陵，南至永新關背，北達萍鄉，縱橫約300華裏，經常占領的縣城為永新、蓮花。根據地範圍後來還有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