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閱讀頁

第十五章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

  一、臨時國家政權在瑞金的建立

  1?郾代表大會的準備

  在各地創建根據地和建立蘇維埃政權之時,中共中央也在加緊籌建蘇維埃國家政權。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了有各地代表參加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開始計劃建立統一的全國蘇維埃政權。會後成立了“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負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籌建工作,“蘇準會”開始著手進行實際事務的準備工作。同年9月下旬,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全會批評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要求在武漢、長沙、南昌等中心城市建立中央政府的計劃,同時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指出革命已經到了從零星散亂的各地方革命政權的樹立,到建立蘇維埃的臨時中央政權以集中革命勢力、組織革命戰爭、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時期,因此,“建立集中統一的真正的和工農群眾密切聯係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是“當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務”,臨時中央政府要建立在最有保障的根據地內。11月,《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進一步確定,依據土地革命的發展、群眾基礎和便於向一個或幾個中心城市發展等3個條件,將全國各革命根據地劃定為中央區(贛西南、湘鄂贛)、贛東北、湘鄂邊、鄂東北、閩粵贛、廣西左右江等6個,“確定湘鄂贛聯接到贛西南為一大區域,要鞏固和發展它成為蘇區的中央根據地”;在中央根據地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月在江西寧都成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隨即領導起在中央區籌建國家政權的工作。

  成立新型的國家政權是中共改造和發展中國的既定目標,這個目標在中共成立時即已確定。到國民革命分裂,國民黨以武力分共並建立其一黨專製的國家政權時,中共進一步明確了非資本主義的發展目標,提出了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治主張,走上了以獨立領導武裝鬥爭重建國家政權的曆程。因此可以說,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是中共與國民黨在中國發展道路、政治製度之爭中的必然行為和結果,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籌建,則是將這一政略付諸實踐。另外,從中共當時的意圖上看,也有“建立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與各革命根據地政府來對抗國民政府”,以及建立中央政府作為“全國革命運動的指導者與組織者”,並“極大限度地激發推進全國工農群眾的革命爭鬥”等方麵的策略考慮。因此,對為什麽要建立蘇維埃國家政權的問題,應在當時的曆史環境和條件中去認識和總結。

  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為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做了大量的、充分的準備工作。這主要是起草憲法、勞動法、土地法等許多法律文件,醞釀和確定政府成員名單,推選代表人選,確定會議日期及地點等。在經過4次延期之後,蘇區中央局在1931年10月最終決定,11月7日在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2?郾一蘇大的召開和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村召開。黎明時,在會場背後的廣場上,舉行閱兵典禮,毛澤東、朱德、項英等檢閱了紅軍部隊。上午,瑞金遭到國民黨軍飛機轟炸。下午舉行開幕式,項英致開幕詞。晚上,與會代表同駐地紅軍、附近群眾一起舉行提燈慶祝晚會。大會在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說:“到會群眾,人山人海。紅光滿天,莊嚴熱烈空前未有。大會於萬眾歡呼之中,正式開幕。”

  選擇瑞金作為一蘇大會召開地和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是該地具有較好的條件。瑞金位於江西省東南部,東與閩西接壤,到長汀僅40公裏,北、西、南與石城、寧都、於都、會昌等縣相鄰,盡管“縣城狹小,直徑二裏,環城約七裏”,卻居於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直接輻射閩粵贛三省邊境20多個縣,便於領導機關的“居中指揮”。瑞金本身的條件也很好,此時已是“全縣赤化”,又在中心縣委書記鄧小平領導下糾正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全縣土地革命順利展開,政治局勢相當穩定。距瑞金縣城6公裏的葉坪村,則是一個傍依錦江、地勢平坦開闊,交通較為便利的大村莊。全村環境優美,既為樟、楓等參天古樹和青翠竹林所掩映,又有青磚青瓦、古色古香的明清磚木結構建築,村旁可容納數萬人的綠蔭草坪則恰似一個寬闊的大廣場。這裏便於隱蔽和容納臨時中央政府各機構。在這裏召開一蘇大會和建立臨時中央政府,使瑞金和葉坪瞬間舉世聞名。國民黨人說,中共以瑞金“地理位置適中,乃定為偽都,並開偽全國代表大會於此,建偽‘中華蘇維埃政府’,瑞金遂成為中共偽政權之發號司令台。其偽中央黨部政府,偽軍事委員會,偽紅軍學校,偽兵工廠等機關,應有盡有;遂有‘小莫斯科’之號”。又說瑞金“自赤匪據為首都,此彈丸小邑,遂成匪號施令、糜爛東南數省之亂源,消息所傳,世人無不矚目”。

  參加一蘇大會的代表共610名,來自贛西、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贛、湘鄂西、豫東北(鄂豫皖)、瓊崖(海南島)各革命根據地及各紅軍部隊、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還有韓國的代表。大會聽取了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所作的政治報告,項英的勞動法草案報告,張鼎丞的土地問題報告,朱德的紅軍問題報告,周以栗的經濟問題報告,王稼祥的少數民族問題報告,鄧廣仁(鄧發)的工農檢察處報告以及憲法問題報告等。討論並通過了蘇維埃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以及其他各項問題的決議案。會議決定以瑞金為首都,改名“瑞京”。

  19日,大會選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蘇區中央局提名的63名候選人全部當選: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盧福坦、朱德、瞿秋白、張鼎丞、鄧發、王稼祥、徐錫根、範樂春、陳紹禹、彭德懷、關向應、孔荷寵、方誌敏、任弼時、賀龍、沈澤民、譚震林、黃平、曾山、林彪、陳鬱、羅登賢、夏曦、鄧子恢、劉少奇、劉大朝、陳正人、袁德生、崔祺、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軌、陳福元、古大存、韋拔群、張華先、何叔衡、黃蘇、胡海、滕代遠、蕭恒太、羅炳輝、陳毅、張雲逸、周以栗、盧德光、胡均鶴、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劉光萬、餘漢朝、吳致民、劉建中、李宗白、劉生元、王永盛、阮嘯仙。名單基本上包括了各革命根據地黨政軍領導人及部分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他們無疑是當時蘇維埃運動的傑出人物。中執委的產生,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20日,一蘇大會閉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全部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全蘇大會為國家的最高政權,大會閉會後,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執會之下,設人民委員會為中央行政機關,負責處理日常政務,發布一切法令和決議案。

  2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時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為副主席。同時,選舉產生了臨時中央政府組成人員:毛澤東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兼任副主席;人民委員會內設9部1局,由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員,朱德任軍事人民委員,項英兼勞動人民委員,鄧子恢任財政人民委員,張鼎丞任土地人民委員,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員,周以栗任內務人民委員,張國燾兼司法人民委員(實由副委員梁柏台主持),何叔衡任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鄧發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人民委員的稱呼,是蘇聯做法的移植,實際即是部長。會後,還設立了以董必武為院長的最高法院,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人民委員會的組成,表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表明土地革命的中心,已經轉移到江西。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無法再駐上海,也轉移到瑞金。江西成為中共領導土地革命的大本營和中國革命的中心地區,這是江西民國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法律體係與社會結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前後特別是成立後,製定頒布的各類法律法規約120餘部。這些法律法規,大致包括6類內容:一是國家法,包括國家根本法憲法大綱、國家政權機構組織法(或條例)及選舉法令等;二是行政法規,包括行政、紅軍建設、公安、民政、民族政策、文教、衛生、科技等方麵的法令及其有關解釋;三是刑法,包括懲治貪汙浪費和懲治反革命條例等;四是民法,包括婚姻、借貸、產權等方麵的法令條例;五是經濟法,包括財政經濟、稅收、金融、工商業政策、勞動、土地等方麵的法令條例;六是司法製度,包括司法行政、審判製度、檢察行政等法令條例。它們從多個方麵,規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社會製度、政權組織形式與運轉、革命根據地各項基本政策等等,共同反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宗旨與理念,具有鮮明的階級特點、時代特點、民主特點和社會進步性。但由於受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嚴重影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一些法令條文及其具體政策,也有不少內容嚴重地脫離實際,“左”傾錯誤的內容也不鮮見。

  新的政權的建立和大量法律法令的頒布,導致了革命根據地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的全麵重建。土地革命發生後,在革命根據地地域,舊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和建立其上的社會關係被完全瓦解,繼而建立了新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這主要表現在:

  在政治上,確立了工農群眾當家作主、自己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根本製度,這一製度的主體形式,是中華蘇維埃的國家政權和地方政權。國家政權由作為政權機關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作為行政機關的中央人民委員會和作為司法、監察機關的最高法院三個部分組織而成。地方政權則為由省、縣、區一直到鄉村的各級蘇維埃政府。各級政權均由選民的民主選舉產生,並受到選民的有效批評和監督。這就突出了人民群眾在政權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人民的意誌和選擇,新政權也由此具有了較高的合法合理性和行政效率。圍繞著政權這個核心,依次形成政權--群團(工會、貧農團和婦代會等)--工農大眾--全體居民的社會體係,將分散的個人組織成整體,使之互相依存、密切聯係,意誌行動統一。國家權力由此有效地進入鄉村。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也相繼成立,中共作為革命根據地唯一合法的政黨,履行執政黨的職能,與蘇維埃政權形成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在實際運作中,則一直存在黨政不分乃至以黨代政的問題。

  經濟上,在平分土地並逐步建立農民土地所有製的基礎上,建立了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三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異質經濟結構。國營事業是由政府經營的國營經濟,主要是一小部分必要的工業和商業,如軍火工業、對外貿易等,比重不高,但又因其性質和經濟地位,在發展根據地經濟和支持革命戰爭方麵,作用重大。合作社事業,是由群眾出資或入股經營的集體經濟,主要有消費、糧食、生產和信用四類合作社。這類經濟規模不大,平均每個合作社的資本不超過300元,但因其體現出經濟上的組織性和民眾參與上的廣泛性,所經營者又與人民的生產生活直接相關,因此被認為是在生產、供給和分配方麵“戰鬥地團結工農,動員群眾的經濟組織”。私人經濟在革命根據地經濟結構中占有絕對的優勢,主要包括農民的個體土地經營、中小商人的商業經營和農民的自由貿易,采取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形式進行活動。總之,革命根據地經濟結構比較簡單,又受到當時條件的限製和“左”傾政策的影響,導致其所體現的經濟形態和政策並不完善,但從本質上說,它以瓦解封建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和保護人民切身利益為出發點,是新的政權重建生產關係的產物。這一經濟形式,在當時激發了根據地民眾的生產積極性,整合和提高了根據地的經濟力量,如1933年中央根據地的農業生產,比1932年增加一成半,閩浙贛根據地則增加了兩成,因而有效地支持了革命戰爭和根據地的建設。

  在文化教育上,以變革農村文化教育水平落後現狀、實現工農群眾及其子女普遍受教育的權利,“提高鄉村文化”和工農的“普通文化程度”,培育新的社會力量為宗旨,厲行全部免費的義務教育,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在戰爭環境和物資匱乏的艱難條件下,建立了富有特點的文化教育製度,形成了幹部教育、社會教育(成人教育和掃盲)和義務教育(小學教育)三個部分組成的教育體係。革命根據地興辦教育的成效,相當驚人。閩浙贛根據地各村各鄉廣泛舉辦列寧小學,到1934年1月共有280所,使7-15歲的兒童普遍得到入學教育。中央根據地更是如此,其辦學成績連國民黨人也大為肯定。據一份國民黨軍攻占寧都縣後的調查稱,紅色區域對於教育,比革命前更為積極,到1933年夏,寧都一縣即辦有列寧小學184所,夜校368所,識字班5861個,因此認為中共對教育的“辦理精神足資仿效”。同樣,革命根據地也形成了新聞出版、紅色報刊、戲劇、歌謠和俱樂部等多種形式互相配合的新式文化,僅中央革命根據地即辦有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少共中央機關報《青年實話》等在內的130餘種大小報刊。許多民間文藝形式被注入了新鮮、活潑和進步的新內容,而為群眾所喜聞樂見。

  新的政治製度、經濟製度和文化教育製度的建立,促成了根據地內社會關係的轉化,進而構成了一種屬於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形態。這種新的社會形態,與當時的國統區社會形成鮮明的區別。

  三、行政區域的設置與擴展

  按照有關蘇維埃政府組織法規的規定,革命根據地行政層級,為臨時中央政府、省、縣、區、鄉五級架構(1931年11月之前在鄉之下還有村級行政機構。另外還有少數特區、道一級黨政機構,介於省縣之間,統轄數縣,但非常製)。適應當時的條件和需要,各級轄地範圍都相應縮小,每省轄縣未做具體規定,每縣轄12~15個區;每個山地區轄9個鄉、每個鄉約3000人,平地區轄12個鄉、每個鄉約5000人。在省級政府設置上,除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設有5個省和4個中央直屬縣外,其他各革命根據地即各為一省,具體設置為:

  中央革命根據地在一蘇大會後,先後發生著名的寧都起義和消滅“土圍子”、攻打贛州等重要事件,根據地範圍進一步鞏固和擴大。臨時中央政府1932年春分別在原江西省和閩粵贛區基礎上,設立江西省和閩粵贛省。其中,5月在興國縣分別召開江西省黨、政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陳正人為書記、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委和省蘇政府,成立了以陳毅為司令員的省軍區,省委、省蘇政府先後駐興國、寧都,轄27縣(次年改轄22個縣);3月在長汀分別召開的閩粵贛省黨、政代表大會,成立了以羅明任代理書記、張鼎丞為主席的閩粵贛(後改稱福建)省委、省蘇政府,初轄10個縣(次年擴大為15縣)。1933年初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革命根據地範圍迅速擴展,進入鼎盛時期,麵積達到8.4萬平方公裏,人口453萬(時稱500萬),較長時間占領的縣城有24座。臨時中央政府遂對轄區行政進行調整,在江西、福建兩省之外,先後再增設3個省:5月設閩贛省,駐黎川(後移建寧),省委書記顧作霖(後鍾循仁),省蘇政府主席邵式平(後楊道明),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蕭勁光,轄16縣;8月設粵贛省,駐會昌,省委書記劉曉,省蘇政府主席鍾世斌,省軍區司令員張雲逸,轄7縣;1934年5月設贛南軍區,由項英兼司令員和政委,8月增設贛南省,駐於都,轄4縣。該省設立,主要是為紅軍長征作準備。

  中央革命根據地這時的主力紅軍仍是紅一方麵軍,又稱中央紅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總政委毛澤東(後周恩來),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後楊尚昆),總參謀長葉劍英(後劉伯承)。下轄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兼、政委滕代遠)、五軍團(1931年12月組建,總指揮先後為季振同、董振堂,政委先後為蕭勁光、朱瑞、李卓然)、七軍團(1933年6月組建,軍團長兼政委蕭勁光,後來,軍團長為尋淮洲、政委則先後為蕭勁光、樂少華)、八軍團(1934年9月組建,軍團長周昆、政委黃蘇)、九軍團(1933年10月組建,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1933年夏,紅一方麵軍及中央革命根據地地方部隊兵力總數為121044人。

  在江西境內的其他幾個革命根據地,各成立一個省,與臨時中央政府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係。這主要是:

  閩浙贛省:原為贛東北省,1932年12月改稱閩浙贛省,省蘇政府主席仍為方誌敏。該省1933年一度與中央革命根據地打通,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革命根據地擴大,涉及到包括江西弋陽、橫峰、德興、貴溪、餘江、萬年、上饒、鉛山、玉山、廣豐、樂平、浮梁、婺源、都昌、湖口、波陽、彭澤、餘幹、東鄉、金溪、資溪等21縣和閩北12縣、浙西南12縣、皖南7縣的廣大區域,有100多萬人口、1.5萬平方公裏麵積、3萬多紅軍部隊(先後為紅十、紅十一軍)。該省由於在政權建設、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方麵表現突出,在1934年1月的二蘇大會上,被毛澤東稱譽為革命根據地的“模範省”。

  湘贛省: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湘贛省保持了比較穩定的發展,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革命根據地麵積亦有擴大,範圍涉及江西的永新、寧岡、蓮花、安福、遂川、吉安、萍鄉、新餘、宜春、峽江、分宜、崇義、萬安、大餘和湘東南9縣,麵積1萬多平方公裏,人口120萬。省委、省蘇政府駐永新。主力紅軍為紅八軍(後與湘鄂贛紅軍合編為紅六軍團)。

  湘鄂贛省:省委、省蘇政府駐萬載。轄區涉及江西的萬載、修水、銅鼓、武寧、宜豐、宜春、奉新、高安、萍鄉、瑞昌,以及湘東4縣、鄂南8縣,麵積1.2萬平方公裏、人口約300多萬(其中基本區域人口100多萬)。主力紅軍為紅十六、十八軍(後與湘贛紅八軍合編為紅六軍團)。

  1933年最盛之時,上述中央、閩浙贛、湘贛、湘鄂贛各革命根據地,地跨江西等7省150餘縣,在江西省內涉及將近70個縣,約占全省83縣的3/4.

  除此之外,臨時中央政府還管轄鄂豫皖省、湘鄂西省、川陝省等,但這些根據地因與贛南隔離較遠,在戰爭環境下,與臨時中央政府的聯係並不密切。

  四、民眾的組織與變化

  革命根據地的社會,結構比較簡單,但組織程度較高。它通過各級政權和各種民眾組織,將分散的農民群眾組織成一個相當嚴密的整體。

  革命根據地的民眾組織,主要有工會、貧農團、共青團、婦代會、少先隊、兒童團以及赤衛隊、士兵會、互濟會、反帝同盟等等。這些群團組織,既是革命根據地社會設置的實體組織,同時又是革命根據地廣大民眾的活動平台。它們的運作關係是:(1)是政權的外圍組織,緊密圍繞在政權周圍,烘托政權並與之互動,也是政權與個人的中介組織,承擔著諸如接受政權領導,貫徹政權意誌與法令,監督政權工作與經濟收支,向政權輸送幹部和信息,組織社會力量等多重任務。據崇義縣坪峰寨貧農團1932年4次會議議題的記載,他們先後議決了宣傳、選舉婦女代表、選舉鄉蘇代表、擴紅、優屬、慰勞紅軍、戒嚴、赤衛軍、擔架隊、貧農團活動等15件事,範圍相當廣泛。1932年7月《湘贛全省三個月工作競賽各縣群眾團體組織工作比較表》所載,永新、蓮花等縣的貧農團,所做工作也有監視蘇維埃經濟、開荒、討論農民利益、參加分配土地、修路、督促春耕、選舉、改造合作社、帶路、捉反動分子等14件事。這些說明,群團承擔了鄉村的大量工作,是鄉級政權的重要助手。(2)各群團之間關係互補,成員大多可以交叉穿插,如工會中的雇農可以加入貧農團並可組成小組參與團內領導,工人和貧農中的婦女可以分別加入工會和貧農團,同時又是婦代會的成員等等。這些群團自身又有垂直領導係統。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互相依存、密切聯係的社會網絡,上下左右貫通,意誌行動統一,這是國家政權深入鄉村、蘇區社會之所以有力量的奧秘之一。

  蘇區社會的建立,促成了區域內民眾社會地位、思想觀念和行為習俗的變化。首先,以整個階級解放和新社會建設為背景,居民的社會地位發生了整體變化,那種以傳統的家庭背景或個人利益追求為因素所造成的個人地位的升降機製被破除,形成過去處於社會下層的工農群眾和上層的地主階級,在社會地位上的整體性躍升和下移。它改變了工農大眾與政權無緣的曆史,工農大眾成為社會的主人,並且促使他們走出以往與世隔絕的封閉生活圈,擴大了視野和社會交往,擁有了其前輩所不敢企及的社會地位和眼光。與此同時,地主階級被迫從權力中心跌落,發生分化,出現外逃、反抗、投身革命、俯為革命根據地百姓等流向。

  其次,民眾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有了更新。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改變和新思想的教育灌輸,農民開始從更廣闊的角度,思考往昔的窘困、現實的生活和未來的目標,對為什麽而活、怎麽樣活、信仰追求什麽、鄙視反對什麽、什麽是好的值得的、什麽是不好的不值得的等問題,產生了新認識新判斷。許多記載說明,“蘇府範圍內的農民,無論男女老幼……都痛恨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維埃及共產黨的主張,幾乎成了每個群眾的口頭禪。最顯著的是許多不認識字的工農分子,都能作很長的演說,國民黨與共產黨,刮民政府與蘇維埃政府,紅軍與白軍,每個人都能分別解釋”。“一般婦女講話非常漂亮,如‘找對象’、‘參加生產’、‘無產階級’、‘土豪劣紳’、‘資本家’、‘不接受’等名詞在談話中時常流露。十一歲的女子都知‘封建’兩字是罵人的表示”。這說明,政治意識和社會文明觀念融入了民眾的思想中,以至於在日常言談中常常會不經意地表露出來。這種情況,在群眾大會上、民主選舉中、各種運動和競賽時,表露得尤其明顯。思想觀念的變化,也帶來了行為規則和行為方式的變化。大量的工農尤其是農民踴躍參軍(以紅一方麵軍為例,農民占總數的2/3,僅贛南13縣參加紅軍的農民即達33萬多人),婦女積極參加生產,是農民行為方式變化的表現之一。

  再次是社會習俗有所改變。在“改良社會生活”的號召下,革命根據地積極地查禁吸食、栽種、販運鴉片,禁止賭博和偷盜,反對封建迷信,禁止童養媳和裹小腳,提倡衛生文明建設。據民國《瑞金縣誌》記載,蘇區時期瑞金全縣婚喪喜樂、風化習俗都發生了變化,喜宴儉辦,喪事不厚殮,“極力破除迷信”,“煙賭兩項,可謂全被禁絕”,“民事訴訟無有也”。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僧尼道士、算命瞎子等……現在是都改業了”。1933年3月安遠縣龍布區蘇維埃主席團的會議記錄也說明,該地過去的流氓、齋公、煙鬼、仙姑等遊民70多人,均已“安居其鄉,自食其力”。這類情況,除個別牽涉宗教政策者外,可以說成績顯著並富有進步意義。需要指出的是,舊的社會習俗形成於自然經濟條件下?熏經千百年的積澱,絕非一時之力所能變更。

  五、二蘇大會及其對中央政府工作的總結

  毛澤東在一蘇大會閉幕詞中指出,臨時中央政府要擔負起組織戰爭、創造根據地、創造紅軍三大任務,戰爭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此後,以這三大任務為重心,臨時中央政府以很高的行政效率,領導起革命根據地建設的全部工作。

  1934年1月21日,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瑞金沙洲壩舉行。毛澤東在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對兩年來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和“蘇維埃各種基本政策的實施”,從武裝民眾與建設紅軍、蘇維埃的民主製度、對地主資產階級的態度與鎮壓反革命、勞動政策、土地革命、財政政策、經濟政策、文化建設、婚姻製度、民族政策等10個方麵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總結。指出蘇維埃的根本任務和一切政策的出發點,是要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統一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並且要使這個革命在將來能夠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去”;“兩年以來堅持這種政策的總方向,收到了非常偉大的成績”,證實了“隻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會議重申中央革命根據地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國蘇維埃運動的大本營”,通過了憲法大綱和《關於國旗、國徽、軍旗的決定》等多項決議,選舉博古等175人為中央執行委員、鄧子恢等36人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中執委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決定設立外交、軍事、勞動、土地、財政、國民經濟、糧食、司法、內務、教育、工農監察等11個人民委員部,分別以王稼祥、朱德、鄧振詢、高自立、林伯渠、吳亮平、陳潭秋、梁柏台、曾山、瞿秋白、項英為部長;選舉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阮嘯仙為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董必武為臨時最高法庭主席。新組成的第二屆中央政府,沒有再加“臨時”二字。

  二蘇大會召開時,麵臨的形勢比較嚴峻。這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已於1月在瑞金召開,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在根據地內達到極點;國民政府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以不同於以往任何一次的規模和形式,已經進行了幾個月,閩贛省已被占領。因此,這次會議形成的決議,也有不少過“左”和偏激的內容。

  會後,革命根據地進入日益嚴酷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央政府的工作,全麵轉向組織戰爭和後方服務,直至離開江西進行戰略轉移。

  
更多

編輯推薦

1博弈春秋人物正解
2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轉型研究
3俄羅斯曆史與文化
4正說明朝十八臣
5中國式的發明家湯仲明
6西安事變實錄
7漢武大帝
8詠歎中國曆代帝王
9大唐空華記
10紅牆檔案(二)
看過本書的人還看過
  • 紅牆檔案(三)

    作者:韓泰倫主編  

    紀實傳記 【已完結】

    本書以中南海為記敘軸心,以1949年10月至1999年10月為記敘時段,以建國以來的重大曆史事件為背景,記述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核心領導人以及他們的戰友的政治生涯、衣食住行和感情生活。

  • 紅牆檔案(四)

    作者:韓泰倫主編  

    紀實傳記 【已完結】

    本書以中南海為記敘軸心,以1949年10月至1999年10月為記敘時段,以建國以來的重大曆史事件為背景,記述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核心領導人以及他們的戰友的政治生涯、衣食住行和感情生活。

  • 紅牆檔案(一)

    作者:韓泰倫主編  

    紀實傳記 【已完結】

    本書以中南海為記敘軸心,以1949年10月至1999年10月為記敘時段,以建國以來的重大曆史事件為背景,記述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核心領導人以及他們的戰友的政治生涯、衣食住行和感情生活。

  • 菊花與刀:日本文化諸模式

    作者:美 魯斯·本尼迪克特  

    紀實傳記 【已完結】

    作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對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礎、社會製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進行分析,並剖析以上因素對日本政治、軍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麵曆史發展和現實表現的重要作用。用日本最具象征意義的兩種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