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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開辟新路的鬥爭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發動四一二政變和七一五政變,國共合作領導革命建國的模式因國民黨的背叛而夭折,全國革命形勢陡轉。中國共產黨麵對血腥鎮壓被迫另辟新路,走上獨立領導土地革命、探索重建國家的艱難征程。中共的探索,以反抗國民黨的鎮壓和否定國民黨建立的國家政權形式及一黨獨裁統治,開展土地革命,創建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為基本內容。作為實踐新戰略的中心區域,在江西這塊土地上,中共領導舉行了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等一係列起義和暴動,先後建立有井岡山、中央、贛東北(閩浙贛)、湘贛、湘鄂贛等全國最早、最大和最多的革命根據地,直至建立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江西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區曾為根據地地域,被人們稱為人民軍隊誕生的搖籃、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搖籃,打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搖籃,“中國革命前進的偉大基地”。中共在江西等地的奮鬥,試驗了現代中國發展的另一條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一個重要曆史階段,也是中華民國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民國的曆史內容。

  一、中共應對危局的重地

  1927年7月15日,武漢汪精衛集團繼蔣介石之後宣布“分共”,國共合作領導國民革命的生氣勃勃的局麵至此完全破裂。早在4月18日,蔣介石等已在南京建立了一黨專政的國民政府,同時實行流血“清黨”反共的政策。汪精衛集團繼之加入了捕殺共產黨人的行列,並與南京實現了“合流”。中國革命形勢陡轉,事實上再次提出探索重建國家的艱難課題。

  在突遭國民黨的武力排斥與通過國民革命合作建國的模式夭折後,中共“麵對著被敵人瓦解和消滅的危險”,為了生存和理想,決心整頓隊伍,另辟新路,聯合工農繼續奮鬥。1927年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將中共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在湖南、湖北、廣東、江西四省組織農民秋收暴動,實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宣告:“我們黨的責任隻有堅決的與這種新的反革命奮鬥,積聚一切革命勢力,開展這一革命的新階段--土地革命。”在隨後召開的著名的八七會議中,進一步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明確提出在國民革命失敗的嚴重環境下,中國共產黨要整頓自己的隊伍,糾正過去嚴重的錯誤,尋找著“新的道路”,通過武裝工農民眾,創造革命軍隊,建立工農政權,“創造我們自己的自由世界--工農平民的獨立的中華共和國!”在這裏,中共提出了武裝起義、土地革命和中華共和國的應對政策,表明了要通過土地革命另辟建國新路的決心,並立即將其付諸實踐。民國曆史,由此進入國共兩黨及兩種思路、兩種政權針鋒相對鬥爭的時期。

  鑒於當時江西具有的獨特條件和環境,中國共產黨人將實踐新戰略的目光和重心,集聚於此。江西成為國民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應對危局、探索新路的重要地區。

  二、南昌起義與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1?郾八一南昌起義

  1927年7月1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的李立三,與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奉派到達九江,準備組織中共掌握的一部分軍隊,聯合統領第二方麵軍的張發奎重回廣東,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當時,張發奎第二方麵軍已陸續集中九江,擬經南昌南下廣東,受中共掌握和影響的部隊主要在該方麵軍中,其中第四軍、十一軍已向南昌移動,第二十軍也到了九江;張發奎緊跟汪精衛,這時在廬山已經表露要在軍中實行分共的意向;江西駐軍為朱培德部,朱培德雖在6月初“禮送”共產黨人出境,但朱德等已經返回南昌,革命力量經短期受挫後又有發展。李立三等與在九江的葉挺、聶榮臻等分析當麵形勢,感覺情況緊迫,遂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放棄依靠張發奎的設想,“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在南昌暴動”和“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的建議。

  李立三等人的意見,得到在廬山的瞿秋白、鮑羅廷和在武漢的中共中央的同意。二十軍軍長賀龍在譚平山征求其意見時,也表示“熱烈”支持。24日,中共中央正式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組織前敵委員會,派常委周恩來任前委書記(委員有李立三、惲代英、彭湃)赴南昌領導起義事宜。起義後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作為集中政權黨權的最高機關,打繼承國民黨正統的旗號,以反對南京、武漢的國民黨政權。中央還確定了起義後部隊的行動方向。震驚一時的南昌起義決策,至此正式製定。

  26日,周恩來到達九江,當即與在九江的同誌最後確定了南昌起義的行動計劃。隨後,與李立三趕赴南昌,與在南昌的朱德等及中共江西省委會合,葉挺、賀龍也率部抵達南昌。到達南昌的還有惲代英、彭湃、劉伯承、譚平山、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郭亮、周逸群、方維夏、彭澤民、張曙時等。這一大批重要領導人的年齡,當時多在30歲左右。27日,周恩來在南昌正式成立前敵委員會,並主持前委會議決定,30日舉行起義(後因等待受命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中央常委張國燾的到來及說服其同意立即起義,起義改在8月1日淩晨舉行);參加起義的部隊,為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十師,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在九江馬回嶺),第二十軍及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共約20500人。當時駐守南昌的敵軍,主要為朱培德第五方麵軍所部約6個團5000人左右,在兵力對比上,起義軍占有較大的優勢。

  8月1日淩晨2時,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委領導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的指揮下,南昌起義爆發。各部隊按照原定部署,向各守敵目標進攻,經4個小時的激戰全殲敵軍,占領南昌,起義取得完全勝利。起義之前朱德以請客和打麻將為名滯留敵軍的幾個團長、團副,為起義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中共中央仍使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旗號的決定,起義勝利後,召開了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聯席會議,選舉成立了由宋慶齡、周恩來等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宋慶齡等數人當時不在南昌)。這是一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的聯合政權,實即“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權”。不公開打出中共的旗號,源於團結國民黨中一些左翼進步人士和繼承孫中山革命精神的考慮。2日,革命委員會舉行就職典禮,發表了堅持孫中山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反對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和建設農工領導的民主政權、保護中小商民階級的政綱宣言;任命吳玉章為秘書長,劉伯承為參謀長,賀龍代第二方麵軍總指揮兼第二十軍軍長,葉挺代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朱德為第九軍副軍長,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還組設了財政、宣傳、農工、黨務委員會等機構。同日,聶榮臻、周士第率在馬回嶺起義成功的第四軍二十五師部隊3000人趕到南昌。南昌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盛大集會,慶祝起義的成功和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革命委員會對江西省政府也進行了重新任命,免去原省政府主席朱培德、財政廳長黃實的職務,任命薑濟寰代理江西省政府主席、沈壽楨代理江西省財政廳廳長。薑濟寰等即於2日宣誓就職,並啟用新的“江西省政府”木質印信。薑濟寰以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身份發出布告,簡要說明南昌起義的原因及新政府的政策。其中說到:改造始自江西,原以攘除黨賊。實行三民主義,遵行三大政策。武漢之與南京,背叛已同一轍。仗我中央委員,以及革命賢哲,並得二方麵軍,將士同心同德。毅然決然改圖,守我總理遺則。贛省首承其庥,人民欣有喜色。這段話,說明了起義原因、與江西的關係以及江西人民對起義的反應。布告還表明了新政府“力謀民眾利益”、“不與民眾相隔”的態度。

  8月3日至7日,起義軍按照中共中央先前的決定,分批撤出南昌,經進賢、臨川(撫州)、瑞金、長汀南下廣東,以期實現占領廣東、取得海口求得國際援助,然後再進行第二次北伐的戰略意圖。南下途中,部隊曆經艱難與挫折,天氣酷熱,山路崎嶇,給養困難,落伍逃亡重病士兵極多,但仍在瑞金、會昌取得對敵軍錢大鈞部激戰的勝利。9月下旬,部隊進入廣東潮汕地區,遭到廣東敵軍的重兵包圍,在連續艱苦作戰後被打散,起義領導人大多轉到香港,餘部一部分進入海陸豐地區,後改編為紅二師;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戰粵贛湘邊區,後上井岡山與毛澤東部會師,創建了紅四軍。

  南昌起義雖然最終未實現原定的戰略意圖,但它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起義在“共產黨領導下,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不但在革命潮流低落、“廣大群眾沒有出路的時候”振奮了革命精神,挽救了革命的消亡,而且在全國樹立了新的革命旗幟,開辟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新的土地革命時期。八一南昌起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創建人民軍隊和以武裝鬥爭開辟建國新路的開端,南昌也成為人民軍隊“軍旗升起的地方”,並被譽為英雄城。

  2?郾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南昌起義爆發後,中共中央於1927年8月3日發出《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部署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四省舉行秋收暴動,一麵策應南昌起義,牽製壓迫南昌之敵;一麵在廣大農村發動土地革命。中共八七會議進一步肯定了秋收暴動的計劃,會後,中共中央派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回湖南改組省委和領導秋收起義。

  毛澤東著重考慮了起義的旗幟和計劃等重大問題。8月18日,他在討論秋收起義的湖南省委會議上率先提出,起義要公開打出共產黨的旗號,並致信中央,認為再打國民黨的旗幟“必會失敗”。30日,毛澤東與以彭公達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開會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領導秋收暴動;改變湖南全省暴動的計劃,以進攻長沙為目標,將起義地點集中在湘東和贛西。作出這個決定的一個重要依據,是當時在湘贛邊界駐有中共掌握的武裝力量,即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和邊界各縣的一些工農武裝。由中共黨員盧德銘任團長的警衛團,因未趕上南昌起義而轉移到江西修水,此時為掩飾身份而與江西當局商定暫編為“江西省防軍第一師”。它們與鄰近幾縣的工農武裝成為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的基本力量。

  9月初,毛澤東趕赴安源。在安源張家灣召開部署起義的軍事會議上,決定將起義部隊定名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餘灑度任師長,餘賁民任副師長,下轄3個團(約5000人,其中第一團駐修水,由警衛團和平江工農義勇軍、湖北崇陽、通城農民自衛軍組成,團長鍾文璋兼;第二團駐安源,由安源路礦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江西安福、永新、蓮花、萍鄉,湖南醴陵、衡山等地的農民自衛軍組成,團長王興亞;第三團駐銅鼓,由瀏陽縣工農義勇隊和警衛團一個營組成,團長蘇先俊。起義前夕還收編黔軍邱國軒團編為第四團);在修水、安源、銅鼓三地同時起義,以第一團進攻平江,第二團進攻萍鄉、醴陵,第三團進攻瀏陽,各路然後會攻長沙;毛澤東到銅鼓直接指揮第三團(中路)行動,盧德銘任起義軍總指揮。江西方麵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兼安福縣農軍負責人王興亞、中共安源市委負責人寧迪卿等。

  9月9日,以中共湖南省委組織的破壞長沙到嶽陽和長沙到株洲的鐵路為標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正式爆發。三個團隨即在各地先後起義,並分三路分別攻向平江、醴陵、瀏陽,還曾先後占領過醴陵、瀏陽縣城。長沙近郊也有一些農民起來響應暴動。初起時起義氣勢頗為壯觀,“湘東各處敵軍皆紛紛退卻”。毛澤東當時寫下《西江月秋收起義》一詞,記錄了當時的盛況。

  但是,起義軍很快遭到國民黨正規軍優勢兵力的阻擊和反攻,原先收編的邱國軒第四團也在作戰中突然叛變並從背後襲擊第一團,起義軍各路隊伍遭受嚴重挫折。14日,毛澤東率第三團退到瀏陽上坪,主持召開緊急幹部會議,決定放棄原定攻打長沙的計劃,第一、二團餘部速來與三團會合。19日,三個團在瀏陽文家市會合,總人數已銳減到1500人。當晚,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的行動方向。會議發生激烈爭論,最終在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持下通過了毛澤東關於放棄進攻長沙的主張,否定了師長餘灑度等堅持的“取瀏陽直攻長沙”的意見,決定退往湘南,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求生存和發展。文家市會議體現了毛澤東的“上山”思想,挽救了起義軍的命運,特別是在武裝鬥爭的戰略思想上實現了重要轉折,成為“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的新起點”。

  起義軍當即在毛澤東等率領下,由湘東轉入贛西。在曆經艱難、混亂及在萍鄉蘆溪遭襲犧牲了總指揮盧德銘後,於9月29日到達永新縣三灣村。前委在三灣村領導已不足千人的部隊進行改編,將部隊縮編為一個團;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平等的民主製度;在各級建立黨的組織和黨代表製度(班排設小組,連設支部,營、團設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三灣改編重振了部隊的意誌與精神,特別是從組織上確立了中共對軍隊的領導,成為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

  這時,毛澤東根據宋任窮送來的中共江西省委密信,已經與寧岡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和駐在寧岡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聯係。部隊即於10月3日抵達寧岡縣古城。毛澤東在古城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總結起義的經驗教訓,研究在羅霄山脈中段“安家”即建立根據地和團結改造井岡山地區袁文才、王佐農民武裝的問題,初步作出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展工農武裝割據的決定。其後,毛澤東率領這支隊伍轉入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秋收起義是國民革命失敗後中共領導的三大起義之一,它與南昌起義、八七會議一起,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的新時期。毛澤東在起義後期率領部隊向農村和山區的進軍,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和發展方向,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指導思想上,由以城市為中心向農村、農民為中心轉變的先聲與典範。

  三、江西地方武裝暴動的爆發與延伸

  1?郾秋收暴動的組織

  南昌八一起義以後,江西政治形勢加速惡化。8月10日,朱培德發出進一步嚴厲鎮壓共產黨人的通告。隨後,江西相繼組織清黨委員會、“懲治共匪委員會”,“無時不以絕共為職誌”,以軍警力量對中共黨員及進步青年進行殘酷的殺戮。其時,“白色恐怖嚴重的籠罩著全省,許多英勇善戰的革命同誌都犧牲於新軍閥槍刀之下,在順德門外,每日平均至少有一兩個共產黨員槍斃”。袁玉冰等共產黨重要領導人被殺害。據不完全統計,在全省清黨運動中,1927年被逮捕者435人,被殺害者513人;1928年被逮捕者278人,被殺害者82人。據學者的研究,在清黨中被捕被殺的人,不完全是中共黨員,也包括一部分思想激進的國民黨中下層青年黨員。這個比例在江西有多大,尚無準確的數據。經此清黨,全省中共黨員1927年秋冬由5000多人減為1000多人,其中南昌由500多人減至50餘人,“九江、吉安為較有基礎的地方,也差不多解體了,其他各地差不多沒有關係了”。全省工會、農會概遭清洗,中等以上學校為防止共產黨人活動奉令一律停辦。

  中共中央關於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的八七會議精神傳達到江西後,中共江西省委著手準備全省總暴動。中共中央曾指示江西暴動的方式和目標是:“1?郾馬上奪取鄉縣政權;2?郾實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綱;3?郾盡量殺戮土豪劣紳與反革命派;4?郾積極參加革命軍對反革命派的軍事戰爭。”但在1927年9月5日給江西省委的信中,中央改變了江西全省總暴動的計劃,認為江西農民雖有強烈的革命情緒,但黨的力量還較薄弱,實現全省整個暴動沒有希望,強求整個暴動勢必失敗。因此指示江西省委放棄整個暴動計劃,改為發動局部的零碎的暴動,然後逐步匯合成大的暴動。同時,指示江西的“同誌要立刻大批的跑到農民中去”,堅決鬥爭,決不能在嚴峻的形勢麵前存在任何猶豫、等待和幻想。這一改變,極大地保護了江西的革命力量。

  江西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決議”,並在9月製定出秋收暴動計劃和暴動大綱。暴動計劃指出:“秋暴的意義不是毫無目的的騷動,而是要由此更實際的進行土地革命,並深入而且擴大農村的階級鬥爭,建立鄉村農民政權,推翻豪紳地主的統治,肅清鄉村的反動勢力,並借此揭破反動的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省政府壓迫民眾的罪惡,進而推翻他們的統治。”該計劃決定,農民是秋暴的主要力量,同時要團結會匪使其與農民一樣成為暴動的主體,動員小商人參加暴動使之成為暴動的助手,爭取“有不小的力量的”鄉村知識分子“誠懇來致力於暴動工作”;以“政治經濟地位較重要而農運較有基礎或已有農軍勢力”為條件,確定“暴動的起點”,即贛北以修水、贛西以永新、贛東以臨川為起點,影響及聯絡鄰縣;派遣得力幹部前往各起點縣,領導暴動並指揮鄰縣。計劃還對農運基礎不同的地方的暴動政策,作出了規定。後來,根據情況的變化,對暴動起點縣有所更改。

  從9月到11月,秋收暴動在一些地方陸續發動,主要有修水暴動、德安暴動、萬安暴動、吉安東固暴動、星子暴動、鄱陽珠湖暴動、泰和三十都暴動、餘幹暴動等。其中,以萬安、東固暴動和受到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帶動的贛西農軍鬥爭影響較大,“贛西農民與農軍,已割據了蓮花、寧岡、泰和三縣城,並作占領萬安、永新、安福等縣城之準備,以為向南發展土地革命之根據地”。多數地方的暴動,則因為10月間江西省委一度被敵破壞、組織工作受到影響,而未能發動或發動後很快潰散。

  2?郾全省總暴動的爆發

  1927年12月到次年春,江西由秋暴開始的武裝暴動,進入一個大規模展延的階段。

  鑒於此前未能向各地完整傳達中共八七會議精神,也受到廣州起義的巨大鼓舞和中央逐步產生的“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中共江西省委12月在工作部署上連續出現很大的動作。一是下達《什麽是機會主義與怎樣鏟除機會主義》的長篇文件,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指出和批判國民革命後期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提出鏟除機會主義、訓練黨員思想、正確發展革命的策略和辦法。同時,先於中央製定《蘇維埃臨時組織法》、《江西蘇維埃臨時政綱》,印發《政治通訊》,宣傳土地革命和工農民主政權的方針政策,號召人民群眾奮起抗爭,改變自己受壓迫受剝削的命運。這些工作效果良好。《布爾什維克》記載說:江西“自共產黨土地革命的宣傳深入鄉村後,一般農民莫不熱烈歡迎此一政策,其革命情緒風起雲湧,實有一觸即發之勢。”

  二是緊急發布全省暴動總發動動員令。該動員令指出廣州起義後中國革命進展到一個新的局麵,證明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軍閥末日之將至,無產階級、農民的力量可以解決一切。根據這一對形勢的錯誤判斷,江西省委認為“目前有實行全省總發動的可能與必要”,決定“立即實行大規模的暴動”,命令贛西南特委“以萬安為爆發點,領導廣大的農民群眾及城市中小部分的工人店員,匯合各鄉的工農軍聯合武裝暴動,奪取城市,占領鄉村,馬上形成西南總暴動的割據局麵,為江西土地革命的發祥地”;贛北、贛東及其他各地都要實行工農暴動或城市工人罷工。江西省委的這一總暴動計劃,直接源於中共實行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決定,也與江西省委過高估計江西革命力量有關--省委還幾次埋怨中央對江西形勢和力量估計不足。但動員令中對贛西南的部署,其後產生了重要的成果。

  總動員令下達後,各地開始爆發武裝暴動,但規模與省委設想大有不合。1928年2月上旬,省委根據中央關於湘鄂贛三省總暴動的決定,再次發出全省總暴動的指令。省委將全省分為西南、西北、東北、贛東、南潯路5個暴動區(含近50個縣),計劃以贛西南區為全省總暴動的爆發點,贛東北、贛西北、贛東區繼而響應,然後聯合向南昌、南潯路及九江進展,“推翻江西反動統治的巢穴,完成全省總暴動”。這個總暴動計劃是前一動員令的繼續,既有可行的內容,也有脫離實際和冒險的成分。在暴動建立工農政權的目標下,各地黨組織帶領工農群眾奮勇鬥爭,於1927年底尤其是1928年春掀起一個武裝暴動高潮。

  武裝暴動重點在贛東、贛西和贛南展開。主要有:方誌敏、邵式平、黃道、吳先民等領導的弋陽、橫峰暴動,曾天宇、汪群、張世熙等領導的萬安、泰和暴動,賴經邦、李文林、郭延祿、胡海等領導的東固、延福暴動,羅貴波、藍廣孚等領導的南康潭口暴動,鄧貞謙等領導的萍鄉上栗市暴動,黃世秦、賴傳珠、鍾正泉等領導的贛縣大埠暴動,叢允中、蕭風鳴、郭一清等領導的信豐暴動,蕭韶、丘倜等領導的於都暴動,劉維爐、古柏等領導的尋烏暴動,曾山、周冕等領導的吉安官田暴動,陳奇涵、鍾循仁等領導的興國暴動,陳金泉、劉國興等領導的瑞金武陽暴動,吳江、嚴玉如、詹天龍等領導的永豐暴動,等等。這些暴動的共同特點是:暴動是中共各級負責人員深入農村,經過比較認真的準備有組織地發動的;暴動以土地革命和工農民主政權為旗幟,目標十分明確;在暴動過程中一般建立了革命武裝,有的隨後成為工農革命軍、紅軍,如贛東北的紅十軍、贛西南的紅二、四團等;暴動失敗後,都轉入農村遊擊戰爭,以井岡山為榜樣進行武裝割據,建立了政權和根據地,其中突出者如贛東北和贛西東固,後來分別被毛澤東稱之為“方誌敏式”和“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據地。萬安也因建立了江西第一個縣工農政權,而在共產國際備受讚譽。

  暴動造成了“江西的農村起義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紅軍遊擊隊比哪一省都要多”的形勢。這一形勢出現的原因,除了江西省委的組織以及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江西經濟主要是封建經濟、地主武裝較弱,沒有本省的軍隊和距離帝國主義的影響較遠一點等外,還須看到國民革命時期江西農民運動打下的紮實的基礎,汪精衛集團叛變前幾天,在毛澤東主辦的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的150名江西籍學生返贛,被分配到全省28個縣,方誌敏主辦的江西全省農運短訓班的學員同時返回各縣,他們成為各地農運和武裝鬥爭的組織領導者。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鬥爭,也直接帶動了贛西的農民暴動,並給贛南乃至全省以極大的影響、推動和支援。全省農村武裝暴動的組織與發動,為其後江西成為中共領導土地革命戰爭的大本營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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