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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國民黨政權的成立與民眾運動的高漲
一、國民黨江西省政權的成立
蔣介石在指揮作戰的同時，也在為組建江西省政權做準備。1926年9月21日，即他入贛後的第三天，即分別致電宋子文和朱培德，稱在省政府正式成立前，擬暫設江西省財政委員會，管理江西財政；委員會由各軍及省黨部各派一委員組成，委任總司令部軍需處長俞飛鵬為主任。該會在進入南昌後正式成立，立即接管原省財政廳事務及職員，委派了榷運、煙酒等局的新局長，並分設贛北、贛南、贛西和贛東4個辦事處，統一辦理地方和軍隊的財政事務。
繼而組建政務委員會。10月3日，蔣介石電複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告擬組織江西省政務委員會，管理全省政務；組成人員由各軍政治部選派。委員會於11月15日通電成立。按照經蔣介石批準的《江西政務委員會組織大綱》的規定，在省政府未正式成立前，政務會“秉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命〕辦理江西全省一切政務”，11名委員及主任均由總司令任命。該會由陳公博任主任，薑濟寰為副主任，內設一處四科（即秘書處，總務科、民治科、教育科、建設科）。
在財政、政務兩委員會之上，還組建了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江西省政治委員會。11月12日，蔣介石以中常會主席名義，委任朱培德、白崇禧、程潛、李宗仁、魯滌平、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熊式輝（正式成立時改為賴世璜）、張國燾、李仲公、張定璠為委員，以朱培德為代理主席，組成江西省臨時政治會議（正式成立時改稱政治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奉中央政治會議和總司令之命，指導和決定全省政治、財政和軍事事務。該會於12月4日通電就職。它與財政、政務委員會共同構成江西全省臨時政權機關。三委員會的相繼成立，標誌著國民黨江西省政權的建立。
政治、政務兩委員會均設於原省長公署。新政權以“打倒貪官汙吏，鏟除土豪劣紳，建設廉潔政府”為口號，在3個月的時間裏，為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有所作為。政治上，製定《江西各縣行政公署臨時組織法》，在各縣設縣長一人，“承政務委員會之命管理一縣行政事務”，縣署內設總務、民政、財政、建設四股，建立起了新的縣一級政權係統；組建南昌市政府，1927年元旦成立的市政府，由張定璠任市長，分別以周貫虹、張黃、戴石浮、冷沫光、程懋型任財政、教育、公安、工務、公用五局局長，在南昌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現代市政機關；解散省議會、省農會等舊機關團體，批準設立新的省總工會、省農會等社會團體；組織“逆犯”懲辦委員會，審判並槍決了民憤極大的張鳳岐、嶽思寅、唐福山等5人（在贛北被俘的3個軍長中的兩人，也因孫傳芳槍殺了北伐軍的一個團長而被槍決），等等。經濟上，組織清查逆產委員會，查出逆產一千萬元，還抄沒了張天師的財產；整頓財政，平抑物價，平息了一度因舊紙幣引發的金融風波和第三軍部分軍人的鬧餉事件。但南昌城牆也被決定拆毀。文化上，擬議在南昌市以原省立法、工、農、醫四個專門學校為基礎，合組江西中山大學，1927年2月1日，政務會任命王恒、吳有訓等7人為委員，組成籌備委員會，籌委會秘書處也隨即設立並開始工作。該大學後因故未能設立。臨時政權這個時期的運行，與北洋軍人的統治判然不同，因而被輿論稱為“新政”。
這時的南昌，據當時蘇聯顧問們的描述，是一個“商人、手工業和小官僚的寧靜的城市。該城總共不到二十萬居民，四周圍著中世紀的厚厚的城牆，在這裏沒有工廠式的工業，一所不大的電廠是個例外”。在這個“大而古老的城市”中，也“差不多沒有歐式建築物”。而戰爭對南昌以及贛西、贛中、贛北、贛東的破壞也很大，特別是“南昌遭災，比武昌厲害，城邊一帶街市鹹被燒毀”。因此，新政權麵臨的建設任務，是相當艱巨的。
按照三個月內設立正式省政府的要求，蔣介石也在緊鑼密鼓地選擇政府人員。他不依政治委員會代主席轉任省政府主席的常例，電召時在馮玉祥處的李烈鈞返贛主政。1927年1月11日，李奉命回到南昌，受到盛大歡迎。2月中旬，蔣介石在昌召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59次會議，通過他選定的省政府成員名單：由李烈鈞、朱培德、楊賡笙、周利生、王鎮寰、程天放、周雍能、薑濟寰、徐元誥、熊式輝、張國燾11人組成省政府，以李烈鈞為主席，楊賡笙為民政、周雍能為財政、程天放為教育、徐元誥為司法、薑濟寰為建設廳廳長。與前麵的政治委員會不同，省政府委員名單中，基本上排斥了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共產黨人隻剩張國燾，而張並不在江西，實屬空名；左派隻有薑濟寰，朱培德態度此時尚不明朗）。2月20日，江西省政府成立典禮在南昌舉行，國民政府主席譚延愷、總司令蔣介石發表訓詞，各委員宣誓就職，同時向全國發表就職通電和《江西省政府成立宣言》。至此，國民黨江西省政權正式成立，政治、政務、財務三個臨時委員會隨告結束。
蔣介石一麵掌控著政權，一麵盯住了黨權。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在北伐軍進入江西後，由秘密轉為公開，執、監委員均為“一大”所選各人，由方誌敏、鄧鶴鳴、塗振農三位常務執行委員主持全省黨務（常務執委趙醒儂於北伐軍打下南昌前夕被軍閥鄧如琢殺害）。省黨部以共產黨人為主體，在配合北伐軍作戰、動員工農群眾及恢複、發展組織等方麵，富有貢獻。同時，在一些政治、財政問題上，也十分堅持原則，如“財務委員會堅持要繼續征收鴉片捐，並且美其名曰‘寓禁於征’；而省黨部則堅決主張禁絕鴉片，反對繼續征收鴉片捐，提出可以開征殷富捐，以彌補財政的收入”。國民黨右派對省黨部十分不滿，攻擊“省黨部均為共黨操縱”，而改選省黨部以掌握黨權，亦早在蔣介石的計劃內。蔣介石剛剛進入江西，即特調贛籍國民黨人段錫朋、鄭異（11月又加調洪軌）入贛專辦黨務。段錫朋等因在江西沒有政治基礎，隨即羅致人員，在南昌和各縣組織擁蔣反共的國民黨右派政治團體AB團。段錫朋後來說：民國十五年底，“共黨把持江西黨務，操縱民運。彼以黨團運用，我則散漫無歸”，他作為中央特派員，視此焦急異常，遂向幾位到昌的中央常務委員商請辦法，“嗣得中央命，遂仿其他各地組織忠實同誌之法，組織本省忠實同誌，以與共產黨團奮鬥。因是遂由程天放、周利生、王鎮寰、洪軌等同誌及兄弟組織AB團，取英文反布爾紮（什）維克之義，團結一般忠實同誌，以從事於反赤工作”。AB團成員主要有（後來有分化）：段錫朋、周利生、程天放、洪軌、巫啟聖、曾華英（女）、熊育鍚、王禮錫、王冠英、羅時實、賀揚靈、賀其申、薑伯彰、王鎮寰、甘家馨、黃北雅、薛秋泉、何人豪、尹敬讓、戴源清、劉抱一等。11月下旬，蔣介石主持召開江西政治、經濟、黨務聯席會議，決定“克期”召集黨代會，“準備省黨部之改選”。1927年1月1-15日，國民黨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由方誌敏等上屆執委主持，但最後由蔣介石和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等“圈定”新一屆執行委員，組成了以AB團成員為主的新一屆省黨部。在九名執委中，共產黨人僅隻一人。由此，蔣介石在黨務方麵，也實現了基本排除共產黨人、完全控製省黨部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蔣介石排擠共產黨人的意圖能夠實現，也與中共中央此時的退讓政策關係極大。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曾就江西政府組織和黨的工作致信批評江西中共組織，內容為：（1）江西臨時政權中的4名中共黨員可以暫不退出，但“以後必需換人”，“決不能兼作政府委員”；（2）贛北3名中共黨員出任縣長，是“江西同誌之腐敗墮落”，是“機會主義作官熱的傾向”，忘記了“我們的黨還是一個在野黨，絕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要求江西“必須急速糾正”、“嚴厲取締”這種“錯誤傾向”，並立刻限期命令已任縣長者辭職，否則開除黨籍；（3）過去江西同誌拚命占據國民黨的位置（省黨部9人中占了8人），這是“不討好”的事情，“是一群小孩子在鬧”，因此要準備改選，“我們至多隻占農民、青年、宣傳三部”。在同月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上，也作出決議，批評“江西同誌尤其是任國民黨工作的同誌，常表現獵取官職的傾向，江西黨部應嚴厲的糾正之”。這樣，一麵是蔣介石的排斥，一麵是中共的退讓，最終造成了江西黨政權力一邊倒的現實。
二、全省民眾運動的高漲
在北伐進軍中，江西民眾運動迅速興起。各級黨部公開領導民眾運動，全省民眾遂首先成為支援北伐作戰的重要力量。
江西民眾尤其是工農群眾，給北伐軍以巨大的支持。“人民之希望與擁護革命軍，不減於湘境”，他們熱情“幫助國民革命軍，到處與孫軍為難，而使孫軍到旱地來就覺得運輸糧食等困難，民眾隻給國民革命軍種種便利（引路、當偵探、組輸送隊）”。1926年10月10日戰況激烈之際，九江碼頭工人和船員還一舉將孫傳芳裝載2000餘士兵和軍用物資的“江永”號大貨輪炸毀，給孫軍以沉重打擊。北伐入贛各軍在其軍事報告中，幾乎都記錄有江西民眾大力支援作戰的情形。蔣介石也認為，“從兩廣出來，先到湖南、湖北，再到江西，沒有一處不受到人民歡迎，不得人民幫助”，是北伐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重要原因。
北伐軍進軍和攻占江西，反過來也成為極大地促進民眾運動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此前，在軍閥壓製之下，民眾不敢有何組織。“當時有所謂四法團，如省議會、總商會、省教育會、省農會者，則不過軍閥之應聲蟲耳。”南昌攻克後，它們立即被解散。在黨政當局支持下，相繼組建各類新的民眾團體，民眾運動遂勃然興起。
1？郾農民運動
如前所述，農民群眾在江西最先得到較廣泛的動員組織。因此，“革命軍來，農民協會如怒潮般地發展”，農民群眾對革命軍歡迎“尤甚，幫助革命軍的工作比他省更多”，較各界“其功尤大”。1926年11月19日，江西省農民協會籌備處首先在南昌百花洲成立。籌備處在臨川、吉安、贛州分設贛東、贛西、贛南辦事處，迅速建立起對全省各縣農運的聯係和領導，並積極籌建省農民協會。
江西農運得到中共中央和江西臨時政權的重視與支持。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局通過了當前集中發展湘鄂贛豫四省農民運動、舉辦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計劃。11月26日，由滬赴鄂的中共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到達南昌，在昌幾天中相繼會見第六軍黨代表林伯渠、第二軍代軍長魯滌平和副黨代表李富春、江西省黨部和省農運負責人方誌敏等，商談開辦農講所和選派學員、籌集經費問題。“由於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麵做工作，二十九日江西臨時政治委員會作出決議：江西選派一百五十名學員送武昌農講所，並負擔經費一萬二千元。”這件事產生了良好反響。後來，湘、鄂兩省選派學員及負擔經費，也仿照江西的辦法。江西還選派龍式農、王禮錫為江西省籌備員，參加武昌農講所籌備處的工作。“稍後，江西省政治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決定，由通誌局款項下每年撥十三萬五千元作為省農協的經費。”
1927年2月20日至28日，江西省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在南昌舉行。這時，全省縣、區、鄉農民協會的會員，“總共不下三十萬人”，大會代表來自54縣農民協會。大會在方誌敏等主持下進行，以團結和集中全省農友“設法子起來解除自己的痛苦”為中心，通過了《江西省農民協會章程》等35項議案，提出各縣農協應與縣政府、縣黨部及各民眾團體共組特別法庭審判土豪劣紳，組織農民自衛軍，工農大聯合，減輕佃租25%，取締高利貸，廢除苛捐雜稅，解放婦女，組織合作社。大會在中共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的支持下，挫敗了國民黨右派圈定執行委員的企圖，選舉產生了17人組成的江西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執委會以方誌敏、陸智西、劉一峰、王枕心、丘倜為常務委員，方誌敏兼秘書長。省農民協會正式成立。省農協成立後，出版《江西農民》作為機關刊物，宣傳農民運動和國民革命；先後在省、縣組建了農民自衛軍和自衛隊。全省農運有了直接的領導機關和言論陣地，呈現出更大規模的發展勢態。到1927年夏，70餘縣建立了農協組織，農協會員發展到約60萬人。
2？郾工人運動
北伐軍入贛後，江西工人運動日漸高漲。1926年9月10日在萍鄉、11月3日在贛州、12月26日在九江、1927年1月1日在南昌相繼成立了總工會（吉安則早在1925年9月20日成立了總工會），開展以支援北伐和保障職業、改善待遇為中心的工人運動。1927年1月17日，江西省總工會籌備處在南昌成立。經過一個月的籌備，2月23日，在南昌召開江西全省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時，全省已有17縣市成立了總工會，25個縣市成立了總工會籌備處，加入工會的會員人數有10餘萬人。大會通過了11項決議案，提出改良工人待遇、無故不得開除工人、女工與男工同等工作同等待遇、組織工人糾察隊、製定勞工保護法、創辦合作社和工人補習學校及子弟學校，號召全省工友“嚴密組織，加緊訓練，一方麵為工人本身利益而奮鬥，一方麵與農、商、學、兵一致聯合，向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派決戰，完成國民革命，以達到自身的完全解放”。大會選舉肖弩鋒、張國、陳讚賢、沈建華等9人為執行委員，以肖弩鋒為委員長，李筱青為副委員長，正式成立了江西省總工會。會後，全省工運進一步發展，各縣籌備處紛紛轉而成立總工會，工人群眾在對國民黨右派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的骨幹和領導作用。到1927年7月底，全省縣一級總工會發展到64個，工會會員發展到20多萬人。
在工運高潮中，江西也出現過一些過激行為。有的地方將小資本家列為鬥爭對象，打擊麵過寬；有的提出普遍增加工資30%，南昌洋貨店員甚至提出三級加薪（每級每月依次增加現洋20元、15元、10元），經濟要求過高；罷工頻繁，行為激烈，僅南昌1926年底1927年初“計前後罷工者，已不下十餘業，所有要求條件大抵強迫承認，甚有將業主捆綁遊街者”。這種過激行為，在農運高潮中有的地方也發生過。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當時為國民黨右派所掌控的江西黨政當局對民眾運動采取既支持又壓製的政策，江西工農運動中的過激行為，相對說來並不十分嚴重，這是當時江西比較特殊的一個現象。
3？郾其他民眾運動
1926年3月，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內增設商民部，負責組織、聯絡商民工作。北伐占領南昌後，省臨時政委會立即頒布《商民協會章程》，規定商民協會是參加國民革命的商民的組織，凡買辦、牧師、劣紳、貪官汙吏及外國籍者不得加入。繼萍鄉之後，各縣相繼成立了商民協會（不少由當地黨部商民部長負責）組織。景德鎮、豐城、南昌等地將原商會改稱為商民協會，但也有不少地方未改，仍稱商會。江西全省商民協會亦在南昌成立。各地商民協會多以籌款方式支持北伐軍。但也有的協會為在與工人的談判、鬥爭中維護商民的利益，而出款賄賂軍政當局人員（如贛州）。
婦女運動十分活躍。1926年11月間，國民黨中央黨部婦女部的蔡暢、鄧穎超、劉清揚等人，從廣東來到南昌指導婦運。她們在省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內開辦婦女短期訓練班，培訓婦運幹部，籌建婦女組織。12月3日，南昌婦女解放協會召開成立大會，選舉李桂生、周治中、程孝福、曾華英等9人為執行委員，肖國華、賀服丹等5人為候補委員，李桂生（1927年5月擔任省黨部婦女部部長）任主任委員，周治中、曾華英任副主任委員。該會在江西省婦女解放協會未成立前（1926年11月成立了籌委會，但後來一直未正式成立），代行其職權。在此前後，全省各地相繼成立婦女解放協會、女界聯合會等有57個。協會的主要任務是動員婦女群眾投身反帝反封建鬥爭，爭取男女平權和婚姻自由，還發動婦女剪發、放足、保護女嬰。
在以鄒努為主席的江西全省學生總會（1926年5月在南昌成立）的主持下，江西青年運動的開展，也極為熱烈。南昌、九江、贛州等一些市縣也成立了學生聯合會的組織。青年學生革命熱情高漲，許多人還投筆從戎，紛紛加入北伐軍。
三、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北伐進軍和民眾運動興起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促進了江西人民反帝鬥爭的高漲，一舉收回了九江英租界。
北伐軍占領九江後，由獨立第二師擔任九江警備任務。師長賀耀祖為避免引發外交糾紛，派出憲兵在九江英租界四周日夜梭巡。與此同時，英人也加強了租界的警戒。
1926年11月27日，九江英商太古、怡和和日商日清三大公司的碼頭工人，向英、日公司提出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權利、不得隨意開除工人、增加工資等九項要求，遭到拒絕後當天舉行聯合大罷工。其後，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市總工會、獨立二師政治部及江西省財政委員會委員周雍能等，邀請工人與公司雙方代表舉行了多次談判。期間，日清公司於1927年1月3日同意了工人們的要求，兩個英商公司則仍堅持一概拒絕，該兩碼頭工人的罷工也就仍然持續，大量物資因無人搬運，在碼頭堆積如山。工人們還組織糾察隊，每天在碼頭及沿江地區巡邏，以維護秩序並防止有人破壞。
1927年1月3日，漢口英租界發生英兵殺傷碼頭工人的“一三慘案”，5日，漢口英租界被武漢人民占領。消息傳到九江，在全城人民中產生激烈反應。6日，在中共組織發動下，數萬九江民眾上街舉行反英示威遊行。下午3時，工人糾察隊員吳宜山等發現有英人雇使華工搬運行李和大米上船，上前阻止。英人遂招水兵上岸，毆打糾察隊員，至吳宜山“當即昏去，受傷甚重”，造成九江“一六慘案”。在場民眾紛紛怒斥英人，英人當即關閉租界鐵門，架起機槍，江中英艦脫去炮衣，並對市區施放兩炮（未裝實彈）。英人的行為引發民眾的更大憤怒，租界內的碼頭工人遂首先拔除鐵絲網，撞開租界大門，租界外的民眾趁勢擁入，一舉占領了九江英租界。租界內的英人及上岸水兵均退上英艦。由於當時民眾革命積極性高漲，而英國方麵也缺乏思想和軍事上的準備，因此未發生武裝衝突。
事件發生時，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適在九江，應英領事請求，宋出麵演說勸解民眾，並命賀耀祖派兵“平息騷動”，向英人許諾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民眾與英方不發生“直接衝突”。其後，駐軍當局亦應英領事要求，派兵入駐租界。九江軍民均要求武漢國民政府與英方交涉，收回租界。1月10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委派趙畸、周雍能組織九江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周任委員長，在軍隊配合下，管理租界內的一切行政事務。郭沫若、林伯渠、賀耀祖等均到租界內視察，指示機宜。全省和全國許多地方的民眾，以及部分海外僑胞對九江人民的鬥爭，給予了熱烈的支持。江西省各民眾團體共同組織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漢潯案件委員會和反英市民大會等活動。
武漢國民政府與英國雙方代表，於1月12日開始就漢、潯租界問題在武漢舉行談判。由於英國政府經過反複考慮，決定不采取武裝奪回租界的強硬行動，交出漢口、九江英租界的行政權和治安權，繼19日簽訂“漢案協定”後，20日，“潯案協定”也在漢口簽字。“潯案協定”規定，“由英國政府將九江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並自三月十五日起，將九江租界區域行政事宜，無條件移交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同意給予銀元四萬元，以清償在收回租界行動中英國人所受的損失。根據這一協定，1927年3月15日，九江英租界由國民政府正式收回管理。同年7月，廬山牯嶺租借地的行政管理權，也由國民政府正式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和廬山租借地的收回，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重大勝利。
蔣介石在指揮作戰的同時，也在為組建江西省政權做準備。1926年9月21日，即他入贛後的第三天，即分別致電宋子文和朱培德，稱在省政府正式成立前，擬暫設江西省財政委員會，管理江西財政；委員會由各軍及省黨部各派一委員組成，委任總司令部軍需處長俞飛鵬為主任。該會在進入南昌後正式成立，立即接管原省財政廳事務及職員，委派了榷運、煙酒等局的新局長，並分設贛北、贛南、贛西和贛東4個辦事處，統一辦理地方和軍隊的財政事務。
繼而組建政務委員會。10月3日，蔣介石電複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告擬組織江西省政務委員會，管理全省政務；組成人員由各軍政治部選派。委員會於11月15日通電成立。按照經蔣介石批準的《江西政務委員會組織大綱》的規定，在省政府未正式成立前，政務會“秉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命〕辦理江西全省一切政務”，11名委員及主任均由總司令任命。該會由陳公博任主任，薑濟寰為副主任，內設一處四科（即秘書處，總務科、民治科、教育科、建設科）。
在財政、政務兩委員會之上，還組建了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江西省政治委員會。11月12日，蔣介石以中常會主席名義，委任朱培德、白崇禧、程潛、李宗仁、魯滌平、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熊式輝（正式成立時改為賴世璜）、張國燾、李仲公、張定璠為委員，以朱培德為代理主席，組成江西省臨時政治會議（正式成立時改稱政治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奉中央政治會議和總司令之命，指導和決定全省政治、財政和軍事事務。該會於12月4日通電就職。它與財政、政務委員會共同構成江西全省臨時政權機關。三委員會的相繼成立，標誌著國民黨江西省政權的建立。
政治、政務兩委員會均設於原省長公署。新政權以“打倒貪官汙吏，鏟除土豪劣紳，建設廉潔政府”為口號，在3個月的時間裏，為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有所作為。政治上，製定《江西各縣行政公署臨時組織法》，在各縣設縣長一人，“承政務委員會之命管理一縣行政事務”，縣署內設總務、民政、財政、建設四股，建立起了新的縣一級政權係統；組建南昌市政府，1927年元旦成立的市政府，由張定璠任市長，分別以周貫虹、張黃、戴石浮、冷沫光、程懋型任財政、教育、公安、工務、公用五局局長，在南昌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現代市政機關；解散省議會、省農會等舊機關團體，批準設立新的省總工會、省農會等社會團體；組織“逆犯”懲辦委員會，審判並槍決了民憤極大的張鳳岐、嶽思寅、唐福山等5人（在贛北被俘的3個軍長中的兩人，也因孫傳芳槍殺了北伐軍的一個團長而被槍決），等等。經濟上，組織清查逆產委員會，查出逆產一千萬元，還抄沒了張天師的財產；整頓財政，平抑物價，平息了一度因舊紙幣引發的金融風波和第三軍部分軍人的鬧餉事件。但南昌城牆也被決定拆毀。文化上，擬議在南昌市以原省立法、工、農、醫四個專門學校為基礎，合組江西中山大學，1927年2月1日，政務會任命王恒、吳有訓等7人為委員，組成籌備委員會，籌委會秘書處也隨即設立並開始工作。該大學後因故未能設立。臨時政權這個時期的運行，與北洋軍人的統治判然不同，因而被輿論稱為“新政”。
這時的南昌，據當時蘇聯顧問們的描述，是一個“商人、手工業和小官僚的寧靜的城市。該城總共不到二十萬居民，四周圍著中世紀的厚厚的城牆，在這裏沒有工廠式的工業，一所不大的電廠是個例外”。在這個“大而古老的城市”中，也“差不多沒有歐式建築物”。而戰爭對南昌以及贛西、贛中、贛北、贛東的破壞也很大，特別是“南昌遭災，比武昌厲害，城邊一帶街市鹹被燒毀”。因此，新政權麵臨的建設任務，是相當艱巨的。
按照三個月內設立正式省政府的要求，蔣介石也在緊鑼密鼓地選擇政府人員。他不依政治委員會代主席轉任省政府主席的常例，電召時在馮玉祥處的李烈鈞返贛主政。1927年1月11日，李奉命回到南昌，受到盛大歡迎。2月中旬，蔣介石在昌召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59次會議，通過他選定的省政府成員名單：由李烈鈞、朱培德、楊賡笙、周利生、王鎮寰、程天放、周雍能、薑濟寰、徐元誥、熊式輝、張國燾11人組成省政府，以李烈鈞為主席，楊賡笙為民政、周雍能為財政、程天放為教育、徐元誥為司法、薑濟寰為建設廳廳長。與前麵的政治委員會不同，省政府委員名單中，基本上排斥了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共產黨人隻剩張國燾，而張並不在江西，實屬空名；左派隻有薑濟寰，朱培德態度此時尚不明朗）。2月20日，江西省政府成立典禮在南昌舉行，國民政府主席譚延愷、總司令蔣介石發表訓詞，各委員宣誓就職，同時向全國發表就職通電和《江西省政府成立宣言》。至此，國民黨江西省政權正式成立，政治、政務、財務三個臨時委員會隨告結束。
蔣介石一麵掌控著政權，一麵盯住了黨權。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在北伐軍進入江西後，由秘密轉為公開，執、監委員均為“一大”所選各人，由方誌敏、鄧鶴鳴、塗振農三位常務執行委員主持全省黨務（常務執委趙醒儂於北伐軍打下南昌前夕被軍閥鄧如琢殺害）。省黨部以共產黨人為主體，在配合北伐軍作戰、動員工農群眾及恢複、發展組織等方麵，富有貢獻。同時，在一些政治、財政問題上，也十分堅持原則，如“財務委員會堅持要繼續征收鴉片捐，並且美其名曰‘寓禁於征’；而省黨部則堅決主張禁絕鴉片，反對繼續征收鴉片捐，提出可以開征殷富捐，以彌補財政的收入”。國民黨右派對省黨部十分不滿，攻擊“省黨部均為共黨操縱”，而改選省黨部以掌握黨權，亦早在蔣介石的計劃內。蔣介石剛剛進入江西，即特調贛籍國民黨人段錫朋、鄭異（11月又加調洪軌）入贛專辦黨務。段錫朋等因在江西沒有政治基礎，隨即羅致人員，在南昌和各縣組織擁蔣反共的國民黨右派政治團體AB團。段錫朋後來說：民國十五年底，“共黨把持江西黨務，操縱民運。彼以黨團運用，我則散漫無歸”，他作為中央特派員，視此焦急異常，遂向幾位到昌的中央常務委員商請辦法，“嗣得中央命，遂仿其他各地組織忠實同誌之法，組織本省忠實同誌，以與共產黨團奮鬥。因是遂由程天放、周利生、王鎮寰、洪軌等同誌及兄弟組織AB團，取英文反布爾紮（什）維克之義，團結一般忠實同誌，以從事於反赤工作”。AB團成員主要有（後來有分化）：段錫朋、周利生、程天放、洪軌、巫啟聖、曾華英（女）、熊育鍚、王禮錫、王冠英、羅時實、賀揚靈、賀其申、薑伯彰、王鎮寰、甘家馨、黃北雅、薛秋泉、何人豪、尹敬讓、戴源清、劉抱一等。11月下旬，蔣介石主持召開江西政治、經濟、黨務聯席會議，決定“克期”召集黨代會，“準備省黨部之改選”。1927年1月1-15日，國民黨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由方誌敏等上屆執委主持，但最後由蔣介石和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等“圈定”新一屆執行委員，組成了以AB團成員為主的新一屆省黨部。在九名執委中，共產黨人僅隻一人。由此，蔣介石在黨務方麵，也實現了基本排除共產黨人、完全控製省黨部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蔣介石排擠共產黨人的意圖能夠實現，也與中共中央此時的退讓政策關係極大。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曾就江西政府組織和黨的工作致信批評江西中共組織，內容為：（1）江西臨時政權中的4名中共黨員可以暫不退出，但“以後必需換人”，“決不能兼作政府委員”；（2）贛北3名中共黨員出任縣長，是“江西同誌之腐敗墮落”，是“機會主義作官熱的傾向”，忘記了“我們的黨還是一個在野黨，絕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要求江西“必須急速糾正”、“嚴厲取締”這種“錯誤傾向”，並立刻限期命令已任縣長者辭職，否則開除黨籍；（3）過去江西同誌拚命占據國民黨的位置（省黨部9人中占了8人），這是“不討好”的事情，“是一群小孩子在鬧”，因此要準備改選，“我們至多隻占農民、青年、宣傳三部”。在同月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上，也作出決議，批評“江西同誌尤其是任國民黨工作的同誌，常表現獵取官職的傾向，江西黨部應嚴厲的糾正之”。這樣，一麵是蔣介石的排斥，一麵是中共的退讓，最終造成了江西黨政權力一邊倒的現實。
二、全省民眾運動的高漲
在北伐進軍中，江西民眾運動迅速興起。各級黨部公開領導民眾運動，全省民眾遂首先成為支援北伐作戰的重要力量。
江西民眾尤其是工農群眾，給北伐軍以巨大的支持。“人民之希望與擁護革命軍，不減於湘境”，他們熱情“幫助國民革命軍，到處與孫軍為難，而使孫軍到旱地來就覺得運輸糧食等困難，民眾隻給國民革命軍種種便利（引路、當偵探、組輸送隊）”。1926年10月10日戰況激烈之際，九江碼頭工人和船員還一舉將孫傳芳裝載2000餘士兵和軍用物資的“江永”號大貨輪炸毀，給孫軍以沉重打擊。北伐入贛各軍在其軍事報告中，幾乎都記錄有江西民眾大力支援作戰的情形。蔣介石也認為，“從兩廣出來，先到湖南、湖北，再到江西，沒有一處不受到人民歡迎，不得人民幫助”，是北伐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重要原因。
北伐軍進軍和攻占江西，反過來也成為極大地促進民眾運動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此前，在軍閥壓製之下，民眾不敢有何組織。“當時有所謂四法團，如省議會、總商會、省教育會、省農會者，則不過軍閥之應聲蟲耳。”南昌攻克後，它們立即被解散。在黨政當局支持下，相繼組建各類新的民眾團體，民眾運動遂勃然興起。
1？郾農民運動
如前所述，農民群眾在江西最先得到較廣泛的動員組織。因此，“革命軍來，農民協會如怒潮般地發展”，農民群眾對革命軍歡迎“尤甚，幫助革命軍的工作比他省更多”，較各界“其功尤大”。1926年11月19日，江西省農民協會籌備處首先在南昌百花洲成立。籌備處在臨川、吉安、贛州分設贛東、贛西、贛南辦事處，迅速建立起對全省各縣農運的聯係和領導，並積極籌建省農民協會。
江西農運得到中共中央和江西臨時政權的重視與支持。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局通過了當前集中發展湘鄂贛豫四省農民運動、舉辦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計劃。11月26日，由滬赴鄂的中共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到達南昌，在昌幾天中相繼會見第六軍黨代表林伯渠、第二軍代軍長魯滌平和副黨代表李富春、江西省黨部和省農運負責人方誌敏等，商談開辦農講所和選派學員、籌集經費問題。“由於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麵做工作，二十九日江西臨時政治委員會作出決議：江西選派一百五十名學員送武昌農講所，並負擔經費一萬二千元。”這件事產生了良好反響。後來，湘、鄂兩省選派學員及負擔經費，也仿照江西的辦法。江西還選派龍式農、王禮錫為江西省籌備員，參加武昌農講所籌備處的工作。“稍後，江西省政治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決定，由通誌局款項下每年撥十三萬五千元作為省農協的經費。”
1927年2月20日至28日，江西省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在南昌舉行。這時，全省縣、區、鄉農民協會的會員，“總共不下三十萬人”，大會代表來自54縣農民協會。大會在方誌敏等主持下進行，以團結和集中全省農友“設法子起來解除自己的痛苦”為中心，通過了《江西省農民協會章程》等35項議案，提出各縣農協應與縣政府、縣黨部及各民眾團體共組特別法庭審判土豪劣紳，組織農民自衛軍，工農大聯合，減輕佃租25%，取締高利貸，廢除苛捐雜稅，解放婦女，組織合作社。大會在中共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的支持下，挫敗了國民黨右派圈定執行委員的企圖，選舉產生了17人組成的江西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執委會以方誌敏、陸智西、劉一峰、王枕心、丘倜為常務委員，方誌敏兼秘書長。省農民協會正式成立。省農協成立後，出版《江西農民》作為機關刊物，宣傳農民運動和國民革命；先後在省、縣組建了農民自衛軍和自衛隊。全省農運有了直接的領導機關和言論陣地，呈現出更大規模的發展勢態。到1927年夏，70餘縣建立了農協組織，農協會員發展到約60萬人。
2？郾工人運動
北伐軍入贛後，江西工人運動日漸高漲。1926年9月10日在萍鄉、11月3日在贛州、12月26日在九江、1927年1月1日在南昌相繼成立了總工會（吉安則早在1925年9月20日成立了總工會），開展以支援北伐和保障職業、改善待遇為中心的工人運動。1927年1月17日，江西省總工會籌備處在南昌成立。經過一個月的籌備，2月23日，在南昌召開江西全省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時，全省已有17縣市成立了總工會，25個縣市成立了總工會籌備處，加入工會的會員人數有10餘萬人。大會通過了11項決議案，提出改良工人待遇、無故不得開除工人、女工與男工同等工作同等待遇、組織工人糾察隊、製定勞工保護法、創辦合作社和工人補習學校及子弟學校，號召全省工友“嚴密組織，加緊訓練，一方麵為工人本身利益而奮鬥，一方麵與農、商、學、兵一致聯合，向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派決戰，完成國民革命，以達到自身的完全解放”。大會選舉肖弩鋒、張國、陳讚賢、沈建華等9人為執行委員，以肖弩鋒為委員長，李筱青為副委員長，正式成立了江西省總工會。會後，全省工運進一步發展，各縣籌備處紛紛轉而成立總工會，工人群眾在對國民黨右派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的骨幹和領導作用。到1927年7月底，全省縣一級總工會發展到64個，工會會員發展到20多萬人。
在工運高潮中，江西也出現過一些過激行為。有的地方將小資本家列為鬥爭對象，打擊麵過寬；有的提出普遍增加工資30%，南昌洋貨店員甚至提出三級加薪（每級每月依次增加現洋20元、15元、10元），經濟要求過高；罷工頻繁，行為激烈，僅南昌1926年底1927年初“計前後罷工者，已不下十餘業，所有要求條件大抵強迫承認，甚有將業主捆綁遊街者”。這種過激行為，在農運高潮中有的地方也發生過。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當時為國民黨右派所掌控的江西黨政當局對民眾運動采取既支持又壓製的政策，江西工農運動中的過激行為，相對說來並不十分嚴重，這是當時江西比較特殊的一個現象。
3？郾其他民眾運動
1926年3月，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內增設商民部，負責組織、聯絡商民工作。北伐占領南昌後，省臨時政委會立即頒布《商民協會章程》，規定商民協會是參加國民革命的商民的組織，凡買辦、牧師、劣紳、貪官汙吏及外國籍者不得加入。繼萍鄉之後，各縣相繼成立了商民協會（不少由當地黨部商民部長負責）組織。景德鎮、豐城、南昌等地將原商會改稱為商民協會，但也有不少地方未改，仍稱商會。江西全省商民協會亦在南昌成立。各地商民協會多以籌款方式支持北伐軍。但也有的協會為在與工人的談判、鬥爭中維護商民的利益，而出款賄賂軍政當局人員（如贛州）。
婦女運動十分活躍。1926年11月間，國民黨中央黨部婦女部的蔡暢、鄧穎超、劉清揚等人，從廣東來到南昌指導婦運。她們在省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內開辦婦女短期訓練班，培訓婦運幹部，籌建婦女組織。12月3日，南昌婦女解放協會召開成立大會，選舉李桂生、周治中、程孝福、曾華英等9人為執行委員，肖國華、賀服丹等5人為候補委員，李桂生（1927年5月擔任省黨部婦女部部長）任主任委員，周治中、曾華英任副主任委員。該會在江西省婦女解放協會未成立前（1926年11月成立了籌委會，但後來一直未正式成立），代行其職權。在此前後，全省各地相繼成立婦女解放協會、女界聯合會等有57個。協會的主要任務是動員婦女群眾投身反帝反封建鬥爭，爭取男女平權和婚姻自由，還發動婦女剪發、放足、保護女嬰。
在以鄒努為主席的江西全省學生總會（1926年5月在南昌成立）的主持下，江西青年運動的開展，也極為熱烈。南昌、九江、贛州等一些市縣也成立了學生聯合會的組織。青年學生革命熱情高漲，許多人還投筆從戎，紛紛加入北伐軍。
三、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北伐進軍和民眾運動興起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促進了江西人民反帝鬥爭的高漲，一舉收回了九江英租界。
北伐軍占領九江後，由獨立第二師擔任九江警備任務。師長賀耀祖為避免引發外交糾紛，派出憲兵在九江英租界四周日夜梭巡。與此同時，英人也加強了租界的警戒。
1926年11月27日，九江英商太古、怡和和日商日清三大公司的碼頭工人，向英、日公司提出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權利、不得隨意開除工人、增加工資等九項要求，遭到拒絕後當天舉行聯合大罷工。其後，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市總工會、獨立二師政治部及江西省財政委員會委員周雍能等，邀請工人與公司雙方代表舉行了多次談判。期間，日清公司於1927年1月3日同意了工人們的要求，兩個英商公司則仍堅持一概拒絕，該兩碼頭工人的罷工也就仍然持續，大量物資因無人搬運，在碼頭堆積如山。工人們還組織糾察隊，每天在碼頭及沿江地區巡邏，以維護秩序並防止有人破壞。
1927年1月3日，漢口英租界發生英兵殺傷碼頭工人的“一三慘案”，5日，漢口英租界被武漢人民占領。消息傳到九江，在全城人民中產生激烈反應。6日，在中共組織發動下，數萬九江民眾上街舉行反英示威遊行。下午3時，工人糾察隊員吳宜山等發現有英人雇使華工搬運行李和大米上船，上前阻止。英人遂招水兵上岸，毆打糾察隊員，至吳宜山“當即昏去，受傷甚重”，造成九江“一六慘案”。在場民眾紛紛怒斥英人，英人當即關閉租界鐵門，架起機槍，江中英艦脫去炮衣，並對市區施放兩炮（未裝實彈）。英人的行為引發民眾的更大憤怒，租界內的碼頭工人遂首先拔除鐵絲網，撞開租界大門，租界外的民眾趁勢擁入，一舉占領了九江英租界。租界內的英人及上岸水兵均退上英艦。由於當時民眾革命積極性高漲，而英國方麵也缺乏思想和軍事上的準備，因此未發生武裝衝突。
事件發生時，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適在九江，應英領事請求，宋出麵演說勸解民眾，並命賀耀祖派兵“平息騷動”，向英人許諾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民眾與英方不發生“直接衝突”。其後，駐軍當局亦應英領事要求，派兵入駐租界。九江軍民均要求武漢國民政府與英方交涉，收回租界。1月10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委派趙畸、周雍能組織九江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周任委員長，在軍隊配合下，管理租界內的一切行政事務。郭沫若、林伯渠、賀耀祖等均到租界內視察，指示機宜。全省和全國許多地方的民眾，以及部分海外僑胞對九江人民的鬥爭，給予了熱烈的支持。江西省各民眾團體共同組織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漢潯案件委員會和反英市民大會等活動。
武漢國民政府與英國雙方代表，於1月12日開始就漢、潯租界問題在武漢舉行談判。由於英國政府經過反複考慮，決定不采取武裝奪回租界的強硬行動，交出漢口、九江英租界的行政權和治安權，繼19日簽訂“漢案協定”後，20日，“潯案協定”也在漢口簽字。“潯案協定”規定，“由英國政府將九江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並自三月十五日起，將九江租界區域行政事宜，無條件移交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同意給予銀元四萬元，以清償在收回租界行動中英國人所受的損失。根據這一協定，1927年3月15日，九江英租界由國民政府正式收回管理。同年7月，廬山牯嶺租借地的行政管理權，也由國民政府正式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和廬山租借地的收回，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重大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