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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寧漢對立下的江西政局
一、遷都之爭、贛州慘案與搗毀昌潯市黨部事件
1927年元旦剛過，據有江西的蔣介石，在南昌引發了震驚一時的“遷都之爭”。
從廣東遷都武漢的主張原本出自蔣介石，經多方考慮被廣東國民政府所接受。1926年11月16日，鮑羅廷、徐謙、宋子文、陳友仁、宋慶齡等受命北上籌備遷都，自廣州經江西赴武漢。12月2日，鮑羅廷一行由贛江抵達南昌，6-7日與蔣介石在廬山舉行談話會，“均認革命勢力之集中及遷鄂為必要”。鮑等10日到達武昌。13日，成立由在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成的臨時聯席會議，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成員主要為國民黨左派，在廣州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已於12月5日宣布停止辦公的情況下，執行中央最高職權。
但蔣介石很快便改變了遷都武漢及對武漢聯席會議的態度。12月31日，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第一批北遷武漢的人員張靜江、譚延愷、何香凝、顧孟餘、丁惟汾等到達南昌。蔣介石將他們留下，並於1927年1月3日召集他們及鄧演達、宋子文、林伯渠、朱培德、陳公博等人，在南昌舉行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改變原定遷都武漢的決定，決議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1月7日，又舉行中央政治會議第七次臨時會議，除維持3日決議外，決定派徐謙等13人組成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從而在實際上相繼否決了遷都武漢以及武漢聯席會議的最高政治地位。
武漢方麵在力圖維持與蔣介石關係的同時，明確反對蔣介石等“暫都南昌”的意見。雙方形成爭執和對立，文電、人員往來不斷。1月12-18日，蔣介石到武漢出席會議，要求武漢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贛，但同時也受到鮑羅廷、國民黨左派及社會各界呼籲遷都武漢的強大壓力。在各方壓力、軍費告急及宋子文、“鄧演達、陳銘樞等至南昌積極活動”等多重因素下，2月8日，蔣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五十八次會議，“決議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至武漢”。雖然會後並未立即行動，南昌各界於20日召開歡送黨部、政府遷鄂大會後，也遲遲無人啟程，但遷都之爭以武漢國民黨左派的勝利而告結束。
遷都之爭是蔣介石在北伐新占贛閩和指向浙滬的新形勢下，企求以其所在的南昌為中心，控製國民黨中央權力和壓製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人的重大行動，也是其不滿國民黨左派尤其是反共態度的又一次爆發。因此，遷都問題雖告解決，但蔣介石與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鬥爭卻進一步尖銳化。2月底3月初，他便在南昌公開其反共態度，聲言“要製裁左派”，“製裁共產黨”。江西省黨部、省政府等則“密切配合”，於是迅速在江西製造一係列流血慘案和反共事件。這一係列事件，成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前奏。
1？郾贛州慘案
贛州是大革命時期工人運動極有聲勢的一個地區。贛州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是1926年八九月間回到贛州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陳讚賢和隨軍北伐留置贛州工作的總政治部宣傳員肖韶、鍾友千。在他們組織下，“各業工人，都紛紛組織工會，前後成立的有二十九個工會……全體人數在一萬左右”。11月，召開贛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贛州總工會，陳讚賢當選為委員長，肖、鍾為副委員長。此後，贛州工人運動的組織程度更高，要求保障職業、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的鬥爭也更為高漲（其中亦有過激的行為），還成立了200多人組成的工人糾察隊，“皆穿軍衣，持長矛……整齊嚴肅，令人望而起敬”。贛州工人運動的形勢，給路過這裏的共產國際官員很大的感染，認為這裏“是另一個真正革命的中國”。
工人運動的高漲和罷工鬥爭的頻頻發生，也引起掌握贛州黨、政權力的國民黨右派的不滿。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成為他們借機發作的導火線。12月30日，幾個洋貨布業店員欲入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看演新戲，遭到拒絕，其中“一二無識工友”遂憤而在牆上塗寫“男女不平等便是反革命”及男在上、女在下等汙辱婦女的字畫。二女師校長、國家主義派分子歐陽魁等即請縣黨部召集各級黨部和各公團緊急會議，決議解散工會、工人不得加入國民黨及開除塗寫字畫的工人。次日再開會議，討論解散工會之事，還扣留了總工會出席人肖韶、鍾友千。這些做法激起工人憤怒，一千多工人於是包圍縣署，有人還毆打了縣黨部籌備會主席兼贛縣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陳鐵和歐陽魁，隨即在軍隊彈壓下平息。其後，工會方麵將一個塗寫字畫的店員關禁（被關了一個多月），但得不到諒解，右派們以臨時政務會、縣黨部籌備處及一些團體名義，相繼致電蔣介石，指責工人罷工搗亂，擾亂秩序，破壞黨務，毆辱黨員，摧殘女界，要求“嚴懲”陳讚賢等工會領導人。一個原本很小的事情，被國民黨右派逐步擴大升級為政治事件。
以駐贛州的新編第一師黨代表、原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倪弼為核心的國民黨右派，決意以武力鎮壓工人運動。1927年1月26日，由臨時政務會出麵召集各團體負責人會議，倪弼計劃在會議召開時捆押陳讚賢，陳偵悉其意即化裝成夥夫於27日晨潛往南昌。倪等隨即一麵呈文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拿辦”陳讚賢，組織審判委員會“訊明議處”；一麵派兵搜查總工會，通緝陳讚賢、肖韶、鍾友千，並截查總工會往來文電。但倪的行為也遭到了新編第一師中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的反對，有230人聯名致電總司令部，要求將倪撤差嚴辦。29日晚，倪與師長張與仁召開軍官會議解釋，結果兩人在會上均被打了，倪即逃往南昌向蔣介石求援。
在南昌，倪弼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而陳讚賢的求見則被蔣拒絕。隨後，倪弼回到贛州，右派把持的省黨部也派特派員賀其申到贛州。賀一到贛州，即命令陳讚賢停職，並要求“新編第一師部及贛縣縣長，拘陳到案”。這時，陳讚賢也不顧個人安危，在全省工會一大尚未結束時，回到贛州。在3月1日總工會召開的歡迎大會上，陳讚賢慷慨陳詞，表示要堅決與反動派作鬥爭，為工人階級謀利益。6日，陳讚賢被以開會為名騙到縣署，倪弼、賀其申、郭鞏等限令其立即解散總工會，被他嚴詞拒絕。倪說：“蔣總司令有令在此，今晚要槍斃你！”話音剛落，倪之左右胡啟儒等人當即向他亂槍射擊。陳身中18槍，當場犧牲。史稱“贛州慘案”。
贛州慘案驚駭一時，引起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及各地民眾的強烈反應。各地強烈抗議、懲辦凶手的通電紛見報端，國民黨中執委全體會議15日也作出決議，要求蔣介石速將倪弼解送中央訊辦。北伐軍總政治部下令撤銷倪弼新一師黨代表職務，師政治部停止活動。由於殺陳原本出於蔣之慫恿，倪弼等各凶手則得到他的保護而安然無恙。不僅如此，他接下來又指使製造了南昌、九江事件。贛州慘案是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前夕在江西開的第一刀，它使國共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並公開暴露出來。
2？郾搗毀南昌、九江市黨部事件
3月6日，江西省主席李烈鈞偕譚延愷、何香凝、丁惟汾、陳果夫、陳公博等離開南昌，到武漢參加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蔣介石、張靜江留昌未去）。7日預備會間，李烈鈞得知會議對蔣不利（這次會議決定免除蔣介石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長職務，撤銷張靜江代理中執委常委會主席職務），遂不等正式會議開始，即於次日返回南昌，勸蔣介石“速作移節之計”，東下南京。蔣“然之”，並讓段錫朋等繼續“製裁”江西國民黨左派。南昌、九江市黨部於是首當其衝。
與省黨部由右派把持不同，南昌、九江市黨部掌握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手中。兩市黨部在政策、行為上都與省黨部不同，不但反對以段錫朋為首的省黨部反共和壓製民眾運動，而且擁護武漢國民黨左派恢複黨權、限製蔣介石權力的運動。3月11日，南昌市黨部派執行委員李鬆風等去武漢，要求中央改組省黨部並懲辦段錫朋。同一天，九江市黨部召開全體黨員大會，也作出了呈請中央懲段的決議。因此，南昌、九江市黨部為蔣介石和省黨部所不容。
14日，省黨部下令解散南昌市黨部，通緝市執、監委員。南昌市黨部對此未予理會。段錫朋當即呈準蔣介石，決於15日晚封閉市黨部機關報《貫徹日報》，次日強製接收市黨部。15日，南昌市黨部召開2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紀念孫中山逝世兩周年。大會提出了“提高黨權”等口號，讓到場的蔣介石大為不滿，責問口號是誰提出的？人們回複這是“民眾意思”，蔣說：“我有我的口號，就是擁護江西省黨部，反對江西省黨部的即應打倒。”當晚，蔣介石離開南昌去九江。臨行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聽說省黨部有解決市黨部的消息，特向蔣介石反映，蔣當麵便寫一信給段錫朋，說江西黨務以後事事須與總政治部接洽，對於市黨部事宜緩和為是，使郭非常的滿意。
但是，事情完全出乎郭沫若的意料。16日，省黨部召集500多人，在尹敬讓等帶領下，沿途呼喊“打倒左派”、“擁護蔣總司令”等口號，蜂擁衝入南昌市黨部，逢人便打，遇物即毀。強行宣布解散市黨部、農協和工會，封閉《貫徹日報》，捕去新聞記者和會計，並通緝市黨部委員。南昌市黨部遂遭搗毀。
緊接南昌之後，九江市黨部也在次日被搗毀。蔣介石15日離開南昌後，16日抵達九江。在蔣慫恿下，17日，幾百個地主、豪紳和地痞流氓在王若淵等帶領下，持刀劍、棍棒包圍並搗毀九江市黨部、農協、總工會和國民新聞社，黨部門窗、板壁被搗得稀爛，文件書籍悉被燒毀，孫中山像亦被撕成碎片，當場殺害市黨部人員3人、農協和總工會職員各1人，捕捉職員六七十人並解送蔣介石的總司令部。蔣介石陽為答應郭沫若和工人糾察隊派兵彈壓暴徒的要求，卻讓其衛隊掩護暴徒們安全溜出九江市，當晚又任命唐蟒為戒嚴司令，讓其禁止工人罷工，一有工人罷工，便立行拘捕。其後，蔣介石一路轉往安慶、上海，並相繼製造了安慶慘案、上海四一二政變。
3？郾圈定縣黨部成員和摧殘工農運動
省黨部成立後，立即按照“黨權不要插在共產黨手裏”的原則和圈定省黨部委員的辦法，對縣黨部進行改組、圈定，“指定土豪劣紳，或貪官汙吏、老朽分子為執行委員”，而原先在秘密時期努力工作的革命青年，反被排斥而無處安身。同時，由省黨部訓令所有民眾團體，必須到黨部注冊方可活動，農民協會的一切款項和公文均須由省黨部轉發；省政府通令各地“一律取消”農民自衛軍。尤其是，贛州慘案後，省黨部派往各地的特派員相繼跟進，糾集人員在撫州、豐城、永豐、於都、鄱陽等地，“無惡不作，殺害工友，搗毀工會，破壞農民運動，屠殺農民”。時人指出，江西在北伐勝利不久，便進入了“受著反動派摧殘殺戮的時期”。另一方麵，省黨部也將矛頭直指武漢中央，從3月中旬起，冒用各民眾團體名義，在南昌舉行所謂“江西各界擁護國民黨示威運動”，散發“打倒中央執行委員會”、“擁護江西省黨部”等言論，“作驅逐鮑羅庭，擁護蔣總司令之運動”，影響視聽，並對左派和共產黨人進行反擊。
二、南昌四二暴動與省黨政權力的重組
連續發生的慘案、事件，引起江西的國民黨左派、共產黨人和廣大民眾的憤怒。3月17日，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均派代表去武漢向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申控，要求中央“早日解決”江西問題，改選省黨部和省政府，以免演成更大流血事件。與此同時，武漢中央所收“江西各級黨部及各人民團體，呈請中央改組省政府之電文，盈寸滿尺”，也形成了民眾的強烈訴求。
其實，早在3月14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即已認定圈選產生的江西等省黨部“違法”，決議進行改選。23日，武漢中央認為江西“迭次發生重大案件，可見反革命空氣，已彌漫全贛”，非嚴行根究不足以肅黨紀而遏亂萌，乃電令江西省黨部“著即停止職權，聽候查辦”。26日，武漢中常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決定，派劉一峰、李鬆風、鄧鶴鳴、黃實、傅惠忠、方誌敏、王枕心、李尚庸等8人為改組委員，負責改組江西省黨部，籌設正式省黨部。在正式省黨部成立前，改組委員會“代替省黨部職權，並查辦以前反動派搗亂經過，呈中央核辦”。可見，武漢中央賦予了改組委員會接管和主持江西黨務的全權。8位委員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各占一半。緊接著，吳玉章在3月28日的武漢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提出李烈鈞“行動不好”，建議對江西省政府早定辦法。次日，林伯渠在九江根據與朱培德交談了解的情況，也致電武漢中央建議改組江西省政府。30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七次會議作出決定，改組江西省政府，免去李烈鈞等人的職務，任命朱培德為省主席。
武漢中央的決定，在十分困難的時刻支持了江西的革命力量。南昌市的反右氣氛，於是日形濃烈。據袁玉冰記載，3月底的幾天，南昌“街頭巷角之間，空場之中，到處都發現一群一群的人民，或圍聽演講隊的演講，或站看牆壁上的標語，也有指手劃腳在互相談話的，空氣中充滿著不寧的情感”，“滿地都遍灑了對於省黨部反抗的心泉”，也有在百花洲省黨部門前叫一兩聲“打倒省黨部”，而省黨部的人也不敢神氣了，上街甚至不敢戴嘉禾胸章了。4月1日，改組省政府的消息傳到南昌，“真和一顆炸彈一般。革命的民眾與反革命的右派決死的鬥爭，不是一天一天的而是一秒一秒的近了”。2日下午，在袁玉冰等帶領下，南昌民眾群集百花洲一帶，高喊“捉拿反革命”等口號，一舉占領了右派把持的省黨部、省政府和教育廳，解除了省黨部糾察隊的武裝，捕獲AB團首要程天放、羅時實、曾華英、巫啟聖、王冠英等人，段錫朋、周利生等逃脫，原省主席李烈鈞在向各報館發出《江西省黨部被共產黨徒搗毀電》後，率部分人員避往上饒。這就是當時影響很大的南昌四二暴動。3日，由江西全省總工會、農民協會、商民協會、學生總會和南昌市黨部等九團體組織南昌民眾3萬多人，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歡迎朱主席改組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員改組省黨部大會”，程天放等人被押至會場示眾。四二暴動是江西有組織的民眾在武漢中央支持下反抗國民黨右派的一次重大行動，此舉基本摧毀了蔣介石在江西精心營建的右派勢力，將江西的國民革命運動推至高潮。
4月5日，劉一峰等中央特派員到達南昌。5月20-29日，在南昌重新舉行中國國民黨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會。會議重申並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選舉產生了新的省執、監委員。劉一峰、李鬆風、王枕心、羅石冰、鄧鶴鳴、方誌敏、薑濟寰、王均、黃實、朱克靖、李桂生、黃道、李小青等13人當選為執行委員，傅惠忠、朱由鏗、饒思誠、張漢傑、嚴延生等5人為候補執行委員；蕭炳章、塗振農、蔣睦修、李尚庸、邵式平為監察委員，俞謨、曾振五、周繼暉為候補監察委員。在次日舉行的執、監委第一次常會上，推定王枕心、李鬆風、羅石冰為執委會常務委員，劉一峰、黃道、方誌敏、李小青、鄧鶴鳴、李鬆風、李桂生分任組織、宣傳、農民、工人、商民、青年、婦女各部部長；蕭炳章為監委會常務委員。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領導機構至是重新組成，其成員基本上是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
也是在4月5日，朱培德從九江進入南昌就任省主席，組建新的省政府。朱培德、楊賡笙、薑濟寰、蕭炳章、黃實、劉芬、張國燾、劉一峰、李尚庸、李鬆風、王均等11人任省政府委員，楊賡笙、薑濟寰、蕭炳章、黃實、劉芬分長民政、建設、教育、財政、司法各廳。同時，委任朱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朱德兼任公安局長，對其後八一南昌起義的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江西反右派運動的勝利和省黨政權力的轉換，主要原因是：第一，得力於國共合作的武漢中央的支持。武漢中央支持江西的革命力量，一方麵出於不滿右派把持的江西省黨部、省政府的作為。大體上從遷都之爭起，武漢方麵對江西省黨部、政府的完全聽命於蔣介石，反對國民黨左派、壓製工農運動，就十分不滿，乃至一直不承認省黨部的資格，鄧演達更直稱江西省政府為“偽省政府”。因此，變換省黨政機構，乃武漢方麵堅持其革命原則和立場的必然行動。另一方麵，也不願在與蔣介石的鬥爭中失去江西。這個時候，武漢中央與蔣介石之間，已處於鬥爭的白熱化階段。因此，當右派摧殘革命力量時，江西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領導人大多在武漢受到了保護，而當蔣介石離贛、具備了解決江西問題的條件時，武漢中央迅速決定改組由蔣介石一手扶持的江西省黨部和政府，使得江西的反右派鬥爭具有了合法性，並且直接成為這場鬥爭的導火線。顯然，支持江西，也是武漢方麵與蔣介石鬥爭並保有江西的必然行動。第二，是江西的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廣大民眾團結合作、堅持鬥爭的結果。第三，也與當時掌握江西軍權的朱培德有很大關係。朱培德具有很大的搖擺性，但當時卻因蔣介石在占領江西後安排李烈鈞而不是他任省主席心有不滿，故早在2月11日，人們即已料定“第三軍軍長朱培德肯定會反對蔣介石”。所以，武漢改任他為省主席時，他的態度如李宗仁所說是“激烈反蔣”的。因此，有的研究者認為，南昌發生四二暴動，朱培德“難脫包庇縱容之嫌”。
三、朱培德的分共與統政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實行“清黨”反共政策，形成與尚稱革命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相對峙的局麵，史稱“寧漢對立”。江西此時屬於武漢陣營，朱培德主政後，遂立即麵臨著寧漢對立的尖銳矛盾，因而無心致力於政事：領有兩湖和江西的武漢陣營力量較弱，且內部危機日益嚴重。4月25日起，寧漢雙方軍隊在安慶、湖口形成對峙，軍事形勢緊張，江西在地理上處於寧漢對立的前沿，影響更大。江西境內，也危機深伏。南京陣營的李烈鈞在上饒、錢大鈞入贛州，從東南兩麵形成對朱培德的威脅；而蔣介石同時既加強對朱培德的工作，派人駐昌維持聯絡，又加緊拉攏其部下軍官，對朱形成直接脅迫。在此背景下，朱培德最終采取“禮送”共產黨人出境的分共辦法，來化解困境。
朱培德首先突然遣送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人員。5月29日，朱召集所轄第五方麵軍政治工作會議，自己不出席，而讓人傳話說，軍隊中的武裝人員和幾位政工人員發生了一點意見，為免引出不好的結果，他要求那幾位政工人員離開江西。此舉遭到部分與會政工人員的反對，他們表示，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朱培德於是決定將全軍政工人員盡行遣送。當天，第三軍屬下的師黨部、警衛團、憲兵營等，相率在南昌張貼標語，“歡送共產黨離贛”。30日，以第五方麵軍政治部主任、江西省政府秘書長朱克靖為首的全軍政工人員142人，被遣送出江西去武漢。軍隊政工人員一般都是共產黨員。
6月5日，朱培德繼續“禮送”“共產及左傾分子離境”。先一日，朱開出一個在南昌的共產黨負責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22人名單，讓人通知他們離贛。經陳其瑗等要求，留下2位女共產黨員。5日，劉一峰、方誌敏、朱德、李鬆風、傅惠忠、王枕心等20人，在兩名軍官監送下離開江西去武漢（個別人如方誌敏潛留江西）。朱培德出資3萬元作為“禮送”費（其中一半為路費，一半為家屬安置費）。同日，朱派兵查封江西省總工會、農民協會、國民黨南昌市黨部、學生會和《貫徹日報》，收繳工農武裝（僅農民自衛軍槍械即有800餘支）。同時，將南昌四二暴動時被拘押的程天放等人從“看守所釋出”。
除“禮送”少數負責人之外，朱還以布告形式進行分共。6日，朱發出通告，宣布三事：凡共產黨員應完全退出；省內農工運動聽候中央指導；對農工運動之人不得尋仇報複、脅迫誣陷。11日，朱繼續發出最後通牒式的布告，“以最後之言，忠告江西共產黨黨員克日離贛”，“省內一切農工運動，暫時自行停止，聽候中央指導”。至此，朱培德將分共範圍從南昌擴大到全省。
朱培德自述其分共的原因，是共產分子未遵照國民黨黨綱和國民政府決議案行事，認為造成“民眾不安、社會騷動之原因，共產黨實難辭咎”，因此他要對共產黨“極力鎮攝”，“勸其遠行”。實際上，朱培德是要以和平分共作為突破口，在寧漢對立的大勢中，表明其中立的立場，既取諒於南京的蔣介石集團，又見容於日益不滿共產黨的武漢汪精衛集團，從而尋求主動，保障其擁有的地盤、權力等既得利益。
朱培德在江西的分共，繼蔣介石和武漢陣營夏鬥寅、許克祥的清黨反共之後發生，震動一時，引起各方不同的反應，也基本上達到了朱培德所要追求的目標。南京陣營以“朱培德肅清共產黨”、“贛垣共產黨現已告肅清”之類語言，歡迎朱的分共，雙方聯絡此後更為頻繁、緊密，進入江西的蔣係軍隊也停止了對朱的軍事行動。武漢當局認為朱是在苦心孤詣為大局著想，認為如果中央不能體諒他，江西的局麵馬上就會起變化，因此派陳公博為中央特派員赴贛撫慰，並阻止武漢各界民眾團體對朱的抗議活動，汪精衛其後還當麵誇獎朱苦心維持江西，“一切處置，極為適當”。中共方麵原擬立即進行反擊，但受阻於蘇聯顧問鮑羅廷。繼而，朱培德對中共的態度也出現新的變化：從6月中下旬到7月，朱培德很快恢複了省農民協會、總工會及全省工農運動，接收了在武漢農講所畢業的150名江西籍學生並分派他們到28個縣工作；派人到武漢向被遣送政工人員“解釋誤會，並希望仍返贛工作”；還壓製了“江西清黨運動委員會”等反共組織及活動，等等。因此，江西的革命力量再次興起，不少被遣送的共產黨人如朱德又回到江西，這又成為七一五武漢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後，中國共產黨注重江西和八一南昌起義成功舉行的重要條件。
朱培德在費力處理與中共關係的同時，也著力進行了統一全省政令的活動。當時，上饒有4月初李烈鈞遷駐的被武漢國民政府免職的省政府，也稱贛東或上饒省政府。這個政府隸屬於南京，5月中旬李烈鈞赴南京軍事委員會主事後，“先後由薑伯彰、巫啟聖、王鎮寰、劉伯倫、蔣笈、徐惠如、許鴻等分負黨政責任”。他們占據贛東各縣，得到“蔣介石在南京不斷增援”。在贛南，屬南京陣營的廣東當局為牽製武漢和阻止張發奎部回粵，派廣東警備司令錢大鈞進兵贛州，5月18日夜在贛州發動清黨行動，逮捕中共黨員。隨即由廣州政治分會委派蔡申熙、倪弼等11人組織贛南特別委員會，作為贛南最高黨務機關，代行省黨部職權；成立以倪弼為首的贛南行政委員會，作為贛南最高行政機關，代行省政府職權，管轄贛南各縣。贛東、贛南兩處各自“委任官吏，征收稅款，又複各自組黨”，使江西一省“割裂為三，以致黨無統係可言，政更紛歧日甚”，從東麵和南麵構成對朱培德統治的威脅，割裂了朱培德對全省的治權。
朱培德不能忍受這種局麵。最初，他打算以武力統一全省政令。於是，一麵派兵進剿贛東，與贛東省政府發生武裝衝突；一麵策劃對贛南用兵。首先，他用武力解決了蔣介石留在江西的第十四軍餘部，然後，他宣稱錢大鈞部為“反動勢力”，調動駐九江等地的部隊第三軍第八、九兩師及第七師大部到吉安地區，與錢部相對峙。此時寧漢已趨向合流，廣東當局自然不願引發戰爭。8月15日，廣東李濟深致電朱培德，表示粵軍將盡快退出贛南，“一俟趕辦就緒，當即通電貴部前來駐防”，請朱“勿派兵前來，以免發生誤會”。不久，寧漢合流，朱培德作為武漢方麵的代表加入南京特別委員會。9月17日，他率省政府各委員致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要求改變江西政治分裂的現狀，明令克日撤銷上饒所設省政府及贛縣所設行政委員會，以便黨務歸屬於省黨部、政務則歸於省政府。10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布第14號指令，飭撤銷上饒省政府和贛南行政委員會，以使江西政治歸於統一。10月9日，該兩處機構奉令撤銷，兩處軍隊分別撤走，請朱培德派人和平接收，江西政令至是統一。11月，體現寧漢合流精神和全省政令統一成果的江西省政府，由南京國民政府改組產生。省政府以朱培德、熊式輝、楊賡笙、胡曜、陳禮江、熊育鍚、李尚庸、黃實、王均、彭程萬、伍毓瑞等11人為委員，仍由朱培德任主席。經過一係列的反複、周折，江西最終成為南京國民政府治下的一個基本省區。
1927年元旦剛過，據有江西的蔣介石，在南昌引發了震驚一時的“遷都之爭”。
從廣東遷都武漢的主張原本出自蔣介石，經多方考慮被廣東國民政府所接受。1926年11月16日，鮑羅廷、徐謙、宋子文、陳友仁、宋慶齡等受命北上籌備遷都，自廣州經江西赴武漢。12月2日，鮑羅廷一行由贛江抵達南昌，6-7日與蔣介石在廬山舉行談話會，“均認革命勢力之集中及遷鄂為必要”。鮑等10日到達武昌。13日，成立由在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成的臨時聯席會議，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成員主要為國民黨左派，在廣州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已於12月5日宣布停止辦公的情況下，執行中央最高職權。
但蔣介石很快便改變了遷都武漢及對武漢聯席會議的態度。12月31日，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第一批北遷武漢的人員張靜江、譚延愷、何香凝、顧孟餘、丁惟汾等到達南昌。蔣介石將他們留下，並於1927年1月3日召集他們及鄧演達、宋子文、林伯渠、朱培德、陳公博等人，在南昌舉行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改變原定遷都武漢的決定，決議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1月7日，又舉行中央政治會議第七次臨時會議，除維持3日決議外，決定派徐謙等13人組成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從而在實際上相繼否決了遷都武漢以及武漢聯席會議的最高政治地位。
武漢方麵在力圖維持與蔣介石關係的同時，明確反對蔣介石等“暫都南昌”的意見。雙方形成爭執和對立，文電、人員往來不斷。1月12-18日，蔣介石到武漢出席會議，要求武漢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贛，但同時也受到鮑羅廷、國民黨左派及社會各界呼籲遷都武漢的強大壓力。在各方壓力、軍費告急及宋子文、“鄧演達、陳銘樞等至南昌積極活動”等多重因素下，2月8日，蔣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五十八次會議，“決議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至武漢”。雖然會後並未立即行動，南昌各界於20日召開歡送黨部、政府遷鄂大會後，也遲遲無人啟程，但遷都之爭以武漢國民黨左派的勝利而告結束。
遷都之爭是蔣介石在北伐新占贛閩和指向浙滬的新形勢下，企求以其所在的南昌為中心，控製國民黨中央權力和壓製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人的重大行動，也是其不滿國民黨左派尤其是反共態度的又一次爆發。因此，遷都問題雖告解決，但蔣介石與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鬥爭卻進一步尖銳化。2月底3月初，他便在南昌公開其反共態度，聲言“要製裁左派”，“製裁共產黨”。江西省黨部、省政府等則“密切配合”，於是迅速在江西製造一係列流血慘案和反共事件。這一係列事件，成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前奏。
1？郾贛州慘案
贛州是大革命時期工人運動極有聲勢的一個地區。贛州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是1926年八九月間回到贛州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陳讚賢和隨軍北伐留置贛州工作的總政治部宣傳員肖韶、鍾友千。在他們組織下，“各業工人，都紛紛組織工會，前後成立的有二十九個工會……全體人數在一萬左右”。11月，召開贛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贛州總工會，陳讚賢當選為委員長，肖、鍾為副委員長。此後，贛州工人運動的組織程度更高，要求保障職業、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的鬥爭也更為高漲（其中亦有過激的行為），還成立了200多人組成的工人糾察隊，“皆穿軍衣，持長矛……整齊嚴肅，令人望而起敬”。贛州工人運動的形勢，給路過這裏的共產國際官員很大的感染，認為這裏“是另一個真正革命的中國”。
工人運動的高漲和罷工鬥爭的頻頻發生，也引起掌握贛州黨、政權力的國民黨右派的不滿。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成為他們借機發作的導火線。12月30日，幾個洋貨布業店員欲入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看演新戲，遭到拒絕，其中“一二無識工友”遂憤而在牆上塗寫“男女不平等便是反革命”及男在上、女在下等汙辱婦女的字畫。二女師校長、國家主義派分子歐陽魁等即請縣黨部召集各級黨部和各公團緊急會議，決議解散工會、工人不得加入國民黨及開除塗寫字畫的工人。次日再開會議，討論解散工會之事，還扣留了總工會出席人肖韶、鍾友千。這些做法激起工人憤怒，一千多工人於是包圍縣署，有人還毆打了縣黨部籌備會主席兼贛縣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陳鐵和歐陽魁，隨即在軍隊彈壓下平息。其後，工會方麵將一個塗寫字畫的店員關禁（被關了一個多月），但得不到諒解，右派們以臨時政務會、縣黨部籌備處及一些團體名義，相繼致電蔣介石，指責工人罷工搗亂，擾亂秩序，破壞黨務，毆辱黨員，摧殘女界，要求“嚴懲”陳讚賢等工會領導人。一個原本很小的事情，被國民黨右派逐步擴大升級為政治事件。
以駐贛州的新編第一師黨代表、原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倪弼為核心的國民黨右派，決意以武力鎮壓工人運動。1927年1月26日，由臨時政務會出麵召集各團體負責人會議，倪弼計劃在會議召開時捆押陳讚賢，陳偵悉其意即化裝成夥夫於27日晨潛往南昌。倪等隨即一麵呈文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拿辦”陳讚賢，組織審判委員會“訊明議處”；一麵派兵搜查總工會，通緝陳讚賢、肖韶、鍾友千，並截查總工會往來文電。但倪的行為也遭到了新編第一師中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的反對，有230人聯名致電總司令部，要求將倪撤差嚴辦。29日晚，倪與師長張與仁召開軍官會議解釋，結果兩人在會上均被打了，倪即逃往南昌向蔣介石求援。
在南昌，倪弼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而陳讚賢的求見則被蔣拒絕。隨後，倪弼回到贛州，右派把持的省黨部也派特派員賀其申到贛州。賀一到贛州，即命令陳讚賢停職，並要求“新編第一師部及贛縣縣長，拘陳到案”。這時，陳讚賢也不顧個人安危，在全省工會一大尚未結束時，回到贛州。在3月1日總工會召開的歡迎大會上，陳讚賢慷慨陳詞，表示要堅決與反動派作鬥爭，為工人階級謀利益。6日，陳讚賢被以開會為名騙到縣署，倪弼、賀其申、郭鞏等限令其立即解散總工會，被他嚴詞拒絕。倪說：“蔣總司令有令在此，今晚要槍斃你！”話音剛落，倪之左右胡啟儒等人當即向他亂槍射擊。陳身中18槍，當場犧牲。史稱“贛州慘案”。
贛州慘案驚駭一時，引起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及各地民眾的強烈反應。各地強烈抗議、懲辦凶手的通電紛見報端，國民黨中執委全體會議15日也作出決議，要求蔣介石速將倪弼解送中央訊辦。北伐軍總政治部下令撤銷倪弼新一師黨代表職務，師政治部停止活動。由於殺陳原本出於蔣之慫恿，倪弼等各凶手則得到他的保護而安然無恙。不僅如此，他接下來又指使製造了南昌、九江事件。贛州慘案是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前夕在江西開的第一刀，它使國共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並公開暴露出來。
2？郾搗毀南昌、九江市黨部事件
3月6日，江西省主席李烈鈞偕譚延愷、何香凝、丁惟汾、陳果夫、陳公博等離開南昌，到武漢參加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蔣介石、張靜江留昌未去）。7日預備會間，李烈鈞得知會議對蔣不利（這次會議決定免除蔣介石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長職務，撤銷張靜江代理中執委常委會主席職務），遂不等正式會議開始，即於次日返回南昌，勸蔣介石“速作移節之計”，東下南京。蔣“然之”，並讓段錫朋等繼續“製裁”江西國民黨左派。南昌、九江市黨部於是首當其衝。
與省黨部由右派把持不同，南昌、九江市黨部掌握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手中。兩市黨部在政策、行為上都與省黨部不同，不但反對以段錫朋為首的省黨部反共和壓製民眾運動，而且擁護武漢國民黨左派恢複黨權、限製蔣介石權力的運動。3月11日，南昌市黨部派執行委員李鬆風等去武漢，要求中央改組省黨部並懲辦段錫朋。同一天，九江市黨部召開全體黨員大會，也作出了呈請中央懲段的決議。因此，南昌、九江市黨部為蔣介石和省黨部所不容。
14日，省黨部下令解散南昌市黨部，通緝市執、監委員。南昌市黨部對此未予理會。段錫朋當即呈準蔣介石，決於15日晚封閉市黨部機關報《貫徹日報》，次日強製接收市黨部。15日，南昌市黨部召開2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紀念孫中山逝世兩周年。大會提出了“提高黨權”等口號，讓到場的蔣介石大為不滿，責問口號是誰提出的？人們回複這是“民眾意思”，蔣說：“我有我的口號，就是擁護江西省黨部，反對江西省黨部的即應打倒。”當晚，蔣介石離開南昌去九江。臨行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聽說省黨部有解決市黨部的消息，特向蔣介石反映，蔣當麵便寫一信給段錫朋，說江西黨務以後事事須與總政治部接洽，對於市黨部事宜緩和為是，使郭非常的滿意。
但是，事情完全出乎郭沫若的意料。16日，省黨部召集500多人，在尹敬讓等帶領下，沿途呼喊“打倒左派”、“擁護蔣總司令”等口號，蜂擁衝入南昌市黨部，逢人便打，遇物即毀。強行宣布解散市黨部、農協和工會，封閉《貫徹日報》，捕去新聞記者和會計，並通緝市黨部委員。南昌市黨部遂遭搗毀。
緊接南昌之後，九江市黨部也在次日被搗毀。蔣介石15日離開南昌後，16日抵達九江。在蔣慫恿下，17日，幾百個地主、豪紳和地痞流氓在王若淵等帶領下，持刀劍、棍棒包圍並搗毀九江市黨部、農協、總工會和國民新聞社，黨部門窗、板壁被搗得稀爛，文件書籍悉被燒毀，孫中山像亦被撕成碎片，當場殺害市黨部人員3人、農協和總工會職員各1人，捕捉職員六七十人並解送蔣介石的總司令部。蔣介石陽為答應郭沫若和工人糾察隊派兵彈壓暴徒的要求，卻讓其衛隊掩護暴徒們安全溜出九江市，當晚又任命唐蟒為戒嚴司令，讓其禁止工人罷工，一有工人罷工，便立行拘捕。其後，蔣介石一路轉往安慶、上海，並相繼製造了安慶慘案、上海四一二政變。
3？郾圈定縣黨部成員和摧殘工農運動
省黨部成立後，立即按照“黨權不要插在共產黨手裏”的原則和圈定省黨部委員的辦法，對縣黨部進行改組、圈定，“指定土豪劣紳，或貪官汙吏、老朽分子為執行委員”，而原先在秘密時期努力工作的革命青年，反被排斥而無處安身。同時，由省黨部訓令所有民眾團體，必須到黨部注冊方可活動，農民協會的一切款項和公文均須由省黨部轉發；省政府通令各地“一律取消”農民自衛軍。尤其是，贛州慘案後，省黨部派往各地的特派員相繼跟進，糾集人員在撫州、豐城、永豐、於都、鄱陽等地，“無惡不作，殺害工友，搗毀工會，破壞農民運動，屠殺農民”。時人指出，江西在北伐勝利不久，便進入了“受著反動派摧殘殺戮的時期”。另一方麵，省黨部也將矛頭直指武漢中央，從3月中旬起，冒用各民眾團體名義，在南昌舉行所謂“江西各界擁護國民黨示威運動”，散發“打倒中央執行委員會”、“擁護江西省黨部”等言論，“作驅逐鮑羅庭，擁護蔣總司令之運動”，影響視聽，並對左派和共產黨人進行反擊。
二、南昌四二暴動與省黨政權力的重組
連續發生的慘案、事件，引起江西的國民黨左派、共產黨人和廣大民眾的憤怒。3月17日，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均派代表去武漢向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申控，要求中央“早日解決”江西問題，改選省黨部和省政府，以免演成更大流血事件。與此同時，武漢中央所收“江西各級黨部及各人民團體，呈請中央改組省政府之電文，盈寸滿尺”，也形成了民眾的強烈訴求。
其實，早在3月14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即已認定圈選產生的江西等省黨部“違法”，決議進行改選。23日，武漢中央認為江西“迭次發生重大案件，可見反革命空氣，已彌漫全贛”，非嚴行根究不足以肅黨紀而遏亂萌，乃電令江西省黨部“著即停止職權，聽候查辦”。26日，武漢中常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決定，派劉一峰、李鬆風、鄧鶴鳴、黃實、傅惠忠、方誌敏、王枕心、李尚庸等8人為改組委員，負責改組江西省黨部，籌設正式省黨部。在正式省黨部成立前，改組委員會“代替省黨部職權，並查辦以前反動派搗亂經過，呈中央核辦”。可見，武漢中央賦予了改組委員會接管和主持江西黨務的全權。8位委員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各占一半。緊接著，吳玉章在3月28日的武漢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提出李烈鈞“行動不好”，建議對江西省政府早定辦法。次日，林伯渠在九江根據與朱培德交談了解的情況，也致電武漢中央建議改組江西省政府。30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七次會議作出決定，改組江西省政府，免去李烈鈞等人的職務，任命朱培德為省主席。
武漢中央的決定，在十分困難的時刻支持了江西的革命力量。南昌市的反右氣氛，於是日形濃烈。據袁玉冰記載，3月底的幾天，南昌“街頭巷角之間，空場之中，到處都發現一群一群的人民，或圍聽演講隊的演講，或站看牆壁上的標語，也有指手劃腳在互相談話的，空氣中充滿著不寧的情感”，“滿地都遍灑了對於省黨部反抗的心泉”，也有在百花洲省黨部門前叫一兩聲“打倒省黨部”，而省黨部的人也不敢神氣了，上街甚至不敢戴嘉禾胸章了。4月1日，改組省政府的消息傳到南昌，“真和一顆炸彈一般。革命的民眾與反革命的右派決死的鬥爭，不是一天一天的而是一秒一秒的近了”。2日下午，在袁玉冰等帶領下，南昌民眾群集百花洲一帶，高喊“捉拿反革命”等口號，一舉占領了右派把持的省黨部、省政府和教育廳，解除了省黨部糾察隊的武裝，捕獲AB團首要程天放、羅時實、曾華英、巫啟聖、王冠英等人，段錫朋、周利生等逃脫，原省主席李烈鈞在向各報館發出《江西省黨部被共產黨徒搗毀電》後，率部分人員避往上饒。這就是當時影響很大的南昌四二暴動。3日，由江西全省總工會、農民協會、商民協會、學生總會和南昌市黨部等九團體組織南昌民眾3萬多人，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歡迎朱主席改組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員改組省黨部大會”，程天放等人被押至會場示眾。四二暴動是江西有組織的民眾在武漢中央支持下反抗國民黨右派的一次重大行動，此舉基本摧毀了蔣介石在江西精心營建的右派勢力，將江西的國民革命運動推至高潮。
4月5日，劉一峰等中央特派員到達南昌。5月20-29日，在南昌重新舉行中國國民黨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會。會議重申並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選舉產生了新的省執、監委員。劉一峰、李鬆風、王枕心、羅石冰、鄧鶴鳴、方誌敏、薑濟寰、王均、黃實、朱克靖、李桂生、黃道、李小青等13人當選為執行委員，傅惠忠、朱由鏗、饒思誠、張漢傑、嚴延生等5人為候補執行委員；蕭炳章、塗振農、蔣睦修、李尚庸、邵式平為監察委員，俞謨、曾振五、周繼暉為候補監察委員。在次日舉行的執、監委第一次常會上，推定王枕心、李鬆風、羅石冰為執委會常務委員，劉一峰、黃道、方誌敏、李小青、鄧鶴鳴、李鬆風、李桂生分任組織、宣傳、農民、工人、商民、青年、婦女各部部長；蕭炳章為監委會常務委員。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領導機構至是重新組成，其成員基本上是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
也是在4月5日，朱培德從九江進入南昌就任省主席，組建新的省政府。朱培德、楊賡笙、薑濟寰、蕭炳章、黃實、劉芬、張國燾、劉一峰、李尚庸、李鬆風、王均等11人任省政府委員，楊賡笙、薑濟寰、蕭炳章、黃實、劉芬分長民政、建設、教育、財政、司法各廳。同時，委任朱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朱德兼任公安局長，對其後八一南昌起義的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江西反右派運動的勝利和省黨政權力的轉換，主要原因是：第一，得力於國共合作的武漢中央的支持。武漢中央支持江西的革命力量，一方麵出於不滿右派把持的江西省黨部、省政府的作為。大體上從遷都之爭起，武漢方麵對江西省黨部、政府的完全聽命於蔣介石，反對國民黨左派、壓製工農運動，就十分不滿，乃至一直不承認省黨部的資格，鄧演達更直稱江西省政府為“偽省政府”。因此，變換省黨政機構，乃武漢方麵堅持其革命原則和立場的必然行動。另一方麵，也不願在與蔣介石的鬥爭中失去江西。這個時候，武漢中央與蔣介石之間，已處於鬥爭的白熱化階段。因此，當右派摧殘革命力量時，江西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領導人大多在武漢受到了保護，而當蔣介石離贛、具備了解決江西問題的條件時，武漢中央迅速決定改組由蔣介石一手扶持的江西省黨部和政府，使得江西的反右派鬥爭具有了合法性，並且直接成為這場鬥爭的導火線。顯然，支持江西，也是武漢方麵與蔣介石鬥爭並保有江西的必然行動。第二，是江西的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廣大民眾團結合作、堅持鬥爭的結果。第三，也與當時掌握江西軍權的朱培德有很大關係。朱培德具有很大的搖擺性，但當時卻因蔣介石在占領江西後安排李烈鈞而不是他任省主席心有不滿，故早在2月11日，人們即已料定“第三軍軍長朱培德肯定會反對蔣介石”。所以，武漢改任他為省主席時，他的態度如李宗仁所說是“激烈反蔣”的。因此，有的研究者認為，南昌發生四二暴動，朱培德“難脫包庇縱容之嫌”。
三、朱培德的分共與統政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實行“清黨”反共政策，形成與尚稱革命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相對峙的局麵，史稱“寧漢對立”。江西此時屬於武漢陣營，朱培德主政後，遂立即麵臨著寧漢對立的尖銳矛盾，因而無心致力於政事：領有兩湖和江西的武漢陣營力量較弱，且內部危機日益嚴重。4月25日起，寧漢雙方軍隊在安慶、湖口形成對峙，軍事形勢緊張，江西在地理上處於寧漢對立的前沿，影響更大。江西境內，也危機深伏。南京陣營的李烈鈞在上饒、錢大鈞入贛州，從東南兩麵形成對朱培德的威脅；而蔣介石同時既加強對朱培德的工作，派人駐昌維持聯絡，又加緊拉攏其部下軍官，對朱形成直接脅迫。在此背景下，朱培德最終采取“禮送”共產黨人出境的分共辦法，來化解困境。
朱培德首先突然遣送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人員。5月29日，朱召集所轄第五方麵軍政治工作會議，自己不出席，而讓人傳話說，軍隊中的武裝人員和幾位政工人員發生了一點意見，為免引出不好的結果，他要求那幾位政工人員離開江西。此舉遭到部分與會政工人員的反對，他們表示，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朱培德於是決定將全軍政工人員盡行遣送。當天，第三軍屬下的師黨部、警衛團、憲兵營等，相率在南昌張貼標語，“歡送共產黨離贛”。30日，以第五方麵軍政治部主任、江西省政府秘書長朱克靖為首的全軍政工人員142人，被遣送出江西去武漢。軍隊政工人員一般都是共產黨員。
6月5日，朱培德繼續“禮送”“共產及左傾分子離境”。先一日，朱開出一個在南昌的共產黨負責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22人名單，讓人通知他們離贛。經陳其瑗等要求，留下2位女共產黨員。5日，劉一峰、方誌敏、朱德、李鬆風、傅惠忠、王枕心等20人，在兩名軍官監送下離開江西去武漢（個別人如方誌敏潛留江西）。朱培德出資3萬元作為“禮送”費（其中一半為路費，一半為家屬安置費）。同日，朱派兵查封江西省總工會、農民協會、國民黨南昌市黨部、學生會和《貫徹日報》，收繳工農武裝（僅農民自衛軍槍械即有800餘支）。同時，將南昌四二暴動時被拘押的程天放等人從“看守所釋出”。
除“禮送”少數負責人之外，朱還以布告形式進行分共。6日，朱發出通告，宣布三事：凡共產黨員應完全退出；省內農工運動聽候中央指導；對農工運動之人不得尋仇報複、脅迫誣陷。11日，朱繼續發出最後通牒式的布告，“以最後之言，忠告江西共產黨黨員克日離贛”，“省內一切農工運動，暫時自行停止，聽候中央指導”。至此，朱培德將分共範圍從南昌擴大到全省。
朱培德自述其分共的原因，是共產分子未遵照國民黨黨綱和國民政府決議案行事，認為造成“民眾不安、社會騷動之原因，共產黨實難辭咎”，因此他要對共產黨“極力鎮攝”，“勸其遠行”。實際上，朱培德是要以和平分共作為突破口，在寧漢對立的大勢中，表明其中立的立場，既取諒於南京的蔣介石集團，又見容於日益不滿共產黨的武漢汪精衛集團，從而尋求主動，保障其擁有的地盤、權力等既得利益。
朱培德在江西的分共，繼蔣介石和武漢陣營夏鬥寅、許克祥的清黨反共之後發生，震動一時，引起各方不同的反應，也基本上達到了朱培德所要追求的目標。南京陣營以“朱培德肅清共產黨”、“贛垣共產黨現已告肅清”之類語言，歡迎朱的分共，雙方聯絡此後更為頻繁、緊密，進入江西的蔣係軍隊也停止了對朱的軍事行動。武漢當局認為朱是在苦心孤詣為大局著想，認為如果中央不能體諒他，江西的局麵馬上就會起變化，因此派陳公博為中央特派員赴贛撫慰，並阻止武漢各界民眾團體對朱的抗議活動，汪精衛其後還當麵誇獎朱苦心維持江西，“一切處置，極為適當”。中共方麵原擬立即進行反擊，但受阻於蘇聯顧問鮑羅廷。繼而，朱培德對中共的態度也出現新的變化：從6月中下旬到7月，朱培德很快恢複了省農民協會、總工會及全省工農運動，接收了在武漢農講所畢業的150名江西籍學生並分派他們到28個縣工作；派人到武漢向被遣送政工人員“解釋誤會，並希望仍返贛工作”；還壓製了“江西清黨運動委員會”等反共組織及活動，等等。因此，江西的革命力量再次興起，不少被遣送的共產黨人如朱德又回到江西，這又成為七一五武漢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後，中國共產黨注重江西和八一南昌起義成功舉行的重要條件。
朱培德在費力處理與中共關係的同時，也著力進行了統一全省政令的活動。當時，上饒有4月初李烈鈞遷駐的被武漢國民政府免職的省政府，也稱贛東或上饒省政府。這個政府隸屬於南京，5月中旬李烈鈞赴南京軍事委員會主事後，“先後由薑伯彰、巫啟聖、王鎮寰、劉伯倫、蔣笈、徐惠如、許鴻等分負黨政責任”。他們占據贛東各縣，得到“蔣介石在南京不斷增援”。在贛南，屬南京陣營的廣東當局為牽製武漢和阻止張發奎部回粵，派廣東警備司令錢大鈞進兵贛州，5月18日夜在贛州發動清黨行動，逮捕中共黨員。隨即由廣州政治分會委派蔡申熙、倪弼等11人組織贛南特別委員會，作為贛南最高黨務機關，代行省黨部職權；成立以倪弼為首的贛南行政委員會，作為贛南最高行政機關，代行省政府職權，管轄贛南各縣。贛東、贛南兩處各自“委任官吏，征收稅款，又複各自組黨”，使江西一省“割裂為三，以致黨無統係可言，政更紛歧日甚”，從東麵和南麵構成對朱培德統治的威脅，割裂了朱培德對全省的治權。
朱培德不能忍受這種局麵。最初，他打算以武力統一全省政令。於是，一麵派兵進剿贛東，與贛東省政府發生武裝衝突；一麵策劃對贛南用兵。首先，他用武力解決了蔣介石留在江西的第十四軍餘部，然後，他宣稱錢大鈞部為“反動勢力”，調動駐九江等地的部隊第三軍第八、九兩師及第七師大部到吉安地區，與錢部相對峙。此時寧漢已趨向合流，廣東當局自然不願引發戰爭。8月15日，廣東李濟深致電朱培德，表示粵軍將盡快退出贛南，“一俟趕辦就緒，當即通電貴部前來駐防”，請朱“勿派兵前來，以免發生誤會”。不久，寧漢合流，朱培德作為武漢方麵的代表加入南京特別委員會。9月17日，他率省政府各委員致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要求改變江西政治分裂的現狀，明令克日撤銷上饒所設省政府及贛縣所設行政委員會，以便黨務歸屬於省黨部、政務則歸於省政府。10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布第14號指令，飭撤銷上饒省政府和贛南行政委員會，以使江西政治歸於統一。10月9日，該兩處機構奉令撤銷，兩處軍隊分別撤走，請朱培德派人和平接收，江西政令至是統一。11月，體現寧漢合流精神和全省政令統一成果的江西省政府，由南京國民政府改組產生。省政府以朱培德、熊式輝、楊賡笙、胡曜、陳禮江、熊育鍚、李尚庸、黃實、王均、彭程萬、伍毓瑞等11人為委員，仍由朱培德任主席。經過一係列的反複、周折，江西最終成為南京國民政府治下的一個基本省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