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學者的哀悼與思考
真正為失去王國維而悲痛的，是他的家屬和學者，尤其是他的學生。因為王國維是他們所需要的人，感情上相通的人。
6月16日，設祭於北京市下斜街全浙會館，共收得哀挽詩聯數百幅。梁啟超的挽聯是：“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不僅奇字譯鞮，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己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鵷雛。”梁啟超6月2日進城，本準備赴天津。6月3日聽到王國維的不幸消息，立即返回清華，幫助料理後事。
陳寅恪的挽聯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研究生姚名達曾參加組織師生敘別會，會期是需看工字廳是否有空而決定的。姚名達深悔沒有將敘別時間再推遲幾天，因為，王國維是決定參加完這次會，表示與師生惜別，再去自沉的。姚名達沉痛地說：“吾敘至此，吾懷欲裂，吾筆欲墜，吾不知若何而可贖罪於萬一也。”他的挽聯是：“絕學不傳，師胡早死；群囂未息，吾欲無言。”
王力《挽王靜安師詩》雲：“海內大師誰稱首？海寧王公馳名久。樗材何幸列門牆，昕夕親炙承相厚。日月跳丸將一年，心盲才絀枉鑽研。猶冀常隨幸一得，爭知此後竟無緣。黃塵擾擾羽書急，萬裏朱殷天地泣。勝朝遺老久傷心，經此世變增於邑。捐軀諸事早安排，猶勤功課誨吾儕。無知小子相猜度，不聞理亂故開懷。一朝報道無蹤跡，家人弟子忙尋覓。頤和園內得公屍，身首淋漓裹破席。竟把昆明當汨羅，長辭親友赴清波。取義舍生欣得所，不顧人間喚奈何。湖畔新荷暢生意，柳枝點水成深翠。枝頭好鳥鳴鉤輈，岸上有人獨酸鼻。似此良師何處求？山頹梁壞恨悠悠。一自童時哭亡父，十年忍淚為公流。”
新學期開始後，清華學校研究院迎來了沒有王國維的新學年。吳宓在《空軒詩話》中慨歎說：“自王靜安先生之歿，清華國學研究院即甚零落。”9月20日，梁啟超手持鮮花，率該院新舊學生，前往王國維墓地叩首拜奠，痛苦不已，即席發表演說：
王先生的性格很複雜而且可以說很矛盾，他的頭腦很冷靜，脾氣很和平，情感很濃厚，這是可從他的著述、談話和文學作品看出來的。隻因有此三種矛盾的性格合並在一起，所以結果可以至於自殺。他對於社會，因為有冷靜的頭腦，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氣，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濃厚的情感，所以常常發生莫名的悲憤。積日既久，隻有自殺之一途。我們若以中國古代道德觀念去觀察，王先生的自殺是有意義的，和一般無聊的行為不同。
若說起王先生在學問上的貢獻，那是不為中國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顯著的實在是發明甲骨文。和他同時因甲骨文而著名的雖有人，但其實有許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後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矯正他的絕少。這是他的絕學！不過他的學問絕對不止這點。我挽他的聯有‘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一語，通方知類四字能夠表現他的學問全體。他觀察各方麵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種學問的關係，而逐次努力做出一種學問。本來凡做學問，都應如此。不可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們看王先生的《觀堂集林》，幾乎篇篇都有新發明，隻因他能用最科學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極大。此外的著作，亦無不能找出新問題，而得好結果。其辨證最準確，而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他為學的方法和道德，實在有過人的地方。
近兩年來，王先生在我們研究院和我們朝夕相處，令我們領受莫大的感化，漸漸成為一種學風。這種學風，若再擴充下去，可以成為中國學界的重鎮。他年過五十而毫不衰疲，自殺的前一天，還討論學問，若加以十年，在學問上一定還有多量的發明和建設，尤其對於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幹奇偉的造就和貢獻。
梁啟超又為《國學論叢》的《王靜安先生紀念專號》作序說：“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其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其少年喜譚哲學，尤酷嗜德意誌人康德、叔本華、尼采之書，晚雖棄置不甚治，然於學術之整個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雖好從事個別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從一個問題與他問題之關係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己守殘之蔽。先生古貌古飾，望者輒疑為竺舊自封畛，顧其頭腦乃純然為現代的，對於現代文化原動力之科學精神，全部默契，無所抵拒，而每治一業，恒以極忠實極敬慎之態度行之，有絲毫不自信，則不以著諸竹帛；有一語為前人所嚐道者，輒棄去，懼蹈剿說之嫌以自點汙。蓋其治學之道術所蘊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專門之業，無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嚐不深造而致其極也。……先生之自殺也，時論紛紛非一，啟超以為先生蓋感情最豐富而情操最嚴正之人也。於何見之，於其所為詩詞及諸文學批評中見之，於其所以處朋友師弟間見之。充不屑不潔之量，不願與虛偽惡濁之流同立於世，一死焉而清剛之氣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縱不投汨羅，亦不過更鬱邑侘傺十數年極矣！屈原自沉，我民族意識上之屈原，曾沉乎哉？”
顧頡剛寫了《悼王靜安先生》一文，末署“6·13草於上海，7·6寫清於杭州。”最具風格特征的，為文章的結尾：臨了，我們喊幾句口號：
國家沒有專門研究學問的機關害死了王國維！
我們應該建設專門研究的機關！
士大夫階級的麵子害死了王國維！
我們應該打倒士大夫階級！
我們不是士大夫！
我們都是民眾！
顧頡剛在文章中說：“他的大貢獻都在三十五歲以後，到近數年愈做愈邃密了，別人禁不住環境的壓迫和誘惑，一齊變了節，惟獨他還是不厭不倦地工作，成為中國學術界中唯一的重鎮。今年他隻有五十一歲，假使他有康氏（指康有為）般的壽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麽高。現在呢？他竟‘中道而廢’了！他竟把想望中的一座偉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滅了！為學術界著想，他的死是一個極重大的損失，說不出代價的犧牲。可惜他努力做了三四十年的預備，隻應用得十餘年就停了！”
對王國維的悼念，常常與探討他自沉的原因結合在一起，這是很容易理解的。特別是對一位名人，對一位思想矛盾、複雜的曆史人物，對於一位猶如學術怪傑那樣的人物，一時社會上議論蜂起。如實地介紹各種思索的角度，加以對比，獨立思索以後得出的結論，才是自己的結論。
王國維的同鄉蔣複璁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一文中說：“十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清華研究院因暑假而舉行師生敘別會，當時謠言很盛，梁任公先生由城中趕來，在席間說，時局消息不好，他就想回天津的家，當晚或者要住進東交民巷，靜安先生以為任公先生消息最靈，革命軍即將到北平了，還有研究院同學何士驥亦自北平趕來，還帶了北大沈兼士先生及馬叔平的一個口信，請勸靜安先生進城，住到他們的家，北大同仁可以保護他，最好請靜安先生將辮子剪去，於是研究院同學大多勸靜安先生進城暫避，但是靜安先生說：‘我自有辦法。’這個口信本來是沈、馬二先生的好意，那知成了催命符。”這是蔣複璁追敘當時的傳聞寫的。馬叔平，馬衡的號。馬衡曾以殷南的筆名，發表了《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說：“他最初研究哲學，後來研究文學，最後乃致力於考古學。他所以研究考古學的原因，是完全因為材料見得多，引起他研究的興味。他從戊戌（1898）年以後，和羅振玉總是在一起，從來沒有離開過。羅是喜歡考古的，所以收藏古器物碑版及各種書籍拓本非常之多。尤其是在那時候，中國有幾種考古學材料的發現，如安陽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漢魏簡牘，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書等，羅氏都先見到。他處在這個時代和環境之中，那整理研究的工作，他當然免不了參加的。於是這墾荒的事業就引起他特別的興趣，到後來竟有很大收獲了。但這個環境也就不知不覺把他造成一個遺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惜，也是他自己深抱隱痛的一點。……他是思想不受束縛而且怕受束縛的人，不應該不發覺他一時的錯誤。既然發覺，而又為環境所壓迫，不能輕易變更，這就是他隱痛所在。一到時機危迫的時候，就除死別無他法。你看他身邊的遺囑，何嚐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我說這一番話，有人或者以為我給王先生辯護，有人或者以為我厚誣王先生。但是這些我都不計，我是因為知道他的環境，知道他的背景，又聽到他不便告人的話，所以根據事實，把他死的原因，略略記載一點，並無絲毫褒貶的意思在裏頭。王先生有知，或者也以為知言吧！”
當時王國維身邊的學生戴家祥敘述當時的情況說：“先生之歿也，迄今已四閱月，而世人尚多猜擬之詞，蓋未能深悉先生之身世，不足以知先生。先生少治叔本華、尼采之學，思想深邃而沉著，易趨於極端。平生於時人少所稱許，嘉興沈曾植之外，今惟膠州柯劭忞而已；又於上虞羅振玉往還甚久。數人者皆清室遺老，以是先生因緣及於溥儀。先生勝清一諸生耳，何自苦如此？其中蓋有所限，不能振拔者存焉。先生治學，數十年如一日，而家道極貧，近年複有西河之慟，故交中絕，四顧茫然。其遺書雲：‘五十之年，隻欠一死。’固其中必有難言之慟，得非大可悲也耶？雖然，先生之死，自有宿因；而世亂日迫，實有以促其自殺之念。方五月二日，某承教在側時，先生雲：‘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欲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嗚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謂時局無關也。”
關於王國維死因的客觀分析，顧頡剛認為，這是國家、社會應該負責的。昨天，在報紙上讀到他的遺囑，裏邊說：‘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始恍然明白他的死是怕國民革命軍給他過不去。湖南政府把葉德輝槍斃，浙江政府把章炳麟家產籍沒，在我們看來，覺得他們罪有應得，並不詫異。但是這種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靜安先生的心，以為黨軍既敢用這樣的辣手對付學者，他們到了北京也會把他如法炮製，辦他一個‘複辟派’的罪名的；與其到那時受辱，不如趁黨軍尚未來時，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園裏死了，倒落一個千載流芳。其實他過慮了。葉德輝在湖南做地方上的惡霸、籌安會的首領，是很昭著的。章炳麟近來常做軍閥的爪牙，在報紙上屢屢發表反革命言論，也是很顯明的。至於靜安先生，不過做過清室的官，現在還拖著辮子罷了。他並不曾發表鼓吹複辟的宣言，也不曾從事於陰謀複辟的活動，更不曾受了別人的賄賂而主張過任何關於政治的議論。他究竟還是一個超然的學者，黨軍到北京時哪會使他難堪；至多隻有在街上遇見，硬剪掉他的辮子而已。剪掉他的辮子，實在也算不得侮辱。他以前做過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導師，現在在作清華大學研究院的教授。他拿了中華民國的俸給已有五六年了，他已經不能說是一個‘西山采薇蕨’的遺民了！也許，他想三年前北京大學研究所曾經發出一個宣言，反對清室出賣產業，喪失國寶，其中直稱溥儀的名，他因為一方麵在北京大學做導師，一方麵又在清室做南書房行走，心中不安，就寫了一封長信辭職，起了一回齟齬；這個舊案或者研究所裏的人等到黨軍來時要重新提起。但是，他如果真是這樣想，他未免太冤枉了他們了。他們對於他裝作遺老固然很不滿意，但是他們究竟都是懂得學問的人，對於他是沒有一個不佩服的。他們常覺得他是研究學問的儀型、儲藏知識的寶庫，哪有忍心害理，想去傷害他的道理？靜安先生，從種種方麵看來，你都沒有死的道理，你也不至受辱，你何苦做這種無謂的犧牲，害了自己再害別人呢？為什麽說你害別人？因為你擔負學術上重大的使命，你的生命不是你個人的，已是學術界公有的了；倘使你是一個庸庸碌碌的人，你要死隻管由你死，與人無關，但是現在你的死就損害了學術界了，你對於學界負罪了。
“關於靜安先生做遺老的原因，我是很原諒的。他所以能有今日的學問，羅叔蘊先生實有誘掖獎進的大功。羅氏比他大十餘歲，他以前輩禮事他。羅氏處事的才幹比他好，他的職業與生計也就常常靠他。起初，他們倆都是極新的人物，羅氏所辦的《農學報》和《教育世界》雜誌，大半是靜安先生的翻譯和撰述。羅氏做江蘇師範學校監督，他便做該校教員。羅氏做學部參事，他也在學部裏任事。光複後，羅氏移家到日本，他便跟了去。羅氏在日本大舉出版考古學的書籍，他便幫他做考訂纂錄的事情。因為他和羅氏的關係這樣密切，而羅氏喜歡矯情飾智，欺世盜名，有意借了遺老一塊牌子來圖自己的名利，他在這個環境之中也就難以自脫成了一個‘遺而不老’的遺老了。等到一成了遺老，騎虎難下，為維持自己的麵子起見，不得不硬挺到底了。所以我們論人，不可專看人家的外表，也要設身處地的替人家想一想。靜安先生雖然比我們這輩人，大了二十年左右，但他的頭腦很清楚，他從少年時就看外國文書籍，對於世界潮流哪會不知道，哪會在現在時候還迷信忠君的舊見解？他做遺老明白是他的環境逼迫成功的。他是一個窮學生，若沒有羅氏的幫助，如何能夠得到一個不問外事、專心讀書的境界，他的學問怎能有今日這般好？既經靠了羅氏的幫助而得學問的成功，他又如何能與羅氏分道揚鑣，反而若不相識？所以他今日的自殺，中國的政府與社會應當共同擔負責任。倘使中國早有了研究學問的機關，凡是有誌研究的人到裏邊去，可以恣意滿足他的知識欲，而又無衣食之憂，那麽，靜安先生何必去靠羅氏，更何必因靠羅氏之故而成為遺老？如今，他用了數十年的努力，在史學界上貢獻了許多成績，為中國在國際間掙得了僅有的榮譽，到頭來隻有自居於反革命的地位而先伏其罪，政府不撫恤他，社會上不了解他，大家隻覺得他是一個清室的忠臣而已，這豈不是一個大冤枉！”
王國維逝世一年之後，了解情況又認真思索的浦江清指出：“然則先生曷為自沉耶？曰：觀於其自沉之地點及遺書中世變之語，而可以窺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濁世之少年，相與指畫而言曰：某人者頑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遺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觀念，一代有一代之偉大人格。我生有涯，而世之變也無涯，與其逐潮流而不及，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堅貞。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人亦終有一日而為潮流之落伍者。夫為新時代之落伍者不必懼，所懼者在自己之時代中一無表見耳。且先生所殉者，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別之政治。善哉義寧陳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為三綱六紀之柏拉圖式的概念。”
針對王國維“殉清”說的流行，也有人持鮮明反對的態度。史達說：“王先生的自殺，不在清朝打翻之際，也不在廢帝被逐出宮之時，可見這一死實在並非‘乃心王室’。他所以不先不後，恰恰於今年舊曆的端午跳水尋死者，實緣受友人累，經濟上挨到過量的壓迫耳。據熟悉王羅關係的京友說，這次的不幸事件完全由羅振玉一人逼成的，原來羅女本是王先生的子婦，去年王子病死，羅振玉便把女兒接歸，聲言不能與姑嫜共處，可是在母家替丈夫守節，不能不有代價，因強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塊錢交給羅女，作為津貼。王先生晚年喪子，精神創傷，已屬難堪，又加這樣地要索挑唆，這經濟的責任實更難擔負了。可是羅振玉未甘心，最近便放了一枝致命的毒箭。從前他們同在日本曾合資做過一趟生意，結果大大賺錢，王先生的名下便分到一萬多，但這錢並未支取，即放在羅振玉處作為存款。近來羅振玉忽發奇想，又去兜搭王先生再做一趟生意，便把這存款下注作本。王先生素不講究這些治生之術的，當然由得他擺布，不料大折其本，不但把這萬多塊錢的存款一箍腦兒丟掉且又背了不少的債務。羅振玉又很慷慨地對他說：‘這虧空的分兒你可暫不拿出，隻按月撥付利息好了。’這利息究要多少？剛剛把王先生清華所得薪水吃過，還須欠些。那麽一來，把個王先生直急得又驚又憤，冷了半截，試問他如何不萌短見？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
類似史達這樣的說法，影響更大的是郭沫若的意見。他說：“在表麵上看來，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著舊朝，入了民國之後雖然已經十六年，而他始終不曾剪去發辮，儼然以清室遺臣自居，這是和魯迅先生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學頭腦的人，做學問實事求是，絲毫不為成見所囿，並且異常膽大，能發前人所未能發，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獨於在這生活實踐上卻呈出了極大的矛盾。清朝的遺老們在王先生死了之後，曾諡之為‘忠愨公’，這諡號與其說在尊敬他，無寧是在罵他，忠而愨，不是罵他是愚忠嗎？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澤的遺老們，在清朝滅亡時不曾有人死節，就連身居太師太傅之職的徐世昌，後來不是都做過民國的總統嗎？而一個小小的亡國後的五品官，到了民國十六年卻還要‘殉節’，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嗎？遺老們在下意識中實在流露了對於他的嘲憫。不過問題有點蹊蹺，知道底裏的人能夠為王先生辯白，據說他並不是忠於前朝，而是有別的死因的。他臨死前寫好了的遺書，重要的幾句是‘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絕沒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遜帝來。這樣要說他是‘殉節’，實在有點說不過去，況且當時時局即使危機，而遜帝溥儀還安然無恙，他假如真是一味愚忠，也應該等溥儀有了三長兩短之後，再來死難不遲，他為什麽那樣著急？所以他的自殺，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為‘殉節’看待。據說他的死，實在是受了羅振玉的逼迫，詳細的情形雖然不十分知道，大體的經過是這樣的。羅在天津開書店，王氏之子參預其事，大折其本，羅竟大不滿於王，王之媳乃羅之女，竟因而大歸。這很傷了王國維的情誼，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殺的路。前殷南先生的文字裏也有這樣的話‘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所謂‘摯友之絕’，所指的應該就是這件事。”
王國維“自沉”的消息，初刊於上海《申報》（6月4日），一時各方報道議論紛紛，報道也有失實處。吳宓親自寫了《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河自盡之詳情》新聞稿，發表於1927年6月6日北京《順天時報》。以後，北京大學《國學月報》、清華大學《國學論叢》、上海《文學周報》、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均出版專刊、專號。《學衡》雜誌1928年出版王國維逝世周年紀念號。
6月16日，設祭於北京市下斜街全浙會館，共收得哀挽詩聯數百幅。梁啟超的挽聯是：“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不僅奇字譯鞮，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己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鵷雛。”梁啟超6月2日進城，本準備赴天津。6月3日聽到王國維的不幸消息，立即返回清華，幫助料理後事。
陳寅恪的挽聯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研究生姚名達曾參加組織師生敘別會，會期是需看工字廳是否有空而決定的。姚名達深悔沒有將敘別時間再推遲幾天，因為，王國維是決定參加完這次會，表示與師生惜別，再去自沉的。姚名達沉痛地說：“吾敘至此，吾懷欲裂，吾筆欲墜，吾不知若何而可贖罪於萬一也。”他的挽聯是：“絕學不傳，師胡早死；群囂未息，吾欲無言。”
王力《挽王靜安師詩》雲：“海內大師誰稱首？海寧王公馳名久。樗材何幸列門牆，昕夕親炙承相厚。日月跳丸將一年，心盲才絀枉鑽研。猶冀常隨幸一得，爭知此後竟無緣。黃塵擾擾羽書急，萬裏朱殷天地泣。勝朝遺老久傷心，經此世變增於邑。捐軀諸事早安排，猶勤功課誨吾儕。無知小子相猜度，不聞理亂故開懷。一朝報道無蹤跡，家人弟子忙尋覓。頤和園內得公屍，身首淋漓裹破席。竟把昆明當汨羅，長辭親友赴清波。取義舍生欣得所，不顧人間喚奈何。湖畔新荷暢生意，柳枝點水成深翠。枝頭好鳥鳴鉤輈，岸上有人獨酸鼻。似此良師何處求？山頹梁壞恨悠悠。一自童時哭亡父，十年忍淚為公流。”
新學期開始後，清華學校研究院迎來了沒有王國維的新學年。吳宓在《空軒詩話》中慨歎說：“自王靜安先生之歿，清華國學研究院即甚零落。”9月20日，梁啟超手持鮮花，率該院新舊學生，前往王國維墓地叩首拜奠，痛苦不已，即席發表演說：
王先生的性格很複雜而且可以說很矛盾，他的頭腦很冷靜，脾氣很和平，情感很濃厚，這是可從他的著述、談話和文學作品看出來的。隻因有此三種矛盾的性格合並在一起，所以結果可以至於自殺。他對於社會，因為有冷靜的頭腦，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氣，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濃厚的情感，所以常常發生莫名的悲憤。積日既久，隻有自殺之一途。我們若以中國古代道德觀念去觀察，王先生的自殺是有意義的，和一般無聊的行為不同。
若說起王先生在學問上的貢獻，那是不為中國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顯著的實在是發明甲骨文。和他同時因甲骨文而著名的雖有人，但其實有許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後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矯正他的絕少。這是他的絕學！不過他的學問絕對不止這點。我挽他的聯有‘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一語，通方知類四字能夠表現他的學問全體。他觀察各方麵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種學問的關係，而逐次努力做出一種學問。本來凡做學問，都應如此。不可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們看王先生的《觀堂集林》，幾乎篇篇都有新發明，隻因他能用最科學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極大。此外的著作，亦無不能找出新問題，而得好結果。其辨證最準確，而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他為學的方法和道德，實在有過人的地方。
近兩年來，王先生在我們研究院和我們朝夕相處，令我們領受莫大的感化，漸漸成為一種學風。這種學風，若再擴充下去，可以成為中國學界的重鎮。他年過五十而毫不衰疲，自殺的前一天，還討論學問，若加以十年，在學問上一定還有多量的發明和建設，尤其對於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幹奇偉的造就和貢獻。
梁啟超又為《國學論叢》的《王靜安先生紀念專號》作序說：“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其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其少年喜譚哲學，尤酷嗜德意誌人康德、叔本華、尼采之書，晚雖棄置不甚治，然於學術之整個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雖好從事個別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從一個問題與他問題之關係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己守殘之蔽。先生古貌古飾，望者輒疑為竺舊自封畛，顧其頭腦乃純然為現代的，對於現代文化原動力之科學精神，全部默契，無所抵拒，而每治一業，恒以極忠實極敬慎之態度行之，有絲毫不自信，則不以著諸竹帛；有一語為前人所嚐道者，輒棄去，懼蹈剿說之嫌以自點汙。蓋其治學之道術所蘊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專門之業，無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嚐不深造而致其極也。……先生之自殺也，時論紛紛非一，啟超以為先生蓋感情最豐富而情操最嚴正之人也。於何見之，於其所為詩詞及諸文學批評中見之，於其所以處朋友師弟間見之。充不屑不潔之量，不願與虛偽惡濁之流同立於世，一死焉而清剛之氣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縱不投汨羅，亦不過更鬱邑侘傺十數年極矣！屈原自沉，我民族意識上之屈原，曾沉乎哉？”
顧頡剛寫了《悼王靜安先生》一文，末署“6·13草於上海，7·6寫清於杭州。”最具風格特征的，為文章的結尾：臨了，我們喊幾句口號：
國家沒有專門研究學問的機關害死了王國維！
我們應該建設專門研究的機關！
士大夫階級的麵子害死了王國維！
我們應該打倒士大夫階級！
我們不是士大夫！
我們都是民眾！
顧頡剛在文章中說：“他的大貢獻都在三十五歲以後，到近數年愈做愈邃密了，別人禁不住環境的壓迫和誘惑，一齊變了節，惟獨他還是不厭不倦地工作，成為中國學術界中唯一的重鎮。今年他隻有五十一歲，假使他有康氏（指康有為）般的壽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麽高。現在呢？他竟‘中道而廢’了！他竟把想望中的一座偉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滅了！為學術界著想，他的死是一個極重大的損失，說不出代價的犧牲。可惜他努力做了三四十年的預備，隻應用得十餘年就停了！”
對王國維的悼念，常常與探討他自沉的原因結合在一起，這是很容易理解的。特別是對一位名人，對一位思想矛盾、複雜的曆史人物，對於一位猶如學術怪傑那樣的人物，一時社會上議論蜂起。如實地介紹各種思索的角度，加以對比，獨立思索以後得出的結論，才是自己的結論。
王國維的同鄉蔣複璁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一文中說：“十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清華研究院因暑假而舉行師生敘別會，當時謠言很盛，梁任公先生由城中趕來，在席間說，時局消息不好，他就想回天津的家，當晚或者要住進東交民巷，靜安先生以為任公先生消息最靈，革命軍即將到北平了，還有研究院同學何士驥亦自北平趕來，還帶了北大沈兼士先生及馬叔平的一個口信，請勸靜安先生進城，住到他們的家，北大同仁可以保護他，最好請靜安先生將辮子剪去，於是研究院同學大多勸靜安先生進城暫避，但是靜安先生說：‘我自有辦法。’這個口信本來是沈、馬二先生的好意，那知成了催命符。”這是蔣複璁追敘當時的傳聞寫的。馬叔平，馬衡的號。馬衡曾以殷南的筆名，發表了《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說：“他最初研究哲學，後來研究文學，最後乃致力於考古學。他所以研究考古學的原因，是完全因為材料見得多，引起他研究的興味。他從戊戌（1898）年以後，和羅振玉總是在一起，從來沒有離開過。羅是喜歡考古的，所以收藏古器物碑版及各種書籍拓本非常之多。尤其是在那時候，中國有幾種考古學材料的發現，如安陽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漢魏簡牘，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書等，羅氏都先見到。他處在這個時代和環境之中，那整理研究的工作，他當然免不了參加的。於是這墾荒的事業就引起他特別的興趣，到後來竟有很大收獲了。但這個環境也就不知不覺把他造成一個遺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惜，也是他自己深抱隱痛的一點。……他是思想不受束縛而且怕受束縛的人，不應該不發覺他一時的錯誤。既然發覺，而又為環境所壓迫，不能輕易變更，這就是他隱痛所在。一到時機危迫的時候，就除死別無他法。你看他身邊的遺囑，何嚐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我說這一番話，有人或者以為我給王先生辯護，有人或者以為我厚誣王先生。但是這些我都不計，我是因為知道他的環境，知道他的背景，又聽到他不便告人的話，所以根據事實，把他死的原因，略略記載一點，並無絲毫褒貶的意思在裏頭。王先生有知，或者也以為知言吧！”
當時王國維身邊的學生戴家祥敘述當時的情況說：“先生之歿也，迄今已四閱月，而世人尚多猜擬之詞，蓋未能深悉先生之身世，不足以知先生。先生少治叔本華、尼采之學，思想深邃而沉著，易趨於極端。平生於時人少所稱許，嘉興沈曾植之外，今惟膠州柯劭忞而已；又於上虞羅振玉往還甚久。數人者皆清室遺老，以是先生因緣及於溥儀。先生勝清一諸生耳，何自苦如此？其中蓋有所限，不能振拔者存焉。先生治學，數十年如一日，而家道極貧，近年複有西河之慟，故交中絕，四顧茫然。其遺書雲：‘五十之年，隻欠一死。’固其中必有難言之慟，得非大可悲也耶？雖然，先生之死，自有宿因；而世亂日迫，實有以促其自殺之念。方五月二日，某承教在側時，先生雲：‘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欲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嗚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謂時局無關也。”
關於王國維死因的客觀分析，顧頡剛認為，這是國家、社會應該負責的。昨天，在報紙上讀到他的遺囑，裏邊說：‘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始恍然明白他的死是怕國民革命軍給他過不去。湖南政府把葉德輝槍斃，浙江政府把章炳麟家產籍沒，在我們看來，覺得他們罪有應得，並不詫異。但是這種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靜安先生的心，以為黨軍既敢用這樣的辣手對付學者，他們到了北京也會把他如法炮製，辦他一個‘複辟派’的罪名的；與其到那時受辱，不如趁黨軍尚未來時，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園裏死了，倒落一個千載流芳。其實他過慮了。葉德輝在湖南做地方上的惡霸、籌安會的首領，是很昭著的。章炳麟近來常做軍閥的爪牙，在報紙上屢屢發表反革命言論，也是很顯明的。至於靜安先生，不過做過清室的官，現在還拖著辮子罷了。他並不曾發表鼓吹複辟的宣言，也不曾從事於陰謀複辟的活動，更不曾受了別人的賄賂而主張過任何關於政治的議論。他究竟還是一個超然的學者，黨軍到北京時哪會使他難堪；至多隻有在街上遇見，硬剪掉他的辮子而已。剪掉他的辮子，實在也算不得侮辱。他以前做過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導師，現在在作清華大學研究院的教授。他拿了中華民國的俸給已有五六年了，他已經不能說是一個‘西山采薇蕨’的遺民了！也許，他想三年前北京大學研究所曾經發出一個宣言，反對清室出賣產業，喪失國寶，其中直稱溥儀的名，他因為一方麵在北京大學做導師，一方麵又在清室做南書房行走，心中不安，就寫了一封長信辭職，起了一回齟齬；這個舊案或者研究所裏的人等到黨軍來時要重新提起。但是，他如果真是這樣想，他未免太冤枉了他們了。他們對於他裝作遺老固然很不滿意，但是他們究竟都是懂得學問的人，對於他是沒有一個不佩服的。他們常覺得他是研究學問的儀型、儲藏知識的寶庫，哪有忍心害理，想去傷害他的道理？靜安先生，從種種方麵看來，你都沒有死的道理，你也不至受辱，你何苦做這種無謂的犧牲，害了自己再害別人呢？為什麽說你害別人？因為你擔負學術上重大的使命，你的生命不是你個人的，已是學術界公有的了；倘使你是一個庸庸碌碌的人，你要死隻管由你死，與人無關，但是現在你的死就損害了學術界了，你對於學界負罪了。
“關於靜安先生做遺老的原因，我是很原諒的。他所以能有今日的學問，羅叔蘊先生實有誘掖獎進的大功。羅氏比他大十餘歲，他以前輩禮事他。羅氏處事的才幹比他好，他的職業與生計也就常常靠他。起初，他們倆都是極新的人物，羅氏所辦的《農學報》和《教育世界》雜誌，大半是靜安先生的翻譯和撰述。羅氏做江蘇師範學校監督，他便做該校教員。羅氏做學部參事，他也在學部裏任事。光複後，羅氏移家到日本，他便跟了去。羅氏在日本大舉出版考古學的書籍，他便幫他做考訂纂錄的事情。因為他和羅氏的關係這樣密切，而羅氏喜歡矯情飾智，欺世盜名，有意借了遺老一塊牌子來圖自己的名利，他在這個環境之中也就難以自脫成了一個‘遺而不老’的遺老了。等到一成了遺老，騎虎難下，為維持自己的麵子起見，不得不硬挺到底了。所以我們論人，不可專看人家的外表，也要設身處地的替人家想一想。靜安先生雖然比我們這輩人，大了二十年左右，但他的頭腦很清楚，他從少年時就看外國文書籍，對於世界潮流哪會不知道，哪會在現在時候還迷信忠君的舊見解？他做遺老明白是他的環境逼迫成功的。他是一個窮學生，若沒有羅氏的幫助，如何能夠得到一個不問外事、專心讀書的境界，他的學問怎能有今日這般好？既經靠了羅氏的幫助而得學問的成功，他又如何能與羅氏分道揚鑣，反而若不相識？所以他今日的自殺，中國的政府與社會應當共同擔負責任。倘使中國早有了研究學問的機關，凡是有誌研究的人到裏邊去，可以恣意滿足他的知識欲，而又無衣食之憂，那麽，靜安先生何必去靠羅氏，更何必因靠羅氏之故而成為遺老？如今，他用了數十年的努力，在史學界上貢獻了許多成績，為中國在國際間掙得了僅有的榮譽，到頭來隻有自居於反革命的地位而先伏其罪，政府不撫恤他，社會上不了解他，大家隻覺得他是一個清室的忠臣而已，這豈不是一個大冤枉！”
王國維逝世一年之後，了解情況又認真思索的浦江清指出：“然則先生曷為自沉耶？曰：觀於其自沉之地點及遺書中世變之語，而可以窺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濁世之少年，相與指畫而言曰：某人者頑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遺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觀念，一代有一代之偉大人格。我生有涯，而世之變也無涯，與其逐潮流而不及，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堅貞。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人亦終有一日而為潮流之落伍者。夫為新時代之落伍者不必懼，所懼者在自己之時代中一無表見耳。且先生所殉者，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別之政治。善哉義寧陳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為三綱六紀之柏拉圖式的概念。”
針對王國維“殉清”說的流行，也有人持鮮明反對的態度。史達說：“王先生的自殺，不在清朝打翻之際，也不在廢帝被逐出宮之時，可見這一死實在並非‘乃心王室’。他所以不先不後，恰恰於今年舊曆的端午跳水尋死者，實緣受友人累，經濟上挨到過量的壓迫耳。據熟悉王羅關係的京友說，這次的不幸事件完全由羅振玉一人逼成的，原來羅女本是王先生的子婦，去年王子病死，羅振玉便把女兒接歸，聲言不能與姑嫜共處，可是在母家替丈夫守節，不能不有代價，因強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塊錢交給羅女，作為津貼。王先生晚年喪子，精神創傷，已屬難堪，又加這樣地要索挑唆，這經濟的責任實更難擔負了。可是羅振玉未甘心，最近便放了一枝致命的毒箭。從前他們同在日本曾合資做過一趟生意，結果大大賺錢，王先生的名下便分到一萬多，但這錢並未支取，即放在羅振玉處作為存款。近來羅振玉忽發奇想，又去兜搭王先生再做一趟生意，便把這存款下注作本。王先生素不講究這些治生之術的，當然由得他擺布，不料大折其本，不但把這萬多塊錢的存款一箍腦兒丟掉且又背了不少的債務。羅振玉又很慷慨地對他說：‘這虧空的分兒你可暫不拿出，隻按月撥付利息好了。’這利息究要多少？剛剛把王先生清華所得薪水吃過，還須欠些。那麽一來，把個王先生直急得又驚又憤，冷了半截，試問他如何不萌短見？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
類似史達這樣的說法，影響更大的是郭沫若的意見。他說：“在表麵上看來，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著舊朝，入了民國之後雖然已經十六年，而他始終不曾剪去發辮，儼然以清室遺臣自居，這是和魯迅先生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學頭腦的人，做學問實事求是，絲毫不為成見所囿，並且異常膽大，能發前人所未能發，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獨於在這生活實踐上卻呈出了極大的矛盾。清朝的遺老們在王先生死了之後，曾諡之為‘忠愨公’，這諡號與其說在尊敬他，無寧是在罵他，忠而愨，不是罵他是愚忠嗎？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澤的遺老們，在清朝滅亡時不曾有人死節，就連身居太師太傅之職的徐世昌，後來不是都做過民國的總統嗎？而一個小小的亡國後的五品官，到了民國十六年卻還要‘殉節’，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嗎？遺老們在下意識中實在流露了對於他的嘲憫。不過問題有點蹊蹺，知道底裏的人能夠為王先生辯白，據說他並不是忠於前朝，而是有別的死因的。他臨死前寫好了的遺書，重要的幾句是‘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絕沒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遜帝來。這樣要說他是‘殉節’，實在有點說不過去，況且當時時局即使危機，而遜帝溥儀還安然無恙，他假如真是一味愚忠，也應該等溥儀有了三長兩短之後，再來死難不遲，他為什麽那樣著急？所以他的自殺，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為‘殉節’看待。據說他的死，實在是受了羅振玉的逼迫，詳細的情形雖然不十分知道，大體的經過是這樣的。羅在天津開書店，王氏之子參預其事，大折其本，羅竟大不滿於王，王之媳乃羅之女，竟因而大歸。這很傷了王國維的情誼，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殺的路。前殷南先生的文字裏也有這樣的話‘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所謂‘摯友之絕’，所指的應該就是這件事。”
王國維“自沉”的消息，初刊於上海《申報》（6月4日），一時各方報道議論紛紛，報道也有失實處。吳宓親自寫了《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河自盡之詳情》新聞稿，發表於1927年6月6日北京《順天時報》。以後，北京大學《國學月報》、清華大學《國學論叢》、上海《文學周報》、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均出版專刊、專號。《學衡》雜誌1928年出版王國維逝世周年紀念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