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繼承清代學術傳統，開拓新的學科視野
王國維受西方思潮和清代學術傳統的影響，他有追求好的治學方法的自覺性。因而，他自己的這方麵的言論，很值得首先重視。
考察王國維的治學方法，應重視《觀堂集林》前麵的兩篇序文，這都代表著王國維本人的意思。羅振玉序中說：“餘謂征君之學，於國朝二百餘年中，最近歙縣程易疇先生及吳縣吳愙齋中丞。程君之書，以精識勝而以目驗輔之；其時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塗雖啟，而運用未宏。吳君之書，全據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於程君，而精博則遜之。征君具程君之學識，步吳君之軌躅，又當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規橅大於程君而精博過於吳君。海內新舊學者鹹推重君書無異辭。”“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韻以考古代之製度文物，並其立製之所以然。其術皆由博以反約，由疑而得信，務在不悖不惑，當於理而止。”這兩段文字，上文說學術淵源，下文敘方法。這裏講學術淵源，舉的是名物考古方麵的事，是符合羅振玉的身份、口吻的。程瑤田，字易疇，與戴震師從江永，所著《通藝錄》是清代名物考古方麵的代表作。吳大澂，字清卿，又號愙齋，在清代金石學家中有獨特眼光。他官至巡撫，曾立銅柱於中俄交界處，並書大篆，銘刻於上。王國維歎其為官所累，未大成其學。吳其昌說：“故先生考釋彝器，稱引愙齋甚盛；而《愙齋集古錄》收集之富，又恒為先生取資之藪；故愙齋於經史文學，及其他各種學問，根柢雖淺，而金石之學，所造之深，遠非吳荷屋、徐籀莊輩可及，故雖先生，亦頗為其所影響也。”按一般清代學術家評價，程、吳的學術地位，並不突出。但是，他們的研究方法主張“陳言相因，不如目驗”。所以考訂文物，不拘泥舊說，惟是之求。程與王念孫同為嘉靖樸學大師。王國維1915年作《古胡服考》，末署“乙卯秋七月脫稿”顯然指陰曆七月。後改成《胡服考》，手稿末署：“此考精確三百年中唯程易疇先生或能為之。”
《觀堂集林》蔣汝藻序說：“竊謂君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於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學識，則亦無以理董之。蓋君於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於古書無不貫串，其術甚精，其識甚銳，故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複以新史料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這裏講的“新史料”和“舊史料”之關係，實為“兩重證據法”提出前的重要總結。
一位學者治學方法的逐步成熟，顯然與他的已有知識結構和學術淵源有關。王國維受西方治學方法的影響，在於哲學、邏輯。當他轉向治中國古代文化的時候，思維和邏輯的訓練給予他很大幫助。原來，清代學者的學問以經學為中心，王國維不走這一條路。他的興趣和學術的淵源，在於史學。當時學者常論浙東與浙西學派之別。浙東以黃梨洲、章實齋為代表，多長於史；浙西以顧亭林為代表，分流為皖魯諸派，多長於經。“浙東博通，其失也疏。浙西專精，其失也固。”王國維顯然主張，應擇其長而從之。其實浙東、浙西兩派的優點，集合起來，可以說代表著清代好的傳統。這個傳統正是王國維加以發揚的。章學誠《文史通義》稱：“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固其習而習也。”“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梁啟超評論說：“實齋浙東人，或不免有自譽之嫌；然而這段話，我認為大端不錯，最少也可以說清代史學界偉大人物，屬於浙東產者最多。”王國維是浙東人，他注意到了浙東學派的學風，自幼受史學影響，也深受浙東派影響。當然，他是有容納不同學派的胸襟的。浙西學派以顧亭林為代表的學風，在晚清有其特殊的魅力。正如梁啟超指出的：“亭林在清學界之特殊位置，一在開學風，排斥理氣性命之玄談，專從客觀方麵研究事務條理。二曰開治學方法，如勤搜資料，綜合研究，如考驗耳目聞見以求實證，如力戒雷同剿說，如虛心改訂不護前失之類皆是。三曰開學術門類，如參證經訓史跡，如講求音韻，如說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類皆是。獨有生平最注意的經世致用之學，後來因政治環境所壓迫，竟沒有傳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漸漸複活。至於他的感化力所以能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學術之淵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從梁啟超的介紹就可以知道，王國維與顧亭林在學術上有好多相似之處，以及王國維推崇顧亭林的緣由。
王國維和許多學者一樣，認為清代乾嘉學派的主要成就在小學。但是，清代是通過治經而發展起來的考據之學，它的重點是為了治經。王國維也重視小學，卻為了考史，考古物學。這樣的學風，代表著辛亥革命前後的新派學者的學術趨向。正如王國維所說：“今者時勢又劇變矣。學術之必變，蓋不待言。”
重視甲骨文、敦煌文獻、漢代簡牘等新材料，是王國維形成自己新的研究方法的基礎。王國維這樣的學者，研究首重材料，首先要判定什麽是有理論意義的材料。把握了這些材料之後，王國維學術的基礎是古文字學，研究的手段是小學，研究的趨向是史學。他在1914年7月說：“比年以來擬專治三代文學，因先治古文字，遂覽宋人及國朝諸家之學。”這裏說的“三代之學”當以古史為主了。這樣，王國維對新出土的材料本身雖然並不擁有；但是，利用它們作為研究古史的手段，卻是一個新的創造。
當王國維進入古文字這個學科領域之後，也有以何為基點，以及如何發展的問題。吳其昌指出：“當清盛時小學專家：若段若膺一派，則以《說文》為根據，以貫串群經。郝蘭皋一派，則以《爾雅》為根據，從名物以逆推小學。王石臞一派，則先從群經著手，而歸宿於《說文》。近世章太炎一派，則從音韻以上探小學之本原，而先生一派，則欲先從契、古、籀等文字著手，而歸宿於《說文》。其程次適與段君相反，而與王君相合；故先生之學，雖極如程、吳、孫諸君，而先生之於小學，則矢口佩誦王君不置，今細讀《觀堂集林》可見也。但王君之治學目的在通經，故從群經以發軔；而先生之目的在考史，故從古文字發軔；其以《說文》為證合之關鍵，則一也。故先生之學，其目的則在古史，其根據則在小學。其於小學也，其關鍵則在《說文》；其根據則在古文字學。此數言可蔽也。”
漢字有形、音、義。研究漢字就必須研究音韻學。王國維深入到音韻學領域中，先把握清代古韻研究的權威學者顧炎武、江永、戴東原、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七人的成就。他的獨創的成就，在於整理過唐代韻書，運用音韻學知識研究上古史，如卜辭中有“王亥”，可是在其他古籍中，又作“核”、“垓”、“胲”，王國維根據音韻學的知識，判定上述幾個字都是“亥”的諧聲字，可以通假。在蒙古史研究中，發現“蒙古”兩字有不少音近的異名，才知道別的民族稱它的名字，常常是根據字音記錄下來的。這種通假的事例，他在研究中多次運用。當然，在音韻學研究本身，他也有創造性的見解。《五聲說》：“古音有五聲，陽類一與陰類之平上去入四是也。說以世俗之語則平聲有二，上去入各一是為五聲。”學界認為，“此說影響不大。”王國維的成功，在於用跨學科研究的方法，發展了音韻學的作用，推進了古文字與古史研究。他的功夫在於運用不同學科的知識，使之融會貫通起來。
王國維有了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材料之後，他不斷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以便有利於研究工作。他幼時讀經。1913年冬，他對繆荃孫說：“今年發溫經之興，將《三禮注疏》圈點一過。”他這裏溫《三禮注疏》是為了研究古代禮製，將“經”作為史料來看。他有了這樣的知識準備，在甲骨文、漢簡、古銘文中就有許多新的發現。這裏還需著重說明一下，王國維對《詩》、《書》、《禮》、《易》都有創造性的見解。過去，不少人認為他在經學方麵沒有專門著作，這是不確實的。他並不把某一經學當作萬世不變的標尺。
王國維對學術研究有執著的追求，能努力去站到時代的和學科建設的前沿，在方法上就有容納眾流的氣象，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博稽眾說而唯真理之從。”
考察王國維的治學方法，應重視《觀堂集林》前麵的兩篇序文，這都代表著王國維本人的意思。羅振玉序中說：“餘謂征君之學，於國朝二百餘年中，最近歙縣程易疇先生及吳縣吳愙齋中丞。程君之書，以精識勝而以目驗輔之；其時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塗雖啟，而運用未宏。吳君之書，全據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於程君，而精博則遜之。征君具程君之學識，步吳君之軌躅，又當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規橅大於程君而精博過於吳君。海內新舊學者鹹推重君書無異辭。”“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韻以考古代之製度文物，並其立製之所以然。其術皆由博以反約，由疑而得信，務在不悖不惑，當於理而止。”這兩段文字，上文說學術淵源，下文敘方法。這裏講學術淵源，舉的是名物考古方麵的事，是符合羅振玉的身份、口吻的。程瑤田，字易疇，與戴震師從江永，所著《通藝錄》是清代名物考古方麵的代表作。吳大澂，字清卿，又號愙齋，在清代金石學家中有獨特眼光。他官至巡撫，曾立銅柱於中俄交界處，並書大篆，銘刻於上。王國維歎其為官所累，未大成其學。吳其昌說：“故先生考釋彝器，稱引愙齋甚盛；而《愙齋集古錄》收集之富，又恒為先生取資之藪；故愙齋於經史文學，及其他各種學問，根柢雖淺，而金石之學，所造之深，遠非吳荷屋、徐籀莊輩可及，故雖先生，亦頗為其所影響也。”按一般清代學術家評價，程、吳的學術地位，並不突出。但是，他們的研究方法主張“陳言相因，不如目驗”。所以考訂文物，不拘泥舊說，惟是之求。程與王念孫同為嘉靖樸學大師。王國維1915年作《古胡服考》，末署“乙卯秋七月脫稿”顯然指陰曆七月。後改成《胡服考》，手稿末署：“此考精確三百年中唯程易疇先生或能為之。”
《觀堂集林》蔣汝藻序說：“竊謂君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於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學識，則亦無以理董之。蓋君於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於古書無不貫串，其術甚精，其識甚銳，故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複以新史料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這裏講的“新史料”和“舊史料”之關係，實為“兩重證據法”提出前的重要總結。
一位學者治學方法的逐步成熟，顯然與他的已有知識結構和學術淵源有關。王國維受西方治學方法的影響，在於哲學、邏輯。當他轉向治中國古代文化的時候，思維和邏輯的訓練給予他很大幫助。原來，清代學者的學問以經學為中心，王國維不走這一條路。他的興趣和學術的淵源，在於史學。當時學者常論浙東與浙西學派之別。浙東以黃梨洲、章實齋為代表，多長於史；浙西以顧亭林為代表，分流為皖魯諸派，多長於經。“浙東博通，其失也疏。浙西專精，其失也固。”王國維顯然主張，應擇其長而從之。其實浙東、浙西兩派的優點，集合起來，可以說代表著清代好的傳統。這個傳統正是王國維加以發揚的。章學誠《文史通義》稱：“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固其習而習也。”“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梁啟超評論說：“實齋浙東人，或不免有自譽之嫌；然而這段話，我認為大端不錯，最少也可以說清代史學界偉大人物，屬於浙東產者最多。”王國維是浙東人，他注意到了浙東學派的學風，自幼受史學影響，也深受浙東派影響。當然，他是有容納不同學派的胸襟的。浙西學派以顧亭林為代表的學風，在晚清有其特殊的魅力。正如梁啟超指出的：“亭林在清學界之特殊位置，一在開學風，排斥理氣性命之玄談，專從客觀方麵研究事務條理。二曰開治學方法，如勤搜資料，綜合研究，如考驗耳目聞見以求實證，如力戒雷同剿說，如虛心改訂不護前失之類皆是。三曰開學術門類，如參證經訓史跡，如講求音韻，如說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類皆是。獨有生平最注意的經世致用之學，後來因政治環境所壓迫，竟沒有傳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漸漸複活。至於他的感化力所以能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學術之淵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從梁啟超的介紹就可以知道，王國維與顧亭林在學術上有好多相似之處，以及王國維推崇顧亭林的緣由。
王國維和許多學者一樣，認為清代乾嘉學派的主要成就在小學。但是，清代是通過治經而發展起來的考據之學，它的重點是為了治經。王國維也重視小學，卻為了考史，考古物學。這樣的學風，代表著辛亥革命前後的新派學者的學術趨向。正如王國維所說：“今者時勢又劇變矣。學術之必變，蓋不待言。”
重視甲骨文、敦煌文獻、漢代簡牘等新材料，是王國維形成自己新的研究方法的基礎。王國維這樣的學者，研究首重材料，首先要判定什麽是有理論意義的材料。把握了這些材料之後，王國維學術的基礎是古文字學，研究的手段是小學，研究的趨向是史學。他在1914年7月說：“比年以來擬專治三代文學，因先治古文字，遂覽宋人及國朝諸家之學。”這裏說的“三代之學”當以古史為主了。這樣，王國維對新出土的材料本身雖然並不擁有；但是，利用它們作為研究古史的手段，卻是一個新的創造。
當王國維進入古文字這個學科領域之後，也有以何為基點，以及如何發展的問題。吳其昌指出：“當清盛時小學專家：若段若膺一派，則以《說文》為根據，以貫串群經。郝蘭皋一派，則以《爾雅》為根據，從名物以逆推小學。王石臞一派，則先從群經著手，而歸宿於《說文》。近世章太炎一派，則從音韻以上探小學之本原，而先生一派，則欲先從契、古、籀等文字著手，而歸宿於《說文》。其程次適與段君相反，而與王君相合；故先生之學，雖極如程、吳、孫諸君，而先生之於小學，則矢口佩誦王君不置，今細讀《觀堂集林》可見也。但王君之治學目的在通經，故從群經以發軔；而先生之目的在考史，故從古文字發軔；其以《說文》為證合之關鍵，則一也。故先生之學，其目的則在古史，其根據則在小學。其於小學也，其關鍵則在《說文》；其根據則在古文字學。此數言可蔽也。”
漢字有形、音、義。研究漢字就必須研究音韻學。王國維深入到音韻學領域中，先把握清代古韻研究的權威學者顧炎武、江永、戴東原、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七人的成就。他的獨創的成就，在於整理過唐代韻書，運用音韻學知識研究上古史，如卜辭中有“王亥”，可是在其他古籍中，又作“核”、“垓”、“胲”，王國維根據音韻學的知識，判定上述幾個字都是“亥”的諧聲字，可以通假。在蒙古史研究中，發現“蒙古”兩字有不少音近的異名，才知道別的民族稱它的名字，常常是根據字音記錄下來的。這種通假的事例，他在研究中多次運用。當然，在音韻學研究本身，他也有創造性的見解。《五聲說》：“古音有五聲，陽類一與陰類之平上去入四是也。說以世俗之語則平聲有二，上去入各一是為五聲。”學界認為，“此說影響不大。”王國維的成功，在於用跨學科研究的方法，發展了音韻學的作用，推進了古文字與古史研究。他的功夫在於運用不同學科的知識，使之融會貫通起來。
王國維有了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材料之後，他不斷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以便有利於研究工作。他幼時讀經。1913年冬，他對繆荃孫說：“今年發溫經之興，將《三禮注疏》圈點一過。”他這裏溫《三禮注疏》是為了研究古代禮製，將“經”作為史料來看。他有了這樣的知識準備，在甲骨文、漢簡、古銘文中就有許多新的發現。這裏還需著重說明一下，王國維對《詩》、《書》、《禮》、《易》都有創造性的見解。過去，不少人認為他在經學方麵沒有專門著作，這是不確實的。他並不把某一經學當作萬世不變的標尺。
王國維對學術研究有執著的追求，能努力去站到時代的和學科建設的前沿，在方法上就有容納眾流的氣象，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博稽眾說而唯真理之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