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以學術為性命
王國維治學有的方法是具體的，按說別的學者也可以學，況且，他在文章、通信中，在講堂上也都講得清楚明白，但他人卻並不容易學。其間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即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和學術研究在自己生活中的地位要有一個根本性的認識，按王國維的說法：“以學術為性命。”
當王國維學習西方哲學的時候，也向西方學習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他認為：“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對當時提倡的“小說界革命”，王國維也評之為“觀近數年之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他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說，綜觀中國哲學史，哲學家希變為政治家，詩人也常想“致君堯舜上”，這導致我國無“純粹之哲學”。王國維希望閉門著書，不求政治、實業上的眼前之利益，而著眼於學術上的長遠的利益。這是他關於學術的價值觀。從這點引發開去，就要求學者悅學，即全身心沉醉於學術之中。王國維自己正是這樣做的。但是，他環顧周圍的學者，感到頗為不滿。他說：“然吾人亦非謂今之學者，絕不悅學也。即有悅之者，亦無堅忍之誌，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為口耳之學則可矣。若夫綿密之科學、深邃之哲學、偉大之文學，則固非此等學者所能有事也。”王國維這樣竭力追求的“以學術為性命”的境界，他有時又稱之為“書癡”。
以學術本身作為自己生活的目的，即並不以學術當作獲利的手段。這樣，學者就有一種對學術的專注精神。當他進到研究的領域，會感到得其所哉，感到不受外麵的花花世界的幹擾。所以，王國維認為，“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他在從日本回上海的海輪上，忍受海上顛簸，仍在考訂甲骨文；在清華期間，他在研究室中孜孜以求，當時生活安定一些了，桌上、床上、椅子上都擺滿了書，他仿佛生活在書的海洋之中，洋洋自得。這種專注精神是一個學者取得科學成果的重要條件。
學者“以學術為性命”，才能以科學為準繩，這要有學者個人的條件。王國維重視人格的自由，“東方之學者曰‘匹夫不可奪誌’，西方之學者曰‘意誌自由’”。人能完全排除外界幹擾嗎？其實曆史事實說明是不可能的。隻是一個學者抗幹擾的能力有高有低，這種能力來自於學者自身的獨立性格的養成。這種人格上的獨立性與對學術生命的執著追求互相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王國維自身的強大動力。正是這樣的動力，激發了他對學術的熱情、專注和獨創精神。在王國維看來，這正是時代的要求。“今日之時代，已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製之時代。苟儒家之說而有價值也，則因研究諸子之學而益明其無價值也，雖罷斥百家，適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學術研究為了明是非，學者沒有獨立的人格，就隻會對經書作偶像崇拜，這就談不上研究了。所以他指出：“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偽也，真偽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這幾句話，是王國維自以為“藻周慮密”的話，這是中國學術擺脫宗經的束縛，崇尚科學，走向自由創造的時代的宣言書。
王國維早年信奉作家創作要有天才思想。天才創造的藝術價值是久遠的。有了天才，才能從超然物外的角度看清楚世界上的萬物，而不會被物質的引誘所迷惑。他希望天才的人格力量煥發出巨大的獻身精神，投身於藝術創造。這樣，藝術才會真正地得到發展。他接受了這些思想，並且將它們貫穿到後期的學術研究中去。這就增添了王國維在學術創造過程中的人格的光彩。正如梁啟超所稱讚他的：“每治一業，恒以極忠實、極敬慎之態度行之。有絲毫不自信，則不以著諸竹帛。有一語為前人所嚐道者，輒棄去，懼蹈剿說之嫌以自點汙。蓋其治學之所根本所蘊蓄者如此，故以之治任何專門之業，無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嚐不深造而致其極也。”
若是僅從表麵看來，王國維隻是一位書齋學者，書齋外風雲變幻的世界，他似乎以超然的態度處之。其實，他的內心，承受著巨大的文化的負擔。他特別看重這副沉重的擔子，以為它是維係著國家、民族的命脈。他說：“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王國維在這裏鄭重指出了學術為國家的命脈，他本人又是以學術為性命。對於王國維來說，這是十分莊嚴、崇高的追求。
§§第十三章 以身殉學術
當王國維學習西方哲學的時候，也向西方學習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他認為：“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對當時提倡的“小說界革命”，王國維也評之為“觀近數年之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他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說，綜觀中國哲學史，哲學家希變為政治家，詩人也常想“致君堯舜上”，這導致我國無“純粹之哲學”。王國維希望閉門著書，不求政治、實業上的眼前之利益，而著眼於學術上的長遠的利益。這是他關於學術的價值觀。從這點引發開去，就要求學者悅學，即全身心沉醉於學術之中。王國維自己正是這樣做的。但是，他環顧周圍的學者，感到頗為不滿。他說：“然吾人亦非謂今之學者，絕不悅學也。即有悅之者，亦無堅忍之誌，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為口耳之學則可矣。若夫綿密之科學、深邃之哲學、偉大之文學，則固非此等學者所能有事也。”王國維這樣竭力追求的“以學術為性命”的境界，他有時又稱之為“書癡”。
以學術本身作為自己生活的目的，即並不以學術當作獲利的手段。這樣，學者就有一種對學術的專注精神。當他進到研究的領域，會感到得其所哉，感到不受外麵的花花世界的幹擾。所以，王國維認為，“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他在從日本回上海的海輪上，忍受海上顛簸，仍在考訂甲骨文；在清華期間，他在研究室中孜孜以求，當時生活安定一些了，桌上、床上、椅子上都擺滿了書，他仿佛生活在書的海洋之中，洋洋自得。這種專注精神是一個學者取得科學成果的重要條件。
學者“以學術為性命”，才能以科學為準繩，這要有學者個人的條件。王國維重視人格的自由，“東方之學者曰‘匹夫不可奪誌’，西方之學者曰‘意誌自由’”。人能完全排除外界幹擾嗎？其實曆史事實說明是不可能的。隻是一個學者抗幹擾的能力有高有低，這種能力來自於學者自身的獨立性格的養成。這種人格上的獨立性與對學術生命的執著追求互相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王國維自身的強大動力。正是這樣的動力，激發了他對學術的熱情、專注和獨創精神。在王國維看來，這正是時代的要求。“今日之時代，已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製之時代。苟儒家之說而有價值也，則因研究諸子之學而益明其無價值也，雖罷斥百家，適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學術研究為了明是非，學者沒有獨立的人格，就隻會對經書作偶像崇拜，這就談不上研究了。所以他指出：“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偽也，真偽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這幾句話，是王國維自以為“藻周慮密”的話，這是中國學術擺脫宗經的束縛，崇尚科學，走向自由創造的時代的宣言書。
王國維早年信奉作家創作要有天才思想。天才創造的藝術價值是久遠的。有了天才，才能從超然物外的角度看清楚世界上的萬物，而不會被物質的引誘所迷惑。他希望天才的人格力量煥發出巨大的獻身精神，投身於藝術創造。這樣，藝術才會真正地得到發展。他接受了這些思想，並且將它們貫穿到後期的學術研究中去。這就增添了王國維在學術創造過程中的人格的光彩。正如梁啟超所稱讚他的：“每治一業，恒以極忠實、極敬慎之態度行之。有絲毫不自信，則不以著諸竹帛。有一語為前人所嚐道者，輒棄去，懼蹈剿說之嫌以自點汙。蓋其治學之所根本所蘊蓄者如此，故以之治任何專門之業，無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嚐不深造而致其極也。”
若是僅從表麵看來，王國維隻是一位書齋學者，書齋外風雲變幻的世界，他似乎以超然的態度處之。其實，他的內心，承受著巨大的文化的負擔。他特別看重這副沉重的擔子，以為它是維係著國家、民族的命脈。他說：“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王國維在這裏鄭重指出了學術為國家的命脈，他本人又是以學術為性命。對於王國維來說，這是十分莊嚴、崇高的追求。
§§第十三章 以身殉學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