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教學風采
王國維在1925年4月到清華赴任，當時國學院正準備招生。因為王國維有崇高的學術聲望，暑假中清華學校留校學生就邀請他作一次講演。王國維作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的報告。這是王國維第一次在清華的講壇上與廣大同學見麵。聽講的人雖然是普通的大學生，但他的報告卻是宣傳最近國內研究方麵的新的成績。這個報告提出了20世紀最初二三十年中國學研究的前沿的問題，或者說取得突出成績的問題。他舉出五項：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及西域之簡牘；三、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的文獻；四、內閣大庫書籍檔案；五、中國境內之古代外族遺文。這些問題都是王國維全力研究的問題，講起來特別親切。在學生的研究興趣方麵，王國維主張從材料出發進行研究。“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王國維在講演中注意鼓勵和引導學生。比如講到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之後說：“然此學中所可研究發明之處尚多，不能不有待於後此之努力也。”講演結束時又特別強調說：“然此等發現物，合世界學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闡發尚未及其半，況後此之發現亦正自無窮，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
王國維向清華學生演講，介紹的是國學研究。聽講的對象，雖然並不都學習國學，但是，在王國維看來，研究任何學科都首先需要有一種以學術為性命的科學精神。“夫今日欲求真悅學者，寧於舊學中求之，以研究新學者之真為學問歟？抑以學問為羔雁歟？吾人所不易知。不如深研見棄之舊學者，吾人能斷其出於好學之真意故也。”以學術為性命的精神，是科學研究的動力，如果為了賺錢而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好。研究舊學，取得名利不易，這就在客觀上，使得這個領域中有“好學之真意”。在王國維看來，學生應該有一種素質，即以學術為性命。這種素質教育搞好了，學生會努力地去求學，也能抵製社會上不良風氣的侵襲。王國維心情沉重地說：“吾國下等社會之嗜好，集中於‘利’之一字。上、中社會之嗜好，亦集中於此，而以官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於‘官’之一字。夫欲以一二人之力，拂社會全體之嗜好，以成一事，吾知其難也。”了解了這一思想，才能深刻理解王國維在參予起草的《章程》中稱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者”的涵義。
親領王國維教學風采的，如今健在的隻有一個人了。他就是《金文大字典》的主編，九十高齡的戴家祥。戴家祥於1926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研究甲骨文、金文。他說：“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大綱是王國維先生起草的，采取了中國書院和英國牛津大學兩者相結合的辦法教學。教授有趙元任、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李濟是青年講師。他們教學也各有特點，和王國維在一起，他不講，隻聽學生講，講到他滿意的地方，他就點點頭說‘還可以’；和梁啟超在一起，隻聽他講，不給學生講話的機會：和陳寅恪在一起，他講一半學生講一半。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要我講南北朝史，這當然是考我了。”這段話真切地記述了不同性格的學者有不同的教學風采。王國維性格內向，鋒芒內斂。他對學生是熱情的，將學術發展的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
國學院的茶話會是師生懇談的形式，議定每學期舉行兩次。一次老師作東，每位教授出五元，助教出一元；一次由學生出資，以示回敬。這種形式自由靈活，便於交流。會上梁啟超講話活躍，王國維每次都參加，談話質直。比如1926年期中茶話會，適逢李濟講師從山西考古回校，帶回四十九箱資料，震動清華。發掘地點在山西夏縣，據傳堯舜都城都在山西。會上，大家互相議論。王國維卻冷靜地說：“我主張找一個有曆史根據的地方進行發掘，一層一層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積好嗎？”教授們都對此無異議，但也因為王國維談話太簡單，點到為止，並不曾形成討論。過了一天，有鑽研精神的學生特地去向王國維請教，問他發言的意思，山西夏縣究竟是不是禹都？王國維才回答說：“那是搞錯的。”“我國古帝都都在東方。太皞之虛在陳，大庭氏之庫在魯，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少皞與顓頊之虛皆在魯、衛，帝嚳居亳……堯號陶唐氏而塚在定陶之陽，舜號有虞氏，而子孫封於梁國之虞縣，孟子稱舜生卒之地皆在東夷。”“禹之都邑雖無考，然自太康以後以迄於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益數百歲。”這裏敘述的王國維的思想，是一貫的。在王國維看來，文物深埋於地下，千百年不會動，所以與地理有極大關係。地下的文物，與書上的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曆史特有裨益。
王國維上《尚書》課時，開場白是獨特的。他頗為鄭重地向學生宣布一個重要消息：“諸位！我對《尚書》隻懂了一半。這是我對諸位應該說的第一句話。”這使同學感受到了他的老實，也知道了他的自信。無論上課，還是答疑，遇有同學問到的問題回答時沒有把握的，就明確地說：“不甚清楚。”有時點起煙，顯然在思考著，彼此不說話。待到他有想不起時，仍然告之“不甚清楚”。這就使人深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王國維對學生治學的主張，是希望首先要將書讀好。“五四”以後，怎樣用科學方法整理國學，各方麵人物都有不同見解。胡適開過一個國學的必讀書目，王國維卻有不同看法。他說：“胡先生想把國學開出一賬來，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細賬開好後，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讀書。”比如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讀《史記》，他答：“尋源工夫，必有所獲。”這裏所說的“尋源”，不止用古籍，也用地下所得的考古資料，互相參證。清華學生成立史學會，王國維也到場表示自己的意見，顯然堅持自己的意見。“靜安先生則謂宜多開讀書會，先有根柢而後可言發展。席間議論高興，最後乃折衷一致，先生微嫌薄之。既散，與寅恪先生同行，頗用懷疑，以為斯會別有用意，而不知其實欲有所貢獻於史學也。”
王國維是有熱烈的內心感情的人，但除非對很熟悉又談得來的人，一般不輕易表露自己的感情。他的教學風格是平實的。徐中舒在《追憶王靜安先生》一文中說：“餘以研究考古學故，與先生接談問難之時尤多。先生談話雅尚質樸，毫無華飾。非有所問，不輕發言；有時或至默坐相對，卷煙以自遣，片刻可盡數支；有時或欲有所發揮，亦僅略舉大意，數言而止；遇有疑難問題不能解決者，先生即稱不知。故先生談話，除與學術有關者外，可記者絕少也。”
王國維向清華學生演講，介紹的是國學研究。聽講的對象，雖然並不都學習國學，但是，在王國維看來，研究任何學科都首先需要有一種以學術為性命的科學精神。“夫今日欲求真悅學者，寧於舊學中求之，以研究新學者之真為學問歟？抑以學問為羔雁歟？吾人所不易知。不如深研見棄之舊學者，吾人能斷其出於好學之真意故也。”以學術為性命的精神，是科學研究的動力，如果為了賺錢而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好。研究舊學，取得名利不易，這就在客觀上，使得這個領域中有“好學之真意”。在王國維看來，學生應該有一種素質，即以學術為性命。這種素質教育搞好了，學生會努力地去求學，也能抵製社會上不良風氣的侵襲。王國維心情沉重地說：“吾國下等社會之嗜好，集中於‘利’之一字。上、中社會之嗜好，亦集中於此，而以官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於‘官’之一字。夫欲以一二人之力，拂社會全體之嗜好，以成一事，吾知其難也。”了解了這一思想，才能深刻理解王國維在參予起草的《章程》中稱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者”的涵義。
親領王國維教學風采的，如今健在的隻有一個人了。他就是《金文大字典》的主編，九十高齡的戴家祥。戴家祥於1926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研究甲骨文、金文。他說：“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大綱是王國維先生起草的，采取了中國書院和英國牛津大學兩者相結合的辦法教學。教授有趙元任、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李濟是青年講師。他們教學也各有特點，和王國維在一起，他不講，隻聽學生講，講到他滿意的地方，他就點點頭說‘還可以’；和梁啟超在一起，隻聽他講，不給學生講話的機會：和陳寅恪在一起，他講一半學生講一半。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要我講南北朝史，這當然是考我了。”這段話真切地記述了不同性格的學者有不同的教學風采。王國維性格內向，鋒芒內斂。他對學生是熱情的，將學術發展的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
國學院的茶話會是師生懇談的形式，議定每學期舉行兩次。一次老師作東，每位教授出五元，助教出一元；一次由學生出資，以示回敬。這種形式自由靈活，便於交流。會上梁啟超講話活躍，王國維每次都參加，談話質直。比如1926年期中茶話會，適逢李濟講師從山西考古回校，帶回四十九箱資料，震動清華。發掘地點在山西夏縣，據傳堯舜都城都在山西。會上，大家互相議論。王國維卻冷靜地說：“我主張找一個有曆史根據的地方進行發掘，一層一層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積好嗎？”教授們都對此無異議，但也因為王國維談話太簡單，點到為止，並不曾形成討論。過了一天，有鑽研精神的學生特地去向王國維請教，問他發言的意思，山西夏縣究竟是不是禹都？王國維才回答說：“那是搞錯的。”“我國古帝都都在東方。太皞之虛在陳，大庭氏之庫在魯，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少皞與顓頊之虛皆在魯、衛，帝嚳居亳……堯號陶唐氏而塚在定陶之陽，舜號有虞氏，而子孫封於梁國之虞縣，孟子稱舜生卒之地皆在東夷。”“禹之都邑雖無考，然自太康以後以迄於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益數百歲。”這裏敘述的王國維的思想，是一貫的。在王國維看來，文物深埋於地下，千百年不會動，所以與地理有極大關係。地下的文物，與書上的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曆史特有裨益。
王國維上《尚書》課時，開場白是獨特的。他頗為鄭重地向學生宣布一個重要消息：“諸位！我對《尚書》隻懂了一半。這是我對諸位應該說的第一句話。”這使同學感受到了他的老實，也知道了他的自信。無論上課，還是答疑，遇有同學問到的問題回答時沒有把握的，就明確地說：“不甚清楚。”有時點起煙，顯然在思考著，彼此不說話。待到他有想不起時，仍然告之“不甚清楚”。這就使人深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王國維對學生治學的主張，是希望首先要將書讀好。“五四”以後，怎樣用科學方法整理國學，各方麵人物都有不同見解。胡適開過一個國學的必讀書目，王國維卻有不同看法。他說：“胡先生想把國學開出一賬來，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細賬開好後，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讀書。”比如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讀《史記》，他答：“尋源工夫，必有所獲。”這裏所說的“尋源”，不止用古籍，也用地下所得的考古資料，互相參證。清華學生成立史學會，王國維也到場表示自己的意見，顯然堅持自己的意見。“靜安先生則謂宜多開讀書會，先有根柢而後可言發展。席間議論高興，最後乃折衷一致，先生微嫌薄之。既散，與寅恪先生同行，頗用懷疑，以為斯會別有用意，而不知其實欲有所貢獻於史學也。”
王國維是有熱烈的內心感情的人，但除非對很熟悉又談得來的人，一般不輕易表露自己的感情。他的教學風格是平實的。徐中舒在《追憶王靜安先生》一文中說：“餘以研究考古學故，與先生接談問難之時尤多。先生談話雅尚質樸，毫無華飾。非有所問，不輕發言；有時或至默坐相對，卷煙以自遣，片刻可盡數支；有時或欲有所發揮，亦僅略舉大意，數言而止；遇有疑難問題不能解決者，先生即稱不知。故先生談話，除與學術有關者外，可記者絕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