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喪子之痛與摯友之絕
1926年8月，王國維之長子王潛明在上海不幸病逝。王國維在他病危期間到了上海，這時又為他主持喪事。羅振玉也到上海慰問，並安慰自己的女兒羅曼華（字孝純）。喪事辦完，羅振玉就帶著女兒回到天津羅家去了，當時稱之為“大歸”。近期發現有四封羅振玉致王國維的信，敘述了當時的情況。這四封信的開頭是“靜公惠鑒”，不像以前那樣稱“靜公親家有道”了。“喪子之痛”、“摯友之絕”是討論王、羅關係經常提到的事，應該根據各方麵發現的新材料，加以實事求是的分析。
事情的表露似乎是王國維將王潛明的撫恤金寄給羅孝純而被拒收，當然，這意味著與王家脫離關係的意思。王國維處理完長子喪事回京後，1926年10月24日給羅振玉寫了一封很認真的信。關於潛明的不幸，他說：“維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變。”關於雙方的矛盾，王國維指出：“於維為塚子，於公為愛婿，哀死寧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圖中間乃生誤會，然此誤會久之自釋，故維初十日晚過津，亦遂不複相詣，留為異日相見之地，言之惘惘。”這封信的中心是處理“亡兒遺款”的事：“初八日在滬，曾托頌清兄以亡兒遺款匯公處，求公代為令媛經理。今得其來函，已將銀數改作洋銀二千四百二十三元匯津，目下當可收到。而令媛前交來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鐲兌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關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個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陸銀行匯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與前滬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請公為之全權處置。”此外，王國維還說明：“此次北上旅費，數月後再當奉還。令媛零用，亦請暫墊。維負債無幾，今年與明春夏間當可全楚也。”承認要付羅孝純零用錢，表示希望繼續聯係。過了一個星期之後，王國維又寫了一封回信，重申此款應給羅孝純，王國維以罕見的生氣說：“此款在道理、法律，當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種議論。亡兒與令媛結婚已逾八年，其間恩義未嚐不篤，即令不滿於舅姑，當無不滿於其所天之理，何以於其遺款如此之拒絕。若雲退讓，則正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複有損。總之，此事於情理皆說不去，求公再以大義諭之。”這封“專此奉懇”的信，是現存的王國維致羅振玉的最後一封信了。羅振玉在回信中厲聲訓斥道：“書中所言有鈍根所不能解者，公言之愈明，弟之不解益甚。謹就下走所見為公陳言。來書謂小女拒絕伯深遺款為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複有損。”在王國維看來，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是羅孝純“不滿於舅姑”，當是一種委婉的說法。今見甘孺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作過解釋和發揮：孝純“與繼姑有諱言，仆媼複從中構之。靜安雖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王氏繼室）主之，己不過問，與鄉人事無巨細皆過問不同。至是伯深卒，靜安夫婦蒞滬主喪，潘處善後或失當，孝純訴諸鄉人，鄉人遷怒靜安聽婦言，而靜安又隱忍不自剖白，鄉人遽攜孝純大歸……伯深服務海關，卒後恤金，鄉人且不令孝純收受。”其實，羅振玉本人對王國維所說的“不滿於舅姑”，根本不以為然，故稱之為：“公斬釘截鐵如老吏斷獄，以為言之至明矣，而即弟之至不能解。”
“至謂不滿於舅姑一節更為公縷縷言之。小女自歸尊府近十年，依弟之日多而侍舅姑之日少。即伯深亦依弟之日多，而侍公之日少。……因伯深海關一席在津，弟亦住津，伯深所入不足另立門戶。弟宅幸寬故主弟家，飲食一切自應由弟任之。嗣伯深不安而移居，弟亦不強者，伯深益唯恐累弟故也。及移居而女病，所入不足，仍由弟助之。”“又值移滬，乃一人到滬，留眷在弟家，欲稍有積蓄為接眷之費。而小女因連喪兩女，因而致疾，所費不少，致伯深仍無所蓄。乃由弟備資送女至滬，為之賃屋，為之置器，合計每年所費亦非甚少。……至弟此次到滬，小女言老宅沒錢，此次川資所費已不少，卒遭大難，女固異常傷心，即老宅亦財力不及，便以奩中金器變價，以充喪用，以減堂上擔負。（於此可見其能體親心，何有其不滿舅姑）弟頗嘉為知禮，至海關恤款，遲早皆可取出，而公急於領款。小女亦遂仰體尊意，脫喪服而至海關，而複申明絕不用此錢，其存心亦未為不當。（此亦足見仰體親心，何得謂之不滿）。惟弟則覺死者屍骨未寒，此款遲早均可往取，何必亟亟？輕禮重財，是誠有之。此事乃弟與公絕對所見不合處，與小女無與也。前公書來以示小女，小女矢守前語，不敢失信，故仍申前旨，信而可失，豈得為人。然公即以此加之罪矣。”這裏明明白白地說明，領取撫恤金問題，引起了羅、王的爭執。羅振玉已明言，錯誤不在女兒，而在王國維。這樣的爭執，其實早在上海治喪期間就發生了。
按說，羅王兩家聯姻，還算門當戶對。當兩家剛結親時，羅振玉也確有得體的表示。他給王國維寫信說：“小女聞身體漸佳，不知能盡婦道否？祈時時教導，勿染時習，則幸矣。弟夙愛此女，然亦未嚐以愛而恣之，總須篤守婦職，以禮自持，乃有以對公也。”
關於羅振玉、王國維後來斷交的原因，陳鴻祥《王國維年譜》提供了不少回憶材料，有益於大家思考。“王氏丙辰（1916年）自日本歸來，在滬賃居那自認為‘房價低廉’、‘屋亦寬敞’的‘閘庫門’三樓底樓寓所，實在不是什麽‘尚明軒’，而是鬧市中的辟地，荒寂陰森，連‘木工’一類苦力，尚且搬進‘一日即遷走’。仲安老人所謂‘或有所見’者，蓋舊時所稱‘見鬼’，或‘鬼神作祟’耳。……所以，對於王氏北上以後，猶讓潛明居於原處，並與其愛女在此等類似《聊齋》所寫狐鬼為祟的‘鬼地方’結婚成家，顯然不滿。不久，潛明果然病亡。羅氏焉能不‘遷怒’親家夫婦，全然不為長兒、長媳命運著想？此層‘細故’，即當事者羅氏本人，自亦難出口，故隻能攜女‘大歸’，以泄其胸中所蓄‘怒意’。”上麵引文中提到的“仲安老人”，係羅振玉次女。她的追憶確有當時之傳聞為依據。羅振玉那時給王國維的信中說：“公寓有鬼，信否？若然，是宜移居。”羅振玉說明：“弟平日不信鬼，然近來有人親見過，至是乃不得不信矣。”但是，這裏所說的“公寓”，指王國維住處，時間在1916年，地點是“愛文義路大通路吳興裏三百九十二號”。王潛明與羅孝純在天津結的婚，怎麽可能在這個“鬼地方結婚成家”？以後王潛明、羅孝純遷滬之後，住在江陰路。從以上所引的書信中，羅振玉明明寫道“乃由弟備資送女至滬，為之賃屋，為之置器”雲雲，顯然沒有住到大通路的“原處”去。即使江陰路住宅中也見鬼，既是羅振玉自己“為之賃屋”，很難想象羅振玉會“隻能攜女‘大歸’以泄其胸中所蓄‘怒意’”。
王潛明患傷寒病，本來表麵已經好轉，但實際並未恢複。這類病在恢複期本來忌吃生硬之物。王潛明喜歡吃硬飯，後來又發作了，隨即遇到不幸，潘夫人對孝純有責怪，由此產生“婆媳齟齬”的事也會有。但是，冷靜思考這的確很難怪人的。王國維在致羅振玉信中一開頭就說：“維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變。”可見，王國維表明並無責怪他人之意。不久，馬衡也得了傷寒，王國維馬上寫信給他：“此次還京尚未複原。此病之後，調理甚為重要，仍請節勞為荷。亡兒之病，中西二醫並有貽誤，亦不能專咎西醫，即病者自身亦槍法錯亂。總之，運數如此，無可說也。”這裏又強調了調理的重要。但是，潛明之喪，對王、羅兩家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說“婆媳齟齬”會導致王國維與羅振玉兩人之間幾十年友誼的中止，似乎並不能令人信服。
王國維對導致這個局麵的解釋是，“不圖中間乃生誤會，然此誤會久之自釋”。羅振玉並不接受這個說法，他氣很盛，他斷然說明與王國維爭執的根源是更為深遠的：“弟與公交垂三十年，方公在滬上混豫章於凡材之中，弟獨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荊去棘之勞。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論學無間，而根本實有不同之點。聖人之道，貴乎中庸，然在聖人已歎為不可能，故非偏於彼，而偏於此。弟為人偏於博愛近墨，公偏於自愛近楊，此不能諱者也。至小女則完全立於無過之地，不僅無過，弟尚嘉其知義守信，合聖人所謂夫婦所能。”這樣的論辯，顯然不是誤會，也不會是一時氣憤，而是涉及兩個人的生活態度根本不一樣了。羅振玉的這種看法，當然不可能是一時之見，但是到這時候忽然爆發，除了家事以外，應該說與當時激烈的政治紛爭中兩個人態度上的分野不無關係。
撫恤金最後是怎樣處理的呢？據羅振玉書信說：“由滬送來小女家具照單”與“匯來伯深恤金等二千四百卅二元”均收到。另一封信稱“合前款共得三千元”。這就是說，除撫恤金外，其他的賬目也已結算清楚。但是，他又說：“小女屢次聲明不用一錢，義不可更強之。”“小女信誓不受，未可再強之，此所謂匹夫匹婦之愚，聖人已所許也。”以後，從羅振玉的信中看出，王國維又去過信，說過“舊誼為重”的話。羅振玉說，來信“拳拳以舊誼為重，甚善，甚善。弟平日作書不逾百字，賦性簡拙，以不欲與人爭是非，刻在今日尚有是非可言耶”？羅振玉告王國維：“擬以二千元貯蓄為嗣子來日長大婚、學費，餘千元別有處置之法，以心安理得為歸，不負公所托也。”這封信的日期，署“初七下午”，這是1926年11月20日。現存的羅振玉給王國維的最後的一封信，寫於1926年11月26日。王國維還細致地保存了匯款人的信件，內容如下：“今日即托中國實業銀行將現銀合成洋元匯至天津交雪老手收矣。計合洋貳千四百廿三元。此款本擬將銀匯津，因現銀與洋元不同，每千兩須匯水陸拾兩，太不合算；刻下合洋元匯津，每千元隻匯費六元。茲將揭單寄上，請公存。”時間為陰曆“九月十四日”。
“喪子之痛”、“摯友之絕”這兩件事，對於王國維精神上的打擊是深重的。到1927年，他給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寫信，還提及“弟秋間長子之喪，心緒惡劣”。他見人就要訴說自己的不幸，更可怕的是經常一個人發呆。少年喪母，中年喪妻，晚年喪子，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夠可怕的。
王國維於1926年冬寄給際彪一信，並五十元匯款。後王國維又收到際彪信，還稱謝王國維秋天寄到的二百元贈款。王國維複信說：“去歲弟因長兒之變，於外稍有欠項。其十月二百元之款，弟實無此事，想叔蘊先生（以己款）假弟之名以濟尊處急用者。此事誠不宜揭破，然亦不敢掠美，謹以實聞。”王國維怎麽想到有這樣的事呢？何以突出羅振玉“以己款”而又強調“不宜揭破”呢？看來王國維可能想起羅振玉給他的信中說：“至此款承公始終見委，弟即轉存入銀行而熟籌所以處之之策，但弟偏於博愛或不免不得尊恉耳。”其實，王國維雖然尚欠別人的錢，又心緒惡劣，但他認為該支援處，不論錢數多少，也算盡了心意了。當時，際彪住天津，王國維於1927年2月12日赴天津時，本想於2月14日“趨謁師座，因在客寓稍感寒疼，是以即行回京”。由此看來，王國維到天津，也沒有會見羅振玉，當時雙方亦無書信往來。這就算羅、王關係的餘波了。
這裏必須說明，以後的王、羅兩家後代，在艱難歲月中，有互相支援的美事，王氏六子王登明教授和夫人梅美珍在1949年以後，直至文化大革命領工資後定期給大嫂寄錢，十分不易，讓人感到人情的溫暖。
§§第十一章 國學研究的曆史性貢獻
事情的表露似乎是王國維將王潛明的撫恤金寄給羅孝純而被拒收，當然，這意味著與王家脫離關係的意思。王國維處理完長子喪事回京後，1926年10月24日給羅振玉寫了一封很認真的信。關於潛明的不幸，他說：“維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變。”關於雙方的矛盾，王國維指出：“於維為塚子，於公為愛婿，哀死寧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圖中間乃生誤會，然此誤會久之自釋，故維初十日晚過津，亦遂不複相詣，留為異日相見之地，言之惘惘。”這封信的中心是處理“亡兒遺款”的事：“初八日在滬，曾托頌清兄以亡兒遺款匯公處，求公代為令媛經理。今得其來函，已將銀數改作洋銀二千四百二十三元匯津，目下當可收到。而令媛前交來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鐲兌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關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個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陸銀行匯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與前滬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請公為之全權處置。”此外，王國維還說明：“此次北上旅費，數月後再當奉還。令媛零用，亦請暫墊。維負債無幾，今年與明春夏間當可全楚也。”承認要付羅孝純零用錢，表示希望繼續聯係。過了一個星期之後，王國維又寫了一封回信，重申此款應給羅孝純，王國維以罕見的生氣說：“此款在道理、法律，當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種議論。亡兒與令媛結婚已逾八年，其間恩義未嚐不篤，即令不滿於舅姑，當無不滿於其所天之理，何以於其遺款如此之拒絕。若雲退讓，則正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複有損。總之，此事於情理皆說不去，求公再以大義諭之。”這封“專此奉懇”的信，是現存的王國維致羅振玉的最後一封信了。羅振玉在回信中厲聲訓斥道：“書中所言有鈍根所不能解者，公言之愈明，弟之不解益甚。謹就下走所見為公陳言。來書謂小女拒絕伯深遺款為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複有損。”在王國維看來，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是羅孝純“不滿於舅姑”，當是一種委婉的說法。今見甘孺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作過解釋和發揮：孝純“與繼姑有諱言，仆媼複從中構之。靜安雖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王氏繼室）主之，己不過問，與鄉人事無巨細皆過問不同。至是伯深卒，靜安夫婦蒞滬主喪，潘處善後或失當，孝純訴諸鄉人，鄉人遷怒靜安聽婦言，而靜安又隱忍不自剖白，鄉人遽攜孝純大歸……伯深服務海關，卒後恤金，鄉人且不令孝純收受。”其實，羅振玉本人對王國維所說的“不滿於舅姑”，根本不以為然，故稱之為：“公斬釘截鐵如老吏斷獄，以為言之至明矣，而即弟之至不能解。”
“至謂不滿於舅姑一節更為公縷縷言之。小女自歸尊府近十年，依弟之日多而侍舅姑之日少。即伯深亦依弟之日多，而侍公之日少。……因伯深海關一席在津，弟亦住津，伯深所入不足另立門戶。弟宅幸寬故主弟家，飲食一切自應由弟任之。嗣伯深不安而移居，弟亦不強者，伯深益唯恐累弟故也。及移居而女病，所入不足，仍由弟助之。”“又值移滬，乃一人到滬，留眷在弟家，欲稍有積蓄為接眷之費。而小女因連喪兩女，因而致疾，所費不少，致伯深仍無所蓄。乃由弟備資送女至滬，為之賃屋，為之置器，合計每年所費亦非甚少。……至弟此次到滬，小女言老宅沒錢，此次川資所費已不少，卒遭大難，女固異常傷心，即老宅亦財力不及，便以奩中金器變價，以充喪用，以減堂上擔負。（於此可見其能體親心，何有其不滿舅姑）弟頗嘉為知禮，至海關恤款，遲早皆可取出，而公急於領款。小女亦遂仰體尊意，脫喪服而至海關，而複申明絕不用此錢，其存心亦未為不當。（此亦足見仰體親心，何得謂之不滿）。惟弟則覺死者屍骨未寒，此款遲早均可往取，何必亟亟？輕禮重財，是誠有之。此事乃弟與公絕對所見不合處，與小女無與也。前公書來以示小女，小女矢守前語，不敢失信，故仍申前旨，信而可失，豈得為人。然公即以此加之罪矣。”這裏明明白白地說明，領取撫恤金問題，引起了羅、王的爭執。羅振玉已明言，錯誤不在女兒，而在王國維。這樣的爭執，其實早在上海治喪期間就發生了。
按說，羅王兩家聯姻，還算門當戶對。當兩家剛結親時，羅振玉也確有得體的表示。他給王國維寫信說：“小女聞身體漸佳，不知能盡婦道否？祈時時教導，勿染時習，則幸矣。弟夙愛此女，然亦未嚐以愛而恣之，總須篤守婦職，以禮自持，乃有以對公也。”
關於羅振玉、王國維後來斷交的原因，陳鴻祥《王國維年譜》提供了不少回憶材料，有益於大家思考。“王氏丙辰（1916年）自日本歸來，在滬賃居那自認為‘房價低廉’、‘屋亦寬敞’的‘閘庫門’三樓底樓寓所，實在不是什麽‘尚明軒’，而是鬧市中的辟地，荒寂陰森，連‘木工’一類苦力，尚且搬進‘一日即遷走’。仲安老人所謂‘或有所見’者，蓋舊時所稱‘見鬼’，或‘鬼神作祟’耳。……所以，對於王氏北上以後，猶讓潛明居於原處，並與其愛女在此等類似《聊齋》所寫狐鬼為祟的‘鬼地方’結婚成家，顯然不滿。不久，潛明果然病亡。羅氏焉能不‘遷怒’親家夫婦，全然不為長兒、長媳命運著想？此層‘細故’，即當事者羅氏本人，自亦難出口，故隻能攜女‘大歸’，以泄其胸中所蓄‘怒意’。”上麵引文中提到的“仲安老人”，係羅振玉次女。她的追憶確有當時之傳聞為依據。羅振玉那時給王國維的信中說：“公寓有鬼，信否？若然，是宜移居。”羅振玉說明：“弟平日不信鬼，然近來有人親見過，至是乃不得不信矣。”但是，這裏所說的“公寓”，指王國維住處，時間在1916年，地點是“愛文義路大通路吳興裏三百九十二號”。王潛明與羅孝純在天津結的婚，怎麽可能在這個“鬼地方結婚成家”？以後王潛明、羅孝純遷滬之後，住在江陰路。從以上所引的書信中，羅振玉明明寫道“乃由弟備資送女至滬，為之賃屋，為之置器”雲雲，顯然沒有住到大通路的“原處”去。即使江陰路住宅中也見鬼，既是羅振玉自己“為之賃屋”，很難想象羅振玉會“隻能攜女‘大歸’以泄其胸中所蓄‘怒意’”。
王潛明患傷寒病，本來表麵已經好轉，但實際並未恢複。這類病在恢複期本來忌吃生硬之物。王潛明喜歡吃硬飯，後來又發作了，隨即遇到不幸，潘夫人對孝純有責怪，由此產生“婆媳齟齬”的事也會有。但是，冷靜思考這的確很難怪人的。王國維在致羅振玉信中一開頭就說：“維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變。”可見，王國維表明並無責怪他人之意。不久，馬衡也得了傷寒，王國維馬上寫信給他：“此次還京尚未複原。此病之後，調理甚為重要，仍請節勞為荷。亡兒之病，中西二醫並有貽誤，亦不能專咎西醫，即病者自身亦槍法錯亂。總之，運數如此，無可說也。”這裏又強調了調理的重要。但是，潛明之喪，對王、羅兩家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說“婆媳齟齬”會導致王國維與羅振玉兩人之間幾十年友誼的中止，似乎並不能令人信服。
王國維對導致這個局麵的解釋是，“不圖中間乃生誤會，然此誤會久之自釋”。羅振玉並不接受這個說法，他氣很盛，他斷然說明與王國維爭執的根源是更為深遠的：“弟與公交垂三十年，方公在滬上混豫章於凡材之中，弟獨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荊去棘之勞。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論學無間，而根本實有不同之點。聖人之道，貴乎中庸，然在聖人已歎為不可能，故非偏於彼，而偏於此。弟為人偏於博愛近墨，公偏於自愛近楊，此不能諱者也。至小女則完全立於無過之地，不僅無過，弟尚嘉其知義守信，合聖人所謂夫婦所能。”這樣的論辯，顯然不是誤會，也不會是一時氣憤，而是涉及兩個人的生活態度根本不一樣了。羅振玉的這種看法，當然不可能是一時之見，但是到這時候忽然爆發，除了家事以外，應該說與當時激烈的政治紛爭中兩個人態度上的分野不無關係。
撫恤金最後是怎樣處理的呢？據羅振玉書信說：“由滬送來小女家具照單”與“匯來伯深恤金等二千四百卅二元”均收到。另一封信稱“合前款共得三千元”。這就是說，除撫恤金外，其他的賬目也已結算清楚。但是，他又說：“小女屢次聲明不用一錢，義不可更強之。”“小女信誓不受，未可再強之，此所謂匹夫匹婦之愚，聖人已所許也。”以後，從羅振玉的信中看出，王國維又去過信，說過“舊誼為重”的話。羅振玉說，來信“拳拳以舊誼為重，甚善，甚善。弟平日作書不逾百字，賦性簡拙，以不欲與人爭是非，刻在今日尚有是非可言耶”？羅振玉告王國維：“擬以二千元貯蓄為嗣子來日長大婚、學費，餘千元別有處置之法，以心安理得為歸，不負公所托也。”這封信的日期，署“初七下午”，這是1926年11月20日。現存的羅振玉給王國維的最後的一封信，寫於1926年11月26日。王國維還細致地保存了匯款人的信件，內容如下：“今日即托中國實業銀行將現銀合成洋元匯至天津交雪老手收矣。計合洋貳千四百廿三元。此款本擬將銀匯津，因現銀與洋元不同，每千兩須匯水陸拾兩，太不合算；刻下合洋元匯津，每千元隻匯費六元。茲將揭單寄上，請公存。”時間為陰曆“九月十四日”。
“喪子之痛”、“摯友之絕”這兩件事，對於王國維精神上的打擊是深重的。到1927年，他給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寫信，還提及“弟秋間長子之喪，心緒惡劣”。他見人就要訴說自己的不幸，更可怕的是經常一個人發呆。少年喪母，中年喪妻，晚年喪子，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夠可怕的。
王國維於1926年冬寄給際彪一信，並五十元匯款。後王國維又收到際彪信，還稱謝王國維秋天寄到的二百元贈款。王國維複信說：“去歲弟因長兒之變，於外稍有欠項。其十月二百元之款，弟實無此事，想叔蘊先生（以己款）假弟之名以濟尊處急用者。此事誠不宜揭破，然亦不敢掠美，謹以實聞。”王國維怎麽想到有這樣的事呢？何以突出羅振玉“以己款”而又強調“不宜揭破”呢？看來王國維可能想起羅振玉給他的信中說：“至此款承公始終見委，弟即轉存入銀行而熟籌所以處之之策，但弟偏於博愛或不免不得尊恉耳。”其實，王國維雖然尚欠別人的錢，又心緒惡劣，但他認為該支援處，不論錢數多少，也算盡了心意了。當時，際彪住天津，王國維於1927年2月12日赴天津時，本想於2月14日“趨謁師座，因在客寓稍感寒疼，是以即行回京”。由此看來，王國維到天津，也沒有會見羅振玉，當時雙方亦無書信往來。這就算羅、王關係的餘波了。
這裏必須說明，以後的王、羅兩家後代，在艱難歲月中，有互相支援的美事，王氏六子王登明教授和夫人梅美珍在1949年以後，直至文化大革命領工資後定期給大嫂寄錢，十分不易，讓人感到人情的溫暖。
§§第十一章 國學研究的曆史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