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叔本華哲學與《紅樓夢》的價值
《紅樓夢評論》發表於1904年6月至8月，連載於《教育世界》雜誌第76、77、78、81號，分四期載完。這樣的處理，在當時是十分突出的長篇論文。以後，收入1905年出版的《靜庵文集》。
中國古代傳統文人寫詩明誌，大都不重視小說。1900年前後，小說的理論文章大量湧現，小說的刊物紛紛出版，顯然受到“變法維新”的影響。1902年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是影響全社會的論文。他認為，由於有毒素的小說流傳，所以“中國政治腐敗”。他反對輕視小說，並將小說的作用提高到令人驚奇的地位：“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由於重視小說，提高了小說的地位，對古典小說的評論也發展起來了。1904年以後，從美學角度探討小說的人多起來了，比如黃人的《小說林發刊詞》指出，小說的實質是“文學是傾向於美的方麵”的一種。徐念慈《小說林緣起》以黑格爾美學思想為指導分析小說。王國維的文章是在這股文化潮流中產生的。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的特點，是努力從現代哲學、美學的高度去揭示這部作品的新的價值。這是王國維第一篇有係統的長篇論文，在《人間詞話》發表前，這是一篇最有社會影響的文章，以對文學的美學性質的新的深刻理解而著稱於世。
“紅樓夢》之精神”是什麽？在王國維看來，這不是就事論事而能解決的，這要用哲學來說明。王國維當時認為形而上學的哲學“可愛而不可信”。他追求“人生”的根本的意義，即“生活之本質”是什麽？這是一種人生哲學。寫這篇文章時，他是叔本華哲學的研究者、追求者、宣傳者，他對“人生”的回答是“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饜，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人要滿足自己的欲，就要追求，有追求，必有痛苦。如若得到滿足，其後果有二：一是有新的追求，這必然有新痛苦；二是因滿足而產生“倦厭”，這也是會產生新的痛苦。他得出的結論完全是叔本華的口氣：“故人生者，如鍾表之擺，實往複於痛苦與倦厭之間者也，夫倦厭固可視為苦痛之一種。……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紅樓夢》寫的生活之欲，“男女之愛”占了很大分量。分析男女之欲的理論，王國維認為“其自哲學上解此問題者，則二千年間，僅有叔本華之《男女之愛之形而上學》耳”。王國維指出的叔本華的文章，現在中譯本為《性愛的形而上學》。叔本華在這部著作中，對引起過人類激情噴發的男女之愛，對許多文學作品進行歌頌的人類的愛情，作了新的解釋。他承認，兩性之愛，“除生命外，它是所有的衝動中力量最強大，活動最旺盛的；它占據人類黃金時代（青年期）一半的思想和精力；它也是人們努力一生的終極目標，它會妨害最緊要的事件，能使最認真的工作忽然中斷，有時，連最偉大的思想家也會受到短暫的混惑”。戀愛中的人們常常自以為陶醉在幸福之中，其實，這隻是現象，這是“種族意誌”引誘個人來作出犧牲的一種安排。一種“種族意誌”（傳宗接代的生存意誌）需要個體的人，男人或女人當成犧牲品。所以，表麵的戀愛隻是幸福的現象，不過引導人去作出犧牲，即養育後代而已。而在實際生活中，戀愛常常會最終導致喝一杯悲苦的酒。他舉《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廉斯坦》為例，“將戀愛事件處理為悲劇的作品中，大抵種族的目的都歸於烏有，所以做道具的相愛者也隨之滅亡”。在他的冷冰冰的性愛哲學中，對婦女的看法似乎更加冷酷。這大概是由於他過多的主觀的氣質，也可能是他對他母親的不良印象而造成的。叔本華自己說：“這篇《性愛的形而上學》，對於目前正卷入激情欲海中之人，可能非常的不中聽。”這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話。因為，叔本華將性愛歸結為“傳宗接代”，就否定了人們對愛的精神上的需要。但是，王國維卻認為這是人生的真諦，並且用於評論《紅樓夢》。
《紅樓夢》之精神是什麽呢？王國維回答：“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按王國維理解的叔本華學說，《紅樓夢》中寫的飲食男女均為生活之欲，讀書做官均為勢力之欲；有欲必呈生活之苦痛。為了將活生生的小說裝進既定的理論框架中去，常出現牽強附會之處。比如《紅樓夢》第一回敘此書主人公賈寶玉之來曆，稱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煉成好多石頭，有一塊剩下未用，逐漸通靈。這本來是文學上的起興之筆，在結構上，可以說是《石頭記》名字之由來。王國維卻據此發揮說：“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此可知吾人之墮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誌自由之罪惡也。”這就將藝術上的暗示與哲學主張直接等同起來，違反了王國維曆來主張的藝術的直觀性質了。小說主人公賈寶玉有一塊“通靈寶玉”。“玉”和“欲”在漢語中是同音，於是王國維就直接據此引申道：“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這樣的論斷，似在演繹叔本華哲學。從表麵文字看，牽強附會處，頗為明顯。其實，王國維宣傳人生即苦難的思想，其中包含著王國維對人生苦難的體驗，對國運衰亡的憂患，對人民在苦難中麻木樂天的慨歎。
中國古代傳統文人寫詩明誌，大都不重視小說。1900年前後，小說的理論文章大量湧現，小說的刊物紛紛出版，顯然受到“變法維新”的影響。1902年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是影響全社會的論文。他認為，由於有毒素的小說流傳，所以“中國政治腐敗”。他反對輕視小說，並將小說的作用提高到令人驚奇的地位：“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由於重視小說，提高了小說的地位，對古典小說的評論也發展起來了。1904年以後，從美學角度探討小說的人多起來了，比如黃人的《小說林發刊詞》指出，小說的實質是“文學是傾向於美的方麵”的一種。徐念慈《小說林緣起》以黑格爾美學思想為指導分析小說。王國維的文章是在這股文化潮流中產生的。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的特點，是努力從現代哲學、美學的高度去揭示這部作品的新的價值。這是王國維第一篇有係統的長篇論文，在《人間詞話》發表前，這是一篇最有社會影響的文章，以對文學的美學性質的新的深刻理解而著稱於世。
“紅樓夢》之精神”是什麽？在王國維看來，這不是就事論事而能解決的，這要用哲學來說明。王國維當時認為形而上學的哲學“可愛而不可信”。他追求“人生”的根本的意義，即“生活之本質”是什麽？這是一種人生哲學。寫這篇文章時，他是叔本華哲學的研究者、追求者、宣傳者，他對“人生”的回答是“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饜，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人要滿足自己的欲，就要追求，有追求，必有痛苦。如若得到滿足，其後果有二：一是有新的追求，這必然有新痛苦；二是因滿足而產生“倦厭”，這也是會產生新的痛苦。他得出的結論完全是叔本華的口氣：“故人生者，如鍾表之擺，實往複於痛苦與倦厭之間者也，夫倦厭固可視為苦痛之一種。……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紅樓夢》寫的生活之欲，“男女之愛”占了很大分量。分析男女之欲的理論，王國維認為“其自哲學上解此問題者，則二千年間，僅有叔本華之《男女之愛之形而上學》耳”。王國維指出的叔本華的文章，現在中譯本為《性愛的形而上學》。叔本華在這部著作中，對引起過人類激情噴發的男女之愛，對許多文學作品進行歌頌的人類的愛情，作了新的解釋。他承認，兩性之愛，“除生命外，它是所有的衝動中力量最強大，活動最旺盛的；它占據人類黃金時代（青年期）一半的思想和精力；它也是人們努力一生的終極目標，它會妨害最緊要的事件，能使最認真的工作忽然中斷，有時，連最偉大的思想家也會受到短暫的混惑”。戀愛中的人們常常自以為陶醉在幸福之中，其實，這隻是現象，這是“種族意誌”引誘個人來作出犧牲的一種安排。一種“種族意誌”（傳宗接代的生存意誌）需要個體的人，男人或女人當成犧牲品。所以，表麵的戀愛隻是幸福的現象，不過引導人去作出犧牲，即養育後代而已。而在實際生活中，戀愛常常會最終導致喝一杯悲苦的酒。他舉《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廉斯坦》為例，“將戀愛事件處理為悲劇的作品中，大抵種族的目的都歸於烏有，所以做道具的相愛者也隨之滅亡”。在他的冷冰冰的性愛哲學中，對婦女的看法似乎更加冷酷。這大概是由於他過多的主觀的氣質，也可能是他對他母親的不良印象而造成的。叔本華自己說：“這篇《性愛的形而上學》，對於目前正卷入激情欲海中之人，可能非常的不中聽。”這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話。因為，叔本華將性愛歸結為“傳宗接代”，就否定了人們對愛的精神上的需要。但是，王國維卻認為這是人生的真諦，並且用於評論《紅樓夢》。
《紅樓夢》之精神是什麽呢？王國維回答：“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按王國維理解的叔本華學說，《紅樓夢》中寫的飲食男女均為生活之欲，讀書做官均為勢力之欲；有欲必呈生活之苦痛。為了將活生生的小說裝進既定的理論框架中去，常出現牽強附會之處。比如《紅樓夢》第一回敘此書主人公賈寶玉之來曆，稱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煉成好多石頭，有一塊剩下未用，逐漸通靈。這本來是文學上的起興之筆，在結構上，可以說是《石頭記》名字之由來。王國維卻據此發揮說：“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此可知吾人之墮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誌自由之罪惡也。”這就將藝術上的暗示與哲學主張直接等同起來，違反了王國維曆來主張的藝術的直觀性質了。小說主人公賈寶玉有一塊“通靈寶玉”。“玉”和“欲”在漢語中是同音，於是王國維就直接據此引申道：“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這樣的論斷，似在演繹叔本華哲學。從表麵文字看，牽強附會處，頗為明顯。其實，王國維宣傳人生即苦難的思想，其中包含著王國維對人生苦難的體驗，對國運衰亡的憂患，對人民在苦難中麻木樂天的慨歎。
